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nia/再悼一梁先生

再悼一梁先生


Shania

留给人间最后一个表情是笑脸
留给好友最后一个手势是战斗
死神打败的只是你的身体
你的意志和灵魂已经永生

如果再给你十年或者仅五年
向华语世界引进荣格的使命就会实现
你的离去让这一空白的填补
不知又要推迟多久[心碎][大哭]

今天你的遗体已化作青烟
在泰国美塞的天空渐渐散去[大哭]
你的生命却会复活
你精神的种子会发芽破土、散叶开花

你留下的是尚待开发挖掘的宝藏
我们其实对你所知甚少
但仅凭现在对你有限的认知
已经足够引导我们去认识更宽广博大的你
越靠近你就越发现
一个光芒万丈的伟大灵魂

Shania/悼念恩师王一梁先生

悼念恩师王一梁先生

Shania

愿你的灵魂轻盈飞向天国
留下生命的重量
给我们的空虚增添盛大的内容
尘世的苦难劫波
已经为你戴上天国最神圣的光环

失去你的疼痛如万箭穿心
只愿这箭镞更猛烈
同时射穿这世间的迟钝腐朽
使我们得见新鲜的机体与血液

你早已一个人走得那么遥远
而今我们追随你的足记
你的背影消失处
我们不能抵达
那是你一个人的国度
同时拥有伟大的痛苦与荣耀

为了到达你的国度
我爱上了你的痛苦
怀抱着痛苦的火焰
就像抱着鲜花
来到你的面前

江南/天堂又一次開門

天堂又一次開門

江南

天堂

又一次打開大門

有一个哲人(榮格的使徒)要來

他叫王一樑

寫詩  并大口喝酒

他也是个細膩的英文翻譯家

他善待過女性  對文友視如兄弟

他活到58歲  他不想活了

他説把夀數

贈于我們

兄弟啊

你的命重于我們的命

我們受領不起啊

兄弟啊

請你站起來

讓我們成為麥浪

扑向生銹的鐮刀

2020.1.4於异鄉丹佛

阿鐘/悼王一梁

悼王一梁 

阿 鐘

往事在雨声中嘀嗒

往事与我不断交谈

雨声嘀嗒中纷纭的往事浮现 

上帝一定会接纳你吧

我们的恩怨已经勾销

纷纭的往事使我无眠 

天才的头脑毁于疯狂

金斯堡也不免地下叹息

我们曾在大醉中有过约定

如今你却已先走一步 

我们早已不再互称兄弟

远隔万重山水

死与不死有何分别

你的死如同一个传言

那就把你的死当做传言

也许我们还能杯酒释嫌

2021/1/4 phila

悼文

悼文

流亡作家、翻譯家王一梁,因食道癌晚期引發肺炎,於2021年1月4日淩晨三時三十分泰國北部邊城美賽(Maesai)醫院過世,終年58歲。

王一梁是中國為數不多的地下作家,更是經典意義的流亡作家。他那顛沛流離的人生路徑,同時呈現著的自由意志的強韌和生命的脆弱。作為文學才子,他的文字不受任何文體局限,且中西貫通,造旨頗深。

王一梁生前未能出版文集有《亞文化啟示錄》、《朋友的智慧》、《薩波卡秋的道路》、《斯德哥爾摩裸奔記》、《我們到世界上是來玩的》等,其作品構築了中文主流文化之外的亞文化領域,它的語言和思想是反叛官方文化的地下文學,更是自由寫作對當代極權文字獄的反抗和不屑。

作為翻譯家,王一梁對於英文的細微末節,其隱藏在表面文字裡作者真實意圖的把握少人能及。他是哈維爾著作和有關榮格回憶和探討心理學和靈界等著述的譯者,其主要譯著有:哈維爾《獄中書:致妻子奧爾嘉》(傾向出版社,2004)、《城堡來回:哈維爾總統時期回憶錄》(To the CASTLE and Back)(待出),榮格研究著作《遇見榮格:1946-1961談話記錄》(E.A.Bennet著,王一梁、李毓譯,心靈工坊出版,2019)、《榮格的最後歲月:心靈煉金之旅》(Aniela Jaffé著,王一梁、李毓譯,心靈工坊出版,2020)。

王一梁也是傑出的文學編輯,作為獨立筆會早期會員,他和獨立筆會創會人之一的孟浪(已故)合作編輯了一百期《自由寫作》網刊,作為該刊2005-2015年間的執行編輯,《自由寫作》網刊為中國地下文學和流亡文學累積了數百萬字的作品。1980年代中至世紀末,王一梁以《亞文化啟示錄》、《朋友的智慧》、《薩波卡秋的道路》三本散文集手稿成為上海地下文學的重鎮。

近幾年,王一梁沉浸在榮格思想學說的思考之中,他是榮格的信徒、榮格學說研究者、榮格生平的挖掘者以及榮格學說的守護人。因為有了他的深入探究,華文世界對榮格的認識因此擴大。

王一梁是中國上海人,畢業於合肥工業大學電氣工程系電機專業。他性情粗獷又細膩,其生命充滿張力。但在生活中,他又是一個注重細節但常常忽略總體的詩人。1996年,他獲得首屆傾向文學獎。

2000年,王一梁因參加「中國文化復興運動」被警方判刑勞教,入獄二年。2003年,王一梁出獄後,仍被警方監視,在上海的生活十分艱難。後經文學友人的協助及不斷努力,受邀參加波士頓詩歌節,亦讓警方允許出國,獲得赴美簽證,抵達波士頓,終獲自由。2006年,王一梁以旁聽生資格在社區學院和柏克萊加州大學(UC,Berkeley)研修英文和哲學。

2017年,王一梁與白夜定居泰國清邁。2019年7月,王一梁突感食難下嚥,經清邁大學醫院診斷為食道癌晚期。2020年1月4日,王一梁因食道癌末期引發肺炎,終因身心衰竭,於泰國北部邊城美賽(Maesai)醫院過世。

中文自由作家筆會以及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的文友們深切悼念王一梁先生,同時對他的家人也表示我們的悲痛心情。我們會懷念王一樑,更會銘記著他留存的流亡作家的自由精神氣質,當然,還有他那股開朗豁達的性情。

王一梁,安息吧!

                    王一梁治喪小組

                    2021年1月4日

文海/再見了,一梁兄

再見了,一梁兄

文海

痛哉!

2021新年伊始,流亡作家、文學翻譯家王一樑於四日凌晨三時三十分在泰國病逝。

我很早就知道他的大名,並拜讀過他主譯的哈維爾《獄中書》。2016年,一樑兄新婚來香港度假,我趕去長洲島拜會他們夫婦,一見如故,當即痛飲三杯,長聊數小時盡興而歸。那天印象最深的是,一樑兄聊起他翻譯《哈維爾回憶錄》時,彷彿有哈維爾附體,言語自然、精確的流出,幾乎不用再修改。之後,我們又在臺灣相見,也約好去泰國拍攝他們夫婦從事翻譯工作的情景,不料疫情爆發,終未成行。 2016年,我在臺灣拍攝《在流放地》(In the place of exile),於紫藤廬召開的流亡文學座談會上,捕捉到一樑兄人生中的驚鴻一瞥。他三言兩語即道出,他對遭受驅逐以致流亡十多年的極權政府十分不屑;哈維爾思想中的精髓,在極權社會裡重建「第二空間」、「第二文化」、「第二政治」的意義;以及作家的責任與「世界公民」的擔當。

2000年一樑兄因參加中國大陸民間的「中國文化復興運動」入獄二年,出獄後赴美。近二十年顛沛流離的流亡生涯,並沒有擊潰一樑兄的文學志向。他是獨立中文筆會早期會員,《自由寫作》網刊執行編輯(2005-2013),共編輯了一百期,為流亡文學貢獻甚巨。

另外,一樑兄的創作,包括:長篇小說、電影劇本、詩歌、評論以及翻譯,曾翻譯

思想大家哈維爾、榮格等人的著作。可惜的是,作為流亡作家,他在祖國是異議

者,被「禁言」無法出版;在國外,他是「人微言輕」,沒有商業價值,個人著述

亦無法面世。

但一樑兄留下來豐富文學遺產,他悲劇人生的印跡,既然存在,將來也一定會呈現

在世人面前。未來,當被極權荼毒的人民重建自由文化之時,當讀到一樑兄優美的

文字,沈浸於他深邃的思想中,那就是一樑兄「我將歸來開放」之際!

感謝一樑兄,對世界索取甚少,卻貢獻良多的人生!

再見了!一樑兄。

附錄——王一樑於《在流放地》中的敘述。

我們辦一份地下刊物,我們就很驕傲了,因為我們並不直接從事政治活動。我就辦

一份地下刊物,你共產黨什麼。現在我寫《哈維爾傳》,發現他們的思想和我們一

模一樣,第二文化、第二空間、第二政治。共產黨你們不配管我們。對不對,這就

是我的思想。

so when we publish an underground magazine we feel proud.

Because we don’t engage directly in political activism.

It’s just a publication, nothing to do with the Party.

Now I write Havel’s biography

I realize their ideas and mine are merging, second culture, second space, second politics.

The Party cannot control me. Right? This is my opinion.

影像請見

https://www.facebook.com/100006964843159/posts/1720921771483301/?d=nhttps://m.youtube.com/watch?v=RLd8raEHntA&feature=share&fbclid=IwAR2eleBU256_7leHrMKfarXl0mT126Njy9Z0Y1re-chKRFwd-TQoU5lUEuY

王一樑訃告

流亡作家、翻譯家王一梁(王一樑)因食道癌晚期引發肺炎,於2021年1月4日凌晨三時三十分於泰國北部邊城美賽(Maesai)醫院過世,終年58歲。 

王一梁是典型意義上的地下作家,更是經典意義上的流亡作家。他那顛沛流離的人生路徑,在在呈現著生命的強韌和脆弱。作為文學天才,他的文字不受任何文體局限。 

王一梁生前未能出版的文集有《亞文化啟示錄》、《朋友的智慧》、《薩波卡秋的道路》、《斯德哥爾摩裸奔記》、《我們到世界上是來玩的》等,其作品耩築了主流文化之外的亞文化世界,它是反抗官方文化的地下文化世界,它更是自由對制式世界的反抗和不屑。 

作為翻譯家,王一梁對於英文的細微末節,其隱藏在表面文字下作者真實意圖的把握少人能及。王一梁是哈維爾著作和有關榮格的回憶和探討著述的譯者,其主要譯著有:哈維爾的《獄中書:致妻子奧爾嘉》(傾向出版社,2004)、《城堡來回:哈維爾總統時期回憶錄》(To the CASTLE and Back)(待出版),榮格研究著作《遇見榮格:1946-1961談話記錄》(E.A. Bennet著,王一梁、李毓譯,心靈工坊出版,2019)、《榮格的最後歲月:心靈煉金之旅》(Aniela Jaffé著,王一梁、李毓譯,心靈工坊出版,2020)。  

王一梁也是傑出的文學編輯,作為獨立筆會的早期會員,他和獨立筆會創會人之一的孟浪(已故)合作編輯了一百期《自由寫作》網刊,作為該刊2005-2015年間的執行編輯,《自由寫作》網刊為中國地下文學和流亡文學累積了數百萬字的作品。 

近年的王一梁沉浸在榮格學說的探究裡,他是榮格信徒、榮格學說研究者、榮格生平的挖掘者、榮格學說的守護人……因為有他,華文世界對榮格的認識被擴大著。王一梁的伯樂是心靈工坊出版社靈魂人物、臺灣著名心理學家王浩威醫師,經由譯書合約,王一梁和妻子白夜在流亡生涯中度過了最安穩也最高產的時刻。他們在泰國清邁安身立命,合作譯出了兩本榮格研究著作,由心靈工坊在繁體字世界出版面世。 

王一梁是上海人,可他並不屬於上海。王一梁的性格粗獷又細膩,其生命充滿張力。「生活中,他是一個注重細節但常常忽略總體的人。」(白夜語)。   

王一梁畢業於合肥工業大學電氣工程系電機專業。 

1980年代中至世紀末,王一梁以《亞文化啟示錄》、《朋友的智慧》、《薩波卡秋的道路》三本散文集手稿成為上海地下文學的重鎮。 

1996年,王一樑獲首屆傾向文學獎。 

2000年,王一梁因參加「中國文化復興運動」被上海警方以「傳播、偷看色情影帶《鋼琴師和他的情人》」的罪名勞教入獄二年。 

2002年,王一樑刑滿出獄。王一梁加入獨立筆會(ICPC),成為早期的中國國內會員。 

2003年,刑釋後的王一梁,因謀生困頓和警方監視,在上海的生活十分艱難。王一樑母親在病重中多次懇請在美國的貝嶺,希望「將王一樑救助至美國開始新生活。」同年 10月,在貝嶺努力及美國筆會幫助下,王一梁獲邀經洛杉磯前往墨西哥城參加國際筆會年會,他在上海虹機場被拒登機。 

2004年,經貝嶺安排,王一梁受邀參加波士頓詩歌節,獲赴美簽證,上海警方允他出國,他輾轉抵達波士頓,終獲自由。

2005年,王一梁獲美國政治庇護,移居加州及舊金山。 

2006年,王一梁以旁聽生資格在社區學院和柏克萊加州大學(UC.Berkeley)研修英文和哲學。 

2010年,王一梁入籍成為美國公民。 

2012年,王一梁移居紐約。 

2013年,王一梁在紐約生活困頓,應貝嶺之邀前往波士頓,短居貝嶺的租屋。同年12月初,王一樑和貝嶺飛往斯德哥爾摩參加諾貝爾頒獎典禮會場外裸奔抗議。 

2014年,王一梁先後在柏林的廖亦武家、哥本哈根的京不特家短居,期間游歷歐洲多國。 

2015年,王一梁移居台灣,在花蓮力行禪寺出家,同年還俗,轉居台北,期間在貝嶺的台北租屋短住。其後再往泰國。 

2016年,王一梁移居曼谷,同年與李毓(白夜)結婚。同年3月,王一樑母親病故,欲返中國奔喪,向紐約的中國領事館申請入境中國簽證被拒。

2016年4月,王一梁與貝嶺、白夜共同受邀參加第七屆菲律賓國際文學節(7th PHILIPPINE INTERNATIONAL LITERARY FESTIVAL),隨後短居菲律賓。

2017年,王一梁與白夜定居泰國清邁。 

2018年9月,王一梁因白夜的入境泰國簽證問題被迫與白夜去尼泊爾居住九個月,期間和白夜持續翻譯和校訂《榮格的最後歲月:心靈煉金之旅》(Aniela Jaffé著)一書。簽證期滿,又在馬來西亞,越南等東南亞國家漂流數月。

2019年7月夫妻同返清邁。

2020年6月,王一梁在清邁家中突感食難下嚥,經清邁大學醫院診斷為食道癌晚期,隨後在醫院接受化療和放療,後因身體虛弱而中斷。11月,王一梁失聲並靠氧氣機吸氧。12月,在白夜照護下前往泰國北部邊城美賽(Maesai)租房,接受孫中平醫師的中醫傳統治療。

2021年1月3日,王一梁因食道癌末期引發放射性肺炎緊急送入美賽醫院,在加急病房使用呼吸器,在承受了酷刑般的侵入性維生系統後,1月4日,於北京時間凌晨2點,終因身心衰竭,於泰國北部邊城美賽醫院過世。

一樑,安息吧! 

                       中文自由作家筆會/獨立中文作家筆會 

                       王一梁治喪小組 

                       2021年1月4日 

聞海 / 關於《西方去此不遠》的創作筆記

關於《西方去此不遠》的創作筆記

聞海

我曾寫過一篇文章〈一個中國紀錄片人的獨白:從自然主義到心理 現實主義〉,文中寫到::

「《喧嘩的塵土》和《夢遊》分別探討中國普通人的生活和藝術家 的處境。它們的主題是幻滅和虛無,那些人終其一生,都被意欲牢牢 控制。當這兩部作品完成之後,我突然意識到這兩種情緒已經深入到 我的生活了,如同一塊黑簾,橫掛在我的命運之上,我顫抖不已。 

在經歷了幻滅和虛無之後,我對現實是失望和絕望的。這其實是極 權國家內知識分子普遍的情緒。亞當•米其尼克(Adam Szechte)曾引用亞歷山大•瓦特(Aleksander Wat)的話:在史達林統治之 下的國家裡,知識分子應該如何去做?這個問題只有一個答案,這是 一個莎士比亞式的答案『他們應當去死!』。我現在能理解這句話,因為在這樣的處境裡,只要你參與公共事務,就會有參與共謀的焦慮 以及一種道德折磨,因為很多行為與你內心的良知是相悖的。除非你將自己變成橡皮人,這無異於自殺。」 

就在這時,我母親帶我去了「居士林」,在家居士們共修的地方。 讓我感觸特別深的是,它就在離《喧嘩的塵土》中那個麻將館僅僅幾 百米的地方,是一個六層樓。它混同於一片灰濛濛的樓宇中,外表和周圍任何一座城市建築都沒有什麽不同,它的周邊是喧鬧的集貿市場,但進到裡面你卻會感受到一種澄明的氛圍。來到這裡的人百分之八十 是婦女和中老年人,大部分只受過小學或初中教育。他們並不是嚴格 意義上的教徒,他們與宗教(佛教)親近,是把它當作一種教育:如何作為一個人活著。 

這是一個窮人和病人幫助窮人和病人的場所。他們組成助念團,身體力行對於垂危者和死者的關懷。從他們的儀式和一些行為的細節當中,我看到他們對待生與死的態度,都有一種同樣的平靜,從中又透 露出佛所說的「慈悲」。我對這些人特殊的身分並沒有太大的興趣,我把他們當作普通人,因為在他們親近佛之前,具備的都是一些雖然 各有不同,但又非常普遍的人生經驗。他們的行為在我看來,是這個社會普通的老百姓自發的,用自己的方法追求和維持道德底線的努力。在和他們一起體驗過幻滅和虛無之後,這種努力尤其讓我感動。 

他們的努力又觸動我去想另一個問題:人生如此黑暗、絕望,但為 何人類社會仍綿延至今,而且必將如同大河一般繼續綿延下去?下部影片將貫穿我對這個問題的考察和思索。沒有這種思考,對當代中國社會的考察就不完整。 

就是在這樣的心態和環境下我開始拍攝新的影片。從2006 年至今,近三年的時間,同時拍攝《我們》和《西方去此不遠》。 

2006 年我已信仰佛教,作為一名佛教徒拍自己所信仰的宗教,作品會陷入成為「宣傳品」嗎?我如何處理信仰和作品的關係?最後的作 品呈現了猶豫的痕跡,為何??

在影片中,了果法師和助念團的描寫是為了說明人們對宗教的依念。對形而上的精神追求是人類得以長綿下去的底藴;是人類的一種本能需要。我那時對佛教的皈依,源於我在《喧嘩的塵土》中所呈現對「道 德上的病人」的反思。我的那篇文章亦可以稱為「我的病歷單」。佛教強調個人的道德操守,讓我這樣的「病人」有了一種自我療癒的入手處。 

弔詭的是,先於《我們》拍攝的《西方去此不遠》,卻只有在《我 們》成片後,才有了剪輯的可能,為何?因為拍攝《西方去此不遠》時,當代佛教的現狀讓我困惑,個人操守與公民積極介入,建設社會的行 動之間產生了「悖論」。我那一廂情願的認識出問題了,現階段佛教的處境的確不妙。 

一則,了果法師傾個人全力修建舍利塔,是一個象徵。它道出了宗教是人類的需求,是眾望所歸,是現今佛教界興旺的表象,與了果法 師個人的努力相對比的是,被黨所管轄的當今佛教成了修廟的代名詞。 

現今各地都在新修寺廟,而且有些寺廟修得很富麗堂皇,與當地的經 濟和民生境況相距甚遠。各地大多數把寺廟當作旅遊景點,收門票,賺香火錢。其實眞正的宗教自由還是受限制的。1999年鎭壓「法輪 功」、以及歷年來對「家庭教會」、佛教、道教等宗教團體的頻繁打擊, 讓人們借助宗教來對抗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的努力破滅了。在公開場所 探討宗教等意識形態是不可能的。所以雖然基督教,佛教的信眾有上 億的人,但在公共政治領域仍然是「沉默的大多數」。 

其實對於修寺廟的行為,佛教界也是有不同的聲音。2006年,我去南華寺,見到佛源老和尙,他對與我同行的印空法師要修廟的事情就 很反感。因為修行沒必要太注意表象的東西,這樣反倒是不符合佛法的。他當時用的是禪宗的「棒喝」。眞的是用拐杖去打一再請求修廟 的印空法師。我第一次看到了我概念之外的佛教徒的形象。以前我一直認為法師都是笑瞇瞇的和事佬,其實不是這樣的。傳統中國為什麽 會讓佛教中的大乘扎下根來,而且在中國大地巍巍光大,並且發展出 本土的宗教禪宗,是佛教太適合這片土地了。千年來,佛教一直是光 明正大的在這片土地上傳播,對中國的政治、文化、精神產生了巨大 的影響。但1949年以後到今天,佛教卻一直是受到壓制。雖然 1976年後,毛澤東的黑暗統治結束,但「黨文化」一直以來還是占統治地 位,任何與之探討和爭論的意識形態,都是不可能公開進行的。經濟時代無非是將「毛澤東時代」所拆掉的廟宇開始修復,但大多數是簡 易的、粗糙的、急於求成的、好大喜功的工程,是當地旅遊局利用人們求善的心理,大做買賣的場地。在1999年時,我聽朋友講,現在只 有修廟是最好的買賣,因為每天可以能收很多香火錢。當時不信,只覺得這樣很邪惡。 

二則,由於在公共場所無法對佛教的理論展開探討,人們只有在黑暗裡自己摸索。因此也讓很多邪知、邪見有了可乘之機,很多人將佛 教弄成了迷信。和社會上的情況一樣,很多佛教徒深陷於迷惘和不知 所措之中。了果法師就常常感歎佛教界的複雜和名聞利養的習氣很重,對助念團描寫表達了我對她們行為的讚揚和懷疑,讚揚是因為我覺得她們是「行動者」,宗教是人類的根本需要,但我又覺得在極權社會裡,她們的行動又充滿了悖論。美好的行動卻被「黨文化」所扭曲,有時覺得佛教的現實眞正成了文革被批判打倒時,扣上的「麻痹人們 的精神鴉片」。 

所謂的個人操守在如今的現實環境下,也是有著討論的餘地的。「個 人的內心操守和他的外界遭遇是無法分開的。」內心操守不在乎生活 世界中發生了什麽,一味保持內心獨立,其實並不是有自信,而恰恰是對自己取得別人對自己的尊重毫無自信。一個人之所以從公共生活內退縮到內心操守,那不是因為他不需要他者的承認,而是因為知道自己無法成功的得到他者的承認。被羞辱者不反抗羞辱,反而把羞辱內化為一種正面價値,這其實是在用另一種形式向羞辱者屈服,根本 沒有實現什麽所謂的內心獨立。所謂的內心操守不過是心甘情願地聽任別人「把羞辱變成一種訓練(假)聖人的工具」1。 

這種種的行為,讓佛教徒被誤認為是「犬儒主義者」、是「逃避者」、 是「影子」。但其實不是這樣的。我在做《我們》時,佛家的情懷和 對生命的認識和鼓勵,也讓我擔起自己無法迴避的責任,勇敢的面對 命運賦予的任務。佛陀的教誨是讓我得以有勇氣將影片展現出來的力量源泉,《我們》沒有胎死腹中。 

佛教徒從來都是入世的,在傳統中國,大乘佛教就傳揚人要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浩然正氣。在現實世界中,生發出一種哈維 爾所說的「來自遠方的拷問」式的,對人生終極命運的思考和承擔。《西方去此不遠》中,紹雲法師講述他的師父虛雲法師的命運,不正是一位佛教徒對「黨文化」的抗爭嗎?紹雲法師的堅持和堅信的努力 不也是一種對政治迫害的反抗嗎?佛教徒在「最黑暗的時代」中從來沒有放棄他們的抗爭。佛教的理論從來不是逃避的、幸災樂禍的、它 講的是承擔、是犧牲和奉獻。 

在我猶豫的風格裡,是我對作為當下佛教徒的一種「羞愧」;不是 對佛法的懷疑,是對我在這個處境中的「犬儒」行為的不適。 

這讓有些人認為我拍得不夠。因為我先前的影片都是那麽的激烈,他們說這片子不過癮。是的,這影片沒有先前影片的肯定和直接。我考慮了很長時間,但還是如實的呈現了我現在的心理狀態,我無法迴避我的局限性。我最終將影片處理的很平淡,則是基於我的宗教體驗,那是一種很私密的,對自己很強烈但對於外人卻不是很能分享的感覺。如同禪宗的開悟,需要自己的身體力行,師父也幫不了忙。我個人在 拍到最後的下雪鏡頭時(它也是影片的結尾鏡頭),那時我就有一切都空了的感覺。「白茫茫大地眞乾凈」正好呼應了影片的主題⸺西 方凈土的概念。 

2010 年,於北京通州區 

註釋 

1. 見徐賁《通往尊嚴的公共生活:全球正義和公民認同》,P284,新星出版 社,2009。 

轉引自聞海《在流放地的影像》。

老木紀念專輯/陈家坪/诗人老木

诗人老木

陳家坪

够感受到他那个时代的背景他自身的故事他自身的生命状态和写作现场。目前,我们所能读到的老木的诗,主要创作于八十年代;其格调不俗,更多倾向于精神性抒情表达。1985年,老木主编《新诗潮诗集》,这是他所吹响的中国第三代诗歌运动的结集号;如今,老木所代表的八十年代诗人,在经历一场举世闻名的社会运动之后,他们随着理想主义的破灭而幻灭;九十年代活跃起来的诗人,则代表了犬儒时代的到来。

老木出生于1963年,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1989年流亡法国,因患精神疾病流落巴黎街头, 2016年被救助回国,结束长达27年的流亡生活,2020年于老家江西萍乡去世,令世人长叹!

在老木所属的时代,他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写作者。就像我们看到五四时期那些文学青年的命运,在老木身上所显示出来的,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之后,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命运,是最为悲惨的一种命运。据《出逃回忆录》披露:当时,美国、加拿大、澳洲和欧洲各国,一夜之间,为中国批准了十万张政治难民卡,法国密特朗总统多次接见过诗人老木和一众流亡者。但是,他们从天安门广场一直吵到巴黎,最后吵散了,老木因此失去了群体靠山。他借酒浇愁,要么不说话,要么抱住人就哭,甚至当众撒尿。台湾女朋友被吓跑了。在巴黎街头,老木主要住在桥底下。曾经,中国大使馆派人找到他,允诺送他回国治病,但要求他必须在悔过书上签字。老木跳起来,大叫一声:“老子决不悔过!”这句话正好跟他参加那场社会运动时说过的一句话形成呼应。当时,他揣开门,对北大的同学们说:“都什么时候了,到广场去!”对此,《老木和我的友谊》一文有过这样的评述:作为一位极具理想主义的诗人,老木认为自己必须置身于那一场社会运动当中,置身于诗的泉眼。事实上,这是发生在老木他们那一代诗人身上的历史命运,谁也不能忽视。但真要看清楚这段历史,很多人并没有这种社会观察能力,同时也缺乏相应的资料;当然,很多人只是自己埋头写诗,好像根本就感觉不到社会历史的真实存在。据不同朋友回忆:老木的弟弟妹妹轮流去巴黎寻找过他,汉学家安排学生地毯式搜寻过他。一百七十多个救济点被找了个遍,几次找到,他都逃走了。2016年,老木终于由巴黎落地广州白云机场。回家后,他的精神恢复了大半,身上十几种病被清除,脖子上长了寄生虫的肿瘤被切除了,但他却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患上了癌症。最后,因起夜不慎摔跤,戳破肝部肿瘤,没伴侣及时照顾,待早上发现时他已气绝,且七窍流血。

老木的同代诗人认为,老木遭际之余,还需在自我定力上找原因。诗人守住了诗,就守住了命运的最深定义。持这种看法的诗人应该不少,在他们看来,老木参加社会运动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诗人,首先是诗人,只要默默地写作,把诗写好就可以了。我理解这个思路,但是,其中还是存在着一些误解。我们强调诗人身份的主体性,这也正是老木的诗歌观念。老木主编《青年诗人谈诗》时在序言中写道:“诗人所做的,只是写诗。他的作品代表了他要说的一切。”当时,老木只有诗人这个身份,没有别的身份。现在,我们说老木是一个革命者,是因为那一场社会运动的爆发,老木投身其中。难道,我们就要因此否定老木的诗人身份吗?在那一场社会运动中,有很多人一直守着诗人身份,没有成为革命者,这仅仅是诗人的个人选择。我们能够说,那些坚守诗人身份的写作者所写的诗,就一定会比老木的诗写得更好吗?我认为,不一定。

在诗人身份之外,老木还有一个革命者的身份,这种认识是一种思想认识,这种认识是我们认识时代思想的一部分。当诗人和他所处的时代发生碰撞,形成了历史发展阶段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包含着历史价值和个人思想价值。我们必须还得从这个角度去认识作为诗人的老木,去消化他所经历过的时代那最具有现实意义的一种思想。当然,我们可以批评老木的诗还没有从他那个时代的语境中超越出来;但是,再过几十年,新的一代人看我们,他们也可以说我们还没有从自身的时代语境中超越出来,这是必然的。我认为,诗人要从他那个时代超越出来,就得去处理他与时代相关的历史事件、精神事件、思想事件。所以,我们不能孤立地,简单地把老木所参与的社会运动理解成一场政治运动。我们要思考:老木的生活和写作,怎么就被一场社会运动给全面粉粹了?

我们看到奥登参加西班牙战争,参加中国抗日战争,他这样的选择影响他成为一个诗人了吗?减少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思想性和行动力了吗?穆旦参加远征军,我们不能说,穆旦是诗人,就没有必要去参加远征军,他作为诗人只要把诗写好就行了,我们不能这样说吧!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容易犯逻辑混乱,容易耍聪明劲。当布罗茨基把极权迫害的个人经验写成诗的时候,他的国家不会发表他的任何作品。布罗茨基的同胞是不是可以说,他在世界上那么有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政治诗人。同样的逻辑,我们对老木会不会也有这样的误解?他参加社会运动,流亡国外,他是否创作了我们至今还没有办法看到的诗歌作品?所以,现在,我们还不能简单地去判断,老木就是一个青春期写作,就是一个革命者,他是被政治牺牲了的诗人。早知道会成为牺牲品,还不如一直持守诗人的定力,好好写诗。这样讲,终归还是有一些势利。我们所要关心的,应该是老木的命运到底经历了哪些黑暗?哪些密秘深渊?恐怕,他才是真正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流亡者,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他身上所发出的警示的亮光?如果我们足够诚实,我们应该已经知道老木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我们从他的命运故事中应该有所感觉。老木绝不可能是一个诗人的反面,以惩诫后来者。老木之于诗歌,老木之于社会运动,终其一生都会存在着一个价值诉求,这个价值诉求是什么?

    我们看到奥登参加西班牙战争,参加中日战争,难道他是为了要把诗写好才去参加战争吗?穆旦参加远征军,也不会是为了要把诗写好才去参加远征军的吧?同样,老木参加社会运动,他也不可能是为了要把诗写好才冲到了社会运动的前线。非要以诗人的标准去衡量他的社会行动,是不是我们的思想本身显得过于狭隘? 

当然,我们看到过一些诗人,投身革命,投身到对现实的抗争,最后,他的诗歌写作停止了。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成功者,像奥登、米沃什、布罗茨基、穆旦,甚至,但丁,他参加了他那个时代的政治斗争,他成为失败的一方,终身流亡国外。但丁表达了他的经历,在《神曲》这部伟大的作品里。正是这些类似于老木这样的现实抗争者、革命者、失败者,创造了一个伟大的人类诗歌传统。

似乎,卡夫卡的一生没有参加过什么重大的社会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毫不关心,甚至漠视现实。一战爆发那天,他在游泳池里面游泳,过着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但在日记里,他记下了这一时刻。这非常重要,很多研究卡夫卡的批评家都注意到了这个历史性的细节。是的,我们可以说,对于诗人,只有他的诗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要问,诗人的诗,是很重要,但是他的诗到底表达过什么最重要的东西呢?那些发生在我们时代里面,发生在我们眼前活生生的历史事件、思想事件、社会事件,诗人都不去触及,始终保持距离,那这样的诗人其重要性到底会体现在哪儿呢?老木,肯定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位诗人。他是一种存在,他会让我们感知到更多的时代真相。我们绝不能轻描淡写地谈论他,更不能以他是一个革命者来否定他是一个诗人。他既是诗人,又是革命者。老木写过《美人、怪客或别的东西》,这篇文章所表现出来的诗歌写作意识、历史意识、观念意识一点都不缺乏。我们可以因此判断,老木的诗歌观念,在当时已经超越了他那个时代。

另外,我们有的诗人,觉得自己在一代人中,一直是处于一种游离的状态。曾经强调过的某种共同性,他如今了无兴趣。这种观点我听到过不同的表达方式,同样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表达出来,说的都是相同的意思。我不知道,这是诗人的个人问题还是这个时代我们共同的困境。我认为,我们强调的时代,并不是指有一个共同的东西,供我们去遵守。这样的东西并不存在。我们所说的属于时代的东西,只能由时间来判定。在获得时间的判定之前,我们所要做的,无非就是把我们自己所处的这种游离的状态表达出来,它是不是具有时代的共同性,交给时间去判定。或者说,不是有一个时代性的东西需要我们去领取,而是什么都没有,一片空白,属于时代的一切,需要我们去创造。在此之前,我们所说的共同性,只是一种对时代的感知。我们对时代的感知,需要具备历史意识,需要有一个历史的认知维度,观念维度。否则,我们对所谓时代的共同性感知,会很虚无,很不真实。目前,我认为,这是我们普遍存在的思想困境。 

一个诗人的独特性,恰恰在于他思想的深邃,他思想的背景决定了他作品的独特价值。诗人没有思想,他的写作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技术,我们很难说他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价值。但是,在我们的时代,要思想是困难的。有人偏向学术传统,获得一种安全感;有人偏向主流话语,获得认同。尤其,真正能够直面现实的思想,自然会有一种危险性。当整个时代都在后退,我们就是站着不动,我们的思想也会暴露在一个让我们感觉到极为不安全的地方。面对这种困境,我们可以怀疑,甚至可以暂停思考,但千万不要自我否定,自我退缩,那才是诗人真正的悲哀!好像什么都是假的,诗人什么都不要相信,惟有埋头写作。好像诗就是一些字、词、句的组合,这的确是把诗歌写作简单化了。作为一个诗人,我们真的能够做到回避时代而专心写诗吗?我以这个逻辑把我的思考表达出来,可能会比较尖锐,但更多还是在参与一种讨论。可能会有一点偏激,会有一点武断,并不就是完全正确。

不是非要成为一个革命者,才能成为一个好诗人。但是,当诗人去成为一个革命者,甚至因此放弃了写作,那意味着某种牺牲,至少,我们做到不要去嘲笑他,去轻视他。我觉得,这也许是一个道德问题;甚至,也是一个正义感的问题,一个诗人是否有良知的问题;从诗歌生命的本质上讲,它也是一个写诗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排除这个逻辑,就是说,一个诗人必须成为革命者才能写出好诗;或者,一个诗人只有回避革命才能写出好诗。我们不要陷入这个奇怪的逻辑,这个逻辑并不成立。面对这个问题时,我们往往容易简单地把自己归划到这样一个逻辑思维里面去,但事实上并不是这么回事。我们不要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和讨论问题,不要那么容易地表态,那么轻易地绝对化。因为什么,所以才成为什么,不是这个逻辑。老木因为是一个诗人,所以后来成为了一个革命者,不是这个逻辑。老木成为了一个革命者,所以耽误了他写诗,事情可能不会是这么简单。老木早期是一个诗人,后来参加了社会运动,这在他的人生中是分先后阶段的。我们只能分别去做出具体的分析。我们目前能读到的诗,是老木参加社会运动之前写的诗,这些作品写得好不好,只能放到他的同代写作中去比较,放到一个诗歌历史传统中去比较。而他参加社会运动以后写的诗,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还有待于我们去挖掘他后来是否创作了新的作品。庞德在《诗章》里处理过他在二战中的经历,老木是否在他后来的写作中处理过他参加社会运动的经历? 

诗人孟浪跟老木一样,都有流亡国外的经历。我们对孟浪的关注是一阵一阵的,在我们这个文化环境中,我们很难对一个诗人形成持续稳定的关注,背后原因,首先是出版不自由。流亡诗人创作的作品我们看不到,或者不能第一时间看到;即使看到了,也不能自由地展开讨论。这肯定会影响到诗歌的传播,影响到我们对诗人的了解。我们对老木的关注,一直是压制的,缺失的。我们是因为政治事件才关注老木吗?布罗茨基,我们怎么去解释,他受到世界关注,是因为政治事件,还是因为他的诗?世界关注到政治事件,同时也知道了事件中的主角布罗茨基。布罗茨基的作品跟上去了,产生了持久的国际影响力。北岛也是因为政治事件受到世界关注,但他的作品跟不上去,没有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力。有人说西方从政治性上来关注诗人,是对我们的一个偏见。从政治角度关注诗人,怎么会是一个偏见呢?要不是有一个政治事件发生在诗人身上,怎么可能会从政治事件上来关注诗人呢?如果诗人身上的确是发生了政治事件,又怎么就不能从政治性上来看而非得要从诗的角度看呢?布罗茨基有意不强调自己身上的政治迫害性,从而避开受害者角色不让自己受到第二次伤害,他始终以诗人的审美来确立自身的形象价值。诗人想去掉自己身上的政治性标签,显然,布罗茨基做到了,而北岛没有做到。北岛没有政治性标签,他就没有那么重要。同样,西方也以政治性来关注诗人多多,在中文世界,我们似乎都在说多多是最好的诗人,但他仍然没有达到布罗茨基那样的思想水准,没有建立起自己作为世界诗人的形象。是西方的政治性关注害了北岛和多多吗?这样想,可能会有点荒谬。布罗茨基是为了引起世界关注,才去制造一个政治事件吗?北岛、多多们是为了引起世界关注,才去制造一个政治事件吗?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如果制造政治事件就受到世界关注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世界上那么多聪明人,那么多想成名的人,不知道会制造出多少政治事件来。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我们是怪政治性关注还是怪诗歌写作呢?尤其,前面尚有历史可鉴,我们怎么能够一概而论?

在那一场社会运动之后,很多人在利用流亡的身份谋取私利,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否定流亡在人类历史上产生的独特的思想价值。很多人投机,最终证明无用。老木,不是流亡中的投机分子。好好读几首老木的诗,我们就可以判断,老木是诗人的同类。只能说,围绕着老木所产生的一些误会和分歧,主要原因是我们对历史完全一片空白。我说了这么多话,到底有多少是事实?有多少符合事实逻辑?我也不知道。至今,我们没有掌握太多的历史资料,只能说,再等等吧,再看看吧,看有没有相关的历史资料披露出来。相较于诗人参加社会运动,我觉得诗人写诗这个行为也许要小得多,当然,这样的比较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我们可以说,诗要超越这一切,但是,不参与,不了解,诗人拿什么去超越?

很遗憾!当老木流亡归来,我们谁也没有做好迎接他的准备。这个社会没有,他的战友没有,他的诗歌同行没有,这比老木于落泊中早逝更令人悲愤!老木的诗歌同志,诗歌战友告诉他,历史已经翻过好几篇儿了。老木说,没有翻过去!似乎,时代已经把老木抛弃了,但这个所谓的时代,其实就是一套人人去争相模仿的成功学。北岛、多多、杨炼、西川,于坚,以及更多的诗人,他们不巧站到了这样的时代一边。当然,老木是时代的弃儿,但历史真的会记住他。诗人也知道,诗是一种行动,那么,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理解老木的行动呢?是的,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确不得不承认:老木是一个失败的诗人,是一个失败的革命者。纵然如此,他那充满诗性的生命,难道就不是一种行动,就不是一首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只是在我们诗人当中,有谁能够把这样一首英雄史诗创作出来呢?

作为诗人,老木是中国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开拓者,亦是终结者。老木后来经历的悲惨的命运只是我们的命运发生在他的身上了——诗人,请不必为此哽咽,你要大胆说出来!

2020.12.4

轉引自輕寒詩社

老木紀念專輯/熊原/中文系失传的烟斗跑到哪里去了

中文系失传的烟斗跑到哪里去了

熊原

2020年11月27日,当代著名诗人老木,因病于家中猝然离世,享年57岁。

老木,原名刘卫国,江西萍乡人。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与西川、海子、骆一禾并称北大诗歌四才子,著有诗集《你在火的上面歌唱》。他曾是北大著名学生刊物《启明星》的创刊编委,主编有《新诗潮诗集》和《青年诗人谈诗》,卓有远见地录入了一批先锋诗人与诗作,对当时的诗坛产生了深远影响。《新诗潮诗集》“迄今仍然是‘朦胧诗’的历史成绩最好的检阅和总结。”(诗人西渡语)

惊悉老木辞世,初岸文学联合发起人熊原老师特别撰文,深致哀悼。

一个人走了,悄无声息地走了

1
前几天在宜宾,万里长江最开始的地方。这句话自带歧义:众所周知,长江的发源地在唐古拉山的各拉丹冬峰,沱沱河。凭什么要说到宜宾?其实,这个问题不难解答,四面八方的水,只有到了金沙江和岷江交汇之后,才会滔滔而下,因此岁月滚滚而来,方谓长江。当我站在金沙江和岷江交汇的三江口,初冬薄稀的雾中,树叶萧瑟,草木自如,应是古人伤悲的时候,而我和朋友们不过是酒意阑珊。一个朋友说了一句自古文人多悲秋,立刻,他的话语就被更多朋友活在当下的声音压住,伟大的时代需要黄钟大吕,任何一声叹息都是可疑的。那个朋友很快就被戴上了善解人意的口罩,他的委屈不过是一片滑落到地的树叶。 面对长江,自然心潮澎湃,我们都在努力挣扎,朝向光的上方。可是该死的营营生活,总会在耳边萦绕,如同深秋最后一只蚊虫。先是一个朋友的手机响了,然后是又一个,然后是另一个,再然后,大家不需要再去面对山川大河,挖空心思抒发贫乏的赞叹了,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去谈论新闻刚刚说过的,一个足球明星的死亡。 不管缪斯女神同意与否,我必须将这件事情划分到诗歌的领域。

2
身处网络时代,最大的好处,在于你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知晓这世上发生过的每一件事情。这是一个搞网络的朋友告诉我的。所以朋友们慨叹那位足球明星生平的同时,我已经被微信朋友圈里此起彼伏的蜡烛晃晕了双眼:那位仙逝的足球明星不会知道,自己死后,会有那么多的中国人民开始和他攀交情。而我也才知道,我认识的男男女女里面,竟然有这么多的人,在这一刻才开始了解足球运动。 死亡不是终点,不过是人生的一站。年过五十,比我岁数大的朋友们,不知不觉地,都会从言谈举止中透漏给我,也不知道施行的,是哪路神仙的道法。听得耳晕,有时候忍不住想拜托一下:要么您先撞破黑幕,探下路再回来禀报一下?可惜没人接招。所以大家还在世间继续庸庸碌碌,扛得难受了,就特别期待一点不一样的声音。打个比方,就像一个人独自在黑夜里行走,树林里有晃荡的不知道是什么玩意的影子,还有不时莫名的尖锐的声音,在你惊慌失措濒临崩溃的那一刻,你听到了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的口哨声,那是和你一样的,人类的声音。因此,你勇气再生,满血复活,你知道,这世上,有人在黑夜提前帮你发出了你内心的声音。 最深入人心的,只能是诗歌。

3
相比于和那些爱足球明星的,和假装爱他的人们,我也同样喜欢那位足球明星。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他对于尘世的蔑视和对于未知的向往。非常抱歉,我只能把这样的词语献给他,如同一束永不干枯的塑料花。在我看来,诗歌和死亡一样,都是推窗见月,直指人心,来不得半点含糊。人过半百,欢聚的时刻少了,告别的时刻越发多了,太多的亲人朋友,都去了另一个未知的世界,也没征求我的意见。将来我也会去,肯定不会寂寞,光是寻幽入微呼朋唤友就得浪费更多那个空间的光阴。 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显摆自己经历过沧桑,不为世事所动,所谓风不动,树不动,幡不动,心也不动。毕竟,现下能让人动心的事情不多。 终究世事难料。那位足球明星去世的消息还没有过去两天,另外一则死亡消息如同一场雪暴,将我花里胡哨自以为是的世界瞬间冰冻。 一位诗人朋友发给我了一条消息:老木走了。

快乐是有征兆的,不幸则不会有,它是一柄隐藏在半空中的铁锤,会出其不意地砸到命运选定的某个人的太阳穴上。 从宜宾回到北京,晚上家人团聚是最快乐的时光。和平常一样,我端着酒杯,絮絮叨叨地和女儿聊着她感兴趣的话题,一旁,温馨的灯光下,妻子善解人意地端详着我们,桌子下面的猫,则虎视眈眈,竭力想要证实自己的存在。女儿问起当年北大的“三剑客”诗人,我赶紧纠正:应是“四剑客”,海子、骆一禾、西川之外,还有老木。女儿不服:书上网上都是这么说的。我说书上网上的,未必就是真的,比如比如再比如。父女争执不下,我想缓和气氛,抽空看了下手机,一则信息直接将我撞晕。一位诗人朋友发来了四个字:老木走了。开始我没有反应过来,愣了一下,妻子看出我的异样,问了一句,我有些慌乱地将酒杯碰落在地,收拾酒杯碎片的同时,又将手机碰到了地上。我不想在妻女面前失态,转身进了厨房,点起一根烟,竭力想让自己平静下来。 刚刚和女儿聊起老木,随后就接到了噩耗,我恨我这张不知道给自己惹过多少麻烦的嘴。我甚至在想,如果我没有提到老木的名字,是不是就不会有悲剧的发生。妻子跟到厨房,小声地问了一句:你和老木很熟? 不,我和他并不熟。我回答。 


5
还是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说起吧。 一九八五年的秋天,命运女神垂青地朝我笑了一下,还露出了洁白闪亮的牙齿,一扇全新世界的大门就此打开。我走进北大校园,并光荣地成为了中文系的一员,那种感觉,就如同踏上美洲大陆的哥伦布。走进三十二楼四零八,没等将行李收拾停当,便有老生串门,海阔天空,天上地下,瞬间便消弭了最初进入校门之后的陌生和恐慌。同楼层的四零二,住着八二级的老生,那时是中文系“五四文学社”的大本营,在我心中,比坐落五院的系办公室还要神圣。他们推出了一套自己印刷的书,白色封面上下两册的《新诗潮诗集》和一本黄色封面的《青年诗人谈诗》,定价五元,童叟无欺。 不假思索,我们宿舍的六个人马上就人手一册,大家亢奋地谈起里面的诗人和诗作:北岛、舒婷、芒克、江河、梁小斌……并对很多作品展开讨论,那股劲头,就如同现在的粉丝们谈论他们心中的爱豆。广东的一个哥们因为韩东的那首“我不认识的女人,如今做了我的老婆。她一声不吭地跟我穿过城市,给我生了个哑巴儿子”,而得名“哑巴”,一直叫到现在,他无法改变,恨恨地改成了“亚巴”。相比之下,《新诗潮诗集》选录的作者里面,我们更关心北大出身的诗人,觉得离自己更近,海子、骆一禾、西川的诗作,都是从诗集上第一次看到的。 八十年代是一个属于诗歌的年代,“这个城市的诗人真多,随便扔一块石头,准会砸到一个人的脑袋”,王小龙的这句诗应该是最好的形容。那种盛况,有太多的人描摹追忆,不需要我再去画蛇添足。《新诗潮诗集》对于当时的诗歌作品做了一个全景式的收录,对于现代诗的发展,起到了开天辟地的作用,从那时到现在,对于每个文学青年来说,都是案头必备的《圣经》。 也不知道读了多少遍,我合上书扉,脑海惊涛拍岸,内心踌躇满志。有了这套武林秘籍,“等着吧,将来我一定会是个大诗人,腰间别着驳壳枪”。那时的文学青年,谁的心中不会有这样的梦呢?丁当在这句诗里,说出了我的心声。 我的目光停留在诗集的封面,白色封面上简单地印着四个小字:老木编选。这让我对老木这个人充满好奇。

6
很快,我就从高年级学长那里,得知了老木的情况: 老木本名刘卫国,江西萍乡人,北大中文系七九级学生,后因病休学一年。我们进校的时候,他已经工作。他以一人之力,编选了这套《新诗潮诗集》,就像在开篇我所感慨的宜宾那样,长江只有到了宜宾,才开始叫做长江。中国现代诗歌,到了老木这里,才开始百川汇海,恣意浩荡,洋洋大观,气象万新。 很快地,我也加入到了“五四文学社”,和身边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们,热火朝天地开始了自己的文学事业。已经毕业的海子、骆一禾、西川等人不时会出席我们组织的文学活动。在某次校内的文学活动中,我第一次见到了老木:宽厚和蔼,精力充沛,内心仿佛住着一座流淌滚烫岩浆的火山。和我心中想象的一样。 出于腼腆和敬畏,我没有上前和老木过多攀谈,那次我才知道,老木不仅是一位卓越的诗集编选者,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外公和父亲和我》,是我读到的他的第一首诗:
我父亲是怎样认识我外公的现在,谁肯对我说个明白只是好早就有个传说说那一天,我外公差一点把我父亲活宰……
这首诗迫使我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学趣味,并对现代诗开始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之后,在更多的文学活动上,都见到过老木,他总是来去匆匆,似乎总有办不完的事情。听过几次他聊起的文化话题,感觉当时某些青年老师纯粹尸位素餐,滥竽充数。于是开始逃课,逃进图书馆,贪婪地囫囵吞枣地阅读那些课堂上没有提到的书籍,并在内心对自己说:好好努力,将来也要成为像老木那样的人。 慢慢地,就到了那一年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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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五四文学社”,在中文系代代相传着一只神奇的木雕烟斗,据说是六十年代就有了这个传统,有薪火相传,绵绵不绝的意思。我所能回忆起来的,应是老木传给了八一级的吕林,吕林传递给了八二级的张华峰,张华峰传给了八四级的蔡恒平(他原本是八三级的,因病休学一年,网名王怜花),蔡恒平把烟斗传给了八五级的我,我把烟斗传递给了八六级的邓锦辉(笔名雷格),邓锦辉再怎么传的,我就不太清楚了。据说,这只烟斗在九十年代就下落不明了。 很多人,很多事,很多传统,可能都会像这只烟斗吧?河流干涸了,还有河床,树木枯死了,地下还有根,一个人告别了这个世界,他的往事还总会被亲人和朋友提起,即使是一阵云烟,天空和泥土也都还会记得。 我在进入北大中文系的第一课,便会被当头断喝: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不培养诗人,只培养合格的文字工作者。据说,八九十年代每一级的学生都会得到这样的待遇,很多人的作家诗人梦就此破灭。私下里,也曾经被很多人提醒:在北大,写诗的人大多命运多桀。想来,除了办学理念,也有系里的老师们对于学生的善意呵护吧。
但我更愿意身体力行这句话:虽千万人,吾往矣。

8
那年的春天,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先是海子卧轨山海关,然后是骆一禾广场病发,终告不治。然后……,……,之后,就像海子在他的诗中写到的那样: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 那年的故事太多了。……,……。如果只能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我选择旷场这个词。 那年五月,我和几个朋友正在宿舍里,……。门猛然被人撞开,老木站在门口,声音不容置疑:都什么时候了,到××去! 到××去! 老木又一次打破了我固有的成见,……。……,大丈夫当如是耳! 之后狂风暴雨,之后支离破碎,之后的时光苟且偷生,之后的时光不忍卒读。 再一次听到老木的消息,是说他在法国。 


9
公元2000年的第一个早晨,天还没有亮,我从宿醉中醒来,想不起来自己如何睡在了一家陌生的酒店。新的世纪,会有新鲜的光亮和新鲜的味道吗?我问镜子里的自己,镜子的我也发出同样的疑问。我没有答案,镜子里的我也没有。我在房间里找到了一只笔,却没有找到合适的纸张,索性就在洁白的床单上,狂乱地写下了一些句子。之后,窗外的太阳升了起来,我倒头睡到了中午。 中午办理退房手续的时候,服务员拎着床单冲了下来,手指直对我的鼻子:我把床单写满了字,需要赔偿。我有些惭愧地多付了五十块钱,举着床单走出了酒店,感觉自己是举了一面白旗。那么多的朋友都好心劝说过我:要和生活言归于好。我自己也想不到,采取的居然是这种方式。生活如此美好,只需要多付五十块钱,便可以花发枝头,鱼翔浅底,何乐不为? 回到家中,我把写在床单上的那些句子抄录了下来,我把它命名为《写给1999年的最后一首献诗》。里面有几个句子:
从奔跑到行走,从行走到站立/坐在公园废弃的长椅上对于这个世界,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广场有一些鸽子广场只剩下一些鸽子。 旷场,我始终无法放弃的一个词汇。我又想起当年老木踹开宿舍门的样子了,他的声音不容置疑:到××去!

10
我是这样告诉女儿的: 老木,本名刘卫国,北大中文系出身,主编《新诗潮》诗集,……,之后颠簸流离,渺无音讯。后来有人在法国见到了他,他成了一个没有国籍的人,并且神志混乱。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会对于人保持足够的警觉与怀疑。人生是一条河流,在几个关键的隘口,对于取舍的决定会左右一生,我见过太多懦弱猥琐甚至无耻的人,即便是在北大,即便是身边的同学。即便是老木的噩耗传来,北大的同学群里,依然会听到有人说:北大早逝的同学几大原因:失衡的、失恋的、失望的,以及写诗的。甚至有人在举手加额地庆幸:幸亏我们学了《中庸》,目前大家都很健康。 对不起,我不接受也不承认这样的人是我的同学,就如同古人所说的形同陌路。所谓同学,并不是因为大家搭乘了同一辆公共汽车,就成了一生的负担,同车的人那叫同伴,相伴一程而已,之后相忘于江湖,这叫大路朝天,各走一方。同学一词对于我,多少有些神圣,不想让它被过多地玷污,更不愿意看到这个词汇被世俗的油腻浸泡,如同一位大腹便便脑满肠肥的中年男人,笑眯眯地站在绝世风景之前拍照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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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年,听到老木在法国的情况,悲从心来,无法自持。 酒后,我拨通了每一个能拨通的电话,却不知道该跟对方说些什么。我知道一切都是徒劳的,我想帮他做点什么,却什么也做不了,但我不能无动于衷,我想感知他的迷茫与痛苦。直到精疲力尽,酣然睡去。父亲和酒,是我这一生最好的朋友,父亲去到天国之后,我就只剩下了酒。我泡在酒里,默默地追忆从前的人和事,另外一个我则在半空中,嫌弃地鄙视着地上的我。那种状态维持了很久。 几年后,某次活动上遇到了西川,从他嘴里得知,在热心朋友们的帮助下,老木已经回国,回到江西老家将养身体。西川还说,老木还在写诗,想要重返诗坛。那天晚上我兴奋地四下和人碰杯,甚至和饭店里遇到的每一个陌生人。酒在和我一起笑,一起疯,酒告诉我:这世界上还有些美好的人,还有些美好的事情。浸泡在苦难和悲哀的事情太多了,我太希望能听到昔日朋友们一些好的消息了。 我的几个朋友也被我的情绪感染,大家相约,想去江西探望老木。一位朋友善解人意地规劝:先让他安静地将养身体吧。反正,时间有的是。 结果,竟然如此。去他妈的时间有的是,去他妈的善解人意,我恨那个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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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老了,重返童年时光然后像动物一样死亡,他的骨头已足够坚硬,撑得起历史让后人把不属于他的箴言刻上——《一个人老了》 这是西川在1990年时写下的诗句,仿佛一句先验性的咒语。是啊,我们都会老去,都会死去,都会在后人上下蠕动的嘴唇里,成为一个轻飘飘的名词。人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但他的声音不能,尤其是对于一位与革命息息相关的诗人。他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也就没必要牵强附会地再去试图说些什么了。 我想告诉女儿的是:这个世界上,我所尊敬和仰慕的不多的人里面,又少了一位。 他叫老木,本名刘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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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一个英雄,还你一出悲剧。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独有的特色。 记得有次聚会,我说我的笔名叫白鸟,老木笑了:白鸟应该栖息老木之上啊。如今老木远行,白鸟何栖? 奴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奴知是谁? 年轻时读《红楼梦》,很多东西读不懂,但看到这句诗时,无来由地悲从心生,竟然无力自拔。无论是人还是花,都有绽放和凋零,所以说,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一个人把该在这世上说的话说了,该在这世上做的事情做了,然后悄无声息地走了,留下些遗憾,已然成因,必定结果。 得知噩耗的那天晚上,我在酒中沉沉睡去,梦见天边有一只巨大的烟斗,飘浮在群山之上,烟斗里火红一片,明明灭灭,如同盛满了岩浆。我从梦中猛然惊醒:中文系失传的烟斗原来跑到那里去了啊。 可是为什么我还是会如此难过?如此悲伤?酒为什么也不告诉我,难道它是在和我一起难过,一起悲伤吗?这悲伤会一直存在我心底,如同我年轻时在手腕上用香烟烫下的烟疤,……。 

2020.11.28 酒后草就

作者簡介

熊原,著名影视编剧,诗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初岸文学联合发起人。主要作品有随笔集《你听我说》,舞台剧《想吃麻花现给你拧》《麻花2:情流感》《麻花3:人在江湖飘》等,电视剧《传奇之王》《艰难爱情》等。

轉引自微信初岸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