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刘晓波先生纯文学散文作品,惊现《倾向》杂志

罕见刘晓波先生纯文学散文作品,惊现《倾向》杂志

 刘晓波:我想以一次热血沸腾的殉难来拯救陷于深渊的灵魂
    
    ——中国地下文学流亡文学文献馆发布刘晓波作品

    
中国地下文学流亡文学文献馆7月10日在脸书专页发布病危中的作家、独立中文笔会创始人之一刘晓波早年在流亡文学杂志《倾向》发表的散文《只身面对大海》原件图片,此为刘晓波一生从事写作以来罕见的纯文学散文作品。在出版于1994年的该刊作品中,刘晓波启示性、预言性地写道:「我想以一次热血沸腾的殉难来拯救陷于深渊的灵魂」。
    

(注:中国地下文学流亡文学文献馆由作家廖亦武、贝岭、孟浪于2016年5月16日发起筹创;贝岭、孟浪和刘晓波均为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现名独立中文笔会)创始人,贝岭、孟浪亦为1993-2000年期间刊行的《倾向》文学人文杂志主办人)
中国地下文学流亡文学文献馆脸书专页发布的内容如下:
【刘晓波·稀见散文作品《只身面对大海》】
 
站在海边,一个人就一个人,只一个人。
渺小面对无边的辽阔时的弱不禁风,使人陷入一种近乎绝望的境地,无论我的声音有多大,海的冷漠都会使它渐渐地消失,像一缕轻烟、一声叹息、一个醒时回味无穷的梦。
······我想以一次热血沸腾的殉难来拯救陷于深渊的灵魂······
——刘晓波《只身面对大海》(原载《倾向》文学人文季刊,总第3-4期,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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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刘晓波《只身面对大海》起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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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刘晓波《只身面对大海》结束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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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倾向》文学人文季刊总第3-4期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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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倾向》文学人文季刊总第3-4期扉页

【图5】《倾向》文学人文季刊总第3-4期目录

(图片来源:「中国地下文学流亡文学文献馆」脸书)

博讯首发/2017/7/14

訪孟浪,介紹「中國地下文學流亡文學文獻館」

訪孟浪,介紹「中國地下文學流亡文學文獻館」

編註:中央廣播電台「政經為人民服務──楊憲宏時間」主持人楊憲宏,ˋ於6月訪問了筆會會員孟浪,介紹由筆會三位會員貝嶺、孟浪、廖亦武於去年籌設的「中國地下文學流亡文學文獻館」一年來的努力成果。該訪問視頻於 2017-06-21 00:35:00播出,音頻鏈接網址為:http://radio.rti.org.tw/program/detail/?recordId=88。

「焦點訪談」──訪中國流亡詩人,「獨立中文筆會」會員孟浪先生

對已經民主化的台灣來說,充分享有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年輕朋友,可能很難想像所謂的地下教會或地下文學,沒錯,「地下」是相對於官方而言,在極權專制的中國大陸,的確是有地下教會,地下文學的傳統也一直是綿延不斷。

地下文學的作家有時被稱為反動文人、異議作家、地下詩人、匿名作家、或是抽屜文學寫作者、未被官方承認的作家等等…,他們留下的文字經常被國家警察用最快的方式收繳,或者,由於極權統治的殘酷而被作者自行銷毀,然後以最快的速度遺忘…幸好人類誕生了互聯網(Internet),讓這些不見經傳,甚至在一般的鉛字記載中也極少出現的作家和文學作品,有了重見天日的一線生機。

去年5月16日,也就是在文革爆發五十週年當天,「獨立中文筆會」三位知名詩人和作家廖亦武,貝嶺以及孟浪共同發起「中國地下文學流亡文學網絡文獻館計畫」,希望徵集,收藏,整理從1949年以來,特別是文革時期以來50年內流散在海內外的獨立文學出版物,印刷品,手抄本、照片、甚至聲音影像等文獻,以見證中國獨立作家在過去半個多世紀歷史進程中的足跡。

今天節目我們請孟浪和大家介紹去年發起成立的“中國地下文學流亡文學文獻館”,同時也談談經過一年多的努力,這個文獻館有哪些成果。

2017年6月21日播出

孟浪/ 文學大逃亡

  文學大逃亡

 孟 浪 ·

【明報文章】編按:香港回歸二十年紀念馬上到來,「紀念」免不了讓人陷入回憶。今日本版作家孟浪,用六四民運串起九七回歸前後的記憶,香港的「回歸」與作家的「流亡」形成鮮明對比。如果向前看,不知林鄭認為的「最理想的班子」,又能否讓香港人盼來「最理想的日子」?

八九「六四」事件發生後第8年,遭逢香港九七「七一」回歸。

「六四」事件因國家暴力血腥鎮壓北京學生、市民而震驚世界,及引發事件參與者或受害者的大逃亡,也由此掀起形成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最大規模的文化和政治流亡潮。其震蕩效應當年也持續強烈衝擊作為逃亡或流亡的主要「安全走廊」之一的香港。

在這一波流亡潮中,文學流亡者的由來亦譜系甚寬,從長期在體制外從事獨立寫作的民刊(民間)詩人和異議作家(如詩人多多等),到因事件爆發而與官方體制宣告決裂的「作協」、「文聯」系統作家知識分子(如作家劉賓雁等);其中一些人士是「六四」爆發前已在中國境外者,因而選擇滯留、避難,從此不歸。1990年在挪威復刊的《今天》文學雜誌和1993年在美國創刊的《傾向》文學人文雜誌,於1990年代及千禧年之交,先後成為中國流亡文學最重要的標桿性出版物,當時一度發生,這是不可否認的文化事實(之後至今的命運流變當可另作評說)。而由嚴力、王渝、艾未未等1987年在紐約創辦的《一行》詩刊,出版25期(2000年停刊),集聚了一大批中、港、台及海外作者,跨越「六四」和「七一」,則是中國流亡文學、離散文學和地下文學三位一體在全球化語境中自1980年代到新世紀劇變時代罕見的複合範本。

「回歸」前後的香港曾經先後成為包括《傾向》在內的若干流亡刊物的印刷、發行、集散地;本土的《九十年代》、《開放》及《前哨》乃至《明報月刊》等刊物也不同程度地發表過流亡作家或帶有流亡色彩的文學作品。身為參與創辦和編輯《傾向》文學人文雜誌的主要當事人之一,筆者經歷和見證了這一過程,《傾向》自1993年創刊至2000年停刊一共出版的13期雜誌中,第1到第5期及第9期均在香港印行,青文書屋、金石圖書、田園書屋先後做過發行代理。支聯會也曾幫助多期《傾向》雜誌出版後往中國大陸郵寄、傳播。1999年2月底、3月初,香港「回歸」才一年多,筆者從美國到台北參加國際書展返程經香港稍作盤桓,曾往灣仔的青文書屋,為雜誌事務訪晤店東羅志華先生。當時由幾位香港在地詩人開辦在旺角的東岸書店,也是中國流亡文學和地下文學通過香港傳播與交流的主要窗口之一。

2001年筆者曾與貝嶺、劉賓雁、鄭義、劉曉波等發起創辦中國獨立作家筆會(簡稱獨立筆會),在美國波士頓成立,以海外的流亡作家和中國國內的異議作家為主體的聚合,形成了中文自由寫作於新世紀之初至今在全球化語境中的獨特景觀。獨立筆會主辦的會刊《自由寫作》網刊自2005年年底創刊,為會內、會外很多流亡作家以及中國國內的自由作家發表作品提供了平台,筆者參與主持該刊9年,與筆者一起合作的執行編輯、現流亡泰國的作家王一樑功不可沒。

獨立筆會多年來也曾在香港舉辦年度活動,頒發自由寫作獎、林昭紀念獎兩個重要獎項(最近一次則是2016年由詩人王藏、作家曾金燕分獲此二獎,頒獎移至台北進行),並舉辦主題研討會,使不能或不願回國(回大陸)的流亡作家和居住大陸、處於受壓制狀態的異議作家聚在香港這個難得的「飛地」,溝通、交流、切磋,暢所欲言,自由發聲。2010年3月,獨立筆會年度活動中的研討會,主題即為「文學與公民社會」,由筆者主持並引言,香港作家梁文道、台灣作家張鐵志受邀作主談嘉賓,香港經驗和台灣經驗為流亡作家和中國國內的自由作家開闊了視野並提供鏡鑒。

而在集群性、聚落性的公眾社團活動之外,由個人形態艱困操作的獨立出版也一直試圖為中國流亡文學拓開更多一些的可貴空間。在台北的傾向出版社、自由文化出版社,在香港的溯源書社(一度還有晨鐘書局)等,過去若干年來做了一些努力;從《詩與坦克》(晨鐘,2007)到《作為見證的文學》(自由文化,2009),從《策蘭詩選》(傾向,2009)到《致命的列寧》(溯源,2017),都是這樣一些努力在中文世界為流亡文學傳播留下的印記刻痕。儘管自2015年「銅鑼灣書店事件」發生後,香港的出版自由、言論自由面臨九七「七一」回歸以來最為嚴重的惡劣狀況,但對自由的爭取和捍衛,無論是寫作、言說,還是出版和傳播,香港仍然是不可讓渡的第一線,每一位願意在那裡發出聲音的作家便是一座不可征服的心靈堡壘,審美精神和批判精神的曳光永在。去年5月16日,「文革」50週年紀念日,筆者與廖亦武、貝嶺三人發起「中國地下文學流亡文學文獻館」創設啟動,申明海外流亡文學參與嘗試重鑄中文人文界知識和思想的精魂的努力,體認到不安、顛沛的中文寫作者在中國以外獲得的某種安頓的幸運,強調這種幸運也仍由自由文學精神的無畏高揚、文學文本的強大支撐賴以存續。 

在上述較為讀者熟知的中國流亡文學發生地香港、台灣及北美、歐洲之外,自「六四」事件以來,在日本、在澳洲,也有屬於流亡文學或帶有流亡色彩、離散性質的文學刊物存在,但多年以來被中文世界忽視,在港、台坊間似「聞所未聞」,筆者認為文學史家和觀察者不容錯過。「六四」後一年零四個月,1990年10月,一份名為《荒島》的文學雜誌由一些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於大阪創辦,創刊號中推出的兩位旅日作者的詩作《雨景和逃離的過程》和《空船》,具有明顯的因上一年事變波及未平、難以釋懷的情結或餘緒,編者在《創刊的話》中則稱,「由於無法選擇的原因,我們共同感受到中華文化面臨的艱難處境,共同感受到中國嚴峻現實對文學者良知與耐力的考驗。」其中時代語境的緊張感不言而喻。為中國流亡文學乃至地下文學在日文世界的傳播作出重要貢獻的是創刊於2000年的中、日文雙語文學雜誌《藍》,由旅日中文作家劉燕子等主持,2006年停刊,共出刊21期。遠在澳大利亞,由1991年開始旅澳的詩人歐陽昱主持出版的《原鄉》在1996年創刊,至今已出刊到第20期。主編歐陽昱表示,「我們對在中國能夠出版的東西毫無興趣,只對在中國出不來的東西、足夠好或足夠壞的東西感興趣。」2017年出刊的最新兩期分別刊載他在中國不可能被允許出版的長篇小說《她:一部關於小說的小說》和詩集《入詩為安:一首不可能翻譯成任何語言的詩》,歐陽昱明確告知筆者,《原鄉》雜誌屬於離散文學的同時也屬於流亡文學。

自九七「七一」回歸以來,在香港和台灣出版的可以歸類於流亡文學的單行本作品,文學作品如小說《北京植物人》、《肉之土》、《陰之道》(以上馬建著)、《一個大童話:我在中國的四十年》(遇羅錦著)、《拉薩好時光》(朱瑞著)、《毛時代的愛情》(廖亦武著)、《獨夜舟》(歐陽昱著)、《一個藏族女孩叫阿塔》(張樸著)、《六四詩選》等,非虛構作品如《我的反動自述》(又名《出中國記》,康正果著)、《證詞》(廖亦武著)、《六四日記》(封從德著)、《梟雄與士林》(李劼著)、《放逐的凝視》(文海著)、《敵人是怎樣煉成的》(寇延丁著)等,向世界呈現和敞亮了從「六四」到「七一」以至新世紀17年來仍在整個中文世界處於某種遮蔽狀態、尚待繼續揭開的難得一幕——中文寫作中自由意志申張、審美和批判精神無礙高揚的基礎性、啟動性凡例,或已然寫在朗朗文學天空的公開秘訣。

         2017.6.12

 

盛雪:向死而生的时代默然肃立 ——获颁乌鸦诗歌奖答谢辞

天气预报说,加拿大的这个冬天将会漫长而酷寒。我从温暖的澳大利亚回到多伦多已经是11月下旬,雪还没有下,但我内心很静,很定。

诗友江南和朋友来访,不仅带来了南方的暖意,还带来了意外的惊喜。他任社长的《北美乌鸦诗社》,将首届乌鸦诗歌奖颁发给我。在这个诗性严重缺失的时代,在这个血腥染满眼睛的时代,在这个审美能力遭废弃的时代,在这个暴力统一了情感的时代,感谢江南先生和《北美乌鸦诗社》,在酷寒袭来之前,送来了安慰和温暖。

我的诗歌创作从七十年代末开始,那时还没有机会读到什么好诗。这些年,虽然生活忙碌,世事变迁,但一直有诗歌相伴。江南先生问我:“是否写诗已经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我说:“不,写诗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在《雪魂飘隐处 满目尽葱茏》中介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写诗的心境和情境:“诗歌那时是我暗淡无光的生活中一盏暖暖的灯,是我寂寞无趣的日子里一个秘密花园,是我孤独无依的旅程上一排环翔的信鸽。诗歌是我的密友、谈伴、情感的依靠。诗歌是我真情的宫殿,挚诚的楼阁”。时间的洪流洗礼和侵漫了人生的大部分领域,但情怀不改,诗性仍在,我总会在一些陡然怔忡的时刻兀自感慨。

我,是幸运的!我的诗,是幸运的!
近三十年,关注人权、从事民运、人道声援、游说请愿、举办会议、演讲座谈、坚持写作、抨击共产、新闻采访、专栏评论、紧急救助、街头呐喊,支持蒙维藏,关怀良心犯……,我一路疾行,无暇他顾,更疏于与人联络情感,没能向那些天涯海角或近在身边的我诗歌的共鸣者致谢。在此我一并鞠躬感恩。

2006年,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刘真大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我的诗,非常喜欢。后经黄河清兄穿针引线,我们开始电邮交往。她得知我想在国内出诗集,于是不辞辛苦到处奔波替我找出版社。一个出版社看了我的诗稿之后,决定拿下一个预定的出版计划,出版我的诗集。但是到了国家出版总署这一关,立即遭到拦截,出版社也遭到责难。我的诗集没有能够出版,中共公安、文化、出版三部委仍然聯合发布文件在全国查堵。

刘真大姐在《<觅雪魂>的另一种荣幸》中写道:“在一个无诗的时代,《觅雪魂》能够脱颖而出,可谓当今诗坛的一大幸事,而且在所有的诗集都面临默默无闻的命运时,这本《觅雪魂》却受到了国内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查堵,国内大小媒体,无一遗漏地传达了文件通知,严禁出版、发表或转发盛雪的《觅雪魂》,盛雪及《觅雪魂》一下被国内所有传媒人所知晓,这本还未出版就遭禁的《觅雪魂》,凭藉这种力量,迅速地走遍了祖国大地,而且成了许多人关注或寻觅的对象。这种客观的效应,不能不是《觅雪魂》的另一种荣幸!”

我1989年8月抵达加拿大,自此走入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行列;自此,我的绝大多数时间、精力、智慧、思考、金钱、行动、人脉,也都投入到了这场事业。我的诗歌创作成为在机场、车站、会议间隙、无奈等候等寂寥一刻,心绪不期然的飞扬。

诗歌写得少了,好在总有些非写不可时刻。我的诗是幸运的,获得了令人潸然泪下的共鸣。智慧而美丽的女作家北明在《丢失后的残字》中写道:“就是这些诗,在每一个平庸的日子,每一个平凡时分,收集着散失的文明碎片,连接着隔绝的村落,表述着我们内心的独白,抚慰每一个孤独的灵魂。也是这些在心灵的荒郊野外飘荡的残字,在白天和黑夜,在流亡途中,在异国他乡,记录着我们个人和民族的苦难,坚守着我们的人性,让不幸受难的生命在我们的怀念中复活,从而使阳光君临我们内心和这个社会。千年暗室,一灯可明。这是盛雪这本诗集的功能。”

被誉为民运理论家的胡平先生在《推薦盛雪詩集<覓雪魂>》中,从一个民运同道的视角解读了我的独白:“作為知名的民運人士,盛雪也遭受過很多誤解乃至惡意的攻擊和誹謗,但她能不動聲色,淡然處之。然而正如她一首小詩所說:"只是能夠承受打擊/並不是感受不到傷害",此所謂堅強。此等堅強,令人肅然起敬。”

2008年3月在香港的诗集发布会上遇到作家盛慧。这位外表文秀恬淡,略显腼腆的年轻人告别后,居然写出一篇《盛雪诗歌的兵器谱》。读着这独特而传神的诗评,我禁不住大声笑起来:“说实话,我虽然习诗多年,但对于当下的诗歌是极不满意的,很多诗人像巫师,对于他们来说,写诗就像念咒语,语言像是花拳绣腿,虽然极尽华丽,但读完之后,却如坠入云里雾里,不知所云。盛雪的诗,却迵然不同,她让我感到了久违的痛快淋漓。读完诗集,我耳边回绕的竟是清脆的兵器之声,我深知,对于一个自由的骑士和民主的斗士来说,诗歌就是她手中的兵器,在我看来,她最得心应手的是:飞镖、快刀、断魂枪和流星锤这四样兵器。”

不少朋友说,在陈奎德为我的诗集写序之后,为我的诗写评介是困难的:“恍如在古老诗国的上空,黑森森的天穹下,我看见了一片洁白雪花,正在熊熊燃烧。红裹挟着白,闪烁在无边的黑幕中。那就是诗,盛雪的诗,以红、黑、白三色为主调的诗。以古韵和今语连缀的新诗,在诗歌衰微的时代,她倔犟地出场,身披浸透二十世纪血泪的三色衫,上承古贤,下开新篇,百折不回,寻觅雪魂,复兴诗心。‘虽千万人,吾往矣’”。 是的,陈奎德先生洞悉古今的穿透力和俯瞰苍生的大慈悲,汇聚成文字,流泄于笔端,我只有默默顶礼。

江南先生介绍说,诗社之所以取名“乌鸦”,是有感于乌鸦是自然界中一种向死而生、反哺报恩、特立独行的禽鸟。诗社以此立意,寄望于,诗人既有追求自由,热爱真理,敢于抗拒暴政恩典的勇气;也有怀德感恩,心存大爱,拥有不惧孤独苦难的秉性。

感谢还有江南先生这样的诗人,有北美乌鸦诗社这个的处所,还有一批狂妄着理想狂妄着太阳的追梦人。

我深知,我们正处在一个向死而生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如此悲壮而倔犟的出场了,我们已经别无选择。

2016年12月6日

陳東東:与“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相关的几个段落

(摘自书稿《游侠传奇》)

 

《深圳青年报》《诗歌报》“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

……

青年诗歌运动差不多形成了一派地火,并且分出许多流派。创刊于1985年的《他们》杂志集结起南京、昆明、西安、上海、济南和福州等地的韩东、小君、小海、于小韦、于坚、丁当、王寅、普珉和吕德安等诗人,被认为形成了“他们诗派”。跟《他们》在同一年创刊的《圆明园》集结起北京的黑大春、大仙、刑天、雪迪等诗人,成立圆明园诗社,形成了“圆明园诗派”。据说贵州那儿以黄翔为首也有个诗歌团体,成员们曾经挟着一大捆自印的诗报到北京,冲进诗刊社,展开一面近两米长,半米宽,镶着黄流苏的紫色平绒大旗,旗上八个遒劲的大金字:“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十分骇人,十分了得。贡献流派最多的是四川,有“莽汉主义”、“整体主义”、“非非主义”等多种花样,尤其“非非”,从宣言到理论到杂志,形成更为自觉张扬的自我塑造和推广模式。1986年6月,我收到不知是谁寄给我的一册《非非》创刊号的那天,正有个浙江缙云的诗人(他后来成了一个律师)到我家来。他大为惊奇于这个流派的横空出世,一边翻看杂志,一边喃喃“厉害……厉害……”。他翻看完了,我也抢过来翻看,一面赞叹说“壮观”,一面又想,要是将我投入到目标那么明确、纪律那么严整的诗歌写作流派之中,我一定会受不了。


  八九十年代的部分民间诗刊

……

这年4月,西川为了帮《山西文学》的诗歌编辑、诗人潞潞组当年第八期“诗特辑”的稿子,给我写来了一封信。当时我仍未在正规的刊物上发表过诗作,所以对西川的约稿很重视,抱着希望。《山西文学》的这个“诗特辑”后来并未弄成,不过我跟西川开始了通信。西川是那种在书信里认认真真跟你谈诗的朋友,常常会写来一些长信。跟他通信之前,我从未遇见过那么认真地跟你讨论诗歌话题的人。有一次来信,他在几张抬头印着红色“最高指示”的信笺上告诉我,已经把刚刚油印出来的《麦地之瓮》,他跟海子的诗歌合集寄给我了。在那封信里,西川写道:

我发现,一切优秀的诗作中有三种因素是不可或缺的,这三种因素是①机智(指遣词造句),②智慧(指思维方式),③真理(指思维的结果,我更倾向于有结果的可能,而没有固定的格言式的警句)。北京有一个叫阿海的人,认为你的诗中有强烈的形而上倾向,使你区别于王寅和陆忆敏;我对他说,诗歌的“形而上”恐怕不同于哲学的“形而上”,在哲学中一切是肯定的,在诗歌中则有伸缩性,诗的“形而上”所凭籍的更多是直觉的智慧,是猜测。平时的思考是不可少的,如宋人严羽所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致。”我觉得我们是应在艺术与思想之间做一种调和,使我们的思想不至太显,使我们的艺术不至太空。

阿海即桂敏海,第二年我在西川家跟他见面,成了朋友。而在认识阿海之前,在西川写来的信里,我常常把他跟海子搞混。

西川信里的这些说道,不久被他写进了他自称“西川体”的“艺术自释”或“宣言”(在这一年《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上),后来的一些通信,在这方面的讨论更为多样和深入。并且,我看到,出现了一些倾向性比较一致的诗人,不——当一种倾向性明确起来,具有这种倾向性的一些诗人得以相互认出。两年后我跟西川等人创刊《倾向》,这种诗人和诗人的相互认出是很重要的动因。

 西川和阿海

我的一首写于1984年的十行短诗《远离》,发表在了《新观察》杂志上,这是我的诗作第一次被正式刊用。那是一个更年轻的诗人们的小专辑,发表在一起的还有柏桦、吕德安等人的诗。我不记得是谁将那本《新观察》杂志拿给我的,但记得那个人告诉我马高明编选了这个专辑,并说有十块钱稿酬。这十块钱,我传说中的第一笔稿酬,我至今没有收到。

诗人大仙也开始跟我通信,他在《北京青年报》工作,以本名王俊发他作为体育记者采写的稿子。有一次他来信预告说,丁玲和牛汉主持的《中国》杂志将要发表我的几首诗。没多久,不知是谁从我的《眼眶里的沙瞳仁》里选出的《骑手》等几首诗,就出现在了某期《中国》杂志上。《中国》杂志据说是丁玲复出后想要对抗文艺专制而动了许多脑筋走了许多门路出版的一个“民办公助”的文学期刊,从1986年开始,陆续刊发了几期比“朦胧诗”一代更年轻的诗人们的作品。此外,远在吉林省辽源市的《关东文学》杂志,也在宗仁发的主持下开始刊发“第三代”诗人们的作品。

尽管《中国》等刊物已在择要发表青年诗歌运动中一些诗人的作品,但当时形势,连算是被半推半就地“地上化”了的“朦胧诗”诸人,也还是难以正常发表作品和公开表达其思想观念,更年轻的青年诗歌运动中的诗人们,则更加没机会。压抑带来的窒息感,不能不让诗人们时有夺话语权的冲动而欲爆发。所以,当徐敬亚在《我的邀请》里说“中国诗歌继续流浪……要求公众和社会庄严认识的人,早已漫山遍野而起。权威们无法通过自省懂得并接受上述事实……我欲在《深圳青年报》副刊上举办一次‘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或称‘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雏展’……没有宣言可以写宣言,没有主张可以写主张。无体系的,可以筑之!”——这封发自深圳的信,就立即得到了热烈的回应。

    八十年代“漫山遍野而起”的诗人群像

10月底,有一天,孟浪背着双肩背包来我家里,让我看《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我发现陈东东被列在“海上诗群”的名下——而那个“海上诗群”宣言,我这时才第一次读到。黄昏里孟浪走进中南新邨的样子我记得分明:披肩长发,大胡子,仿特种兵制服的“兰博衫”和大头皮鞋,孟浪迈出的步武比他的诗句还要坚定、快捷、铿锵。一个正端着畚箕往弄堂口去倒垃圾的老太婆完全被孟浪给吓住了,她收拢脚步站在原地,畚箕举到胸前,两眼迷惘地追随着孟浪,直到他拐进了弄堂底里的18号门洞。我当时就站在门洞上方的一扇窗前,心想我所见的这个画面,倒是可以用作青年诗歌运动的海报。

青年诗歌运动终于有了个喷射的口子,并且,看上去,参与到大展之中也就是参与到创造历史的行列之中。那天晚上,电视里正播一部1979年以后解禁重映的电影《大浪淘沙》,其中一个场景,逃到武汉的土豪讲起上世纪二十年代发生在湖南的农民运动,大声抱怨说:“糟得很!”要是被大踏步的孟浪吓住了的老太婆一流的人物也在读着“诗群大展”,大概不会像我那般开心,而要大声抱怨说:“糟得很”了吧。会有这样的想象,大概我的确把青年诗歌运动跟那场农民运动作了不恰当的类比——那天晚上,我觉得,《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排得满满的“群体大展”上,各个流派分得的一块块挤在一起不留缝隙的版面,太像是一次土改后的瓜分结果了。后来我听说柏桦、孙文波、潘家柱、傅维、向以鲜等人创办一种叫《红旗》的油印诗歌杂志,扉页上印两句诗:“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不禁哂然。

                         诗歌战士孟浪

大展后来被定性为宣言大于作品的呈现。对曾经的青年诗歌运动而言,那是真实情况的呈现。宣言夸张地说出观念和理想,是否说清,是否说对,并不是运动中的诗人们关心的重点。重点在于,说出了就是胜利。而这种艰难的、轻易的胜利,也让这场青年诗歌运动在大展迭现的高潮里退潮……

我没有马上去读孟浪送来的那几份报纸上的诗歌作品,而是颇能体会编者和作者的用心,津津有味看那些宣言。上海方面,除了“海上诗群”(陈东东、默默、刘漫流、天游、王寅、陆忆敏、郁郁、孟浪等人),还有“撒娇派”(京不特、胖山[王依群]、锈容[默默]等人),“主观意象”(吴非),“情绪流”(陈鸣华)和“城市诗”(宋琳、孙小刚、张小波、李彬勇)也参加了大展。被徐敬亚名作“红色幽默”的京不特“撒娇派”宣言最为出彩,引来一方面受到热捧,一方面又遭批判的戏剧效果。而1986年以后京不特的个人经历,更是充满了戏剧性。“城市诗”的那篇题作《实验与主张》的宣言让我注目了很久,因为它更接近我一直感兴趣的诗人、诗歌跟上海这座现代都市的关系问题。孟浪写得语焉不详、我事先并不知情的那篇“海上诗群”宣言,也关涉到这一问题。而在刘漫流后来补充提交给徐敬亚的另一篇“海上诗群”的“自释”里,我同意他开头那句:“上海有那么一些个人……”。刘漫流代言的“自释”,我也是在它发表以后才头一回读到。

来自上海青年诗人的这几篇宣言大概说出了这么个重点:上海的诗歌地理学,在截止于1986年的青年诗歌运动时期,已经作为一个跟现代性写作和美学的现代主义追求捆绑在一起的问题,被上海的年轻诗人们充分地意识。它的独特性在于这并非一种地域、地方意识,而是一种超越地域、地方性,甚至超越民族性和中国性的文明意识和“上海”意识,一种“上海的个人”意识。这的确因为上海这座都市诞生、成形和发展的奇特,这种奇特,在历史、时代、文化和现实的中国语境及全球化语境里都会显得更为奇特。它是否催生了独一无二的奇特诗意呢?

“大展”两年后出版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书影

……

在呈显那场青年诗歌运动的当时状况方面,“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做得极为成功。它喷射出那么多由宣言支撑起门面的五花八门的所谓流派,正好真实地映现了青年诗歌运动的虚张缭乱,让人检阅了如徐敬亚所说的,当时诗歌那“最空前的数量繁荣”。不过,冷静的反省也从热闹处开始了,“大展”后一段日子里我收到的诗人来信里,老是有“水落石出”之类的说法。这个“水”,大概指的是江湖之水吧。对于以流派、诗群、方阵和代际之前浪后浪纷纷扰扰的诗歌江湖,我虽然说不上厌倦(因我未曾真正参与其中),但旁观的兴趣实在已大减。而且,在我看来,八十年代最为常见的那种方式——常常聚在一起的一伙诗人创办一份油印或铅印的诗刊,然后集体为之写诗,集体出道,甚而大行其道,难免不是党的文艺方针的一个哈哈镜里的镜像;尽管它们也为缴械文革语言暴力,消解红色话语系统,颠覆官方言说模式颇多努力,却往往又会形成种种江湖的(是否可以如西川曾评价的那样说——黑社会的?)语言暴力、话语系统和言说模式。

我更相信诗歌写作只能是一个人的事情,无需写作的结盟(也不可能有写作的结盟)。它不是从拟好的宣言和既定的观念出发(或走向它们),而是从自我的出身、经历、体验、认知、性格、情感、兴趣、声调、呼吸、记忆、想象和生命状态朝历史与未来出发,去探险,去如履薄冰地走通诗人的鸟道,哪怕并不能走通……

“群体大展”让你再一次意识到你是在怎样一个当代诗歌的场域里写作。它的意义,有时候却似乎仅只呈现为一份各路诗歌好汉的花名册——十几年后有个化名百晓生的人在互联网上贴出一份当代诗人“一百单八将”的花名册,看上去也仍然是以“诗群大展”为底本的吧——拿着花名册,固然方便了各地青年诗人们声气互通,但是对照着看名字下面的诗作,却也往往就能大概明了这个名字在江湖上会是个什么形象,是否值得交往。这花名册的鉴别功用,于我实在要大于“联络图”。而时常收到的各处寄来的自印诗刊(油印的仍然不少,铅印的也已渐多),也往往起到花名册的作用。

……

一份未发表的宣言草稿

大概是受到“诗歌大展”铺天盖地的宣言的启发,也可能是要抵制那种铺天盖地,有一天孟浪向我出示了一份宣言的复印件。他告诉我这份会以九个诗人的名义发出的东拉西扯的宣言暂时只是一份草稿,还在磋商和修改之中,由于我也被列到这九个诗人里面,所以,孟浪说,就有义务也对它发表意见和动手去增删它。但是我没有宣言的兴趣,当时大概都没有认真阅读过那份草稿,当然就既未说出什么意见更没有动手去增删。后来,此宣言不知为何并未披露、发布,不了了之了。现在,它成了文献或文物,值得抄录在这里:

于坚、杨黎、丁当、胡冬、亚伟诸友:

初稿就由默默和我匆匆拟就了。我们的一位朋友已看过,并在原稿样上将提出了修改意见。希望你们都能在原稿样和这位朋友修改意见的基础上,再动些“手术”,大胆改,另起炉灶亦可,尽量做到能使大家都满意。你们的修改意见或就在此稿样上标出,或另纸说明;尽快寄来。然后默默和我最后统稿。(不要迟于11月5日)

                                                                 孟浪                                                              1986,10,20,凌晨

我就是海市蜃楼

                  ——九个诗人,一种宣言

 

荷马不死,荷马也看到了。

都聚在岸上,都看到了。身后是漫无目的蔓延的大陆。有的人刚挤进来,有的人还在来的路上,有的人才出发不久。路多得好像根本没有路,人多得好像根本没有人。我们就在其中。我们每个人都发现,在这片土地上把我们卷得无影无踪的就是道路。我们终于吐露说出:我就是海市蜃楼。

这不是一个梦。

这是一个寓言。一九八六年,中国的一个秋天,中国的九个青年,分别在不同的地方愿意共同写下了这些文字。和丹麦人基尔凯郭尔不一样,他当时独自埋头写下的后来被叫做哲学著作。

我们写诗。

我们这九个人目前居住的地方,并没有过于特殊的象征意义:昆明、成都、酉阳、西安、天津和上海。也由于很偶然的原因,我们成了在那里生活和写作的诗人,不管我们自己或别人怎样承认或不承认。

这是时代的境况,我们凝神又想了想,觉得情形是这样的。只是因为我们写作,至今仍然没有放弃诗,所以说这些说得像一个梦。

我们的诗,难道就是明晃晃的梦了吗?不,已经很不是了。在我们面前闪烁着奇异光芒的,是一个寓言。

在我们这些人中间,我们中有人说他写诗为了我们中国的梦,有人说他自己则是要粉碎中国梦,大多数人什么也没说。而所有人至今没有放弃诗。在我们坚硬的生命与硕大的世界之间,有一块飞地,那就是诗。激情没有消退,智慧仍在生长。

抽烟喝酒,或者不;打架骂街,或者不;乱谈恋爱,或者不;酷爱古典音乐,或者不;读点佛经,或者不;迷上了瑜伽术,或者不;留长发蓄胡子,或者不;穿戴得漂漂亮亮,或者不。[修改者:可以加上更富于特征的内容]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我们的生存方式,使我们得以与这个世界保持了完整的接触,并介入。这一切也不能不构成我们、就这样构成了我们的诗。

这是一个寓言。

我们听到过链索发出的神秘的声响。

我们读到过早于我们十年拿起笔写作的青年诗人们的优秀诗篇。食指、多多、北岛、芒克、江河,这一连串的名字结成了现代诗史中一连串铿锵作响的重要环节,这小小的一段历史之链艰难地牵动着一些东西,也捆缚了另一些东西。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催生了当代中国的现代艺术。

他们是看到他们自己的诗行中透出的血淤的,他们扭头看到了他们肩膊渐渐渗出的血。这是一个寓言。主要不是中国,是这个世界,太庞大了,太沉重了。

我们知道,他们也是往海边赶的、想走上岸去的人。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知道海市蜃楼是什么。

寓言确确实实是存在的。诗人指示了它的存在,确立了人类与寓言之间的相互位置。进入它!重要的不是进入历史,而是进入寓言。

他们不年轻了。我们也二十好几了,差不多都要二十五岁上下,作为男人,在中国这是个危险的年龄:做儿子已经太老,而做父亲又显得有些年轻,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成为我们自己。

常常是,很多人和我们一样都写诗。很多人和我们不一样。

更多的人,和我们不一样,都不写诗。更多的人和我们一样。

就这样,就在陆地上,在曾经布满兽迹和已经布满建筑群的地方,很多人、更多的人淹没了我们,反过来也一样,我们也淹没了很多人、更多的人。我们孤独了。我们一个个地孤独着。在数也数不清的灭顶之灾面前,“我就是海市蜃楼”的唯一的意义才显示出来。

作为诗人,我们是孤立无援的。作为人,我们看到了千千万万双向我们伸来的手。海市蜃楼,在人们目力最后勉强触及的地方,显示着它千真万确的、难以消逝的存在。

我就是海市蜃楼,不和谁靠得更近,也不和谁离得更远。诗,一望无际。

“我就是海市蜃楼”就是这样一个寓言:道德教条、礼伦禁忌已全部退出你的视野,在你体内涨满和在你体外遍布的只是愿望和行动——那大片大片的沉默。

因为我们面对着一个寓言,换一种说法,我们即将生活在一个寓言之中,我们才感到我们周围的一切都不确定,都无法确定。我们继续是寓言的制作者,继续是寓言的讲述者,继续是寓言的主人公,继续是寓言本身。

这是一个寓言。一百年前,也是八六年,七十岁上过世的瓦格纳在地下安眠了三个年头,凡高和高更在巴黎见面,凡高会去阿尔的,高更会去塔希提岛的;弗洛伊德博士结婚了,他心里也明白他的事业才刚刚开始;壮年汉子尼采绝不相信过了三年他自己竟真的疯了。[修改者:可删?]

一百年前,诗人们在做些什么?那些年轻的和并不年轻的诗人!

他们把那些优秀的诗篇留给了我们,把一个寓言留给了我们。他们都死了。

我们也会一个个地死去的。海市蜃楼不朽。

我们说:白骨们伸懒腰是看不到的。在梦中发生的可以全然不信,但在寓言中发生的没法不相信。

只剩下艺术了,只剩下诗了——对我们来说,只剩下寓言了,对所有活在这个世界的人来说,同样只剩下一个寓言了。人类都朝着同一个方向急匆匆地赶去。

越南战争是一个寓言。五月风暴是一个寓言。登月飞行是一个寓言。中东冲突是一个寓言。非洲饥饿是一个寓言。等等,等等,都是同一个寓言。[修改者:可删?]

显然,我们不打算隐瞒我们是中国的存在主义者巨大空白这个事实。其实,这颗星球上的一部分人类成为存在主义者这一事件包含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悲剧性。我们的悲剧在于,我们感觉到了,我们认为我们是。只有懦弱的人、惧怕走失败的人才会羞于承认和不敢承认这一切。而我们不。

当全世界的科学家们在一个早晨醒来之后突然意识到大家有必要坐在一起讨论诸如全球问题、人类困境的课题时,我们这些诗人在讨论一个寓言。不单单有九个人,有九十个,九百个,九千个,甚至更多;不单单在中国,在阿根廷,在刚果,在瑞士,在新西兰,在葡萄牙,在任何一个地方。[修改者:可删?]

我们和世界上的所有人一起试图推迟漫长的核冬天的到来。我们在秋天里,我们在寓言里。

可以看到,已经看到,确实看到。

我们向任何一个方向望去都能看到海市蜃楼的升起。我们的脚下是不知向哪儿缓慢移动的大陆,手中是诗。

都聚在岸边,都看到了。

荷马不死,荷马也看到了。  

                                        陈东东  丁当  胡冬

                                        李亚伟  刘漫流  杨黎

                                        于坚  默默  孟浪                                                                                                                            

                                        一九八六年十月·中国上海

四十年后的九诗人

[刊发于《诗歌月刊》2016年11期“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纪念专辑]

仲维光:“郭路生”现象的双重含义

仲维光:郭路生现象的双重含义

——文化的堕落和堕落的文化

仲维光

郭路生何许人也?

恐怕现今的年轻人都不知道。本来年轻人似乎也没有必要知道这么一个郭路生,因为无论就其作品和其人都是一个早已经在生活以外的人了。

以外的原因很多,这里要谈的却是以“里”的问题,也就是当年郭路生在社会中的影响,以及九十年代以后又曾被一些人再次炒作起来一次的问题。而这两次郭路生的泛起不过都是因为那个“老三届”,也就是作者本人也在其中的“老三届”。这个伴随着共产党社会成长起来的老三届有着非常独特的特性,可以说是一个解析极权社会,共产党社会非常典型的案例。可惜笔者要做的事情太多,一直无力从事这个工作。

然而现在我之所以不得不谈郭路生却是因为突然发现,郭路生问题居然从国内开始向海外的网页上蔓延,又被人第三次炒作。八年前,在第二次炒作的时候,我曾经和青少年时代的友人史保嘉有过关于郭路生问题的来往通信。如果不是如此荒谬事情居然还在继续,一个专制文化的产物,居然被推到自由主义文化的座椅上,我大约还会让这八年前的两封信,这些原来准备写篇像样文章的思想线索,继续保留在自己数据库中。这一次使我感到,既然现在仍然没有时间来写篇完整的总结郭路生现象的文章,那么不如先把这两封信公开发表,以使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讨论和思索,免得关于这一问题讨论继续停滞。

在发表这两封信的时候,我要强调的是,这个荒谬现象迫使我们反思的还是那个问题,

“我们的精神究竟在什么地方病了?!”

时至今天,很多人在哀叹,我们的时代没有好的作品,事实上这些垃圾就是我们自己培植生产的。这原因不是别的,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共产党垃圾工厂的产物。所以我们如果不从反省自己入手,我们这些共产党社会生产的“垃圾”,接下来生产出来的更是垃圾。为此我要说的是,首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否定自己!反省自己!

从李慎之甚至上一代那些曾经走向共产党,跟随共产党的人开始,谁不能够否定自己,反省自己,谁就只能证明自己的智力和良知有问题!!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一起来从事这种清除党文化,这一基督教世俗政治化的产物——极权主义文化。而清除的首要问题就是甄别它和自由主义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根本区别究竟是什么!

为了保持那个时代的气氛和真实,这两封信我除了只修订了一些错字,漏字外,其它一切照旧,包括我们之间的昵称、绰号、玩笑。为此,文字粗疏、思维跳跃、叙述唐突的地方也请读者原谅。

2008-12-02德国埃森

给青少年时代的友人史保嘉的两封信

20006月)

第一封

保嘉,你好!

看了刘双的“丑陋的老三届”,观点我基本同意,但是,这篇文章从语言到论述方式我都不很喜欢。他的那篇评郭路生的诗的文章很有些灵气。这篇东西则缺乏灵气,而且论述方式很也不好。李恒久的那篇反驳他的文章则更是把文章写得毫无可读价值。

刘双的第一篇文章曾经使我惊奇,何以突然会冒出这样一位以前从不曾知道的作者。他的这篇文章使我再次看到,如果有水平,总会脱颖而出,你总会有所闻。

关于你邮寄来的《十作家批判书》,我读来感觉是,此中偶有段落不错,只有徐江在行。

关于郭路生的诗歌评价,在你寄来的东西的刺激下,我也许真的要写一篇东西。我和你们对他的评价不一样。蔡其矫的话很得要害,郭路生是相信未来,而北岛是不相信未来。这中间无论就对人生的追求,还是美学追求来说都有根本性的区别。肯定郭路生则必定抹杀北岛的价值。我认为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值得提出思索:

第一,根本的区别:

我们必须看到,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初期,干部子弟和平民子弟的情绪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出于人生的转折时期,但是,平民子弟的转折,是转向个人与反叛。这从个人生活、对未来的追求,到思想、精神、感情,从思想方法到使用的语言都染有这些特点。当然在很多方面,这一代被共产党教育长大的人,包括受迫害的平民子弟,几乎在一切方面都带着共产党文化的烙印。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和干部子弟有着根本的不同。六十年代末期,干部子弟、权贵子弟的转向是对权势的留恋和哀伤,是没落、是堕落。

文化革命是一个怪圈,它居然使那些在六六年六月以前从来没有丝毫怀疑过,“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权贵子弟,一下子丧失了一切。偶然失去一切的郭路生,和从来就没有一切,天生因为出身低人一头,不敢正视共产党社会的、像遇罗克等人那样的平民子弟是绝对不一样的。像遇罗克那样的平民子弟,不要说被打压得时候,就是能够稍有伸张的时候,也不会吟出“相信未来”。未来对于他们来说,永远充满变数,能够平安,稍有发展就算是不错。在这一点上,平民子弟甚至没有没落和堕落的权利。如果他们敢于公开表现出这种倾向,那是自取灭亡。

所以他们不仅是没有成熟到像郭路生那样吟出“相信未来”的诗句,而是在生命的深处根本就不可能唤出相信未来的声音。

第二,两个群体,两个世界:

为什么在那时,这一派中学生从来没有和郭路生那些人来往过。他们和干部子弟的交往绕过了一个大圈子,从猴子(芒克),多多,再通过张朗朗的弟弟张辽辽,转了如此一个大弯才和他们搭上一点界。因为现在被称为“平民诗人”,歌颂红旗渠的郭路生们,那时是不屑于和平民子弟来往的。现在吹捧郭路生的那些人,例如张建中、老羊,那时在郭路生们看来是专政的对象,是脚下不值得一提的群体,是无论在上大学,还是在学校中一切事物上都应该给他们让路的人(这就是骆小海、宋彬彬,乃至卡玛丽达现在津津乐道的,当时这些干部子弟推动的教育革命的目的)。

张朗朗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现在自以为已经出人头地,步入社会“上层”的导演陈凯歌,被酒后的孔丹侮辱蔑视,弄得狼狈不堪。这是一件非常典型的事情。今日尚且如此,更何况当时。

现在张建中们没有受到郭路生的侮辱,不过是因为郭路生神经不正常了而已。否则,即便你再取媚他们,再取媚那个社会,自称是“毛泽东的儿子再世”的郭路生也不会把你当人看。

从干部子弟看来如此,而另一方面来看也是如此。平民子弟的自卑和不成熟,尤其是出身不好的人,这种自卑和不成熟在共产党社会是先天存在的,也许如契珂夫谈到平民时一样,要经过终生的努力,才可能达到“贵族们”天生就有的起点,甚至很多人一辈子就是被扭曲的,永远没有了正常人的所有的心态,更不要说傲气。这也就决定了那时平民子弟无法和干部子弟对话、来往。但是,平民子弟一旦反叛,不再屈服于那个社会的侮辱,他们所显示出来的傲气和追求,是在郭路生看不到的地方,不是否相信未来,而是个人要站立起来,而是“精神和知识”的追求。

在过去不被郭路生们看上眼的老羊们,如果今天还以沾上郭路生们沾沾自喜,在精神上实在是比骆小海等人还要猥琐。这是不知自敬。

平民子弟几十年走下来,是自强不息的路。正是这种精神和知识的追求,使得平民子弟不断地成长,使得几十年后,我们今天不屑于和郭路生这些权贵子弟们对话了。例如骆小海,我在电视片中曾经看到过他,现在的气质那么庸俗猥琐。七十年代初期,我们有“精神和知识”的野心和抱负,而他们没有,这当然也包括郭路生,所以他才有后来的没落(我指诗歌,没有任何进步)。郭路生的相信未来,不是相信人性的追求和生命的展开,不是相信知识和精神给正在成长的年轻人所能够带来的丰富多彩的未来的内容。郭路生的相信未来,犹如党卫军所相信的未来要操控别人生杀大权,专、制社会一切的未来。这和骆小海,要解放全人类,血染太平洋,头断华盛顿的豪气是一致的。这种豪气也就是当年他们要搞教育革命的真谛、目的。当我们今天,几乎连骆小海本人都会感到这种“豪气”的丑陋可笑,但是,我们的 “诗人老羊们”居然还在回顾、歌颂郭路生的这种豪气,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

第三,蜕化与萌发:

带有自以为占有真理,专断倾向的左派文化思想,在完全实现极权主义以前也确实走过一段上坡路,这在世界上是从十月革命吸引了一批带有狂热色彩的知识分子开始,到二十年代末期开始走下坡路,在中国则是从五四运动以后,一直到贺敬之这一代人。他们吸取的是人类文化传统的奶水,吐出的是党同伐异的,充满热情也罢,充满血腥也罢的文化。但是到了郭路生这一代,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汲取的是没有了人性、没有了传统的极权主义文化的毒汁。所以这一代人成长的结果如果只是蜕化也就罢了,严重的是长出来的是如党卫军一样的怪胎。在那种共产主义毒汁的滋养下,生长出来的是偏执、夜郎自大、恶毒的侏儒。

“毛泽东的儿子”(用郭路生自己的话来说)当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思想上,还是在所谓艺术追求上,都不会脱离这个框架。和上一代人相比,他们已经丧失了创造的冲动,追求的基础。人们很容易看到,郭路生的诗歌没有任何新意和创新,完全是在走贺敬之等人的路。他想写贺敬之的诗歌,但是,他当然不能,也终究没有写出来。不仅因为他的文字的功力、修养不够,还因为他生错了时代。他生在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没有这个可能。他的相信未来是典型的知青诗歌。这种知青诗歌,不是你我后期开始反叛的转折前声,而是三论造反,废除高考等一系列红卫兵运动的延续。

如前所述,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平民子弟远远没有干部子弟成熟,这是因为在那个社会中不允许我们正常成长,从平常的做人,到知识的寻求,我们都没有一个正常的条件。到六九年,七零年时,如孙康写的诗还非常简陋和幼稚,还只能仰望着干部子弟,但是,前几年的对垒已经使得这些人在做人上,试图和郭路生们平起平坐。由此,平民子弟的追求精神与知识的冲动也远远要比那些干部子弟群体来得强烈。

我们能够在生存中寻到一些正常成长的空间,是在六六年十月以后,甚至是在六八年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共产党政府无法正常管理我们,社会脱序才造成我们能稍微正常地发展。

孙康沙龙的努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孙康还只有加上干部子弟的张鲁生,才能在社会和自己的群体中找到一些能支撑自己的东西。事实上,孙康维系的那个沙龙和群体是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初期,对以后几十年的当代中国文化起了非常根本性影响和作用的沙龙。孙康由于其知识分子、诗人的天性,而如一条内陆河那样消失在专制文化的沙漠中。然而匪夷所思的是,在我们还都活着的时候,当年在北京中学生中,也就是在老三届中,比北岛影响还要大的孙康,居然被趋炎附势的文人们刻意地遗忘。

可以毫不为过地说,作为当年孙康好友的老羊的文章,是对孙康的努力的毁灭与亵渎。

第四,荒唐的评价:

对郭路生如此高的评价,除了在那个社会,甚至除了我们这一代人,对于正常社会中的人来说,甚至对于上一代人,乃至下一代人来说,都是可笑的。他们不会理解为什么在那个社会的人会如此评价郭路生。你看过我在那篇当代中国无大师中引述的李欧梵评述北岛前期诗歌的话,就能想像出他会如何评价郭路生这种诗歌了。关起门来夜郎自大,到头来白纸黑字,留下来的只是让人嘲笑。

我自己看自己以前的作品,就经常感到脸红,但是,没有办法,我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我唯一自己感到欣慰的是,我还有脸红的能力。而正是因为我还有脸红的能力,我相信目前我虽然五十岁了,还是可能再提高一点。

第五,重造历史和吹捧郭路生的辨析:

为什么目前这么炒作郭路生,我认为细究动机是令人脸红的,因为,可以就所有这些吹捧郭路生的人,和从他们现在如何写历史中考证出他们的动机。

在杨建的《文革地下文学史》一书中,不知什么人对他说,当年北京中学生沙龙,张建中是一个中心。所有曾经在那个岁月中从那个群体中走过来的当年的北京的中学生,都会知道,张建中是一个毫无影响,非常边缘的人。尤其在诗歌上,包括今天吹捧张建中的老羊在内,当年没有人认真对待过张建中的诗歌。今天张建中拉抬郭路生,老羊拉抬郭路生、张建中,这又在北京的文学界营造出一个拉拉扯扯的气氛,这样一来大家都成了建安才子。这是一种典型的手淫,自欺欺人。如果它只是给他们自己带来快感,也就罢了,人们可以不必理会,但是,它浪费的纸张和铅字,扭曲、阻碍了时代和社会,扭曲、阻碍了艺术的追求。

保嘉,我是觉得你不应该这样跟着炒作郭路生。当年记得在去白洋淀的路上(注:九四年笔者出国五年后第一次回国,参加白洋淀诗歌群体座谈会路上),你对我说,要小心,有一些人是想要否定北岛,把白洋淀说成是诗歌的中心。我对你,此后也多次说过,正确评价北岛,可以维护他的真正价值。不适当,不准确地吹捧北岛反而会伤害削弱北岛的价值。

当年多多那篇文章,很多人都看到那是削弱北岛独占光环的开始。很多人也是这样利用多多这篇文章的。我不否认多多那篇还历史真实面目的文章的积极方面。但是,我必须说,那篇文章所有消极的地方,对诗人诗歌的定位看法上,在如今评价郭路生的时候,被人运用的淋漓尽致。而如果沿着这个在这个方向评价历史和那一时期的诗歌,北岛就更没有价值了。我必须要说的是,在涉及到美学、诗歌本身的评价上,任何像老羊那样的吹捧,说北岛显示出深厚的文字功力,就等于把北岛送上了断头台。因为就这方面来说,那是不能经受任何推敲的。只要是内行(例如李欧梵)来看和品评,就不攻自破。这种关起门来自吹自擂,害人害己。而北岛经得起推崇的地方,或者由于那样推崇对他们自己不利,或者由于他们不能分沾光芒,他们却都不敢面对。

那么简单的问题,连蔡其矫都能感觉到,老羊等人为什么看不到,我不想多说了。郭路生在诗歌的追求和对那个社会的文化的贡献上无法和北岛相比。我认为,北岛也就是不知道自己年轻时的价值在那里,所以今天的《今天》才办得如此糟糕,才和那些官方和半官方人物拉拉扯扯。

事情是简单的,连蔡其矫都能感到,为什么老羊,北岛却感觉不到,这是人生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但是,人们却总是重蹈覆辙。其实人生真的很简单,谁能把一二三,ABC说清楚,谁能按照一二三去作,谁就能够作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这也是我根本拒绝人们说我过激的原因,因为,那是一二三,最简单的东西。

贝岭曾经对我说过,他看了遇罗克六十年代的文章,他和一些年轻一代的人不明白那东西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水平。这是很典型的一个事例。是如此介绍,才导致贬低了遇罗克,是我们自己亵渎了遇罗克。

保嘉,我非常感谢你给我寄来这么多关于郭路生的东西,它促使我想到很多,感到有些东西必须要说,我希望它能促使我此后能写一篇东西。如果真的能写出来,我肯定会献给你,当然不管你接受不接受。

先写这么多,写到这里才突然想到,不要由于讨论问题再伤感情。我放下笔,又看了一遍我在那篇《当代中国无大师》中,对你的涉及,还是感到自慰,没有任何伤害你的光芒的地方。

如果你能容忍我,我有想法会立即再写给你,如此慢慢形成我的文章的构思。

收到你的信,确实,那本英文本的《爱因斯坦语录》是我需要的。不过暂时没有没关系,因为一是我可以、也准备按照德文本翻译,二是实在需要在这里也还是容易找到。可以立即到书店去定购。如果老潘能邮,只请邮寄这一本就行了。怎么能谈得上向我道歉呢,朋友们为我做得够多了!我只有感谢!

再谈。

洋人

2000年6月12日

第二封

保嘉,你好!

上周的信收到。上周末由于去参加一个妇女会的庆祝活动,所以无法及时回信。有大约一百多位女士,只有三五个男士。可居然没有一个我喜欢的女士,因此两天的会议,落落寡合。回来,我才感到,我真的还不会作记者。

潘青萍的信我还没有收到。你的信给我印象是,口气大得令我不可想像。你竟然把我们七零年时的变化和建安、与五四时期相比。你的胆子是太大了些。

再有贺敬之的诗歌,似乎也不应该归于民歌,而是格律融合了民歌,但是这也只是回延安那首诗。而他的三门峡中的一首,以及雷锋之歌等则是受马亚科夫斯基的影响。三门峡中的另一首,以及其它诗歌,说它是继承了闻一多的诗歌传统应该是是没有错误的。我在《当代中国无大师》一文中对贺敬之的评价,从文字上是不低的。但是,正是从贺敬之这两代人开始,西方社会中,和自由民主俱来的另一种东西——极权主义文化,或者说左派文化也同时进入了中国。自由主义文化和极权主义文化,这两种文化,套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话说,是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的两面,有人推崇自由,就有人倾向专制,有人推崇民主,就有一部分精英要施行集中。

今天人们如果认真研究,不仅贺敬之的诗歌,就是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和苏联等东欧共产党国家的歌曲,和希特勒德国的歌曲有着非常类似的旋律和节奏。出国以后,才看到,中国的很多社会主义歌曲,其实都是抄袭苏联和东欧的。因为在中国传统中根本没有那些带有东欧民歌特点的曲调。天下文章一大抄,如果你观察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乃至向前延伸到三十、四十年代的当代很多革命音乐作品,都有很明显的抄袭痕迹。我并不是完全贬低这些抄袭,而是说,贺敬之的诗歌中很多东西是西化的东西,是典型的共产党文化精神,已经不是我们中国的了。

闻一多的诗歌,我非常喜欢,上中学时抄过背过他的诗。也正为此,我不觉得郭路生等人是类似建安时代的诗人。我曾经大量抄录背诵过贺敬之,沙白、石方禹(如古巴、革命及其它),程光瑞,乃至臧克家,袁水拍,闻捷,甚至还有公刘的一首诗。其中特别是沙白,他的诗我几乎每首都下功夫背过,如“雨花台”、“大江东去 ”,并且经常在各类报刊上搜寻他的新作。当然更不要说闻一多,郭沫若了。那时也抄背过马亚科夫斯基的诗。但是,就是在那时候,我却怎么也不喜欢郭小川和何其方的诗。

现在想起当时背诵那么多这类诗,也是我如今分外痛恨共产党的原因。如果,在正常社会,我儿时的记忆会记忆更多有用的东西。但是,也正是上述这一切背景,使我对郭路生感到无论就思想还是艺术来说都非常粗糙。

接到你的信后,我再次看了一些他的诗。更觉得不知从什么地方能说他的诗好。至于六十年代末期,确实他的诗比我们之中的任何人的诗都相对成熟,孙康的诗那时和他无法比,刚刚起步的芒克和多多不过显示出灵感和才气,北岛则还在诗歌的门口徘徊。至于,现在老羊居然吹捧的、所谓又一个几年后出现的张建中的“二十六个半音节”,老羊自己的“海盗船”,当时确实都无法和郭路生相比。其原因不是水平问题,而是社会和时代,而是共产党根本不允许平民子弟的精神走向独立和成熟,

我们直到七十年代初期还只是孩子,尤其在精神上。就很多方面来说,当年的干部子弟比我们要“成熟”,然而这种成熟不是智力上的,而是权力和社会给他们的,所以,一路几十年走下来最终水落石出。今天的骆小海、卜大华、匡桃生,没有一个能够凭借自己的智力站立在社会和人生中的。今天的郭路生更是崩溃在精神病院中,沉溺于自己是毛泽东的儿子的“浪漫”革命幻想中。而我们这些人,无论是求生,还是精神上的自我展开,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现实生存上都远比他们坎坷,但是我们的精神的成长却使我们得以和那个社会的知识界,和人生的岁月抗衡。

无论如何我的确无法理解你从什么地方出发,敢把这个时代和建安时代相提并论。

我所能够说的是,我们不仅不如五四一代人,而且不如贺敬之那一代人。当然可能是我修养太差,也可能是我太自卑了。就这一点来说,我确实狂妄不起来,非常不喜欢你们的这些观点。

暂此,再谈。

洋人

2000年6月20日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曾伯炎:我为杨继绳的《墓碑》作证

 

我为杨继绳的《墓碑》作证

 

曾伯炎

 

 

我已84岁了。60年前青春期的饥饿,如刻在心上的碑刻,任岁月流淌的冲涮,后来温饱累积去掩盖,那些饿殍脸上如死鱼的眼神,胸腔上,裸露出五线谱一般的助骨,脸靣上,只剩的皮色骨瘦削,两个太阳穴凹下,可以装进两只鸽蛋,脚肚没了,开始是肿得小腿与大腿同样粗胀,俟后,是枯瘦成小腿与大腿萎缩成麻杆一样细嫋。多少人,就是这么几肿几缩,成了饿死鬼。

这是小涼山上中囯古拉格群島中的饿史。它的名字叫:中囯四川102信箱,省劳改局的名字叫:峨边沙坪劳教支队,对外公开的名字叫:地方囯营峨边沙坪农场。这里死的右派,因囚禁的超过甘肃夹边沟右派的数倍,死的也超过数倍。

这1957年反右运动后,省劳改局派人临时找出的一片荒山,赶造囚右派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德囯人囚死的是异族犹太人,中囯红色政权饿死的是汉族青壮年知识人,还包括将来接开荒种地的班几千劳教的少年儿童,那些稚嫩生命,更经不住大荒原上大饥饿的摧折,死亡的悲惨过程,笔者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两年前一公开,巳震惊海内外。

大跃进引发1959年至1962年全囯大饥荒。今天,60岁以上的人,都有铭心的记忆,从劳改劳教营活出来的人,更有刻骨的记忆了。

就是在任何丰年,牢里的牢饭,也吃得囚者喊饿。那么,全民全社会都在空腹难熬,牢里的饥饿,就更加倍翻番了。若囚进前些年镇反、土改年代建的劳改农场,经老囚徒血汗打下一些基础,有些自给,还略有些抗饥资源,峨边这劳教营正白手起家,在小凉山海抜颇高的雪地开荒建牢,就更经不起这饥饿的重击了。但我侥幸活出白骨堆,回到人间,还活到84岁,岂非老天爷留我作证吗?当我看见杨继绳记录全囯饿死人的调查,写的那本《墓碑》获美囯哈佛的评奖,当局不仅阻他赴美受奖,还遭御用文人与媒体攻击,我这从饥饿中幸存者,便按捺不住心中的积怨,以证人身份出场,要为杨继绳一辨,更为饿死小凉山几千右派申冤了。

反右运动中,我由四川日报送劳教,同去劳教的编辑记者就有10人,1960年,就饿死3人,他们是出身西南联大的萧鸿逵,出自中共地下组织的高原,出自焦作工学院的薛迪生。理论组组长鲁南没死在劳教营,仍死于劳教营死人死得崩溃,农场场长梁村夫被追责判刑了,死在放她回到山东的乡下。这4/10的死亡率,洽与我在劳教营建筑中队死亡率相近。1960年1月,队长叫我领10人入原始森林打柴,不到1月,由寒冷、饥饿加超强劳作,就死了张安庆(省团校)董伦(远征军)段辉全(刚中专毕业)都是20岁出头的壮汉,董伦去滇缅打过日军,也只30来岁。

那时,一靣押人上山,一靣赶建牛棚式的工棚,农场建筑队竟有3个中队,近千人,赶建荒山工棚中,我睡过劳改犯修成渝铁路巳破烂不堪的的帐蓬,睡过猪圈。后来挤睡在那树皮板与牛毛氊搭的工棚里,半夜挤出去小便,转来就无法再挤进人缝。但是,到了1960年,自从夜半,在工棚听见有人惊呼:秦彪死了。且每天派人抬病号下山去医院,工棚对靣木工房在连夜用豁皮板钉棺材。原来睡得如罐头里沙丁鱼般的挤压,变得可横睡竖躺了,请问:被死神领走的是多少,还不清楚明白吗?最青壮的建筑中队,死亡率这么高,像教过我的化学老师張守庸年届50的人,还是1930年代清华毕业生,也押来劳教,就更难熬出这饥饿加苦役的地狱了。后来,我问川大右派学生戴虞俊,张老师与你曾在梨儿坪中队,我曾遇见,后来呢?他告诉我:饿死在1960年筑路中了。

牢中的饥饿,很典型,那么,牢外呢?

1962年,解除劳教的原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汤远烈,专栏作家,以笔名丁老坎在民国《工商导报》写讽刺专栏,脍炙人口。他当右派是画了一张漫画,讽刺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画了一个穿干部服的人,露出许多草,意指这特殊材料者,草包也。这种讽刺,民囯的报刋上几乎天天可见,共朝就犯禁了。这年他解除劳教获探亲假,回到成都家里,牢里出来的饿鬼,就多吃了家中定量的口粮,那时成都居民也月供粮只19斤,引起儿子口出怨言,汤远烈一气回到会理铅锌矿劳教营,就服毒自杀了。这父子关系,不是被饥饿撕裂,对人生的绝望,不是脑子肚子全被专政专出的吗?

我今天的妻告我,成都人叫的1960年过粮食关,她与三妹饿得慌了,忍不住把留给姐放学回来吃的饭,分来吃了,害得姐也脚肿,差点丧命。

我在劳教营饿得慌了,把妈的一床绣大牡丹花湘绣被靣,向森工局工人换了一斤粮票救急。妈听说了,省吃检用凑了3斤豆靣,正设法寄我,街上遇见李家永,是她教过的学生,称他正好在峨边川南森工局,可带给我。结果全带入他的肚子了。说明非劳教的工人,也是成天饥肠辘辘哟!

翌年,我奔母丧返梓,西药店工作的蒋海福告我一个惊人故事:合兴乡山上有一村,每家饿死的人断气前,都要到本村那转业军人那里去求情,请他口下留情。因为他刨死人剮肉吃,巳吃顺了口,吃出了名。凡来求她者,礼收了,情领了,仍照吃不改。由此,也可证明:牢外社会的饥饿,也非那些否定杨继绳调查者,随意以如簧巧舌能抹去的吧。

10年前,为纪念反右50周年,也为纪念死于劳教营那些右派难友,我撰写那本《幸存者手记》时,曾再回到峨边沙坪劳教茶场,除了给这本手记添补一些照片,还了解作家刘盛亚的死亡真象。有说他死于阴家坪中队,萧赛告我:刘是死于医院,他还在坟堆上插过写有名字的木牌。为什么要调查,因为刘盛亚的夫人魏德芳大姐常见靣话旧,更重要的原因是:刘盛亚是中囯苐一个写反法亚斯作品的作家,却死在中囯奥斯维辛式集中营式的峨边劳教营,更值得详记了。

找到原阴家坪中队廖卫生员,他记忆的是死在抬刘盛亚下医院途中,我记在书上。开同学会时,读了我这本手记的杨继业同学找到我,说出一段他亲历的与刘盛亚相关的情节,他说:

你知道那劳教农场用草蓬搭的医院背后的山坡,是许多死人的乱葬岗,1960年,医院旁的劳教铁厂还在炼铁,我这大学学铸造的右派还在那里掌火。这天晚饭后,叫加班抬什么上山,回来路经乱葬岗,见一个人头滾在土沟,我知道是医院埋的人,被狗刨出来吃尸体后剩的,十分痛心,便捡起来寻到那新埋的坟堆,再次埋下。埋后,发现立着一块木条,写着:刘盛亚之墓几字。

看来,萧赛说他做的标记在那乱葬岗,被杨继业证实了。只是这惨酷的后事,我压在心里,魏德芳大姐在世时,我一直不敢讲出来。

刘盛亚是那一代精英呵!父亲是北大农学院长,刘才19岁便留学德囯,21岁,就以16篇记实散文,揭露纳粹的暴行,引起轰动,为中国写反法西斯最早的作家。被那时人们称为与吴祖光这北神童齐名的南神童。且因抗战时,吴祖光很年轻就执教江安囯立剧专,刘盛亚也执教熊佛西主办成都的省剧专。而刘盛亚25岁便任川大与迁乐山的武汉大学教授。还被郭沫若聘为群益出版社总编。刘是在重庆文联被那些喝过延水只初中文化的所谓无产阶级作家,认为他到柏林留过学喝过莱茵河的水,就是资产阶级作家而打成右派哩。邓小平坚持反右的正确性,只是扩大化,刘盛亚被这么荒诞地划右派,又这么惨酷地死亡,将对这些刽子手永远钉上耻辱柱。

诬篾杨继绳的那些御用文人,让我再揭示一段饿死人的细节,出现在1960年四川成都金牛坝的地委书记会上。川报叫记者吴中福去采访巳是下午四点,他说自巳肚子饿得咕咕叫,骑在自行车上没力气,半小时的路,竟骑了1个多小时。赶到金牛坝招待所,已开晚饭,东寻坐位西寻坐位,都坐满了,只有上靣一桌坐得稀,招呼我坐下,一看,省委书记李井泉正坐上方。我巳饿慌了,埋头只顾吃,吃着吃着,只听温江地委的田春开口了,他说:李政委,温江都在死人了,我看这金牛坝还在用一桶一桶的洋芋催肥猪哩!吴中福侧目看李井泉怎么回答,只见李井泉恨了田春一眼说:我们是统治阶级,就该吃!这一句话,就把他们大门上写的“为人民服务”变成谎言与屁话了。

金温江银郫县,肥沃要数温郫崇新灌,诸葛亮谓天府之囯,即是川西这片平原,乃全囯著名粮仑。这饿死人的事,出在非战乱年月,历史未见。1962年,我到新都马家乡音乐学院农场探亲,见竹林有些庄院的门锁着,问其故?答曰:这是全家饿死的绝户也。较田春说温江地区的开始出现饿殍,更深化了。就是这年,成都亲朋告我:中山公园对靣茶馆,是北方来的汉子买女子的巿场,饿得太瘦了的女人,还嫌弃,要肥点的,用秤称出重量,像猪那么论斤计价。难道这种惨酷的悲剧,不是严酷饥饿造出的荒诞,那些诬蔑杨继绳夸大饿死人了,还用什么统计错误来掩饰,掩得了吗?百年前,列宁做德皇威亷的德奸,领5千万金马克去破坏一战与颠覆克伦斯基与孟什维克成立的民主联合政府,今天,已从德囯档案中曝光,老夫也在此将我脑库里的饥饿挡案,披露于此,而饿死中囯几千万人的挡案,最终也会大白于天下,就是打开1962年七千人大会那些逼毛泽东无法不检讨的发言,也将曝光大饥荒的许多真象!用暴力加谎言维持的政权,这两项,都不可靠,最可靠的,还是民心!

沈展云:读书做人俱散漫

 

 

沈展云:读书做人俱散漫

 
 
 
 

摘要: 走进沈展云的书房,触目所及,是密密麻麻的书。书柜在客厅一字排开,占了整堵墙。旁边一扇门,将住房与书房隔开。为了安置泛滥成灾的书籍,他在早些年房价最低迷的时候买下了隔壁的房子,打通后一边做起居室,一边是书房。

【沈展云:1956年出生于广州,出版社编辑。曾写诗,偶尔写散文、随笔、评论;近年多写书评。曾在南方都市报开设专栏,出版著作《灰皮书,黄皮书》。】

走进沈展云的书房,触目所及,是密密麻麻的书。

书柜在客厅一字排开,占了整堵墙。旁边一扇门,将住房与书房隔开。为了安置泛滥成灾的书籍,他在早些年房价最低迷的时候买下了隔壁的房子,打通后一边做起居室,一边是书房。

在沈展云的书房里,很少见到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踪影。多是历史、政治类书。

“家里实在放不下了,”沈展云说“已经对文学没多大感觉,为了腾出地方,曾将文学类的书籍及其他杂书,装了七八十个纸箱,都送给朋友了。现在家里的,多是文史类书籍,以及写作需要的政治类书籍。”

几个房间都用作书房,连走廊通道地上,都堆放着层层叠叠的书;右边的两个房间,一个装满了古籍、历史类书籍;一个是写作的房间,有很多“灰皮书”“黄皮书”;卫生间也变成杂物房,放置不少书。书房侧边,却是另一番景致——— 他的“私人音乐厅”。厅内空间宽敞、装修别致,一套音响摆在正中央,墙上挂了几幅朋友写的书法。沈展云是古典音乐发烧友,家里有不少音乐唱片。

家里书多,却懒于整理。沈展云说自从搬到这里之后,藏书一直散乱,“与其说是书房,不如说是堆书的仓库。”

《从列宁到赫鲁晓夫》封面上,印着“供内部参考”字样,这一类“灰皮书”沈展云书房里不少。

最近“书仓”更混乱了。为了准备写一些“内部书”的文章,沈展云正忙着将相关书籍搬到写作的房间。“‘移仓’工程太大,太太与儿子帮了几天都撤退不干了,我也弄到腰酸骨痛。”随着书越来越多,类别越来越混乱,又没时间整理,他常常找书找到一塌糊涂,“自己都懵了。”

通宵排队为买书

沈展云自称是个散漫的人,读书也散漫。“我的所谓读书,向来没有系统性,漫无目的、浅尝辄止,就像我做人一样,散漫而不认真。”

散漫、不受束缚的性格是从小养成的。沈展云刚读完小学三年级,适逢“文革”爆发,学校停课闹革命。他的父亲一度被关进“牛棚”,母亲多次受到审查,无法顾及家中子女的教育。当时,没课可上的沈展云,与左邻右里的野孩子,整天在街头巷尾到处游荡。他小学还没有真正读完,就直接升上中学;中学也学不到什么东西,学得最好的,是写批判文章。后来,就下乡当知青了。

与别的知青互相传阅“封资修毒草”、“内部书”的“地下”读书生活不同,沈展云的知青岁月,倒是经常收听境外电台、与“农友”到江河水库游泳。基本上没看过那些“地下书”。倒是看了不少旧小说,如“石印本”的《薛仁贵征东》、《薛刚反唐》、《洪熙官大闹峨眉山》、《伦文叙》之类,也不知同学朋友是从什么地方找来的,“就轮流借来看,像接力赛一样”。也有一些民国时期的小说,如“徐訏的《风萧萧》,一个通宵看完了,因为第二天早上必须传给别人”。“文革”后几年,沈展云没有固定的职业,当过锅炉工、运煤工、包装工、厨工等。“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解冻’岁月,对于我们这些精神上极度营养不良的青年人,最渴望的当然是书籍了。”

1978年“五一”,是沈展云最难忘的一次买书经历。5月1日早上九点,全国统一在新华书店推出数十种书籍,包括《古文观止》、《安娜·卡列尼娜》、《悲惨世界》、《唐宋诗举要》、《宋词选》等中外名著。为了保证能买到这些书,在前一晚,沈展云就和几位朋友,铺着席子守候在书店门前,通宵聊天。当时的北京路新华书店,是广州最大的书店,店门口经常聚集着一群群“书友”,每逢有好书,购书的“长龙”一直排到市一宫。沈展云与梁以墀就是在书店门口认识的,后来成了“诗友”。直至现在,两人还是好朋友。

从新诗到“灰皮书”

八十年代初、中期,全国阅读趋同性很强,“大家都看萨特、弗洛伊德、加缪、海德格尔等,我也买了他们的书,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至今我还没翻过一页,我对哲学的悟性低,读不下去。”

当时也是新诗复兴的时代。在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的诗人、诗歌小团体、诗歌流派、民间诗刊、自印的诗集,纷纷出现。受当时氛围影响,读歌和写诗,成了沈展云的一大爱好,开始关注艾青、卞之琳、“九叶”、艾略特等中外诗人的作品。

那时,每逢周末晚上,几位好友就跑到梁以墀家里,互相推荐所读到的好诗或拿出自己的诗歌习作互相评点。梁以墀住在西关一座炮楼式旧屋,拥有一间几个平方米的板障房,放得下书桌和书架,“有属于自己的房间,这在当年是很令书友们所羡慕的。”沈展云回忆。

沈展云的“私人音乐厅”一角,挂着肖斯塔科维奇的相片,以及请朋友所书的张充和先生自作联“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

流沙河编的《台湾诗人十二家》,是沈展云接触台湾现代诗的开始。他读过痖弦、洛夫、余光中写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诗歌。“我至今仍然认为,台湾现代诗是中国新诗史上的一座高峰。”现在,沈展云所买的中外诗集,大部分已送给朋友,而台湾版《痖弦自选集》,则一直放在抽屉里,随时翻阅。沈表示:“如果要我选一本自己最喜爱的诗集,我会选《痖弦自选集》。他的诗,感喟世道人心,堪可反复吟味。”

九十年代初,是沈展云情绪最低落的时候,写诗兴趣不大。他说对世事有一种悲观的看法,每每想起鲁迅先生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那番感慨。“梁以墀也早已不写新诗,写旧体诗了。回首当年,恍如说天宝遗事。”

从那时开始,他对音乐大感兴趣,和一帮“损友”成了真正的“发烧友”,玩到天昏地暗。“十多年时间里,基本上没写过什么像样的文章,也未认真读过几本书;唯在古典音乐方面,尚可敢称略懂一二。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此亦聊以自辩的遁词。”沈展云笑着解释。

与林贤治、胡文辉的相交相知,改变了沈展云对读书的看法。“那时候林贤治见我思想颓唐,生活也颓唐,批评我不思长进,荒废了岁月,劝我多些写作。后来又有胡文辉先生的鼓励,才陆续发表了一些书评之类的习作,出版了一本不成熟的书(《灰皮书,黄皮书》)。”

近些年,沈展云的阅读兴趣,转向中国近代史,同时也阅读“文革”前后出版的“内部书”。从一位耿直的老编辑那里,他得到一本“灰皮书”:南斯拉夫党内反对派吉拉斯所写的《新阶级——— 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里面描述了南斯拉夫党内的变化,譬如脱离苏联控制的自由化运动、铁托的政策等。“内部书即所谓灰皮书、黄皮书一类,它们的产生,是出于意识形态控制和思想批判的需要,但要防止扩散,只能在内部发行,而有一些书,即使现在都不可能公开发行。”沈展云说有时间的话还想再写一本有关“灰皮书”的书。他对自己先前那本《灰皮书,黄皮书》不满意。“对内部书的研究很有意义,期望有学者能写出高水平的‘皮书出版史’或‘皮书政治史’。我力有未逮,不敢说研究,仅仅是向读者介绍内部书的情况而已。”

 

采写:南都记者 陈晓勤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1年4月18日)

关于“皮书”的集体记忆

 

 

关于“皮书”的集体记忆

 

 

 

  “皮书”的出版史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那个文化禁锢的年代,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学艺术以及社会科学著作,是作为"反面教材"供批判用的,所以"皮书"的出版是一项配合"反帝反修"斗争的重要政治任务。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很多"大批判组",名字五花八门,富有鲜明的时代政治特色,如什么"梁效"(指北大、清华两所高校)、"石一歌"(即十一个人)、"罗思鼎"(寓意做"革命的螺丝钉")、"丁学雷"(学习雷锋)或"某某工农兵写作组"、"七二一写作组"等等,这些写作组经常在《学习与批判》、《朝霞》、《摘译》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批判各种"皮书",有时候,人们就是从批判文章中透露的出版信息,去寻找"皮书"来阅读的。"皮书"虽然是"内部读物",但除了小部分严格控制发行范围(如《新阶级》等),大多数都通过各种渠道在普通读者中传阅,特别是"苏修小说"一类的"皮书",流传的范围更广,已没有什么"内部"可言。

  "皮书"是一种特殊的出版物(据有关资料,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文革"结束,大约出版了两千种外国社会科学和文学方面的"皮书"),记载了一个时代的政治风云,是很值得研究的,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一部"皮书出版史"。广西教育出版社在2000年12月出版了邹振环著的《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一书,其中第七章"潮起潮落–1949年至1966年的上海译坛"和第八章"荒芜年代的白皮书–‘文革’时期上海的翻译出版",都写到上海出版"皮书"的历史情况,虽然比较简略,毕竟提供了一些线索和资料。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全国翻译的苏联文学,公开出版的数量逐年减少,而内部出版的数量逐年递增:1961年公开出版22种,内部出版4种;1962年公开出版16种,内部出版4种;1963年公开出版10种,内部出版10种;1964年以后,所有"苏修"文学已成为"毒草",均内部出版。1966年,只内部出版了卡扎凯维奇的小说《蓝笔记本》和《仇敌》,苏联文学的内部出版就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而停止。到了70年代之后,又恢复内部出版"苏修"文学。

  从1956年至196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了一部分西方学术著作的内部出版任务,1958年9月,上海创办了由著名翻译家周煦良主持的内部刊物《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有论文、学派、人物、书译等栏目,一直到1966年4月才停刊。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上海人民出版社在1971年恢复出版"内部书",此后几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陆续以"白皮书"、"黄皮书"、"蓝皮书"、"灰皮书"等形式出版了一大批"苏修"文学以及一部分西方文学。当时,一些"靠边站",在干校"接受改造"的翻译家、作家如草婴、丰一吟、李俍民、任溶溶、荣如德等和各出版社、报社、大学懂外文的人(各个语种都有)被集中起来,分成三五人一组,进行流水线式的翻译工作。干校成立巴巴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人世间》(绿皮书)柯切托夫的长篇小说《落角》(蓝皮书)了"翻译连",全称是"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由草婴负责。接到译书任务后,将一本书拆开,然后几个人分别翻译其中的一部分。《人世间》、《你到底要干什么》、《落角》、《多雪的冬天》等二十多种"苏修"当代文学作品就是用这种方式翻译的。1972年下半年,翻译连的人员陆续从干校调回上海,继续作为"皮书翻译机器",以"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署名翻译了一大批外国历史、地理、政治和名人传记方面的著作。其他有关单位、大学的外语系和一些著名学者如周谷城、施蛰存等也参与了部分"皮书"的翻译。①这些"皮书"出版时一般都集体署名,如"某某翻译组"或用笔名,也有用个人的名字。

  沙米亚金的长篇小说《多雪的冬天》(灰皮书)文化大革命前,中宣部指示出版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皮书"形式内部发行。20世纪90年代,此中译本重印,公开发行。北京方面的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世界知识出版社,则在文化大革命前几年陆续出版了大量"内部发行"的政治著作(主要是"灰皮书"),如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不断革命"论》、《斯大林评传》,德热拉斯(吉拉斯)的《新阶级》、《同斯大林的谈话》,古纳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路特·费舍的《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加罗蒂的《人的远景:存在主义,天主教思想,马克思主义》,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比万的《代替恐惧》,拉斯基的《论当代革命》,以及论文集《苏联和未来》、《中东欧与世界:斯大林以后时代的发展》,考茨基、拉萨尔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者的言论集,等等;作家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解冻》,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索尔仁尼琴短篇小说集》,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及其它》,阿克萧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艾特玛托夫小说集》,《苏联青年作家小说集》,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克茹亚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加缪的《局外人》,萨特的《厌恶及其他》,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小说和戏剧,以及《托·史·艾略特论文选》,等等,以配合"反帝反修"斗争的需要。

  人民出版社的老编辑张惠卿是当年直接参与"灰皮书"出版工作的负责人之一,据他回忆,1960年,中共中央成立了"反修领导小组",酝酿同苏共进行意识形态大论战。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论战前的理论准备,为了使党的高层干部对"修正主义"的历史、流派和观点有所了解,决定以"内部书"的形式出版一批"修正主义者"和西方理论家的政治著作,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灰皮书"。因为"灰皮书"是供批判用的,故"分甲、乙、丙三类,限定发行范围;甲类最严,表示’反动性’最大,如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购买和阅读的对象都严格控制"。有些属于"灰皮书"内容的书也采用过红色、黄色或白色封皮。在阶级斗争激烈紧张的岁月,连颜色也有阶级性,"如人民出版社的’《红旗》丛刊’,白色封面,书名用红、绿两种颜色来区别其内容是’正’还是’反'"。红色当然是正的、革命的,灰色或黑色等灰暗的色调则表示是"反动"的。张惠卿说:"出版’灰皮书’的工作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统一领导和部署,陆定一部长指定中宣部出版处处长包之静和副处长许力以具体负责,并在中宣部内专门设立了一个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办公室总司其职,任命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范用为该室主任。人民出版社也成立了国际政治编辑组,负责组织编译出版事宜,由我任组长。

  中央编译局根据资料,编印出一份《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收入了近四十名所谓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包括蒲鲁东、拉萨尔、巴枯宁、伯恩斯坦、考茨基、福尔马尔、阿德勒、鲍威尔、希法亭、饶勒斯、米勒兰、王德威尔得、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书目列出以后,除了在国内各大图书馆找原著外,还派人到国外去寻找购买。

  第一本’灰皮书’是1961年人民出版社用三联书店的名义出版的《伯恩斯坦、考茨基著作选》。……’灰皮书’从1961年开始出版,1963年和1964年是高峰期,出版数量最多,因为中苏大论战就是在此时展开的;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断。’灰皮书’从1972年起又继续出版,到1980年,先后出版了二百多种。其中有德国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今天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实践》等五六种,考茨基的名著《无产阶级专政》及《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陷于绝境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等近十种,俄国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多种,奥地利鲍威尔的《到社会主义之路》,德国列斐费尔的《马克思主义的当前问题》,意大利陶里亚蒂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比利时王德威尔得的《社会主义反对国家》,南斯拉夫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和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同斯大林的谈话》,波兰沙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论的若干问题》,法国米勒兰的《法国的改良社会主义》、加罗蒂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等等及一批有关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著述。

  20世纪80年代初,在国家出版局的统一安排下,国内多家出版社又陆续选译出版了一批内容和’灰皮书’类同,但范围有所扩大的现代外国政治著作(即《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丛书),到1984年终止,出版了约一百种。这批书可以说是’灰皮书’的延伸,同样具有特殊意义。

  1980年前后,人民出版社还以’现代史料编刊社’的名义,出版了多种与中共党史有关的参考书,其中包括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王明的《中共五十年》、陈公博的《苦笑录》及著名托派人物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和《郑超麟回忆录》等,印数很少(每种只印五百册),内部控制发行(近年人民出版社以其副牌东方出版社的名义、用’黑皮书’的形式重新出版这批书,也是内部发行–引者)。"张惠卿还披露了两件与中国"托派"有关、也与"灰皮书"的出版有关的轶事:"当时托洛茨基的著作最难获得,因为苏联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把他的全部著作清除干净了。1963年,我奉中宣部之命专程到上海找公安部门联系,因为1952年12月我国曾有一次全国性的’肃托’行动,把在国内的’托派分子’一网打尽,全部逮捕。上海人数最多,也最集中,他们家中保存的托洛茨基著作都被收缴了。

  几经周折,终于在公安局的一间仓库的角落里找到了这批书,已积满了灰尘,大多数是1949年之前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的中译本,有《十月的教训》、《俄国革命史》、《"不断革命"论》、《中国革命问题》、《被出卖的革命》等二十多种。……中共’一大’代表、曾在1929年到土耳其去拜访过被斯大林驱逐出苏联的托洛茨基的刘仁静,当时在人民出版社任特约翻译,当他得知我们正准备出版托洛茨基的著作而苦于找不到原著时,就将他保存了三十多年、托洛茨基本人赠送给他的《托洛茨基文集》原版献出来,这些十分珍贵的书后来都被用上了。……托洛茨基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论述很多,’灰皮书’中则只字未收。"(见张惠卿《"灰皮书"的由来和发展》,《出版史料》2007年第1期)

  1962年至1965年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的部分苏联文学"黄皮书"关于文学类"皮书"的出版背景,张福生的访谈体文章《我了解的"黄皮书"出版始末》有较详细的表述。据张福生所说:文学类"黄皮书"的出版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之前,主要在1962年至1965年间,为配合"反修批修"的政治大背景,集中出版了小说《苦果》、诗歌《人》、剧本《德聂伯河上》、理论著作《苏联文学与人道主义》等一批"苏修文学"。第二阶段是"文革"中期到"文革"结束,主要在1971年至1978年间,又出版了一批,如《人世间》、《白轮船》、《滨河街公寓》等,但封面已由"黄皮"特里丰诺夫的小说《滨河街公寓》(白皮书)

  改为"白皮"或"灰皮"。"黄皮书"主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同时还用了"作家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在"文革"前,作家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牌,就像三联书店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牌一样。根据张福生的叙述,作为"供批判用"、"反面教材"的文学"黄皮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从这批书的出版年代和书目不难看出,它是在反修大旗下诞生的。这个问题我曾请教过出版界的前辈、’黄皮书’最初的负责人孙绳武和秦顺新等先生。他们说,1959年至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逐步恶化,中宣部要求文化出版界配合反修斗争。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国家级文学专业出版社,为反修工作服务是责无旁贷的。根据当时苏联文学界争论的一些问题,如描写战争、人性论、爱伦堡文艺思想等,出版社确定了一批选题,列选的都是在苏联或受表扬或受批评的文学作品。这个问题,我也曾在1998年10月问过《世界文学》的老领导陈冰夷先生,他说的大致意思是: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中宣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了一次跨年度的文化工作会议,透露出来的是比中宣部领导周扬更高一层人物的精神。会后周扬找一些人谈话,讲要出版反面教材,为反修提供资料。这是很明确的,但没有正式文件……陈冰夷还提到一个背景:1959年5月,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茅盾率领代表团出席了会议。那时苏联文学界对许多问题争论不休,而我们对涉及问题的一些具体作品没有读过,所以周扬他们要了解情况,掌握材料,配合即将爆发的两党斗争。"张福生又引述了另一位知情人李曙光的话:"1959年12月那次新侨饭店会议后,周扬找了一些专家、理论家座谈,探讨反修、批判资产阶级文艺中的人道主义、人性论等问题,主要是要大家对外国文学界发生的大事加强调研,要出反面教材,为领导提供参考。陈冰夷、姜椿芳、冯至都参加了座谈。中宣部专门成立了一个文艺反修小组,经周扬和林默涵研究,具体负责人是林默涵。这个小组主要是起草反修文章,同时抓’黄皮书’的出版。"据张福生统计,"文革"前出版的苏联文学类"黄皮书",小说约二十种,诗歌三种,剧本十余种,文艺理论约十多种。除了苏联文学作品,还有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瑞士等国家的小说和文艺理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黄皮书"的出版也中断了。再重新出版,已是"文革"中后期的1971年至1978年左右。这个时期内部出版发行的"苏修"文学和其他外国文学,约有数十种,封皮则有黄、白、灰、绿等各种颜色。除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等也参与出版文学类"皮书"。译者中,有不少是翻译界的名家,如草婴、孙绳武、苏杭、冯江南、荣如德、王士燮、蓝英年、程代熙、施咸荣、王金陵等等。有一些是用笔名,其实是几个人合作翻译。②"文革"后,很多"黄皮书"已公开出版,"内部发行"逐渐成为历史。

  作为"黄皮书"出版工作的当事人、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孙绳武先生也写了《关于"内部书":杂忆与随感》一文。他的回忆也提供了一些具体的细节:"1960年,作家协会的领导召开了两三次外国文学情况交流会。出席的人员不多,由当时作协领导层负责外事工作的严文井主持。参加会议的有罗大冈、杨宪益、曹靖华等先生,以及世界文学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少数人。会议初期的中心议题是西方文学的新现象,因为当时文学界对苏联、东欧了解较多,而同西方接触极少。这几次会议上谈到了英、法、美的一些作品及倾向,例如反映这些国家中的青年人对社会颇为不满的情绪,即所谓’愤怒的一代’的代表性作品,并决定选几种译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出版。其中有《往上爬》、《愤怒的回顾》、《在路上》,后来还加上了《星期天晚上和星期日白天》。这些就是不公开发行、也不作宣传的所谓’内部书’出版的开始。过了不久,’内部书’开始以翻译反映苏联文学中的一些新的倾向的作品为目标。最先出版的一本是美国人编选的暴露苏联社会生活中阴暗面的《苦果》。爱伦堡的小说《解冻》(黄皮书)苏联小说集《苦果》(黄皮书)以后接连出版的几部都是在苏共二十大后突出反对个人迷信或主张自由化的作品,首先是爱伦堡的小说《解冻》。爱伦堡可谓是自由化的一面旗帜,为了了解和研究他的思想形成过程,不久又翻译出版了他的长篇回忆录《人·岁月·生活》

  在1960年至1970年间,日本文艺界和社会上出现了复活军国主义的热潮,拍了宣扬胜利和悲剧的影片《山本五十六》和偷袭珍珠港的《虎、虎、虎》。接着,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自卫队的集会上为军国主义招魂,并当众剖腹自杀。周恩来总理指示有关负责人通知人民文学出版社尽快将三岛由纪夫的主要作品译出。很快,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了三岛的《忧国》、《丰饶的海》等四部小说……’内部书’前期主要供应给文艺界和领导,严格地按一定范围发行;20世纪70年代后,这类出版物逐渐转向更多方面的读者,略为扩大印数,改为’控制发行’。粗略估计,单是苏联小说就出版了大约八十种。"③

  有论者谓,1976年发生的悼念周恩来的"四·五"天安门事件,是有其思想渊源的。"这个渊源可以追溯到发生在红卫兵和知识青年中的地下读书活动。在公开发表的许多关于红卫兵和知青生活的回忆文章中,人们不难发现这一代人的阅读史是惊人的相似。在’文革’初期的’破四旧’后,除了毛泽东的著作和一些’钦定’的书籍外,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和文艺书籍都被禁绝了。但在红卫兵的革命疯狂逐渐冷却下来后,他们开始感觉到精神的空虚和知识的贫乏,便如饥似渴地找书来读。这些书籍包括60年代和70年代为了’反修防修’斗争需要而出版的’内部读物’(俗称’灰皮书’、’黄皮书’等,供高干持特殊证件去内部书店购买,但实际上已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民间–引者)、被禁的西方名著、苏联的’解冻’文学作品、三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著作以及1957年的右派言论等。当时他们只能偷偷地阅读这些’禁书’,在亲密朋友的小圈子内互相交换图书,也互相交换心得,形成一个广泛的’地下读书活动’。在亲身经历了’文革’的残酷和虚伪后,这些书籍成为他们思想启蒙的营养和精神食粮。’文革’中的地下读书活动一直可以追溯到60年代初。当时已经有一些青年学生不满学校的正统教育,秘密地组织起来阅读为主流意识形态所不容的书籍,从事独立的文学创作,甚至批评当时的政治现实。其中最著名的是在北京的两个团体:’X诗社’和’太阳纵队’。’X诗社’是以北京师范学院学生张鹤慈(张东荪的孙子)为核心的,主要成员有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郭世英(郭沫若之子)等。据张鹤慈回忆:’高中时开始看大量的西方古典和近现代作品,在家里和一些大学图书馆还能找到一些内部读物。我和郭世英用了郭沫若的内部购书证去买过许多内部书籍,尤其是新出的社会科学和文学方面的书。’……最后,这个一群年轻人求索真理的读书会被定为’反革命集团’。1963年5月,其成员全部被捕,张鹤慈在监狱中整整度过了16年,郭世英被送到农场劳动……先后活跃于京城的秘密读书组织还有’赵一凡沙龙’、’徐浩渊沙龙’等,徐浩渊因为写了《满江红》一词影射江青而入狱两年。这些觉醒的青年人聚集在一起读书讨论,他们阅读了许多’灰皮书’和’黄皮书’,尤其是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根本改变了他们对政治的看法,其中德热拉斯(吉拉斯)的《新阶级》一书对他们影响最大。他们讨论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未来的命运。这些’地下读书沙龙’最终都被镇压了。徐浩渊后来回忆:’流传于各个小圈子内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油印本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等等都惊世骇俗般地打开了我们的迷蒙的眼界。'"(魏承思:《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关于地下文学团体"X诗社"的含义,按郭世英和该社其他成员的解释,"X"表示未知数、十字架、十字街头,含义广泛。"X诗社"的成员被捕后,"太阳纵队"也不敢再进行有组织的活动,只能化整为零地在个人之间交流阅读"皮书"的心得。当时的郭世英,因其特殊的家庭背景,阅读了大量内部发行的西方政治、历史和文学著作,据说他经常与地下沙龙的文学青年接触,互相交流作品和对时政的看法。郭世英对俄苏文学很熟悉,常常热情地向其他青年同学介绍这方面的读物。他对"特权阶层"有深刻的看法,他在与一些高干子弟讨论这个问题时曾说:"俄国的贵族多了,有的人为了追求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社会进步,抛弃财富、家庭、地位甚至生命。有很多十二月党人、民粹党人是贵族,他们因为反抗专制统治,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受鞭笞,做苦役;他们抛弃了优裕的生活是为了什么?我们应当读一读安德烈耶夫的《消失在暗淡的夜雾中》,想想那些人生活的目的是什么。"④郭世英这个"觉醒者",在"文革"中惨烈地死于非命。据"太阳纵队"的张郎郎回忆:他父亲有内部购书证,购买了很多"灰皮书"、"黄皮书",他把其中的一些"黄皮书"拿到学校,向同学推荐,大家一起朗读其中的片断。"在’黄皮书’中,我们喜欢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阿克萧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等,但最喜欢最受震撼的还是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和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当时狂热到这种程度,有人把《麦田里的守望者》全书抄下,有人可以一大段一大段地背诵《在路上》。那时觉得,书中主人公的精神境界和我们很相近。"⑤

  《沉沦的圣殿》一书记录了"文革"期间文学青年阅读"皮书"的经历文化大革命期间,精神食粮匮乏,"黄皮书"在很多爱好文学的青年中流传阅读,产生了很大影响。"文革"结束后,他们在文章中回忆起当年的读书生活,常常提及"黄皮书"、"灰皮书"等内部读物。萧萧在《书的轨迹:一部精神阅读史》一文中回忆:"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烧掉所有图书,由于抄家、红卫兵掌管了部分图书室等种种原因,不少’文革’前专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内部读物’也流落到他们的子女及一般青年学生手里。他们面对破碎的世界,在这些书中寻找完全是属于他们自己的答案。这种人生启蒙期中的精神漫游,从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代历经磨难者们难得的自由时光。

  这是在这一读物体系中熏陶出来的一代……’文革’中的读书运动一开始便呈现出异质化的特点,他们千方百计地偷尝’禁果’,在’内部书’中汲取精神营养。对’文革’青年的思想转变起到重大作用的’灰皮书’、’黄皮书’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登场,并在一代人的思想历程中催化了精神核裂变的。

  由于当时的中国处于一种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状态,’皮书’便成了一代人与世界’沟通’的惟一有限的思想资源。因而,这一代人的精神阅读史惊人地相似。富于历史讽刺性的是,这些原应当由’革命的一代’去批判、去铲除的’封资修’的毒草,却成了孕育、萌发他们思想启蒙的最重要的养素……一个令人思索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为什么这些觉醒中的红卫兵们对’灰皮书’、’黄皮书’情有独钟?其实,只要看看这些’皮书’的作者和内容,便不难回答这一并不复杂但又意味深长的问题。一些’皮书’对斯大林时代阴暗的权力斗争、对斯大林主义和大清洗内幕的揭露,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呼唤,对’解冻’的盼望,触发了’文革’中觉悟的青年一代的强烈共鸣。这一代人在亲身经历的文化大革命中深切地体会到这场披着革命外衣的运动的虚伪性,亦广泛地目击和承受了其黑暗性和残酷性。"⑥葛岩在《七十年代:记忆中的西安地下读书活动》一文中说:"从60年代末期开始,不少曾积极参与’文革’的大中学生失意于现实,其中的一些人开始阅读禁书,形成今人所说的地下读书活动。这种时为禁忌的活动分布广泛,参与者众多,在某种程度上,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在民间的序幕,是催生日后许多理想主义文化精英的摇篮。《今天》杂志的诗人中,’星星画派’的艺术家中,《走向未来》丛书的编辑中和参与改革设计的策士中,不少人是在地下读书活动时开始了其知识和文化的准备……

  从1968年上山下乡开始至1977年恢复高考,地下读书活动延续十年之久。其间,’老三届’中学毕业生,’老五届’大学毕业生,加上六九到七七届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约有1623万之众。可以猜想,精英之外,必有许多普通的青少年也曾阅读过禁书……即使在严峻的控制下,异端知识依然可能获得传播……在’文革’期间,不少城市都有’内部书店’,这些’内部书’中,一类是’文革’前出版的所谓’灰皮书’、’黄皮书’,如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德热拉斯(吉拉斯)的《新阶级》、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据说,最初是毛泽东为了给干部们作’反面教材’而翻译的。第二类是文化大革命中翻译的外文书籍,如《光荣与梦想》、《第三帝国的兴亡》等,还有许多当代的文学作品,如苏联的《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人世间》。

 

(作者不详 / 来源:人人网2015年4月27日)

张福生:我了解的“黄皮书”出版始末

 

我了解的“黄皮书”出版始末

 
张福生
 
 
 
 
 

编者按 提起“黄皮书”,不由将人的思绪带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那个精神粮食极度匮乏的年月,一套黄色封皮,上面印有“内部发行”字样的书籍,成为许多人寻觅、传阅的珍宝,那是青年人心中的普罗米修斯,带来异域之火照亮了他们的精神生活。在那些书中,俄苏文学作品占了相当比例,其中一些后来曾以公开发行的方式一版再版,有的如今已被公认为文学史上的经典。那些作品曾直接影响了新时期文学的孕育、分娩和成长,是中俄(苏)文学交流史上一段离奇而重要的故事。三十多年后的今日,我们仍然在很多人(比如“今天”派作家,比如先锋派作家)的回忆著作和文章中,不断看到这些名字:《人、岁月、生活》、《带星星的火车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它们和青春、地下阅读、思想解放等一些词连在一起出现,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然而,关于“黄皮书”的讲述,基本上都是个人性的、零散的,尚未见到较为全面的介绍,对于其来龙去脉的研究更是付之阙如。

张福生先生自1977年以来,一直就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虽然入社时“黄皮书”出版工作已结束,但多年来他用心搜求,多方了解,对“黄皮书”的出版过程有相当的掌握。在应本报约请撰写文章的过程中,他又当面请教、电话采访了多位与“黄皮书”有关的出版界、文学界前辈:孙绳武(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黄皮书”主要负责人)、陈冰夷(曾任《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参考资料》、《外国文学动态》主编,兼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李曙光(曾在中宣部工作,后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秦顺新(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黄皮书”具体编辑之一)等。张福生先生特别强调,文章的写作首先要感谢上述几位先生的帮助。下面发表的文章采用访谈体,文体的转换由本报编辑完成。

文革前出版的“黄皮书”

“内部发行”带来“神秘”色彩

 

读书报:近年来,一些作家、学者常常在回忆文章中提及“黄皮书”的事情,还有一些学者想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却苦于资料难觅,不得其门而入。据传,您是国内收集黄皮书较多的人,与参与“黄皮书”出版的一些前辈也多有接触,能否先简单介绍一下“黄皮书”的概况?

答:所谓“黄皮书”,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内部发行”的图书中较为特殊的一种。由于其封皮用料不同于一般的内部发行书,选用的是一种比正文纸稍厚一点的黄颜色胶版纸,故而得了这么一个名符其实的俗称。也有一些书虽未采用黄色封皮,但人们也把它们归入“黄皮书”的行列,这个后面再详细解释。

“黄皮书”的封面或封底印有“内部发行”字样,有的书中还夹着一张长一寸、宽二寸的小字条:“本书为内部资料,供文艺界同志参考,请注意保存,不要外传。”开本有三种:小说一般为小32开,理论为大32开,诗歌为小32诗开本。

60年代初“黄皮书”问世时,每种只印大约900册。它的读者很有针对性:司局级以上干部和著名作家。这就给它增添了一种“神秘”色彩。据当年负责“黄皮书”具体编辑工作的秦顺新先生讲,他曾在总编室见过一个小本子,书出版后,会按上面的单位名称和人名通知购买。曾在中宣部工作,后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总编辑的李曙光先生也讲,这个名单是经过严格审查的,他参与了拟定,经周扬、林默涵等领导过目。俄苏文学的老编辑程文先生回忆说,他在国务院直属的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时,具体负责对苏调研,所以他们那里也有一套“黄皮书”,阅后都要锁进机密柜里。

读书报:“黄皮书”的出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的?

:“黄皮书”的出版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文革之前,主要在1962年至1965年间集中出版了一批“黄皮书”,其中如小说《苦果》(1962)、诗歌《人》(1964)、剧本《德聂伯河上》(1962)、理论著作《苏联文学与人道主义》(1963)等。第二个阶段是文革中期到文革结束,主要在1971年至1978年间出版了一批,但这时“黄皮书”已经“名不符实”,一些书的封面改为了“白皮”、“灰皮”等,其中如《人世间》(1971)、《白轮船》(1973)、《滨河街公寓》(1978)等。

以前,我一直认为“黄皮书”的第一本是1962年2月出版的《苦果》(该书收集了25篇包括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作家的小说、诗歌和论文),李曙光先生以及《苦果》的译者之一曹苏玲先生也都这样认为。但是,前几天,秦顺新先生告诉我,在《苦果》之前的《山外青山天外天》(1961年)等书也应归为“黄皮书”。这本诗集的封皮是绿色的,上面未写“内部发行”字样,但书里夹有印了“本书为内部资料……”字样的小字条。我查了一下中国版本图书馆编辑的《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确实列有这本书。秦顺新先生认为,“黄皮书”系列的出版可以追溯至1957年出版的《不是单靠面包》。如果秦先生记忆不错,“黄皮书”的出版似乎有一个“序曲”阶段,但这点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下面,在介绍“黄皮书”出版的两个主要历史阶段之前,首先需要了解一下“黄皮书”的缘起。

诞生于“反修”大背景下

读书报:作为“供批判用”“反面教材”的“黄皮书”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具体的背景如何?

从这套书的出版年代和书目不难看出,它是在反修大旗下诞生的。这个问题我曾请教过出版界的前辈、“黄皮书”最初的负责人孙绳武和秦顺新等先生。他们说,1959年至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逐步恶化,中宣部要求文化出版界配合反修斗争。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国家级文学专业出版社,为反修工作服务是责无旁贷的。根据当时苏联文学界争论的一些问题,如描写战争、人性论、爱伦堡文艺思想等,出版社确定了一批选题,列选的都是在苏联或受表扬或受批评的文学作品。

这个问题,我也曾问过《世界文学》的老领导陈冰夷先生。那天(1998年10月15日),他讲了许多,大致的意思是: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中宣部在新侨饭店跨年度地开了一次文化工作会议,当然透露出来的是比中宣部周扬更高一层人物的精神。会后周扬找一些人谈话,讲要出版反面教材,为反修提供资料。这是很明确的,但没有正式文件。

陈冰夷先生告诉我:“这个会议很重要,我事先知道,所以我在1959年底,以《世界文学》编辑部的名义,出版了‘世界文学参考资料专辑’,书名叫‘苏联文学界最近时期重大争论’……”后来,我找到了陈冰夷先生讲的专辑的第二本,它收了39篇争论文章,278页。封面上印着“内刊部物・专供领导参考”。这里颠倒了一个字,应为“内部刊物”。封底没有定价,只印有“1959年11月19日编”的字样。

他还提到一个背景。1959年5月,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茅盾先生率团出席了会议。那时苏联文学界已经开始有些乱了,对许多问题争论不休。我们对涉及问题的一些具体作品没有读过,所以周扬他们要了解情况,掌握材料,配合即将爆发的两党斗争。

从陈冰夷先生的谈话感觉,他认为这是“黄皮书”“来龙去脉”的“来龙”。就“来龙”问题,我问过许多老前辈,因为没有文件,大家都说得不很明了。李曙光和高莽先生认为陈冰夷先生的这个说法合乎实情,是可信的。

读书报:还有其他当事人向您讲到“黄皮书”的缘起吗?

在今年8月5日和我的通话中,李曙光先生说:“1959年12月那次新侨饭店会议后,周扬找了一些专家、理论家座谈,探讨反修、批判资产阶级文艺中的人道主义、人性论等问题。陈冰夷在,还有姜椿芳、冯至。主要是要大家对外国文学界发生的大事加强调研,要出反面教材,为文艺界领导提供参考。”李曙光先生还讲:“中宣部专门成立了一个文艺反修小组,经周扬与林默涵研究,具体负责人是林默涵。这个小组主要是起草反修文章,同时抓‘黄皮书’的出版,我协助林默涵做联系工作。我主要联系的人是陈冰夷同志,有时也找过叶水夫同志。记得较早出版的是《苦果》。由于我是联系人,‘黄皮书’出版后都送我样书,有时也看清样,记得看过《〈娘子谷〉及其它》的清样。”

关于新侨饭店会议,秦顺新先生讲,他听过这次会议的传达报告,记得是周扬还是钱俊瑞讲过一句话:“我们对欧美文学的了解基本是一片漆黑,对苏联东欧的了解也是一知半解。”要出版外国文学参考材料,这个精神是向出版社传达了。

1971年以后出版的“黄皮书”

文革前的“黄皮书”出版

读书报:文革前,以“黄皮书”的形式出版了哪些书?

张福生文革前出版的应包括小说:《苦果》(1962)、《人、岁月、生活》(第一、二部,1962)、《生者与死者》(1962)、《带星星的火车票》(1963)、《解冻》(1963)、《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3)、《索尔仁尼津短篇小说集》(1964)、《战争与回声》(1964)、《苏联青年作家小说集》(上、下,1965)、《军人不是天生的》(1965)、《小铃铛》(1965)、《艾特玛托夫小说集》(1965)等,大约近20种。

诗歌:《人》(1964)、《〈娘子谷〉及其它》(诗集,1963)、《焦尔金游地府》(1964)等几种。

剧本:《德聂伯河上》(1962)、《伊尔库茨克故事》(1963)、《保护儿子》(1963)、《晚餐之前》(1964)、《暴风雪》(1963)等约10余种。

还有一批文艺理论著作:《苏联文学与人道主义》(1963)、《苏联文学中的正面人物、写战争问题》(1963)、《苏联青年作家及其创作问题》(1963)、《苏联一些批评家、作家论艺术革新与“白俄表现”问题》(1964)、《人道主义与现代文学》(上、下,1965)、《戏剧冲突与英雄人物》(1965)等,约13种。这些理论书很少被人们提起,其实它们是“黄皮书”极重要的组成部分。

列入“黄皮书”系列的除了苏联文学作品外,还有其他国家的几本书,数量不多:美国的《在路上》(1962)和《麦田里的守望者》(1965)、意大利的《费鲁米娜马尔土拉诺》(1964)、英国的《往上爬》(1962)、《等待戈多》(1965)、南斯拉夫的《娜嘉》(1964)、保加利亚的《暴风雨过后的痕迹》(1965)、瑞士的《老妇还乡》(1965),还有一本法国文艺理论家的集子《勒菲弗尔文艺论文选》(1965)。

读书报:“黄皮书”的出版书目是怎么选定的?

秦顺新先生告诉我:孙绳武先生当时全面负责这套书,他对送来的每一期《进口图书目录》都仔细阅读,挑选出一些苏联当时最有争议或得奖的图书订购。那时编辑部也订了许多苏联文学杂志和报刊,如《文学报》、《旗》、《星》、《十月》、《新世界》、《我们同时代人》等。大家分头阅读,提出建议,最后由孙绳武先生批准。

读书报:“黄皮书”当时主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吗?还有没有其他出版社的参与?

:“黄皮书”主要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同时还用了“中国戏剧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文革”前,“中国戏剧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牌,就如现在外国文学出版社一样。当时的“作家出版社”与现在的作家出版社毫无关系,而“中国戏剧出版社”与现在的“戏剧出版社”却有着“血肉”联系。现在的戏剧出版社当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戏剧编辑室”,1980年以后才分出去另立门户。当然,第一批“黄皮书”中也有特例,如《军人不是天生的》,出版者是作家出版社,但在这个名字下又印了“上海”两个小字,其实这就是现在的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前身。1965年出版的《同窗》的出版者更为明确:“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

重新启动到划上句号

读书报:文革中后期,“黄皮书”的出版工作是怎样接续起来的呢?

张福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黄皮书”的出版自然也就中断了。再重新继续出版,已经是“文革”中期的1971年。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批从干校回来工作的俄苏文学编辑王之梁先生讲,1971年遵照周总理指示,出版社重新组建,恢复工作。当时发生了三岛由纪夫剖腹事件,上面有文件,明确指示尽快出版三岛的作品。很快,人民文学出版社就以“内部书”的名义出版了三岛的4部作品。

随着出版社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轨,“黄皮书”又开始重新上马。当初,这套书是从“反修”开始的,时隔数年,尤其是1969年又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此次则在“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旗帜下重新启动。但这时“黄皮书”已经“名不符实”,一些书的封面改为了“白皮”、“灰皮”。出版者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除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外,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也相继加入进来。

有人把这其中灰色封皮的文学图书称为“灰皮书”,并不准确。所谓“灰皮书”,一般是指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社科类图书,属于甲类(文艺书属乙类),如文革前的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托洛茨基的著作《被背叛的革命》等。文革中后期,“灰皮书”的出版工作也曾接续起来。

读书报:这期间又出版了哪些书?

这一时期出版物中大家较为熟悉的有:《人世间》(1971)、《多雪的冬天》(1972)、《落角》(1973)、《特别分队》(1974)、《阿穆尔河的里程》(1975)、《白轮船》(1973)、《最后的夏天》(1975)、《木戈比》(1976)、《蓝色闪电》(1976)、《绝望》(1978)、《白比姆黑耳朵》(1978)、《滨河街公寓》(1978)。

读书报:“黄皮书”的出版是在什么时候画上句号的?

1970年代末出版的《岸》、《滨河街公寓》、《正午的暮色》等也属“内部发行”,但其吸引力和神秘色彩已渐渐失去,“黄皮书”的历史使命到了结束的时候。随着全国各地出版社恢复正常工作,出版重心逐步转移到解决“书荒”的问题上,许多过去应列入“黄皮书”的作品逐渐可以公开发行了。

时任中宣部新闻出版局理论处处长的李洪林1979年在《读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读书无禁区》一文,振聋发聩。那之后,他还在《读书》上发表过一篇《解放“内部书”》的文章。可以说,他这两篇文章喊出了一代读书人的心声,那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可以流传久远的佳译

读书报:您怎么看待出版“黄皮书”这段特殊的历史?

时过境迁,“黄皮书”成了历史。但近年来,许多人对它却越来越感兴趣。出版界的前辈陈原先生曾打电话问过我“黄皮书”的事情,似乎他是从出版史的角度予以关注的。前不久,一位在美国研究俄苏文学的同胞来我办公室要了解这套书。更多的是同行,出于好奇心,要开开眼。

这段历史在中国的出版史、中外(尤其是中苏)文学交流史、文化史上都非常重要。人们有时候觉得,文革前后的十余年,中国人对外国文艺的了解完全中断了,但实际上并不是,还有“黄皮书”这根线断断续续连着。这是无法跳过去的一段历史。

读书报:你认为“黄皮书”给后人留下了什么?

作为后来的俄苏文学编辑,我对“黄皮书”,除了大家抱有的那种“好奇心”外,更多的是钦佩这批书的译文质量。应该说,“黄皮书”的译文大都是一流的。很难想像,在那么紧迫的时间里,那样浓重逼人的政治气氛中,他们需要怎样的一种精神,才保证质量地完成了这样艰巨的任务。

孙绳武、苏杭、曹苏玲、秦顺新、冯南江、钱诚、孙广英、荣茹德,还有许许多多用“斯人”、“伍桐”这样的笔名代替真名的译者,都值得我们永远地记住。感谢他们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笔丰厚的珍贵财富。

读书报:能具体讲讲这些译者的情况吗?

实际上,当时的很多译者在今天看来都堪称翻译大家。像译《带星星的火车票》的王士燮,译《滨河街公寓》的蓝英年,都是非常优秀的译者。后来有些“黄皮书”再版时,也都采用了原初的译文。不过,有些署笔名的译者并不容易找到。我知道,译《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斯人”,实际上是4个人:曹苏玲、陈小曼、王家骧、程代熙。而“伍桐”是谁,我至今还没搞清楚。还有一些书是集体翻译的,如署名“天津外语翻译学院”,具体哪些人参与了,并不容易搞清楚。

读书报:你上面提到的“黄皮书”中,后来很多都公开出版了,读者很容易就可以读到那些曾经非常神秘的作品,你是否留意过“黄皮书”的再版情况?

有的书改革开放以来曾一版再版,有的书近几年才被挖掘出来重新出版。但我总觉得,首要的是搞清楚这段历史。我们今天这里谈的只是个轮廓,许多话题并未展开。一些当事人已进入暮年,记忆未必准确,加上我的转述肯定会有曲解和偏差,所以《中华读书报》既然已经开始关注这个话题,建议你们进一步呼吁,让更多的接触过“黄皮书”的人提供有价值的线索,指出我们谈话中的谬误,给有兴趣研究它的人留下一份可靠的资料。

 

(来源:中华读书报 / 2006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