聞海與勞工運動

 H.G.Castaño

王保羅 翻譯

如果有一個中國當代電影必不可少的領域,毫無疑問是紀錄片。 在避開了市場及審查制度的嚴重壓力下,王兵、趙亮導演的紀錄片都可以說是中國電影在過去二十年裡,對世界電影最重要的貢獻。聞海(1971年出生)的電影《凶年之畔》(2017年)證實了紀錄片在更進一步瞭解中國,以及中國人現實處境的重要性。 《凶年之畔》讓觀眾了解到,中國勞工運動的啓蒙狀態和工人組織所面臨的困難。

《凶年之畔》拍攝於2009年至2015年之間。這部電影講述一群來自中國南方廣東省的工運積極分子的故事。 他們為工運付出相當高的代價:被打壓、被毆打甚至被監禁,以及面臨強大社會壓力下家庭親人間的決裂。 如果不了解這些勞工NGO組織的運作,觀眾就無法理解這些工運人士的個人故事。 廣東番禺打工族服務部(創建於1998年,在影片完成拍攝後不久,被政府強制關閉),就是這部電影所近距離紀錄的組織之一。 該組織由工運人士曾飛洋領導(他於2015年被捕並被判3年有期徒刑),機構的主要成員都是來自中國農村的農民工,他們在領悟到勞資關係的殘酷現實後,將自己曾經懷抱的發財夢想,轉而獻身於幫助其他農民工維權。

工運人士以法律為行動依据,密切跟進工人維權行動,並就安全和勞工權利向工人提出建議。工人組織以避免給警方直接介入的理由為原則,向工人提供策略建議,並向工人提供法律工具,迫使資方願意進行集體談判。

這些雛形工會堅持保護中國勞工權益,為了改善工人的生活條件,他們在制度容許的夾縫中運作。然而,透過影片觀眾會發現這結構性腐敗,早已蔓延到所謂「中國特色」的模式中。唯一官方承認的全國總工會,是為國家和資方服務的。從理論上講,政府當局應該在勞資糾紛中「調解」,但這種官方「調解」背後的利益牽扯龐大,而這往往會犧牲勞方的權益。官員在其中甚至有意激化矛盾,因為他們清楚的知道勞方處於完全被動的狀況。打壓勞工維權是中國吸引外資的基本保障,這讓歐洲、美國、日本、韓國或台灣投資者均有獲利。打壓工人是警察或者是一些外圍的社團組織,甚至是由黑道分子代勞出手。

片中人物為了一場似乎必敗的鬥爭付出了一切,這讓我們想起另一位導演趙亮2009年製作的《上訪》裡的上訪者。上訪者消耗自己的生命,向中央政府控訴地方官員的違法行為,表達需要國家補償的心願。 即使上訪者明知不公不義及當權者對自己任意的暴行是常態,但追求正義卻是他們活下去的唯一動力。上訪者的這種無奈,讓我們想起卡夫卡1915年的作品《審判》(VOR DEM Gesetz,1915)。然而,《凶年之畔》中工運人士卻會想盡辦法達成訴求,並在過程中盡量避免與警方衝突。《凶年之畔》因而顯得有些樂觀,就如利得鞋廠工人慶功宴片段中勞工們的演講。利得工人在歷經長期罷工,而終於與資方達成集體協議,並獲得破紀錄的補償。工人音樂家孫恆在深圳工人培訓現場所唱的『生命之歌』,也保持著相對樂觀的基調。

《凶年之畔》並不完全歌唱英雄主義,反而不斷凸顯工運領袖在勇敢與脆弱之間的對比。 電影中史詩般的片段不多,只有少數幾段表達對民主的追求;建立強大的公民社會;或司法應服務正義,而不是淪為當權者的統治工具等言論。 中國著名的勞工維權律師段毅,鼓勵工運領袖的一席話,因為段律師意識到,他們在不斷被打壓下,鬥志不斷減弱。 如果聞海推遲一年結束拍攝,那麼《凶年之畔》就有可能成為講述失敗的故事。 因為,在拍攝結束後不久,一波鎮壓勞工維權人士的運動在官方主導下展開,讓影片中的許多人物被捕、入獄。導演本人決定自我放逐到香港,以避免報復。

這部紀錄片同時不忌諱描述這些工運人士的意識形態上的弱點。例如,中國女性被降級為前線抗爭者單純妻子的角色;有時,女工們被恭維,卻是因為她們可以像“男人”一樣去抗爭。導演描述了中國女工抗爭者的角色,例如中山日資翠亨工廠的女工,她們被拖欠社會保險金後去參加罷工,卻反而被警方毆打。這位女工的故事就是無數中國女性的故事:警察暴力的受害者,因單親而恐懼被解雇,淪為老闆壓榨的受害者。

片長三個多小時的《凶年之畔》,讓觀眾看見萌芽中的中國工運的狀況,雖然組織不健全卻也擋不住,就如遍布中國各省的罷工行動一般。工運者善用社交媒體將線上的討論轉化為線下行動。《凶年之畔》是一部工運電影也是對工運領袖的親密寫照,同時它又向千千萬萬正在用自己的生命,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農民工致敬。《凶年之畔》充分證明了,近年來中國電影中最美的畫面,均是由最簡單的設備,低調拍攝而成。

註:中文翻譯:王保羅

原文為西班牙文,由 H.G.Castaño撰寫,發表於2017年6月1日,《遠方》雜誌(http://www.yuanfangmagazine.com/cultura/focus-cultura/wen-hai-movimiento-obre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