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火夫：瞿秋白的悲哀

 

瞿秋白的悲哀

马火夫

 

 
 

瞿秋白是早期中国共产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他和陈独秀李大钊等当时的主流知识份子信仰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陈独秀李大钊不同的是，瞿秋白信仰了共产主义，却更多的经历了为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先要进行的列宁主义的流氓政治，最终因为他的旧中国知识份子的情结，不能成为流氓政治的参与者和同路人，被流氓政治抛弃。但是瞿秋白却无法抛弃信仰，而是孤独悲凉的为其信仰殉身。瞿秋白之死，是一个旧式中国知识份子的悲哀，是一代知识份子的悲哀，更是中国文化深沉的悲哀。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其实现的假设前题是人们已经没有自利精神，只有利他精神，否则，共产主义不能成立。但是，西方的主流认知观点是人的自利精神与生俱有，是促使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应当给预很好的保护。同时又认为自利精神必然有侵害他人利益的趋向，必须保护自利精神的同时遏制自利精神侵害他人利益的趋向，二者必须达到很好的平衡。基督教的原罪说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基督教认为自利精神侵害他人的趋向就是一种原罪，所以要赎罪，要时时向上帝祷告和忏悔，要有博爱精神，其实就是在精神上遏制自利精神不能侵害他人利益。西方政治社会的发展其实就是基督教精神的发展，发展并完善起来的自由、民主、宪政和法治，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是保护自利精神促进社会进步发展的正效应，反对无论个人、阶层或强势集团对其它人的利益的侵害。

 

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自利精神的认知很模糊，不认可人的自利精神与生俱来，没有原罪说，而是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认为人生下来就有君子和小人之分，通过不断的教化，能使更多的人甚至所有的人都成为君子。中国受儒家文化浸染的知识份子很多都有入世思想，有家国情怀，精神深处还有大同思想，只是苦于找不到实现的途径。正是基于这种文化背景，中国的知识份子接受共产主义信仰是顺理成章。所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在西方社会只有极少数社会边缘人感兴趣，在中国却被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这些主流知识份子信仰，并且为很多有家国情怀的青年知识份子所追求。

 

但是，共产主义违背现实人类社会的基本人性，无论其理念怎样美好，都没有实现的基本前题条件。我们只有想像地球没有地心引力，我们都能像美丽的飞天在天空飘飞，我们才可能去憧憬人类没有自利精神的美好世界。我们可以相信人类社会可以实现共产主义，我们也可以相信几亿光年以外的星球有外星人，但是我们无论如何没有办法想像，人类怎样穿越几亿光年的遥远距离去拥抱外星人，也无法想像没有自利精神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

 

1899年，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卅一个没落的士大夫家庭，在伯父的资助下过了几年像样的少爷生活。十岁时，考入常卅府中学堂，五年后因伯父停止资助而辍学。次年，母亲在贫困绝望中自杀。又次年，由婊舅母资助在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英文。1917年，18岁的瞿秋白因经济原因，在北京无须缴纳学费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1919年五四运动暴发，瞿秋白参加了李大钊张高年发起的马克思研究会。第二年，他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约通讯员身份到莫斯科釆访。到莫斯科以后，瞿秋白不久放弃了记者工作，在苏联政府办的东方大学(以后改为中山大学)任教，讲授俄文，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在1921年参加苏联共产党，从此“信仰”共产主义。

 

1922年，23岁的瞿秋白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回到中国，到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并从此兼管中共的宣传工作，负责处理国共合作问题。25岁当选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26岁起当选中共第四、五、六次全代会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时的瞿秋白，早已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高理论权威。

 

1927年4月，国民党发动清党，国共分裂。8月7日，瞿秋白在共产国际的安排下，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以后至少在名义上指导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湖南的秋收起义等一系列的对国民党的武装暴动。1928年至1929年，瞿秋白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从1927年8月7日起至1931年1月，瞿秋白都是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在这期间，中共在城市里的一系列武装暴动都失败了，瞿秋白以及以前的陈独秀和以后的李立三、罗章龙都不可避免的都成为共产国际在中国失败的替罪羊，“自我批评”，攻击斗争，政治上出局。1931年至1934年初，尽管瞿秋白在上海从事文艺和翻译工作，但是他“还是党的人”，在1934年初奉命只身去了中央根据地的江西瑞金，红军仓皇西去被留下，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逮捕，在獄中写了参加革命心历路程的《多余的话》，同年6月18日在长汀罗汉岭被国民党处死，时年36岁。

 

瞿秋白之死，是极为深沉的悲哀。首先，瞿秋白极可能真诚的信仰了共产主义，这符合瞿秋白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以旧中国文化为底蕴的五四时期的知识份子的性格。但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否定人类的自利精神，以消灭私有财产权力为前题，这种主义在一百年前根本不可能实现。历史证明，就是像前苏联和中国获得了政权以后，用政权的力量不遗余力的推行也注定失败，这也注定瞿秋白陈独秀李大钊等信仰共产主义者必然的悲哀。其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只是一种理论，而践行这种理论的列宁主义，实践中就是一种不受道德和法律约束的流氓政治，暴力、血腥、恐怖、卑劣、无恥，内部的倾扎，整肃，无情斗争，等等，都是应有之义。而瞿秋白到底是没落的士大夫家庭出身，家学渊源，且聪慧好学，虽然谈不上思想深邃，却是一个博学的知识份子。

 

一个相对纯正的知识份子卷入流氓政治，必然是一场悲剧。他就一文弱书生，既没有庙堂的流氓素质，更没有江湖的流氓素质，在残酷激烈的暴力革命中，他力不从心，且身心疲惫。他不可能成为流氓政治的同路人，不是被整肃，就是被抛弃，替罪羊的结局可想而之。就正如后来很多奔赴延安的革命知识青年，要么泯灭良知彻底融入暴力革命和流氓政治，要么因质疑流氓政治而被整肃和清洗，而且这种残酷的整肃和清洗从延安整风运动延续到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再次，瞿秋白卷入的这场共产革命，卷入太深，滚滚大潮中被裹挟，已经无回转余地。瞿秋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第一位的宣传者和鼓动者，影响力之大，无人能以超越。

 

最重要的是他长期是中共的重要领导人，从1927年7月8日至1931年初是名义上中共第一领导人，在这期间也应该是名义上领导了南昌起义、广州暴动、湖南秋收起义等反抗国民党政权的武装斗争。瞿秋白拒绝国民党的劝降是明智的，他知道自己就是学了向忠发、顾顺章也是绝无好下场的。瞿秋白已极度厌恶流氓政治，深感苦闷和徬徨，知道不求身死，始终会陷于政治旋涡中不能自救，嬴弱病体，不能自持，求得速死，才是最好的解脱。所以，瞿秋白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终究是流氓政治的马前卒，趟进浑水绝无回头路，这才是历史的真实。瞿秋白因写下《多余的话》被毛泽东定性为”叛徒”，却高唱”国际歌”和”红军歌”从容赴死，慷慨激昂包裹着深沉的个人悲哀，最终只能成为流氓政治的华丽装饰。

 

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这一代知识份子已经成为历史。奔赴延安的革命知识青年，无论他们以后有怎样不同的命运，也都已经成为历史。共产主义已经曲终人散，尽管共产主义的旗帜还在中国的天空飘扬，但是里面究竟包藏了什么东西早已大白于天下。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共产革命血与火的洗礼，新一代的知识份子已经成长，已经觉醒，更多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情怀和自由、民主、法治和宪政的追求。中国人民五四时期”民主和科学”的美好愿景，终究无法被共产主义的洪流吞噬，只是被浪潮冲走。它像一个孩子在蛮荒中流浪了一个世纪，现在她终于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她伤痕累累，滿身血迹，眼角挂着泪水，却微笑着，正步履蹣跚地向我们走来。

刘军宁：要多研究问题，更要多谈主义

 

 

 

 

要多研究问题，更要多谈主义

 

 

刘军宁

 

 

 

 

 

没有主义，就产生不了问题。没有主义的导引，甚至连问题都找不到。

胡适先生有句名言，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深获中国知识分子人之心，流行了四分之三个世纪，而且至今没有被遗忘的迹象。这句名言，就是几乎每个读书人都铭记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们不仅高度认同这句名言，而且还常常当作批评他人的武器。

在中国，对玄学、主义、思想和理论轻视，对问题、实际和实践重视由来已久，甚至上升到了“清谈误国”的高度。不过，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有自己的看法。

首先，不论我们多么不喜欢以主义为标签的意识形态，但是，在今天的公共事务领域，无一问题不是主义之下的问题，无一问题不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进而言之，可以说，没有主义，就产生不了问题。没有主义的导引，甚至连问题都找不到。

比如，没有自由主义的迁徙自由、人身自由、私有财产权等观念，就没有拆迁问题；没有自由主义主张的参政议政权，就没有财产公开的问题；没有自由主义，婚姻包办，男子纳妾，女子裹脚，婚内暴力在中国很长时间内都不是问题，只是某些主义深入人心之后，上述现象都成了问题。

同样一个腐败问题，左派认为是改革开放的结果，解决的方案是回到正统社会主义；自由派认为现在的腐败是权力不受制约造成的，方案是xian政民主，解除党禁报禁，实行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可见，依据不同的主义，对甚至同一问题的诊断和解决方案也是大相庭径的。

我们再来看看胡适先生是怎么做的。

在社会、政治和公共问题上，胡适本人恰恰谈的全是“主义”，没有多谈“问题”。他并没有在哪个社会政治问题上有过深入的研究。他只是笼统地以口号化的方式谈过一些“主义”。而后人所铭记的恰恰是他的这些“口号”。对不专门研究胡适的人来说，所记住的也就是那些口号式的主义。如果把这些东西从胡适的贡献中除去，胡适不过是个被遗忘的普通学者。熟悉胡先生自由主义名言的人，比熟悉他的《水经注》的人不知多了多少倍。其实，胡适所反对大家谈论的“主义”，不是一切主义，更不是他主张的自由主义，而是那些当时正在崛起的国家主义和其他激进主义。

有人说，当代中国问题很多，每个问题都要具体地研究、具体地分析，应该多一些调查分析，多一些实证研究。我个人不反对研究问题，也很主张多谈主义。但是，我们应该承认社会分工。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研究问题，也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谈主义。过度强调实践，或者唯实践论者，贬低理论，无视分工，把每个人当作一条承担全部工序的生产线。


知识分子有两大群类：一类是主义型的知识分子，一类是问题型的知识分子。对前一种知识分子来说，应该是多谈主义，对后一种知识分子来说，应该多研究问题。但是我觉得，在中国更为重要的还是应该多谈主义，多谈好的主义，尤其要多谈保守自由的主义。因为主义的推动力量更大，也给问题性知识分子提供思想的武器。

总之，思想有多远，人类才能走多远。问题永远不能高于思想。一个社会中最短缺的永远是思想，最占据制高点的永远是观念。这一点上，中国从不例外。所以，要多研究问题，更要多谈主义！

周濂：暴力的语言必然导致暴力的思维

 

暴力的语言必然导致暴力的思维

 

周濂

2016-04-13 家国

 

 

导言：“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在互联网上发生左右论辩时，这句话经常出现在右派网友的话语之中，用于形容左派或毛左的麻木不仁、逃避现实。这句话源自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周濂在2012年4月出版的一本学术随笔的名字，之后它登上了当年各大好书榜。素来反对偶像崇拜的周濂，也成为了新一代知识青年的偶像。

2015年，当中国政府正在操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阅兵时，周濂的文章《正步走是世界上最恐怖、丑陋的权力宣言》被很多人转发。周濂与太太——清华大学的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一个被冠以“民主女神”，一个被称为“学术男神”，这样的家庭组合难得一二。夫妻二人的发声，总会引发很大反响。

1974年，周濂出生在浙江遂昌。在他成长的1980年代，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和纪录片《河殇》被广泛议论，在遂昌这座波澜不惊的外省小城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爱欲与文明》和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引论》给小镇青年周濂带来异常强烈的观念冲击。尽管那时的他，错把政治当哲学，以为政治就是哲学。

1991年，当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梦想被拦腰截断后，中国历史出现了新的分期刻度，周濂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1989年后的中国大学，政府要求高校对学生进行军训。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封闭式军训一年后，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论人类不平等起源》再一次引领了他走向更为深邃的哲学之路。硕士毕业后在《中国合作新报》(只存在一年)和科普杂志《Newton-科学世界》当记者的经历，让他对学术随笔作为公共政治文化介入者的特殊身份有了重要认识，寻求抽象思辨与生活经验之间的隐秘关系，如何将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从“殿堂”搬到“广场”。过了两年半的媒体瘾后，周濂来到香港中文大学读博。2008年，周濂的政治哲学专著《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被收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正式出版，跻身于他当年敬佩的学术前辈所聚集的丛书行列。

2015年下半年，周濂的新随笔集《正义的可能》出版，周濂自称是《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的升级版，它从日常生活出发，以哲学视角思考，钩玄哲学与生活之间的隐秘关系。周濂面对党化语言对汉语词汇的污染改造，不断厘清日常生活中脱口而出的概念词汇之间的异同之处，将民主、自由、平等、正义等耳熟能详却又因缺乏说理的环境而导致越发陌生的哲学词汇，融入生活细节进行哲学剖析，通俗易懂而又深入浅出。比如，他在《自由的生活碎片》一文中谈到“二战”期间美国战时广告：“自由这些词，只有当我们把它们打碎成我们日常生活中十分熟悉的碎片时，它们才能团结我们。”

采访中，他谈起有关中国本科教育开设“批判性思维”这门课程、中国执政从“例外状态”回归“常态政治”、抵制暴力的语言与不良中文、公共知识分子祛除意识形态的迷障、儒家的“日常人生化”等等的意义所在。以下采访经过删减和编辑。

问：近些年我们会发现，中国在经历过近十年的互联网启蒙后，几乎人人都能脱口而出“自由”、“民主”、“平等”、“宪政”等大词，然而一旦进入辩论或对话环节，就会发现很少具有对话的可能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周濂：人人都能脱口而出“自由”、“民主”、“平等”、“宪政”这些大词，比起人人脱口而出“革命”、“群众”、“阶级斗争”，本身就是一个进步。

之所以进入对话环节发现对话很难进行下去，首先是因为这些大词都是一些“本质上充满争议”的概念，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不言自明的，很多人望文生义，以为自由就是我喜欢我爱意义上的任性妄为，平等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意义上的平均主义，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殊不知这些概念需要我们通过深入地阅读和思考才能把握其错综复杂的内涵和关联。

其次是因为我们缺少公共讨论的基本训练，在辩论的时候，常常犯各种基本的逻辑错误，比如说人身攻击、诉诸怜悯、诉诸群众、攻击稻草人等等。因为缺少逻辑训练，我们往往习惯于站立场而不是说出立场背后的道理。内田树在《日本边境论》中有句话说的好：“对于一个论点，赞成也好，反对也罢，对于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一个人应该能够讲述出自己形成这个判断的经过。只有面对这样的人，我们才可能和他进行谈判、交涉。无法与之交涉的人，并不是因为对自己的意见十分确信而‘不愿做出让步’，而是因为不能讲述出自己意见的形成过程而‘不愿做出让步’。”

问：我记得法律学者萧瀚曾对“对话”有过一个说法：“对话是通往合法性的途径。”对话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似乎已经被看做不太需要了，互联网上总是各说各话真理在握的样子或圈子内部一致对外的现象。如何重建“对话”?

周濂：在家长制的政治传统中，合法性的依据在于“我是你爸爸”;在精英制的政治传统中，合法性的依据在于“我是专家”;在独裁制或者极权主义的政治传统中，合法性的真实基础在于“我比你更强大”。但是在现代民主政治的背景下，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只能诉诸每一个公民的理性认可，用萧瀚的话说就是“对话是通往合法性的途径”。这首先需要我们真正接受现代社会的平等观念，充分认识到无论体力还是脑力人与人是平等的，此处的平等不是指“绝对值”上毫无差别，而是说大致平等，也即没有人在体力或者脑力能够强大到足以成为别人的主人，关于这个问题霍布斯(Thomas Hobbs)、洛克(John Locke)、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等经典作家早已有过很详细的论述。

如何重建对话?这是一个过于复杂的话题，一言难尽。从我的角度说，我认为大学本科教育应该开设“批判性思维”这门课程，让每个大学生都接受基本的逻辑训练。

问：在新书《正义的可能》一书中，多次谈及极权主义与“例外状态”。在例外状态下，存在个人责任吗?若存在，又该如何承担?

周濂：在任何时代，哪怕是最极端的环境下，都存在个人责任的问题。虽然系统的压力时常让人不自觉地弯下腰来，但是我们不能将一切责任都推给制度，否则人的自主性就是毫无意义的词汇，更何况今天这个时代仍然给每个人留出了不少的空间，让你可以承担起个人责任。

至于选择用什么方式去承担个人责任，这是因人而异的，或者说对方式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个人责任。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每个人的性情、认知、职业、思想背景各个不同，只要目标都是那高墙，不管是‘公知’还是非‘公知’，也不管是公民还是草民，你喊号子我抡锤子，你拆地基我运垃圾，都是在推墙，相煎何太急?”

王岐山谈“合法性”

问：2015年9月，王岐山公开谈论“合法性”问题。除去您在新书中谈论魏玛时代这一特殊时期即“例外状态”的“合法性”外，在“例外状态”已经生成并且长期存在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谈论“合法性”?

周濂：人生充满各种意外，正常的生活随时可能被各种飞来横祸打破，但是我们仍然会为我们的孩子做长远的打算：给他们存好必备的读大学的费用，买房置地，准备婚礼和嫁妆。当然，我们也会为可能出现的意外上各种保险，但是归根结底，上保险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正常地生活，是为了在出现意外时，仍然能够把我们拉回到正常生活中来。

同样的道理，在政治领域里，正常人都不会愿意一直生活在“例外状态”之中。所谓“例外状态”，它与“常态政治”相对立，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必要性中没有法律。”意思是事出紧急必要，法律(规则)便不敷适用，用我们最熟悉的话说，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王岐山正视“合法性”问题，意味着想要走出“例外状态”，回归“常态政治”。因为例外状态是把双刃剑，它或许有利于当权者通过法外手段来贯彻一己之意志，但更有可能的是赋予当权者过多的权力，一意孤行，一条道走到黑。当代中国最重要也是最迫切的政治议题就是从“例外状态”回归“常态政治”，尊重法治、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最根本的现代政治价值，只有这样才真正有可能建立起现代政治的合法性基础。

问：新书在谈论“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时，谈到“民主是需要牙齿的”，在民主尚未来临之前，是否也存在“民主的牙齿”?若存在，“牙齿”又该以何种方式存在?

周濂：就像不存在“没有猫脸的笑”，没有民主，自然也就没有“民主的牙齿”可言。如果有的话，那也是公民个体的牙齿，以及大大小小自治团体的牙齿。

问：您在新书中，几乎每篇文章都在厘清我们生活中极易脱口而出的概念词汇之间的异同之处，当语词已被高度污化而整个社会毫无意识地使用时，它的后果会是怎样的?作为普通人，可以为此做些什么?

周濂：新书对很多概念作了澄清，从内文标题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比如“嫉妒、怨恨与愤恨”、“不自制、放纵与冷漠”、“好人与好公民”、“我知道与我相信”等等。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作为语言动物，我们通过文字来定型我们的思想，通过语言来塑造我们生活的秩序。混乱的语言秩序必然导致混乱的生活秩序。我在序言里说过这个问题，我们的生活世界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暴力语言，有的来自政治语言的污染：比如严打、斗垮、狠抓、扭送、坚定不移、决不手软;有的来自军事语言的污染，比如进军、抢滩、接班人、胜利完成;有的来自网络语言的污染，比如：屌丝、给力、矮锉穷、白富美、高富帅、绿茶婊、体制婊、次奥、跪了、打酱油、碉堡了、表叔、房妹、也都醉了……

暴力的语言必然导致暴力的思维。奥威尔(George Orwell)说：“思维的浅陋让我们的语言变得粗俗而有失准确;而语言的随意凌乱，又使我们更易于产生浅薄的思想。”在我看来，暴力僵化的语言表现出来的是对思考的仇恨，以及对思想者本身的恐惧。不久前人大历史系一名研究生在朋友圈发贴抨击学界前辈，导师愤而与之断绝师生关系，其中的是非曲直无法三言两语说清，我认为该生的一个错误就是受网络语言毒害太深，对语言缺乏基本的敏感度，滥用“垃圾”这样的词汇，还自以为是在做正常的学术批评。

如果说清晰、准确、有逻辑的思维是走向观念革新的第一步，那么观念的革新首先体现在语言和表达上。就像奥威尔所说的，抵制不良英语并非是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也不只是职业作家所该关心的事。同样的，抵制不良中文也不是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作为知识人，我们无力改变现实的秩序，但至少可以通过改变语言的秩序来间接地改变现实的秩序。

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污名化

问：新书中，有篇文章谈到了当下公共知识分子被逐步地唤作“公知”、“母知”和“公公知识分子”等等污名化的称呼，您在谈论这个问题时，谈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知识分子在道德方面的义愤填膺或在同情方向上的思维状态总被意识形态所迷障，而他们却又不自知。在泛意识形态时代，如何祛除意识形态的迷障?

周濂：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不断地跳出来看自己，不断地转换思想的频道，尝试从不同的角度，甚至是对手的角度来审视我们的生活和思想，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不被一种意识形态所捕获，我相信这里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作为一个思考者，我们永远都应该保持精神上流亡的状态，而不是安居乐业做某一种主义的顺民。

问：在谈论西方观念时，总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出现，您在对传统文化方面的态度似乎与其他公共知识分子有所不同，尤其在儒家方面，您甚至认为儒家是您的生活。简单谈下您的儒家观念，当代儒家应该如何参与公共生活?

周濂：人类的基本情感应该没有太大的分别，比方说，中国人讲究孝道，但不意味着外国人就不尊重父母，儒家重视家庭，但不意味着基督徒不热爱家人。我们每年春运人山人海，美国的圣诞节同样是全美人口乾坤大挪移。不同的传统以不同的方式“定型”孝道，不同的文化以不同形式“呈现”孝道，作为生活在特定时空中的人，我从小被教育要在祖坟前叩首，清明节缅怀先祖，中秋节合家团圆，这是传统文化在我的生活中留下的烙印，我对此习以为常甚至甘之若饴，就像喝稀饭吃榨菜一样是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乃至于就是生活本身。

但是与此同时，我并不会因此认为这些礼仪和习俗就高人一等，更不会因为它们是祖宗之法就认为它们是亘古不变的，任何传统都面临着现代生活方式的挑战，比如说“父母在、不远游”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就难以实现，“核心家庭”也早已取代“四世同堂”成为生活常态。更重要的是，就像余英时先生所指出的，自辛亥革命以来，儒家思想被迫从各层次的建制中撤退，包括国家组织、教育系统以至家族制度等。

时至今日，我们已“不得不承认：儒家通过建制化而全面支配中国人的生活秩序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有志为儒家‘招魂’的人不必再为这一方面枉抛心力。”在这个意义上，我认同余英时的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儒家的现代出路不在于重新建制化，而在于“日常人生化”，唯有如此儒家才有可能“重新产生精神价值方面的影响力”。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儒家要接受自由、平等这些最基本的现代政治价值，认识到多元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永久性特征，从而放低身段，在乡村、田野、社区以及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精耕细作，成为公民社会和公共生活的一个构成性力量。

问：在《什么样的人才有青春》一文中，您谈到“屌丝”这个网络流行语容易催生出犬儒主义气息。网络流行语与犬儒主义之间是怎么发生关系的?

周濂：并不是所有的网络流行语都会催生出犬儒主义，比方说屌丝是我讨厌的网络词汇，不明觉厉是我喜欢的网络词汇，网络流行语与犬儒主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问：当下有种论调，即社会的撕裂状态，所以很多人一直强调共识。但我发现，在西方比如荷兰社会却在不断学习冲突而非共识，再如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说先见之明很有可能是先见之愚，社会应该在冲突中学习，而共识往往意味着在合作中存在共谋，等等。您怎么看待共识这个问题?在“共识”问题上，“判断的负担”该如何“承担”?

周濂：我猜想荷兰社会强调要学习冲突而非共识，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共识足够多，反而阻碍了一些利益团体的正当诉求，遏制了社会的活力和发展。淮南为橘淮北为枳，我们不可错把杭州做汴州。中国社会当下的困局在于全方位的撕裂，上下撕裂，左右撕裂，利益撕裂，观念撕裂，在这个背景下应该更加强调共识而非冲突。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承认，中国社会之所以没有共识，恰恰是因为我们不懂得从冲突中学习，缺少运用规则来疏导竞争的意识，也没有合理解决冲突的制度。

其实罗尔斯(John Rawls)讲“判断的负担”，归根结底是为了证明程序正义的重要性。任何一个政治社会要想获得秩序、稳定和团结，就必须要在某一层面上达成共识，在多元主义的现代民主社会中，这个共识就是对于游戏规则的共识。在承认游戏规则是基本公正的前提下，所谓规则意识其实就是愿赌服输。正因为我们今天缺少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也没有规则意识，所以社会合作也会濒临崩溃的边缘。

 

（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崔卫平：珍惜自己的思考

 

珍惜自己的思考

 

崔卫平

 

 

 

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造成的外部破坏是显而易见的,它各方面的修复很快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就像我们从农村插队回到城里上大学,像许多流离失所的家庭重新团聚,像很多人开始他们作为一个人的正常生活,这些都是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可以做到的事。

 

但是,人们在精神上留下的创伤毒素却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所能够清除的。这涉及到一个反身自省的过程,一个从内部拔除、脱水的过程,它是每一个人自己的工作,即使一个时代总的风气转变了,但如果个人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道路,没有经历过自己的那个“窄门”,那么他仍然停留在原地,依靠一种惰性在原来的道路上一路下滑,而他本人却浑然不觉。在这个意义上,研究一个时代思想风气的演变,在图书馆里翻阅那些发黄的旧书报,找出比如“伤痕文学”、“人道主义”、 “异化”理论、控制论、现代派、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这样一条线索,只是具有非常有限的意义。如此一路下来,也许会有不少表面上的收获,从中找出某种逻辑把它们串起来,做出一种看似有说服力的解释,但是,假如在这些名词、概念、符号的根部,仍然蹲伏着那些旧的神灵,仍然是过去时代的阴魂不散,那么尽管这些学派主张不一、甚至互相冲突对立,但在本质上,它们仅仅是那个叫做“时代的最强音’’的不同翻版而已。人们接受它们、谈论他们,都是作为“时代的最强音”来对待的,是新的“主旋律”,依旧对其他的东西造成强烈的排斥和压制。实际上我们看到过不少这样的东西,翻看当时的许多文章,其中夹杂着许多连作者也没有弄清楚的晦涩概念,棍子般地飞来飞去,仿佛空中杂耍一般,很难想象它们对事物的理解有所帮助,仅仅代表着新上市的“真理”而已。 

 

1988 年下半学期我在电影学院上课,在课堂亡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来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迄今我认为这是一本最为针对时代的精神痼疾的一本书,这部出版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著作,没有比它更为准确地击中了影响其后100年的某种新文化的要害。那是诞生于论战中的一本小说,论战的对方是“先知”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个人对于在这条道路上后来者提供的“灵感”是一一“创造历史的人是不怕弄脏自己的手的”。从绞刑架上被解除、经历了流放、目击了俄罗斯大地的泥泞潮湿、生活得像抹布一样的人们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看法,在这部小说中他作出了激烈的回应。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获得了那种被称之为“理论上的存在”,他正在学习一种新的为人类谋幸福的理论,这使得他有别于一般人,能够从一旁冷眼地、嘲讽地、阴沉地看这个世界。当他把现有的这个世界基本上定位“邪恶”、需要重新加以组合之后,他变得无所畏惧,勇于蔑视一切,勇于以一种二元对立来划分人们:虱子和凶手。平凡的虱子从来不思考,浑浑噩噩,带着自己低等生命的病菌苟且生存并传播着这种病菌,不可能指望他们有一天能够觉悟,结束现在的生活,所以他们生活的意义等于零。对付这种人惟一的办法是:消灭。消灭虱子。承担这个伟大工程的人就是“凶手”,高贵的凶手并不是无缘无故地杀人, 他们并不是一些嗜血狂;相反,他们是一些“先知先觉”者,是未来的洞察者、真理的立法者、代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他们看准了将来的社会不可能由虱子来掌握,于其中虱子不仅一无用途,还是阻挡这个新社会到来的绊脚石,只有把它们彻底挪走。那位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在这位大学生的眼里,就是这样一名虱子,她愚蠢、不中用、卑微、凶恶、浑身是病,她活着只会对别人有害;而另一方面,“年轻的新生力量因为得不到帮助而枯萎了”。而对于这么一个完全不配活在世界上的卑微的生物,只要稍微搬动一下,就能为崭新的真理、簇新的人类开辟道路。“一桩轻微的罪行不是办成了几件好事吗?”拉斯柯尔尼科夫受到一种崇高的信念的推动,最为激动人心的是一一这是一种最新才被人们谈论的真理。拉斯柯尔尼科夫为自己选择了一种最先跃人未来的姿态,在他身上发生的一切只有以未来的尺度才能加以评判,现今的是非、善恶不足以评判他。是啊,在一个创造新世界的人眼里,一切的障碍都必须清除,他们不应该害怕弄脏自己的手。“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 他们甚至有必要踏过尸体和血泊。”如此,既然“老太婆是一种病 ”,那么,“我”所做的,仅仅是“从所有虱子中挑选出最不中用的一只,杀死了它”。

 

但实际上,当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把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当作尸体一样跨过去的时候,他必须首先从自己的尸体上跨过去;当他决定擅自取消他人生命、取消他人的人类成员身份时,他必先取消了自己的人类成员身份、取消自己的良知、正义和任何一种人类情感。在杀死那个老太婆之后,他把自己心中属于人的任何一种东西也给杀死了一一他把自己秘密地处决了。渐渐地,这令他越来越恐慌。从此以后,他与这桩秘密的罪行永远伴随,他将陷入彻底的孤独,失去与人类成员的一切联系。亲切、善良、诚实永远地离开了他,他从哪里还能找到和自己的同胞相似和相沟通之处?在他剩下来的日子里,等待着他的将是大大小小数不尽的谎言和掩饰,他将尽全力制造一个因谎言而日益膨胀的巨大虚空。于是他决定自首了。他终于意识到,他无权“逾越” 别人的生命,无权自以为掌握了有关新历史的真理,将别人丢弃在所谓“黑暗”当中。 

 

这里面最蛊惑人的东西,就是所谓“新”。这一切都是在“新时代”、“新真理”、“新学说”的名义之下发生的,以“新”的名义,就是以“革除”的名义,就是以践踏他人生活的名义。这可是利用了人性中最大的弱点,一般人们总是害怕自己落后。落后于时代,落后于他人,落后于一切先进的东西。于是他们心甘情愿地被这种貌似新派的力量牵着走,把自己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交给他人,离开自己生活的根基,离开自己正在站立的脚底下的土地,用各种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把自己武装起来,变得像在空中随风飘荡的一件空衣服。这种原本是政客的作风,在部分掌控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所谓“知识分子”那里频频出现,是十九世纪才开始出现的现象, 到了二十世纪达致登峰造极的地步。 

 

先是在笔记中,我记下了自己的收获:……逐渐明白了什么叫做“旧势力”。一切的旧势力——包括尚未出生的——其共同特征都是压制,或者是伴随着压制、携带着压制而前来。压倒别人、压倒多数或少数、压倒一切看起来是不和谐的、不合作的声音。脸上总有那种斗鸡般的表情,向着弱者寻衅,最好是踢开! 

 

陀思妥耶夫斯基人木三分的地方还在于,他发现这些标榜自己是出身于乌托邦的人,或者确实是因为乌托邦的热情所点燃的人,却不能在这条道路上走得足够的远。也就是说,对他们自己的理想很不够彻底。在追求理想的某个中途,他们会出人意料地突然掉过头来去追求现实:仅仅属于他们自己的现实一一非常实在的自身权力、权威、话语权或者别的什么私人利益。“权力仅仅只给予敢于俯身去拾取的人。这只需要一个条件,仅仅一个条件是:只要胆大妄为。“谁比所有的人更胆大妄为,谁就比所有的人更正确。”今天写下这句话,我还记得当时与某人谈及所谓“勇气”的时候,那人用手指在半空划了一个圈,轻蔑地说到“勇气,有的是”。我当时的直接反应是想起了纳粹。所谓既惑人、又令人生畏,道理就在这里。在同一个时刻占据了现实和理想的两把交椅,并随时随地准备用现实去亵渎、去侮辱理想,又转而用理想来抽现实的耳光。时而振振有辞,时而庸俗不堪。我感到自己也属于害怕的人们中间的一员,的确心悸得很。为理想,也为现实。

 

在课堂上讲授这些内容遇到了一些阻力,来自学生方面。有人提议道:“这个老师太‘右’了,是不是需要组织一个批判小组来批判她?”但是另外一些比较年长的同学没有接受这个主意。提出这个想法的那个学生后来的确成了一时的风云人物。 

 

《罪与罚》只是让我的思想得以着落的一本书而已,一个承载物。在这之前,某一类的情绪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只是到了这时候,需要寻求一个出口。这种神话应该是很少有人愿意相信了,说一个人可以被一本书而启发。启发他的永远是他周围的现实。然而现实不可能是整体一块,实际上每个人所面临的现实都不一样,其中包括他本人的现实、现状。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某些偶然的因素,有一些仅仅属于个人的经历,对于他人是完全陌生的。比如个人所吃的一些苦头,只有自身才能体会到的局促、尴尬、疼痛,沦陷到只有一个人才能遇见的美丽或者衰败的风景,它们是不可重复的,不宜大声说出来。而事实上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类似的、仅仅属于个人的经历,每个人的身边都存在着这种“别样的声音”,就看人们是否能够以恰当的心情去迎接它、接纳它、吸收它,能否有力量将它转化为启示或者教训, 将它们凝结为一些富有意义的东西。就如克尔凯郭尔所说的,一个人存在于他自身“个人的秘密”之中。由此作为结果而出现的,便不可能是一些概念、名词、主义,不可能和别人去兑换、交流,而是一种可以被称之为“总体的生存情绪”,你不是很能够称呼这种情绪,不愿意大声叫出它们,在别人眼里,它们也一无用处, 仅仅对于你自己,它们非常重要,你知道,在这些情绪的堆积之处,会有一个生长点,一种可能性,它是一种接近“反应堆”的那种东西。太多的东西还不确定、甚至还有些陌生和不习惯,你会感到几乎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有些迷茫和惊奇地看着四周,并不知道要去往哪里,但是于弥漫之中有某种确定性,你知道,有些方向是永远不可能再去了。这是一种既拒绝又开放的状态,许多东西在凝聚,一点点聚拢了来;但是不知不觉它们又分散开去,时而聚集成一定的形状,转瞬又不知去向。你在其中磕磕碰碰地摸索着、倾听着,同时感到失落和满足、孤独和圆满。 

 

1988年是我精神上重要的一个生长点,我从未真切地、持续地感到自己如此“无力”、如此“柔弱”、如此“无语”和“无声”。在思想、感情、精神方面跌到了一个完全的低谷,经历着克尔凯郭尔所说的个人的“隘口”。某种带电的云块一定要寻找它们的落脚点,于是我写了大量的日记、随想和一些信件,包括给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当然也永远没有发出。它们是和自身的持续不断的交谈,是有关自身建设。当时只是事情走到了那一步,并不是很清楚它们的意义,到了今天我要说, 一个人如果能够自己单独准备一些什么,从熟悉自身开始,从为自己度身量体开始,渐渐培养和建立一些恰当的尺度和比例,再来开始了解这个世界和他人,那是一件比较舒服的事情。一个本能的人就像一根鱼刺,在那个高音下造就的人更像一条大鱼骨头,令他自己和别人都难以消化,而如果有这样一个过程,你把自己放在某种浓度的酸醋里浸泡,把那些伤己伤人的刺加以软化,除去它们的进攻性和挑衅性,肯定是需要的。即使不是从那个年代中走过来的人,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一一所有那些炫目的、张牙舞爪的东西,难道不是从我们自身的人性中生长出来?对于权力的追逐、满足个人虚荣心的需要、不顾一切的成名欲望,这在每个时代的人们身上都一样。弗吉尼亚?伍尔芙用了“土著民族”一词,来形容我们人性中的那些暗成分,她的意思是我们都是需要自我调整、自我改进的。下面这些片断,摘自当时为数不少的笔记。写了这批东西之后,我觉得元气又回到了自己身上,在一种柔弱的状态中,同时感到自己力量充是。这种东西肯定不能用逻辑语言来加以表达。恰恰相反,它们是从逻辑脱落、逻辑断裂的地方才开始。 

周冰心：从地下文学到流亡文学的历程

 

从地下文学到流亡文学的历程

[《家国两茫茫》（文论·节选之四）]

 

周冰心

 

 

流亡作家中还有一批杰出的诗人北岛、杨炼、多多、黄翔、贝岭、孟浪等，他们大多一开始是以“地下诗歌”、“地下刊物”、“地下诗人”身份介入诗歌创作的，首先被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西方驻华使节文化官员和西方来华访问的“汉学家”发现和认知，这在他们自己的回忆文章中有大量的佐证性记录，连同上述专论中的高行健、郑义（大陆作协体制内现代主义、现实主义两大写作潮流主将），他们是构成中国新时期以来到八十年代终结中国文坛的主要文本探索力量，但随着八十年代末以悲壮的“六·四”事件凄然谢幕，这些人成就的探索力量都纷纷流亡海外，一个理想的文学激情时代终结了，那里交杂着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启蒙主义、寻根浪潮、反思意识、先锋姿态、发问精神、宣言意识，此后，这些可贵的元素再未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序列里。大陆当代文学以此为分水岭，因为在此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化）迅即转入“文学（化）贸易”的消费时代，大批作家、知识分子面对中国民主、自由、反独裁运动的“出局”，不再赋予文学更高的精神标尺和思想指向，文学成了日常化和颓废的记录器，意识形态制作者也适时“转局”为之推波助澜，以转移民众要求自由和民主、平等的呼声，全民下海经商之风成为那个时代的重大特征。据长期对地下文学关注的诗人贝岭考证，中国建国以来，尤其是酷烈如“文革”时期，从来不缺少“地下文学”、“地下刊物”的宣言式和反省式警告，但“六·四”事件过后相当一段时期，那些全部消失了，出现白垩般空白中断，由此可见中国自由、独立作家们沉闷和失望之一斑。

湖北女作家池莉、方方也适时在此前后推出她们反映这个时代浮躁情绪高潮的作品，她们的世（市）俗化本文出现，间接的证明那场刚刚落幕充满激情政治运动的失败给人的伤感气息。在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宣告退场后，中国人对政治、精神自由的热情转为对物质、欲望消费的畸形蓬勃追求，她们呈现的所谓的“新写实主义”作品为九十年代中国庸俗化和堕落化、消费化人生目的为虎作伥、推波助澜。她们的一系列“中间小说”（一种介于“纯文学”与“通俗故事”之间的小说），为这股潮流提供了合理的借口，这些码头、商界、摊贩、饭店小业主们的欲望主张被读者合理的嵌入生活复制、仿效、拟真，她们的小说与小说之间大多存在着惯性化的思维，且“同步”于生活流的潮汐，在于营构以武汉为中心，刁民、商贩市俗趣味面向的“小市民文化”。而随之而来全球性“消费社会”在中国的蔓延、生成，九十年代末，“消费文学”在此基础上更上层楼的形成。而构成中国文化主体的其它地域也同样如此：“以广州为中心，辐射珠江三角洲并接受港、澳文化熏染，散发着“旅馆气息”的公司化物、性纠缠的“捆绑（杂多）文化”；以上海为中心，辐射长江三角洲苏、锡、常的后殖民“小资（知）文化”。

理想、先锋、启蒙、浪漫、代言等都一夜之间在文学中撤除，九十年代中国文学迎来了崭新的“消费时代”，在此以后，“病相”、“消费”文学是九十年代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概约性关键词。我曾经在2001年大陆文学界首先提出“消费文学”的概念，直陈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景观：“欲望色彩眩迷、感官刺激至上、游戏生活无序、物化消费盛行、审丑庸常拼帖、反文学性‘肆虐’”[1]，当代文学也由“意识形态化”转向“意象形态化”。文学不再承担“国家——民族——历史”这类宏大主题叙事的功能，而是深陷“私我——隐秘——庸俗”小型叙事的泥淖，文学成了同步于生活的平视文本，没有了昔日身上高不可攀的“理想光环”，这以八十年代末“一代痞子英雄”王朔的“破坏性”出现为肇始。

中国文学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长期在以往意识形态文化、政治知识里孵化的主流文学（亦是主导文化）开始在全球化跨国资本、“消费乐”文化潮里变的无所适从，由于政治资本和政治符码八十年代陆续从文学本文的逐步撤出，转而寻找经济资本的强势，并将意识形态转而向意象形态转变，影视成了意象形态的“新宠”。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一环被弃之后院，福柯所谓被“驯化肉体”的中国作家失去了往日“灵魂工程师”高端神奇，渐入民间，回到胡同弄堂，回到日常生活，一同跌落的还有精神信仰。消遣性、娱乐性、消费性为主核的大众消费文学，成为90年代文化工业的主力军，世俗化特征、对庸常生态的煽情、内心的伪冲动、矫饰的历史“还原”、伪农村叙事、身体写作的赤搏上阵、虚妄自狂的“痞子”文化、中产阶层趣味的肤浅描摹和虚荣膨胀等等，都成为90年代中国文学/化堕落的表证。而与此同时，流亡海外的中国诗人却在承担起中国文学传统的任务。

当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文学整体沉湎于以无痛、遗忘为特征的“消费文学”之路时，流亡海外的诗人们在失语状态下长歌“悲哭”，并努力建立起全球视野里关于中国人真实命运、处境、真相的本文世界，接续上七八十年代中国“地下诗歌”的宣言式遗脉，两份文学流亡刊物《今天》(1990年复刊)、《倾向》(1993年创刊)分别在欧美出版，虽然与七八十年代相较而言，文学追求上早已变的低迴抑郁、沉浑虚无，完全没有了初创年月的情绪激昂、高亢宣告，特别是前者。

两本地下刊物的创刊源头都在北京，《倾向》是在1988年创刊，由一批六十年代初出生的诗人陈东东、张真、老木、西川、贝岭等创办的。而《今天》的创刊源头则可以追溯到1978年：“一九七八年底，地下文学刊物《今天》文学双月刊在北京创刊，这是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出现地下出版并且发行的文学刊物。一九八○年底，北京市公安局通令《今天》停刊，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共出版了九期刊物和三期“文学资料”，每期约印刷一千册。作为地下文学在北方中国最重要的呈现：它发表和出版了一批地下诗人和作家的作品，包括诗人芒克的诗集《心事》、北岛的诗集《陌生的海洋》、江河的诗集《从这里开始》、北岛的小说集《波动》以及诗人白魔（多多）、顾城、舒婷、杨炼、严力、食指、白夜、小青、方含等人的诗作，万之（陈迈平）、王力雄、甘铁生、史铁生（金水）、石涛等人的短篇小说”。[2]，其主创者是以《回答》宣言式诗歌拷问中国当代史的北岛等一批四五十年代出生诗人。在欧美复刊的这两本文学杂志都身负流亡色彩，《今天》在复刊的1990年第一期中即发表高行健以“六·四”为反思背景的剧作《逃亡》，刊物意图不言而喻，《今天》在刊载《逃亡》后马上就被大陆当局列为反华期刊。高行健本人和诗人北岛（《今天》主编）也被列入禁止返回祖国的异议作家黑名单，北岛迟至2001年才因父亲病重得以返国，高则以“永不回到极权统治下的所谓祖国”[3]自我断然姿态拒绝回到祖国。《倾向》杂志后来由诗歌杂志演变成一本关注人文、艺术前沿的流亡杂志，办刊姿态多集中在人文领域建设性和前瞻性的话题方面，但即使如此，刊物也被视为“反动刊物”，其主编贝岭在2000年曾遭大陆当局逮捕，罪名就是“传播思想之罪”（苏珊·桑塔格语）。

1949年后，所有国内外研究中国问题的研究者，不会将阅读官方主办的报章作为信息来源可靠性的唯一面，作为比法西斯主义更为重视“意识形态”控制人大脑的当今中国统治制度，这两个同样来源于德国的出产思想，后者在钳制人的意识程度上远远高于前者，学者杨绛充满苦涩的称之为大脑的“洗澡”。文学是“意识形态”统治中占有绝对地位的文体，尤其是对诗歌的控制，因为在媒体不发达的前现代中国，它的传播速度是十分惊人的，所以，1949年后，中国从来不缺少“地下诗歌”在延伸当代文学干预真相上作的努力，它是酷烈政治的晴雨表，即政治乱象癫狂的程度愈高，“地下诗歌”愈为勃兴，反之则相对较弱。

“1949年后，中国文学饱受政治钳制，局限于政治图谱的‘描红’” 、“1949年中国政权更迭，这是一个集现代封建、独裁、专制、排外、民族主义于一体的高压政权，意识形态被视为专政的唯一工具，文学被纳入政体的喉舌之列，一切西方自由和质疑的声音都被视作‘牛鬼蛇神’和反动的力量严加禁绝。文学进入‘政教管制’时代，被捆绑上政治战车随同前行，它被政体视为‘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一环。……当代中国文学是中国不自由的一面镜子，那里呈现的大多是‘政治知识’，没有多少文学涵养。自1949年到1979年，政体对文学创作设下一道道限制，文学成了政治管家们指挥棒下的意识形态载体，作家在政治压力下毫无创作自由，文学被政治家们彻底僵死了”[4]。

当代中国史里，为统治者服务需要而定制的“意识形态”几乎全是谎言式的信息，甚至连夺取政权的政治纲领宣传都被时间实践证明是虚假的，甚至是涂上蜜汁的毒药[5]，作为“意识形态”一环的文学（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等）更是成为“宣传品先锋”别称。在经历反右、砸四旧、大饥荒、文革这样的疯狂运动后，一部分人，尤其是青年人（他们也曾经是狂热的红卫兵、造反派）开始清醒和绝望，他们开始组织地下文学，并创作地下诗歌，用以对“意识形态堡垒”对峙，这在苦闷的文革后期尤为突出，《今天》等地下刊物数不胜数出现，这些无数的地下刊物成为六七八十年代中国事实上的精神导引，手抄本文学是那个年代最具特征的现象。还有一个现象值得令人深思，当八九年“六·四”事件发生后，地下文学和地下刊物随之嘎然而止，他们群体逃亡西方，而这些中国诗人、作家大多是地下文学和地下刊物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同情者。据诗人贝岭考证：

“八十年代的地下文学主要是以诗歌为标志，以地下诗歌刊物为表现形式。但随着一九八九年六月全国性的学生及市民要求民主的抗议运动被政府及军队残酷镇压，地下文学活动及地下诗歌刊物，在短时间内几乎全部停止了。许多地下诗人及文学刊物的创办人相继逃离中国或因此选择滞留国外。《新诗潮诗集》主编，也是《倾向》诗刊创办人之一的老木逃往法国；诗人江河、贝岭滞留美国；诗人多多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当天飞往英国：杨炼、顾城滞留新西兰；诗人北岛滞留欧州等，这些诗人和已在法国的剧作家、小说家高行健以及其它‘六四’前后出国或逃亡的作家苏晓康、郑义、苏炜、张郎郎、雪迪、孟浪、康正果、老鬼、哈金、赵毅衡、孔捷生、宋琳、张枣、虹影、刘再复、胡冬、马建、严歌苓、严力、阿城等人，成为日后成形的海外中国文学的重要力量”[6]。

本章不在于在地下文学与流亡文学之间有紧密、必然性关联上作推断性、逻辑性考证，虽然两者之间完全不能切割开，它们成为整体面貌的论据十分充足，但毕竟那是另一个命题。本章只遴选有代表性的曾经是地下诗人的流亡诗人部分文本作为研究。

 

第一节 北岛、多多及其《今天》派

北岛当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亡诗人，他的境遇在地下诗人中具有代表性。北岛原名赵振开，1949年生于北京。1969年后当过建筑工人和铁匠这些看似与诗歌毫无联系的工作，1970年开始地下写作。文革的荒谬性和政治的可笑性让北岛一开始就走上了用宣言式诗歌果敢说不的诗歌吼叫中，一声即振聋发聩。1978年前后，他和诗人芒克受《启蒙》诗人黄翔影响创办同仁刊物《今天》{7}，朦胧诗歌的代表性诗人顾城、舒婷、多多等都是在《今天》上走出来的。1989年4月，北岛离开中国，“六·四”事件后先后在德国、挪威、瑞典、丹麦、荷兰、法国、美国等欧美国家迁徙流亡，新世纪后曾一度短暂回国看望垂危的父亲，其余十余年均被中国拒绝入境，其一生诗歌活动大多游离于中国之外，一开始是主流“意识形态”以外，后来则是国门以外，但意象和乡愁中心却都在中国大陆。

早期的北岛诗歌有着那个岁月惊醒式的激昂宣告，反映了从迷茫到觉醒的一代人心声，“文革”十年乱象的荒诞现实，造就了北岛在诗歌中注入独异的“抒情”方式——冷的发颤的冷静和深刻纠缠的思辨性。1978年前后的北岛写出了《回答》与《宣告》两首诗，这两首诗歌至今还是对那个动荡年代和荒诞岁月发出的最有力、浓缩的挑战式宣言。

回 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那种充满豪气和质问的宣言式诗句，甚至置换舞台就可以达到为“时代呼声”的效果，难怪十余年后，“六·四”事件的中心天安门广场上，还有人高声朗诵《回答》中的名句：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回答》直抒了整整一代迷茫青年觉醒的心声，是与一个荒谬时代彻底告别的“决裂书”、“切割书”，是对过去时代（文化大革命）强烈的否定，正如他在小说《波动》里曾借主人公说过这样的话：“我喜欢诗，过去喜欢它美丽的一面，现在却喜欢它鞭挞生活和刺人心肠的一面。”诗人已经从顶礼膜拜、火热情绪、随波逐流的状态中挣脱出来，用果断的一字一句的“我——不——相——信”来对那个变异社会表示愤怒、怀疑和否定。

《回答》与同时代诗人梁小斌作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1979年《诗刊》10月号）一起成为那个“控诉时代”“天问”式诗歌的代表。两者甚至构成了一问一答的对唱模式。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那是十多年前，

　　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

　　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

　　后来，

　　我的钥匙丢了。

　　心灵，苦难的心灵，

　　不愿再流浪了，

　　我想回家，

　　打开抽屉、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

　　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

　　翠绿的三叶草。

　　而且，

　　我还想打开书橱，

　　取出一本《海涅歌谣》

　　我要去约会，

　　我向她举起这本书，

　　做为我向蓝天发出的

　　爱情的信号。

　　这一切，

　　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天，又开始下雨，

　　我的钥匙啊，

　　你躺在哪里？

　　我想风雨腐蚀了你，

　　你已经锈迹斑斑了。

　　不，我不那样认为，

　　我要顽强地寻找，

　　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

　　太阳啊，

　　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

　　愿你的光芒，

　　为它热烈地照耀。

　　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

　　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

　　那一切丢失了的，

　　我都在认真思考。

《回答》里蔓延的不信任和弃绝情绪在当时（后来一起成为《今天》派诗人群）里有着普遍情绪，重要诗人芒克（姜世伟）、多多(栗世征)也在同时期有《天空》、《秋天》等问世。

诗人芒克从1972年开始写诗，1979年地下出版的诗集《心事》，芒克的创作高潮期大约是在1973年前后，其中最著名的组诗《天空》中重复了这一意象︰

太阳升起来，

天空血淋淋的

犹如一块盾牌。

太阳升起来

天空—-这血淋淋的盾牌。

在人人自危的文革中对权力之巅者有此彻底的认知，并用此意象来影射最高权力者，无出其右，贝岭说“仅仅这首诗，芒克便可确立诗歌天才和形式革命最彻底的顿悟者的形象”[8]。

甚至他的自然意象的抒情也充满对暴力现实的恐惧︰

果子熟了，

这红色的血！

我的果园染红了，

同一块天空的夜晚。（《秋天》）

血色，在芒克的诗中成为染红果园的唯一颜色，让人不寒而慄。同《回答》一样，这些地下诗歌对政治集团戕害人性的清醒让人感叹他们的天才。而这些，即使是动荡的当局也不能容忍，“那些诗是要提着脑袋去写的”[9]。

多多也是在1972年开始写诗，贝岭说他“带有明确和毫不掩饰的现代派诗歌风格，并大量地甚至过量地使用意象，来扩张诗的张力。他的意象强烈且狰狞，充满饱读翻译成中文的西方书籍后产生的妄想和异域意象，并在诗歌中渗透了一个思想者反叛与破坏的美”[10]。

歌者，省略了革命的血腥

八月像一张残忍的弓

引自《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

马灯在风中摇曳

是睡熟的夜和醒着的眼睛

听得见牙齿松动的君王那有力的酣声（《无题》，1973年)

一个阶级的血流尽了

一个阶级的箭手仍在发射

那空漠的没有灵感的天空

那阴魂萦绕的古旧的中国的梦

当那枚灰色的变质的月亮

从荒漠的历史边际升起

又传来红色恐怖急促的敲击声……（《无题》，1974年《里程》)

“文革时期多多的诗歌语言确实带有一种由于密集阅读汉译西方书籍之后的欧化语式和句法结构。他的诗是那一时期诗人中最为复杂，最带有政治异质性，有时，甚至强烈释放着那个禁欲时代罕有的色情性。那种青春的骚动与反叛，通过诗中的妄想得到某种生命力被释放的美，爱欲(来自性的强度)和政治性在某种意义上始终贯穿着多多的诗。应该说，多多的诗，成为文革那个‘干净’，单调和乏味的时代最异端、最反动、最颓废的文字”[11]。

前者还稍稍隐晦，后者一目了然的直指循环往复的“中国现象”里的“信仰骗局”：“一个阶级的血流尽了/一个阶级的箭手仍在发射”，正如北岛所绝决地说的那样：“我——不——相——信”，对中国荒诞岁月质疑的怀疑者首先是由中国地下诗人们来充当的。“诗中的政治意象通过对政治极度的厌恶而呈现，乃至由于极度的厌恶而使诗人对政治加倍的关心”[12]。

“1976年，多多写于文革结束的《教诲》也是那个时代最为哀婉的诗篇，它的主题，它所呈现并反复呈现的是人在那一历史中的宿命，诗几乎成为那个时代寓言般的悼词，以至于当人们费力地试图去挖掘那个时代的精神遗产，或者寻求精神贫困的原因时，《教诲》和《同居》是最为及时，又最富象征的注释，是对思想和青春在那个时代如此苍白和不幸的强烈哀悼。而诗中升华出来的，几乎是一种伟大的虚无。是一个清醒的守夜者恒久的见证”[13]。

教诲

——颓废的纪念

只在一夜之间，伤口就挣开了

书架上的书籍也全部背叛了他们

只有当代最伟大的歌者

用弄哑的嗓音，俯在耳边，低声唱：

爵士的夜 世纪的夜

他们已被高级的社会丛林所排除

并受限于这样的主题：

仅仅是为了衬托世界的悲惨

而出现的，悲惨

就成了他们一生的义务

谁说他们早期生活的主题

是明朗的，至今他们仍认为

那是一句有害的名言

在毫无艺术情节的夜晚

那灯光来源于错觉

他们所看到的永远是

一条单调的出现在冬天的坠雪的绳

他们只好不倦地游戏下去

和逃走的东西搏斗，并和

无从记忆的东西生活在一起

即使恢复了最初的憧憬

空虚，已成为他们一生的污点

他们的不幸，来自理想的不幸

但他们的痛苦却是自取的

自觉，让他们的思想变得尖锐

并由于自觉而失血

但他们不能与传统和解

虽然在他们诞生之前

世界早已不洁地存在很久了

他们却仍要找到

第一个发现“真理”的罪犯

以及拆毁世界

所需要等待的时间

面对悬在颈上的枷锁

他们唯一的疯狂行为

就是拉紧它们

但他们不是同志

他们分散的破坏力量

还远远没有夺走社会的注意力

而仅仅因为：他们滥用了寓言

但最终，他们将在思想的课室中祈祷

并在看清自己笔迹的时候昏迷

他们没有在主安排的时间内生活

他们是误生的人，在误解人生的地点停留

他们所经历的——仅仅是出生的悲剧

贝岭说：“作为二十世纪历史中如此罕有地要彻底毁灭所有文化及文化头脑的一个时代，文化大革命所留下来的稀少的文学遗产中，多多的这首诗《教诲》可能是最重要也是最深刻的，是对思想及思想者在这一时代所必遭的命运，对作为怀疑论者或者怀疑本身所遭受的惩罚的寓言般地揭示。假如诗歌必定要在某一时刻介入它所身处的时代，并无可避免地要为这一时代撰写证词时，多多的诗，确切地说，是多多的这一首诗，恰好和这首诗写作的年代(文化大革命被宣告结束的一年)一起，为这场摧毁文化的革命中愿意用脑袋思想的个人的命运，留下了被他用副标题称之为——‘颓废的纪念’”[14]。

北岛、多多、芒克的地下诗歌是如此诠释着中国文革带给全体中国人内心的巨大伤害，他们的集体干预和拷问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标杆，为《今天》派在文革后的崛起奠定了很好的预言基础，但也埋下了为当局不能容忍的伏笔，导致后来他们群体流亡海外的宿命。

北岛在那一时期还有诗歌《宣告》来作为《回答》的附记，《宣告》更像一代人的精神宣言，《宣告》题记是献给一代真理青年遇罗克的，他因为坚守自己的真理而惨死于同样相信“真理”的同胞之手，郑义小说《枫》里的场景再现了，那是残酷“信仰战争”。北岛奉遇罗克为真理化身，以北岛等觉醒青年为代表一代人已经辨别出“中国之乱、中国之穷”的根源，于是，吼音在喉咙里长期喑哑后喷薄而出：

宣 告

——献给遇罗克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绝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那自由的风

从星星的弹孔里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毫无疑问，《回答》与《宣告》一开始都是在地下手抄文学刊物上流行的，《回答》作于 1976 年清明节前后，初刊于《今天》创刊号（ 1978 年 12 月 23 日），后作为第一首公开发表的朦胧诗，刊载于《诗刊》 1979 年第 3 期。但在当时的中国一代青年人中产生的影响无异于发射了一颗精神原子弹，文革十年以及前面极左思潮统治下的中国，人们的思维已经被困厄太久了，几乎窒息了，北岛为八亿人说出了心中的普遍苦闷：“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一切语言都是重复/一切交往都是初逢/一切爱情都在心里/一切往事都在梦中/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一切》）”。一时风行全国。很多年后，当一切尘埃落定，在文风一片落寞、低迴中，北岛用回忆散文《朗诵记》里回忆了当时那种亢奋的荣光：“八四年秋天，《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我领教了四川人的疯狂。诗歌节还没开始，两千张票一抢买光。开幕那天，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没票的照样破窗而入，秩序大乱。听众冲上舞台，要求签名，钢笔戳在诗人身上，生疼。我和顾城夫妇躲进更衣室，开灯，缩在桌子下。脚步咚咚，人们冲来涌去。有人推门问，‘顾城北岛他们呢？’我们一指，‘从后门溜了。’……那是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15]。

同《回答》一样，《宣告》同样成为“六·四”事件广场上的“口号诗”：我们决不能倒下/以显出刽子手的高大/好阻挡那自由的风[16]。比原诗多了我们主体词，使之像给予了生命一样鲜活起来，与广场上沸腾的学生民主运动融为一体。

自二十世纪1972年起到1982年止，北岛写出《回答》与《宣告》、《一切》、《十年之间》、《履历》这样一批杰出的诗歌，这是诗人诗歌生涯的第一阶段写作，也是迄今为止，北岛最好的诗歌。在那些诗歌里，行文充满着思辩纠缠和激情昂扬的质问情绪，甚至有些诗句透露出作者洞悉世界实质后的绝望和悲愤、弃绝。在七八十年代之交，这种受骗的悲愤情绪能引起相当多的青年共鸣，与同期的朦胧诗人舒婷、顾城、芒克的隐喻式抒情比起来更具感染力和传播性，“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一代人》，《星星》1980年第3期）、“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籍/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舒婷，《致橡树》），北岛的早期诗《履历》、《回答》、《宣言》、《一切》显然没有上述两首诗中直面迷局却还透射出明快的一面，他更加绝决，早已洞然在心，在一系列悖论的意象所指和精神能指中传导着荒凉的美学和生存意味。

“假如爱不是遗忘的话/苦难也不是记忆。”（《无题》）、“仅仅在书上开放过的花朵/永远被幽禁，成了真理的情妇。”（《十年之间》）、“即使在约会的小路上/也会有仇人的目光相遇时/降落的冰霜。”（《爱情故事》）、“谁期待，谁就是罪人/而夜里发生的故事/就让它在夜结束吧。”（《明天，不》）、“烘烤着的鱼梦见海洋/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胡子就长出来……一夜之间，我赌输了……我被倒挂在/一棵墩布似的老树上/眺望。”（《履历》）、“自由不过是/猎人与猎物之间的距离。”（《同谋》） 、“我不再走向你/寒冷也让我失望。”（《很多年》）、“在大地画上果实的人/注定要忍受饥饿/栖身于朋友中的人/注定要孤独。”（《雨中纪事》）……，

从这一组诗歌中，不难看出，青年北岛对沉闷的现状和一成不变的意识形态腔调（抑或是骗局）的厌恶，这已经成为感受敏感期和现实失望感持续增重的创作主轴，还有一个主题轨迹可循，就是对抗庞大的集团，发出自我的声音，挣脱集团的控制，格言式的反讽，直接的绝望，转化的物质，武断的情绪，亢奋的宣言，心囚的低徊，都是这一主题的生发，这一系列诗歌都由“地火”转而燎原中国大地。这一时期的北岛是大多数迷惘中国青年的代言人，是理想挫败感的直接回音，也注定他最后被当局疏离。李欧梵的说法肯綮要害：“无论在台湾、大陆，或海外读者的眼光中，北岛都扮演一个‘双重身分’的角色：他既是大陆出身的诗人，又受大陆政权的疏离；他虽飘流海外，却心在中国。”[17]。北岛在第一阶段写作完成后，已经注定要与他的祖国脱开，而踏上流亡之路：“注定要孤独”，虽然北岛并不认同当局强加给他的“政治身份”，只是“认为文学必须脱离政治而独立自主，并回归其艺术的本身。”[18]，与高行健的“没有主义”倒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显而易见的是，他早期的诗歌，却是明显的受政治力压迫的“宣言诗”。毫无疑问，北岛早期的诗歌是“政治谴责”诗，大陆文学史自新时期以来，一直以将他归入“朦胧抒情诗”行列里进行诠释，存在着很大的误作解读的成份。在八十年代中国，目睹政治集团无所不在的重重挤压而超然物外，简直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毕竟，“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传统“感时忧国”时时在俯瞰着，北岛也不例外。但1994年后，北岛却来了一个淡淡的转身，回到日常，回到平淡，放下“英雄”身段，这种变化将在下面简要谈及。

北岛的《履历》是一首别有意味的荒诞剧诗歌，它呈现的是地图索引式的一代人“心灵史”，其中的关键词颇值得玩味和深思，解读这首诗歌对理解北岛第一阶段诗歌及观照中国当代史中这一代人有极大的帮助，并能顺利找到进入他诗歌内心的捷径。

履 历

我曾正步走过广场

剃光脑袋

为了更好地寻找太阳

却在疯狂的季节里

转了向，隔着栅栏

会见那些表情冷漠的山羊

直到从盐碱地似的

白纸上看到理想

我弓起了脊背

自以为找到了表达真理的

唯一方式，如同

烘烤着的鱼梦见海洋

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

胡子就长出来了

纠缠着，象无数个世纪

我不得不和历史作战

并用刀子与偶像们

结成亲眷，倒不是为了应付

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

在争吵不休的书堆里

我们安然平分了

倒卖每一颗星星的小钱

一夜之间，我赌输了

腰带，又赤条条地回到世上

点着无声的烟卷

是给这午夜致命的一枪

当天地翻转过来

我被倒挂在

一棵墩布似的老树上

眺望

这是一个觉醒者的回望忏悔，在用全部理想和热情投入后，发现收获的是伤痕累累的痛苦和欺骗：“我曾正步走过广场/剃光脑袋/为了更好地寻找太阳/却在疯狂的季节里/转了向，隔着栅栏/会见那些表情冷漠的山羊/直到从盐碱地似的/白纸上看到理想/我弓起了脊背/自以为找到了表达真理的/唯一方式，如同/烘烤着的鱼梦见海洋/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胡子就长出来了”。于是就用充满怀疑的口吻对那个曾经以为“正确”但实质荒谬的世界“真理”进行回放式再审视和无情嘲笑，行吟出苦涩、无奈的一阙挽歌，缩图式展现了一代人深受“信仰战争”、“绝对真理”的玩弄和幻灭过程，使悲愤和沉思都达到高峰，并使他发出金丝堡式的歇斯底里的“吼叫”和弃绝：“纠缠着，象无数个世纪/我不得不和历史作战/并用刀子与偶像们/结成亲眷，倒不是为了应付/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在争吵不休的书堆里/我们安然平分了/倒卖每一颗星星的小钱/一夜之间，我赌输了/腰带，又赤条条地回到世上/点着无声的烟卷/是给这午夜致命的一枪”。真理和信仰是最具欺骗性的，它让无数人跌入深渊，现在，该是觉醒的人们唾弃它的时候了。

最后，一代落寞而沧桑、孤独的觉醒者终于发现了自己的“倒置”形象：“当天地翻转过来/我被倒挂在/一棵墩布似的老树上/眺望。”。于是，一切现世都被以倒置的图像悬挂起来，供思考和穿越，“倒挂在一棵墩布似的老树上”形象，成为一代人的身份认同和重新认识世界的绝妙荒诞暗喻，因为在这颠倒的世界上，惟有倒挂在树上这一荒诞不经的形象，才能拥有对这个世界的理性观照。《履历》所揭示的正是那个被颠倒了的时代以及荒诞的世界本身。

在北岛第一阶段诗歌写作中，他在冷静的惊人的观察中，发现了“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如何造成中国人传统道德价值的全面崩溃、坍塌，继而人性的扭曲和异化过程，他想“通过诗歌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北岛建立了自己的“理性法庭”，以理性和人性为准绳，重新确定人的价值，恢复人的本性；悼念维护真理的烈士，审判刽子手；嘲讽怪异和异化的世界，反思历史和现实；呼唤人性的真诚面向、回归，寻找“生命的湖”和人性的“红帆船”。北岛对中国的直接痛苦经验，帮助他以清醒的姿态宣告与过去的决裂，并用激昂思辨与直觉思维产生的隐喻、象征意象相结合，使高度概括力的悖论式警句、格言成为诗歌中吟咏高潮，这一时段的诗歌溢满激情，毫不含蓄，纵语鞭挞丑恶和黑暗面。这都是北岛第一阶段诗歌所独有的振聋发聩的艺术力量，成为七八十年代中国人反省精神生活中重要的一环，也是北岛诗歌生涯中最出色的作品。

北岛第二阶段的诗歌约在1983年至1994年止，这时，北岛已因“政治谴责诗”被西方汉学家普遍认可并引介到西方，他的活动和行吟中心也由中国挪移到欧洲大陆，但作为没有了第一阶段讽刺对象的北岛而言，已经告别发出振聋发聩宣言的“英雄时代”，回到“启蒙时代”，李欧梵说：“北岛的诗从一个‘英雄’时代的自画像变成了一个人——他能从日常生活中找寻诗的灵感和语言，并从一个‘日常’的角度去反讽一些宏伟悲壮的抽象名词。”[19]，告别“英雄时代”的他稍稍有些短暂的茫然，他的诗歌也出现“真空”状态，成了一个国际“梦游者”。1989年“六·四”事件再次给了他喷薄而出的激情，这次是悲怆而深沉的，虽有愤怒，但已不再像第一阶段那样有心音似的惨烈。1989年5月后，北岛成了现实中的“流亡之身”了，被永远禁止返国。而这一次由文革的内在自我流亡变成了外在流亡异邦，“八十年代却是北岛生命中最坎坷、最痛苦的时期。他不但在文革后的大陆文坛崭露头角，也卷入了政治漩涡，在八九年初主动地发起释放魏京生的签名运动，终至流亡欧洲。”[20]。

在第二阶段早期（1983年——1988年），北岛已在为一些空灵的人生感悟作阐释性感怀，指向的不再像第一阶段那样明确，而是坠入似有又无的虚无，但北岛风格尤为明显，还能找到第一阶段洞悉和警句的遗绪：

“熄灭已久的灯塔/被水手们的目光照亮……八月的梦游者/看见过夜里的太阳。”（《八月的梦游者》）、“生活是一次机会/仅仅一次/谁校对时间/谁就会突然衰老。”（《无题》）、“从长满青苔的舌头上/淌落语言的水银。”（《可疑之处》）、“理性的大厦/在无声地陷落。”（《言语》）、“昔日阵亡者的头颅/如残月升起。·····传统是一张航空照片/山河缩小成桦木的纹理。”（《白日梦》）。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北岛的诗歌气质为之一变，较之于前的空灵感怀、虚无抑郁大有昂扬情势，为“六·四”事件的悲壮谢幕和杀戮无辜充溢无声的愤懑和感伤之情。以此为分水岭，北岛开始了流亡西方的开端，他的诗歌意象里从此又多了乡愁和流亡。

钟 声

钟声深入秋天的腹地

裙子纷纷落在树上

取悦着天空

我看见苹果腐烂的过程

带暴力倾向的孩子们

像黑烟一样升起

房瓦潮湿

十里风暴有了不倦的主人

沉默的敲钟人

展开的时间的幕布

碎裂，漫天飘零

一个个日子撞击不停

船只登陆

在大雪上滑行

一只绵羊注视着远方

它空洞的目光有如和平

万物正重新命名

尘世的耳朵

保持着危险的平衡

这是死亡的钟声

悼 亡

不是生者是死者

在末曰般殷红的天空下

结伴而行

苦难引导着苦难

恨的尽头是恨

泉水干涸，大火连绵

回去的路更远

不是上帝是孩子

在钢盔与钢盔撞击的

声音中祈祷

母亲孕育了光明

黑暗孕育了母亲

石头滚动，钟表倒转

日蚀已经出现

不是肉体是灵魂

每年一起再过一次生日

你们有同样的年龄

爱为死者缔造了

永久的联盟

你们紧紧拥抱

在长长的死亡名单中

……

记念日

于是我们迷上了深渊

一个纪念日

痛饮往昔的风暴

和我们一起下沉

风在钥匙孔里成了形

那是死者的记忆

夜的知识

布拉格

一群乡下蛾子在攻打城市

街灯，幽灵的脸

细长的腿支撑着夜空

有了悠灵，有了历史

地图上未标明的地下矿脉

是布拉格粗大的神经

卡夫卡的童年穿过广场

梦在逃学，梦

是坐在云端的严历的父亲

有了父亲，有了继承权

一只耗子在皇宫的走廊漫步

影子的侍从前簇后拥

从世纪大门出发的轻便马车

途中变成了坦克

真理在选择它的敌人

有了真理，有了遗忘

醉汉如雄蕊在风中摇晃

抖落了尘土的咒语

越过伏尔塔瓦河上时间的

桥，进入耀眼的白天

古老的雕像们充满敌意

有了敌意，有了荣耀

小贩神秘地摊开一块丝绒

请买珍珠聚集的好天气

从《钟声》、《布拉格》开始，北岛诗歌里的流亡意象已经举不胜举，现在纪念的不再是文革真理烈士了，而是纪念天安门广场上“六·四”事件的民主殉难（道）者，讽刺的不再是政治集团某一个特殊时段（文革）的荒唐，而是全部的根基，及其本质的丑恶。踏在流亡之路上，在布拉格异乡由彼及此的故国联想：“从世纪大门出发的轻便马车/途中变成了坦克/真理在选择它的敌人”，“六·四”后，北岛已经彻底感悟所谓极权政治的邪恶性，对谎言式真理大言不惭的痛恨、蔑视和嘲讽、悲愤，但又无奈，还有流亡之身的乡愁苦闷难以排解，行文遣句也由第一阶段的高亢转为低迴、沉郁，甚至没有了第一阶段宣言式豪迈的自信、拯救式的大我：“我——不——相——信”，转为“一个词消灭了另一个词/一本书下令/烧掉了另一本书/用语言的暴力建立的早晨/改变了早晨/人们的咳嗽声。”（《早晨的故事》），潜向缩小了的“小我”：“词的流亡开始了”（《无题》）、“失去声音的象形文字”（《叛逆者》），流亡从此开始伴随着北岛身与诗同步出现。故国在身后，却永不能回转，后来，他在散文《家长会》里写到女儿田田关于回家的天真问询：

“你为什么不能回国？……警察不喜欢我。……为什么？·····因为，因为政治问题……什么是政治？”[21]。于是有了《乡音》里“对着镜子说中文”流亡西方的无尽孤独感，但即使是在万重山水外，故国的“恐惧往事”也是不堪回首和摆脱不掉的阴影，流亡心境的孤寂和缠绕可见一斑：

“我对着镜子说中文/一个公园有自己的冬天/我放上音乐/冬天没有苍蝇/我悠闲地煮着咖啡/苍蝇不懂得什么是祖国/我加了点儿糖/祖国是一种乡音/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听见了我的恐惧”（《乡音》）。

“六·四”后，中国的十余万流亡者一如北岛般处境，孤独成为永恒的影子如影随形。北岛自己后来这样记载那段时光：“八九年至九五年的六年工夫，我搬了七国十五家。……‘我一无所有的漂流’……‘六·四’是场热病……我是一九八九年的鲁宾逊。……在挪威呆久了，得了失语症。……一群住在外地难民营的中国流亡者来借宿，带来了各自的逃亡故事。他们中有工人、商人、大学生，到天涯上孤独的一课。我们在黑暗中互相借光。……我日夜颠倒，索性整天拉上窗帘。”[22]。

孤独使流亡者们不得不发出“一声凄历的叫喊”（《在天涯》）。因为思念故国，但“给母亲的信/必经一生的路程/饶过敌意”（《夜匆匆》），故国已经切断了流亡者的归途。“流亡者的窗户对准/大海深处放飞的翅膀……我伪装成不幸/遮挡母语的太阳。”（《毒药》），只有在异邦寄托对母语的回忆里：“在母语的防线上/奇异的乡愁/垂死的玫瑰。”（《无题》）。

在无尽的流亡路上，北岛又恢复了重新审视那个庞大政治集团本质的清醒，现在，已经用不着那些高亢的宣言和回答了，那么，就直接喑哑着喉咙揭橥吧：

东方的想像

风中的钢刀灵巧地转动

大坝上的牛羊失踪

树木朝冬天一起鞠躬

绿色租赁给军队

枝干被造成大船时

洪水来临

豪华的时代

在宴请它的客人

铜号、美酒

竹椅上东方的想像

是不落的太阳

悬挂在砖窑上空

工匠们造就的天堂

流星般塌落

情人们睡在回声

那世纪之交的桥洞里

戴天使面具的人们

从桥上走过

“绿色租赁给军队/枝干被造成大船时/洪水来临……工匠们造就的天堂/流星般塌落”（《东方的想象》），被置换的隐喻指向用谎言诱惑而堆砌成的“信仰大厦”，在“大厦”建立之初就开始抛弃迷彩色外衣，《东方的想象》里全是隐喻的意象，“牛羊失踪”、“砖窑上空”、“不落的太阳”，北岛对政治集团 “谎言成性” 的概括与奥威尔的“老大哥”有异曲同工之妙。与第一阶段“政治性”诗歌虽采取决裂姿态但还有“英雄时代”情结相比，“六·四”后第二阶段的流亡诗歌早已没有了这些温情的憧憬，写下的全是抛掉梦想、彻底醒悟后的冷静拷问：

“在玻璃罩内/痛苦的是观赏者……风掀起夜的一角/老式台灯下/我想到重建星空的可能。”（《重建星空》）、“途中变成了坦克”（《布拉格》）、“权力在一块残旧的红布上过冬”（《绝症》）、“欺世之虹/是伟人的自传。”（《折叠方法》）……

比起《回答》、《宣言》里檄文式的激越情绪，诗人第二阶段冷冽而洞悉一切的警句被用来更高意义上戳穿政治集团的“谎言成性”。

第三阶段（1995年以后）的北岛诗歌已经完全成为其个人性的行云流水，调门更为低迴，浅吟低唱，激情回落，回归到作为一种纯粹的诗歌艺术，而回避了大时代的悲剧，再没有干预故国病相的勇气和豪情，也许，北岛自我影射“一代人如帷幕落下”（《局外人》）正说明着这些变化：“我在空山倾听/吹笛人内心的呜咽”（《旧地》），革命和英雄的时代都早已谢幕，消费（时代）社会已然降临故国，一切都在解构中被遗忘，而自己还是流亡之身的事实并没有改变。

“水的激情之上/是云初醒时的孤独。”（《无题》）、“若风是乡愁/道路就是其言说”（《远景》）、“我是被你否认的身份/从心里关掉的灯……敌对的岸/风折叠所有的消息/记忆变成了主人/哦 陈酒/因表达而变色/煤会遇见必然的矿灯/火不能为火作证”（《无题》）、“谁相信面具的哭泣/谁相信哭泣的国家/国家失去记忆/记忆变成早晨”（《送报》）、“风在耳边说，六月/六月是张黑名单/我提前离席”（《六月》）、“戒烟其实是戒掉/一种手势”（《练习曲》）。

第三阶段的“无题”诗明显增多，那种“回答”和那种“宣言”都已遥远，无法命名的情绪和空对空的孤独与日俱增，长期流亡异乡的空转豪情早已消磨和隔谟了对故国的印象，他在1998年写下了《肥皂》：“鱼相忘于江湖/夜创造临时的神/吸毒者眼中的蝙蝠/正毁于激情”[23]，归隐和消极的面向袒露无遗。

新千年以后，北岛鲜有诗作问世，他慢慢开始写絮语式的西方名诗家赏析，但已没有多少意义了。他的诗人身影已经渐行渐远，他的诗歌已经只是日常的呜咽了，流亡对他来说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了，因为，进入二十一世纪甚至更早，流亡者归来已经是老话题了，索尔仁尼琴、米沃什、昆德拉等老牌流亡作家早已被坍塌的极权国度奉为上宾迎回本国，流亡作家哈维尔甚至还被选为捷克总统。

流亡不再是全球性的悲壮话题，流亡变成了中国一国的事情，但身体性的流亡已经不再是唯一的解释，游移在意识形态以外，处在边际状态“内在流亡”已经在中国大陆兴起，因为“六四”而流亡西方的中国作家也随着世界全面被消费浪潮裹挟，冲淡了激情，踏上了回归流，北岛甚至可以2001年以后短期回国数次，同样以地下诗人身份流亡西方的杨炼也早在十年前就畅通无阻回国。多多和芒克也在其列，两人身份都已被官方作协认可，前者甚至参加了2007年青海国际诗歌节，多多在2004年受聘于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诗歌教授，《今天》派除了不知所终的诗人，其余都已放弃流亡身份或者干脆连文本上的流亡意象都不再坚持了。

第二节 贝岭、孟浪及其《倾向》派

在地下诗人流亡作家序列里，还有一群相较与《今天》派北岛、多多年轻一轮，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非文学专业），大多数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期的诗人，他们的美学趣味和艺术追求更倾向于独立知识分子人格和自由主义之间，1988年，这些诗人以此为美学志趣，创办了《倾向》地下诗刊，最初是以发表诗歌为主，后来演变成一本人文和思想、独立艺术的杂志，创办人贝岭曾说：“《倾向》的美学就是地下文学的美学……《倾向》杂志不是，也不企图成为一份纯文学刊物，它从更广阔的视角触及人的存在问题，是一份人文杂志。从某种意义上讲，《倾向》的精神渊源来自民主墙，来自地下文学的历史，来自那时候的《今天》。《倾向》不会随波逐流，更拒绝见风转舵。《倾向》是小人物办的刊物”[24]。

1993年，《倾向》在美国波士顿复刊，接续上“地下刊物”在海外的生命遗脉，并逐渐成为一本描述和记录、思考“精神放逐——流亡”为主旨的人文杂志，贝岭自己回忆和定位《倾向》：“1993年创刊的《倾向》文学人文杂志，和之前夭折的中国流亡作家联盟和《流亡》文学杂志没有任何必然的传承或衔接。但是，在流亡的美学和流亡的象征上，无疑，有其精神传承。”[25]。在文学趣味和独立思考、艺术判断上，《倾向》甚至比《今天》主题更明确，《今天》在1991年刊登高行健的话剧《逃亡》后，其后再没有完整的触及思考“流亡”、“放逐”、“真相”主题面向的文本，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比起《今天》在文革后诞生初创时以“讽刺政治荒诞”闻名的初衷，现在，《今天》似乎在将自己回归到传统文学的“道统”上来，提倡所谓纯粹的纯文学式的美学，但在面对病相重重的中国大陆，放弃干预和良心拷问，将文学置于“世外桃源”境地，这难道不是“遁世”和海外“归隐”的一种表现。当然，即使如此，《今天》还是曾因刊登触犯当局禁忌的《逃亡》而被中国政体列为禁止入境的刊物。一些年轻的、孕育启蒙于1978年“西单民主墙”，成长于1989年“六四”事件前后的《倾向》派诗人们，则鲜明的将《倾向》办刊方向指向地下被遮蔽、流亡、放逐的文学文本，因为在版图广袤的帝国之上，思想、思考、书写都被视为统治者自身意志的延伸，自由和独立的书写追求是最为珍贵的气节、尊严。

复刊后的《倾向》曾发出这样的办刊主旨呼吁：“《倾向》对于任何一种垄断话语空间，建立话语霸权，乃至以主流话语自居，怀着特定企图，行使话语权力的行为，抱持足够的警惕与坚定的反对。《倾向》的美学是异议的、怀疑的，也是反抗的、颠覆的、个体的。《倾向》推崇多元，拒绝统治与权威，不管它来自国家、集团、媒体还是个人。……通过文学的探索达成美学的关怀，以对抗国家政治话语及大众传媒话语对人类丰富表达的伤害。这是美学的对抗……《倾向》强调知识分子精神，也是《倾向》在中文世界的价值所在。”[26]。这鲜明的反映了《倾向》派的文学主张，

对于，《今天》与《倾向》的异同，诗人孟浪这样解释：“真正的流亡文学刊物是1990年在挪威奥斯陆复刊的《今天》文学杂志（当时由北岛、万之主持）和1993年在美国波士顿创刊的《倾向》文学人文杂志（由贝岭、石涛、孟浪、陈东东等分别在美国、中国二地共同主持创立），他们先后聚集了相当数量散居海外的流亡作家、知识分子，也继续保持了地下文学的可贵传统，发表众多中国国内从事自由写作的地下作家的创作。迄今为止，《今天》在海外已出版了四十期，《倾向》则出版了十三期（2001年止）。据了解，文学观察家一般认为，《今天》文学杂志基本上固守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文学期刊的旧有模式，呈现着平面化、线性式的出版物型态；而《倾向》则由于它的核心编辑群始终置身‘放逐中写作’的自由心态，同时又深度切入‘地下文学’的历史现场，并且全面关照整个外语文学与人文创作中锋锐部分的现状与演进，从而使该刊努力在与当时代同步的运动感和潮流感中，去争取获得不断增值的历史文化与精神富蕴。”[27]。

分别于1988、1993年后流亡美国的诗人贝岭（1962年生）和孟浪（1961年生）是《倾向》派的核心，他们的诗歌与他们的前辈《今天》派比较而言，在意象和隐喻表达上显得含蓄、内敛、丰艳，没有“英雄主义”情结，也少了过于沉重的时代压抑感，开放、理性意识也较为明显，美学趣味围绕文学独立意识回旋，他们的倾诉中心不再是文革癫狂和谎言破灭、英雄坍塌、拒绝真理，视角也不再是俯视苍生的巨大拯救型口吻，他们回到、降落民间，述说民间力量，以小人物的见证和思考来延续并证明那个巨大真理的荒谬性，他们的独立表达意识较强，为艺术的纯正、自由、独立、理性而坚持不懈，并长期褒有对理想的不变信念，对“地下文学”里贯穿的自由表述和对扭曲政治社会保持警惕的属性理解一点也不比《今天》派来得差，甚至在《今天》派影响退出历史舞台后，他们还在海外坚持这种在消费社会看似徒劳的努力。《倾向》派诗人们是继北岛《今天》派在海外 “中国地下诗歌”影响的延续，他们甚至继承了西方“知识分子”人格，而使诗歌写作变成了一种“公共性”反思利器，特别是孟浪，更为重要的是，《倾向》派在二十一世纪初准确的理解“流亡”、“放逐”文学精神，对于中国当代日趋堕落“犬儒文学”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今天》派的能量十分有限。

贝岭八十年代初即已创作诗歌，那时的诗歌吟咏天下是“《今天》派们”的，他一开始也介入《今天》的编辑和外围工作，贝岭在后来一次访谈中回忆道：“像我这样的诗人，严格地说是地下诗人，或者是被称之为‘从未被官方承认的’诗人。实际上我在官方杂志上发表的诗歌并不多。我的文学生涯是从阅读和办地下文学杂志、从事地下文学活动开始的。我个人的写作可以追溯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读大学期间。当时，我参与了在北京的‘民主墙’活动。在‘民主墙’活动期间，我认识了当时的一些年轻诗人和作家，同时，开始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包括西方的和中国过去的文学作品。……当时一些年轻的诗人和作家在‘民主墙’期间创办了一份杂志，叫《今天》。我参加了《今天》杂志的活动，如文学朗诵、定期的作品评论聚会、帮助出售杂志等等。……总的说来，是文学阅读和‘民主墙’及以后的地下文学活动使我走上了文学这条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一条‘不归路’吧。

‘民主墙’之后地下文学刊物的出版在北京是这样开始的。一九八四年，我编了一本《当代中国诗三十八首》。一九八五年，我和孟浪合编了《当代中国诗歌七十五首》，同时我们还印刷我们个人的油印诗集。一九八三年，我油印了第一本自己的诗集，叫做《被愚弄的……》。现在看来，这本诗集很幼稚，但那毕竟是我最早的文学尝试。随后，我在北京和上海又参与了另一些地下文学的出版工作。一九八八年，一批年轻的诗人创办了地下诗刊《倾向》，出了四期后，就在一九九二年被勒令停刊了。一九八九年前，我们还组织了几个重要的文学‘沙龙’活动，比如，我们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圆明园等地都搞过文学‘沙龙’和诗歌朗诵。

可以说，在‘民主墙’期间，北岛是地下文学及《今天》文学杂志的主要角色及主持人。但后来，他甚少参加地下文学活动。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的话，一九八五年，他加入了官方的中国作家协会，甚至作了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诗歌主席之类。这期间的地下文学活动是由没有加入到官方作家协会的地下诗人和作家延续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地下的诗人跟被官方称为‘北岛们’的一批在官方文坛成名的‘朦胧诗人’就各行其道了”。[28]。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贝岭和更年轻的诗人们是自觉的接受自己“地下诗人”身份的，这在“地下诗人”被普遍“招安”的状况下是不容易作到的，因为诗人的独立性思考和判断、质疑意味着区别于官方垄断的单向道式“意识形态”写作，而后者得为这种意识形态服务，前者则只对良心和正义负责。因此“地下诗人”可以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追索，并呈现中国病相的复杂性，这是追求“意识形态”一统化当局所不能容忍的。

贝岭和孟浪的诗，大体来说与《今天》派既有对苦闷、沉默世界压抑愤懑无解的一脉相承，又有新派们对旧世界由失望到期冀的自有激情，意象也大大繁复、增大，尤其是后者的诗歌更是如此。贝岭和孟浪的诗歌创作现在都已在廿年以上，两人流亡海外后，诗歌创作的动力都有所削减，贝岭的诗歌激情更是呈一路低迴姿势，新世纪后已鲜有诗作发表，在太平洋两岸奔波从事出版工作。这里所谈的贝岭诗歌是他1980年至1995年所写的诗歌。

贝岭早期（1980——1984）的诗作忧伤而淡定，意象明朗，毫不晦涩，诗意之外虽有所指和现实责问，也呈现现世痛苦和受难的源头，并对此发问，但比起《今天》派的情绪激越显得理性许多，发问中心也显得模糊而漫漶，甚至迷茫。《黄昏》是其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黄昏是无法诉说的

甚至难以微笑

水到来泪刮过

注成河流

大群的鸥鸟

他们闪电般姿势的目光

逾越广场

掠取大片的沉默

在风铸成的创面里

时间空洞又单调

黄昏“掠取大片的沉默”是年轻的贝岭对中国的看法，这一美学趣味延展了他的诗歌概括时空，那种忧伤的情绪当然是从迷惘中而来，又归流到彼岸的期待中去。这一时期的佳作还有《忍冬藤年年开放》，递进式发问和坚定的回答讲述着古老而不朽的生命力传奇，那里是坚韧的民族自喻和气节展现，对衰朽的阻力式守旧保守思想发出嘲弄和讥笑：“那些期待 出于几种神圣的愿望/守望着宇宙的森林”。忍冬藤、野性金雀花、兰铃、榛树成为“尖利的风沙时代”的一种生命力丰碑矗立，只有“盘绕着尖利的风沙”，才会“和黎明一起无尽俯展/以群体的交欢开放”，而我“告诉你/我还要告诉你”的是：在“高原依旧荒凉”的荒原上，“忍冬藤年年开放”。忍冬藤在特定的文革后沉闷年代里，被贝岭象征为一种压迫不倒的气节和生生不灭的坚守精神、意志，成为一种耐得住荒凉和冷冽的征象，并借以蔑视那些压迫他们的“酷寒专制”力量，这是贝岭要反复吟咏和告诉“他们”的：

向孤寂宣战

以坚忍不宁的绚烂

在寒风的清爽中

向孤寂宣战

向围幔般生长的高墙

比试锋芒，比试力量

传递我的呼唤

传递你的呼唤

用棕色的肥沃滋润茎管

岩层也将被挤压

接受日复一日的风化

在《忍冬藤年年开放》里，《今天》派的“宣告”和“回答”式语气又被回放：“向围幔般生长的高墙/比试锋芒，比试力量”；“我只能选择天空/绝不跪在地上”（《宣告》），“我告诉你/我还要告诉你”；“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回答》）。

在《太阳歌手》里，贝岭发出八十年代初最为惊人的预谶：“二十世纪的凄风苦雨后面/必定还有一场大雪……二十世纪的所有恐惧/将在一片歌声中摇曳”，那是一场什么“大雪”？那又是什么“恐惧”和“歌声”？贝岭明确的回答：“我看见血流在大街上看见死亡的真形”（《智利的血流在大街上》）。似乎，后来的“六·四”事件证明了这一场“大雪来临”。

贝岭中期（1985——1988）以后的诗歌则稍稍情愫萌动，诗句精短而缠绕，目光含情而炯明，无论爱情和现实思考都进入一种成熟的自我审视阶段，幻灭和燃烧都毕集于一身。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我已无言可告》表达了那种幻灭和燃烧感，并为深深陷入这种状态而苦恼、迷茫：

……

那是无核的愤怒

和阳光一起迸发的

正不停地自我摧残

……

那些遁世的英雄

我旧日的好友

他们启开光阴的瓶盖

沉湎在梦中

用酒精冲淡痛苦

冷漠，一种尊贵的智慧

那些隐喻的收集者

他们在纸中彻悟

并用意象轰炸历史

他们绝望的预言

正等待时间的注释

然而我不能够

在我的逃匿里

我听到孩子们的哭泣

一个苦孩子持久的哭泣

他们的泪水烫伤我

我怎样才能学会抚慰

怎样孤立在冬季里

等待，用诗的荆条抽打

直到疼痛──至深处

这一时期的中国各种思潮开始分化、萌动，甚至动摇，诗人感到无所适从，以前引以为“真理导师”的人和事都开始分崩离析，诗人开始感到孤独和失望，甚至无言以告。面对“严酷，有水煮沸的愤怒”（《墓》）岁月，他只有“用诗的荆条抽打”自己，不至于沉沦下去。这一时期的诗歌都进入“无言”和“虚幻”状态，词语越来越精短，意象越来越灰颓，《述》、《沉默》、《逃避》、《虚》、《内向》、《缄口》、《墓》、《哀悼》、《梦》、《省》，这些诗从标题到诗风都在诉说着那种寂寥，“苍茫积成垢/时间铸成钟”（《虚》）、“你动荡不定的漂泊中/渗透没有对手的孤独”（《内向》）。有关漂泊和浪游的不确定感，虚无的情境在一点点流转逶迤，显然诗人在长长的黑暗甬道徘徊和踯躅，惆怅的感觉弥漫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中。

后期（1989——1995），因为“六四”事件后滞留美国，身份发生裂变、挪移、流散，一切希望全变成失望：“此时，我在纽约……我流落在异乡……终于，我确认了自己是在‘流亡’，它是不自愿的，可我自愿地选择了它。面对惨痛的、祖国的现实，我的所做作所为，此刻，已使我已别无选择……流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孤立、隔绝，意味着语言的丧失，意味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乏。也意味着失败，甚至，意味着面对失败的无奈……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朋友们已在狱中，我却因为‘时差’而幸存着。某种意义上，我已经流亡。也许，我会终生流亡……这就是流亡，一种没有归属感的生活，它构成多重的困境，它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更是一种严酷的存在。你在向它发出追问，它也在向你发出追问，甚至，它还索要追问的结果”[29]。

何处去的茫然和悲愤使他一改颓靡，视野却变的宏大起来，担当也明显发生巨变，从这一时期开始，贝岭的“流亡”、“放逐”美学诗风日趋成熟，这一时期的《放逐》标示着作为流亡诗人贝岭的诞生：

我在时间的尽头经历放逐

手臂的弯度 记忆的弓

我用我的汉字洗清异国的天空

无倦的天空 辽阔强烈的天空

干燥而又坚忍

带着事物莫名的疼痛

冬天──有着记忆命名的庄重

我看到被遗忘拒绝的耻辱

带着使命 进入我那野蛮的视野

眺望终止了阅读 回忆放弃时钟

经历者──经历着对经历的厌恶

那并非是时间的过错

那仅仅是时间的过错

辗压往事的 是夜的车轮

事物

用它不朽的根

固执地缠绕我们

我在放逐的尽头

如同国家版图上

一个恒久的诅咒

流亡成了彼岸祖国“一个恒久的诅咒”，而此岸却是拳拳的赤子之心，思念徒劳的空转。流亡、放逐带给诗人的是种种孤独和无奈，使诗人用很长的时间来审视自己的命运和处境，并慢慢浸润成“流亡”的美学，这种美学也成为《倾向》派孟浪后来创作倾向的主核，并一以贯之。

后来贝岭自己回忆道：“两次的流亡，第一次（1989年，我选择了留在美国，逾5年后，我又选择回到祖国）和第二次（2000年秋，我被遣送出境，驱离中国），使我渐渐获得完整的视野和对东西方世界的认知（这个西方世界至少有两个部分构成，美国世界和欧洲世界），既使是在被资本主义全球化“催逼”的21世纪（这使我少了不少乐趣！），从细部看，你、我、他，民族、地域、人性、语言和文明的差异是多么地不同啊。何况，我对伊斯兰文明和伊斯兰世界，对非洲黑人世界和非洲文化，对拉丁美洲世界和它古老的历史和文明，甚至对东亚和日夲的文化和文明，又知道多少呢？我第一次离开中国的那个年代（1980年代末）和我真正滞留美国的那个年代（1990年代初）是两个如此不同的世界。而从1994年始，我一次次再返的中国又让我多么地感叹不已。晕眩和巨大的身心震撼。祖国惨痛的现实、祖国巨大变化的现实，对苟且偷生式流亡的自责，那扭曲的难民化美国生活经历。”[30]。

对于流亡的不幸，贝岭还用诗歌《宿》诉说着境遇的尴尬：“我们出生的不幸/已烙在种族的脸上……乞怜于语言，而又丧失了语言的日子/我们从未受洗/却寄身于蒙主偏爱的国度/仅仅是由于敌意的存在/而被供养着……那片属于我们的/孤独意识形态保留地”，流亡西方使诗人再度陷入“无言”可告的苦闷期，除了内心世界的孤独，一无所有。他转而对那场导致数十万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流亡欧美的“六·四”转捩致敬。

“我目睹的暴力过去了/它滋生的果实/被恨的潮水洗劫着/一个预言再度呈现……·整整一支队伍的葬仪/祭奠着记忆”（《纪念——为一九八九年‘六四’受难者而作》），这是一首对“那场世纪大雪”的回应的诗，在《太阳歌手》里的“大雪、恐惧、歌声”早已在现实中发生，预言被击中。贝岭也因为那首诗而再次被拒绝入境（2002年6月6日）[31]。

在这一时期，迄今贝岭最长的一首诗《主题与变奏——对一个时代的纪念》是他对一个时代落幕所作的哀悼。

那象征般兀立的主题

来自我们无助的内心

记忆，如同一场浩劫

虚幻而又真实

被扼止的

是想象的年轮

它被残酷的背景遮掩着

……

那面早年的墙

绽放异议的墙

……

用无知的力量炫耀

一个种族灭绝前的征兆

……

死亡，像阴影一样

把冗长的悲惨缓慢拖曳

那是一个悠久的寓言

那是我们一生的仪式[32]

杨远宏说：“我们都明白那是个什么‘主题’。一个时代被封杀。幕布纹丝不动。记忆，比流星陨火墬落、熄灭得还快。高热亢奋的高粱花下，土地比冰块更寒冷。这是一个时代正在被狂欢庆典所延长，并在延长中被影子作者和影子阅读不断改写和误读的尾声”[33]。

在那个不久前的“悠久的寓言”里，被当作“一生的仪式”是那个时代的激情，现在，一生的图腾早已转瞬即逝，流转为遗忘的死海。这是贝岭对早年启蒙自己的“时代墙”的怀想，也对那个时代被全民遗忘而感到失望。

现在，贝岭的写作才情和对汉语诗歌形式感创新已经得到公认，九十年代末期，贝岭大大放慢了诗歌写作速度，转而投入到出版和文学活动中去了，并大力传播有关“流亡”美学。

《倾向》派另一主将孟浪的诗歌写作长期处于旺盛期，他1961年出生于中国另一叛逆者活跃的大都市上海。1978年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大学时代就开始诗歌写作，并热心参与和组织以出版“地下文学刊物”为核心的地下文学活动。1981年，即已创办民间诗刊《MN》，第一期名为《形像危机》，后还创刊《海上》、《大陆》等地下刊物，他是八十年代初很少几个具有诗歌“现代感”的诗人，1995年赴美。

作为一个老牌的地下诗人，孟浪一以贯之到二十一世纪，贝岭高度评介他，应该是恰当的：“上海诗人孟浪曾是国内重要的地下诗人和地下文学刊物出版者，自八十年代中以来，他因写作和编辑出版地下文学作品，而不断受到他所在地上海的警察的秘密侦察和监控。一九九二年四月，他与另一位上海诗人默默被上海警方秘密拘留，并从他们各自家中搜查扣留财物〈主要是创作手稿、书信和地下文学出版物〉合计二百逾种。在被秘密关押了三十六天后，警方将他们释放。此后，孟浪在上海及在中国国内的工作、旅行等一直受到骚扰及恐吓，一九九四年五月起，警方加剧对他的迫害，使他不得不避走匿居。当他回到上海家中，警方即开始对他进行更繁琐的传讯，调查他的全部文学活动（一度每星期三、四次，每次四小时以上，使他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影响）。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一九九五年九月他应美国布朗大学的邀请作为一个访问作家而流亡国外。

孟浪，真正承担国家对诗人惩罚的恰恰是像他这意义上的地下诗人，这种厄运和来自国家的野蛮伤害着一个诗人日常的生活、身体、甚至心灵，但它未能彻底伤害到他的写作，特别是他的诗歌。他写出了对一个邪恶时代中个人命运进行追问和深刻内省的长诗《凶年之畔》(1986)和《私人笔记……一个时代的消亡》(1987)。这两首虽在诗艺上粗砺却极富气势的长诗是这一严酷时代真正的见证，假如政治可以广阔的定义的话，也是描述共产主义制度下人的命运的力作”[34]。

严格意义上，孟浪并不能（他也不愿）被划入“流亡作家”的行列，他似乎与他上海的同乡，小说家张爱玲一样，不愿被任何一种既有的体制和政治制度限阈思考与创作。按照匡南说法：“凡是诗人都是反叛的，孟浪也不例外……当80年代孟浪完全以异类的外表而现世时，当他骚动不安到处走动时，他的反叛从此便无休无止。安定的生活已经不再有了，除非他要结束作为一个诗人的存在。这种反叛还不能只归结为政治式的异议。首先，孟浪反叛的不只是这样那样的政治，他反对一切政治；其次，孟浪反对的不只是政治，他反对一切定格了的世俗，反对一切既有的文化、生活形态，反叛所有的既有的事物，也就是说反对一切滋生现实政治的根源与条件、一切与现实政治生活配合、互动的事物、一切与政治妥协有关的精神状态——所以，他喊出‘连朝霞也是陈腐的’。然而，到此为止，政治反抗者也罢，文化异议者也罢，现存秩序的反叛者也罢，还都不是孟浪的诗人定位，而只是诗人之为诗人的出发点”[35]。这是很富意义的认识，与“没有主义”的高行健在精神境界上同出一辙。

进入新千年以后，他的流亡性表现在他到处走动上，他在美、台、港、中国大陆等地游走，但诗歌写作却愈加呈现起色。严格意义上，孟浪是一个行吟诗人，并非流亡诗人，他无关政治，虽然他的诗歌中二十年来有一贯的反对文学艺术政治化和反对中国大陆思想意识形态一统化，但那只是作为一个诗人的特有特质，他拒绝妥协，反抗现实，反对强制和单向道式的文化强加，是用一个诗人身份参与公共知识分子建设。在这一点上，孟浪与他的前辈北岛们的“英雄主义”、“救世主”诗歌有很大区分，他的诗歌没有对具体年代的控诉，也没有完全弃绝式的愤怒，他的诗歌意象和意义表达都是小人物的直觉，正如匡南所说：“孟浪的大多数作品都显见了生活具像的缺席，而成为一种毫不掩饰的个人观念的表现。在他的作品里，几乎没有北岛的爱恨情结，没有江河、杨炼的历史图腾，没有韩东、于坚的日常关切，更没有周伦佑的语言欲望。他以抽象意识浓缩了全部时空”[36]。

对于孟浪作为流亡诗人的归属，我认为匡南的说法很重要，因为这与孟浪本人的理念阐述十分吻合，其实，这也代表了大多数流亡海外中国作家的一种认知。“有人把孟浪归入流亡诗人……孟浪具体生活中的一个特点的确是流浪甚至是流亡，然而流亡本身不是孟浪作为诗人的定位，而只是孟浪作为当代中国诗人的一种不能摆脱的生存状态。当然频繁的物理的流浪或者流亡事件，对于孟浪领会“地域解码”、突破文化地域主义视野或许有所帮助，因此得以避免沦落为狭隘的地域诗人或者地方文化主义诗人。海德格尔曾言，有诗人，才有本真的安居。就此，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有本真的安居，才有诗人的存在。这里本真的安居不应指物理的定居，而应指精神的无遮蔽存在。然而，无遮蔽只是诗人的希冀归宿，却难以成为精神的现实。与物理的流亡相关的一个词是精神的恍惚，而精神恍惚似乎才是一个真正的现代诗人所具有的品质。……即一个精神恍惚者。孟浪不是来到美国以后流亡之后才精神恍惚的，在客居美国之前，无论在上海、还是置身其他地方，他都无疑都是一个精神的恍惚者，由于令人窒息的政治语境，这种恍惚感对于他这样一个如此敏感于意念语言的人，更是无法驱离也无从驱离。然而，正是这种恍惚造就了他的意识表现手法的一贯性”[37]。

孟浪自己这样解读文学的“流亡性”：“对当下的中国流亡文学而言，同理。也许不太久远，有朝一日，作为集权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潮或政体在全世界灰飞烟灭之后，文学就不再会有流亡吗？作家也不再会有流亡吗？否。只要有人类存在，只要人类社会仍然有良善与邪恶的搏斗存在，也只要人类终究有精神自由的自觉意识存在，流亡必然发生，流亡也必然指向尽管难以抵挡或总在无限迫近的某个永恒。 在这样的意义上而言，一个真正的作家理所当然也可被视作‘流亡作家’，因为他坚持的必然是某种‘流亡的美学’。人类的伟大精神遗存，其中最富光彩、最具灵动的一部分必以文学的独特型态和样式，自一代又一代的作家、思想家那里曲折逶迤流亡而来，也仍以滔滔之势流亡而去。当代中国流亡文学是做另一种丧失的形塑而存在并呈现，当代中国流亡作家也如是。它们的母国在他们的俗世生活中某种意义上是丧失的，他们的广裘而深沉的故土也一样是。但，这是必要的丧失，因为他们在一种丧失的同时，更拥有了一种获得精神的自由与解放，人类生命尊严与基本价值的建立和提升”[38]。《倾向》派之所以后来与《今天》派发生一些关于写作与信仰关联的冲突，上述孟浪的回答是贴切的。因为《今天》派已经“回答”和“宣告”不了当今纷繁的语境流变，甚至已经阐释不了中国真相的本质，而《倾向》派却还能作到这一点。

进入二十一世纪“消费主义时代”后，流亡已经流变成当局一种用物欲怀柔政策里的“绥靖主义”，激烈的流亡事件很少发生，近几年，为争取出版和表达自由反抗专制的只有一例，2004年7月，以自由主义法学家身份流亡澳大利亚的袁红冰，流亡后随即出版四部长篇小说，第五章已有专论。相反，很多“六·四”事件流亡欧美的作家、艺术家苦熬不住，纷纷踏上回国之旅，人数不在少数，有人把它称为“流亡者归来”[39]事件。这说明，当初壮怀激烈流亡在经历时间这部机器长时间打磨后，变得消极和失望，有的归国后，甚至归流到“消费主义”潮流里，一点也不逊色[40]。

在这种潮流里，尤见孟浪的认识境界的超脱、开放，也更显见《倾向》派集体主张的流亡美学的重要性和一贯性，孟浪认为流亡无所不在，并不单单存在于极权国度，极权一旦消失，流亡并非也随之消失，在自由和非强制国家，内在流亡也是包括诗人、小说家在内的知识分子的必需。

孟浪为推动《倾向》派集体流亡美学的重要性还远远不至于此，他的绵延二十余年的出色诗情也在诠释这一点，孟浪从一开始就出手不凡。代表性诗作《连朝霞也是陈腐的》，写于1991年6月，对那个既苦闷又浮浪的时代作了精确的概括。其中的悲愤感油然而生，还有“六·四”后的迷惘和绝望渗透在行文里。

1

连朝霞也是陈腐的。

所以在黑暗中不必期待所谓黎明。

光捅下来的地方

是天

是一群手持利器的人在努力。

词语，词语

地平线上，谁的嘴唇在升起。

２

幸福的花粉耽于旅行

还是耽于定居，甜蜜的生活呵

它自己却毫无知觉。

刀尖上沾着的花粉

真的可能被带往一个陌生的地方

幸福，不可能太多

比如你也被派到了一份。

切开花儿那幻想的根茎

一把少年的裁纸刀要去殖民。

３

黑夜在一处秘密地点折磨太阳

太阳发出的声声惨叫

第二天一早你才能听到。

我这意外的闯入者

竟也摸到了太阳滚烫的额头

垂死的一刻

我用十万只雄鸡把世界救醒──

连朝霞也是陈腐的

连黎明对肮脏的人类也无新意。

４

但是，天穹顶部那颗高贵的头颅呵

地平线上，谁美丽的肩颈在升起！

已经没有了北岛的激荡和怀疑：“我——不——相——信”，十余年后的孟浪们演变成彻底无望，北岛那个时代还有新秩序等待人去期盼和期待，但孟浪们期盼来的却是更为窒息的“时空”：“连朝霞也是陈腐的/所以在黑暗中不必期待所谓黎明”，绝望的情绪已经不能唤醒，比怀疑走的更远，简直已经死了心，关上了心灵的窗户，与另一位地下诗人前辈“启蒙社”发起人黄翔的诗作：“即使我死了，也让你如鲠在喉”异曲同工，拒绝相信黎明的召唤：“连黎明对肮脏的人类也无新意”，诗人还听到：“黑夜在一处秘密地点折磨太阳/太阳发出一声声惨叫”，那是什么惨叫声，不言而喻。而现实是“幸福的花粉耽于旅行/还是耽于定居，甜蜜的生活呵/它自己却毫无知觉”，面对如此日趋靡狂的现状，是沉沦纵乐，抑或触摸“太阳”：“滚烫的额头”，如莎士比亚说的那样：“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太阳”这个意象在诗中出现好几次，这个意象被孟浪赋予了超验的能量和希望，这是这首诗中的唯一的一点光斑，极像崇山峻岭中一线天的意味，挽救着快垂死的一颗颗游荡的中国灵魂。

所以，即使“垂死一刻/我用十万只雄鸡把世界救醒”，亚英雄主义又复活了，痛苦、迷茫的孟浪们矛盾的心里又恢复激荡起一丝温存，游丝样的若隐若现，蔓延不绝。海市蜃楼的画面浮绘在“地平线上”：“美丽的肩膀在升起！”。孟浪的诗歌就是这样，具有纵横捭阂的叙述纬度，荡气回肠的让人热血贲张，但还给你留有一盏明灯，不至于彻底弃绝。

诗歌《连朝霞也是陈腐的》，是八九后的时代宣言，但已经再也不会引起“回答”、“宣告”时的轰动和激动，这时的中国大地上一片下海和经商风，人们对精神自由已经不感兴趣，更关心的是物质的狂欢和欲望的舞蹈。这首诗的意义很快被遮蔽了。

1995年，孟浪去国后，孤独使他写下了大量关于母语、家、国流散的诗歌，他称自己的诗为“流浪的国土”（《无题》），2000年还写下了《祖国》那样的愁绪满满的诗歌：“祖 国/如此赤裸的鸟儿/被投入如此赤裸的天空/如此赤裸的天空/鼓舞起如此赤裸的太阳/我们在恐怖中——/呵，鸟儿痛失羽毛/太阳痛失光芒/我们在可怕的黑暗中……/我们在可怕的飞翔中……”，又是太阳，又是天空，是向往“强制力消失”的天空，还是生活在“可怕的黑暗中”，内心已满布抹不去的伤痕。

孟浪对于流亡有着自己独到的美学，他对政治力的强制性也有着天生的敏感和痛切，21世纪初，他游走于两岸三地，感同身受着独裁文化带给中国人长久的痛楚，这一时间写下了长诗《数字之伤，数字之痛》，将目光对准1947年的“二二八”[41]和1989年的“六四”事件，这并非是政治诗，他让数字复活，让数字说话，让数字背后的政治鬼魅现形：

数字之伤，数字之痛[42]

──献给二·二八，也献给六·四

一些数字是一些人失踪的日子

一些数字是一些人牺牲的日子 又一些数字呵，是这些失踪者的人数 又一些数字呵，是这些牺牲者的人数 这些数字，也是这些失踪者永生的日子 这些数字，也是这些牺牲者不朽的日子 数字之伤，因它曾被野蛮地抹去 数字之痛，因它曾不得不珍藏深深的心底 但这些数字已是刻在天上的星辰 但这些数字终于照亮世人的眼睛 这些数字现在停留在这一刻 它愿意自己是最后的统计，永远也不要再多出！ 太多的数字缠绕我的记忆 就像太多的国家缭绕我的身体 那些制服人戴着面具，唱着高调，下着狠招 那些足够数量的概念，想象，现实和推理 而我的国家隐瞒我，躲避我，逃离我 为了它拂逆人的一个荒唐罪错 我向我的国家揭示我，呈献我，投放我 那一连串数字的悲怆和传奇，我已铭记 当我试图抚平伤口，抚平激情波浪，那人群海洋 手与手互相搀扶，手与手互相紧握！ 是的，一些数字曾是噩梦，日复一日 是的，一些数字曾是禁忌，年复一年 数字是无言的，痛苦是无言的 而希望也是无言的，未来在那里更是无言的 我们摇动它，叫一些数字苏醒过来 我们鼓励它，叫一些数字大胆说话，痛苦 说话了，哭泣，尖叫，希望 说话了，畅谈，欢语，未来 说话了，世人呵，是否都已听见 每一张新生婴儿的笑脸都将是迟到的正义 在复仇、惩罚、忏悔、伏罪种种的胶着之间 竟是宽恕，竟是宽恕，才是最严厉的审判！ 在这里一个数字曾是被禁止破解的谜 在那里另一个数字仍然也是，仿佛已成世纪之谜 总有一日他们将从不死中惊醒 他们重新来到生活中间，要打扮得更漂亮的 是一个国度，还只是他的一位新嫁娘 是一座房舍，还是他的又一份信仰 他们望着惊喜地望着他们的人们 这一次的生命在给出一个如此悖谬而圆融的箴言 基督，敌基督；祖国，敌祖国 乌托邦也就更简单了，呵，敌托邦！ 有些数字看来无法不是异常沉默的 有些数字在内心必得分外嘹亮 人类因数字存续不灭的记忆 也因数字人类的另一类人制造着可怕的遗忘 呵，数字之伤，数字之痛 让数字无畏地站立起来，更高大 让数字勇敢地走动起来，更无处不往 让数字在苍天下发出控诉、拷问与呼告 却曾经，也正在，还将要呵，丧钟为谁而鸣 这数字不再是日子，这数字不再是时间 谁能数得清？谁能在这里数得清 这数字是血滴、汗滴、泪滴、雨滴，四海飞溅，八荒轰响！

台湾作家简唐评价孟浪面对台湾“二二八”，思索的却是与之相似的威权体制惨剧：中国“六·四”事件，这是孟浪作为流亡作家内心里摆荡的真正的大写的“乡愁”之痛。这是十分贴切的。孟浪让数字苏醒过来来参与控诉“广场”上的惨剧：“但这些数字已是刻在天上的星辰/但这些数字终于照亮世人的眼睛……是的，一些数字曾是噩梦，日复一日/是的，一些数字曾是禁忌，年复一年……我们摇动它，叫一些数字苏醒过来/我们鼓励它，叫一些数字大胆说话，痛苦……有些数字看来无法不是异常沉默的/有些数字在内心必得分外嘹亮…… 这数字是血滴、汗滴、泪滴、雨滴，四海飞溅，八荒轰响！”

所谓的数字真理被孟浪荡气回肠的反复强调，他相信数字终有一天会复活，会自己现身来控诉和诉说真相，读来令人神伤。 现在，《倾向》派的贝岭和孟浪在流亡观上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美学，他们甚至称20世纪为“流亡的年代”，相较而言，《今天》派则已沉潜了足够多的时间，渐渐的淡出了“流亡文学”的视野，在祖国还处在后极权时代之时，《今天》派的当年引领作用却早已灰飞烟灭。
注释： 一、周冰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消费文学的现实命名》，《文艺报》（北京），2001年6月5日。 二、六、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贝岭，《被遮蔽的传统——中国的地下文学》。 三、同第三章注释六十。 四、同第七章注释二十一。 五、如果翻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你会发现，当年的在野党后来成为新政权统治者的共产党对于“民主”、“新闻自由”、“平等”、“人权”、“选举”等西方民主价值观关键词是多么热衷，频频见诸报端。而这与1949年掌权后实行的政策天壤之别。 七、关于《今天》派早期受贵州诗人黄翔等人影响，见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第3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6月版。黄翔，曾创办地下诗刊《启蒙》，1978年，曾将诗歌大字报《火神交响诗》张贴至西单民主墙上。另见舒衡哲（Vera Schwarcz）（美），《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其中有对黄翔详实的分析，第378—379页，台湾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7月版。 十五、二十一、二十二、北岛，《蓝房子》，第236—237页、第178页、第203—205页，台湾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12月版。 十六、关于这首“口号诗”在“六•四”事件天安门广场上出现的照片，见《悲壮的民运——最和平开始 最血腥结束》，第90页，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6月版。 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李欧梵（美），《既亲又疏的距离感》，《午夜歌手——北岛诗选（1972—1994）》序言，台湾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10月版。 二十三、本节所有诗歌除特别注明的均来自北岛诗作：《在天涯》，牛津出版社，1993年版；《午夜歌手（1972—1994）》、《零度以上的风景（1993—1996）》、《开锁（1996—1998）》，台湾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版、1996年版、1999年版。 二十四、亚 衣，《为了中国‘独立’的文学——访诗人贝岭》，2000年。 二十五、三十、三十四、贝岭，《流亡中的文学》，2007年。 二十六、贝岭，《倾向》（季刊）卷首语，1995年，总第五期。 二十七、三十八、孟浪，《 必要的丧失：一九八九后的中国流亡文学 》，《自由时报》（台湾），2001年2月2日；《世界日报•世界周刊》（美国），2001年3月4日。 二十八、见贝岭接受胡亚非访谈，美国。 二十九、贝岭，《流亡》，1989年8月，纽约。 三十一、见贝岭自叙《一首诗使我未能返回祖国》。 三十二、除注明外均出自贝岭诗作《旧日子——贝岭诗选Bei Ling Selected Poems（1980—1995）》（中英文），台湾台北，倾向出版社，2006年3月版。 三十三、杨远宏，《对〈旧日子〉的叩访——读〈旧日子－贝岭诗选〉》，2007年。 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匡南，《精力耗尽，皆因更大的激情——评孟浪新诗集》。 三十九、廖伟棠（香港），《流放者的归来》，香港，2003年。 四十、有关新世纪归来的中国流亡诗人状况，详见孟浪，《现实，或者象征：回归，汉语的方向》，载《文学世纪》（香港），2004第1期。 四十一、二二八事件是1947年2月至5月间，在台湾所发生的官民冲突以及严重流血镇压事件。事件始于1947年2月27日发生在台北市的官民纠纷，由于公卖局查缉员查缉私烟的事件处理失当，2月28日引发台北市民之请愿示威、罢工、罢市。当日又发生公署卫兵枪击请愿民众，事件乃由请愿惩凶一变而为对抗公署，进而激化为省籍冲突。此一抗争与冲突，迅即蔓延全岛，使原本单纯的治安事件演变为政治运动，最终导致官民间的武装冲突，以及本地台湾人和外省人间的一场族群冲突。二二八事件于台湾光复后不到一年半之间发生，其背景并非单一因素所能解释的。事件本身与台湾独立运动并没有关联，但对后来台独运动的兴起，却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 四十二、2005年2月作于台湾，首发于2005年2月28日在高雄市立美术馆开幕的《乡思，乡愁，家在何方——2005年第九届228创作纪念展》，2005年4月9日台湾《联合报》刊载）。

 

原载《自由写作》第69期 · 2011年5月）

浦志强：律师的酸甜苦辣

 

 

 

律师的酸甜苦辣

 

浦志强

 

 

（本次讲座是2010年1月30日下午在北京三味书屋举行的，题目为《律师的酸甜苦辣》）

 

（长时间鼓掌。）主持人：各位朋友下午好。今天我们请到了令人尊敬的著名维权律师浦志强先生为我们做演讲，并有大家爱戴的法学专家贺卫方进行点评。作为公民社会的代言人，律师站在权力的对立面，成为维护公民权利和抗议公权滥用的中坚力量。律师是个崇高的职业，但在司法不独立、法官不能独立依法办案的大环境下，辩护质量的好坏并不能决定诉讼的成败，官司败多胜少，而且是公权限制打压和报复的主要对象。另外由于中国历史上历来缺乏法治传统，人民的法治意识薄弱，司法知识欠缺，致使人们对律师行业也有偏见，他们不能理解对罪犯对黑社会辩护的意义。律师一出场，就处在来自上层权力的压力和来自下层社会舆论的讨伐，所以说律师的苦辣酸甜，我们就请浦律师为我们一一道来。

浦志强：非常感谢三味书屋两个老师的安排，使得我能够有机会向大家倒一倒苦水。当然不全是苦水，做律师也有甜，当你自己实现你自己认为的成功境界时，哪怕是一个非常非常细小的环节，你都会感到由衷的兴奋。所以说，假设做律师都仅仅是酸甜苦辣的话，那我相信这个行业就应该在社会上消失了。但似乎想做律师的年轻人，并没有因为做律师行业可能面临酸甜苦辣这样一种窘境，有可能面临失败与挫折，有可能未必达成自己想象的那样一种财富的境界，而丧失他们的兴趣和勇气。这也就是这个行业，虽然说不管有多少人不喜欢，它依然能够存在，并且逐步发扬光大的理由之一。当然呢，前提是律师需要洁身自好，在现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似乎尤其需要这样。

我想在开始之前，讲一点个人的感受。我相信今天很多的朋友是冲着贺老师来的。（众笑）我特别希望负有特殊使命的朋友会认为今天到场的人是关注贺老师的，而不是我这样一个小小的律师，一个边缘化的律师。每次从三味书屋走过，每次从长安街上走过，不管是原来20年前徒步走过，还是现在开车走过，总是有很多的感想。那么这个感想就是说，是什么支撑着在长安街南岸、民族饭店对面，寸土寸金之地，还有各阶层人士交往的这样一个精神家园。我始终在想，三味书屋会不会是标志着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磨坊，两位老先生会不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磨坊主？——我知道贺老师非常推崇磨坊主的故事。——磨坊主的存在，事实上说明我们的强制拆迁制度还不是那么残酷。（有人轻笑）但也有一些担忧。因为原来长安街似乎不是这么宽阔，三味书屋的北侧还有一点点便道，边上虽然说早就变成了狗肉馆，但它毕竟是马连良先生的故居。经过举世瞩目的六十年大庆，我们欣喜的发现，长安街的车道变宽了，三味书屋北侧的空地变窄了。所以说我非常担心，如果说再过十年，我们这个国家又面临着新中国一个整数大庆的时候，假设长安街再扩路，那么三味书屋它自己的北边的空地会不会越来越小。所以仅仅从这么简单的愿望、一个非常普通的愿望出发，我希望我们七十周年的时候不要再搞什么大庆。

另外呢，在开始之前可能需要做一个辟谣。因为网站下载的我的介绍，包括我的一些客户的介绍，其实都是几年以前的。我这个人的毛病可能是博客写的勤一些——当然和贺老师比起来还是要懒一点的，贺老师最近一年更新博客更新的少，我觉得主要是外界的客观原因而无法及时更新——但我们事务所的网站，可能这方面的介绍就更少一点。事实上大家现在所看到的，我那些当年曾经引以为豪的客户基本上不再用我了。所以这也是说明做律师他总是既有成功的时候，也有失败的时候，大家光看见贼吃肉，看不见贼挨打（有人轻笑），是不合适的。因为整个经营的状况，应该说律师行业面临着很大的困境，竞争过于激烈，尤其是不正当竞争表现为竞争的不正常手段。那这样一种情况之下，维持一个律师事务所的生存，维持一个律师起码的体面，可能是将近十几万律师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于是在我们中间才“人随王法草随风”，出现大家很多习以为常、能够心领神会、但确实有损行业声誉的这样一种现象。那这样一种现象，我想这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共同敌人。我相信不只是重庆方面不喜欢律师中间一些不太好的表现，我们作为律师来讲，也对行业中间有非常多的不合理的表现、不合适的表现感到痛心疾首。事实上来讲，提升律师的地位在很大的前提上是需要律师能够洁身自好，是需要律师的行业组织能够认真的注意行业的自律，希望每一个成员能够对得起自己的这样一种身份。我们毕竟不是……我们是个正当行业，我们不是黑社会，律师不是黑社会。律师不需要昼伏夜出。律师的业务应该是在办公室里面，在写字楼里面，在田间地头，甚至在法院的法庭上，而不是在夜幕降临之下的花江狗肉馆。

啊，整个的讲法之所以起这么个题目，其实是一个自己心里没底的标志。我觉得我的脑子比较乱。但是在讲苦辣酸甜之前，我先讲一讲比较高兴的事情。就是在贺老师……酒酣的时候，我说过我要来三味书屋和大家见个面，贺老师非常高兴的愿意来给我评点。我说题目还没定，贺老师说那我也要评点。（众笑）我个人感觉，虽然说无尺寸之功，整个的人生经历和自己所谓的微不足道成就乏善可陈，但是如果一个被期待的人书还没写的时候有人愿意写序，在一个讲座还没有命题就有人愿意评点，那我相信这可能是我做律师也好做人也好，到现在为止感觉非常欣慰的事情。虽然说书可能写不出来，但不妨碍众多的高人愿意给我作序，将来我出一本《序集》（众笑）就可以了。那时候我请贺老师帮我写个跋（众笑），因为我这个人太懒，我确实难以自“跋”。（众笑）

现在大家关心做律师的一个整个的状态。应该说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贺老师都快五十了，我也快五十了，（贺卫方插言：已经五十了。）已经五十了？——中国的法治建设其实越过了一个“复转军人进法院”这样一个阶段。又过了十年到现在，应该说整个的公检法司法系统包括我们政府官员的序列，已经逐步逐步的被学有所长的专业人士替换。我们希望它能明镜高悬的行业，应当说和我们一样受过专业的教育，是改革开放以来入学的大学生，不管他们是老三届的大学生，还是像我们这些当年“八十年代的新一辈”这样新生代的学生。应该说这些人在学术训练、学术素养包括善恶是非，方方面面来讲，他和我们没有太大的本质上的出入。如果说某一个新闻出版署的副署长就会认为禁书是对的，那么我相信，从一个专业人士从一个行业主管部门的领导来说，他不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

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就是这样一个制度也好一个体制也好，裹挟了巨大的社会资源，要求每一个对生活、对仕途、包括对学问长进有所图的社会成员，需要按照这样一种规则去行事。你会发现当你打官司的时候，明明是非常有道理的事情，而且明明是你说得非常清楚的事情，并且你能够得到法官、合议庭、法院，方方面面私下信息的明确的赞许，然后你会收到一份败诉的判决书，比如说周叶中案件。这样一种情形来讲，我个人感觉，这就是前两天江平先生八十大寿的时候，我一个非常不合时宜的讲话，就是当所有人都在憧憬和表彰江先生的学问风骨道德文章的时候，我说了一点不太中听的话。我就说，在法学界也好律师实务界也好，我们有江平先生，他八十岁了，我们有张思之先生，他八十二岁了，他们都属于“八零后”，是吧（众笑），但他们依然成为我们这个行业和我们这个学术界的旗帜，越三十年无法超越，越二十年无法超越。这既说明了他们的伟大、他们的这种伟岸难以超越，也说明后生辈的学术界、后生辈的司法实务界，说明这三十年来整个的人文沦丧。所以现在不是一个“知难行易”的时候，现在是一个“知易行难”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我们谈到一些比较虚的事情，谈到一些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的事情，不管是茶余饭后，甚至是某些行政机关的党小组的学习会上，都有可能就社会的现实与中国应该怎么样，达到高度的一致和共识，但这绝不妨碍在会议总结的时候完全拥护党和政府高屋建瓴的意见。你会发现落到纸上的时候、上到电视的时候、面对镜头的时候，所有的人讲话都惊人的一致，他的主题是一致的，从中央是这样，到县的电视台，县的书记县里的老农民访贫问苦的时候，所有人讲话都惊人的一致，都是一样的，这为什么?实际上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或者要求的是这样一种表达方式，没有人去当真。也就是说江先生也好，张先生也好，贺老师也好，很多前贤所认同、追逐、身体力行的这种理念，一方面成为全社会知识分子的高度共识，另一方面是没有办法去仿效和超越，因为现实中间每个人总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邬书林（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蓝无忧注）处于他那个位置上他只能去禁章诒和先生的书，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知易行难的时代。

我还曾经讲过，江平先生固然是法大“永远的校长”，那么之所以称为“永远的校长”，是因为他下台二十多年之内，不管是徐显明还是黄进，都没有能够表现出来他们能够做得超越江先生。这既是江先生的伟大，也是我们的悲哀，这是我们年轻人需要惭愧的事情。所以我想这是整个心里的一种忧虑。因而最近几年我可能更加明确的感觉，我自己认为我更像是一个儒生，我更愿意追求内心世界这样一种慎独的东西。可能从最初的儒学学派，从孟子当时的（旁白未听清）那样一种想法，到现在来讲可能更愿意往朱熹、王阳明和曾国藩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去探寻，我可能更愿意对得起我自己。为了对得起我自己，不惜对不起很多人，宁愿我负天下人，不能让天下人负我，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但它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这件事情应该说还是很难说的。其实我觉得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社会的财富似乎越来越大，我们在国际社会也可以不讲理了现在，也可以什么事情我行我素，但事实上中国文人的气节似乎更差了。比如说孟子讲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就是知识分子也好，士人阶层也好，应该是即使没有多少真正的恒产，他也应该有一种坚强的意志，他应该是有信念有记忆的人。那么改革开放三十年到现在为止，中国进入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我觉得应该叫“后孟子时代”，就是有恒产而无恒心。这个我想应该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所愿意身体力行、所愿意去做的就是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从整个环境上讲，我们为什么会面临这样一些状态呢？我不妨打一个比方，大家最近看到的公安部牵头的足坛打黑。其实东北和西南是相映成趣的。足坛打黑这个事情实际上已经逐渐逐渐的向更高端发展，向更纵深发展，虽然说打得还是很有保留。中甲不可能只有一场比赛有问题，不可能仅仅只是广药足球队有问题。这样一种情形正在往前走。我已经读了李承鹏和刘晓新他们的书——因为在世界杯决赛圈阶段比赛之前，我应该说也算是一个很有水准的球迷，在随后我就逐渐逐渐的不看球了，至少是不看中国足球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我看了这个书之后，我看到几乎非常多的场次是被操纵的，是被庄家去操纵的，是赌球的这样一种结果。它提到像99年时的一场关键比赛重庆和沈阳的比赛，它整个贿买球队放水的金额到了300万左右，到了王珀用山西路虎在卖一场比赛时就仅仅只值20万。你会发现联赛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它的价值极度的缩水，因为所有的人都在卖，供给大于需求，那自然它就会贬值，勾兑的成本就会降低。但是王珀也有他自己的办法，比如他把卖球的二十万，跑到境外的网站上去下注，然后他自己他知道要放几分，于是他能够在网上通过赌球取得一种收益，这也算一种套现。我们看到的足球是这样的一种情形。

我要说的是，我们现在还有哪个行业不是中国足协？我的问题是，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究竟还有哪个有资源、有市场的行业，不像中国足协这么黑？中国足协黑，为什么？是因为中国足协是一个……它经营的联赛和足球，第一是老百姓都关注，老百姓都喜欢；第二呢，它事实上有重大的市场前景，它能收很多的钱，能出很大的名，但是它又不具有那种极强有力的抗打击能力。中国社会——在前些年我们可能聊过，贺老师我们曾经聊过——中国社会可能最放得开，最不得不接受批评的两个部门，第一可能是证监会，第二恐怕就是中国足协。因为这两个行业应该说和普通老百姓息息相关，你平常可以是谦谦君子，到了球场就可以张口骂街，就可以发泄你的一种情感。那现在来讲，我们知道我们北京的国安队是“永远争第一”，去年终于拿了一次第一。现在看起来首先这个第一含金量是不够的，因为联赛很水，其次是这个第一是不是那么光彩，究竟是争来的，还是人家被迫让来的，这也很值得怀疑。今天我听到的消息是，虽然说丑闻连连，超级联赛三月二十日还要正常开幕，十六个球队参加，这个游戏还要继续玩下去，但不太清楚会怎么样。意大利足球那么有名，是因为尤文图斯仅仅是打了几个电话，然后就被降到了乙级，那是国际知名的俱乐部。在中国来讲，岂止是打几个电话的问题而已。如果中超球队还剩几支球队的话，我都相信打黑问题在足协上没有能搞清楚。我个人感觉，我作为一个民事律师，经常接触的法院审判系统相当于中国足协。这不光是因为分管民事执行领域的黄松有副院长刚刚被处以无期徒刑，还基于我们各式各样十几年来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和李庄律师相比，我比他小三岁，我也算混迹于律师界多年，没吃过猪肉见过猪跑。有些事情我可以今天说的是，我输过一些不该输的官司，但我没有赢过不该赢的官司，除非对方技术失误。这件事情也就是只能说到这个程度。

说到法院的法官到什么程度，我举一个真实的例子。河北高级法院有一个法官叫王慧琪（音）——这个案子现在还没有判——他原来是河北高级法院刑二庭的副庭长，他后来做了专职审委会的委员，他一直做刑事审判。我知道的故事是，王慧琪（音）法官在收了一个有可能会被判死刑的犯人的家属一笔钱——大概不多，大概是五万块钱或者是多少——然后想办法要斡旋为这个人保命。最终结果是没有能够保住命，那么家属就要求他返还这笔五万块钱。按照黑社会的规矩或说江湖规矩也好，这个事情我想总还是大概应该退的，把一些基本的费用留下来也就可以了，顶多是少退一些，不退是不太合适的。退款过程中间出了很大的障碍，经过许多次的交涉最后终于退了，终于退了这个钱。现在的情况是，被害人就是家属，被害人取得了退的五万块钱后，声称一出门就被人抢了。那么被害人一方认为是王慧琪（音）安排的刀斧手。据说王呢，在审判过程中间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到现在为止，石家庄的一个基层法院这个案件还没判出来。因为如果说有人抢的话，不管是抢劫还是抢夺，它的这个量刑幅度都是重罪，抢夺稍微轻一点，抢劫的话应该是很重的罪。如果说一方面退赃，一方面安排人去抢回来，那么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抢劫的主犯了，那么这个罪行可能就非常严重了。举这样一个例子，我想恐怕大家就基本比较清楚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是怎样一个时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去跟人家讲法律，跟法官讲法律经常是没有必要的，关键要看你做的这个案件是一种什么样的案件。这里面就会有酸甜苦辣的问题。

我还想说的是……其实在贺老师我们读书的时候——贺老师是七八级，我是八二年入大学，他毕业的时候、学成的时候，我刚刚入学，只不过他学的是法律，我学的是历史——那个时候——我相信，贺老师和在座年长的一些朋友一定知道——有一首歌叫做《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个最后整个落笔的地方说，整个创造这个奇迹的，享受春光啊，“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这首歌——“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其实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八十年成为青年，然后进入高校或者进入各行各业——中间有个词儿是“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现在应该说我们确实又过了二十年，今天我们相会在三味书屋，北京固然是非常漂亮，但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是依然伟大呢？我们这个伟大的祖国走过了二十年、三十年，到现在为止是不是非常的美呢？我们应当说，用王朔一本小说的名字叫做“看上去很美”。但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部分，我相信至少是有的。要为它负责任怎样做，对社会转型、社会危机矛盾的化解怎么做，我觉得除了构建和谐社会、强调“八荣八耻”的美好愿景之外，还需要律师的这样一种作用，虽然说我们这个律师确确实实也有许多反躬自省的东西。所以讲到这一点，做律师似乎对一个不太会做别的事的人来讲，可能也还算是一个过得去的选择。那现在我讲一下，我为什么会做律师。

我是河北唐山人，家里是富农成分。富农成分当时是一个麻烦的事情。对我来讲是没有享过旧社会的福，但至少是饱受了新社会的歧视。家里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特别希望我的读书能够离现实远一点。我想贺老师家的成分就一定比我家的要好，不然他怎么敢去学法律呢？我家父母认为，你学历史总不会有问题。你作为中学老师或大学老师，你研究研究你的历史，或者你给大家讲讲故事，这个离现实就会比较远。那既然离现实远的话，在一个莫谈国事的氛围中，我觉得学历史应该是没有风险的。这一点其实呢，说明我们这个文盲的父母基本上不太知道学历史的危害。（众笑）所以说呢进入了这样的一个行当。在相当一段时间，我认为自己应该去像贺老师这样做个老师，带带学生当当博导——如果运气好，如果学问做得也好的话。但是呢阴差阳错，就始终没有办法留在学校，所以说呢，没有其他的选择，迫于生计考了律师资格，然后在97年正式去做了律师。中间终于有了一个圆梦的机会，跑去了一所学校，那后来呆了两三年。这个学校我去了三年时间，至少改了三次校名。从煤炭干部管理学院……我去的时候已经改名为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校区东校园，随后又并入到北京广播学院。我在那里的最后一年，北京广播学院又改名为中国传媒大学。那后来我感觉我和贺老师得心应手的这样一种学术环境，不管基于我自身还是基于外部环境，都差距非常大，于是再有一个同事讲“你不要误人子弟”这样一种鞭策之下，我还是辞去了教职来专心致志的做律师。之所以我认为我不行，是因为我三年总共开过七门课，而中间只有一门课就是中国法制史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我个人也认为能讲出点所以然来的，后来呢没有办法就离开继续做律师。选择这样一种领域在业余时间，现在逐渐逐渐的把业余做成了主业，也是不成功的标志，就像炒股票把自己炒成股东一样，实际上和我这个人自己的性格、教育背景和人生经历结合在一起。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爱说，别人不让我说什么我就不开心，看到有人不让别人说什么，我也不开心。于是可能会帮类似于肖夏林啊，或者中国改革杂志啊，或者《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啊，帮这些人打一打官司。打这个官司中间其实是比较让人高兴的事情。因为打这一类官司——我曾经解释过——在这些官司里面，它又麻烦又辛苦，又基本上不赚钱，还有呢也没有人喜欢，至少掌握资源的人不会喜欢。于是呢我们十几万律师里面真正进入这个行业的竞争者就非常少，就变成了一个我有充足的机会去选择那些案子我认为有意义，我可以去做，我想去做。那反正就是白做嘛。白做的事情，既然大家都不做，我去做一点，应该是比较容易出彩。于是就出彩，是吧，就挂彩了。（众笑）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事实上来讲，我觉得——因为学历史出身，没有太多具体的感触，但总觉得呢——就是说，说瞎话是难以持久的。哪怕你在最近可以看得到的这一两年，能够把这个谎言维持得住，你很难在真正的一个非常久远的历史长河中间这个假话一直不穿帮。如果说，在铅字的时代抄袭一个其他人的著作，可能很长时间都不会被人发现，当然抄也比较费劲，抄你还要拿个稿纸一个字一个字的抄。不像现在呢，如果抄袭谁的话，上网上关键词搜索一下，然后下载，然后编辑，然后把它打乱，然后把一二三四改成其一其二其三其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然后加一些的地得起转承合，就可能会变成你的。但是正是有这样一种情形，资讯传播又非常迅捷，有心的人可能通过一种叫做什么比对软件的工具来发现你可能抄了谁。于是抄袭，互联网在带给我们便捷的同时，也会给你一个暴露的风险。因而从一个历史专业的学生出发、立场出发，还是愿意尽量的去说真话。我有些真话可能不愿说，但我至少守住我不去说假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的诉讼经历中，我非常反感有伪证的行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选择做律师以后进入这样一个领域，从03年到现在，应该说陆陆续续做了很多的事情。我原有的模式是用商业代理的这样一种律师费收入来支撑我的日常生活和支撑我在特定事项中间的倒贴。现在我发现这个模式可能会破产，这个标志性的日期是2009年11月18号，2009年11月18号。

这就说明，我觉得——回到刚才那个话题——经过严格学术训练、十年磨一剑在某一个领域学有专长的审判法官，他可能会出现认识性的问题，但绝大多数不太可能出现无缘无故的认识性问题。我们的枉法裁判从来是有代价的。就像《中国足球内幕》上所说的，八一队当时……八一队是军队的足球队，他们好像没有冠名，也没有多少赞助商，球员踢球也没有多少奖金，于是呢，贿买的这种操纵更多地集中在他们这个球队上。经常变成一上场之后，踢上几分钟，上场的十一个球员才会知道“谁跟谁在这一场是一拨的，他们卖给谁了”这样的一种情形。我们在开庭的时候，我们在日常处理案件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有一种直觉，你可能会发现这个问题出鬼出在哪里。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面临的这种情况，做律师来讲，当然他很大程度上首先要追逐于这样一种经营的目标。你不能太落魄不能太潦倒，不能潦倒到浑身是汗的程度，是吧。（众笑）不能潦倒到浑身是汗的程度。不脱了，再脱就……里面没什么，里面没袖子。（众笑）

今天我其实要聊的主要还是执业的过程中间所带给我的一些情感、一些感触。比如说我遇到一些案件，我个人感觉，我可以把它叫做……我用足球术语叫做“官哨”。这个官哨，我个人感觉它和黑哨不一样。官哨是很难勾兑的，官哨的结果不是一个勾兑的结果，不是一个操纵的结果。这方面我同事夏霖应该说也有非常大的感受。比如说夏霖律师在原来的一个所所做的崔英杰这样一个案件，他取得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包括我们今年介入处理的、前半程处理的邓玉娇案件，应该说它一定程度上最终被法律之外的意志所左右。当然这些左右的结果它导向一个相对不是最坏的结果，这其实也是我们做律师来讲追求的目标。那么还有一些官哨，现在的情况似乎可能还不是很清晰。北京发生的那个案件安全起见我就不说了。那你比如说我们今年所做的成都谭作人案件。在这么严峻的严冬时节，各种各样的消息都不太利好，在这样一种情形下谭作人案件到现在为止，大概已经超期四个半月以上，还没有得出任何结论。那我觉得如果说奥巴马来访之前，我希望它有一个好的结果，但现在奥巴马已经空手而归以后呢，我不太敢奢望它有一个好的结果，作为律师来讲，我愿意它是一个不太坏的结果。实际上来讲，在谭作人案件中间的冲突，与公检法方面的这种冲突，我自认为应当不亚于李庄与重庆方面这种冲突的激烈程度。只不过呢，对李庄的审判是一个差不多的公开审判，比如有媒体有各路记者，法官需要不断的休庭，然后十一点钟可能把贺老师的同行从家里面叫来，到检察院也好到法院也好，来参与研讨这个案件的得失，来为公检法方面的出牌来提供一种解释。而我们那样一个谭作人的案件，我相信一个命令或者法官的任务是在十二点钟审结，中午十二点审结。我们那个是完全没有公开的，李庄案基本上算是完全公开。我个人感觉，像谭作人案、李庄案和重庆打黑中的某些案件，应该是属于官哨的范围。我很难把五味杂陈之中酸甜苦辣都细分清楚，我的味觉没有那么敏感。但大家可以想象置身于这样一种案件中，不管李庄还是夏霖还是我和夏霖，作为律师来讲，他的这种酸甜苦辣的感觉，我相信大家能应该有所体验。

另外一种官哨可能涉及到根本的制度，或者是有可能踹断根本制度它的一个柱脚，于是在不慎受理以后，也可能会拖下来。比如说04年我介入的《中国农民调查》这个案件。04年1月6号立案，1月7号法院来北京进行证据保全，要求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得再发行《中国农民调查》，因为可能涉嫌对他人的侵权，发了法院盖章的通知。当时中级法院的院长是贺老师的同学，是吧，张自民（贺卫方插言：反正我的那几个不光彩的同学你都记住了。）（众笑）——好在还有你（众笑）——贺老师的一个同乡昨天又出事了，山东牟平的这个民航总局副局长（众笑）（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宇仁录被双开，山东牟平人——蓝无忧注）——哦，对不起啊，没有地域歧视的问题……我说哪了？（众笑）——《中国农民调查》案件的一个要求停止发行的法院通知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完全不当回事。这个书不光加印发行，整个的《中国农民调查》随后又火了三个多月。按说按贺老师推广的理念，法院的东西即使是错的也是对的。法院出一个通知不让你发行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说你一个处级的法院居然敢给我发通知，那我就照常，我不归你安徽的法院管。（贺卫方插言：副局级。）哦副局级，是吧。等到三月份的时候，《中国农民调查》在没有任何法院通知的情况下，突然就不再发行了。同时可能还有《往事并不如烟》，大概是同样的命运。到后来的整个的管辖权异议、开庭交换证据到四天内的开庭，当时要求我们七天内提供代理词，然后我们也提供了，一直到现在，中间经过了六年多的时间，还没有任何结论。我知道的情形就是说法院的审判长前前后后的去大江南北的跑，希望能够和解。政法委和文联还有作协劝陈桂棣（《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蓝无忧注）希望能够接受和解。然后我们的观点是坚决不接受和解。同时张西德（曾任临泉县委书记，时任阜阳市政协副主席——蓝无忧注）涉嫌收买证人，我明确写文件不允许法院裁定准去他撤诉，假如他撤诉的话。然后我同时还要追究证人的伪证责任，因为他们一个重要证据上——除了虚假陈述外——一份重要的证据上对他不利的情况完全用墨笔去涂抹。再到后来我知道的消息——当然也不太可能证实了——就是大概两年以前，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当时在任的庭长叫纪敏——现在也退了——据说他奉命找到中国出版集团去找人文出版社，要求他们向张西德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人民文学出版社只能去照办。但是由于我们拒绝和解，所以说这个案件虽然说一方当事人、一方的被告已经做出了让步，但是我理解这个案件从程序上现在还在。这样一个案件我个人感觉，它涉及到一个公共官员、一个掌握公共权力的党的书记他可不可以被批评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和谐社会最怕的就是你能批评，肆无忌惮的批评。于是这个案件也许能够试出叶公是不是真的好龙这样一些问题。所以从这样一个过程中间，一个到现在为止六年多没有宣判的一审案件在这个地方，那我相信这个事情应该还是值得期待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经过训练的法官和最高法院的法官，毕竟知道这个案件如果判陈桂棣夫妇两个输掉，太遗憾了，更难看。那如果判他们赢呢，确实呢又更不好意思。可能这个事就放到这儿了。

我有个直觉，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比如某天早晨——我一下子接到若干个传票，说：浦律师，十五年前你那个案子判决下来了。（众笑）那这个时候，我相信苦辣酸甜之后的乐应该是在这儿。因为这个案件它不可能更坏了，假如能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或者一种决心判我们这一方败诉，我相信你的同学在任时就应该判了。（贺卫方插言：我的同学已经到监狱里边去了。）（众笑）所以这个也不是他的问题。谭作人的事情自然也不是他的问题。于是呢才会出现了北京圣诞节那样一个好日子的宣判，那指控的情况和审理认为的情况和最后的判决情况，所有的情形几乎完全一致这样一种现象。但是我相信官方的整个情况也在调整。这个调整应该说从2002年到——现在是2010年——现在，这个情况……我们这个司法机关越来越有经验了。如果说——当然也是因为地区的不平衡，地区司法的水平、法官的政治意识不够平衡——比如说《中国农民调查》这个案件在当年阜阳能够立案，这件事情实际上让法院系统的领导人感到非常意外，因为他无法控制几千个基层法院、几百个中级法院立案庭的审查。这种案件能不能立得上，其实是很可怀疑的。我认为在现在的话是立不上案的，哪怕是官员来起诉可能也立不上。

在07年我们做的两个案子，其实也应该是官哨，就是《伶人往事》的被禁和此前戴煌先生《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的被撤销选题。来自新闻出版署的指令，戴煌先生有书面文件我看到了，章诒和先生的书呢，是有方方面面汇集的讲话——邬书林署长重要讲话的……要旨——我们也能够核实了。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我们不是追问中国的出版自由。我相信以我和张思之先生的智商，我们能够意识到中国到底有没有出版自由，我们不需要去问。我们实际上追问的是，一个书本来是应该正常去出版发行的，大家如果喜欢看的话它自然会多印，如果多印的话作者自然是有更多的版税收入。我们要求的是，一个具体行政行为损害了作者的著作权中间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而且主要是财产权，那么行政诉讼立案的规则是，只要行政行为的相对人自己认为某一个具体行政行为损害了自己的合法利益，就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而且2000年时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明确讲了，对于这种是否可以受理的案件，如果搞不清楚，在七天之内应该先受理。如果经审查不该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或者是七天之内就能认为它依法不应受理，就应该直接裁定不予受理。那么这两种情形下，我们拿到裁定都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于是你会看到，有了《中国农民调查》——当然其中的内在逻辑关系是我附会的，可能两地并没有串通——有了《中国农民调查》案件被张西德起诉、阜阳法院的不慎受理，那么在07年北京第二中级法院就坚决不受理。不受理又不给我不予受理的裁定，就是请示、请示、请示，审查、审查、审查。一直审到三月下旬吧大概四月上旬四月中旬的时候，这个时候才终于有了一个第二中级法院盖章的文件，就是“经过审查，章诒和先生您的起诉不符合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在一张纸上有这样一个章，中间底下有若干个条件不符合受案范围或不能受理。但这不是一个司法上的文书，我无法拿这样一个东西去上诉。似乎是告诉我们，你这个律师当得太水了，你和张思之先生居然没有搞清楚这两个案件不属于法院管的。对一个律师来讲，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的这样一种回执，是让我们感觉非常羞愧的。等于是我们最基本的东西——可不可诉，该不该诉，该不该向这个法院诉，是不是以这个案由诉——我们没有过关，我和张先生加到一起年龄125岁。（众笑）那这样一种情形，最终来讲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按照当时的规定，如果七天之内它没有结论的话，我们是可以向上一级法院越级去起诉的，因为你们一审法院没有接受嘛。于是我和张先生去了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接待我们的法官连卷都不收，文件所有的东西全都不收。最终我说，“哪怕您马上扔到字纸篓里，您给我撂下两份。”他说，“那不可以。我先告诉你，我肯定是不收的。”我跟他讲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他说那个是骗人的。（众笑）然后加一句，“我是已经退休了，来这儿帮忙，我才跟你说这个事。我要是退休之前，我不会跟你这样说。”那这就是我们这样一个案件的结果。我觉得呢，官哨已经到了这样的一种程度。

再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遇到了很多——我们认为是——黑哨。拿足球的术语来讲，虽然不是球迷，但很多事情也是耳熟能详的。什么是黑哨呢？我认为是基于请托，基于各种压力，我个人感觉不代表最高当局的权力意志，不代表我们国家这个法人的意志，是某些自然人的意志的东西也在发挥着作用。我觉得黑哨呢，除了常说的腐败案件外，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周叶中和王天成的案件。为什么我反复要揪住这样一个案件？大家知道当年有一篇特别好的文章，除了贺老师写的这个《周叶中教授事件及其他》之外，除了《冰点》的报道之外，还有一篇特别好的千字文是十年砍柴写的，叫《文人的嫖娼和剽窃》，大家是不是能够记得？——王天成自己写的叫《博导还是博盗》。十年砍柴李勇写的是这么个东西。他认为，就文人来讲，嫖娼并不重要，文人嫖娼不是公德，是一个私德，是一个自己的问题。可能文人嫖娼只有老婆在意，其他人不一定在意。文人如果剽窃的话，应该是可能老婆未必在意，其他人都应该在意才行。我要说的是，除了贺老师在意——贺老师显然不是文人——除了贺老师在意周叶中的剽窃事件，有多少个学者真正在意周叶中的剽窃事件？当然有邓正来、有章诒和先生他们109位向教育部学风委员会的一个上书，有当时的一种情形。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对周叶中教授真正的压力没有能够形成。为什么没有形成呢？那个时候总书记好像还没有倡导大家学习八荣八耻（众笑），大概是这样。因为这是2005年出的事，2006年我们3月15号去起诉的。这可能是因为周叶中教授还窃据着中国法学会和教育部学科建设这样的一些重要的投票权。周教授可能还有桃李满天下，当然中间确实不乏歪瓜裂枣，是吧。但是这些人来讲就是说，学位的授予和博士生的招生，往往可能是基于某些利益的交换。我曾经问过贺老师，请教过，“你看你带好几个博士，你这么大的名望，江湖上很多的博士生导师的学生毕业，可能会请你参加博士论文的答辩。”一个博士论文需要至少十万到十五万字，博士生研究的领域如果想有所突破的话，我认为主要是突破贺卫方先生这样的学者的研究领域，如果跟在他后头永远超不过他。假如一个博导，自己有很多学业有很多课要讲很多社会活动要参加很多酒要喝，在这种情形下，假如一年给你看20份博士论文，你不光要给自己的博士生答辩，你还要给其他朋友的学生答辩，每份论文十五万字你能否看得过来？能够看过之后，又能抓住他的博士论文的要点和学术的创见和造诣，然后你在答辩过程中间有效的把它提出来，同时根据博士生的答辩水准来决定你是否就他获得博士学位投赞成票。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如果一个学者能够精益求精防微杜渐，在博士论文答辩的这样一个问题上奖掖后学提携后进的话，那我相信他自己什么事也不用干了，他也甭睡觉了。这是现在我们的一种情景。为什么我现在经常话里话外瞧不起博士，为什么我对有些好朋友希望我读博士甚至帮我读个博士的这样一种想法，经常是冷嘲热讽，就是因为我觉得丢不起这个人啊。我那个硕士毕竟是真的啊。如果我念个博士，我说的清楚吗？浦志强突然有一天成博士了，那你的博士究竟是买来的弄来的别人赠与的还是怎么回事？我确实说不清楚。博士想确立自己的一种声誉，其实呢是需要认真去努力的，需要用自己的学术创见去证明中国的博士还有一些是过得去的，是有必要的。任何时代的博士总是有必要的，总是有那种有学术创见的，非常辛苦扎扎实实做学问的。但我特别相信任何时代的博士都不可能出栏率到我们这么高的程度，对吧。（众笑）

所以我觉得像周叶中教授这样的案件应当说它是一种黑哨。因为你从一个简单的得失观来分析的话，仅仅是为某个人讲过课，不足以让这个政权为他的丑行、明目张胆显而易见的劣迹买单，领导人完全犯不上。那么谁会决定他一步一步这样去做呢？在这个过程中间我可以很确切的讲，知识产权审判领域的中国法官是水准最高的、做人最斯文的一个群体，相对，他比合同纠纷案件的、刑事案件、审民事纠纷比如说房地产案件这样的法官在学术研究上可能钻得更深，而且知识产权庭是最规矩的。并且二中院的法官张晓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判决书——张晓津做过一些非常好的判决，北京的知识产权审判，它的水准高于包括上海在内的很多其他外地法院。当然一审时候的律师太臭了，我和滕彪一审。二审是我和张思之先生。一审时候律师确实我们发挥得不够好，但是发挥得不够好就能够使法官这么判吗？显然不是这样。我认为这个里面一定是出现了这样一种……那还有一个问题，对律师来说的一种苦闷就是说，除了尊重事实之外，不能曲解法律。在这个地方我可能需要评价一下我的同行。比如说周叶中委托的律师朱征夫——和那个，叫何海东吧（贺卫方插言：朱征夫也是他的学生，武大的）——是武大的毕业生，政协委员，是广东省成功程度仅次于陈卓伦（广东律师，已涉案失去自由——蓝无忧注）的律师——他们对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侵权，对于剽窃的构成，你固然作为律师来讲可以站在周叶中的立场上去表达他的正当意见，这里面我认为出现了对法律的曲解。固然这种曲解是因为我们这方的律师没有能力去做一个很好的法律的正解，但是朱委员是不是在强调国家法治建设、每年出席两会的同时，在自己办理的案件出现如此明目张胆的曲解法律——且不说事实，因为事实摆在那里。那这个是我们行业里面非常成功的人士，如果不是在一个具体案件中间我有幸与朱律师过招，我不太能想象一个学有所成的武大毕业生出身的这么一个成功的律师，会把法律解释到这样一种程度。这一点是我不能够接受的。但这个里面确确实实出现了黑哨。

不光是黑哨体现司法的层面上，因为已经到了最高法院。当时我记得我的官司打得不太好，但前两次开庭戴激涛都还在。王天成始终讲，戴激涛就是个小姑娘，这个事主要对周叶中，不管戴激涛抄没抄，老浦你对女孩子客气点！我说行。最后陈述我只问一个问题，我说戴激涛，王天成是你老师一辈的学者，你现在对法官讲，你到底抄没抄？她始终不说话。等到最高法院申请再审时，戴激涛不见了。戴激涛已经到了广东一个商学院做副教授了，据说也拿到司法部的研究课题。这个已经没有关系了。因为我觉得虽说一失足成千古恨，但是浪子回头金不换，我相信呢，她不会再抄了。当时在最高法院时，我们面临的对方的律师——朱征夫没有来，应该是何海东吧，我搞不清楚了，应该是何海东——我当时也问过他，他讲过，按照西方的什么过滤法对比法各种情形来讲，对学术腐败学术不端行为的认定是非常非常严谨的，像他这种情况完全就不应当认为是学术上的不端行为，而是应该认为是合理的引用或者是独创性的东西。当时最高法院的法官马秀荣——她是宋鱼水的同事，是从海淀法院上去的——审得非常好，我觉得整个庭审的感觉，就是这个官司的每个环节我感觉每次都能赢，但每次我都输。我说，何律师，我们就不要说那么多了，这里是最高法院，这是中国的最高法院，这是对生效判决之后的一个再审申请程序，要看它是否符合再审的条件，中国的最高法院在周叶中和王天成这桩公案上要向世界回答，中国法律是不是容忍剽窃到这种程度依然可以认为不构成侵权。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说太多的事情都没有用。然后我跟法官讲，我说这个地方所做出的裁决，应该是中国司法系统对周叶中案件的一个最终看法。我觉得作为一个律师来讲，作为王天成这样一个被害人来讲，我们超越了对周叶中的恨与爱——爱谈不上，是吧，没有爱过（众笑）——没有那么狭隘，我们其实是在用律师的这样一种可能徒劳的努力，去创造一个机会给中国的司法机构来纠正下级司法机关做出的不太得体的判决。如果前边都出现了一些莫名其妙因素的话，那么北京的东交民巷27号你需要给世界一个回答：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是换了一种说法——大家可以去看裁定书的扫描件——我们的再审申请被驳回，是在12月28号。那么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呢，是准备一份申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法院抗诉的文件。因为确确实实中国的司法是独立的，我不能把这么一个破事弄到海牙去，是吧。（众笑）但是在中国，我们应该在现有的程序之内，最终把它走到底，想办法把它走到底。

还有就是说……我相信呢就是……我说哪打哪吧——武汉大学一直有些人——不管是几毛吧——说以贺卫方为代表的北大和比如政法大学——没提政法大学，政法大学不够，政法大学和武大相比差半级呢——是北大帮和武大之间的互相对立。我们发现中国政法大学又怎么样呢？中国政法大学黄进教授从武汉大学调来做校长以后，包括以前徐显明校长在的时候，没有能够解决金仁淑的问题。金仁淑是一种什么情况？是世界经济学科的代言人，是政法大学商学院的教授，到现在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为什么关心这个事呢？是因为我跳着脚去说周叶中，我觉得后院的事情也得收拾一下。

120万字的书其中有10万字和某位博士的博士论文雷同，这样的事情在政法大学学风评议会上，十个委员出席居然投票成5：5，不能够认定她是否剽窃了。这种事情到底是谁见了鬼呢？难道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能够保住中国政法大学的声誉吗？中国政法大学的精神品德是需要这种的一种方式解决的吗？当时也有人聊天问我这事：如果你是校长会怎么办？我说：不管怎么办，先把她拿下再说，然后再考虑别的事。那后来经过媒体一系列深挖之后发现，这位王德军先生——博士论文的得主，东北师大授予的博士——是大连某个税务分局的局长。他的博士论文有声明所有东西都是符合学术规范的。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在东北师大得到了博士学位，随后金教授才出版了这样一本著作。这中间可能有两个选择，要么是两人思想高度一致，英雄所见略同——现在往往一看这人他妈就不是英雄，他也所见略同。（众笑）这是我们现在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如果把所见略同抛开的话，要么金仁淑是枪手，要么金仁淑在后是抄袭。假设是枪手的话，首先金仁淑作为教授应该非常体面的挂冠，至少把各种头衔、各种学科带头人……——你不能这种情况还跟杨帆教授齐名，因为杨帆也是学术带头人，一千多篇论文是吧，（旁白未听清）那我不知道，如果说少了那不合适啊（众笑）。所以这是一种情况，如果是枪手的话。如果是抄袭就更不用说了。再有假设是枪手的话，就引申出东北师大的博士培养，出栏的问题是怎么把关的？这样的人就怎么可以作为博士？后来我又看到一篇报道，就算是金教授没问题，是枪手——假设，从来没有承认过是枪手——假设是枪手，有人用对比软件还对比出来这雷同的十万字中间有大约七千字和在先发表的一个学者的论文是基本相同的。这又怎么办呢？怎么解释呢？贺老师曾经发现周叶中的书抄袭了一个北大本科生的，啊，雷同了——喔，略同了——一个北大本科生的一部分作品。所以这里面出现了一个——我个人感觉是——我们的社会原来以为啊，是要脸不要屁股，现在是连脸也不要了。一个人只要不要脸，他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众笑）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有恒产而无恒心”这样一种特别令人惭愧的表现。有时会想，他怎么能挺得住？（众笑）但是最终挺不住的是你。（众笑）现在每一次对峙的过程中，我们都是弃甲曳兵而不走。（众笑）

周叶中案件我明确排除官哨的因素。我觉得不是政治局开了一个会，告诉最高法院：必须判周教授赢。不可能。那可能的就是周教授这种通天的活动能力，但是我觉得南书房行走一次的经历可能成为永恒的瞬间，因为我们这社会想行走的教授太多了。我经常讲——今天算是个半公开的场合——我经常讲，大家不要去埋怨余秋雨，为什么呢？假设——我从来没有说过余秋雨先生任何话，除了打官司期间，今天我破例说一次，我觉得我应该宽容一点——就假设余杰或者其他一些人关于余秋雨先生“石一歌”的批评是真实的话——假设——那么余秋雨先生在文革爆发时只有十九岁，学习好文章好，考大学没有出路，上大学也没有出路，很多人漂泊不定，不知道哪天克格勃来敲门，红卫兵来揪斗。在这样一种情况，对于来自写作小组或者中央文革假设，它们的垂青和橄榄枝，有谁可以说我就不接，我就像陈寅恪？千千万万个陈寅恪在没成为陈寅恪时就已经在夹边沟过世了，对不对？我们所看到的陈寅恪先生，他是一个国宝级的人物，他才可能基本上得到善终，他才可以特立独行，像王国维墓碑上的他那个题词一样，他才可以谨守……所以说呢，在当年余秋雨如果有这样一个机会，十八九岁二十来岁，有个人说：小余啊你的文章写的不错，蛮煽情的，如果你进来我们一起作，可能就会逐渐逐渐走姚文元先生的路。那这样一种情形下，如果我是余秋雨，如果我没有今天这样的一种境界和一种经历，把我放在66年，我相信我也会非常高兴的去“石一歌”里面发挥我的聪明才智。论论鲁迅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啊，写写大批判文章谁没写过？关键是事情之后你可以认账，你要认账。你想想我们现在文革结束三十年了，距离文革的爆发有四十多年了，如果说某一个部，或者说某一个情报机构，或者说某个学会，像中国政法大学某个教研室的副主任，一个教授，说：“贺老师，你，来我们这个部做个情报员，或者有这么几篇（贺卫方插言：多少钱？）（众笑）主题文章，这些主题文章需要你写一写，用你的聪明才智……有多少人会写呢？我个人感觉会打破头。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十年，中国文人的操守和心理状态已经到了这样的一种程度，我们有多少人可以去责备1966年十九岁的余秋雨？我们有这个资格吗？我确确实实——我就不说名字了——见到某些人眉飞色舞的去给中宣部作阅评，提供审读意见。这些事情应该说没有人可以否认。那么我们的学者在面对选题、面对课题费、面对某些主义、面对某些机会、面对某些行走和讲课的机会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奴颜婢膝呢？所以大家我觉得别的事不说的话，去读读张鸣先生的小品文，不一定每篇都是精品，但是说的事情大概七八九不离十，咱们择其精华去其糟粕就可以了。那么我假设对余秋雨先生的质疑是真的——怎么扯到余秋雨了呢？我对余先生表示歉意啊（众笑）因为我一般不去乱猜——假设真有那么一个质疑成立的话，假设余先生确实难以面对的话，我个人感觉余先生点一下头，低一下头，可能很多质疑的人都可能放开，（贺卫方插言：对他质疑是因为含泪嘛，不仅仅是一个事。）含泪是因为眼眶太深了，老流不下来。（众笑）（佐拉旁白：三年之前曾落泪。）我又忘词了。（众笑）

这是一种黑哨。那么另外一种黑哨呢，可能更多的是商业上的案件。大家说刑事案件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比如李庄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不应该占用大家的时间，一会可以交流，还有就是我对李庄的事我一无所知，虽然已经到了审判阶段，我依然是一无所知，是这样一种情形，因为我担心跨省，是吧（众大笑）。因为我担心跨省。（众笑）——那么有一些刑事案件是几个极端，除了306条的这种所谓压力外，还有是因为它不挣钱。这年头凡是不挣钱的事啊，冤大头才去做。人说你浦志强为什么你做这么多不挣钱的事啊，是因为你找不着挣钱的事去做。（众笑）确确实实我如果愿意找到挣钱的事，我也愿意从我做的这些很无聊的事情中抽一些宝贵的精力去挣点钱，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我这个老独善其身，说明我很穷，当然穷的意思不是贫困的意思啊，主要就是说此路不通，像孔子一样。孔子还可以周游列国，现在高速公路都收费（众笑），油价又蛮高。那么最普通的老百姓的针头线脑，方方面面的这种刑事案件，打架斗殴啊，其实是需要法律帮助的，这也就是张思之先生一直在呼吁的，我们这个律协整个的团队啊整个行业给刚刚出道的年轻律师提供的机会和帮助与关照太少了。每年2500的注册费，对我来讲，今年——2010年——还不是一个太大的压力，但对于每年只收入两三万的律师，他是压力很大的。如果一个黄金分割的东西是20%的人赚80%的钱的话，那么我觉得中国律师整个的行业要说10%的人赚90%的钱或者85%的钱，这应该是比较现实的。那么最基层的法律水准可能会比较差，很多人做最简单的刑事案件时候，是因为他没事可做，他哪怕300、500、3000、5000，他这样先做一下，他每天在寻找的机会不一定是在刑事辩护方面取得很好的积累和经验，而是希望以此为由上一个新的台阶，这个台阶就是拿到更大额的一些民事经济案件来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因为人随王法草随风，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行业鼓励你闷声发财，鼓励你去做这样的事情。不希望你去关心那么多跟你这种生计无关的事。你解决了你的生计，你今年能注册了，你就可以胡说八道了？我就不能不让你注册吗？那我相信总还是可能的。现在不是检验了，是考核。律协公章已经改了，叫做某年度的考核，盖个章。至于怎么考核的不太清楚，因为我这两年的水平明显没有比前几年提高，但我每回也都过了。确实也有一些同行没能过，没能过也确实不是因为他们的考核没通过。这就是一种现状的情况。

 

那么一些商业上的案件，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也是我随后要讲的……大家可能对我的了解不像大家对贺老师了解得那么多，我原来是头发后脑勺有些白头发，我这里的头发是不白的。11月18号一天我就白了，为什么？（旁白：就一根。）哎，好几根呢。就是因为我代理的一个商业案件，标的有9000万，在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被裁定驳回再审申请。那说驳回再审申请值得你把头发白了吗？你亏了多少钱你急成这样？其实还不在于一个钱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在于这样一个案件在北京第一中级法院被驳回起诉。我们上诉以后，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被维持原裁定，也就是照样维持了驳回起诉的裁定。我申诉到最高法院，我还请了全国人大代表帮我去督办。最终的结果是驳回了再审申请。我明明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79条关于再审的立案条件，而法律规定修改之后应该再审的条件，一共十几项，我符合一、二、四、六项，四个要件决定了这个案件应该再审。再审我要求的是什么？我要求的不是胜诉，我要求的是你给我立案，你给我受理，进入审判。那这样一个官司，当事人虽然说是一个国企，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对律师寄予了太多的希望，我呢也需要为当事人竭忠尽虑，我做我分内的事情。我的判断是这个案件应当立案，是应该审查的，而且经过审理之后我们是要获胜的。那么得到这样一个结果是三级法院没有任何一个法院开过庭。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有懂外贸的，大家可以去……不占用时间，我简单说几句。这个案件是一个委托代理进口合同纠纷，我们这家公司是为中国轻工业对外经济合作总公司代开信用证。代开信用证，跟我帮你开汇票一样。代开信用证，我按照你的要求向外商订购棕榈油，然后放到东莞的一个油库里面，从船上驳到油库里之后，这个货保留所有权在我，因为你还没有赎单，你没有给我付钱，我用我的银行信用向外方、卖货的外商支付信用证，过三个月是无条件付款，这是国际间的银行信用，相当于银行囗囗囗囗（四个字，未听清——蓝无忧），我既不考察货物，又不取得许可证，我只是用我的银行信用在你付不起钱或你不愿占用头寸时候我给你付钱，然后我赚的是1%左右的代理费。大家知道这个过程中间国际金融危机，棕榈油的价格下降60%，但是委托代理进口合同中间的货损风险或者价格市场风险和开证方是无关的，等于就是我借钱给你。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我们开证时它就给我们交保证金，这个保证金是卖货的下家接受它的付款指令付给我们的几千万，就这么一个过程。于是我们按照约定给它一个放货单，它给了我们150万的钱，我们给它开了170吨，它用这个放货单，它的一个受命和我们做生意的项目经理叫赵远征，他伪造了三到四张，然后在半个月间把1万吨棕榈油更名为他自己的公司。因为他只要一交放货单，虽然合同约定的不是这样的，他和仓库串通了之后，就把我们名下的1万吨，保留所有权的1万吨过户到他的名下，然后他把它卖掉了。他收到了货款，他卖了这个。我就告仓库，告中轻公司，也是个央企，我要求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你给我付钱，按照合同约定的货值，你把七八千万该付的货款给我，这事儿就完了。按照最高法院1998年的一个司法解释，民刑交叉的情况下原来是先刑事后民事，先抓这个赵远征，民事案件靠后，那么后来民刑交叉的司法原则是要分开审理为主、为原则，合并审理、先刑后民为例外。区分的关键，要看法人是不是承担民事责任，因为这个人是代表他的公司和我们做交易，所以公司在前前后后的情况对外应该承担责任，不管这个人的诈骗到底是要判什么刑罚。他个人身上有两个囗囗（两个字，未听清——蓝无忧），哪能都推到个人身上呢。我们按照民事起诉，在十几年的司法实践中间是正当的。不管刑事案件怎么样，民事案件必须审，是可以审的。审下来这个公司承担责任然后追究他。何况他盗卖也好或怎么也好，他卖的不是我们的货，他是用他们公司的名义，从我们这个地方更名到他们公司名下，把他公司的货卖掉了。（旁白：太复杂了，听不懂，简要一点。）不说了。这种黑哨是怎么来的？你要说北京一院的法官，比如说张明华，比如说北京高院的法官，名字我忘记了，比如最高法院立案庭的承办人武建华，政法大学出身，他们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错判吗？你是判点球还是判其他的？我认为都不可能。我固然没有任何行贿受贿的证据，但是我可以有权利甚至有责任保持高度质疑。

贺老师前几天说：我们要把做了好事做了好判决的法官的名字挂在自己的嘴上，要让他们的这种业绩能够有更多的人知道。我想，我们要力所能及的，把自己认为有把握认定有理由确信有问题的公检法工作人员的名字，也要暴露在公开的光天化日之下。我觉得这是对他的负责。我曾经讲过——这个人姓武，叫武建华——我曾经讲过我至少要对着武大郎家的祖坟发誓（众笑），我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能不能搞清楚是另外一回事。官哨也好黑哨也好，我们做案件期间，李庄的遭遇，大家已经非常清楚了，其实不需要多说，大家一会可以再做交流。这个过程中间融合了律师在从事刑事辩护，从事民事案件代理，甚至从事非诉讼业务，方方面面的酸甜苦辣。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有些人那么成功，为什么有些人为什么那么不能成功。我现在需要搞清楚——昨天我还跟所里的同事讲，因为开一个年会——我说一定要搞清楚什么事不能做，要搞清楚什么钱不能赚，然后再去赚钱和做事应该都比较稳当。有多少人——包括黄松有、陈卓伦——好多人羡慕我们今天可以交流呢，可以有幸和贺卫方和大家一起交流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风物长宜放眼量，牢骚太盛防肠断”。我应该少发牢骚，应该尽量多做事。在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暂时和大家交流到这里，我们期待着贺老师精彩的点评。（长时间的掌声）

余英时：有尊严的知识人

 

 

 

在这个时代，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余英时

 

 

 

时代周报：为什么现在大陆的学者动不动就称“大师国学”，动不动就是“通才”？

余英时：还是精神空虚吧。这是最大的问题，学术界的人精神也空虚，总要有一些东西填补，变成大师的话，当然就得到很大的满足感了。明朝末年官封得太多，“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现在的大师太多了，就是通货膨胀，贬值了，什么都是大师，就没有意义了。人人都是大师，那谁是小师呢？

时代周报：那些顶尖聪明的学者为什么热衷于当大师？

余英时：有人学问好，聪明才智高，不一定有智慧，智慧是另外一回事。人生的智慧不是看人的聪明，中国古人讲，这个人“智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不是骂人的话，是赞美的话。西方经典《赞愚》中就说，越是愚钝的人越有智慧，愚钝的人不是言词辩诘，而是对人生有某些很深的体验。越聪明的人越是糟糕，聪明等于是一个工具，就像科技一样，用在好处也行，用来制造杀人武器也可以。这就是古人讲“术不可不慎”，做哪一行也要谨慎。这跟智慧没有什么关系，千万不要迷信什么学者大师之类。

但求面对死亡而视为平常

三不朽是很好的，不见得人人都能做到。要付出很大代价，牺牲各种功夫才能立德、立功、立言。我想遗臭万年的人就比求三不朽的人多得多了。

时代周报：一些在文化、学术上很有成就的人物，到了晚年为什么会产生“不朽的焦虑”？

余英时：人到老的时候，怕死是一定的。你要记住孔子的一句话：“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年轻的时候是好勇斗狠，要跟人家拼打、斗争，老年就越怕自己失去这个世界，越想抓紧“得”。这个“得”不光是财，主要是名誉：人家承认不承认。怕寂寞，这就是黄宗羲早年讲的一句话：“士大夫不耐寂寞，何所不至。”只要你不耐寂寞，什么事都会干。老年人就怕这个世界把他丢掉了，他没有地方可去，没有东西可以抓得住，所以一抓住一个东西就占有，无所谓节不节了。越到老年越可怕，年轻的时候不会意识到死亡，到了中年以后，死亡的威胁就存在了。

儒家讲死亡，就是面对它而视为平常，这是真的儒家精神。胡适到英国去见剑桥的大主教，就说：对死根本就不怕，死了就死了，没死以前就做我该做的事。这就是张载所说“存，吾顺事”。活一天，我就要尽一天责任。责任有很多，对子女有责任，对太太有责任，对父母有责任，对兄弟姐妹和朋友都有责任，能尽多少算多少，不能人人都靠你。尽我最大的努力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的专业是研究历史，就希望把我的历史研究好，不是曲解历史，不是为了某一种利益而搞一个学说，也不是为了赚钱而写一本人人都买的书。做历史研究也罢，做哲学研究也罢，得到某种程度的真理，把已有的真理向前推进一步，那我的责任就尽了。至于人家的评价怎么样，对你是不是欣赏，生前是不是得到承认，这都不重要。这样你就心安理得了，就没有那么多的惶恐。最怕的就是不安，老想要怎么样，这是心理上最难克服的问题。

“不朽的焦虑”起源很早，中国古代思想家如子产，不信灵魂不朽，认为魂、魄最后都会散失，这便引出《左传》上讲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就是以身作则，大家敬重你，觉得你是一个楷模，可以拿你作标准。立功是对社会有贡献，自然不朽，人家永远会记得你。立言是你说的话或知识上求真理，科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能够创造出很新的想法，对一个时代有很大的影响，那也可以不朽。这就是所谓三不朽，中国人把死寄托在这三不朽上。这三不朽是很好的，不见得人人都能做到这样，要付出很大代价，牺牲各种功夫才能立德、立功、立言。

如果不想花那么大的功夫，又想不朽，有什么办法呢？就做坏事。这就是东晋桓温说的名言：虽然不能流芳百世，我也可以遗臭万年。遗臭万年也是不死，所以，我想遗臭万年的人就比求三不朽的人多得多了。

要恢复人的尊严

语言本来是约定俗成的，没有什么必要创新，可是我觉得“分子”这个含义现在太坏了。讲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用知识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

时代周报：为什么你现在把“知识分子”一词都改用“知识人”？

余英时：“知识人”这个名词是我现在提倡的，第一次是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士与中国文化》第二版，我在序里提出这个问题。以后我就尽可能用“知识人”，而不用“知识分子”。原来我也用“知识分子”，那是随俗，因为语言应该随俗。但我现在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过去“分子”用得太可怕了，分子是右派分子、坏分子，什么都在里头。“知识分子”已经用了几十年，从前是一个中性的词，后来就变质了。所以我不想再用。我记得可能是看了已经去世的语言学家陈原谈“分子”的文章，受到他的影响。西方用“intellectual”，就是知识人，日本人也用“知识人”。我给日本学界写过一篇文章，用的是“知识人”这个名词。讲知识人等于中国人讲读书人一样，讲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用知识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我要恢复人的尊严，因为语言是影响很大的东西，语言一定限制你的思想，用暴力语言，就是鼓动暴力。

时代周报：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源流可以追溯？

余英时：中国对人权是一样尊重的，在王莽时代有诏令，不能买卖人作奴隶，这比西方还进步，西方整个古代以至早期基督教都视奴隶为当然。人都有权益，人都有尊严，这在中国早就有了。中国的观念跟西方的价值可以结合起来的。

从前中国还有士大夫阶层来控制，政权也是开放的，开放到一定程度就是科举，要做官必须先考试，这个考试是比较公平的。从汉武帝开始，中央设有太学，地方上也推举人才再送上去。这是中国很早就有的好事情，不要以为是小事情，这是不容易的。西方在中古时候一个是武士阶级，一个是有钱的商人可以有特权，然后是世袭的贵族。这些在中国很早就消灭掉了，世袭制度基本上在春秋战国以后就不再实行了。唯一世袭的就是皇帝，这个没有人碰它。中国的政权很早便开放到“四民之首”的“士”（即知识人）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成就，但这一开放并没有形成“民主”。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知识人便自觉地努力，想作进一步的开放。追求民主，便是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人的尊严”。儒家早已有“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念，这一思路在现代与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大潮流汇合了起来。

时代周报：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如何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余英时：我想你们年轻人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当人，不要盲目服从上面的权威。我认为每个人要争取自己基本的人权，不要随便被人剥夺了。如果人家给你“恩赐”，给你点好东西，你就感激涕零，这就不太好了。人就应该量才适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么环境，尽量做自己该做的事。但是人不能光为自己着想，我们念中国书，受中国文化影响，不能只管我一家，其他就不管。因为小时候受影响，有社会责任感，但是责任感也不能无限膨胀，膨胀到连家都不顾了。起码的责任是对家里人有承担，这以后才有余力为公家做事，这是很简单的人生道理，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才能够慢慢走上现代社会，只能求一点一点地变。

我从来不把任何个人当神一样看得不得了。古人今人中好多人我都很欣赏，很尊敬，但我不觉得我要崇拜某一个人，想变成某一个人。我怎么可能变成爱因斯坦呢？爱因斯坦是一个个体的生命，我也是一个个体的生命，为什么要做他呢？就算有一个人是物理天才，也不一定能成得了。每个人都要成就自己，完成自己。我没有崇拜某一个圣人，我不崇拜孔子、孟子、朱熹，只是觉得在中国精神史上，这些人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从内心欣赏他们，尊敬他们。

现在想到的是，在这个时代我能做什么，那就是做自己。我没有英雄崇拜主义，也不会自愧不如，因为我天生就只有这么多本钱，只有这么多才力。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这是遗传决定的，还跟我的环境有关系。如果小时候没有八九年在乡下，我对传统的社会与文化便不可能有亲切的认识。但我没有机会上现代小学、中学，便注定不能成为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了。我只有一点对中国文史的底子，就只能做我自己。我并不是傲慢或者自负，人只能知道自己有多少本钱，就做多大的生意。不要看别人是大富翁，我也要去做大生意，那就画虎不成反类犬。总而言之，尽力完成自我，同时也知道尊重别人，这是所谓“博学知服”，即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的最好办法。

许纪霖：重温王小波让我们清醒许多

 

 

重温王小波让我们清醒许多

 

许纪霖

 

 

 

    历史常常出现这样的图景：有些人生前声名显赫，死后很快被人忘却；另一些人一生寂寞，身后却被发现具有特别的价值。王小波应该属于后一类人。尽管在他活着的时候，曾经得过海外多种文学、电影奖项，但基本是墙内开花墙外红，国内的文学圈一直对他保持着沉默——不是出自敌意，仅仅是因为无法理解他。

    在中国文化的精神谱系上，王小波似乎是某种异数：不仅其文学风格无法归类，而且这个人也难以理喻。从年龄来说，王小波属于红卫兵一代人，但偏偏最缺乏红卫兵的狂热激情，反过来倒多了一份英国式的清明理性；从思想脉路来说，他似乎是半个世纪以前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传人，但又不似胡适、陈源那样带有自命清高的绅士气。我们很难想象在中国文化的内部，会有王小波这样的人出现，但其人其书又分明不是西方文化的产物。王小波，成为一个对评论家智慧挑战的阐释对象。

    王小波的一生是实验性的。他只活了四十五岁，但他将这短暂的一生都用来了探索——文体的与思想的。关于文体的探索，因为非我本行，只能留待文学专家去研究；令我更感兴趣的，倒是王小波的思想探索，他的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自由主义精神独白。

王小波的遗孀、社会学家李银河说过这样一段话：

       有人说，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只出理论家，权威理论的阐释者和意识形态专家，不出思想家，而在我看来，小波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位自由思想家。自由人文主义的立场贯穿在他的整个人格和思想之中。读过他文章的人可能会发现，他特别爱引证罗素，这就是他所谓气味相投吧。他特别崇尚宽容、理性和人的良知，反对一切霸道的、不讲道理的、教条主义的东西。

    一个罗素的信徒、热爱理性和思考的自由主义者、独立不羁的民间撰稿人——作为思想家的王小波，留给后人的，就是这样的形象。

                      一、“与说话相比，思想更加辽阔饱满”

    王小波给人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理性，那种清晰的、冷静的英国式的经验理性。具有这样理性精神的人，即使在当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中间，也属于凤毛麟角。

    王小波曾经狂热过。他这一代人，或多或少有过一段失却理性的日子。以十七岁的弱冠之年，相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只身跑到云南边疆，战天斗地。未始不是一种革命时代的青春骚动。然而，严酷的现实很快覆盖了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想象，王小波开始沉默。“在我不会说话的时候最想说话。在我真正能说，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反倒沉默了。”2他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语言的沉默是对流行话语的抗拒，但内心的思考就此启程。在那个狂热的时代，人们说得太多太多，而想得太少太少。说话是为了获取话语的霸权，而思考仅仅是为了求得真知。

    当时，在那些乡村思想家俱乐部里，许多陷于迷惘的红卫兵也在思考。然而，王小波依然是独特的。有些人思考，是因为落入了“失语”的困境，或者被剥夺了话语的权力。为了重新获得“说”的资格、话语的权力，不得不后退一步，磨砺思想的利器。以后，当历史又重新提供了话语舞台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出山说话了。这些人，是永远不甘沉默的，“说”的冲动大于“想”的兴趣，渴望话语权力成为思考的终极追求。而王小波呢，对“说”似乎没有什么兴趣，对权力话语更是兴味索然，有意思的是“想”，是“思维的乐趣”。“与说话相比，思想更加辽阔饱满。……没有思想，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追求思想，而非权力话语，是知识分子更本质的属性。知识分子要有思想，首先须有知识。但在中国知识界，尤其是那些风头最劲的顶尖精英，常常是思想有余，知识不足。虽然，他们在公众眼里有思想的魅力，但那些魅力大多来自道德的激情、修辞的华丽和可怜的一点小聪明，背后的知识底蕴却薄得象一张遮羞的窗纸。相形之下，王小波尽管很少以知识分子自称，但他比那些自命不凡的知识精英更知识分子。他喜欢知识，不是由于知识有用，会提高科技生产力，或带来权力话语，而仅仅是因为知识是好的。大学期间，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数学老师在课堂上的一段话：“我现在所教的数学，你们也许一生都用不到，但我还要教，因为这些知识是好的，应该让你们知道”。王小波所追求的，正是那些好的、却并非有用的知识。否则怎么能够想象一个学商业经济科班出身的，以后会弃商从文，成为一无凭籍的自由撰稿人？自由撰稿人，如今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甚至连某些紧抱铁饭碗不放的人也以“大陆自由撰稿人”自居（因为“自由撰稿人”＝“自由思想家”？），但王小波辞掉铁饭碗，仅仅是为了探求好的知识，为了更自由的思考和写作。

    王小波明白，知识实在是太重要了，它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最终凭籍。古代的教士和儒士拥有《圣经》或《论语》，因而也拥有话语的权力。现代知识分子不再手握圣书，却拥有知识，知识本身可以取信于人，尽管它不一定能带来权力。3这些年，我们谈论了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谈论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王小波没有参与谈论，但他的处世立身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人格范型。知识分子的岗位在哪里？就在其独有的求知领地；他的所有自由与独立，首先依据于知识的至上性与自恰性。知识的最高境界就在于求知本身，至于为人生、为民族也好，虽然未尝不可，但与求知比较，都低了一个层次。

    在回答“我为什么要写作”这一问题时，王小波幽默地以一个登山家的故事作为答案：“有人问一位登山家为什么要登山——谁都知道登山这件事既危险、又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他回答道：‘因为那座山峰在那里’。”同样，另一座山峰也吸引着王小波，他感到了登山的有趣。对于一个智者来说，没有什么比求知更为快乐的事了。热衷于为求知而求知的西方知识分子，常常乐在其中，乐此不疲。维特根斯坦临终时心满意足地说：“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另一个物理学家海森堡说得更绝：“我就要死了，带上两道难题去见上帝。”王小波提到这两件事，就特别感慨：在天堂里享受永生的快乐嫌不够，还要在那里讨论物理！爱知者，必乐知也。王小波生前一说到探求智慧，就掩饰不住内心的快乐。知识是好的，求知的人生是更好的。

    知识还是表面的东西，知识的背后有一种精神，那就是人类的理性。在一个疯狂的时代里保持沉默，也等于守护自己的理性。王小波看得十分清楚，理性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就象空气一样要紧。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时代，因为他只会以理服人，不讲理，毋宁死。王小波是从一个大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盲从年代里走过来的，他对信仰总是持着某种怀疑，因为那种“就是好”的信仰逻辑根绝了任何讲道理、讲理性的可能性。一度他曾经变得极端地排斥信仰。到了美国之后，是他的老师说服了他，令他承认：“不管是信神，还是自珍自重，人活在世界上总得有点信仰才成。”但他依然警惕着信仰的滥用。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以崇高的名义迫害异己的龌龊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信仰是一条随时有可能咆哮泛滥的河流，惟有理性的河床才能防范它。信仰是为了达到善，但善的里面不能有假的成分，否则就是比不信还要坏的伪善。

当年法国大革命期间，上了雅各宾断头台的罗兰夫人有句名言：自由，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义推行！在中国，未尝不可以这样说：至善，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义推行！真与假，事实与谬误，是无法通过信仰解决的，那属于人类理性的范畴。为了防止以善作恶，保持清明的理智是最要紧的。王小波不是一般地反对信仰、反对至善，他所厌恶的仅仅是理性缺席的信仰和没有是非的善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认真的思索，真诚的明辨是非，这就是善，就是一切信仰的根基。

           二、“知识分子的最大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

    说到理性，有两条路径，一条是欧陆唯理主义的，另一条是英美经验主义的。现在说起来，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哲学常识，但时光倒退十年，却是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刚刚从盲从时代走出不久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是大声吆喝着思想解放、理性启蒙，却懵然不知理性还有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之分，以至于不知不觉地被唯理主义所摆布。理性变成一个全知全能的人间上帝，变成科学时代的理性神话、理性宗教和理性崇拜。那个时候，黑格尔的阴魂不散，绝对真理的神话尤在，乌托邦的社会改造工程仍然绵延不绝。

    王小波相信理性，但他选择的是另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径，即英美的经验理性。在经验理性的世界里面，没有抽象的理念，没有目标的预设，也没有终极的价值，只有人们的生活经验和实实在在的现实功利。王小波喜欢马基雅维里，是因为“他胆敢把信义、信仰全抛开，赤裸裸地谈到利害”，而“赤裸裸地谈利害，就接近于理智”。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喜欢中国的墨子，墨子思路缜密，具有实证精神，而且也赤裸裸地谈“交相利”。4一说到功利主义，中国人总要吓一跳，以为功利与自私是一家兄弟。但是，按照在功利主义的家乡英国留学多年的储安平先生分析，功利与自私实为两个概念，前者重的是结果，后者为的是享受。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因为与拉丁文化接触较短，其抽象能力比较弱；但生活的智慧、经验的理性大为发达。处理问题一切以实际的环境为转移，决不会象法国人那样，囿于抽象的价值观念。这种功利的、经验的理性主义，成为英美自由主义的思想底色。

    在美国留学多年的王小波耳濡目染，对经验理性大为推崇。在他看来，许多被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理念搞得稀里胡涂的问题，只要按照日常生活的经验理性去判断，立即会变得心明眼亮。比如，大跃进期间放卫星，粮食亩产放到三十万斤，某些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还昏昏沉沉地为之论证，但王小波的姥姥，一位裹着小脚的农村老太太，却死也不信。不信的理由十分简单，只是自己的生活常识而已。王小波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认为他姥姥的态度就叫做有理性。

    人的经验是有限的，因而人的理性也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所谓绝对真理不过是黑格尔制造的神话般的“宏大叙事”而已。对于在中国大陆弥漫多年的唯理主义真理神话，王小波基于自己的经验主义立场，倾注了其毕生的批判。他一再嘲笑中国知识分子虚妄可笑的知识观，从孔夫子到当代的所谓知识精英，为了争夺话语霸权，都要显得一付全知全能、真理在握的模样，好象自己肚皮里的那些货色，可以包治百病。那种大包大揽的姿态，与街头上卖大力丸的江湖郎中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即使世界上真的存在什么真理，也是具体的、多元的，很经验、很个人的。真理是无法灌输的，不能强迫别人接受你自以为是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和宽容，都建立在这种多元、个人的立场上。没有这样一种立场，就会发生知识者相互之间的残杀。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知识分子的悲剧与其说来自政治权力，无宁说更多地来自知识分子同道——那些自以为占有了真理、欲控制所有话语空间的独断论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的思想监狱是自我营造的。对此，王小波有十分透彻的认识，他尖锐地指出：“知识分子的最大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

    在这里，一个最关键的词是“个人”。这是自由主义的核心。欧陆式的自由主义强调的是“积极自由”，是个人思想与意志的自主。但这还不够。“积极自由”如果过于扩张，没有边界，就有可能侵犯别人的自由。红卫兵的造反行动、文化精英的话语霸权，就是最好不过的现实标本。英国式的自由主义，恰好能够弥补“积极自由”的这一缺陷，它看重的是“消极自由”，是每个人的思想、言论与人身自由不受非法的侵犯。“消极自由”尽管目标卑微，不及“积极自由”那般崇高、奋发进取，却是个人自由最真实、最可靠的保障。

    极富英国自由主义精神气质的王小波反复申说的，就是自由的消极一面：“你有种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给我，我就不那么乐意。”他对别人的尊重和容忍，不是因为他们有崇高的情感、明辨是非的能力，而仅仅是因为他们也是一个人，有着与自己同样的自由权利，包括选择信仰、判断是非和如何生活的权利。早几十年，胡适之先生曾经讲了一句饱经风霜的至理名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可惜的是，这种具有英国风范的消极自由传统，在中国大陆早被无休无止的“积极自由”狂热骚动拦腰斩断，如今，王小波以只手之力，续接断脉，其境其情，怎么不能令人感叹！

    在他那代知识分子之中，王小波是孤独的，可以说是特立独行的。他曾经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杂文，叫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他说，“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中国的知识分子太热衷于设置别人的生活了，他们的使命感太强，总是觉得该搞出点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他们不仅想当牧师，而且想做圣人和上帝。

    中国的许多事情的确让人看不懂。一边大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边却在歌颂“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救世主和大救星，就象古已有之的好皇帝、圣人一样，简直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精英群体的人格理想。不仅重权在握的政治家以治国平天下的大救星自居，连手无寸铁的思想家都想当精神的救世主，当民族的素王！他们以一种居高临下的精神优越感，喋喋不休地教导平民大众应该如何如何，不该如何如何。王小波借用萧伯纳的剧本《疤疤拉少校》中的话，辛辣地嘲笑这些家伙“什么都不会，就会一个明辨是非”！到底也是知识界出身，王小波一眼就看穿了他们大愚若智的可笑：“一个只会明辨是非的人总是凭胸中的浩然正气做出一个判断，然后加上一句：难道这不是不言而喻的吗？任何受过一点科学训练的人都知道，这世界上简直找不到什么不言而喻的事，所以这就叫愚蠢。”

    愚蠢并不一定是恶人所为，更多的情况下，倒是善良意志的产物，是在道德召唤与理想主义的名义下作出的。于是，王小波触及到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对道德理想主义的反思。

            三、“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重要。”

    道德理想主义曾经是王小波这一代人的精神旗帜。当年，他们在巨大的乌托邦精神感召之下，以一种强烈的道德激情，为实现至善至美的革命理想而呐喊奋斗。革命退潮之后，这一代人的精神整体发生了分化，许多人以一种悔不当初的世俗心态告别了过去的乌托邦热忱，而张承志为代表的道德坚守者们仍然以悲壮的精神挣扎，支撑着那面传统的理想主义大旗。然而，也有人超越上述简单的抛弃/坚守的二元立场， 对自己曾经信奉过的道德理想主义进行深刻的思想反思。史铁生是一种反思的类型，他以一种欧陆非理性主义的立场，扬弃了传统理想主义中目的论的唯理主义成分，代之以注重过程的、以虚无和荒谬为底色的新理想主义。

    王小波可以说是另一种类型的反思者，他的个人气质和知识结构决定了他不会像史铁生那样，在欧陆存在主义的基地上重构理想主义，而是在英美经验理性的立场上，对道德理想主义予以无情的重创。

    想必是有所指地，王小波多次谈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有“中古遗风”：“他既不像远古的中国知识分子（如孔孟、杨朱、墨子）那样建立道德体系，也不像现代欧美知识分子跨价值观的立论（价值中立）。最爱干的事是拿着已有的道德体系说别人”。他们总是以为自己最崇高、最道德，作出一付人间楷模的样子，然后批评、教导别人。本来，做一个知识分子，首先是要在知识上有所成就，但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先想到的却是要匡正人心，惟恐人心不古，惟恐别人都跳出了自己设置的如来佛的手掌心。

    在这里，涉及到一个基本的立论假设：知识分子究竟是一个知识的存在还是一个道德的存在？在中古时期，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知识与道德都不是分离的，知识从属于道德，是道德的奴仆，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道德（宗教）的存在，然后才是一个知识的存在。到了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职能与教士的职能发生了分离，将修身齐家的道德职能还给了教士，将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职能还给了政治家，唯一留给知识分子的，就是一个知识性的格物致知。对此，王小波明确地认为，“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重要。”这几年，一些知识分子不断地反省知识分子的罪孽深重，诸如“亵渎神圣”啦、“厚颜无耻”啦，但王小波不这样看，他坚决地认为，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真的有罪孽的话，决不是在道德方面，而是在知识上拿不出一流的成果，不够知识分子的资格。

    那么，知识分子是否就没有必要关怀道德伦理问题？是否就陷入了价值的相对论立场？在王小波看来，问题不在于有否必要关怀，而是如何个关怀法。他指出：“在伦理道德的论域里，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认为，只有详细地考虑有关证据，经过痛苦的思索过程，才能搞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就是这样考虑伦理问题的；另一种认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根本无须考虑，只剩下如何行动的问题”，“以积极进取的态度来推进它”。显然，后者是道德理想主义的方式，而前者是王小波所喜欢的经验理性方式。知识分子对道德伦理问题不是不可以有立场，但应该是人类的立场、科学的立场和理性的立场，而不是简单的价值选择立场。以理性的态度、人类的关怀研究伦理道德问题，这是知识分子的份内之事，至于应该作什么样的价值选择，则留给每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个人。不管是圣人还是君王，都没有权力为个人作这样的价值决定。

    然而，一些道德理想主义者们，在道德伦理问题上，放弃了知识分子本来应负的理性责任，热衷于代表人类、民族以至个人作价值选择。一会儿一厢情愿地宣称儒家是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一会儿为“社会道德沦丧”的中华民族开出一个又一个救世药方，一会儿又开导这个、教训那个应该如何如何。而且还以道德圣徒自居，动辄就给别人来一个灵魂拷问和道德审判。自然，中国与西方的国情不同，在现代西方，知识分子与牧师的功能分化，前者注重于知识的研究，后者侧重于道德教化。而在缺乏宗教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实际承担着智者与牧师的双重职责。这可能是王小波未曾充分注意到的。这一现象是否合理，暂且不去讨论，但王小波的的确确发现了这种“一身兼二任”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激情有余，知识理性不足。道德激情一旦失去了知识理性的基础，就会成为没有思想底蕴的滥情，成为虚伪不堪的肉麻。王小波对这样的道德激情是从来不屑一顾的。他表示：我之所以痛恨激情，是因为痛恨肉麻。在中国，我们看到太多的将肉麻当有趣的事情了。

   王小波虽然痛恨激情、讨论道德理想的乌托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缺乏激情和理想的冷血动物。王小波的激情与理想是内在的、收敛的，而不是张扬的、扩张的。在他看似冷漠的理性背后，蕴涵着浪漫的情感、幽默的情趣和理想的冲动。然而，这一切仅仅属于他个人，属于他自己那个小世界，他绝对不会说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是公共的、最好的，是值得所有人仿效的。相反地，他可以理解和宽容其他人不同的价值和道德取向，只有一种无法宽容，那就是充满道德殖民与精神侵略性质的思想专制和道德理想主义。

    人们并不理解外表冷静、内心炽热的理性中人，往往被另一些情感外泄、气势若虹的魅力人物所迷惑。我们看到，在公共传媒的聚光灯下，风头最劲的大多是是那些充满道德激情的原教旨主义者，是那些语言华藻、修辞煽情、而思想底蕴苍白陈旧的演说家和道德教化者。中国人似乎割断不了将肉麻当有趣的圣人崇拜传统。相形之下，象王小波这样理性的、平实的、不屑于以道德煽情哗众取宠、而只愿本着一己之知识良知说话的自由主义者，常常被公众所忽视，成为边缘人物。

    的确，在当代中国，王小波还是一个边缘性的思想家。王小波所信奉的经验理性的自由主义，还不为知识界和思想界普遍接受，更不用说社会一般公众和主流意识形态了。即使在自由知识分子之中，欧陆唯理主义的影响，包括法国卢梭式的乌托邦激情与德国黑格尔式的真理神话，依然不自觉地摆布着多数人的思维和行动。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中，王小波的确是特别的。他身上那种罕见的英国自由主义气息，那种集理性、冷静、幽默和宽容于一身的昂格鲁撒克逊精神，在狂躁而喧嚣的中国思想界，确乎是特立独行。

    顾准当年经过痛苦的精神反思，从信仰走向理性，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他是那一代人中的思想先知。王小波承继了顾准的精神转向，在经验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深、更彻底。他们的精神转向虽然还是个别性的事件，然而对于中国思想史来说，也许意味着悄悄翻开的一页。这一页，今天的许多人可能还懂不懂，还无法理解个中蕴涵的深刻意义，但我相信，随着中国知识界视野的进一步开放和思想反思的继续深入，在顾准与王小波的身后，将会聚集起愈来愈多的同道和知音。

    在王小波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给远在美国的朋友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可能是他的最后遗言：

       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是不是太狂了？

小波不狂，他有资格说这样的狂话。他思故他在，王小波是不死的。

王小波：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

 

 

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

 

王小波

 

 

 

一、什么是知识分子？

我到现在还不确切知道什么人算是知识分子，什么人不算。

插队的时候，军代表就说过我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一年我只有十七岁，上过六年小学，粗识些文字，所以觉得“知识分子”这四个字受之有愧。顺便说一句，“小资产”这三个字也受之有愧，我们家里吃的是公家饭，连家具都是公家的，又没有在家门口摆摊卖香烟，何来“小资产”？至于说到我作为一个人，理应属于某个阶级，我倒是不致反对，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知识青年”算什么阶级。假如硬要比靠，我以为应当算是流氓无产者之类。这些已经扯得太远了。我们国家总以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尺度来界定知识分子，外国人却不是这样想的。

我在美国留学时，和老美交流过，他们认为工程师，牙医之类的人，只能算是专业人员，不算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是在大学或者研究部门供职，不坐班也不挣大钱的那些人。照这个标准，中国还算有些知识分子。《纽约时报》有一次对知识分子下了个定义，我不敢引述，因为那个标准说到了要“批判社会”，照此中国就没有或几乎没有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定义是在消闲刊物上看来的，我也不大敢信。照那个标准，知识分子全都住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愤世疾俗，行为古怪，并且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还是该以有一份闲差或教职为尺度来界定现在的知识分子，以便比较。

如果到历史上去找知识分子，先秦诸子和古希腊的哲学家当然是知识分子，但是距离太遥远。到了中古，我们找到的知识分子的对应物就该是这样的：在中国，是一些进了县学或者州学的读书人，在等着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能领到些米或者柴火；学官不时来考较一下，实在不通的要打一顿；等到中了科举当了官，恐怕就不能算是知识分子；所研究的学问，属于伦理学或者道德哲学之类。而在欧洲，是些教士或修道士，通晓拉丁文，打一辈子光棍，万一打熬不住，搞了同性恋，要被火烧死，研究的学问是神学，一个针尖上能立几个天使之类。虽然生活清苦，两边的知识分子都有远大的理想。这边以天下为己任，不亦重乎？那边立志献身于上帝，不亦高尚乎？当然，两边都出了些好人物。咱们有关汉卿，曹雪芹，人家有哥白尼，布鲁诺，不说是平分秋色，起码是各有千秋。所以在中古时中外知识分子很是相像。到了近代就不像了。

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中古遗风

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相比之下中古的遗风多些，首先表现在受约束上。试举一例，有一位柯老说过，知识分子两大特点，一是懒，二是贱……三天不打，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他老人家显出了学官的嘴脸。前几天我在电视剧《针眼儿胡同》里听见一位派出所所长也说了类似的话，此后我一直等待正式道歉，还没等到。顺便说说，当年军代表硬要拿我算个知识分子，也是要收拾我。此种事实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的屁股离学官的板子还不太远。而外国的例子是有一位赫赫有名的福柯，颇有古希腊的遗风，是公开的同性恋者，未听说法国人要拿他点天灯。

不管怎么说，中外知识分子还是做着一样的事，只是做法不同－否则也不能都被叫做知识分子－这就是做自己的学问和关注社会。做学问的方面，大家心里有数，我就不加评论了。至于关注社会，简直是一目了然－关心的方式大不相同。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的伦理道德，经常赤膊上阵，论说是非；而外国的知识分子则是以科学为基点，关注人类的未来；就是讨论道德问题，也是以理性为基础来讨论。弗罗姆，马尔库塞的书，国内都有译本，大家看看就明白了。人家那里热衷于伦理道德的，主要是些教士，还有一些是家庭妇女（我听说美国一些抵制色情协会都是家庭妇女在牵头－可能有以偏盖全之处）。我敢说大学教授站在讲坛上，断断不会这样说：你们这些罪人，快忏悔吧，……这与身份不符。因为口沫飞溅，对别人大做价值评判，层次很低。教皇本人都不这样，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他，笑眯眯的，说话很和气，遇到难以教化的人，就说：我为你祷告，求上帝启示于你－比之我国某位作家动不动就“警告XXX”，真有天壤之别。据我所知，教皇博学多识，我真想把他也算个知识分子，就怕他不乐意当。

我国知识分子在讨论社会问题时，常说的一件事就是别人太无知。举例言之，我在海外求学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了一篇文章，就说现在大学生水平太低，连“郭鲁茅巴”都不知道，我登时就如吃了一闷棍。我想这是个蒙古人，不知为什么我该知道他。想到了半夜才想出来，原来他是郭沫若，鲁迅，茅盾，巴金四位先生。一般来说，知识的多寡是个客观的标准，但把自编的黑话也列入知识的范畴，就难说有多客观了。现在中学生不知道李远哲也是个罪名－据我所知，学化学的研究生也未必能学到李先生的理论；他们还有个罪名是“追星族”，鬼迷心窍，连杨振宁，李政道，李四光是谁都不知道。据我所知，这三位先生的学问实在高深，中学生根本不该懂，不知道学问，死记些名字，有何必要？更何况记下这些名字之后屈指一算，多一半都入了美国籍，这是给孩子灌输些什么？还有一个爱说的话题就是别人“格调低下”，我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兄弟我格调甚高，不是俗人！”我在一篇匈牙利小说里看到过这种腔调，小说的题目叫《会说话的猪》。总的来说，这类文章的要点是说别人都不够好，最后呼吁要大大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否则就要国将不国。这种挑别人毛病的文章，国外的报刊上也有。只是挑出来的毛病比较靠谱，而且没有借着贬别人来抬自己。如果把道德的伦理功能概括为批判和建设两个方面，以上所说的属于批判方面。我不认为这是批判社会－这是批判人。知识分子的批判火力对两类人最为猛烈：一类是中学生；另一类是踩着地雷断了腿的同类。这道理很明白－别人咱也惹不起。

现在该说说建设的方面了。这些年来，大家蜂拥而上赞美过的正面形象，也就是《渴望》里面的一位妇女。该妇女除了长得漂亮之外，还像是封建时期一个完美的小媳妇。当然，大伙是从后一个方面，而不是前一个方面来赞美她；这也是中古的遗风。不过，要旌表一个戏中人，这可太古怪了。我们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则是：谢绝了国外的高薪聘请，回国服务。想要崇高，首先要搞到一份高薪聘请，以便拒绝掉，这也太难为人了；在知识分子里也没有普遍意义。所以，除了树立形象，还该树立个森严的道德体系，把大家都纳入体系。从道德上说事，就人人都被说着了。

所谓道德体系，是价值观念里跟人有关的部分。有人说他森严点好，有人说他松散点好，我都没有意见。主要的问题是，价值观念不是某个人能造出来的（人类学上有些说法，难以一一引述），道德体系也不是说立哪个就能立起哪个。就说儒家的道德体系吧，虽然是孔孟把他造了出来，要不是大一统的中央帝国拿它有用，恐怕早被人忘掉了。现在的知识分子想造道德体系，关上门就可以造。造出来人家用不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当然可以潜心于伦理学，道德哲学，营造一批道德体系，供社会挑选，或是向社会推荐－但是这件事也没见有人干。当年冯定老先生就栽在这上面，所以现在的知识分子都学乖了，只管呼吁不管干，并且善用一种无主句：“要如何如何”。此种句式来源于《圣经。创世记》：“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真是气魄宏伟。上帝的句式，首长用用还差不多。咱们用也就是跟着起哄罢了。

现在可以说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中古遗风是什么了。他既不像远古的中国知识分子（如孔孟，杨朱，墨子）那样建立道德体系，也不像现代欧美知识分子跨价值观的立论（价值中立）。最爱干的事是拿着已有的道德体系说别人，如前所述，这正是中古的遗风。倒霉的是，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已有的道德体系不完备，自己都说不清；于是就哀叹：人心不古，世道浇漓，道德武器船不坚，炮不利，造新船新炮又不敢。其实可以把开船打炮的事交给别人干－但咱们又怕失业。当然，知识分子也是社会的一分子，也该有公民热情，针砭时弊也是知识分子该干的事；不过出于公民热情去做事时，是以公民的身份，而非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大家完全平等。这个地位咱们又接受不了，非要有点知识分子特色不可。照我看这个特色就是中古特色。

三、中国知识分子该不该放弃中古遗风？

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在关注社会时，批判找不着目标，颂扬也找不着目标，只一件事找得着目标：呼吁速将大任降给我们，这大任乃是我们维护价值体系的责任，没有它我们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要论价值体系的形成，从自然地理到生活方式都有一份作用，其功能也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维护也好，变革也罢，总不能光知识分子说了算哪。要社会把这份责任全交给你，得有个理由。总不能说我除了这件事之外旁的干不来吧？凭我妙笔生花，词儿多？那就是把别人当傻子了。凭我是个好人？这话人人会说，故而不能认真对待。我知道有人很想说，历史上就是我们负这责任。这不是个道理，历史上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妇女还裹脚哪，咱们可别讲出这种糊涂油蒙了心的话来找挨骂。再说，拉着历史的车轮逆转，咱们这些人是拉不动的。说来说去，只能说凭我清楚明白。那么我只能凭思维能力来负这份责任，说那些说得清的事；把那些说不清的事，交付公论。现代的欧美知识分子就是这么讨论社会问题：从人类的立场，从科学的立场，从理性的立场，把价值的立场剩给别人。咱们能不能学会？

最后说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当然，他有“士”的传统。有人说，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悲观主义者？）。有人说，他以天下为己任（国际主义者？），我看都不典型。最典型的是他自以为道德清高（士有百行），地位崇高（四民之首），有资格教训别人（教化于民）。这就是说，我们是这样看自己的。问题是别人怎样看我们。我所见到的事，实属可怜，“脱裤子割尾巴”地混了这么多年，才混到工人阶级队伍里，可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咱们把“士”的传统忘掉为好，因为不肯忘就是做白日梦了。如果我们讨论社会问题，就讲硬道理：有什么事，我知道，别人还不知道；或者有什么复杂的问题，我想通了，别人想不通；也就是说，按现代的标准来表现知识分子的能力。这样虽然缺少了中国特色，但也未见得不好。

（转自《沉默的大多数》）

任不寐：无神视野下的犬儒难题

 

 

无神视野下的犬儒难题

 

任不寐

 

 

 

专制产生“犬儒”，也产生对“犬儒”的反省，这是东方专制主义反复上演的文化互搏运动。在所有的黑暗年代里面，总有知识分子站出来不满足于政治对物质偶像的崇拜和社会的麻木不仁，于是痛批“犬儒病”（国民性、灾民理性等等不一而足）就成为心灵不满并渴望自由的经典出路。居美学者胡平先生前不久出版了《犬儒病──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一书，该书可以视为这一连串文化自觉运动的一环；它也表明，汉语政治反精神、反价值的堕落程度已经使思想忍无可忍，或者说，使思想再一次忍无可忍。

 

胡平先生首先清理了犬儒主义（Cynicism）的来龙去脉，从古希腊的狄奥根尼（Diogenes of Sinope）的理想主义犬儒，到今天的反理想主义犬儒。这一演变被他视为是愤世嫉俗向玩世不恭的转变；而在今天，由于对所有事件持相对主义价值观，“犬儒派就从现存秩序的激进批评家变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某种共犯合谋。”这一诠释是简单扼要的。但是，回到希腊叙述中国的犬儒精神特征，可能没有给中国特色的犬儒主义以应有的重视。

 

 

中国的犬儒主义并没有哲学上的思辩根据，而更多是一种生存策略。或我称之为灾民理性。中国的犬儒主义包括两个相辅相成的判断：第一，别人所有的价值主张都是假的；第二、只有自己“唯物主义”和庸俗功利主义的目标、或者“利益最大化”目标才是真的。这种灾民经验也得到了东方两种宗教思想的熏陶（实际上是互相熏陶），就是佛教和道教对世界否定。这样一来中国的犬儒主义不仅对信仰采取犬儒态度，它对犬儒主义也采取犬儒态度──它“深刻”地认识到，犬儒主义也是犬儒主义的。

 

 

简单地说，“犬儒病”真正的病根在于它的无神论主义本质，在于它的“无罪状态”。它首先不相信存在一种超验的普世绝对的价值。事实上在无神论世界，犬儒主义的价值观是完全合乎“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逻辑的。如果人是上帝，每个个体就有自己一个价值准则，而且“自己”就是“自私的基因”并因此获得个人和社会生存及扩张历史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我”成为最高价值，而这一最高价值必然将不同个体重叠的价值部分犬儒化，使这些理性主义的“普世价值”成为实现“我的价值”的工具。换言之，如果没有超越“我”的更高价值的存在，所有的“我”互搏的唯一文化结果就是犬儒主义。

 

 

无神论自由主义者在批判犬儒主义的时候愿意相信：没有上帝也行。他们深刻地看见了犬儒主义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信仰，胡平先生深刻地指出：“犬儒由于自己无信仰，也常常怀疑别人有信仰。”因此，自由主义者愿意将“自由民主理念”上升为新的信仰。然而，“自由民主理念”如果没有先验根据，它就只能在无神世界重建这一根据，而它的根据和犬儒主义的根据是完全一样的。世俗自由主义者首先是人本主义者，然后是个人主义者，最后是经济学理性主义者。人本主义视人为神，但人不是神，这恰恰正是犬儒主义的逻辑起点。犬儒主义认为人是靠不住的，这点犬儒主义甚至比自由主义还要深刻。个人主义相信个人价值至上，这是对集体主义的反驳。

 

 

但是，犬儒主义同样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者。至于经济学理性所奉行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它既是当代自由主义的信条，也是犬儒主义的信条。这样一来，自由主义只能通过道德说教来区别犬儒主义，而这一“道德理想国”的说教，恰恰是当代自由主义反省现代极权主义的主要学术成果。在这种困境中，当代自由主义不得不把“自由民主”本身神化，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信仰前提，拒绝将这些价值放到分析领域。这也许是一种策略，回避这些概念可以避免向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道德理想国两个极端求援。然而无论如何，无神论的自由主义和犬儒主义最后的“动力机制”只能是达尔文主义的和道德主义的。但是，无论科学进展还是理性的进展都表明，达尔文主义和道德主义最多只能是一种社会科学的假说和心理学上的自负。

 

 

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如果对经验世界怀有道德敏感，它的诚实代言人不可能回避犬儒问题。这是胡平先生特别令人敬佩的一个方面。他的深刻已经逼迫自己把民主自由高举到信仰的层面来寻找出路，但这一努力虽然可敬，却可能要无功而返。民主自由确实存在超验根据，但是如果将民主自由本身视为终极根据，则是本末倒置。

 

 

民主自由的逻辑起点是对人的有限性的认识重叠，这一经验理性使“限制有限者的无限权力”成为政治必要。把民主自由本身视为信仰可能导致把有限的人视为无限者，这恰恰是五四以来中国特色的自由民主思想最大的误区。西方思想自由史是对人的局限性不断认识的历史，而在中国正相反，“人的尊严”和人的“无限可能性”反而成为自由的逻辑基础。人的无限性指向一个方向，人的无限罪性和傲慢，成为人上人不过是全社会朝野的普遍共识。

 

 

一个理性的社会就是在文化上认识到人的有限性的社会，在政治上限制人的无限罪性的社会。对人的有限性的认识恰恰可以导致对人的宽容和尊重，而无限者迷信则导致“完美主义”的文化伪善和政治专横。然而，一个社会怎样才可能拥有“有限者”的文化？非信仰无限者绝无可能。这个无限者必须是超验的，将“无限”、“普遍价值”、“绝对真理”垄断归于自身，并启示给人类。这位绝对者──上帝──不仅将普遍价值启示给人类，也带领仰望□的人在地上活出“基督”来，从而从根本上超越犬儒主义的陷阱。

 

 

人类文明史就是殉道精神超越犬儒精神的历史，而这一切，如果没有十字架都是不可想像的。殉道精神是对犬儒精神真正克服，因为他超越了犬儒主义所信奉的一切非价值观念，也超越犬儒主义所反对的一切价值观念。换言之，自由主义确实无法抛弃犬儒主义所追逐的利益目标，它不过是用更“理性”的利益目标论断犬儒主义“不道德”的利益目标而已。然而，十字架道路把“利益期待”放在这世界之外，这条道路上的人以背十字架跟随耶稣为荣耀。于是，一种犬儒主义的毒箭无法射到的力量出现了，他们以经受苦难和甘愿吃亏为快乐，而这种快乐不仅不是伪装的，他们还要把这种快乐归于神的怜悯。

 

 

这样说来并非说基督教是一个受苦的宗教，而是说基督教把犬儒主义的快乐和智慧视为怜悯的对象，并因为仰望天国而在世界上视万物如粪土。这一信仰却没有导致东方宗教的出世态度和价值虚无主义，因为他们负有责任在这地上过荣耀神的生活，这生活就是爱。这种包容一切的大爱使权力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没有任何立足之地，暴君和犬儒主义者在基督徒面前往往迷惑不解，而他们的逻辑王国也因此被彻底推翻。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在暴政和犬儒共谋的历史中，良心的胜利更多是信徒的胜利，而不是无神论者的胜利。这在中国当代史上尤其明显（在西方历史上也一样）。在世俗自由主义者中，可能很难找到象基督徒林昭这样绝决的抗议者。然而林昭不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的以巴弗吴维尊”是中国当代超越犬儒文化又一座丰碑，遗憾的是，这位基督徒的价值远远没有被世俗世界所重视。

 

 

1949年以来，甚至包括“改革开放”以后新挖掘出来的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包括顾准、王小波、陈寅恪等人，这些令人尊敬的思想者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不同程度的犬儒主义者而已。这一可能开罪很多人的判断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们在暴力之下不同程度地选择了妥协。这一妥协是“可以理解”的对象，但不是炫耀的对象。他们的坚持（也包括思想方面）在吴维尊的对比之下，就显得不足为道了。

然而，基督徒吴维尊从来没有乞求过和得到过这样的世俗荣耀。在我们的时代，那些在荣耀中心的各类精英，无论是内在流亡还是外在奔走的人，犬儒主义成为生活的基本底色。吴维尊的胜利是中国当代历史上对犬儒主义唯一的一次胜利，这胜利如此彻底，如此寂寞，本身就是一种荣耀。在中国那些不可一世的力量和结构，那些犬儒主义的巨人歌利亚，被这位微不足道的基督徒在十字架上用软弱彻底终结。这是上帝对力量的胜利，可惜力量世界不配领受这一恩赐。

 

 

吴维尊（教名“以巴弗”）生于1926年4月，1941年5月信主重生。1946年秋至1949年初，吴维尊在“中华神学院”学习。1949年初，他开始在上海守真堂作实习传道。1949年10月起至1957年，吴维尊在上海作了8年中学教师。这8年中，他成功地收住了自己的信仰，守住了自己的“红豆田”。在“全国人民”和大多数知识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这位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在那个时代就说出了今天世俗自由主义者的“研究成果”：当虹口区政府组织中小学教师学习马列主义“社会发展史”并每一个人写总结报告时，维尊经过祷告写了一句话：“通过这次‘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我认识到，这个‘从猿到人’，一直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史，是一篇大谎话。”

 

 

1957年夏天，吴维尊因为婚姻的关系从上海调至天津工作，不久因为“宗教迷信”被下放到郊区农村劳动。自50年代后期，吴维尊开始以复写纸写“主内交通”的文字，寄往各地。1964年7月30日，吴维尊被捕。从此，他就为自己定了一个原则：“不回答，不交代，不认罪，不悔改”。这一原则他在地狱般的监狱里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由于这种坚持，1967年2月，法院下达了对他的判决：无期徒刑。他收到判决书后，心中非常平安，充满感谢。不久，妻子与他离婚。

 

 

在监狱中，因为争取吃饭谢恩的权利，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维尊又回到大囚室，坚持禁食七天后，他被带到一个空室，几个管理员反拧了他的手臂，后面一个人按着他的头，把一个铁器塞进他的口中，强行插下胃管，把食物灌进他的胃里。这个过程难受极了，但维尊丝毫不反抗。灌完后，胶管一抽去，铁器一取出，他就站起来，举目大声感恩说：“感谢天父用这样的办法来养活我！”他在所长和众人面前，作了感恩的见证。后来，监狱管理员只要硬往他口里塞窝头时，他总是举目望天大声说：“感谢神用这样的方法养活我！”

 

 

在那些年月里，吴维尊可能是几亿中国人中唯一一个公开拒绝读毛主席语录的人，连犬儒主义的假装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当然暴风骤雨般临到他，但是他不仅不恨这些凶手，还为他们祷告。1970年9月10月间，当局对他再次正式提出两个“简单要求”：吃饭前不祷告谢恩；念毛主席语录。他立刻很明确地回答说：这两个要求，任何哪一个，他都做不到──因为把毛主席当作神来敬拜、把领袖放在最高位置，是神所厌恶的；而人“万岁”是不可能的，连活100岁也很难，毛主席决不会“万寿无疆”、而是“一寿有疆”的，我为什么要说不合神旨意的胡话？

 

 

70年代末期，天津系统在宁夏服刑的200多个无期徒刑犯人中，只剩下吴维尊一人了。但吴维尊坚决不去申诉。81年春季，宁夏高等法院的减刑裁定将他的无期徒刑已被改为有期徒刑6年，即再过6年后他即将被释放。然而，更惊心动魄的冲突出现了。这实际上是犬儒世界与基督世界的冲突。高等法院的裁定书认为，吴维尊“确已悔改”，因此给他减刑。而吴维尊坚持认为自己根本没有任何悔改：“悔改”就意味着自己要把主过去交托他要他作的事当作“罪行”，那是污辱主，抵挡神，因此坚决拒绝出狱。

 

 

1987年5月28日，他被迫出狱之日，写了“出监日呈文”，致信区高级人民法院，呈文中再次申明自己没有“悔改”的事实。他说：在此，不得不冒着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示威的嫌疑，（我想，法院或许能谅解），对我自从1964年7月入监以来这二十几年中，的确始终毫不悔改的行动表现，具体地、简要地述说如下：1964年7月30日，我被天津市公安局传讯。在第一次预审开始起，除了姓名等以外，停止了一切甚至离题尚远的对预审员所询问的回答，实际上始终拒绝交代任何一点点罪行。在服刑的二十多年至今期间，凡是与“认罪”或“犯罪本质改造”有关的，或有牵连可能性的事，我一概拒绝发言、拒绝书写、拒绝参与有份。

 

 

服刑二十多年中，无数次的大会、小会、学习、讨论、座谈等，只要与改造有关的，没有发一次言、表一次态、谈一次认识、回答一次干部或其它犯人的有关询问；甚至谨慎小心到没有朗读一次文件、报纸、或语录，没有唱一次革命歌曲，等等；免得与“犯罪本质改造”相牵连。多少回每个犯人都必须写的保证书、改造规划、思想汇报、改造总结或小结，甚至是必须记的“改造日记”，都没有写过一次、一字；历次政治、时事、道德、法律等等学习的考试，我除写姓名外，总是白卷加零分。以上数不清的事实和行动表现（若法院作一点调查了解的话，就不难知道这些都是一贯的，无法否定的事实），都说明我丝毫也没有接受在服刑长期间所对我强迫进行的“犯罪思想和犯罪本质改造”。全部都拒绝净尽了。

 

 

为了表明自己的心志，吴维尊决定“从今天出到监狱墙外之日起，进一步采取下列两个方面的行动：一个方面，不使用释放证去办理释放后的任何手续，不回天津或进而回南方与亲友团聚，不享受从这张错误裁定书得来的自由和权利，不离开监狱而上任何地方、任何单位、去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作为一个留厂职工的工作）；因为我虽然无奈地（为了不抗拒监狱的执法职能）已经出到了监狱大墙外边，但认定我仍然是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对这个被判无期徒刑，我即使在毫不认罪，绝不悔改的情况下，也一贯是以“心悦诚服”的态度对待的，今后仍将以此态度对待，甘心情愿）。另一个方面，从今日出监起，进行有限量的禁食。（只要不受到任何外来的干扰强迫，则将维持在这个限量以内，即维持生命的继续；若受干扰强迫，则另当别论）。我用这个禁食行动，专门表示着下列两个意义：

 

（一）对于我的一切“罪行”，我没有丝毫悔改过。

（二）因此，81年给我的那个裁定是错误的，名不符实。我拒绝这个错误裁定。

 

 

出狱后的吴维尊就成了“监狱墙外的无期犯人”。2002年12月21日上午，吴维尊在宁夏银川监狱范围内的住所内安祥离世。

 

 

吴维尊的坚守在这个犬儒世界可能被看为愚拙，但为世界指明了超越犬儒主义的真正方向。在犬儒主义者轻蔑的价值领域，却被吴维尊用生命去尊贵之。犬儒主义不过是生物进化论和无神论土地上自然生长的庄稼而已，这没有什么奇怪的。然而，由于人有神的形象和荣耀，他永远不会真正满足于做那只晒太阳的犬，做树上下来捡果子的猴子。他有精神上的追求，他不满足于犬的状态，不愿意成为完全的食物采集者。然而他们看不见人的尊严，那精神上的尊严根据在什么地方。这些世俗自由主义者知道精神需求是人的独特品质，但在他们把精神论证为肉体的产品的时候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这一点正如一位神学家所说的：无神论者在论证精神尊严和灵魂自由的时候，在论证这些如何是物质的时候，怎么也说不明白。胡平先生对犬儒主义的不满实际上是不满意于人堕落为动物状态──犬儒状态就是动物状态──他在为人的尊严的跌落痛心疾首。然而，人的尊严在哪里呢？吴维尊活出了这种尊严，他在犬类世界捍卫了人的荣誉，并在神面前为人的尊严献上了感谢。

（转自独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