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慕嫻/習近平和他的政府應向全世界道歉

習近平和他的政府應向全世界道歉

梁慕嫻

在中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個案已迫近六萬宗,死亡人數已超過三千人。病毒在全世界擴散,其速度之快之廣,震驚各國。

加拿大卑詩省的《省報》(The Province) 於2 月5 日,在頭版以紅、黑大字「中國病毒」形容卑詩省的第二宗案例( 2nd China Virus case in BC ),引起中國駐溫哥華總領事佟曉玲的不滿。她既發表聲明又接受CBC電台訪問,指該報標題將新型冠狀病毒稱為「中國病毒」帶有種族主義岐視性質,不專業,不負責任,應予以強烈譴責,並要求該報道歉。

《溫哥華太陽報》(Vancouver Sun)和《省報》總編輯芒羅(Harold Munro)作出回應,解釋該標題不是形容病毒,只是以地理位置說明病毒來源,沒有歧視的成份。這位深具文人修養的謙謙君子,也許為了息事寧人,對標題可能造成華人不安表示了歉意。

筆者認為「中國病毒」這標題,沒有絲毫歧視的成份。一向以來世界各地的許多報刊為了說明病毒來源,讓讀者清楚明白各種病毒的區別,加上地域名字,比如日本肺炎、西班牙流感、德國痳疹、非洲豬瘟等,完全沒有歧視的原意,也沒有國家要求道歉。比起那些學術的、官式的,如世衛命名的(COVID-19)來說,加上地域名稱的更通俗,更易懂,更能普及病毒的知識。

中共政權壓制異己言論由來已久,為了掌控輿論導向,它要求文宣工作統一口徑,所有報刊的內容觀點要與中宣部一致。各報文章要以官媒文章為範本,不得另行操作,否則革職查辦。佟曉玲在國內習慣了這一套,竟要求《省報》統一說法,不讓別人說出病毒的來源地,真是荒謬絶倫之極。

把「中國病毒」標題提升為種族歧視,佟曉玲是小題大做了,用中共慣常的說法,這叫做「上綱上線」。防毒措施與種族歧視的說法應有所區別,不能混為一談。比如一個來自疫區的人要有十四天隔離措施,是為了防疫,不是歧視。不出席華人聚會也是為了防疫,不是歧視。動不動就把事情升級為種族歧視,是中共慣用的武器,用以挑動海外華人的民族情緒,令外國人不敢作出批評,藉此掩飾他們的惡行。所以,人們不要輕易受其蠱惑而上當。

去年12 月有八位醫生最先披露疫情,人們尊稱他們是「吹哨者」。其中武漢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是其一。他在微博群組透露,他所在的醫院從當地華南海鮮批發市場收治了七名感染疑似SARS 病毒的病人。 他只是提醒醫護人員注意防護,公安局卻以造謠者,傳播不實消息為由約談他,並在派出所內要求他簽下「訓誡書」。隨後,李文亮醫生被確診感染新型肺炎,於2 月7 日凌晨離世。

中國政府在武漢病毒出現早期時封銷資訊,壓制言論自由,扼殺民眾知情權。疫情從可控到失控僅僅在二十天內發生,延誤防疫令疫情一發不可收拾。病毒不但在全中國擴散,更不斷向國外傳播,已有二十六個國家確診四百六十七宗病例, 至2 月4日共有超過七十個國家對中國公民實施不同程度的入境管制。新型病毒的傳入重挫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影響人民生活秩序,民心焦慮不安。旅遊業如航空、遊輪停航停泊,不斷傳出確診個案。海外華人中餐館受重創,生意一落千丈。

當此嚴峻時刻,各國藝術家發揮他們的智慧,用諷刺的、嘲弄的、幽黙的技法去表達他們對疫情的感受,計有:

美國《時代雜誌》(Time)戴口罩習近平登上封面:China’s Test。

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地球戴上口罩: How bad will it get。

德國《明鏡》(Der Spiege): Corona Virus made in China。

丹麥《日德蘭郵報》(Jyllands Posten):把中國國旗上的五夥星劃成五個病毒。

荷蘭動漫公司《卡通運動》(The Cartoon Movement):中國班機把病毒帶到全世界去。

更有美國《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刊出文章「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這些作品都表達了西方人對中國政府所作所為的不滿、憤怒甚至厭惡。這不是用一句種族歧視可以概括得了,解決得了的。

鐵一般的事實證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因為中國政府打壓言論自由,鉗制資訊,掩蓋疫情真相,延誤防疫抗疫,以至全世界擴散。真正要向全世界人民道歉的,是正在管治全中國的習近平和他的政府,絕對不能容許他們找出幾個替罪羔羊,把責任推諉給屬下的地方官員而得以缷責。

2020年2 月13 日    ( 本文原刊於台灣《上報》)

梁慕嫻/誰在管治香港

誰在管治香港

梁慕嫻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早前與商界人士閉門會面時發表的英語講話,被人出賣了。路透社獲得講話錄音,分別於於9 月2 日和12 日公開播出。從2 日的錄音中,我們可以清楚聽到她真情流露,委屈沮喪地哭訴的聲音。講話除暴露了多項中共的底線外,有兩點最為重要:首先,她承認自己已經引起不可原諒的浩劫,令香港陷入政治危機,如果她有選擇的話,第一件事是辭職並深切道歉,乞求原諒。跟着,她宣告有關事件己變成國家安全及主權層次問題,特別是目前中美關係緊張,她能處理危機的空間非常有限。兩段說話表明,她雖然並不戀棧權位,卻有有一種勢力令她不能自主辭職,也不能自主處理香港事務,讓我們確切地知道她的軟弱無力,己經沒有多少管治意志。這也證實她不是一個能夠獨立自主管理香港的特首,只是一個身不由己的傀儡。

可是,林鄭於第二天面對記者和第三天面對鏡頭作電視講話時的語氣和神態,與上述錄音講話比較,令人真有天淵之別,不可同日而語之感。這兩天她回復嚴厲強硬的恣態,再三否認曾向中央辭職,重申留下是她唯一的選擇,不存在希望辭職而不能辭職的矛盾,她可以帶領團隊助香港走出困局,然後又宣佈撤回修訂條例,回復作為特首管治香港的狀態。前後兩者比較,閉門錄音講話是她的真實思想情況,後兩天的表現是受壓力後公開證清問題,為講話錄音暴露出的秘密做出補救的虛偽表演,目的是要顯出她仍然掌權,這大概就是中共對她的要求。林鄭甘願助紂為虐,為虎作倀,不敢辭職。三天內的表現顯示她厚顏無恥,卑鄙拙劣的人格,罪無可恕。

那麼,誰在管治香港?評論員劉細良先生說:香港正由共產黨在背後直接管治。

這是準確的說法,但共產黨如何進行管治?要解答這個問題,先要知道香港存在一個地下黨,即是中國共產黨以地下秘密形式在香港運作的黨組織。中共正在利用發展到全港各個領域的地下黨組織去干涉香港事務。根據許家屯在回憶錄中清楚說明,他的職務對外名義上是「香港新華分社」社長,實際上港澳工作委員會(現為香港工作委員會,即香港工委)書記才是正業,是中國政府駐香港的總管。所以王志民對外名義上是中聯辦主任,實際上香港工委書記才是他的正業。

香港工委不是合法的註冊組織,為了隱瞞,王志民只能以中聯辦主任身份公開活動,需要使用林鄭月娥代替他公開落實一切政策。他除了在「反送中運動」中有兩次按捺不住插手干預,召集親共派人士到中聯辦聽訓之外,香港人至今無法抓到他實在管治香港的線索,評論員多以「北京」、「中央」、「中共」、「港共」或「習近平」等字眼來代替他,是非常無奈的。

揭出全港地下黨員的分佈情況很重要,至目前為止,己經有十位人士公開了他們的地下身份,證實了地下黨的存在。他們是:

司徒華先生在他的回憶錄「大江東去」第二章中承認,他曾加入中共屬下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即共產主義青年團前身),憶述他與地下黨前後關係的演變。

柯其毅先生在回憶錄(Song of the Azalea)中記述了他入團入黨的經過和為黨工作的情況。

宋樹材先生生前的口述回憶文章,刊於拙著《我與香港地下黨 頁62》中,他承認自己在漢華中學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後被黨組織調到「學友中西舞蹈研究社」即「學友社」,在共產黨員葉國華領導下轉正成為共產黨員並開展學生工作。

甘玉珍女士是宋樹材的太太,她的口述回憶文章刊於拙文《我所知道的「青年樂園」》,文中她說自己是在「學友社」文藝組組長葉國華領導下加入共產黨,後被黨組織調去「青年樂園」工作。

劉文成先生的自傳刊於《眾新聞》, 他說「自1952-1953年間工會由國民黨控制變成左派工會後不久,自己便被發展成為中共黨員」。他講述了入黨儀式細節及與黨關係始末。

何銘思先生在口述自傳中透露自己在抗日時期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共幹部。1989年「六四慘案」後公開宣佈退出共產黨,脫黨啟事刊於文匯報。

翟暖暉先生在回憶錄《赤柱囚徒》中承認曾參加新民主主義青年團,雖未有詳述入團經過,卻在書中詳盡憶述「六七暴動」的經歷,對港澳工委多加批評。

羅孚先生未有親自書寫入黨的經過,由他的兒子羅海雷在其著作《我的父親——羅孚》中記述了羅孚是於1948 年在香港入黨,監督人是後來出任第二任香港新華社社長的黃作梅和他的副手吳荻舟。羅孚的黨員身份是保密的,至1967年「六七暴動」時才較為公開。

金堯如先生在回憶錄《香江五十年憶往》中,雖未有詳述他入黨的經過,卻講及他於1947年曾在「中共台灣工作委員會」常委工作,任職宣傳部長。年底黨組織被南京國民黨蔣介石偵悉,下令緝捕。幸而那時共產黨在南京高層深處有人緊急通知我,轉移到香港找中共中央南方局方方書記和喬冦華,於是得以逃離死地。稍後被安排入香港新華社負責新聞宣傳和統一戰線工作。

梁慕嫻女士著有《我與香港地下黨》一書,回憶她加入共青團和共產黨的經過及為黨工作的情況。

觀察這三個多月的運動,讓我痛心地確認了香港工委更正在直接地管治着香港警隊。

特首林鄭宣佈撤回修訂逃犯條例己經毫無意義,關鍵是她堅決拒絶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香港警隊本屬港府治下的隊伍,由香港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屬下的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所管轄。但林鄭在所有的講話中,對警察的執法行為只有稱讚,支持和縱容,沒有提出監督和制衡的需要,這其實是放棄了對警隊的管治。

路透社12 日播出的講話錄音最能說明問題,林鄭在錄音中表示:「政府除了三萬警力甚麼也沒有,必須考慮照顧警方的反應,給予更多的權力,因為他們寡不敵眾,要執法及控制人群極為困難。」盡管各界人士都強烈表達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重要性,她仍然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嚴防死守對警隊的調查,繼續遵照中共「止暴制亂」的政策,強調依法追究違法行為,是戀棧權位放棄管治,把警隊拱手献給中共, 實在罪不容誅。

運動中,警暴層層升級,以警棍,催淚煙,催淚彈,布袋彈,橡膠子彈以至水炮車和真槍實彈,加上黑幫僱傭兵,在 7。21 元朗站,8。31 太子站等處,濫打濫捕製造血腥鎮壓,現在離開槍殺人之舉只有一步之遙矣!他們己經拘捕近二千人,最小的只有十二歲。拘留所新屋嶺或警署內不少人被虐打,性侵,受盡凌辱。香港警察己經變了質,失去情理執法, 人道關懷,失去了人性。警員那種兇狠相,那種欺騙技倆, 處處看到滲滿着共產黨的性格,人神共憤。

 其實,中國公安部早己在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即中聯辦)設立了警務聯絡部。最近,習近平會見澳門特區第五任行政長官賀一誠,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部長趙克志竟然在座。據報,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領導層擴大了,趙克志出任副組長,公安系統在涉港事務將扮演更重角色,進一步證實了我的觀察,黨指揮了槍。

我寄望更多埋伏在警隊和各行各業的地下黨員的覺醒,請他們克服恐懼,勇敢站出來指證:因為地下黨的存在,「一國兩制」是一場騙局。

香港人己經看清政權的本質,成功撤回修例己經不足以解決本質問題。他們將會乘勝追擊,以追求真普選為目標,從根本上還原「一國兩制」的原貎,區議會選舉是另一場戰役。

                                             向勇敢的香港人致敬!!

2019 年 9 月22 日   ( 本文原刊於台灣《上報》)

梁慕嫻/那一刻,我為甚麼狂笑 ?

那一刻,我為甚麼狂笑 ?

梁慕嫻

是的,我竟然狂笑起來,笑甚麼?整整兩個星期,我無法整理我的思緒,複雜,繁亂,多層面,直至我舉筆寫下這段文字。

香港的「反修例運動」延綿兩個多月未見平息,林鄭月娥政府對民間五大訴求置若罔聞,意圖用強硬鎮壓手段去解決民憤。我既擔心這個運動如何走下去,又擔心有更多人受傷,被捕,以至鬧出人命,心境起落跌宕,無法安寧。

那是8 月18日,「溫哥華基督徒守護愛與和平公義團契」在市內一間教堂舉辦「為香港祈禱」祈禱會。我帶着焦慮不安,憂傷沉重的心情,於下午3時到達會場,期望與一批持守公義的傳道人和弟兄姊妹一起,接受由上主賜給的平安。

在教堂一片安靜,平和的氣氛中,我們唱「以馬內利,求降臨」,誦讀詩編139章。然後代禱:為那些因警察黑幫襲擊而身體和心理受傷的人;為那些面對國家的壓迫而在絕望中受苦的人;為那些對無辜者進行野蠻攻擊的人;為那些害怕危險,只關心自己,因而依附權勢和不義的人……我們禱告:我們的救主上帝啊!求祢聆聽我們的祈禱,應允我們的懇求,因為祢是大水滔滔之中的領航者,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唯獨屬祢——父、子和聖靈,從現今直到萬代永遠。最後,神父用溫柔平穩的語調引導分享,提醒大家無論是痛苦、傷心或恐懼都要想到神的同在和安慰。

我心情舒暢了很多,正在享受神賜的平安時,一位負責人宣佈祈禱會結束,請大家離去時注意安全,如果單獨一人,不要離開,留在教堂內等待。我相當錯愕,向門外望去,啊,只見紅彤彤的一片,原來紅旗軍己經殺到,包圍了教堂的正門。他們真厲害,連一個小小的祈禱會也不放過,公然在加拿大踐踏宗教自由。我完全沒有思想準備,非常憤怒,緊抓着助行器的雙手不斷在顫動。精神受了刺激,一股熱氣沖上腦袋,我開始喘氣。不好,我會血壓高,我突然理智地控制情緒,然後步出教會的側門。

出門一看,所有與會者都向左邊沿樓梯而下,避免直面右邊的紅旗軍。我因推着助行器不能走樓梯,只能向右沿着為傷殘人士而設的鈄路走去。右轉後抬頭一看,紅旗軍就在眼前,與我那麼接近只有幾十步之遙。他們約有百人一字排開,舞動紅旗叫喊,我看呆了,一時間掀起了沉重的回憶。這是一幅多麼熟識,多麼觸動心靈的情景啊。走了兩步,我停下,清晰的一句說話在我的腦海中出現:「我以前就像你們這樣——愚蠢」,我想向他們大聲喊出這句話。可是,理智地,我知道,這不適當,於是我突然變成狂笑。幾分鐘的路程上,笑聲持續直至到達停車場。這一笑,也許把扶持着我的三位朋友和一位穿着黃背心的人都嚇了一跳。

這是高度刺激,高度壓抑之下爆發的淒厲的笑聲。是憤怒的笑聲,是譴責愚昧的笑聲,是痛心人性被泯滅的笑聲,也是自我痛苦懺悔的笑聲。

回家之後,我大笑變成大哭,然後,感謝主, 祂賜下給我的平安並沒有離去。

2019年9 月2 日

梁慕嫻/互聯網下新社運模式

互聯網下新社運模式  

梁慕嫻

香港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發展了兩個多月,出現前所未見的網絡革命效應,其動員群眾的威力,震撼全世界。示威者更榮獲美國《時代》雜誌選為互聯網25名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

互聯網如何影響社會運動這個課題,我一直關注和學習。早於2010年4 月有一位電腦專家向我解釋後,我在文章《從八十後說到劉曉波》(拙著《我與香港地下黨》頁324)中寫下一段文字:「『反高鐵運動』最大的亮點是互聯網深不可測的威力。萬人聚集看不見組織者,領導者,只有Laughing Man 。讓那些專門追捕幕後黑手的專制者們看得傻了眼,不知何解。Laughing Man 是誰? 電腦專家解釋:『日本有電視連續劇〈Ghost in the Shell :Stand Alone Complex – The Laughing Man〉,以美國作家沙林傑(J。 D。 Salinger)的小說:〈The Laughing Man〉作為關鍵元素,講述無法追查源頭的一宗關於Laughing Man的案件。連續劇把沙林傑的Laughing Man 進一步深化為網絡的特質:個體的、自由的創造。於是Laughing Man變得面目模糊, 成為一個意念(Idea)。無數的網民在(Idea)上添磚加瓦,進行再創造,使其改頭換面,最初的Laughing Man 不見了,變成抽象精神的存在,這樣人人都可以是Laughing Man, 成為一個群組的共同意向和行動。網絡世界裏所成就的社會運動己經超出過去一切社會運動的經驗了。』」

然後,於2011年4 月我又在文章《上街的聯想》(拙著:頁128)的「後記」上作了補充:「突尼斯人民自發而迅猛的『苿莉花革命』是一場名副其實的網絡革命,令世人驚歎。事實上,短訊、面書、推特等互聯網平台不單是實用主義的資訊傳播工具,而是自由的像徵。網絡帶着自由的因子,網絡精神就是自由,網絡是自由的武器,不是人類的工具。當一個意念(Idea )在網路上出現了,它就像自由的翅膀,在網絡世界裏無邊無際地飛翔,沒有甚麼東西可以阻擋得了。

意念(Idea)是甚麼?它不應是讓人執行的革命綱領或指令,而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念頭(Idea)。當這個念頭得到網民廣泛共鳴和認同時便迅速地傳播,在傳播過程中,像傳染自由因子一樣,被網民自由地加以改造和創新,最後這個意念經無限創意,比原始的更加完美或更具操作性時,網絡革命便隨時會發生。沒有這創造的過程,不會成功動員千千萬的群眾,這是自由的功效。

網絡革命為甚麼無組織、無領袖?因為一個好的意念在網路上穿行過程中,不單只是傳遞而是得到不斷的變化和改造。意念在改進之中,自由彰顯了,就像動員群眾的發動機,人人都是參加者,組織者,都可以是領袖(或稱召集人),於是等於沒有組織,沒有領袖。違背了自由的原則,就無法興起網絡革命。」

至到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電腦專家作出評論,我在《傘下的思考》一文中有所記述。他說:「互聯網的精神就是個人自由,網民在互聯網上遨遊的時候,是一個具自由意志的個體,獨立的思考,自由的選擇是他們的權利。互聯網時代群眾運動的主要點,並非是否有領袖而是是否有意念( Idea)。人人均可有權提出意念,誰的意念得到足夠的支持,誰就成為帶領運動的領袖,人人均可成為領袖。但支持者必須服從領袖所定出的原則和紀律,是為道義上的責任。而這個充滿生命力的意念在互聯網上傳遞,經網民討論修改補充,使意念更豐富甚至變成面目全非的新意念,這時原來的領袖淡出,新的領袖出現,在意念不斷更新的過程中,可以先後出現不同的領袖。」

電腦專家又說:「『雨傘運動』基本上符合網絡時代群眾運動的規律和原則。最初佔中三子提出『公民抗命』及『佔領中環』兩個意念,得到足夠的支持成為運動的領袖。其後雙學在三子『公民抗命』意念的基礎上修改『佔領中環』為『重奪公民廣場』的新意念,更得到二十多萬人出來佔領的支持,且進而演變成『雨傘運動』而成為新領袖。這是符合網絡運動的規律,並非甚麼『騎劫』、『被邊緣』的問題。後來出現了『行動升級,暴力反抗』、『撤退』和『絕食』三個意念,顯然地,事情的發展說明,只有『撤退』這一意念得到佔領區內區外的大多數支持,而回歸原來三子的『公民抗命』意念,以自首和靜坐被捕結束佔領運動。

雙學修改的只是三子的『佔領中環』部份,並末取代『公民抗命』意念,而『公民抗命』由始至終都得到大多數參與者的支持和堅守,故此三子不會淡出。雙學並未遵守網絡革命原則,承認並尊重三子『公民抗命』的意念,組成由三子與雙學聯合的集體領導,引致運動失敗。三子的意念之一『公民抗命』,經過一個奇妙的旅程而回到原狀,證明這個意念相當正確,始終得到廣泛的支持,值得讚歎。」「不過」他再說:「香港這場網絡運動並不完美,部分網民道德教養很差,文明程度很低,濫用自由破壞網絡遊戲規則。自由的底線應有道德的制約。」

經過多年的思考,我的心得是:

1。網絡社運需要有高質素的網民,有高度的文明修養,有基本民主理念,更是全心追求理想,顧全大局沒有個人野心,沒有個人英雄主義的人,才能成功發起運動。在運動中提出「你不代表我」、「不要大台」、「不要領袖」的說法,是典型的道德淪喪,道義泯滅,突顯其個人野心,破壞運動的表現。

2。網絡社運其實有領袖,只不過是以匿名的,隱蔽的Laughing Man的形態存在。作為網民決定支持一個意念,便應尊重和愛護提出意念的領袖。除非你另有新意念提出,而又得到大多數人支持,否則的話你只能服從領袖的指揮,這是網絡運動的道義原則。

3。通過網絡動員了龐大的支持者後,始終要有大台(即組織)才能發揮集體智慧,有策略地持久作戰,由各個小台組成大台是必需的戰略行為。

4。只要年輕的網民在Laughing Man 內達成自我反省,自我完善,自我創新,這樣,新的民主接棒人便將在網上誕生。

想不到以上的心得,正在這次反修例運動中實踐,令筆者非常興奮。從兩個多月來的經歷所見,網民使用連登討論區及通訊軟件Telegram 等網絡平台發動遊行集會的威力無與倫比,打破港史的記錄,令人驚歎。網民誓死堅守的抗爭意識大大提高,網民的高尚品格:團結、勇敢、犧牲、關愛、寛容,處處顯示出美善的高度品質,令全港有良心的人為之折服。他們的口號:「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不割席、不讉責、不篤灰」,「一個不能少」,「一齊來,一齊走」所顯示的團結精神,感人下淚。他們堅守和平、理性、非暴力,甚至要求行動「優雅」,即使是衝擊行動,也讓人看到他們有原則,有克制,選擇性毀壞,既是不屈不撓,也是熱愛香港感情的表露,感動世人,正如媽媽們,銀髪族們都給予無限的支持。

運動至今仍未平息,雖然我們做了很多極有創意,遍地開花的行動,己得到二百萬各階層人士的支持。但香港工委(中聯辦)及林鄭政府卻不為所動,不作進一步回應,使大家所做的一切變成徒勞無功。他們完全沒有希望緩和局勢,平息民憤的跡像。相反,我看到的卻是,他們正在透過地下黨動員組織群眾部署全面大反撲。這符合他們的性格,就是不能退讓,必須以暴力鎮壓反抗者,直至他們屈服。

我希望大家知道, 現在管治香港的其實不是林鄭政府而是共產黨,林鄭己經差不多放棄了管治香港的責任。香港工委會無所不用其極,設計出比空城計,困獸鬥等陰謀更可恥的鎮壓手法去對付示威者。如何抗爭下去?聯合民主派政黨,公民社會組織,網民代表,發揮更廣泛的集體智慧定出新的策略才能抵抗地下黨的反撲,這是我現在提出的意念(Idea)。

我只是不願看到再有人流血,有人被捕,有人流亡,有人犧牲性命。當中共發動更奸險,更毒辣的反撲行動來臨時,「鳴金收兵」仍然是最聰明,最有智慧,保存實力的唯一選擇。這也是我的另一個(Idea)。

2019年7 月19 日      ( 本文原刊於《立場新聞》)

梁慕嫻/為了戰鬥的紀念

為了戰鬥的紀念

梁慕嫻

今年是北京天安門「六四屠殺」案件的三十週年,人們不但沒有忘記,更在全世界各地精心組織了更大規模,更深意義的活動,令人興奮。

那一年,我五十歲,定居加拿大,已經從組織上脫離了共產黨。1989年4月開始,我不斷關注北京的消息和學生的活動。「六四」那天,我含淚追看電視上的新聞轉播,只見天安門上空烈焰沖天,煙霧瀰漫。載滿解放軍的車隊向着天安門進發,卜卜的槍聲四處響起。學生和市民紛紛走避,人們推着板車上的傷者拼命奔跑。

共產黨殺人了,我驚愕地叫了起來。

這就是我曾經加入過的共產黨,號稱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我曾經引以為榮,認為它是拯救中國的黨。而今,在我面前,這個黨竟然露出猙獰的面目,殘酷的本質。為甚麼?為甚麼我加入了這樣一個滅絶人性的政黨?我責備自己,禁不住號啕大哭,痛苦極了。就在這時,我下身流出血水,血崩了,緊急送去醫院。我的血水與天安門學生、市民的血同一天流出,也許生命之間真有一種天然的聯繫,血水使我與中共一刀而斷不再回頭。我從未寫過我的「六四」,太痛苦了,刻骨銘心的痛苦。

從此以後,每年的「六四」,我必定點燃我自己的燭光,悼念那些未得安息的亡靈。我不斷反省懺悔,讓痛苦化成力量,繼續前行。我學習普世價值的理論,去批判毛澤東思想。我也不會忘記兩位英雄,丁子霖女士和劉曉波先生,他們永遠是激勵我前行的榜樣。

「六四」過後,首都北京完全被置於戒嚴狀態,荷槍實彈的野戰軍士兵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大街小巷一片恐佈。緊接着,中共當局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大搜捕行動,許多人被拘捕,被關押,被立即槍決,也有不少人走上逃亡之路。北京市內也進行氣勢凌厲的清查運動,要人人過關表態「擁護平暴」。中共更用嚴酷的非人道的手段對付受難者家屬,不准拜祭,不准哭。

丁子霖女士當年五十三歲,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獨生子蔣捷連於1989年6 月3 日晚間在北京長安街被中共軍隊槍殺。1990年,丁子霖在朋友的介紹下結識了第一位難友張先玲,她的兒子王楠在6月4 日凌晨於天安門附近南長街南口處遇害。就在這種肅殺悲涼的氣氛中,丁子霖和張先玲忘記了恐懼,鼓足勇氣開始了尋找受難者家屬的歷程。 丁子霖說:「我無法驅除幾乎已成為我生命本身的記憶, 我不能眼看着與我同命運者失去親人而無人過問,無處訴說的痛苦煎熬……我的兒子是為中國的未來而死,我也只有為中國的未來而活着。」

她們根據各方的資訊和各種關係取得線索,一個個地與難屬取得聯繫。一椿樁,一件件血和淚的故事,見證「六四屠殺」的事實。 死難者家屬們相互認識,相互撫慰,相互支撑,結成了以丁子霖為首的「天安門母親」群體。 難屬們已經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她們己經成為一個有着自己尊嚴和訴求的群體。

丁子霖在1994年出版《六四受難者名冊》;2000年出版《生者與死者——為了中國的明天》;2005年,出版《尋找「六四」受難者實錄》。她們總共尋找到186名 死難者名單,為歷史作出有力的見證。今年,「天安門母親」正如過往一樣,發表「祭文暨致中國領導人公開信──哭「六四」大屠殺中罹難的親人和同胞們」,祭文簽名共127 人, 過身的難友已達55 人了。

丁子霖有一句說話令我心靈震撼不已,今生難忘。她說:「我今天活着,能夠從愚昧和沉睡中甦醒過來,這是以我兒子的生命為代價的。我的整個存在,都是兒子生命的延續,這就是犧牲與祭奠的全部意義。」她說出了生與死,生者與死者之間的真諦,也就是生命的意義。這就是促使她覺醒的動力,也促成了我的覺醒。

「六四」前後,最具象徵意義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人權活動家,政治評論瘃,諾具爾和平奬得主劉曉波。他出生於吉林省長春市,吉林大學文學學士,並於北京師範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1989年4 月,三十三歲的劉曉波,中斷了在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的職位,返回北京參加「八九民運」。6 月2 日他聯同候德健、周舵和高新在天安門進行絕食,抗議當局戒嚴,成為天安門絕食四君子之一。我是從這個時候起開始關注劉曉波的一切直至他離世。他是我的學習榜樣,有幾個方面是我永記在心,難以忘懷的。

首先,是他的犧牲精神,他的一生所作出的犠牲是巨大的。他放棄了自己的美學研究,文學評論專業,不去著書立說而專注於危險性極高的政論。「六四」後,澳大利亞駐華參贊駕車載他到領使館門前,再三問他是否要進使館。他說:「不,謝謝。」便下車,放棄逃亡機會結果被捕。後來即使再有機會出國講學,他也選擇回國。他一共坐牢四次,堅決拒絕保外就醫,堅持留守國內。他說:「坐牢是獨裁制度下異見人士應具有的職業道德,是異見人士的必修課,應把監牢坐好。」他進而指出:「為尊嚴和自由而坐牢並非值得四處炫耀的資本,而是異見人士反抗獨裁生涯的一部份,更不應該以坐牢為資本向社會討債,也要避免一坐成名的自我陶醉。」他斬釘截鐵地說:「要下地獄就不能抱怨黑暗… … 獄火的焚燒縱使把我化為灰燼,我也甘心情願。我升天,我入地,全取決於我自己。」可見他早已作出選擇,無怨無悔。

徐友漁認為「思想的徹底性」是劉曉波的主要特徵。是的,他對馬列主義,共產黨的否定是徹底的,他對毛澤東的批評是徹底的,他對自己的懺悔也是徹底的,而對普世價值的追求更是徹底地勇往直前,百折不撓的。然而,我認為劉曉波還有兩個「徹底」是達至令人欽佩的最高境界。一個是對愛國、民族主義的批判,一個是對階級鬥爭的批判。

劉曉波在其著作《單刃毒劍——中國民族主義批判》中指出:「自從中國蒙受鴉片戰爭之辱,愛國主義就一直是最具有社會動員力的道義資源之一,各種社會政治力量的成敗,取決於爭奪這一資源的結果。中共執政後一直有意識地為民眾塑做不同的外敵,把民眾的強烈不滿引向國界之外。愛國被扭曲成愛政權、愛黨、愛領袖。」

1988年,劉曉波路過香港時,接受總編金鐘的訪問。他認為:「全盤西化就是人化,現代化。選擇西化就是要過人的生活。西化與中國制度的分別就是人與非人的區別,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發揮。」被問到在甚麼條件下,中國才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歷史變革?他說:「三百年殖民地。」問者說,那不是十足賣國主義嗎?他說:「我無所謂愛國或叛國,就是要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在《單刃毒劍》一書中,他回憶了這段對話,他說:「我曾經說過一句犯眾怒的話,在今天的民族主義偏執狂佔據話語制高點之時,我不想收回這句話。平心而論,它只不過是中國需要經過長期的西化過程,方能實現現代化的極端表達而已。」他一語到底,沒有和稀泥及調和餘地,這就是對愛國、民族主義最徹底的批判。

劉曉波在法庭上宣讀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是批判中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最有力的武器, 他說:「仇恨會腐食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寛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 … 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鬥爭的哲學』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他最後說:「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這個鏗鏘有力的宣佈,是對中共的階級鬥爭,尋找階級敵人的最徹底的批判。

劉曉波先生的自省能力是難能可貴的。假如看過劉曉波於1992年所著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一定深深地感受到他那種撕心裂肺,痛徹心脾的懺悔,這是我最能與他共鳴之處。所有接受過中共教育,吸吮過狼奶的人,都會感動於他吐出狼奶的勇氣。他寫道:「我永遠無法原諒自己,直到進入墳墓,因為我居然可以用出賣良知來換取自由——悔罪。」他為自己寫過悔罪書而自責,認為是對「六四」死難者的褻瀆。

他分析自己對「八九民運」的複雜動機,有道德激情,有機會主義,有自戀,有對榮耀和影響力的榮心的渴望,他錐心刺骨地懺悔自己的狂妄和軟弱。他不斷地超越自己,由一個粗魯狂傲,直率誇張,愛出風頭的個人主義者,脫胎換骨成為謙虛內斂,思想清晣,言辭從容,對社會有所承擔的人。他翩然重生成為一位有藝術家的敏銳,也有思想家的深邃的民運領袖。劉曉波的懺悔成為民主路上同行者的榜樣,也就是我要學習的地方。

劉曉波是被中共設計陷害而死,他們隱瞞病情,拖延治療,監控殯殮,不准拜祭,不准哭,像對待「天安門母親」一樣。我們千萬不要忘記中共殘酷的本質,把悲憤化為力量,承接天安門的亡靈、逝去的難屬和劉曉波的遺志,繼續向自由、平等、公義、法治等普世價值的最高標準邁進。

2019年5 月30 日

( 本文原刊於台灣上報)

梁慕嫻/關於反修例運動的幾點觀察

關於反修例運動的幾點觀察

梁慕嫻

一、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 訪問,關於逃犯條例修訂一事,他說了非常重要的一句話:「中央政府從未指示香港修例,這次修例是香港政府自己發起的…」。當被問到是否建議放棄修例時,他又非常巧妙地說:「為甚麼要要求香港政府放棄…」這是間接表達了支持修例,中央是樂見其成的。

他的說法證實了筆者在五月撰寫的文章《王志文披甲上陣了,香港人怎麼辦?》中所指出的看法:「修例事件與中美貿易無關,也不是中共中央的命令,最高級別的政治局常委,港澳協調小組組長韓正只是表達了支持…」我認為,現在由劉曉明大使向外國傳媒正式點出真相,是為了把修例事件局限在地方政府範圍內,切割運動向外交層面發展。

二、所謂「香港政府自己發起」一說,我認為指的並非林鄭月娥政府而是地方政府,也就是指由王志文的「香港工委」躲在中聯辦內幕後發起。這一點上,因地下關係,劉大使當然不會,也不應點出。現在應該明白,反修例運動面對的是具有共產黨性格的「香港工委」,它的特點是:

1一定要贏,不容易妥協,強硬到底。

2 心狠手辣,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3 視生命如糞土

4 趕着在7 月1 日向黨獻功。

香港「反送中」運動發展至今,從他們的表現手法和策略可以感受到這種共產黨特質。他們漠視超過一百萬的意民,濫用警權,施放催淚彈,布袋彈,橡膠彈,暴力鎮壓己達臨界點。6 月12 日的開槍,距離開槍殺人只有一步之遙。這是一場直接面對中共地下黨的抗爭,是持久的,艱苦的,需要犠牲的運動。

三、筆者認為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看,就算給她一個豹子膽,林鄭絕對沒有膽量,沒有能力單憑她自己的來發起這場修例程序。王志文召集親共派人士到中聯辦聽訓一事便露出了馬腳,證明他才是修訂事件的始作俑者。林鄭甘心情願做王志文的馬前卒,擔起這件修例工作,民主派要求她下台是上上的策略。她其實己把自己完完全全地賣給共產黨,上了賊船,正開着賊船橫衝直撞,終將把自己撞死。

四、由於這是一場直面陰險,奸狡的地下黨的運動,我們更要講求策略,進退有序,避免無謂的犠牲。更要防止地下黨滲透民主派隊伍,騎劫運動主導權,以及陷害運動的領袖。香港人是可愛的,可敬的。他們勇敢的,不屈的精神令我萬分感動。我相信,只要港人繼續團結一致, 發揮公民社會的力量,共產黨無論如何強大奸險,終會為人民所擊敗。

願上帝施恩的手帶領香港市民取得最後的勝利!

2019年6 月14 日

梁慕嫻:柳暗花明又一村——特首選舉觀察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陸游這一詩句,用來刻劃香港的政情是準確不過的。這幾年,每當民主進程走到一個關口,進入死胡同,大家都心灰意冷,悲觀絕望的时候,總有一件無人預知,意想不到,忽然從天而降的事件發生,讓人撥開雲霧,看到曙光,像是絕處逢生一樣。比如「等埋發叔」事件,比如「立法會選舉」。而這一次,當大家正被兩個無知「港獨分子」和「港獨之父」梁振英玩弄到暈頭轉向,筋疲力盡,厭惡噁心的時候,退休大法官胡國興在毫無徵兆下,出人意表地宣佈參加特首選舉。安裕先生說是久旱逢甘露。我的牧師說是神蹟,神的恩典。我信。

電視上看到胡國興簡樸而善意的記者會,聽到他直率而真誠的表白,對 一系列敏感問題,包括三權分立、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重啟政改、港獨問題、佔中問題、橫洲事件以及六四平反等問題的立場鮮明的回應 ,充份看到他堅守普世價值的勇氣和自信,筆者從心底裏感動。己經很久很久沒有聽到這種無自我審查的義正詞嚴的言論了,他實在是給香港市民一個大大的驚喜。

但是,連日來針對胡國興的參選有許多負面的指責和評論,有陪跑論,鎅票論,還有說特首選戰是代理人戰爭,質問胡國興背後是甚麼勢力,是為了廢掉泛民手上的特首選委票。更有甚的是指特首選舉是中央與地方勢力的搏奕較量,並舉例說明當年董建華是中央欽點,楊鐵樑是本土勢力推出。中央支持唐英年, 地方中聯辦支持梁振英,這次的胡國興就是那時的楊鐵樑等等說法。這都是很疆化,很想當然的說法。那時的梁振英是中央與地方一致推舉出來的。

出現這種評論,一方面是因為別有用心的人總要耍出誰出頭就砍誰的技倆。每逢政局中出現一位願意承擔使命,把政局帶向前的人,他們就會發出惡毒謾罵的言語,像一朿朿毒箭,務必把他射死。比如佔中的三子,比如雷動的戴耀廷。另一方面是有些人因為中聯辦地下黨明目張膽公開干預香港事務多年,讓狐狸披上外衣,魔鬼扮成人,以至人鬼不分,加上梁振英「與人鬥其樂無窮」的哲學,在極度激憤悲傷憂慮的情緒下,為數不少的香港人也無可避免地染上了「多疑敏感 症」,對好事壞事,好人壞人失去了冷靜分辨的能力。對中共的不信任程度達致頑固地無法轉動去相信中共因形勢所迫也會改變策略的可能性。更把中共的陰謀想像得千奇百怪。

圍繞着是否讓梁振英連任的鬥爭看來是非常激烈的,但不是中央與地方對着幹,而是中央屬下各層干部的鬥爭,最終地方一定要服從中央,而中央也要拿出一個能夠服眾的決定。這次中央不會欽點任何人仍然是筆者目前的看法。所謂欽點是中央指令香港一千二百名選委投票給指定人物,甚至如上屆一樣派出中央官員坐陣深圳指揮一切。但以上屆經驗看,因為是不記名投票,中央不能絕對地控制選委投票意向,那樣的欽點是無效的,現在的中央只作祝福是明智之舉。所以胡國興說中央沒有回應是唯一的回應是相當有智慧的說法。可以肯定的是曾俊華己經得到習近平的祝福而胡國興沒有,胡國興是出於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而參選的, 他的參選令梁振英不能連任的可能性更進一步提高。

筆者同意李平先生在文章《胡國興滿足了港人最卑微的三個願望》中提出,胡國興能在北京沒有回應的情況下搶閘宣佈參選,是自己香港自己救的勇氣和決心。這正是胡國興參選的重要精神和意義所在。香港人不要再計算他是否可以當選了,照着這個方向加以配合去做,比如舉辦一場電子民間特首選舉,實行自己特首自己選吧。

魔鬼同上帝在進行鬥爭,而鬥爭的戰場就是人心!(摘自: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卡拉馬佐夫兄弟》)

2016年10 月31 日                                                                  

(文章来源:作者来稿)

梁慕娴:梁振英正在利用「港独派」争取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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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月四日香港立法会选举的提名表格竟有154张之多,破了历年纪录,将有一场惨烈的撕杀,我形容这次选举像是回到「春秋时代」。那时政局动荡,群雄四起,逐鹿中原,互相攻伐吞并,出现 170 个政治实体,是史上大分裂时期。以香港政党及政治人物的表现看,原来真的不过是「春秋时代」的水平。请看不少参选者争权夺利争出位的众生相:拆人家大台的却又自建大台更参选大台;专门打击别人的以为世上只有自己最正确一定当选 ;明知自己不会当选的也坚持出来搞局爆光;只有本党主义没有顾全大局的观念,当然更没有认输退选的事情发生。本来与地下党亲共派对决的选举经己扭曲成各党派自相残杀的局面,理想信念和政治道德差不多消失殆尽。 閱讀全文〈梁慕娴:我仍然相信选民 ——对两场选举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