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钱杨的酒杯,自由派的块垒 ──一场关于知识分子责任的论争

 

 钱杨的酒杯,自由派的块垒 ──一场关于知识分子责任的论争 

  (瑞典)茉莉 

这场论战来得很是意外,一点火星就迅疾燃烧起来。杨绛女士刚合上眼睛,崇敬她与其夫钱钟书的官媒、自媒体便响起一片“世间再无”的悼念声。深情赞美这对学术大师人生智慧的鸡汤文,真真假假的名言金句,到处清香横溢。然而就在此时,一场节外生枝的激烈论争倏然兴起。 

錢楊酒杯照片1

对钱杨夫妇生平的毁誉评价见仁见智,纷繁而嘈杂。但不久,争论的主题就清晰地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与道德选择。令人吃惊的是,对立双方大都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一些为钱杨的苟且辩护的人,居然是一些平时比较敢言的优秀学者。 

为什么论争会在此时发生?自由派内部是否产生了立场分歧? 该次论争折射出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怎样的生存状况、展示出怎样深层的时代伤痛?中国知识分子又是如何重新审视自身的责任、如何产生“审父意识”的?一直跟踪并参与论争的笔者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论争源流与“钱杨热”之背景 

这场因钱杨被过分赞誉而引起的论争,其实是一个在二十几年里一再爆发的老论题。早在1993年,因为八九后一些知识分子不再关怀现实,失去责任感,华东师大的学者发起了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重提知识分子的生存价值与文化理想。 

2006年,在胡发云的小说《如焉@sars.come》的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在给予该小说高度评价的同时,指出当代大陆的文学作品与现实生存脱节,当下中国作家失去了触摸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的能力与勇气。这次研讨会经报道,引发了一场思想界与文学界的大论战。当时有人提出“缺席的权利”,胡发云回答记者说:在没有自由的时代,‘缺席的权利’是一个伪命题。”

十年过去问题卷土重来,在政治制度未能改变的情况下,围绕这个题目的讨论似乎永远是“未完待续”。那么,为什么这次争论会起因于已经去世的钱杨呢? 

这是由于,钱杨夫妇是被中共中央领导关怀、被中国知识界崇敬的人,对他们的盖棺论定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个问题:对专制政权的态度。回顾“钱钟书热”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心理机制,我们或许可以理解这场论争的必然性。 

钱钟书被塑造成一座“文化昆仑”而大红大紫,如火如荼,是在九十年代之初,一个特殊敏感的时期。一场空前的大悲剧余音未散,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现象,原本寂寞的学问家钱钟书适逢其时,获得了被其妻杨绛称为“运道最好”的好时光。台湾女作家杨索评论说:“杨绛忘了这样的运道是筑基于一代才人血流成河的废墟上。”

争论由此而起。批评者认为,钱杨能在毛时代幸存,又能在八&九之后享受声名卓著的好运,是由于他们对专制政权采取了顺从、合作的态度,其道德必然有亏。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玩得聪明,却并不高尚,不足以为“楷模”。而钱杨的支持者则努力维护钱杨的清名,说在严酷的时代,钱杨能不主动作恶,潜心学问,已是上品,不必非议。 

 “学术昆仑”、“网红隐士”回归真实 

就意识形态而言,这场论争肯定不会有一致的结论。至于钱杨的作品,也如一句拉丁谚语所言:“谈到趣味无争辩。”但这样一次争论,成功地抑制了中国社会盲目崇拜名流的轻浮之风,使官方塑造的“钱昆仑”不再那么巍峨高峻,而被媒体渲染的“网红”杨绛女士,也不再那样红艳夺目了。曾经被视为神话的钱杨,在几个方面回归他们的真实。 

首先是钱钟书的学问。过去曾被溢美为“天才”、“博学鸿儒”的大师,现在被指出其著作既没有思想也没有创新,基本上停留在中国传统的学术方式上。批评者引用不少名家对钱钟书学问的褒贬。例如,余英时的看法:“一地散钱—都有价值,但面值都不大。”李泽厚说钱钟书只有零碎成果,是“买椟还珠”。

最有意思的是旅德学者刘皓明,他在十年前就撰写长文,论证“钱钟书是卡夫卡的绝食艺人”。其文章大意是:钱钟书被赞赏的,只是他像绝食艺人一样神异的记忆力与阅读胃口,其作品一味寻章摘句,缺乏历史感与意识,躲避对民族的文化、社会乃至命运的关怀。

其次,是钱杨“淡定”与“不争”的隐士风度。有识者指出,钱杨成为流行的文化偶像,主要是他们的“与谁都不争”的“淡定”的人生哲学。这种生活态度,有异于中国传统文化人所景仰的“松竹梅”之高洁品格。“松竹梅”象征着文化精英面临风霜雪雨的危机感和对抗性,而钱杨的“不争”,是缺乏道义担当与精神高度的平庸与苟且。 

至于钱杨是不是官煤追捧的“淡泊名利”的清高隐士,更多发掘出来的资料显示其真相。例如,钱钟书曾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务委员。夫妇俩长期与中共高官、一代“左王”胡乔木保持亲密交情,还由于胡的帮忙,获得住进“部长楼”的特殊待遇。此外,钱钟书在文革结束后出国访问,曾配合中共官方教训海外学者,以此换取官方对他的好感与信任。 

 环境恶化,自由派言说焦虑 

当一些自由派人士大动感情投入论争时,他们的老对头毛左却冷漠作壁上观。毛左与其他左派之所以不吭声,是因为这个话题不在他们关注的热点之内。同时,一些毛左是反智的,而钱杨的学问却涉及东西方学术传统,因此不是毛左的那杯茶。当然,毛左不反对钱杨,也因为钱杨不但顺从毛共,也与当今天朝和谐。 

因此,讨论有关“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这样宏大的真问题,只有自由派知识分子会急切地卷入。他们抓住这样一个突然冒出来的话题,借钱杨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如实地表达自己的理念、心志,人生态度以及对现实的焦虑与恐惧。 

一直犀利批评钱杨的自由派学者如莫之许,以钱杨为例表明自己的理念与评价标准:“极权下更有价值的是反对、是抗争,是通过对极权体制的根本质疑,最终达成整体变革。”而维护钱杨的一方却认为:反抗不会起什么作用,从事抗争和反对的知识分子,未必就具有更高的道德价值。 

一些不认为抗争更有价值的学人,恰好是近年来对公共事务发声较多的知识分子。这个有点奇怪的现象,源于学者们目前的处境。近几年,致力于思想启蒙与维权的中国知识分子,有的已经失去自由被噤声。目前还能发声的人已经不多,他们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下一步该怎么办? 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如果他们继续像过去一样,坚持自己的理念去言说,那么,其命运很可能就像去年遭遇“710”大抓捕的几百个维权律师:被剥夺饭碗,被刑拘、被监视居住、被失踪失联、被传唤恐吓、被半夜砸门、……。

錢楊酒杯照片2

著名公知、人大教授张鸣在论争中谈到他的处境。因为说话大胆,张鸣的微博一次次被封。他说:“在这么多年,在同事,同学,同乡中被孤立,遭白眼,日甚一日,难道我是傻子,全然无感?”“我们这些人,无论做什么,都是戴着镣铐跳舞……。” 

 重新审视责任,公知自身启蒙 

那么,知识和信念,是否足以使人在日益恶化的环境中支撑起人格与骨节? 政治高压下的知识分子,是否只剩下“沉默”一途了呢? 有人说,这些为钱杨辩护的人,实际上是在为自己辩护。他们想要自保,想把自己降格为一个沉默的平庸者,却仍然要享有道义上的好名声,因此在舆论上竭力“为苟且正名”。

当论争进入尾声,6月17日,北京维权律师夏霖被当局以莫须有的“诈骗罪”起诉。在开庭之前,笔者欣喜而感动地看到,几十位国内学者齐刷刷地站出来,勇敢地声援夏霖,其中就有几位在论争中维护钱杨的著名公知,如肖雪慧、萧瀚与张鸣。 

这就证明,争论双方在价值观上并无太大的分歧,都在坚守人道立场拒绝沉默,都对无所顾忌侵犯人权的当局持批评态度。那么,这场历时几周的笔战还有什么意义呢? 

如前所述,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令人窒息的环境下找到一个话题,借机表达他们心中的焦虑与困惑。知识分子一旦丢了人文精神,就如同丢失灵魂,钱杨之争也让他们对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责任,重新进行了一番审视。这种重新审视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中国需要他们在公共领域里长期坚守。 

这也是思想启蒙者在认识上的一次自我启蒙。尽管都是知名学者,但没有人不需要自我反省与知识更新。在争论中,有一些认识上的盲点与误区,甚至有一些情绪化的指责,但总体上看,双方的风度还不错。

在笔者个人的印象中,两位学者在理论探讨上的贡献较大。一位是美国华人教授徐贲,另一位是北大法学教授张千帆。徐贲先生长期以“知识分子与公共政治”为研究课题,他以富于理性、合乎逻辑的诚实说理,指出这次论争中的一些思考缺陷。

錢楊酒杯照片3

例如,当有人为钱杨在专制下的道德沉默辩护,说沉默是一种“个人权利”时,徐贲先生深入论证了:“沉默者的沉默是统治的结果,不是他们的权利。”张千帆教授也认为:“在政治高压下,他们可以不说话。沉默是有理由、可理解的,但是它并不能成为道德上的权利,更不能升格为一种道德崇高。” 

在钱杨之争中,还有一个“消极自由”概念被误用的现象。钱杨的辩护者把沉默不害人视为消极自由,为此徐贲先生指出:“伯林对积极与消极自由的区分主要是对自由民主政体下的公民自由而言的,不宜硬套到极权专制的国家里。”笔者曾以瑞典大选为例,说:拿到选票的瑞典公民,不去投票没人干涉,这是消极自由。但在不给人民选票的国家里,无权去投票的人怎么可以说自己享有消极自由呢? 

现代知识人审父,与传统偶像告别 

笔者还观察到,这场论争也展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审父意识”。钱钟书的学养、才情以及他的儒雅气质,在这个功利喧嚣的时代,可视为我们父辈一代知识人的典型。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传统文人的温良与容忍,也看到他们的冷漠与自私。 

“审父意识”促使一代人对父辈发出质疑:为什么他们会安静地生活在恐惧之中,并将之视为理所当然? 例如当年那些在浩劫中受难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没有人会大声问一句:“你们凭什么打倒我们!” 

身为海外学人,徐贲先生满怀激情认真地投入这场以国内学者为主的论争,在笔者看来,也与他的“审父意识”有关。少年徐贲曾目睹父母在文革中遭遇的苦难。他的父亲到了晚年,也和杨绛一样写书记述自己的经历,甚至剖析自己奴性。徐贲认为,虽然他们的发声比全然沉默要强,“但这些毕竟不同于知识分子的理性批判和打破沉默”。 

有人说,中国传统文人最大的理想是做稳奴隶。但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愿意再追随一味沉默的可怜父辈了。从这一点看,这场触动很多人心灵的钱杨之争,实际上是一个告别,是觉醒了的现代知识分子向钱杨所代表的文人传统所做出的告别。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6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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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新书《布什》,审视美国当今政坛

 

透过新书《布什》,审视美国当今政坛

Patricia Wall/The New York Times

对于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来说,这个夏天已经显得难以忍受。他为之奉献终身的党要和他断绝关系,准备提名一个连珠炮般频繁骂人的家伙竞选总统,和他相比,这位以作风强硬著称的前总统活像一个博物馆讲解员。现在,一位著名的总统传记作者也来凑热闹,要对布什作一番评判;他的评判会让布什在耶鲁大学时差劲的成绩相比之下显得像是光荣榜一般。

如果布什最终会如自己所愿,在历史上获得更多同情,那么吉恩·爱德华·史密斯(Jean Edward Smith)的《布什》(Bush)一书绝不会是那种同情的开始。这是一本引人入胜、非常全面的传记,不时点缀着严厉的论断,都是在作者认为第43任总统误入歧途的地方。史密斯的这份声讨没有附和特朗普对布什的指责,但是二者叠加起来,让布什在这个烦恼的夏天更加没人替他辩护了。

史密斯是一位资深学者,曾经入围普利策奖决选名单。他的名望部分来自为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和尤利西斯·S·格兰特撰写的杰出传记。这两位总统都曾被低估,随着时间流逝,他们的形象又变得好了起来;这两本传记对他们的历史地位重新做了评价。而在《布什》中,他坚持了最初人们的普遍评价,描绘了一个说话总是不经大脑的德克萨斯人,受宗教狂热的驱使,对各种明智的建议一点儿也听不进去。

这幅画像虽然并不新鲜,但是,在政治圈的人们拼命想要理解特朗普的崛起意味着什么的时候,这本书很值得讨论。特朗普的名字在《布什》中并未出现,但是很显然,把他推向共和党提名边缘的这股民粹主义反叛,其根源正是在布什执政时期,因此他才能轻松地战胜这位前总统的弟弟杰布(Jeb)。布什所代表的很多东西,特朗普都反对,从伊拉克战争到更宽容的移民政策,还有自由贸易和“富于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这一概念。

作为传记作者,史密斯没有把布什和今天的共和党领袖做比较,但他毫无疑问赞同那些用最负面的基调评价布什任期的人们,虽说往往是出于不同的理由(比如说,史密斯厌恶对恐怖主义嫌疑人动用水刑的做法,而特朗普则希望恢复它)。

关于布什的历史地位,史密斯毫不含糊。全书的第一句话就是:“美国历史上罕有像乔治·W·布什这样糟糕的总统。”

最后一句是:“乔治·W·布什究竟是不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的总统,人们还会争论很久,但他入侵伊拉克的决定,无疑是历任美国总统所作出的最糟糕的外交决定。”

吉恩·爱德华·史密斯

Rick Haye

吉恩·爱德华·史密斯

在这一头一尾之间,是一本650多页叙事节奏明快、措辞严厉的传记。在这部传记中,布什的宗教信仰演变为救世主式的狂热,让他把宣扬民主视为来自上帝的使命。他不听将军们和外交官们的建议。他对卡特琳娜飓风的应对极为拙劣。他批准实施酷刑与窃听,对美国价值观的贬值负有责任。

“乔治·W·布什相信自己是上帝意志的执行者,他的行动都有神圣的指引,于是他把整个国家引入两场灾难性的侵略战争,”史密斯写道。“布什把反恐战争变得个人化,再加上他作为全国统帅的大男子主义自信,最终造就了灾难。”

史密斯的叙事最有价值之处并不在于原创性报道,而在于对现有资料的充分运用。布什离任后拒绝接受多位传记作者采访,也同样拒绝了史密斯。史密斯采访过迪克·切尼(Dick Cheney)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但是全书最主要的部分还是依赖现存的大量文献,形成了一部布什人生的完整历史。

当布什遵循自己最初的竞选信条,做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者的时候,史密斯对他还颇为赞同。这位前总统曾经为了促进教育,特别是少数族裔教育而通过《不让任何孩子落后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曾把联邦医疗保险扩大到处方药,曾在非洲发起抵抗艾滋病的大规模行动;在这些方面,他被打了高分。史密斯还称赞布什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通过大胆而违反直觉的干预拯救了经济。

他描写了这样一位总统,他虽然有着种种缺点,但往往亲切有礼、热心对人,蔑视特朗普惯用的那套引起分裂的攻击手段,他还竭尽全力完成了与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顺利交接。他绝不是那种副总统怎么说就怎么干的总统。

史密斯对布什最根本的批评在于,他相信布什对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做出了过度反应。他写道:“9·11事件是悲剧,但并不是灾难性的。”在他看来,这让布什实施了一系列预判性的政策,而显示危险却并没有达到那个程度。

他写道,《爱国者法案》(The Patriot Act),“可能是自1798年《外侨和煽动叛乱法案》(Alien and Sedition Acts)以来最糟糕的内政立法”。布什把伊朗、伊拉克和朝鲜列为“邪恶轴心”的时候,他“说话根本没考虑后果”。布什拒绝面对伊拉克没有非常规武器这个事实,“显示出一种近乎疯狂的任性”。他在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中称,促进民主是他的主要目标,这“堪称史上最欠考虑的讲话之一。”

史密斯对布什的控诉比其他人走得更远,他甚至批评布什发动阿富汗战争的决定,认为他把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混为一谈,犯了错误。当然,他在事后评论,可以看得更清楚。但就算他是正确的,可当时两党之中却几乎没有任何领导人反对入侵阿富汗。而且布什也在不断改进,调整他的做事方式,以至于奥巴马上任后,沿用了许多他的国家安全政策,这一点经常为人们所忽略。

但是,如果布什觉得自己被史密斯批得体无完肤,他至少还可以在这个夏天去缅因州的肯纳邦克波特,向他的父亲表示慰问。1992年,史密斯发表了《乔治·布什的战争》(George Bush’s War)一书,抨击了老布什总统将伊拉克军队逐出科威特的沙漠风暴军事行动。

他批评第41任总统将世界政治搞得过于个人化,批评他掩盖真相,屏蔽专家意见,认为他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主要就是因为他想打仗——这些主题在《布什》里再次出现。

尽管被史密斯下了这样的评语,但老布什的名声最终还是随着时间一点点好起来——这让他失望,部分正是因为和他儿子做比较的结果。如今,小布什也只好希望同样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说不定,他可以指望自己和特朗普的对比,会让他的形象随着时间流逝而改善一些。

来源:纽约时报

 

艾未未和曼哈頓街頭的80年代

 
艾未未和曼哈頓街頭的80年代
 
 
喧嘩與騷動:艾未未的紐約記憶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艾未未活躍在紐約街頭,用相機紀錄與中國朋友們一起度過的異國時光,和隱藏在紐約繁華之下的喧嘩與騷動。
 
現年58歲的艾未未是當今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知名度最高的行為藝術家。而將時鐘撥回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艾未未活躍在紐約的街頭,是個地地道道的「紐約客」。時裝秀、歌劇綵排、流浪者、廢棄的大樓、正在刷牙的朋友……艾未未用相機記錄了無數個獨特的紐約時刻。
在紐約時,艾未未在時代廣場做街頭畫家,他的一幅畫要價15到25美元不等。作為一個攝影師,他拍攝過1988年在湯普金斯廣場公園發生的暴動。比爾·柯林頓、攝影師羅伯特·弗蘭克、詩人艾倫·金斯堡、導演王穎、作曲家譚盾等名人都曾出現在他拍攝的照片中。
1991年,一名年輕的中國藝術家在街頭作畫時被槍殺。艾未未說,他在紐約的生活已經變得「比中國最糟的情況還要糟」。
兩年之後,他回到了中國。
 
 
本文根據《紐約時報》記者Kerri MacDonald的報導編譯。該報導最初發表於2011年6月30日。

倡議人權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維瑟爾辭世

 

倡議人權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維瑟爾辭世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作家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辭世,享壽87歲。美聯社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作家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辭世,享壽87歲。美聯社

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今天證實,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作家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辭世,享壽87歲。

據「洛杉磯時報」(LA Times)報導,維瑟爾15歲時,跟著父母和姊妹們乘火車來到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1年後二戰結束那年獲釋,才知道媽媽和姊妹們死在毒氣室裡,他更親眼目睹爸爸被殘虐致死。

他根據親身經歷納粹集中營慘痛遭遇而有幸生還的過往,曾撰寫數十部著作,傳達和平、救贖與人類尊嚴的想望,在1986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

其中最為人所知的,是記述大屠殺期間,他被監禁在集中營的真實故事,而化成血淚文字的自傳「夜」(Night)。

維瑟爾為世界和平奔走不遺餘力,即使以色列出兵加薩,他也曾不假辭色予以譴責。2014年以色列展開代號「保護邊陲」(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的軍事行動,波及居住在加薩、手無寸鐵的無辜百姓。

他親自執筆撰寫公開聲明刊登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譴責以色列對待巴勒斯坦人,猶如種族滅絕。

不過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也曾支持美國前總統小布希出兵伊拉克。小布希的回憶錄「抉擇時刻」(Decision Points)曾指出,維瑟爾曾告訴他,有責任對邪惡採取行動。

維瑟爾曾與已故捷克前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日本慈善家川陽平,共同創辦「公元兩千論壇」(Forum 2000),倡議及推動民主與人權。

聯合晚報//2016/7/3中央社 洛杉磯2日專電

 

陳翠蓮:轉型正義不宜包山包海

 

轉型正義不宜包山包海

陳翠蓮

日前,時代力量原住民立委高潞.以用要求《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草案中,納入對原住民歷史傷害的處理,引起民進黨立委段宜康質疑時代力量與國民黨、親民黨聯手抵制《促轉條例》,引起諸多討論。轉型正義的立法,是否須將漢人對原住民壓迫掠奪納入處理範圍,確實是亟待釐清的問題。

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一詞中所謂的轉型,指的是從威權、獨裁體制,變成民主體制之意。1980年代第三波民主化過程中,東歐、亞洲、中南美洲許多獨裁國家轉變成民主體制,轉型後各國如何處理過去獨裁統治遺緒?如何彌補受害者?如何弭平社會創傷?成為比較政治研究的熱門課題。

著名的轉型正義處理案例包括清理東德、捷克等共產黨體制、南非少數統治、阿根廷、匈牙利、南斯拉夫獨裁暴力、盧安達種族屠殺等等。這些國家在民主轉型後,重則以司法審判、公領域清洗、無限期追緝等嚴厲手段懲罰加害者,輕則以真相披露、重整記憶、空間去威權化等方式撫慰受害者,此些對過去獨裁暴力統治的貽害與錯誤進行「國家矯正」工作,長遠的目標在於去除威權獨裁怪獸潛伏黯黑角落啃食人們心靈,以其回復人性尊嚴、鞏固民主體制。

黨庫通國庫被詬病

簡而言之,轉型正義此一概念具有幾個重要特性:關注從威權獨裁過渡到民主體制的國家所面臨的課題;著重人權侵害與撫慰;期望矯正威權體制扭曲與暴力遺害,鞏固民主體制;強調國家為主的正義追求與矯治作為。依此轉型正義概念,理應將重點放在對過去威權統治所造成的體制扭曲、人權侵害等方面。
台灣在1945年開始受國民政府統治,當時屬於訓政時期黨治階段,《促轉條例》以此為清理的時間斷限,有其合理性。1949年建立其來的「黨國威權體制」,強調以黨領政、黨國一體,影響及於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個層面,應該全面清理。例如,威權時期利用獨攬國家資源,造成「黨庫通國庫」、累積龐大的黨產等問題,即是該被清理的核心課題。這波轉型正義相關法案立法過程中,國民黨立委認為不應針對國民黨不當黨產,應該一視同仁規範所有政黨黨產,試問,威權統治之下,根本不容具競爭性的反對黨存在,有哪個政黨有能力像國民黨一樣將國家資源掠奪為政黨財產?

原住民受漢人掠奪侵害問題,應不應該納入轉型正義法案範圍內?韓國的經驗或許可以作為參考。韓國首爾大學鄭根埴教授認為,一般所用轉型正義一詞,是指過去威權主義或軍事統治政權支配第三世界國家,在民主化之後,針對過去發生的各種人權侵害事件,進行真相調查並處理後續課題,這與韓國的情況不太相同,韓國以「過去清算」一詞,含括戰後初期韓國到民主化過程的三個層面的歷史問題:包括對日本殖民統治的去殖民化、對美蘇兩極體系的去冷戰化、對獨裁統治的去威權化。
韓國國會曾訂定《關於親日反民族行為者財產的國家歸屬特別法律》,是對去殖民化問題的處理;也曾通過《破壞憲政秩序之公訴時效特別法》、《518民主化運動特別法》、成立「真相和解之過去史整理委員會」,則是去威權化的積極作為。

籲推原漢問題專法

台灣歷史上來來去去數個政權,層層疊疊的加害現象,確實應該重新省視,展開我們的「過去清算」工作,一一面對族群掠奪、殖民傷痕、威權壓迫等多個層面的問題。

但是,過去清算工作無法畢其功於一役,要將複雜糾葛的層層問題在一個法案中處理,只會治絲益棼。《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只是一個起點,率先處理與我們最近的威權體制危害問題。接下來,我們還需要原漢問題的專法、去殖民化的作法,還需要立委諸公們持續用心推動。

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蘋果日報/焦點評論/2016/6/24

 

莊崇暉:鏽色記憶

 

鏽色記憶

莊崇暉

沒有過去的人

歷經那時代的人不想順流而下、重拾過去,又不可能完全捨棄過去逆流而上。因此多數人選擇駐足,看著過去熱鐵烙膚般的記憶從紅色慢慢氧化,變成鐵鏽色,等待還原、療癒……

鏽色記憶

日子一久,記憶也會鏽蝕。 圖/陳裕堂

日子一久,記憶也會鏽蝕。

五年前,我在泰國、緬甸、寮國三國交界,也就是俗稱的「金三角」附近的市集閒逛,路過一間掛滿裱框佛像的雜貨店,走進店內,目測年齡40歲的老闆猛然抬頭看了一眼後,不發一語地繼續埋首整理乾貨。

透過翻譯阿奇攀談二句後才發現老闆阿龍並不是泰緬寮之一的國民,而是來此討生活的柬埔寨人。好奇之下,我硬是拉著阿奇和阿龍在土灰色、四處破洞的遮雨棚下聊上二句。陽光穿透棚布,落在阿龍臉上,時而有光,時而昏暗。

正午氣溫攝氏32度,燠熱難耐,棚下的我早已滿身大汗。阿龍身穿印製暗紅色大象的黑色背心、卡其工作褲、沾滿泥沙的拖鞋,卻一身涼意。但不知是背心原色還是被汗水浸濕了,大象成色如靜脈之血色,緩和暗沉。他的小麥膚色不致烏金閃亮,倒也均勻,右手戴著比膚色淺一色階的檀木佛珠,看來格外平靜。

阿龍是整個市集唯一的柬埔寨人,擺攤五年,無妻無子,自暹粒經泰國落腳此地。我問阿龍為何隻身於此?怎麼想來這開店?或許是劈頭就問關於往事的問題太唐突,他並沒有回應,反而低頭從滿是大象和佛像圖騰的飾品堆,挖出柬埔寨國旗的別章賣給我,別章底為黃銅色,上頭白色的吳哥窟遺址細緻精巧,接過別章我接著說:「大哥,柬埔寨是個怎樣的地方?下次想去看看耶。」

阿龍有點羞赧地微笑並指著我手上的別章說:「good、good」,他也知道這是全世界提到柬埔寨第一個會聯想到的名勝古蹟,樂極了。他急忙推銷:「那裡有許多微笑的佛像,一去就會感到好平靜、好安詳。」但他也提醒我觀光客變多後,許多小販會坐地起價,壞了一切風景,他隨後露出「佛像前那群人怎還能如此恣意妄為」的鄙視眼神,頗逗趣。

一聊到觀光客與小販的競合關係,隔壁賣泰國傳統服飾的大姊立刻站起來插話。與阿龍交情甚好的她直說阿龍古意憨直,市集攤販都習慣和觀光客一來一往地喊價,唯獨他會不好意思地半買半相送,阿龍說:「以前在柬埔寨也常殺價,但我不喜歡那樣。」語畢,轉身不知忙著找什麼去了。我猜他是想說不喜歡資本主義市場。

日落前,我得趕回泰國清萊旅社,離去時以柬幣2500元(約新台幣20元)買下吳哥窟別章。阿龍還送我一包棕櫚糖,包裝大小和樂事洋芋片差不多,但裡面可沒有半點空氣,扎實得很,足足有五十顆。我請阿奇跟他說:「難怪你會被砍價砍得精光。」阿龍再次露出靦腆的微笑。上車前回頭跟阿龍揮手道別,我看著他背心上的暗紅色大象,陡然感受一陣孤立。回程路上,我把玩翻看國旗別章,理當沉浸於認識新朋友的喜悅,卻隱隱想起阿龍出生後那段赤色歷史。

國旗見國亂

柬埔寨的國旗是二戰後變換次數最多的國家之一,1945年至今,七十年間共換了九次,尤其在1970年高棉共和國(Khmer Republic)後的四十五年政權更迭下,更有七次之多。國旗不僅是一國象徵,還代表主權、歷史演進、精神意志和意識形態,更表現改朝換代的混亂樣態。如英國國旗的組成代表著大不列顛與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或是法國國旗的藍、白、紅象徵自由、平等、博愛。由此看來,柬埔寨的革命總是來得很急,離開得很慢,轉換間,民族性也消磨了不少。

1975年4月,美國鷹遷計畫護送僑胞回國,撤離柬埔寨。高棉共和國自湄公河敗退回金邊,紅色軍隊進駐,赤柬(Khmer Rouge,又稱紅色高棉)占領金邊並推翻高棉共和國,建立民主柬埔寨(DK),把國旗改為全紅底——典型的共產風格,並抹去吳哥窟的稜角形象,也將代表佛教的白色改成黃色。說來諷刺,雖名為民主,卻是個承襲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派(Jacobin)思想的政權,赤柬施行大規模肅清、屠殺、禁止宗教、廢除貨幣,企圖心旺盛,欲打造一個超越世上所有共產制度的國度。

所幸,越南於1979年推翻赤柬政權,建立柬埔寨人民共和國,將國旗中的三塔吳哥窟改為五塔。但紅底依舊,佛不復返,民族之紅也不復存在,仍是充滿暴戾之氣的赤色,此時的政權更不被國際承認。

1989年越南撤軍,國名改為柬埔寨國,準備揚棄共產思想,國旗遂加上代表王室的藍色,紅藍各半,政府、民族都還在相抗衡階段,但吳哥窟具體化了,只是佛仍舊沒有歸位,渾沌未明的年代,信仰中的安穩日子也尚未歸來。三年後恢復君主制,當局將國旗改回上下藍條,中間為紅底,再擺上白色三塔造型的吳哥窟。王室、民族、佛都回來了,回到原點,但因內亂而受傷的柬埔寨人回家了嗎?

沒有身分的人才能回家

赤柬統治時期,撤離金邊200萬柬埔寨人,下鄉勞改,強迫柬人不能擁有知識、權力、身分和過去,必須成為新人民。在赤柬政權下坦白過往的人,舉凡教授、醫生、老師或知識分子,都由戴著紅色格紋頭巾的赤柬分子將其帶往黃泉路,一去不返。時至今日,不管是在夢裡或海馬迴,許多柬埔寨人還是不敢隨意懷想過去、敘說往事,他們希望那些事放在集中營氧化或埋在土中分解吧。噤聲則是赤柬時期自保的方法之一,《殺戮戰場》(Kiling fields)配角普朗在劇中有句感性旁白:「當時只有沉默的人才能存活。」沉默數年,靜待佳機,普朗逃離赤柬管控,奔逃於田間、林間,一路上屍橫遍野。雖然知道可能隨時死於路途,還是得繼續向前。此前,他是翻譯、記者、有妻有子,這些卻是赤柬不允許存在的舊身分人民。若想找回真正的自己,他就得一路跌撞地重拾身分和過去。普朗的劫後餘生畢竟只屬於少數人,許多人的血親屍骨至今都還下落不明,他們的過去都散落在普朗行過的鄉間小路了。拋開電影身分,真實世界的普朗(本名吳漢潤)是名醫生,確確實實也是赤柬時期的倖存者。

三年八個月後,赤柬垮台,柬埔寨人少了四分之一。柬埔寨人迎來的不是脫離苦難的喜悅,而是被迫加入另一場正視過去不堪的心理戰爭。這仗一打就是三十六年,直到2014年赤柬領導人喬森潘(Khieu Samphan)與農謝(Nuon Chea)被判終身監禁,才結束這場學者稱為「自相屠殺」的悲劇。赤柬時期,他們若在街上遇到綁紅色頭巾的人,這群生於同一片土地的人下一秒便拿出刀械架在對方脖子或臉頰、把槍口抵在額頭並斥喝:「把身上所有東西都交出來。」死亡的關鍵是,把過去和身分也都交給紅色軍團。

有些人是來不及交代過去的,囚於金邊S-21集中營的人或許也根本不想擁有那段過去。當時二萬人被囚禁,最終僅七人倖存。《遺失的映像》透過人偶再現集中營鞭打、電擊、鑽腦等酷刑事實,不血腥、不特別真實、不消費痛苦,卻血淋淋地召喚了過去的記憶。導演潘希提(Rithy Panh)透過人偶試圖建構出一段段模糊的前塵往事,因為當他鼓起勇氣要去尋找關於赤柬的紀錄時,卻發現只剩下歌功頌德的宣傳影片,刻骨銘心的苦難經驗被有系統地銷毀,蕩然無存。人偶代替人體是很巧妙的符號替換,取代有血有肉的受難者重新建構過去,不發一語地沉默控訴痛下殺手的同胞。畢竟沉默的人才能存活。

洞里薩河畔的鏽蝕往事

S-21集中營博物館曾展示一幅由赤柬受難者人骨組成的柬埔寨地圖,地圖上染成血色的湄公河提醒後人這段慘烈歷史,後來當局考量太過殘酷而撤下。地圖幾乎每一處都是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提及的刺點,每個人都可以自動延伸、想像悲劇。但面對死亡的恐怖不在於血腥或殘酷的事實,而是自身的反省與體悟,可是柬埔寨人何以能勇敢回想?又如巴特描述,看著影像中的人事物,感受失去的絕對不只有生命,而是抽象的情感,愛、恨或其他。也許我們轉身就忘掉這些血腥舊事,但有人忘不掉也不想緬憶,進退兩難。

五年過去,我始終還沒有機會去趟柬埔寨。那天中午,阿龍其實跟我說了一些關於自己過去的事。他以前住在湄公河中游,車程半小時可抵另一條河,幫家裡購買海產魚貨。他也偶爾會繞到金邊追時尚、趕潮流,但年紀大了以後,比較喜歡和母親在鄉村走走,回味童年往事。但一談到舊事,他的母親許多時候都沉默不語,因此關於父母的生平他知道的很少。

原來貫穿柬埔寨國土的湄公河流域,在接近金邊處和「洞里薩河」匯流。這條河就是阿龍購買魚產的地方了。因長期沖刷紅土,河水成鐵鏽色,上游是東南亞最大淡水湖「洞里薩湖(Tonlé Sap)」。雨季時,湄公河水會經洞里薩河,回流至洞里薩湖。魚產甚豐,數萬人傍水而生,因此有柬埔寨之母的別稱。再往湖的北邊走一點便是阿龍指著別章,欣喜推薦的吳哥窟了。

一回神,夜幕低垂,已經回到清萊。下車後我抬頭望著清晰無比的暗夜星空,看盡過去血色歷史的星星依舊和緩地閃爍明滅,似乎那一切都沒發生過。其實,那天阿龍始終沒說為何離開柬埔寨,但他說一年總會回家一次。我才猜想阿龍內心不知拉過幾次紅色簾幕,掙扎要不要告訴我在柬埔寨過去生活的一切。也可能試圖在暗房的紅光下洗了好幾次回憶的照片,或模糊不清、或被歷史顯影劑食空,成為一張一張空白。

日子一久,我想這些也不太重要,無法思及過去的柬埔寨人都得了赤柬症候群,但也漸漸好起來了。金邊被一群紅色大軍孤立時,阿龍剛出生不久,他對那段時間的記憶一定很模糊。那天正午,他還願意笑著跟我分享家鄉的一些事,一點也好,他那一輩是有過去的柬埔寨人了,其他人也慢慢會有吧。

柬埔寨人對赤柬時期的記憶如同身處洞里薩河,往上游走,可到微笑高棉,尋求平淡、安謐;往下游去,雖然紅色高棉已經消失,但過去的苦難往事都是從金邊開展。歷經那時代的人不想順流而下、重拾過去,又不可能完全捨棄過去逆流而上。因此多數人選擇駐足,看著過去熱鐵烙膚般的記憶從紅色慢慢氧化,變成鐵鏽色,等待還原、療癒。

聯副/劫難文學赤柬篇/2016/6/23

王健壯:蔡英文留下的第一項憲政紀錄

蔡英文留下的第一項憲政紀錄

王健壯

蔡英文總統可能並未警覺到,她的國安團隊幕僚在處理馬英九赴港演講這件事上,已經替她留下了一項負面的憲政紀錄。

馬英九被總統府禁止赴港後,他的辦公室曾經發出了一份聲明,其中有這樣一段話:「總統府在馬前總統提出申請後,曾在本月六日晚間七時二十分,發函要求馬前總統提供本次活動的與會人員名單和背景資料,並要求事先提供講稿內容等相關資料,馬前總統均已全部照辦」,這段話雖被多數輿論忽略,但如果所言屬實,卻是蔡英文負面憲政作為的具體證據。

總統府依法當然有權要求馬英九提供行程等資料,但要求他事先提供講稿內容,目的顯而易見就是要審查他的講稿內容。但總統府應該在馬英九預定演講的六月十五日前,就把他的講稿內容也列為審查項目之一嗎?當然不應該,因為這樣做,就是對他的演講內容進行事前審查,這是不折不扣違反言論自由基本原則的事前審查。

政府不應對言論內容(包括任何人的言論與任何類型的言論)進行事前審查,否則即有違憲之虞,不但見諸大法官六四四號等多項解釋,也早已是眾人皆知的憲法常識,蔡英文的國安幕僚豈有不知之理?退一步說,她的國安幕僚或許會辯稱,他們祇是事前審查馬英九的講稿內容,並未事前限制他的講稿內容,何來違憲之虞?但這是知法玩法的詭辯修辭。

更何況,馬英九赴港乃是公開而非秘密演講,秘密演講不為外界所知,也許事後難有證據追究言責,公開演講卻是字字句句當場天下即知,蔡英文若真認為其中確有洩密等違法內容,大可在事後依法追究,怎麼能以確定有違憲之虞的事前審查手段,去處理他們自認恐有洩密之虞的疑慮?

事實上,懷疑馬英九有洩密之虞,就是蔡英文幕僚要事前審查他講稿的主要動機,最後也確實成為禁止他赴港的重要理由。但講句難聽話,馬英九即使再爛再笨,但會爛到笨到大搖大擺跑去香港洩密國家機密,不但讓自己觸法,也讓天下人唾罵他嘲笑他嗎?而且,真有洩密犯意,天下之大,何處不能洩密?洩密方式之多,又何需在一場公開演講中為之?蔡英文團隊未免太低估了馬英九,也太羞辱了他。但低估他沒什麼不可以,羞辱自己國家才剛卸任的總統,卻絕對不應為之;吐別人口水,結果卻濺回自己臉上。

政治學有所謂「政治臆想症」的說法,意思是指政客總是活在妄想中,妄想他的對手整天在搞不利於己的陰謀,也妄想他的對手一言一行都出於或隱含惡意動機,久而久之遂身陷陰謀論思維而不自知,陰謀論也因此而成為制約他們決策作為的重要依據;國民黨政府過去有人如此,民進黨政府現在也有人這樣,這是台灣政治文化的悲哀。

蔡英文禁止馬英九赴港的四點理由,以及在審查過程中的決策作為,其中所曝露的重要訊息,絕不祇是她的政府團隊對卸任總統完全缺乏信任而已,而是她的政府團隊在維護憲法精神與改變政治文化這兩件事上,顯然嚴重有所不足。

可惜的是,蔡英文本來可以作出與她國安幕僚不同的決定,但她應為而未為,失去了一個可以在她執政初期就留下正面憲政紀錄的機會。

(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聯合報/名人堂/2016/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