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锣湾书店林荣基:电视认罪“有导演有台词”

 

铜锣湾书店林荣基:电视认罪有导演有台词

香港铜锣湾书店“失踪”的店长林荣基本周返回香港后于周四(6月16日)召开记者会,说明被北京当局拘押的细节。

在记者会上,林荣基说自己2015年10月24日被他所称“中央专案组”带走。

他还说,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是被中国执法人员“跨境执法”从香港捉拿带走的。这与李波本人说法不同。

香港政府随后也对这场记者会发表声明,说警方正主动联络林荣基本人了解,并会作出适当跟进。

港府还回应了林荣基提及的“一国两制”,说“香港以外的执法机关,包括内地和海外的执法机关,在香港无权执法。所有香港境外的执法人员如果在香港执法,是违反香港法律,及不能接受的。”

有导演有台词

“他们给了我台词,我得照着念。如果我不严格按照台词(念),他们会让我重新来过。”他说。

 

林荣基指责北京政府违反一国两制,并说他们在今年2月的电视认罪“都有导演都有台词”。

“他们给了我台词,我得照着念。如果我不严格按照台词(念),他们会让我重新来过。”他说。

现年61岁的林荣基于去年10月24日“失踪”,铜锣湾书店的其他四人,桂民海(央视称桂敏海)、李波、吕波及张志平,自去年10月至12月期间相继“失踪”。

今年,这五人先后在中国媒体上现身承认控罪。五人被指“非法经营”书店,在大陆售卖“禁书”。之后书店人员相继返回香港。

6月14日,香港警方透露当天上午与失踪多月的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会面,林荣基要求为其失踪案销案。林荣基表示不需香港政府与港警的帮助,并对失踪详情三缄其口。

目前,书店的股东桂民海则仍被中国扣留。有报道说桂民海被收押于宁波一间拘留所,家人正寻找律师。这显示他可能要面对司法程序。

分析:BBC中文网驻港记者蔡晓颖:

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召开记者会的消息在周四下午五时许由民主党发布,吸引众多本地及国际记者到来。在约500尺的会议室内,几十名记者挤在一起,等待林荣基出现。

一如所料,林荣基的记者会犹如深水炸弹,成为铜锣湾书店职员失踪事件的转折点。林荣基是铜锣湾书店五子中首位公开承认自己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被中国官员带走的。

铜锣湾书店涉及的五名书商都曾被安排在官媒及其他媒体上发言。他们在中国媒体上说,他们是在自愿的情况下回大陆的。现在,林荣基的说法等于是戳破了官方的说法。

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召开记者会的消息在周四下午五时许由民主党发布,吸引众多本地及国际记者到来。

 

铜锣湾书店事件已经成为国际事件,美国、欧盟等等亦曾多次表示关注。林荣基的说法,将令国际重新聚焦铜锣湾书店事件。中国政府如何回应林荣基说法将会令人密切关注。

早前有分析指,地方或执法部门自行捉拿铜锣湾书店五人,中央政府未有参与行动。但林荣基在记者会上指,看守人员漏口风,向他说他们隶属“中央专案组”。加上他们能把林荣基从深圳移到宁波,说明失踪事件并不只是地方层面的,而是涉及国家层面。

铜锣湾书店事件疑似涉及跨境执法,违反一国两制,亦令不少香港人心生恐惧,亦有团体曾举行游行声援铜锣湾书店五子。林荣基的说法,将会再次打击香港人的一国两制的信心。

精神折磨

林荣基指他是在深圳过关时被带走后。在深圳的拘留所逗留一天后,被带走到宁波。他坐火车的13、14小时期间,全程眼睛被蒙着。

林荣基指他是在深圳过关时被带走后。在深圳的拘留所逗留一天后,被带走到宁波。他坐火车的13、14小时期间,全程眼睛被蒙着。

由去年十月到今年三月,林荣基被关在宁波近郊的一个房间内。林荣基说:“在一个二百多尺、可能不足三百尺的空间(被关)二十四小时。两人一组,六组人员二十四小时轮流来看管着我。”

林荣基说,虽然那里有医疗及睡觉的地方,但在宁波期间受到巨大的精神折磨。 “他们美其名我是被监视居住,我连行出一步半步都不能,我只能日日看着天空,孤立无援。”

林荣基指,房间的一些布置及设备有防止被拘人士自杀的作用。 “(房间内)全部垫了软胶,所有书桌椅子都包了软布,水龙头用软胶、胶纸包好,怕那些被拘的人士发疯自杀。”

“他给你的牙刷是很小的,有一条尼龙绳。你每一次刷牙,有个看守的人拿着尼龙绳的另一边,你刷完后就要把尼龙绳给他。他怕你吞下牙刷自杀。”

他说,在宁波逗留期间,在房间曾接受“提审”20至30多次,每次长约30至45分钟。

“这么大的一个中国政府,可以对一个书商,(只要)认为他违反中国法律,就可以这样对待他。”

林荣基说,三月后,他被转移至韶关,他形容情况有改善。

 

来源:BBC

 

铜锣湾书店林荣基勇敢说真相 

 

銅鑼灣書店林榮基勇敢說真相/爆中共拘押威嚇手段籲港人勿向強權屈服

林榮基

林榮基

  • 日前從大陸返港的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今日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陪同之下會見傳媒。
  • 林榮基去年經深圳海關往東莞時被拘留,及後被人帶到寧波。
  • 被要求簽字放棄通知家人和聘請律師。
  • 被要求交出客戶寄書紀錄。
  • 中央已取得約六百名書店客戶的資料,大部分為內地人。
  • 從對方「漏口風」得知,拘留林榮基的人為「中央專案組」。
  • 林榮基曾與銅鑼灣書店股東李波見面,對方承認是在香港被人帶返大陸,違反個人意願。
  • 林榮基承認曾被安排拍攝影片,形容片段是「有晒導演、有晒台詞」。
  • 批評香港政府無救過人,不屑評論梁振英。
  • 林榮基被提審約三十次,有北京人士責罵林是「被專政的人」,稱政府對他不會手軟。
  • 指事件不是他個人問題,是全香港人的問題,籲港人不要向強權屈服,繼續發聲。

被要求簽紙 承諾不聘請律師

林榮基稱去年10月經深圳海關前往東莞探訪女朋友時,在口岸被拘留並被多人帶上七人車及被沒收證件,他自己一直不知道被拘留的原因。當晚他在派出所過了一晚,並無法入睡。第二日,林榮基被人帶到寧波一個地方,之後被人身體檢查並脫去所有衣物。

及後他被要求在兩張文件上簽名,其中一張要求林榮基不能聘請律師協助,另一張要求他不能通知家人。之後他被盤問在銅鑼灣書店擔任甚麼的職位,又被指他違反中國法例。

林榮基稱過程中沒有被為難,自己有飯吃、可以睡覺、可以看醫生。但他被拘留的整個過程,均被六組人二十四小時監視,自己不能離開半步,形容自己是「孤立無援」。直至前日他要求回港探望家人,不過對方要求他提交書店的寄書紀錄,製成硬件交予他們作為呈堂證據。

中央獲約六百名書店客戶資料

林榮基指由於李波複製了客戶資料,目前中央已獲得銅鑼灣書店讀者的訂書紀錄,當中涉及大約五百至六百名客戶,以內地人為主,亦有包括香港人。這些資料涉及的書籍,合共有約四千本。

他稱回港兩日幾乎完全沒有睡覺。有六千人為他上街遊行,林榮基稱十分感激。他強調這已非他個人的事,而是關乎香港人的自由。

他強調香港的法治社會,對人身安全有保障,明言自己未來不打算回大陸。「如果連我都唔出聲,如果我作為五個人裡面,負擔最少的都唔出聲,香港就無得救」。他明言自己是鼓起極大的勇氣,考慮了足足兩日,才決定站出來會見傳媒。

林榮基:對方是「中央專案組」

被問到對方是何人,林榮基稱他們不是國安、派出所人員,但聽到他們是「中央專案組」的人。他稱在深圳被拘留時,根本不知道自己犯下何事。但是被送到寧波之後,才被告知其書店違反了《經營法》,因為他將書籍寄到內地。

他又承認自己被安排拍攝影片,形容片段是「有晒導演、有晒台詞」,部分對白並不是自己想說的。他認為在內地看禁書只是小事,但對方特別問及他禁書的撰稿人資料,這些書籍包括了中共高層有關的小道消息。

李波私下向林榮基承認 在香港被人帶返大陸

被問到會否向香港警察尋求保護,林榮基自言沒有想過,又提及警方施放催淚彈等事件,認為香港警察不是站在市民的一方。被問到特區政府有沒有出手保護過他,林榮基答:「無。」

林榮基向一眾港人作呼籲,「我希望香港人向強權說不,我都可以,你怎會不可以?」被問及會否在其他國家尋求庇護,他回應道:「我是香港人,土生土長,不需要離開香港。」

林榮基稱,自己曾與李波私下交談,李波向他承認自己是在香港被人帶返大陸。李波向他表示,書店將由一名姓陳的男子接手,希望事件能夠盡快結束。

對於李波一度向傳媒自稱偷渡回內地,林榮基認為對方是「身不由己」。林榮基又指,李波被人帶走以及他們被控違反《經營法》一事,都是違反了一國兩制的。

拘捕地點有防止自殺設施 同場有其他人被拘留

林榮基稱被拘留期間,感到驚恐及孤立無援,「當時唔相信發生在自己身上,好似一套荒誕劇」。他又謂現場全部書檯、椅子都有包膠,而牙刷、指甲鉗都有繩子縛好,用完就要收回,目的是要防止他自殺。他質疑為何該處要如此嚴謹地防止自殺行為,是因為該地點會令人「困到癲」。

林榮基又稱自己受到精神上的折磨。他表示到後期有兩個北京派來的人,曾經責罵林榮基是「被專政的人」,政府對他們這些人「不會手軟」,林榮基自言被「罵得一頭霧水,幾乎被他罵懵」。該兩名北京人士又批評其書籍侮辱了國家領導人。

林又指自己在房間樂中,曾經被提審約二十、三十次,另外亦外出提審兩次。「有時一個禮拜三、四次,有時幾個禮拜一次」。每次提審長約半小時至四十五分鐘,有時長逾一小時。他稱自己在過程中合作,當時心情驚惶,根本無辦法不順從。

林又指出該處亦有其他人被拘留,但不知其他人是誰。他稱不知該建築物是否為看守所。被問到將來有何打算,他寄語道:「希望香港好,希望香港人可以發聲。」

 

立場報導/立場新聞/2016/6/16

 

路寒袖:双管齐下度过出版寒冬

 

雙管齊下度過出版寒冬

 

路寒袖

 日前,新任文化部長鄭麗君鑑於長期以來公部門以最低價採購圖書,影響合理利潤及發展,造成出版業寒冬,指示優先以最有利標或異質性最低標辦理圖書採購。鄭部長的新政值得讚賞,其實2015年,我就任台中市文化局長之後就已開始實施了。我認為現階段陪伴出版業走出寒冬的當務之急,在於杜絕剝削及創造利多。唯有雙管齊下,才能為業界開創生機。

一般圖書館書籍採購,先由各分館開立書單,再交總館統一採購;為節省開支,採購往往採最低標。但最低標不問廠商品質,由最低價者得標,以致殺價競標,出版業當然重傷,更甚者,得標廠商常以查無書籍為由,擅改書目,濫竽充數,斲傷圖書採購的品質。
鑑於出版業被剝削,衍生嚴重後遺症,台中市長林佳龍上任後,立即指示文化局及所屬圖書館採最有利標或異質性最低標,篩選優良廠商進場,兼顧購書品質。 
2014年底,林佳龍市長找我主政文化局,我知道他也是文化人,乃建言,支持文化的第一步還是預算。林市長慨然允諾,隔年編列預算時,立刻實踐,文化預算由2015年的10.8億,2016年則增加了4億,達到14.8億(成長36%),文化局預算成長幅度居全市府之冠。

 鼓勵閱讀遍地開花

 我是個文學創作者,買書、讀書、寫書、編書。在擔任文化局長之前,長期從事報紙副刊、雜誌、書籍的編輯工作,深知出版業正面臨著需求面萎縮、惡性競爭、成本提高、人才斷層、簡體字出版品等衝擊。因此,有機會進入行政部門,責無旁貸,當為圖書產業請命,創造利多。
推動閱讀可聚合知識力,創造城市競爭力,全面帶動買書、藏書、寫書、出版書的風氣,締造多贏局面。一年多來,我在台中市文化局推出了一波波的城市閱讀運動,除文學獎徵文外,還有出版《臺中文學地圖》、《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讓文學閱讀普及化;推出「文化專車」,讓市民親近文化;舉辦讀詩節、補助讀書會,讓閱讀遍地開花;邀請百位作家、文化人進入校園開講的「百師入學」;「作家身影上公車」將作家照片印上車體,隨著公車深入山海屯城區,行駛30萬公里路,行銷作家、推動觀光也鼓勵閱讀。市民一旦養成閱讀習慣,便是一輩子的買書人,這就是出版界的永續利多。
最近,由台中市文教基金會發動的「眾書成城──百萬新書再造文化城」計劃,外界有些誤會,其實這計劃的核心目標是在向社會、企業「募款購書」,為台中既有的44個圖書分館增加圖書資源,預計8年新購100萬冊書。除了既有編列的購書預算之外,籌募來的經費全部用來買書,也就是說,並非以募書代替買書,反而是結合官方與民間的力量,加碼買書。

 杜絕剝削創造利多

 閱讀與出版,休戚與共。「募款購書」只是營造整體友善出版環境的一環,所以更搭配了上述扎根計劃,相信在官方與民間的努力下,杜絕剝削、創造利多,盼與出版業攜手度過寒冬。

 作者詩人、台中市文化局長

 蘋果日報/焦點評論/2016/6/14

 

国际出版商协会和国际笔会严重关注四位香港出版从业者失踪

 

国际出版商协会和国际笔会严重关注四位香港出版从业者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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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动态:严重关注四位香港出版从业者失踪

国际出版商协会和国际笔会对有关香港一家以出版发行批评中国当局而著称的出版社及书店的四位相关人士失踪的报道感到震惊。巨流传媒的瑞典籍东主桂民海,以及总经理吕波、书店经理林荣基、和工作人员张志平都据报失踪。关于他们已被中国当局拘捕的担忧越来越强烈。

国际笔会主席詹妮弗·克莱门特(Jennifer Clement)说:“国际笔会深切关注有关四名出版从业者在中国失踪的最新报道。如果证实他们确实被拘捕,这将是对该国日益收紧的言论自由的又一打击。中国当局应调查报道中的这些失踪案件并立即澄清情况。”

国际出版商协会主席理查德·查金(Richard Charkin)说:“我们严重关切这些人的安全。如果他们确实是被逮捕了,那么这是中国政府开展行动试图在香 港压制异议的又一个案例。国际出版商协会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公布这四个人是否确实被拘留,若然罪名是什么。无论何种情况,我们要求中国 政府尽一切努力来协助寻找这些出版从业者,并允许他们安全返回。”

有关信息,请联系Sahar Halaimzai:+44 (0)20 7405 0338 : Sahar.halaimzai@pen-international.org

原文来源:http://www.pen-international.org/newsitems/china-serious-concerns-about-the-disappearance-of-four-hong-kong-based-publishers/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翻译)

因言获罪:舆论监督与权力的博弈

 

 

因言获罪:舆论监督与权力的博弈

 

 

  回访

  因言而遭难,谢朝平、王鹏曾身陷囹圄,仇子明被网上通缉。他们因为特殊的符号意义,注定要被写进历史。2010年岁末,谢朝平、仇子明、王鹏分别接收了《法治周末》记者的采访,回顾他们的心路历程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李秀卿  法治周末记者 李恩树  北京报道

  《法治周末》:确切地说,应该是记者谢朝平,你写《大迁徙》和仇子明揭露上市公司黑幕,是基于何种考虑? 

  谢朝平:库区的移民太穷、太苦、太可怜;渭南的个别官员太贪婪、太腐败、太可恨。我在接受审讯的时候,也跟当时负责记录的警察说了这句话。三门峡的移民是一部血泪史,我在采访过程中,有的时候禁不住流泪。我不该流眼泪,但是,忍不住。  

  此外,当地移民资金也有问题。中央拨了好几个亿,根本到不了移民手里。我得知问题的严重性后,心情很不平静,我的朴素想法是,如果反映出来能解决问题,也算功德无量。  

  仇子明:调查报道就是试图挖掘被掩埋的真相,而且是公众想知道的,因为它侵犯了公众的利益和现行的法规政策,这是我的出发点。 

  《法治周末》:当初去做这件事,想到过可能面临的后果吗? 

  谢朝平:当时想都没想。有的出版社看了书稿以后说,稿子很好,但是我们不敢出。我把握的原则是,不反社会,仅仅针对某个地方的事情以事实说话,不应该有什么问题,也抓不到什么把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写出来,都做好了打官司的准备。对民事侵权诉讼有思想准备,我的证据也多,但是根本想不到以刑事的方式追究我。 

  王鹏:我没有想到,行使正当权利会被如此迫害。我只会从法律角度考虑问题,违反法律的荒谬行为谁也预测不到。我举报只是出于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感,换成其他人我也会举报。  

  仇子明:考虑过,可能会打击报复,甚至打官司。但是没想到会用刑事手段对付我。  

  《法治周末》:回忆那段短暂的失去自由的日子,对你们意味着什么?  

  谢朝平:一笔财富。有人安慰我说,没坐过牢的男人不是完美的男人。我觉得,像我这样从事记者职业的人,有这个经历也好。今年6月我在写一本小说,里面有个情节:一个记者采访时被抓进监狱,我还犯愁怎么写,监狱是怎么样的生活?现在知道了。  

  更重要的是对我意志的磨练。我想,进去不一定完全是坏事。我认识了更多新闻界的朋友和学者,他们的知识和做人的品质,我都可以学习。  

  以前,我不太关心外面的事,现在我关心了。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面,我们需要相互支持。

  王鹏:被刑拘的这9天对我意味着痛苦和煎熬。我特别担心家人,特别担心有进一步的迫害,心理压力特别大,我希望公权私用的事以后永远不要发生。 

  仇恨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希望我的事情能妥善解决,责任人受到处理,类似的冤假错案不要发生,公权私用完全禁绝,这才是我想看到的。是媒体实事求是的报道,是大众对公权私用的唾弃与愤恨,是整个社会强大的正义感救了我。 

  《法治周末》:对社会、对人的认识,对职业的态度,会因为此而改变吗?  

  谢朝平:9月19日晚上,我回京之后,好多记者在机场采访,问我这30天是怎么过来的。我说,以一个老检察官同一群警察切磋业务的方式过来的,以一个记者同腐败分子以及他们的家丁进行斗争的方式度过的。这几十天,不是他们把我踩在脚下,是我把他们踩在脚下。  

  我不会放弃我的尊严。首先,我跟他们说,帮老百姓说话不会错。如果这是一种错的话,只能归咎于社会的错,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我坚信自己没有错,这是支撑我的最强的信念。  

  仇子明:我觉得没有太大影响。做记者这么多年,没什么改变的。做事情的时候,不太考虑事情做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而是怎样把稿件做到最好,只考虑对我的职业负责。很多群众对我寄予一种信任,把一些独家信息提供给我,对此我非常感谢,我尽量转给比较合适的媒体同行去做。  

  《法治周末》:被拘押期间,你准备把一句话写在逮捕证上:“总有一天,历史会审判炮制这张逮捕证的人。利用司法之手、制造文字狱的腐败权贵及他们的家丁,一定会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中国真正的民主法治万岁。”这句话,你表达的是一种呐喊还是谴责?  

  谢朝平:两者都有。那天是9月17日,那是他们的最后一天,要么放我,要么逮捕我。我想,逮捕我的话,我也搞一点动静,不想让他们白白地整我。早上,就想了这么一句话。我想,这句话写到逮捕证上之后,我再也不会签了,你必须拿这个逮捕证逮捕我。  

  那天提审了两次,我怕一激动忘了词,就先写好放到裤兜里。我跑出去一看,是检察院的两个人,问了几个问题又走了。中午又喊我出去,我又把纸条放在裤兜里。到了门口,看守说,把东西拿上。我问,要换地方?他说,要放你走! 

  《法治周末》:对那些施暴者,是否恨他们?  

  谢朝平:我跟一个警察说过一句话,我是肉体上失去了自由,你们是灵魂失去了自由。其实你们比我更可怜。我要是失去自由,早晚会恢复。而你们,一辈子恢复不了。他们中有些人既可怜又可恨,没有正义感。他们问我,你觉得你有罪没有?我说,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有罪,到最后你们也找不到我的罪,早晚你们要把我放出去的。  

  仇子明:不恨,因为他们针对的也不是仇子明,是舆论监督。  

  《法治周末》:事件发生之时,你们身边或作品中的人,有没有表示某种形式的声援?  

  谢朝平:移民们组织了500多人,准备探监,他们说要一个人送我一元钱。我出来那一天听说了这件事,很是感动。后来,他们来了几拨人到北京来看我。前不久,他们先是60个人给渭南市委、市政府写信,要求取消对我的取保候审,但没人理他们。后来又有一万人签名、写信,还没人理他们。这些移民后来就到西安和北京上访,要求取消对谢朝平的取保候审。有个移民代表没能来看我,托人带了一袋花生,那份情谊我记下了。他们到北京来了之后,住的条件非常简陋,吃的饭都是自己从陕西带的咸菜和饼。  

  仇子明:感谢报社和同事,我的领导站出来说话。这样的集体让我有归属感,与总编只见过一面,对我并不了解。  

  《法治周末》:经历这样一场磨难,现在的生活恢复正常了吗? 

  谢朝平:我目前还在取保候审阶段。本来他们抓我的第二天,有一家报纸要我去上班。回来后的很长时间在治病,身上长了很多疮。另外,媒体不断采访。出于感谢,只要媒体找我,我都接受采访,这耽误了很多时间,但我心甘情愿。那几个月我基本没有收入,还好,以前检察院那边有工资。其间,亲戚朋友不断往北京跑,为我的事提心吊胆,增加了他们的负担。现在,生活基本恢复正常了,慢慢会好起来的。

  王鹏:到目前为止,造成我这个冤假错案的幕后黑手还没有斩断;对我刑讯逼供把我打出后遗症的石某还没有处理。我父亲被非法拘禁几天也没人管;我外公因我这个冤假错案悲愤交集脑溢血偏瘫;已经答应的3万元赔偿还没有到位。我的事远远没有解决,人也没有安全感,我心灵的创伤永远无法愈合。 

  仇子明:事情过去就正常了。后来,遂昌方面向报社和我本人当面道歉,来了一个县公安局的副局长,以及当地宣传部部长。其实也没什么解释,就说这个事情里面有失误。

 

  回放

  舆论与滥用公权的对峙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李秀卿  法治周末记者 李恩树

  12月26日,当谢朝平坐在记者的面前时,回忆起3个多月前那段身陷囹圄的经历,依然难以平静。

  2010年,警察与记者、作家及举报者之间的一出出“追捕”大戏密集地上演。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被网上通缉,《大迁徙》作者谢朝平和举报者王鹏先后被刑事拘留,一时舆论哗然。

  谢朝平:《大迁徙》惹祸

  8月19日下午5时许,自称“人口普查”的警察冲进谢朝平在北京的住处,将他戴上手铐抓走。 

  进入谢朝平家的是陕西省渭南市公安局警察。随后的两小时,警方搜查了谢朝平的住所,带走了他的书稿、笔记本电脑、录音笔和U盘。谢朝平被告知:涉嫌非法经营罪。 

  从这一刻起,“渭南书案”的特殊章节被写进了中国新闻出版史。 

  55岁的谢朝平被抓,祸起于《大迁徙》。这是他用3年时间写成的三门峡移民史,内容涉及移民款被挪用等敏感问题。时任检察日报社所属《方圆》杂志记者的谢朝平,在采访写稿之余,利用2007年到2010年期间的周末与假期,断断续续地完成了这部35万字的报告文学。 

  当初,在曲折地联系过几家出版社之后,山西《火花》杂志社最终同意以2010年增刊的方式出版《大迁徙》,印务费用则由谢朝平自掏腰包。6月26日,《大迁徙》送到渭南。

  次日,渭南市文化稽查队以“杂志属非法出版物”为由,将其全部没收。与此同时,三门峡库区各县市政府还派出公安、乡镇干部和文化稽查队员从移民家里搜走《大迁徙》。后来,谢朝平对审讯他的人说:“不要复杂化,不要政治化,你们要考虑到自己的身份,你们不是家丁,是人民警察。” 

  按照规定,媒体出版增刊须逐级上报审批,但《火花》杂志社没有履行这个程序。渭南警方以及那些查抄《大迁徙》的权力部门,正是抓住了这个瑕疵大做文章。 

  被羁押期间,谢朝平无法接触外界信息,直到出来后才知道,“外面”的舆论早就沸腾了!事后,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文学都无法成为人们最后的精神“避难所”时,我们该怎样解读这个时代的密码?

  著名作家铁流等文学界人士强烈抗议警方拘留谢朝平,上百名作家和学者联名呼吁各界关注“渭南书案”。此时,社会舆论一边倒,呼吁释放谢朝平的声音不绝于耳。香港树仁大学教授魏永征撰文指出,根据最高法、最高检的司法解释,只有不是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印制的、且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出版物,才属于“非法出版物”。而《大迁徙》属于《火花》杂志社的增刊,虽未经报批,程序有违规之处,但不是“非法出版物”。

  学者展江发表评论,将渭南警方的举动称为“以刑事手段来对付一个作家的正常表达”。

  虽然谢朝平并不知道外界舆论对他的声援,但他却没有屈服,谢朝平告诉审讯他的警察:“如果你们不想成为中国或世界媒体的焦点,最好放了我。”警察冷笑着说;“你太看重自己了吧。”谢朝平说:“不信走着瞧。”  

  9月初,第八届全国检察长会议在南宁召开,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胡泽君出席了会议。与会人员还包括陕西省检察院主要领导和渭南市检察院检察长刘伟发。消息人士证实,三级检察机关的有关领导对谢朝平一案交流了意见。 

  在被渭南市警方羁押的第30天,谢朝平以他曾经担任检察官的经验,认为当天将对他批准逮捕。直到此时,他仍然没有放弃抵抗。

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谢朝平回忆说,他准备借警察让他在逮捕证上签字的机会,写上这样一句话:“总有一天,历史会审判炮制这张逮捕证的人。利用司法之手、制造文字狱的腐败权贵及他们的家丁,一定会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中国真正的民主法治万岁。”

但是,谢朝平在第30天等来的不是逮捕证———渭南市检察院认为,谢朝平涉嫌非法经营罪证据不足,决定不予批准逮捕。9月17日下午,渭南警方为谢朝平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当天晚上,谢朝平回到北京。

  仇子明:记者报道新闻被通缉

  7月27日22时,《经济观察报》常务副总编辑王胜忠安排下属,通过微博披露了一个令新闻界极度震惊的消息:该报记者仇子明被浙江丽水市遂昌县公安局以“涉嫌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认定为刑拘在逃人员,在公安系统网上予以通缉。

  经济观察报社进入了紧张状态。“在那一个刻不容缓的晚上,我没有怀疑更没有犹豫,我选择了来出面处理这一事件,不是没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声音。”事后,王胜忠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从6月5日到7月17日,仇子明在《经济观察报》上连续发表3篇报道,指上市公司凯恩股份公司在国企改制、土地转让以及上市公司资产转让等环节,涉嫌贱卖国有资产等问题。

  7月28日,经济观察报社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称记者仇子明在对凯恩股份公司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曾多次受到利诱和威胁。声明对遂昌县公安局滥用公权、压制新闻监督的做法提出强烈谴责。同时,呼吁新闻出版署、中国记协采取维权行动,维护新闻工作者的正当采访权和报道权,保护新闻工作者的人身安全。

  在被通缉期间,仇子明被迫藏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躲过一劫。他至今不肯透露具体地点。“这些秘密,要一辈子带进棺材里。”仇子明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给自己提供帮助的人,当时是属于窝藏逃犯。一旦公开相关信息,保护他的人难免遭到打击报复。 

  7月29日,事情出现了转机。这天早上,《经济观察报》大股东泛海集团开会商讨下一步对策。不久,律师打电话告知,遂昌县公安局已经决定取消通缉并道歉。

  当天下午4时左右,《经济观察报》收到丽水市公安局传真的新闻通稿,表示遂昌县公安局因仇子明“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采取刑事拘留的决定不符合法定条件,责令遂昌县公安局立即撤销对仇子明的刑事拘留决定,并向其本人赔礼道歉。

  第二天晚上,遂昌县委宣传部部长、县公安局副局长赶到北京,向经济观察报社和仇子明道歉。

  12月26日,仇子明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已经预料到他们以道歉来收场”。

  王鹏:举报招来跨省追捕

  谢朝平的“渭南书案”和仇子明被网上通缉引发的舆论狂涛尚未完全平息,11月23日,甘肃省图书馆工作人员王鹏因在网上发帖举报他的同学马晶晶,被宁夏吴忠市利通公安分局以“涉嫌诽谤罪”刑事拘留。11月23日至12月2日,王鹏被宁夏吴忠警方关押了9天。

  此前,王鹏曾多次举报他在兰州大学的同学马晶晶,后者被怀疑在其官员父母的帮助下,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务员考试中作弊,得以顺利进入银川团市委工作。

2007年6月毕业前夕,银川团市委还没有进行公务员招考,马晶晶将其就业单位填写为银川团市委。2007年7月,宁夏公务员考试开始报名,马晶晶报考了银川共青团市委学校部科员一职,并且在笔试和面试中都取得了第一名,顺利进入团市委学校部任职。+

  警方称,王鹏损害了公务员考试的秩序和声誉,严重危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称,经调查“发现举报内容不属实”。

  早在2009年3月,公安部下发的“关于严格依法办理侮辱诽谤案件的通知”说:“如果将群众的批评、牢骚以及一些偏激言论视作侮辱、诽谤,使用刑罚或治安处罚的方式解决,不仅于法无据,而且可能激化矛盾。”利通警方显然没有重视这个通知,且在没有管辖权的情况下,介入自诉案件,对王鹏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再次点燃了舆论之火。 

  迫于舆论压力,12月2日零时许,吴忠市委向新华社记者通报,决定纠正利通公安分局对王鹏的错误拘留,并严肃处理有关责任人。 

  王鹏随即被吴忠警方释放。对此案负有责任的利通公安分局局长何泽祥、政委汪红东被免职。

点评:言者无罪

范以锦

  仇子明———因新闻报道获罪;谢朝平———因书的内容涉及监督获罪;王鹏———因网络举报获罪。2010年,某些权力对言论的不当干预,依然有恃无恐。

  经过媒体的广泛讨论,是非曲直一目了然,抓捕就是想让人闭嘴。比如抓捕谢朝平,就是想阻止《大迁徙》的发行。本质上来说就是压制民意、压制正当的舆论监督,但又说不出口,于是无端制造出“非法经营”之罪。

  然而,这种罪名对谢朝平来说,无论法理上和逻辑上都是错误的。只要是正规的报刊社增刊是常有的事,增刊要报批,报刊因为时间急来不及或其他原因先出后报批或不报批的情况常有,即便要处理也是由出版管理部门作为“违规”行为查处。

  谢朝平是通过山西省文联主办、全国百家社科核心期刊《火花》杂志的增刊将他的作品刊印的。尽管《火花》杂志增刊的报批手续还没有履行完就印刷了,但就谢朝平的责任而言,他是一个作者而不是出版者,违规也是杂志社的事,与谢朝平不沾边,更谈不上犯罪。这只能说明某些权力对舆论监督的抗拒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至于其他关系到监督的案件,有的可能“言”中有不完善之处,或有值得探讨的方面,但属“言论”范围,从当时警方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根本构不成犯罪。反过来说,为什么揭露出来的问题你可以不闻不问,而被揭露者一报案你就那么积极?这种反差很值得怀疑。

  因“言”获罪,隐含于背后的是权力的不当干预。警方要办的案件很多,为何接到企业报案不加分析就立案通缉呢?怎么能够对没有管辖权、且属于自诉性质的案件,而跨区域地去抓王鹏呢?而且公检法几个部门联合开会讨论这一案件,这是值得如此兴师动众的大案要案吗?是谁指使召开这样的会议?纠正错案时对这些要害问题往往避而不谈或含糊其词,虽然不当执法行为被阻止,当事人获得了一定的自由,但未一追到底弄个水落石出。

  从表面来看,抓捕王鹏是警方的不当执法行为,警方赔礼道歉了,对案件的当事人还作出了免职等处理。然而,人们有理由问,警方是始作俑者吗?跨省抓捕王鹏看起来是警方所为,实际上,背后明显有人指使,但隐藏在背后的权力始终未能浮出水面。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处理责任人,也不过是为了敷衍舆论。

  某些公权力结成了利益关系网,媒体不监督往往解决不了问题。因此,媒体对因“言”获罪的案件的关注、质疑是职责所在;媒体的强烈抗争,折射出媒体人对“安全感”的忧愤。在网上通缉仇子明的案件中,《经济观察报》的抗争和全国舆论的声援都是正确的,因为警方对仇子明网上通缉明显缺乏证据。《经济观察报》和记者仇子明坚持认为是正当的舆论监督,如果地方官员认为报道失实,可以向主办单位和主管部门反映;如果相关企业认为是恶意伤害了他们的企业信誉,也只是民事侵权。警方介入抓人,无论如何都缺乏法律依据的支撑。如果不是全国媒体的声援,仇子明也许真的就被刑拘了。舆论监督被无理打压,依然要靠媒体之间形成合力,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

  然而也有人对其中的一些案例提出责疑。比如,有人认为仇子明的采访不够深入,“客观”、“平衡”欠缺。如果责疑属实,也只是采访的作风与技巧的问题。如果对某篇报道产生疑问就抓人,媒体人随时都有可能在某种借口下被无理打压,记者履行职务就会面临巨大的危险,舆论监督也就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舆论监督,就是对公权力的监督。但是,在现实中,某些掌握公权力的官员变着法子压制言论自由、抵制舆论监督。对不中听的话,动辄扣上“诽谤”的罪名。姑且不论民众反映的许多情况其实是真实的,即便反映错了、即便有些言论偏激,就能扣上诽谤的罪名吗?普通百姓或许因为信息不对称,反映的问题有很多局限,但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反映的问题都是绝对真实的。对未证实的“悬疑”问题,进行监督,提出责疑,实属正常。何况批评错了,官员解释的渠道和办法肯定比民众多。为何有些人惧怕批评呢?要不自身不正,以压制来掩盖自己的问题;要不就是自身的民主意识、权为民所用的观念依然淡薄。

  类似的事件今后也许还会发生,但媒体和民众的监督依然会在排除阻力中继续前行。当然,民众都希望在广开言论方面少点阻力;也期待对那些因“言”获罪的案例能一查到底,彻底查清事件背后的权力的不当干预。果真如此,因“言”获罪的案例会大大减少,言论自由的空间会越来越大,民主政治的步伐必将大大加快。

(作者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消息:瑞典电视台聚焦香港铜锣湾书店

 

消息:瑞典电视台聚焦香港铜锣湾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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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电视台(Sveriges Television AB,简称SVT)国际文化节目《眼镜蛇(Kobra)》4月26日播出半小时专题片,聚焦香港铜锣湾书店桂敏海、李波等五人失踪事件(Causeway Bay Books disappearances)。

节目对焦灼时代氛围下香港2014年发生的“雨伞革命”作了回溯,实地勘访了人去楼空铁将军把门的铜锣湾书店。
节目采访了致力倡导言论自由、捍卫香港核心价值的多位港人,如电影《十年》监制蔡廉明(Andrew Choi)、知名电视记者吕秉权(Bruce Lui)、“人民公社”书店店长阿Paul(Paul Tang)等,也对亲建制的“帮港出声”发言人李偲嫣(Leticia Lee)进行采访,呈现了客观、多元的声音。
为了让瑞典观众更多了解失踪三个月后突然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现身“认罪”的瑞典公民、出版人桂敏海,该节目的主持人Kristofer Lundström专程飞往台湾花莲采访桂敏海的老友、同行、诗人孟浪(Meng Lang),追寻桂的故事。
该节目拍摄期间正逢香港本土电影《十年》获颁第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节目也录下了这部在中国连片名都遭封杀的禁片在香港街头露天放映广受欢迎的情景。

以下是该专题片视频链接:

http://www.svtplay.se/video/8094335/kobra/kobra-avsnitt-7-2

Del 7 av 10. I höstas försvann den svenske förläggaren Gui Minhai spårlöst på sin semester i Thailand. Fyra av hans medarbetare i Hongkong blev kidnappade, bortförda av de kinesiska myndigheterna. Känsliga filmer tas ner från repertoaren. Tidningar och museer idkar självcensur av rädsla för repressalier från Beijing. Hur mår egentligen yttrandefriheten i Hongkong? Programledare: Kristofer Lundström och Lina Thomsgård.

Kan ses till tor 23 jun (54 dagar kvar)

Alla avsnitt av Kobra

 

野渡:南方系媒体兴衰与二十年中国大历史

 
 
南方系媒体兴衰与二十年中国大历史
野渡
 
 
 
 
3月28日,知名媒体人余少镭向《南方都市报》递交辞呈,在离职原因里只有一句话"无法跟着你们姓",直指在"媒体姓党"下对媒体完全沦为宣传工具和南方系媒体沦陷的不满。
 
近年来,在"用党的意志和主张占领意识形态阵地"的严苛管制媒体环境下,中国的整个传统媒体业弥漫着浓重的严冬气氛和悲观情绪,而曾引领中国媒体行业市场化方向、被称为"新闻界良心"的南方系媒体,已经悄然没落,成为昨日黄花。
 
南方系媒体,包括南方报业集团旗下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道三大报系,以及南方人物周刊、南都周刊等报刊。一部南方系媒体兴衰史,就是中国近二十年的大历史。
 
上世纪九十年代,为摆脱6+四血案给中共带来的危机,当局把经济绩效作为执政合法性的根基,因而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企业家、经理人、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个体工商户等新兴阶层。新兴阶层的产生,必然要求自己的权益诉求得以伸张。一部分市场化的传统媒体在经济效益追求下转型为大众传媒,为新兴阶层发声提供了有利的阵地;与此同时,一部分深受八十年代启蒙思潮影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也与市场化媒体结合,推动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启蒙话语在中国的传播。南方系媒体就是在此背景下迅速兴起。
 
南方系媒体之兴起,首先得益于广东处于开放前沿所具有的繁荣市场经济,以及紧邻自由港香港所带来的新闻理念的影响,更有作为第一经济大省所产生的全国最庞大的新兴阶层群体作为受众。其次在于南方系媒体拥有一批怀抱新闻专业主义理想的优秀媒体人,经过南方日报总编辑黄文俞、南方周末总编辑左方、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以及江艺平、范以锦、钱钢等历任报人的努力,南方系媒体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公信力的大众媒体。
 
官方固然在加入WTO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压力下对自由派话语作了一定程度上的容忍,但是同时亦警惕动摇其政治统治的行为,因而对南方系媒体的自由派舆论话语权进行打压,2000年1月,江艺平被强行调离,同年南方周末被大清洗,代理总编钱钢调离,副主编陈明洋撤职,2004年,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总经理喻华峰因为孙志刚案的报道得罪当局而被以逮捕判刑以报复。
 
与此同时,网络新媒体兴起,推动了自由派话语在更广泛层面的传播,就公共议题发言的知识分子获得很大影响力,2004年,南方系媒体《南方人物周刊》在第七期的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使公共知识分子的"意见领袖"身份得到社会认同。
 
社交网络媒体的兴起是传统启蒙话语的最高潮,同时也是最后的挽歌。社交网络媒体一方面使"意见领袖"启蒙话语拥有了更多的受众,一方面其去中心化、去权力化的特点扩展了个人话语空间,解构了启蒙话语的单向传播逻辑,同时为公民的社会行动提供了平台。
 
新兴阶层的产生,启蒙话语的传播,使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得以提高,与之伴随的是公民权利运动的兴起。公民权利运动的经济权利诉求和政治权利诉求都对官方的列宁主义政党一元化体制造成了冲击,为了维持一党专政的统治,独步天下把专政手段与既有的社会管理体系相结合的社会控制体系"维稳体制"应运而生,以把社会矛盾"消灭于萌芽状态"为指导思想。2011年后,以拔旗斩首,遏止发展为主的维稳策略,越来越不能控制更广泛社会抗争网络的政治挑战,在政权生存的忧虑下,以对社会全面清场为目标的新极权粉墨登场。
 
意识形态领域是新极权的首要清场目标,传统媒体是首先清理的环节,作为中国传统媒体行业领头羊的南方系媒体是清理的重点。自2011年起,定点驱逐、高压审查已遍布整个南方系媒体。2013年1月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最终成为南方系媒体由盛转衰的标志。
 
在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里,南周的媒体人自我设限,自我阉割,以公诸公众施压体制作为手段,所以他们的行动最终只能是一场罢工谈判事件,而不是争取新闻自由的抗争行动。当他们选择了切断与外界联系沟通,不与在南周门口示威诉求"新闻自由、民主中国"的公众不站在一起的时候,既宣告了南方系媒体的没落已成必然,新闻专业主义在极权舆论管制下的不可能,在某个意义上来说已宣告了传统启蒙时代的终结。
 
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后,南方系媒体被整改,自由派媒体人被驱逐,调查报道被政治指令截杀。2015年8月,南方报业集团日前在广东纪委主办的网站上发布整改情况的通报,当中详细说明了集团自我审查、自我规训,已转变成以正面宣传为主,减少"负面新闻"报道的传媒。2015年9月15日的"国际民主日",南方都市报在第24版广告版为"南方黑芝麻糊"策划的广告噱头在引发网民联想后,南方都市报的官方微信公号发了一条《意淫者,还是洗洗睡了吧》的文章,对一天前读者将这个全黑版面和15日国际民主日的联想做了一番公开嘲笑,显示了南方系媒体的堕落无极限。
 
“媒体姓党",标志着自由派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设想启蒙教化大众,大众在知识分子领导指导下理性改良推动社会进步的模式的破灭。这种传统启蒙的路径模式设想认为党国必然理性认识到民主成为天下潮流,那么在启蒙影响下民间形成压力并且主动提供了党国体面下台的台阶,最终还是可能官民出现相当程度的合作,这样党国不会担忧日后的政治清算,社会避开了1989年坦克上街镇压的历史重演,知识分子不会担心出现推倒重来的暴民革命,和平转型就成为可能。
 
这种路径设想既混淆了言说者与行动者的不同逻辑,也无视了极权体制维护既得利益的铁血手段。作为这种模式典范的南方系媒体的沦陷,显示了20年间中国的历史变迁,也预示了未来转型路径抗争成为主流的不可避免。

香港铜锣湾书店案威胁一国两制

 

 

歐盟稱香港銅鑼灣書店案威脅一國兩制

北京斥無理

 
 
 
 
香港民主派示威者留在中聯辦外的李波(右)與桂民海(左)標語牌(10/1/2016)Image copyrightEPAImage caption李波(右)與桂民海(左)分別擁有英國和瑞典公民身份。

 

 

歐盟發表最新香港狀況年度報告稱,歐盟認為銅鑼灣書店五人失蹤事件是自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對香港《基本法》與「一國兩制」的「最嚴重挑戰」。

歐盟委員會與對外行動總署在呈交歐洲議會與歐盟理事會的報告中說,五人失蹤的情節「可疑」,且第五名失蹤者——書店股東李波——似乎是被「綁架」。

香港特區政府一名發言人星期二(4月26日)透過電郵向BBC中文網稱:香港特區在《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原則下一直運作良好。外國政府和議會不應干預香港特區的內部事務。」

中國外交部隨後斥責報告「罔顧事實」,要求歐盟慎言。

發言人華春瑩在北京的例行新聞發佈會上說:「中國政府貫徹『一國兩制』的決心堅定不移,不會變。歐方報告罔顧事實,對香港事務妄加評論,無理指責,我們對此表示堅決反對。」

「同時我願重申,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事務屬於中國內政,任何外國無權干預。我們要求歐方謹言慎行,停止干預香港事務。」

李波與書店大股東桂敏海(又稱桂民海)分別持有英國和瑞典公民身份。兩人3月份先後亮相中國中央電視台與香港鳳凰衛視,供稱桂敏海犯有「非法經營罪」。

歐盟星期一(25日)發表的這份報告對香港2015年的政治與經濟狀況作出總結,同日發表的還有獨立的澳門狀況報告。

報告同時對 去年6月香港立法會否決港府按照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提出的普選行政長官方案評論說,各「主要角色」沒能達成妥協,讓歐盟感到遺憾。

此外,報告也對香港仍然缺乏全面的反歧視立法,外籍家庭佣工的勞工權益與社會保障不足,以及人口走私問題表達關切。

銅鑼灣書店人員失蹤經過

銅鑼灣書店五人失蹤時序

  1. 總經理呂波——10月15日在深圳失蹤
  2. 業務經理張志平(32歲)——10月15日在東莞失蹤
  3. 股東桂民海(51歲)——10月17日在泰國失蹤
  4. 店長林榮基(60歲)——10月23日最後一次在香港露面
  5. 股東李波(65歲)——12月30日在香港失蹤

地圖:銅鑼灣書店五人失蹤時序

「嚴重懷疑」

這是歐盟第18年向歐洲議會呈交香港年度報告, 今年報告中有關政治的部分大幅圍繞銅鑼灣書店事件作出陳述。

報告開首認為,書店事件讓人對「一國兩制」的運作產生「嚴重懷疑」,尤其是當兩名歐盟公民牽涉其中。

報告說:「從尊重人權與基本權利,到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法律引用到在香港法律之下不能懲處的行為,這起案件引起(歐盟)的嚴重擔憂。案件對香港的法治有潛在的深遠影響,並可能對香港作為國際商貿中心的地位構成影響。」

歐盟還認為,銅鑼灣書店事件將加劇香港媒體與出版界在報道中國內外事務時的自我審查趨勢。

不過,儘管發生了書店事件,歐盟還是認為香港法治在2015年基本受到尊重,香港的司法體系維持了高水平的運作。

「歐盟促請(中國)中央政府全面尊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對香港的憲制安排,恢復香港居民以至於國際社會對《基本法》與『一國兩制』原則的信任。」

歐盟的報告注意到,銅鑼灣書店事件發生後,一些跟該店一樣專門售賣中國政治「禁書」的書店紛紛將「禁書」下架。

香港銅鑼灣書店內大部分書架被清空(31/3/2016)Image copyrightEPAImage caption3月底的銅鑼灣書店已經「書去樓空」。

獨立中文筆會會長貝嶺稍早前向BBC中文網指出,香港是中國政治「禁書」的主要集散地,而機場又佔此類書籍發行量的三分之一到一半。

而就在書店事件曝光後,香港報章報道,新加坡葉一堂(Page One)早於11月已要求其香港分店將「禁書」下架。

原本擁有八家分店的香港葉一堂其後駁斥媒體所引據的內部公告屬偽造,但到3月再有報道指出,位於香港機場內的六家葉一堂分店全數結業。

另一方面,一度返回香港的李波在強調自己於中國大陸「自由和安全」之餘,要求香港與境外媒體「高抬貴手」,停止「炒作」書店事件。 他在接受鳳凰衛視採訪時更宣稱將放棄其根據政權移交前「居英權計劃」申領的英國國籍。

英國外相哈蒙德本月初訪問香港期間重申,李波是英國公民,英方要對其盡領事責任; 哈蒙德年初訪問北京時,中國外長王毅強調,李波「首先是中國公民」。

目前未知李波到底有否辦理放棄英籍手續。

(撰稿:葉靖斯 責編:蕭爾/歐陽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