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燕子:如果統一就是奴役──讀《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

如果統一就是奴役──讀《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

劉燕子

按:日本靜岡大學教授楊海英(1964-,蒙古名字「俄尼斯.朝格圖」),出身南蒙古(即內蒙),從小就聽著曾為騎兵的父親講述有關蒙古騎兵的故事。他的「司馬遼太郎賞」得獎作《沒有墓碑的草原》寫的就是南蒙古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屠殺的歷史。本書《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則是一部以近代蒙古騎兵為歷史線索,談的卻是蒙古和西藏人民的悲劇。

滿洲國成立後,南蒙成了日本「殖民地」,並且建立了日本海外殖民時期唯一的一所軍事學府「陸軍興安軍官學校」。這是因為日本人體認到蒙古人做為遊牧民族,對地形有著異常的記憶力、稟性尚武,擁有特殊的騎馬、馴馬方法。日本訓練蒙古青年成為騎兵將領的目的,一方面要激勵成吉思汗後裔的蒙古民族再度崛起,另一方面協助他們對付蘇聯紅軍。而南蒙古人願意跟日本人合作,則想借助日本的軍力,實現從中國獨立的願望——擁有自己的騎兵,等於民族自決的象徵。

1958年,蒙古騎兵受命出兵西藏「平叛」,毫無軍事經驗的藏人猶如待宰羔羊,被大量屠殺。後來在文革期間(1966-1976),南蒙古人遭到中共虐殺,此被他們自己視為殺害西藏人的「天罰」。造成這二個民族的創傷,在中國至今仍是不能談論的禁忌。

2015年春,日本友人井上先生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雅礱江對岸的一座薩迦派寺院,無意中發現了護法神殿牆壁上懸掛的藏腰刀和獵槍,在家俗人自發地向寺院奉納佩刀,象徵著藏人千百年遵循的不殺生戒律。然而,一把日語稱為「反」(SORI,即弧度)的優美日本刀抓住了他的視線,古唐色的皮鞘,小柄上刻有十個五角星。玉鋼製作的刀身部分,鏽跡斑斑,沒人知道它從何而來,一線光,乾鹽一般撒在上面,令人聯想起大海滄桑後的盡頭。「莫非這就是楊教授書裡記載的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的日本刀?!」井上先生確認了甘孜康區正是當年解放軍從青海入藏的重要通道。

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

蒙古人類文化學者楊海英教授凝聚20多年的心血之作《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以歐亞大陸的蒙古史觀視野,通過加害者、受害者雙方口述歷史,田野調查以及爬梳浩瀚而詳實的中日歷史文獻構成。以日本、蒙古、西藏、中國為廣角鏡,以關鍵詞「蒙古騎兵」、「日本刀」為解讀密碼,圍繞蒙古和西藏的歷史悲劇,重新詮釋四維度近代百年歷史。

全書分作兩大板塊。第一大板塊「民族自決」:近現代蒙古與日本的錯綜複雜關係。蒙古民族為了擺脫殖民地宗主國中國的統治,進而實現民族復興與獨立,接受日本近代化思潮與軍事教育,1932年滿洲國建立後的2年成立的陸軍興安軍官學校,即為蒙古民族自決的象徵。

這是日本海外殖民時期唯一一所軍事學府,建校旨在激勵成吉思汗後裔的蒙古民族再度崛起,由於日本對蒙古政策的非一慣性,一開始雖然支持蒙古獨立,但出於滿洲國「五族協和」政治理想的現實需求,背叛初衷。1945年,《雅爾達協定》黑箱政治操作輕易否決了內外蒙古創建統一民族國家的夢想,使得內蒙古民族自治運動領袖不得不轉而在中國境內尋求民族高度自治。同年8月,興安軍官學校發動「抗日武裝起義」,而此「義舉」直到1999年還背負著「偽興安軍官學校」的烙印,「反動軍官」為洗刷這原罪的紅字,不得不進藏立功贖罪,洗刷歷史「汙點」。「喜馬拉雅巔峰,浮現劫火光影」,興安官校校歌似乎預言著蒙古雄騎與西藏的雙重悲劇命運。

第二大板塊:「中國的傭兵」占全書70%比重。在此「日本」並未直接登場,而是通過象徵符號的「騎兵」與「日本刀」,再示由蒙古負重的日本近現代史。

《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日文版書封

日文原書的副標題是「蒙古騎兵現代史」,繼承蒙古騎馬戰術的優良傳統、又吸收了日本近代軍事思想和訓練的蒙古武士(SAMURAI),在被中共逐步分化瓦解,並清除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內的民族主義精英之後,完全成為一支共產黨的「傭兵」部隊。國共內戰時期,參加過遼瀋戰役平津戰役,中共建政後3次參加國慶閱兵儀式。朝鮮戰爭時期,騎兵師團被調遣「支援前線」,緊接著做為傭兵被調遣到鎮壓青藏高原的武裝起義中。儘管烏蘭夫早在1955年就提出「對少數民族用兵為下策」,反對並抵抗毛澤東武力鎮壓西藏,但由於本民族於滿蒙時代的「對日協力」歷史問題可能遭致清算,在沉重的苦惱中派出兩個騎兵團「進藏平叛」。

那麼,中共為什麼要動用蒙古梟雄呢?本書借遠征兵朋斯克與尼瑪仁欽的訪談,道出中共的一石三鳥之計:

  1. 同為藏傳佛教信仰,同為畜牧民族,最悉高寒地帶的山川地形,藏人的生活習性與騎射術,借用蒙古人的力量合併西藏;
  2. 消滅蒙古民族武裝力量;
  3. 離間蒙藏,製造新的仇恨。並證言中共有意無意地宣傳「成吉思汗的騎兵來了」,對藏人用心理戰術,造成精神震懾與恐嚇。

中國歷代統治者都對如何抓住少數民族的長處與弱點,使其盅甕殘殺,如何以道統漢文化模式馴服與教化「茹毛飲血的蠻族」爛熟於心。一方面,恩威並施,文化同化,思想控制;另一方面,以夷制夷,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異心者必根除鏟盡,以漢化夷。只是,共產黨加上「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提出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並藉由政權控制的輿論工具,不斷利用「消滅階級剝削和壓迫」的觀念,妖魔化並分化同一信仰的蒙藏關係。

根據其社會主義發展階段論,西藏被劃分為「比中世紀更黑暗的封建農奴制」,而「少數民族的優等生」內蒙古,則被列為相對進步的封建社會,將二者甄別,互為對立。既然「三大領主」為剝削階級,政治賤民,那麼在語言修辭上必須提前扼殺,並從肉體上加以消滅,以階級與意識形態的純正搭設儀式,讓同樣信奉藏傳佛教的蒙古人在殺害藏人時去咎化、麻木化——不但不是犯罪,相反是遵循「自然法則」或「歷史法則」的正義行為,為「歷史進步」掃除障礙。

「我們心中燃燒著對叛匪強烈憎恨的怒火,懷著對西藏農奴深厚的階級感情,牢記著首長們的重要指示,踏上了西去的列車。」「平叛部隊」的蒙古騎兵,在日本習志野留學的陸軍士官學校,以及滿洲國興安軍官學校的將領率領下,遠征青藏高原。而在經過日本一流近代軍事思想與實戰訓練、揮舞洋刀的職業軍騎面前,普通藏人牧民猶如待宰的羔羊。

「我們的戰鬥方法很簡單。中共空軍首先實施空襲,投下大量的炸彈,造成藏人混亂,步兵則趁機用機關槍向混亂的人群掃射。九死一生突破步兵包圍圈的藏人,迎接他們的是揮舞洋刀的蒙古騎兵。」朋斯克證言。

不久,藏人明白追兵非漢兵,蒙古騎兵遵循成吉思汗的不斬降兵的傳統,而漢人步兵視藏民為累贅,不貽後患。意識到這一區別,向蒙古騎兵投降的人越來越多。蒙古騎兵亦發現,所謂「叛亂」的子虛烏有——不過是藏民圍繞牧場和家畜,不滿急劇的社會主義改造,而中共上綱上線,意在樹敵,試圖建立「無藏人的世界屋脊」。

朋斯克和尼瑪仁欽都是藏語名字,朋斯克意為「集大成」, 尼瑪仁欽意為「太陽的禮物」,由此可見蒙藏在歷史文化底蘊的血脈相通。

以忠誠和服從為天職的蒙古騎兵,並非艾希曼(Adolf Eichmann)式的人性惡與體制惡的凝固體。曾為蒙古騎兵嚮導兼夥夫的藏人欽彥,親眼目睹白天驍勇善戰的蒙古雄騎夜晚唱誦的是蒙藏流傳的《卓瑪經》,即《救度佛母贊》經文。沐浴過日本式近代合理主義洗禮,又被灌輸過「宗教是毒害人民的精神鴉片」的毛澤東思想的「挎洋刀」將校們,金戈鐵馬沉雄蒼涼之後,皚皚冰原,滿天星辰,蒼穹之上,唯有悠遠古老的松濤般長調神諭,能打碎遊子心靈堅硬的外殼,吹散裹挾的灰燼,安放他們血刃之痕的心靈。這些多層次立體感的文字間,恆有一束人性之光的定靜閃耀,橫亙荒野一如初潮之風。

那麼,藏人如何理解這一悲劇呢?

藏人傳說蒙古兵天理不容,遭到報應。曾為蒙古騎兵嚮導與夥夫的欽彥問作者:「聽說來到西藏的蒙古騎兵,在回去時乘坐的飛機發生事故墜毀在甘肅省的興隆山中,機上人員全部遇難,是真的嗎?」
「蒙古騎兵全部坐火車回到了故鄉。但在文革中幾乎全部遭到清算。被殺害的蒙古人超過十萬。我們蒙古人認為這是天罰。」作者坐在藏人受害者面前,「做筆記的手顫抖,沒有勇氣直視兄妹倆的眼睛。」

本書最後,總結民族的五重悲劇:

  1. 日本對蒙政策的非一慣性,以及日本戰敗導致其未能實現民族獨立。
  2. 《雅爾達協定》阻礙內外蒙古民族統一。
  3. 中共民族政策的欺騙與背叛。至今標榜的「高度自治」只是有名無實的「區域自治」。
  4. 為洗涮歷史上的「附逆日本」之原罪,效忠中國,對同為弱小民族的藏人揮舞洋刀,這是因為「中國人成為南蒙古統治者而造成的悲劇」。
  5. 遠征西藏歸來的蒙古騎兵被解散,尋求民族自決的歷史,成為種族屠殺的藉口,民族精英喪失殆盡,民族區域遭肢解。至今,蒙古民族尚未從這五重悲劇中解脫出來。

全書平靜的文字中,矗立著高昂悲壯的民族未竟理想,同時作者忍受流血的疼痛,用一把鐵絲棕毛刷來梳理本民族的汙穢——身為一個曾迫害他人民族的蒙古人,並未因為遭受過大屠殺而清白無辜,享有「政治正確」、「普世道德」的赦免權。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身為猶太人,且曾經擔任「猶太復興委員會」的領導工作,因為道出了「犧牲者的能動性」,即揭露二戰時期歐洲各猶太社群與納粹合作的事實,就幾乎成了猶太社會的「賤民」和「棄兒」。許多猶太知識精英都因此與她絕交,恰巧說明自民族被屠殺的歷史,在前所未有圖騰化的同時,成為禁忌叢生的領域。但是本書譯者吉普呼蘭在〈譯者記〉中向作者表示了感謝與欽佩之情:「對於蒙古人而言,他(楊海英)發出了他們一直不敢發出的聲音,道出了他們至今不敢講的歷史和現實的真相。」這意味著,同為大屠殺倖存者後代,卻超越了特定群體歷史堅固的禁忌之勇氣與承擔,從而將蒙受的苦難賦予更廣闊的人類記憶內涵,在精神上遏制黑暗與黑暗的對峙,仇恨與仇恨循環的可能。

沒有墓碑的草原:內蒙古的文革大屠殺實錄

本書作者楊海英,上小學時老師給取的一個漢名,蒙古語名字俄尼斯.朝格圖,日文名「大野旭」來自蒙語發音。有人說他是民族主義者,字裡行間表現出蒙古人的自尊,不屈不撓的品格。從實現民族自由意志與對本民族的執念來說,他從未離開過被稱為「蒙古」的母親子宮,他的根就生長在血液裡。他對蒙古民族自決與日本式近代思想與文明的「相思相愛」的加法肯定,恐怕也是仍囿於漢民族中心史觀的一元論者以及實驗室的「感情記憶」者難以接受的。本書傷痕累累的語言,經歷「化血為墨的陣痛」(the pain of turning blood into ink)再現大國強權下蒙藏的雙重悲劇,誠如藏人作家唯色所言:是悼亡之書,悲懺之書。

讀罷全書,我想起劉曉波的一句話:如果統一只能意味著強制和奴役,那就寧可不要這樣的統一。

博客來閱讀生活誌/2017/4/28

香港書展政治書退燒 劉曉波例外

香港書展政治書退燒 劉曉波例外


香港書展日前開幕。外媒報導,香港政治書的銷售量一年比一年差,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在書展前夕病逝,他的傳記反而成為這次香港書的一大熱點。(圖取自香港書展官網 hkbookfair.hktdc.com)香港書展日前開幕。外媒報導,香港政治書的銷售量一年比一年差,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在書展前夕病逝,他的傳記反而成為這次香港書的一大熱點。(圖取自香港書展官網 hkbookfair.hktdc.com)

 

(中央社記者繆宗翰台北21日電)香港書展日前開幕。外媒報導,香港政治書的銷售量一年比一年差,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在書展前夕病逝,他的傳記反而成為這次香港書的一大熱點。

對此,中國大陸獨立作家孟浪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時表示,香港政治類書籍銷量變差,最關鍵的轉捩點便是銅鑼灣書店事件,而這次書展只是讓外界更清楚地看見這個現象。

德國之聲中文網報導,這次香港書展19日開幕,為期7天,主題為旅遊,也因此被批為「最沒文化氣息」的書展。

報導指出,這次香港書展共有來自37個國家及地區、670家參展商,破歷年紀錄。然而,參展商幾乎被大型書商或出版社壟斷,小型書商敵不過高昂的參展費用而在書展中銷聲匿跡。

此外,過去一直深受香港人士歡迎的政治書籍,今年只有不到10個攤位出售,熱門主題包括有關劉曉波的傳記、六四事件及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等。

這幾天的展覽中,展示「我無罪:劉曉波傳」等有關劉曉波的書籍攤位前人潮絡繹不絕,尤其不乏中國大陸讀者。有深圳讀者專程趕到香港書展,希望購買劉曉波的傳記。

這名不具名的讀者表示,他明白帶這類書回深圳過關時有被沒收風險,但這對他實在太重要。「我們在國內都不敢討論,我就以購買他的書來作為對他(劉曉波)一種尊敬的道別。」

針對這次香港書展的狀況,目前定居於台灣的中國大陸獨立作家孟浪向中央社記者分析,實體書銷售市場無論在台灣或香港近年都不斷萎縮;然而,香港的政治書籍退燒,最關鍵的轉捩點便是2015年底發生的銅鑼灣書店事件。

他並表示,香港政治類書籍萎靡不振,自銅鑼灣書店事件後持續至今,狀況越來越嚴重,這次香港書展只是讓外界更清楚地看見香港政治書籍的窘境。

主打出版本土、政治書籍的香港出版社「次文化堂」社長彭志銘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則表示,近年香港的政治氣氛低沉,政治敏感的書籍市場也日漸萎縮。

他也認為,隨著時局的變化,銅鑼灣書店事件、雨傘運動後的低谷,市場對政治充滿灰心與失望;另一方面,政治打壓讓不少出版商及作者轉而出版其他類型書籍,於是關於政治論述及政治敏感題材的書籍,便逐漸在書展中失去蹤影。

中央通訊社/2017/7/21

【書評 〈小說〉】吳鈞堯/我們的愛情在天葬場上

【書評 〈小說〉】吳鈞堯/我們的愛情 在天葬場上

吳鈞堯

推薦書:張樸《有一個藏族女孩叫阿塔》(自由文化出版)

《有一個藏族女孩叫阿塔》書影。 圖/自由文化提供《有一個藏族女孩叫阿塔》書影。 圖/自由文化提供

 

《有》寫漢、藏矛盾,以張哥跟阿塔的愛情作為故事架構,後卻挫敗收場,兀鷹啄食阿塔的遺骸;兀鷹依舊飛、天空依然遠,作為人間,我們的紅塵依然紅。

張樸在處理難解的民族間隙,採用甜美的「愛情」。張哥的爺爺在共產黨搞土改時失去財產,且被批鬥喪命,父親本欲自殺,被母親巧遇救下,後結伴前往成都,改當運輸工人,成為中國最早的民工。張哥產於拉薩途中,本以為是死胎,獲得藏人用藥與哺乳得救,長大後曾於英國打工,並趁機做起骨董生意,與阿塔見面時,已是年近半百的殷實商人。命理師預言阿塔將下嫁年長的男人,她把跟張哥的相遇當作實踐,拿出兩人的生辰卻合不出確切的結婚日,兩個人擁有愛的盟約,但苦無結果。

愛情的怡人處在猜忌、失去以及甜蜜和解,張哥送玫瑰、葡萄酒,時刻想把阿塔挽在手心,「愛是不需要理由的,來了就來了」、「雖然我從未見過妳,我好像早就在愛著你」,這是張哥作為情場浪子的一面,嘴甜、口袋深、見多識廣,張哥隨阿塔入藏,身陷漢、藏爭鬥前線。後來,阿塔的哥哥被人誘捕失蹤,張哥多次冒險關說,愛情的風花雪月,終蛻變為寒天花卉;沒有冷以及更冷,張哥便無法領略阿塔的熱以及更熱。

阿塔的初次亮相是在成都的拉薩酒吧,一夥人議論著她,張哥坐在荒涼的天葬場回憶,「她的眼神,率直、活潑、熱辣辣……」阿塔的熱是一種混合燃燒,為族人、親情也為愛情。雖知當局禁令,仍暗與族人辦理哀弔法會;哥哥被捕,她到機關單位舉白布條;張哥失蹤了,阿塔孤身犯險,又是請願、又是抗議,終讓自己身陷囹圄,遭受蹂躪與暴力,等不及再見情人,遺恨而逝,紅顏不再紅。

張哥與阿塔的對比極有意思,年紀其一,性格其二。阿塔的真率讓張哥顯得處處「算計」。遇事了,阿塔勇敢而為,做了再說;張哥則習慣先想一遍,核算可以派上用場的人事。張哥本為阿塔打點護照,計畫前往英國,而若阿塔仍在,也難以相信「張哥與阿塔,從此在倫敦過著快樂的生活」。這是個悲傷的愛情故事,只是傷心提前到來了。

《有》在愛情敘事中,融進國共爭戰、漢藏矛盾,以及更近一點,拉薩經濟的大敘事,並裁用「神馬意思」、「陽光男」等時興語彙,後情提示的插敘則讓小說更添懸念。

冷、熱兩種,當它們相遇為愛情時,阿塔呀阿塔,你是我擁抱著,但也無法擁有的高牆。

聯副/2017/7/15

 

英媒:香港移交二十年彭定康遺憾在哪裡?

 

英媒:香港移交二十年彭定康遺憾在哪裡?

香港最後一任總督彭定康

距離香港主權移交二十周年在即,英國《衛報》電子版周三(28日)刊登了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的感言。

他後悔當初自己在離任香港前,沒有為香港的民主做出更多的努力。

彭定康還表彰了香港"大無畏"的年青人,稱他們在為香港的民主和自由勇敢的發聲抗爭。

文章說,本周六(7月1日)香港將迎來主權移交二十周年。屆時,香港將會舉行盛大的慶典。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將親自出席這一活動。

但不是每個人都會分享這一喜悅,其中之一就是末代港督總督彭定康。

他說,習近平想把香港轉變成類似中國南方的一個城市。香港持不同政見者受到打壓,一些書商遭綁架等都違背了當初香港主權移交時所謂的香港生活方式保持五十不變的承諾。

儘管英國政府在道義上對香港仍應負有責任,但受經濟利益的驅使,英國政府未能挑戰北京政府干擾香港自由的種種做法。

彭定康認為,毫無疑問中國已經違背了當初的中英聯合聲明。

彭定康對領導香港雨傘運動的年青人讚揚有加,稱他們要比他勇敢得多,表現出非凡的勇氣和尊嚴。

然而,彭定康也警告說,不要讓香港的民主運動轉化為港獨運動。

此外,香港雨傘運動的學生領袖黃之鋒發誓,要向習近平提出一個要求,那就是「自由選舉」。

但與此同時,北京視彭定康為「千古罪人」,並把他稱為「某些瘋狂的民主活動人士」。彭定康說,他寧願因為積極推進民主實現普選而受到北京的抨擊。

彭定康還回憶了自己擔任港督最後日子裏所記憶最深的一件事。

他說,在離任前的最後幾個星期,他曾去視察了一個精神病院,一位穿著三件西裝的男患者走上前對他說:「總督先生,我可以問您一個問題嗎?」

這位病人說:「你總是告訴我們,英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國家之一。那您能否向我解釋一下:為什麼你們把香港移交給一個最大的極權國家都沒有徵求一下香港人民的意見?」

彭定康說,雖然這段對話發生在精神病院,但是這卻是「香港最有理性的問題」。

他說,這一最理性的問題卻令他無言以對。

彭定康說,至少當初自己應該為香港做出更多的努力,去設法回答這個問題。

衛報/2017/6/28

 

「香港紀錄片回顧專題:八十至九七」:透過回顧尋找答案,專訪香港真實影像協會

「香港紀錄片回顧專題:八十至九七」:透過回顧尋找答案,專訪香港真實影像協會

 

香港紀錄片回顧專題:八十至九七/圖片香港真實影像協會 Hong Kong Actual Images Association提供

 
訪問、整理/林木材
 
香港真實影像協會」是一新成立的組織,在近年香港越來越多的電影活動與組織中顯得獨特,發起人兼策展人的張鐵樑、蔡倩怡是紀錄片的研究者與推廣者,他們向藝術發展局申請補助,並在香港兆基創意書院的場地贊助下,於今年(2017)五月推出了策畫已久的影展「香港紀錄片回顧專題:八十至九七」,共放映11部影片和一場座談會,不僅是真實影像協會的第一次公開活動,也可說是有史以來首次關於香港紀錄片的回顧放映,意義非凡,觀眾參與度極高,令人喜出望外。
 
 
他們提出新的論述和觀察,並在策展的過程中找尋作品足跡,試著重新梳理香港的紀錄片史。然而,就像在手冊中的策展人前言所提「拍攝紀錄片本已是種對抗的選擇」,如果回顧是尋找答案的方式,那麼紀錄片之於香港,又代表著什麼?
 
 
「香港紀錄片回顧專題:八十至九七」影展活動現場/圖片香港真實影像協會 Hong Kong Actual Images Association提供
 
林木材(以下簡稱木):香港已經有很多電影組織和電影節,成立「真實影像協會」的必要性是什麼?

張鐵樑(以下簡稱鐵):我們認為要推香港紀錄片需要一個專注性的團體,雖然現在有「采風」,但他們比較關心的應該是華語地區,特別是中港台的情況。我們覺得在這個時機若能有一個團體是以「香港紀錄片」出發的話,會是一個推廣香港紀錄片的好時機;第二,可能是對紀錄片的想像不同,我們團體不單單是推廣香港紀錄片,更想推廣的是「什麼可以是紀錄片」這樣的概念,希望也能辦一些講座、大師班,來談更多概念性的東西。

另外一個長遠的想法是,雖然現在專注在香港紀錄片,但未來希望能做一些國際性的東西,譬如未來能籌辦「香港國際紀錄片影展」,但這仍需要一些時間去準備和建立。「國際」對我們重要的原因是,每個地方對紀錄片的想法都不一樣,希望透過這樣的比較,找出香港紀錄片的樣子。

:「紀錄片」這個名詞,目前普遍較能被接受和想像,「真實影像」這樣的名詞並不出現在華語地區的脈絡裡,為何以此命名?

:我們首先辦的活動上名詞還是會用「紀錄片」,但協會的名字則是「真實影像」,這樣包含的可能性會更大一點,也許某個階段之後,我們會多辦一些關於 video art 或 essay film 的放映,這是當初用「真實影像」的目的。

木:談談這次策畫的的香港紀錄片回顧專題,先問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是,為什麼是 1980 至 1997 年?

:對我來說,1980 至 1997 是一個答案,去回應現在在 2017 年香港發生的事情。不單單是回歸,而是這幾年我們一直在討論「什麼是香港人」,1997 自然是個重要關卡,而也有很多人談到 1980 年代香港有很巨大的改變,像是 1984 年的「中英聯合聲明」等等,我認為是適合現在的香港尋找答案的方向。

:你提到這幾年香港的趨勢是去追問「什麼是香港人」或「香港的主體性」,背後的主因是什麼?

:主要是在雨傘運動的前後,社會運動的情況越來越激烈,更明顯的看到了中國因素在其中的控制。在 2014 年的雨傘運動後,雖然說一國兩制,但實際上沒有兩制,都是中國在控制,這會讓人更去想什麼是中國?什麼是香港?到底為什麼會變成現在這樣?這個問題讓我想到,其實在 1998、1999 年時,我們並沒有去討論那麼多關於什麼是香港人等等認同問題,但這幾年很明顯地成為一個普遍性的問題。

:這次你們的回顧展選了11部影片,但事實上只有一部片是 1980 年代的,就是 1987 年的《黑鳥》,我很好奇你們是先決定影片?還是先決定時期的跨度?

蔡倩怡(以下簡稱倩):是先決定時期。一來是因為今年是香港回歸 20 年,無論什麼藝術類型,1997 都是很重要的界線,無法避免去回應九七。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時間線,也是一個限制。香港沒有什麼組織有系統去收藏這些紀錄片,所以需要自己慢慢地去找。我們是從很多書籍、單位、導演給的訊息中去發展出來的,這關係到典藏紀錄片是多麼重要的事情。

:在你們調查的過程中,到底1980年代香港紀錄片的情況如何?因為現在只有挑了一部影片,看不出1980年代香港的紀錄片能量。

:看資料的時候,發現有人提到 1983 年拍攝地區直選的《位置之戰》是香港第一部直接電影,導演是盧敬華,現在是有線電視的記者,這部片的拷貝在電影資料館中,但因為申請程序很複雜,協會成立較晚,來不及用團體名義去申請。

1980 年代的影片雖然很難找,不過比起 1977 年開始的電視新聞紀錄性節目「鏗鏘集」來說,我們發現80年代開始出現了一些獨立電影與新的可能,也包括 1989 年開始的「錄影力量」(Video Power),可能也受到台灣綠色小組的影響。

:我剛才提到這是一個限制,因為我們目前沒有一個很齊全的片單或資料庫。當年技術設備都在電視台裡,若不是電視台的人很難取得並拍片,一直要到 1980 年代末期才多一些。我相信一定還有一些 1980 年代的影片,但我們沒有看過、也找不到,

:我們本來想放映一部香港新浪潮方育平導演 1986 年的《美國心》,雖然這是所謂的劇情片,但其中很多虛實交錯的段落,他找了一對真人夫婦在討論是否要移民,並且導演跟他們真的去了美國,將這些真實的畫面放入電影穿插,說明了當年就對真實的想像也擴及到劇情片中。但發行公司不讓我們放映,很可惜,也影響了影展呈現的脈絡和類型界線。

:關於六四,能否談談 1990 年舒琪的《沒有太陽的日子》。

鐵&倩:雖然放映過很多次了,但在香港紀錄片脈絡中還是很重要,這幾乎是香港唯一一部直接去談六四的紀錄片,在當時是一種突破,從個人的經驗進行敘事,象徵了蠻重要的轉向。本來也想過是否影展要從 1989 到 1997,但如果是 1989 年開始的話,就會變成全然的社會性導向。

1989 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對我們香港來說是很重要的,所以除了回歸之外,我們也想呈現別的主題,像是天安門、《黑鳥》的無政府主義、《大禍臨頭》的居住運動等等,還有其他事情。

:後續的片單都是 1997 前後,雖然也有性別,但基本上還是在談自我認同,也跟回歸直接相關。

鐵&倩:余力為的《美麗的魂魄》不算直接談九七,他去北京拍從外地去北京的人,可以想像在在當時還沒有回歸的時候,中國很像一個陌生的國度,這部片有著一個很特別的面向;鄭智雄的《大禍臨頭》則在講居住和社會問題,也沒有受到九七的影響。

:我發現有些片是講廣東話,而且沒有字幕…

鐵&倩:對,像是麥海珊的《節慶九七之勁歌甘曲(運動版)》影帶是 digital betacam,沒有數位化,甚至還是我們去轉數位的。在那個年代很多影片,本來就沒有中文字幕了,我們也在想,之後可以幫這些影片重上中英文字幕,但在現在這個階段很難去做,需要更多時間和金錢。

:影片版權的部分,有兩部片在台灣的華視?

鐵&倩:像許鞍華的《去日苦多》和關錦鵬的《念你如昔》是在台灣的華視,這些片在香港電影資料館都沒有資料,而關錦鵬的《男生女相:華語電影之性別》則在英國的 BFI。

我們其實很想幫這些影片上英文字幕,但時間和金錢上沒辦法。像是我們的手冊都是雙語的,這樣有更多海外的人可以讀到這些資料,這至少是我們能做的。

:這些導演,大部份都是以劇情片創作為主,基本上從1997年後也沒有再拍紀錄片,你們怎麼看這樣的現象?

鐵&倩:許鞍華和關錦鵬唯一的紀錄片,可能都在這了。我和朋友也談到,為什麼關錦鵬在那個年代,一定要用紀錄片才能談性別的問題呢?而且在《男生女相》中關錦鵬公開出櫃,似乎是紀錄片才能呈現很個人的東西,才能建立主體性,可能這是劇情片做不到的,尤其香港的劇情片總是被電影工業所主導。紀錄片就好像另一條路徑,去處理劇情片無法處理的主題。今年香港國際影展有放關錦鵬的《愈快樂愈墮落》,他在映後提到他在《男生女相》出櫃後,拍攝《愈》就比較能放的開來。

:片單中有幾位導演其實我不太認識,像是馮炳輝,他的《香港公路電影》裡曾提到台灣像是一坨大便。

鐵&倩
:馮炳輝早期拍實驗電影或錄像,現在在學院裡教書,當年他蠻活躍的,也曾在 ifva 得獎,當年 ifva 還有另類電影、紀錄片、MV 的獎項,現在都沒有了。
:我自己的觀察是,在香港藉由這樣的回顧展去推廣紀錄片還是很困難,你們怎麼想這件事?

鐵&倩:我覺得很感謝我們的項目經理,他懂得用很多年輕人的方法在網路上去宣傳,譬如影展預告、Instagram 的運用等等, 這是我們之前沒想過的。我們也希望號召觀眾來成為座談會的講者,去扭轉影展座談一直以來的權力關係,也是在策展和宣傳時想到的。每部片都有不同的主題,會希望從不同的主題去宣傳,進到每個的人生活當中。

:回顧展辦完之後,下一個計畫是什麼?

:希望辦小一點的活動,還是以香港片為主,也不排除有國際性的影片,希望能讓這個放映平台,去填補香港在中港台話題性紀錄片的空缺,但還是要看看有沒有資金,這是這未來一年來的計畫。

 
 
「香港紀錄片回顧專題:八十至九七」工作團隊/圖片香港真實影像協會 Hong Kong Actual Images Association提供
後排中為張鐵樑、前排右四為蔡倩怡。
 
「香港紀錄片回顧專題:八十至九七」放映片單
 
《黑鳥》Blackbird,1987,90分鐘
《沒有太陽的日子》 Sunless Days,舒琪,1990,90分鐘
《⼤禍臨頭》In Big Trouble,鄭智雄,1995,55分鐘
《美麗的魂魄》Neon Goddesses,余力為,1996,46分鐘
《香港公路電影》Hong Kong Road Movie,馮炳輝,1996,29分鐘
《男生女相:華語電影之性別》Yang +- Yin: Gender in Chinese Cinema,關錦鵬,1997,80分鐘
《另起爐灶之耳仔痛》Diasporama: Dear Air,游靜,1997,88分鐘
《節慶九七之勁歌甘曲(運動版)》,麥海珊,1997,55分鐘
Celebration in the Times of Bitter Songs 97 (MOVEment Version)
《念你如昔》Still Love You After All These,關錦鵬,1997,43分鐘
《去日苦多》As Time Goes By,許鞍華、崔允信,1997,58分鐘
《北征》Journey to Beijing,陳耀成,1998,110分鐘
 
    紀公報第四十二期/2017/6/12

仲維光:談治學及寫作能力

談治學及寫作能力

仲維光

有朋友告訴我,他買了本羅沃爾特音樂家傳記叢書中的《馬勒傳》中譯本送我。這「羅沃爾特」還真讓我不明白究竟是什麼。上網查看才知道,竟然是德國的Rowohlt出版社出版的傳記叢書的中譯本。

 說來也真的是慚愧,雖然來德國已經二十多年,可德文還是不能夠和中文一樣輕鬆地一目十行地閱讀,依然只能夠一行一行地讀。而這樣的讀法就讓我只能夠在自己的專業領域讀原文,而對於那些不關緊要、可以囫圇吞棗地去讀的書,為了速度和省事就只得偷懶去看中文譯本了。可那些譯本且不說很多地方和原文或是南轅北轍,或是模糊不清,就是翻譯的意思基本對了的,往往也已經丟了很多味兒。而這就使得經過了不只一道俗人之手再現的音樂家,猶如經過一個俗氣的指揮而再現的音樂一樣,幾乎俗不可耐。正為此,如果你感受不到這一閱讀存在著的差別,並且沒有為失去的、不能夠了解到的東西痛苦,那真的是要責問自己了。

大約二十年前,我曾經寫過一篇題為〈當代中國無大師〉的文章,後來我直接針對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可笑和荒謬又寫過針砭、反省的文章,再後來我也談到過那類從翻譯詩歌摹寫而來的當代中國詩歌,不僅不是中文意義上的詩,而且其文字甚至根本就是對中文的褻瀆。這些看法讓很多人,或許可以說讓時下整個當代中國的所謂知識界感到不快。

多年前一位作家朋友對我說,寫出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東西不難,可寫出讓你滿意的東西不容易。我聽了並不覺得是對我的「諷刺」。因為在我看來,不要說諾貝爾文學獎不知中文為何物的評委們,就是西人漢學家中又有幾位是真的知道中文文字之中的三昧?而這尤其是對於需要先天的感覺和才能的文學。所以忽悠那些外行,尤其是傲慢自大而根本上卻是缺乏感覺靈性、文學才能的西人,讓他們感到似是而非的滿意,推舉你得獎當然容易。

對於真正的中文文學、文字,我雖自知無法和趙翼、袁枚、王國維和陳寅恪等前輩相比,可也還是讀過、背誦過一些古文詩詞,也還吃過些許「豬肉」。就我這點知識已經深知,從「清風不識字」而來的「西方不識相」——這個三毛使其變意而流行的看法,在我看來不是價值判斷,而是一個客觀事實。西風吹在畫圖上——只有二十六個元素的西風真的是不知道如何品味擁有幾千個象形符號的四聲圖畫,也真的是無從知道、無法理解西文Literature本是和中文「文學」二字有著根本的區別的文字形式。

文學者,雲錦天章,文字之藝術也!有音有韻、有圖有形、跌宕起伏、節奏錯落。

 自然這靜止的畫圖也不知道那呼嘯的西風的力度,它掃蕩席捲地球的每一個角落的威力。

面對中文的瑰麗,每個文字中所含有的史和詩,每種文字結合所產生的交響,所有這些看法及感覺,我永遠無法繞過去,所以每一件小事,每一個自己感覺到的不足,都讓我對此生,對我在最好的年齡所受到的粗鄙變態的教育感到痛苦。就是這個痛苦,迫使我不斷地重複強調當代這個滿目皆是的缺失,毫不留情地去揭示這個居然很少有人去看的「盲點」!

 為此,這個不久我就會去翻閱的羅沃爾特叢書的馬勒傳中文版,讓我又一次、且更進一步想到上面這個問題——閱讀能力。

 我們這代人之所以自己寫不出好東西來,其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基本技能不行,也就是閱讀能力,以及寫作必須要儲存記憶的東西之離基本的要求相差太遠。這個能力在我們這兩三代人那裡,由於學校教育及體制的變化,尤其是政治統帥一切對於人們靈魂及其基本感覺的摧殘及癌變,讓我們已經無法和前輩相比。推崇西方的人既沒有閱讀西文原始文獻的能力,也沒有西文的語言思維感覺,只是靠蹩腳的翻譯去捕捉似是而非的議論。而談中國文化問題也沒有閱讀經典文獻、原始典籍的能力,只能依靠幾本教科書。「矮人看戲何曾見,都是隨人說短長」,所以「焦距」不準還算是這臺「相機」最好的結果,而更為普遍的是「畸變」和「色變」。

至於閱讀之後的回饋,表達所展示的對於文字的掌握和運用,那更是一個無法欺騙的硬功夫。誰都知道,中文的特點決定了掌握運用它有著完全和西文不同的要求和訓練。這種象形四聲文字的掌握,必須要有一個豐富積累的庫藏來供你隨時取用,不然你的文字就一定會貧乏、蒼白。這一點就連電腦的中文輸入法都明白,必須有一個強大的字詞庫,好的軟體甚至必須有一個存儲浩瀚的古典詩詞文賦庫,以及具有豐富的聯想技能。這就是說,用中文寫作,沒有古文及詩詞文字的積累和修養,沒有幾百篇的背誦,你絕對寫不出好的文字來。在這上面沒有任何投機取巧的可能。如果你現在真的是沒有如此,而被譽為詩人、作家,那一定是這個社會、這個時代出了問題!如果你不理解、不痛感這個基本要求,那你這個詩人或者作家的感覺,就真的還不如一臺電腦!

寫下這些感思是因為在我的學習和探究中,我無時無刻地不痛切地感到自己的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無法達到希望達到,或者說應該達到的要求,即如這次了解閱讀馬勒。在治學及寫作走過的道路上,我看到,我這一代人,當然包括我自己在內,在這方面的缺陷很多時候或許靠才能和感覺可以得到一時的掩蓋,即暫時遮一點醜。可沒有厚積,這類閃現的「感」發,稍多一點就一定會捉襟見肘,甚至輕薄畢露。

糊弄媒體和大眾,沽名釣譽是容易的,尤其是糊弄西方社會及其媒體,可那最終糊弄的一定是自己。浪得虛名者,最典型的如八十年代那些共產黨社會的所謂知識菁英金觀濤們,我相信,以後在知識領域一定是被嘲笑的對象。因為這些人的閱讀能力和知識底蘊不僅是蒼白,而且可謂荒誕得離譜,它使得任何真正進入學界的人,如果看不到他們的這種先天的畸變,那他自己以後就會受到同樣的嘲笑。

正是由於在這一點上,作為這個黑暗時代的生存者,我是幸運的。因為我之幸運就在於經過努力知道了這種不足,坦率地承認了這一點,並且對此從不迴避,聞過而喜,不斷地做出彌補努力,直到如今。而也就是在這一點上,我在問題的探討上留下了可說是屬於自己提出的問題,以及粗淺的解答。對於這兩點——問題和解答,我甚至更可以說的是,它們至少在焦距上是準的,在這幅畫面的邊緣部分或許有些畸變、色散或紫邊,可中心部分是清晰的。

                    德國‧埃森

李靜睿:鼠疫裏的異鄉人(下)

鼠疫裏的異鄉人(下)

特約撰稿人/李靜睿

這就是我們的當下,我沒有看到一顆鬆動的螺絲釘,朋友們卻一個個變成「異見分子」。一場隱秘的鼠疫,患病的人不再死去,他們只是時代的異鄉人,他們消失了。

「國家機器是由沙子一樣易碎的堆積物組成的…它存在,是因為所有人都同意讓它存在,甚至,連它的犧牲者也同意,而且常常直到最後一分鐘。」圖:曾立宇 / 端傳媒設計部

2010年下半年之後,環境一點點惡化。並不是說此前環境有多好,而是這幾年總如此,在我們以為事情糟得不能再糟的時候,發現又糟了那麼一點。

後來我寫了一篇小說,寫一個男人在六十年代末期,「十二月時河水似凍非凍,澆在身體上嗞地一聲,河面下有巴掌大的小鯽魚半浮在水中,往遠處望只是濃白霧氣,罩住自己的過往與當下,白軒墨冷木了,有時候會疑惑為什麼這一切總是不醒」。我們就是半凍於河水之中的小鯽魚,越睡越冷,總是不死,總是不醒。

在此之前,我們幾個家庭大致算有正常生活。蕭瀚是大學教師,時不時在媒體上發表文章,他的博客雖然總被刪帖,但總還是留在那裏,「上面」偶爾會有人通過學校提醒他,不要對某些問題發言。但這些提醒雲裏來霧裏去,不妨礙我們沉浸於婚姻生活,在夏日的半夜十二點走長長的路去吃烤串,燕京冰涼,板筋上灑滿辣椒粉,饅頭不刷醬。吃飽了走回家,夜風撩人,月光照出前路,我們故意不去看兩旁的沉沉陰影。

郭玉閃從公盟退出之後,專心主持傳知行,這是一個專注於中國經濟問題研究的 NGO。那個時候他還算一個能露臉的人,穿西裝打領帶上電視評論經濟問題,他平日裏是個確鑿無疑的胖子,上屏幕後卻顯得瘦,一張大圓臉自有稜角,讓不到85斤的我大感人生不公。阿潘把這些節目發給父母看,因為他們從來沒搞清楚過女婿到底做什麼工作。他已經時時被軟禁在家中,我們就打老遠的車過去看他,樓下停一輛破舊中巴,看見「他們」在如此寒冷的冬夜裏也不敢打開車內空調(大概是費油不能報銷),我既覺痛快,又覺憐憫。半夜三點我們出來,寒風捲出刀刃,車裏有人警覺地下來,問:「郭老師沒出來吧?」聽說他們都是派出所的「外聘人員」,為一點微薄工資,整夜不能睡覺,玉閃真慘,他們卻也是。

我們的鄰居王力雄(剛認識蕭瀚的時候,知道《天葬》和《黃禍》的作者就住在樓下曾經讓我感覺極為魔幻)說起過,在某一段「敏感時期」裏(「敏感時期」的定義非常含糊,兩會前後、六月初、七一、八一、十一……每敏感一次一個月,到最後,你很難找到連續兩週的「不敏感時期」),樓道里負責看着他的人都是二十歲出頭的小朋友,一問是公安大學大四的學生,這屬於他們的「畢業實習」。力雄嚴肅地和小朋友們談心,痛心疾首說:「二十幾年前,和你們一樣年齡的大學生們在為中國爭自由民主不惜流血,你們想想自己在做什麼?!」小朋友們唯唯諾諾,不敢應答,也許壓根沒有聽懂,畢竟我們認識不少一流大學的學生,早早過了英語四六級,卻從來沒有聽說過六四,我曾經有個編輯,88年出生的小姑娘,聰明漂亮愛讀書,她讀了我以六四為背景的短篇小說《北方大道》,說特別喜歡,卻又問我,到底男主角為什麼要坐牢。這是一個很悲憤的故事,力雄講的時候一定是自帶諸如柴可夫斯基《悲愴》這樣的背景音樂,但不知道為什麼,每個聽到這故事的人都會哈哈大笑。

王力雄嚴肅地和小朋友們談心,痛心疾首說:「二十幾年前,和你們一樣年齡的大學生們在為中國爭自由民主不惜流血,你們想想自己在做什麼?!」圖:曾立宇 / 端傳媒設計部

被人「看住」也是一件難以定義的事情。最糟糕的像余傑、劉敏,每天遞出去一點錢拜託「他們」幫着買菜,到後來家裏現金用光,山窮水盡。或者胡佳、金燕,有一天她清晨起床,發現客廳裏睡着幾個陌生人,像有人在拍一部沒有耐心鋪墊就驟然高潮的恐怖片,她只能失聲尖叫。或者劉蘇里老師,在被看住的時候他和「他們」發生爭執,腰部受傷在醫院住了好幾個月,我們幾次去探望,絡繹不絕有人送來美食,煥萍姐(劉蘇里妻子張煥萍)念念不忘我在病房裏吃了一頓極其豐盛的大餐後,還自顧自洗了一個起碼半斤的進口紅蘋果。

就像凱爾泰斯在《無命運的人生》中描寫奧斯維辛居然也有幸福時光,我們的故事也偶爾夾雜着魔幻喜感。如果是被人「看住」卻又允許外出,意味着進出有「他們」的專車接送,郭玉閃第一次來我們家裏,正是因為恰好有專車。(美國副總統)拜登訪華那個夏天,玉閃又被緊緊看住(天知道拜登訪華和他有什麼關係),一番爭論之後,他和阿潘坐上專車,來後海和我們吃飯。開車的國保順便帶上老婆孩子,因為據說他們也很久沒有機會一家人出來走走,晚風清涼,水生漣漪,對異議分子與秘密警察一視同仁,在湖邊散步的時候,我們忍不住揣測,「他們」會走在哪一條路上。過了三個小時,大家各自享受完後海的夏夜,他們兩個背景迥異的家庭,坐上同一輛車離開,先走平安大道,再上四環,最後進入八達嶺高速,在我的想像中,這應該是某部庫斯圖裏卡電影中的長鏡頭,而非我們實打實的人生。

和「他們」相處時間長了,大家生出一種難以界定的感情。浦志強會給樓道里看守的人開門煮餃子,據說伊力哈木因為同情心,一度讓看他的人睡到客廳裏。「他們」還滿懷誠意讓郭玉閃給自己孩子開書單,詢問他怎樣可以讓小朋友熱愛讀書好好學習。力雄也說過,有一年他和妻子唯色在一家好利來吃冰沙,遇到一家三口,丈夫穿褲衩拖鞋,妻子看起來温柔賢惠,帶一個可愛極了的小男孩。那是一直負責「看」他的警察,然而他們像正常關係的兩家人那樣寒暄:吃過沒?吃過啦。好利來的蛋糕不錯。是啊,麵包也新鮮。力雄摸摸孩子的頭,兩家人微笑告別。這些瑣碎小事總讓我感覺分裂,就像「他們」第一次來家裏,我生氣蕭瀚給他們泡上好茶,還拿出我最愛的蔓越莓乾,真的像在招待客人,我氣到躲在樓上裝作自己不存在。後來我也產生了倫理混亂,當站在面前的是一個個具體的人,你很難簡單把他們看成這個邪惡制度的化身,你依然得有教養,講禮貌。但如果對邪惡的厭憎和恨意失去具體指向,我又會覺得自己身處虛空,搏鬥虛無。

劉蘇里,萬聖書園創辦人。圖:曾立宇 / 端傳媒設計部

前兩年我寫了一篇專欄,叫《我相信會有一顆鬆掉的螺絲釘》,在微博上轉了接近一萬次才被刪掉。專欄裏我寫到漢娜·阿倫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裏她提出「惡之平庸」(banality of evil),這個概念現在已經被太過頻繁的提及,導致了不少也許是出於逆反心理的批評,但我還是忘不了初次閲讀時的震撼,那種回想往事時清晰看到自己曾經參與作惡的痛苦。在我看來這本書裏有兩句話最能概括何為 banality of evil ,一句是"極權主義統治的本質,而且恐怕所有的官僚制度的性質是把人變成官吏,變成行政體制中間的一隻單純齒輪,這種變化叫做非人類化」。另一句是「政治中,服從等於支持」。

我還提到猶太作家喬納森•利特爾的《復仇女神》,他用一本長達七百頁的小說闡釋了阿倫特發明的這個詞組:「國家機器是由沙子一樣易碎的堆積物組成的…它存在,是因為所有人都同意讓它存在,甚至,連它的犧牲者也同意,而且常常直到最後一分鐘。沒有了那些赫斯,那些艾希曼,那些果哥利茲,那些維辛斯基…一個斯大林或者一個希特勒就只是一個充滿了無能的仇恨和恐懼的羊皮袋。」

就像我相信德國人中默默隱藏着一個奧斯卡·辛德勒,我其實相信「他們」之中會隱藏着一顆鬆掉的螺絲釘。「在這架龐大機器看起來運轉依然如此良好的時候,我相信會有一顆螺絲釘從中脱離下來,它甦醒着伸了伸懶腰,周圍的世界還是一片漆黑,但它已經努力閃出了自己的那點光。」寫這段話的時候我滿是信心,以為就像《悲慘世界》裏的沙威,他們中總會有人意識到,法律並不總是意味着正義。

但幾年過去,目力所及的範圍內,我沒有看到任何一顆鬆動的螺絲釘,玉閃被抓那晚,一直和他聯繫的國保在半夜兩點騙他開了門,院子裏湧進十幾個人,全程錄像,嚴肅程度堪比抓捕恐怖分子。他們可以在任何時候帶走玉閃,或者讓他自行前往公安局,但他們選擇了一個漆黑暗夜(大概自己也知道這件事見不得光),選擇當着他年邁父母和年幼兒子的面(半年過去,小朋友好像已經忘記了自己有個爸爸),阿潘在絕望中撥打了幾個朋友的電話,但我們都睡着了,手機又都是靜音,沒有人接聽她的電話。她獨自面對「他們」,而「他們」的人性好像自帶銅牆鐵壁,沒有軟肋,透不進光,容不下温柔。

專欄發出後不久,有個沒有頭像的微博給我發了一條未關注人私信,他說他就是我寫的螺絲釘,他說到自己的痛苦,自己的無可選擇。我忘記自己是怎樣回覆他的,我大概會對他說:你錯了,我們永遠可以選擇,必須選擇。命運中不可更改的那部分歸於上帝,剩下的,歸於選擇。

明知道洪水終會湧進生活,我們開始還在高高興興游泳,後來又以為只要爬到高處,就能掙扎求生,卻忘記了頭上有天花板,我們早已接近頂點。圖:曾立宇 / 端傳媒設計部

英雄是那些註定失敗的人

在境況發生點滴變化的時候,我們並沒有時時意識到危險,可能是因為遲鈍,更有可能是當房間裏有一頭大象,暫時沒被踩死的人都容易選擇性失明。明知道洪水終會湧進生活,但水位只是緩慢增長時,我們開始還在高高興興游泳,後來又以為只要爬到高處,就能掙扎求生,卻忘記了頭上有天花板,我們早已接近頂點。

蕭瀚的博客被關。被學校停課。微博賬號不停被刪除。有一天我們去兩廣路上的孔乙己和朋友吃飯,快開到終點,一輛沒有牌照的桑塔納逼停我們打的黑車,兩個男人將蕭瀚拽出後座,塞進他們的車。我茫然在路邊站了一會兒,車聲喧囂,排出濃濃煙氣,每個堵在路上的人都煩躁不已,剛剛發生的事情對我而言是整個世界,但整個世界卻並沒有看到渺小的我們。我決定繼續去吃飯,賭氣般想要多吃點,吃完一碗米飯,又叫了一碗米飯。

他在半夜兩點回家,精神抖擻,吃了一飯盒我給他打包的生煎包,給我說,他們給他戴了黑頭套,去到一個不知道什麼地方,和他談了幾個小時,又戴上黑頭套把他送回家來,他沒吃虧,還抽了好多他們的煙。我無話可說,只能問他:「包子好不好吃?什麼餡兒的?」我後來再也沒有去過那家孔乙己,雖然裏面有我最喜歡的東坡肉,每次去崇文門都下意識想避開那個右拐路口。在某一個夏天,廣渠門橋下淹死了一個男人,當時我們在四川老家,新聞裏直播了對他的救援過程,我們就這樣,眼睜睜看着他被洪水沒過頭頂,走向死亡,在一個全年下不了幾場雨的城市裏,他死於一場暴雨。現實世界早已寫好寓言,我們不幸地在裏面扮演角色,無從逃避。

2012年4月底,警察來抄了一次家,蕭瀚被帶走八個小時。抄家過程像一場被反覆演習的噩夢。圖:曾立宇 / 端傳媒設計部

2012年4月底,警察來抄了一次家,蕭瀚被帶走八個小時。抄家過程像一場被反覆演習的噩夢,並沒有什麼超出想像的部分,當下我也不知害怕,只是一直神經質般翻一本加菲貓漫畫,加菲說,Look at the bright side,at least Mondays only happens once a week(想點兒好的,畢竟一週只有一個週一)。我想,哪裏有什麼光明面,如果週一就在前面。有個警察好像忘記了自己的身份,先是感慨家裏有這麼多書,又開始詢問我「你們名牌大學的畢業生到底能掙多少錢」,最後看到蕭瀚放在書桌上的毛筆字,嘖嘖稱讚了一會兒,說「喲,你老公真有文化,你看這字寫得多漂亮」。我再次混亂,不知道應該拿出怎樣的姿態面對他,無論怎樣,我都感覺自己有罪,要不有悖情感,要不有悖教養。

蕭瀚趕回來吃了我媽媽做的回鍋肉。他進門的時候我緊緊抱住他,我知道朋友中很多人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經歷,但我還沒有,我希望自己不需要習慣。那天飯桌上郭玉閃也在,聽說蕭瀚被帶走,他很快趕過來,玉閃興奮而疲憊,不停抽煙,說自己好幾天沒有怎麼睡過覺,又躲閃着不說清楚為什麼。出於女人奇特的直覺,我突然問他:「你是不是把陳光誠弄出來了?」他沒有直接回答,對我眨眨眼睛,露出我熟悉的得意笑容,像小朋友把所有椅子壘到高處,終於從糖罐中摸到一顆糖,腳下椅子搖搖欲墜,其實已經沒有回到地面的路,但在當時,他只是高興真的吃到那顆糖。第二天,玉閃把藏在北京一家旅館中的陳光誠送入了美國大使館,這件事毫無疑問是他畢生榮譽,卻也是他即將被洪水吞沒的最後預警,水位抵達胸口,在後面兩年裏,他將越來越難以呼吸。

夏霖當時正在廣州出差,第二天他氣急敗壞來了家裏。夏霖是一個經常氣急敗壞的人,有一種自己渾然不知的幽默感,他給我講1989年的故事,他在重慶和同學們一起遊行,結束之後飢餓難耐,想買幾個沙坪壩著名的肉包子,有個姑娘(大概是因為長得美,被他牢牢記了二十幾年)嚴肅地對他說:「夏同學,北京的同學們正在絕食受苦,我們不可以吃肉包子。這樣吧,我們買幾個饅頭。」

我總覺得這就是夏霖一輩子的寓言,他天生應是個吃肉包子的人,後來卻因命運的差錯,始終在吃饅頭(現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裏,可能連好吃的饅頭也沒有)。大學畢業後他本來分配到某個派出所當刑警,他卻連報到都沒有去,直接離開體制做律師,一開始就是老闆,因為過於習慣有助手,生活至今不能自理,打字一直用兩根手指,在我們的悉心教導之下,他才學會了用手機上微博(獨自研究了幾個月終於知道怎麼發表情符號,興奮不已,一口氣給我發了十幾個),在我們幾個人的微信群裏,大家都叫他夏老爺。幾家人一起出去玩,等夏老爺起床是一件大事,蕭瀚會去他房間,給他泡好茶,再陪他抽幾根煙,夏老爺這才肯起身,和我們一起吃早飯。就是這樣一個人,在看守所裏讓律師給我們帶話,自己挺好,吃得飽,偶爾有煙抽,週末能打牌,能看到書。我努力控制自己,不要讓想像超出這些話語劃定的安全之地,在那裏,夏老爺真的過得挺好,我們無需掛念。

這就是夏霖一輩子的寓言,他天生應是個吃肉包子的人,後來卻因命運的差錯,始終在吃饅頭。圖:曾立宇 / 端傳媒設計部

九十年代中期,他已經年入幾十萬,每天出入牌局酒局,儼然成功人士,在一次牌局間隙,他偶然看到餘世存的《八九一代人是醜陋的》:「醜陋者不知道自己是醜陋的,他們只知道上輩們醜陋(無論上輩們自己的審美如何),他們只知道底層工人農民打工者是醜陋的(無論後者的精神如何自足),他們只知道在一個社會裏不成功是醜陋的(無論這個社會是否不義)。洪水會來,報應也會來。我為八九一代人痛惜。我更為中國痛惜。」這些句子在一個被酒精侵染的包間裏刺痛了他,在暗七對和清一色中,夏霖也有了自己的關鍵性瞬間,他辭職來到北京,和人合租了一套房子,在北大讀在讀研究生,花光積蓄,卻因為英語太差沒能拿到學位,他在課堂上認識郭玉閃,從此走上饅頭鋪就的茫茫前程。

這幾年他漸漸不怎麼能掙到錢,圈子內越來越多人在他那裏留着委託書,他幾乎成為身邊所有人的律師(玉閃被帶走的時候,和阿潘確認了夏霖的手機號碼),但當他自己被抓,我們才知道,他從來沒有給自己委託過律師。喝酒的時候夏霖總是氣急敗壞地跟蕭瀚說:「以前是資方律師,後來是勞方律師,再後來是人權律師,最後呢,成了異議分子律師,老子自從認識了你們這些人,狗日的人生的路就越走越窄。」這一兩年裏,他號稱要打入娛樂圈,信誓旦旦要帶我去見馮紹峰,他根本不知道誰是馮紹峰,只是聽我們私下裏八卦,那是個帥哥。

我至今沒有見到馮紹峰,因為夏霖已經被抓五個月。在被抓的前一個晚上,他來家裏吃飯,我用一點剁椒魚頭的剩湯給他隨便煮了碗麵。那正是玉閃被抓一個月,這個月裏他頻繁來我家,商量一些並沒有結果的事情,逼着蕭瀚陪他喝酒,理由是「喝一頓少一頓啦」,他不喜歡我們送書給他,因為打牌的人忌諱書和「輸」諧音,但他自己,倒是百無遮攔,一語成讖。

天色微涼,我們在露台上喝酒,像此前無數次他來家裏的晚上,吃我在淘寶上找到的一款泰國花生,裹着芥末,辛辣下酒,北京是一個野蠻荒涼的城市,因為有這些和朋友相聚的晚上,我們才留了下來。我時時想起那個晚上,我其實不是很想見到馮紹峰,我想見到夏霖。

我總覺得夏霖像是另一個我,本來好好地哼着歌漫步人生路,莫名其妙被情感拽進歪門邪道,我因為愛情,他因為友情。然而走得遠了,我們漸漸看清眼前這是一條光榮的荊棘路,安徒生早就寫過:「歷史拍着它強大的翅膀,飛過許多世紀,同時在光榮的荊棘路的這個黑暗背景上,映出許多明朗的圖畫,來鼓起我們的勇氣,給予我們安慰,促進我們內心的平安。這條光榮的荊棘路,跟童話不同,並不在這個人世間走到一個輝煌和快樂的終點,但是它卻超越時代,走向永恆。」2014年我讀了托爾斯泰的《哈吉·穆拉特》,托爾斯泰想寫一個英雄,但他選擇從哈吉·穆拉特被扣押為人質寫起,他的英雄在一開篇就已經被寫好敗局,不過是在投降的屈辱中等待死亡。

我看懂了這本書,英雄就是這樣,英雄是那些註定失敗的人,他們並沒有輝煌和快樂的終點,就像我的朋友們。

我們活在更為隱秘的鼠疫之中

前面幾年,朋友中發生的事情大概如下:滕彪一度失蹤了70天,在出來後行動言論多受限制,現在被中國政法大學開除,流亡美國。許志永被判四年,很少再聽到他在獄中的消息。王功權在2013年9月被抓,四個月後寫了認罪書取保候審,和我們這些人再無聯繫。笑蜀從台灣去到美國,和妻子異國分居,看不出何時能回來。浦志強被抓接近一年,警方把逮捕階段的所有延期程序都用盡了之後,依然沒名沒目地關着他。(註:2015年冬至,被羈押19個月的浦志強在北京二中院被以「煽動民族仇恨及尋釁滋事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3年,浦不上訴。2016年4月14日,浦志強律師執照被正式吊銷。)

浦志強第一次來家裏,上下視察了一下房子,語重心長跟蕭瀚說,你這輩子就做對了兩件事:買了套房子,娶了個媳婦兒。圖:曾立宇 / 端傳媒設計部

有時候我會想到一些往事。滕彪帶着兩個女兒來家裏吃飯,小姑娘們着迷於我那些廉價的耳環項鍊,一人挑了一根大概價值十五塊錢的回家,滕彪後來說,她們後面一週都每晚要掛着項鍊,逼他一起玩「我是公主」的遊戲。我們和功權一家在紐約上州的 Catskills 秋遊,林地鋪滿落葉,空氣浮動光影,那時的我們擁有平靜、安全和秋天。笑蜀和我們一起逛台北夜市,他在幾十種涼菜中選了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一種——滷雞冠,台北冬夜涼而不冰,下淅淅瀝瀝小小雨,我們慢吞吞走向地鐵。浦志強第一次來家裏,上下視察了一下房子,語重心長跟蕭瀚說,你這輩子就做對了兩件事:買了套房子,娶了個媳婦兒。

我一直以為,我能如常生活,是因為他們不是那麼親密的朋友。他們不是玉閃和夏霖,不是我們生活中不可退讓的領土。2014年8月底,我們幾家人一起去了塞罕壩上,是我建議大家去那裏,因為我十幾年前去過一次,記得那裏草原寧靜,湖水幽藍。但我選錯了地方,現在草地上滿是垃圾,月亮湖邊有醜陋的兒童樂園,烤全羊接近2000塊一隻,蒙古包600塊一晚,床單上有不知道臭蟲還是跳蚤的痕跡。整個行程都糟透了,但當我們在一起,又好像再糟糕的地方也自有樂趣。有那麼幾個小時,我們找到一個無人之地,在小湖邊鋪開毯子,盤腿坐在上面打牌,夏霖照例批評所有人打得不好,玉閃照例和他鬥嘴,蕭瀚照例負責拍照,我照例拿出 Kindle ,看一部庸俗的網絡言情小說。我希望那一個當下永遠持續,然而光漸漸暗下去,草地上滲出涼意,會失去的東西,我們終將失去。

而我,在失去之後並沒有做點什麼,我還是如常生活。原來我是一個這樣怯懦的人,步步退讓,並不知道自己的底線到底在哪裏。這些事發生之前,我讀了日本作家三崎亞記的《鄰鎮戰爭》,這本書描述了極權主義如何和絕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並行不悖,書的一開篇,普通上班族北原修路收到和鄰鎮開戰的通知單,一張小小的紙,「夾在鎮民税繳納期限和下水道費用的通知中間」。他本和這場列入鎮政府五年計劃的戰爭毫無關係,唯一讓他擔心的是在上班路線更改之後,自己可能會遲到,當他莫名其妙被選為「戰爭期間的偵察員」,恐怖才真正侵蝕了他的生活。

戰爭很快結束了,這是一場高效成功的戰爭,雖然有人傷亡,但傷亡人數被嚴格控制在預算之內,普通居民對戰爭的意見,集中於「戰爭損壞了兩家人的窗玻璃,但為何補償款不一樣?」或者「除了房屋損壞之外,噪音等也能賠償嗎?」等等看起來比他人的死亡更重要的問題。「到底為什麼需要戰爭」這個關鍵問題在最後才得以解答:促進行政財政提高效率,振興當地中小企業、強化居民歸屬意識……就是這些冰冷的官方話語吞噬生命與愛情,和接近一百年前扎米亞京的名作《我們》相比,這是一種更為隱秘的個人主義潰敗。

滕彪一度失蹤了70天,在出來後行動言論多受限制,現在被中國政法大學開除,流亡美國。圖:曾立宇 / 端傳媒設計部

我終於意識到,我們就活在這樣的潰敗之中。在這個圈子之外,我偶爾會見到另外的人,寫小說的朋友不少正在寫劇本,以往媒體的朋友簡直無一例外在創業,好像每個人都有熱氣騰騰的人生。我一邊認真參與討論:寫電影和寫連續劇到底哪個性價比高?手中的期權怎樣可以全部套現?一邊控制不住自己走神,我想到另外一個世界的冰冷,想到在那個世界裏,我的朋友被殘酷劃分為「異議分子」,想到他們光環覆蓋之下的困窘、失敗與疑惑。在我的前同事剛在東直門買了一套700萬的學區房的時候(他兒子只有三歲),我想起有個傳知行的工作人員對我說過,他特別喜歡看 3D 電影,但很少去看,「實在太貴了」,我沒有寫出他的名字,因為寫出來也沒有意義,你們不會聽過這個名字。

絕大部分時候,「異議分子」的榮光只存在於微博和朋友圈之中,他們的存在代表這個國家還有這麼一丁點兒人,守住那些在當下中國的話語體系中認真朗讀會顯得可笑的價值,比如自由,或者正義,我們輕快地越過他們,用轉發和點讚來盡自己的道德義務,而他們,卻實打實要面對如此沒有退路的人生。在玉閃和夏霖被抓之後,陸續有一些國際媒體報導了他們的故事,但我知道,報導會越來越少,直至銷聲匿跡,他們為之付出慘痛代價的事業,是一把冰做成的刀,有過鋒利的時刻,但「時代」是太過灼熱的詞語,他們終將融化,並無痕跡。

在郭玉閃被以涉嫌「非法經營」的罪名移交檢察院的那幾天(所謂「非法經營」,其實就是傳知行這些年印出來的一些學術研究報告),中國股市又超過了4500點,財富和未來是這樣觸手可及,連我都翻箱倒櫃找出幾年前的股票賬戶,想着寫小說是這樣看不到前路和錢路的事業,也許我可以折騰折騰,買點股票,掙點生活費。這就是我們的當下,斯大林和毛澤東式的恐懼籠罩不了此時此刻,我們活在更為隱秘的鼠疫之中,患病的人不再死去,他們只是時代的異鄉人,他們消失了。

「異議分子」的存在代表這個國家還有這麼一丁點兒人,守住那些在當下中國的話語體系中認真朗讀會顯得可笑的價值,比如自由,或者正義。圖:曾立宇 / 端傳媒設計部

「異鄉人」和「鼠疫」都是加繆的書名。在前一本小說中,加繆讓默爾索對生命的安排沉默以對,到了後一本,里厄醫生明白在強大的瘟疫面前,所有手段可能都毫無用處,然而「必須作這樣或那樣的鬥爭而不該屈膝投降……對此只有一個辦法:與鼠疫作戰。這個真理並不值得大書特書,它只不過是理所當然而已」。這就是西西弗斯的反抗,不是為了勝利,而是唯有在反抗中,我們才真正存在。

2014年11月有一度風聲鶴唳,因為怯懦和恐懼,我拉着蕭瀚回到四川老家。那裏的生活緩慢到幾乎靜止,我和家人討論門前花園長出鬚根的榕樹,憧憬夏天時爬滿窗戶的紅色九重葛。我們在門口小店吃當天現殺的羊肉湯,羊肝燙十秒就要撈起,酸辣羊血用來拌飯,乳白羊湯氤出暖濕煙霧。

某一天有四川冬天難得見到的陽光,我們去了一個河邊小鎮,那條河快要匯入沱江,水面曲折有光,花一塊錢就能坐船到對岸,我們坐在河邊藤椅上,聊完全想不起具體內容的天,不遠處有男人在窸窸窣窣砍毛竹,竹葉飄到河面上,我們看着太陽漸漸西沉。那個下午讓我無比清晰地看到,平行世界的確存在,在有光的這一邊,我們談論閒話,享受愛情,在背陰的那一面,我們試圖反抗,吞下苦果。我穿梭於兩個世界中,無法做出選擇,因為我渴望平靜,也渴望尊嚴。

我如常生活,因為我渴望平靜。我寫這篇文章,因為我渴望尊嚴。命運是一張編織得太過緊密的網,我沒有奢望能從中逃逸,我只是期望,我有所掙扎,像那永遠失敗的西西弗斯。

端傳媒2017/5/1

 

2015年4月15日初稿

2015年4月29日定稿

 

李靜睿:鼠疫裏的異鄉人(上)

鼠疫裏的異鄉人(上)

特約撰稿人/李靜睿

這就是我們的當下,我沒有看到一顆鬆動的螺絲釘,朋友們卻一個個變成「異見分子」。一場隱秘的鼠疫,患病的人不再死去,他們只是時代的異鄉人,他們消失了。

就是我們的當下,斯大林和毛澤東式的恐懼籠罩不了此時此刻,我們活在更為隱秘的鼠疫之中,患病的人不再死去,他們只是時代的異鄉人,他們消失了。圖:曾立宇 / 端傳媒設計部

2017年4月21日,夏霖的案子終審宣判。我一夜沒睡,六點起床,洗頭吹頭,還做了一個面膜,又化了粧。在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門口見到大家,每個人都出奇地蒼白憔悴,我用手機背面照照自己,青天白日下,看見一個精心塗了口紅的鬼。我們進不去,過了一會兒宣判結束,律師仝宗錦出來,對着一堆精神極差的人說,夏霖的精神倒還可以。

2016年9月案子一審,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夏霖被以「詐騙罪」判監12年。我們繞着法院走了很多圈,最後確定了囚車會出來的門,遭到法警的阻擾,但車緩緩開出的時候,大家都成功地對着車大叫夏霖的名字。後來宗錦去看守所會見,夏霖說,他透過車窗看見了蕭瀚(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副教授)。

這次我們又等對了門,但他們找了兩輛囚車,蕭瀚跟着第一輛跑了很遠,我的直覺是夏霖在第二輛車裏,我是對的,這次我們看見了夏霖在車內對大家揮手。蕭瀚沒看到,他走遠處走回來,我們相互抱怨,我抱怨他太笨看不出法院的小把戲,他抱怨我既然有直覺卻不叫住他,大家都剛哭過,讓這不像吵架,倒像一種隱秘的互相安慰。

夏霖最終判了10年,這件沉沉壓在我們身邊每個人心頭的事情,起碼在程序上看起來有了一個不得不接受的結局。下午大家去了郭玉閃(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創始人,夏霖曾為其代理律師)在北邊的院子。初夏,萬物都美得驚心,院子裏有三隻貓。我們唉聲歎氣說一會兒夏霖,又興致勃勃談一會兒生活,最後大家開始熱烈討論,到底怎麼能在夏霖出來之前發財。他的面前是讓人絕望的漫長刑期,我們卻得若無其事照常生活,我也不知道,這到底是勇敢,還是怯懦。

這篇文章也是這樣,它是勇敢和怯懦混雜的產物,兩年了,它一直放在我的電腦裏。始終不發的原因大概是始終有某種僥倖,覺得一切會有變化,但最終只是變得更糟。

消息越來越壞,直到沒有消息

剛出事的時候,我們總是見面。

見面的地點在北京城裏遊動。東四環的一個公寓(暖氣極熱,進屋後要脱掉襪子)。北四環萬聖書園沿着走廊一路往裏的老闆辦公室(桌上厚厚一疊進貨單,我着迷地一翻半個小時,看《小于一》又賣掉多少本)。西直門的卡拉OK(團購送五份炒飯,走廊裏有男人把女人逼到牆角激吻,我佯裝打電話,圍觀了全過程)。

這是2014年的冬天,大部分日子是濃濃灰霾,然而我們都習慣了這樣的北京,不再劇烈咳嗽與過敏,偶爾有那麼幾天,寒風刺痛萬物,天空是一種不應如此的湛藍,我們又重新對這個城市保留幻覺。

見面是想知道更多「消息」和商量「對策」。交換消息時,我們把手機放在老遠的地方,據說這樣就不會被竊聽。商量「對策」時,我們激烈辯論,好像手中真的有可以與之拼命的匕首。消息越來越壞,終於在抵達一個未知的臨界點時讓我們失去了鬥志,即使這種鬥志不過是指向虛無縹緲的敵人。

我們鬆懈下來,又開始討論八卦、美食和漂亮裙子。有一天我們在萬聖(書園)對面吃烤魚,有半頓飯時間大家為偶像劇《何以笙簫默》笑成一團,其實並沒有那麼多值得笑的東西。笑到最後,我覺得自己的靈魂慢慢升起,凝視那一大盤子酸菜烤魚,有一些激烈的情緒在空氣中尋找出口,但房間逼仄,唯一一扇小窗早被鎖死,那股氣在藕片年糕和海帶萵筍中盤旋良久後發現無路可走,我回到了原地。

2015年1月中旬,有「消息」說,郭玉閃會在3月回家,夏霖的案子也可能隨之解決。我們見面的頻率從一週兩三次變為兩三週一次。我們把沉默歸咎於等待,以逃避若無其事照常生活的屈辱。大年三十那一天,大家在我家包餃子,十二點我煮了一鍋湯圓,吃完也就散了。(註:2014年10月,郭玉閃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刑拘,2015年1月被以「非法經營罪」正式逮捕,9月獲取保候審,當時夏霖為其代理律師。)

在郭玉閃被以涉嫌「非法經營」的罪名移交檢察院的那幾天,中國股市又超過了4500點,財富和未來是這樣觸手可及。圖:曾立宇 / 端傳媒設計部

想到多年前有一個大年三十,只有我倆和玉閃、阿潘(郭玉閃妻子潘海霞),我們聊到凌晨四點,蕭瀚偷偷在他們枕頭下放了壓歲錢。那時候北京還沒有限制外地車,阿潘開一輛深圳牌照的綠色 QQ,大年初一,他們走上空曠的五環,回到西二旗的家中。現在那輛 QQ 停在北邊郊區一個雜草重生的院子裏,它不被允許再次上路,這個城市無情地拒絕一切,而我們,在沉默中吞下了這些拒絕。

4月到了,北京的春天是沙塵暴、霧霾和白色玉蘭花的混雜物,讓我想不清楚愛憎。我買了許多新衣服,修改完一部關於愛情的長篇小說,但玉閃和夏霖並沒有回家,我們沒有得到更多消息。

有些事我不再一無所知,但跟我全無真正關係

是不是一定存在某個決定性瞬間,讓「我們」成為「我們」?

大學一年級,我看了一套日本人拍的紀錄片,《六四真相》。盜版VCD畫質粗糙,我模模糊糊記得王丹是個瘦弱的男青年,柴玲那個時候就有點發胖的影子,美麗的梁曉燕老師胸前搭着長辮子(後來我第一次見到她,就遺憾地問:曉燕老師,你的辮子呢?)。紀錄片裏的鮮血,和我父親多年來對他夢中情人杜憲的唸叨(杜憲,前央視《新聞聯播》主播,1989年6月4日晚7時,她身着黑西裝,以宣讀訃告的語氣宣讀中共中央決定,後被停職),再加上家裏的幾本「走向未來叢書」(1984至1988年出版,共約80本,1989年遭禁,編作者集中了80年代中國最優秀的一批知識分子),讓我大致知道了八十年代與它的最後一個夏天。

大四快畢業,我在南京大學破舊悶熱的女生宿舍裏,讀完《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那是一本來路和去向都不明的盜版書,後來我才知道,這本書就是以這樣的形式先在南大校園內流傳,後來慢慢流向了全國。寫這本書的老師居然就在我們學校,而我,上過幾次他的選修課。雖然課堂上大部分時間忙於在最後一排給男朋友發短信,我還是莫名驕傲,去水房衝完冷水澡依然渾身滾燙,一股讓我陌生的快感和痛意在皮膚下流動,也許是因為那本書裏的毒太陽灼灼傷人,也許是因為南京已經接近四十度。

除了在知識層面上給我某種虛榮感,這些激動人心的瞬間並沒有真的帶來什麼。大學畢業,我去了廣州,在一家號稱全國最好的黨報裏做時政記者。工作忙碌,有時候下班已經十點,我和同事們去五羊新城的茶餐廳吃九塊八一隻的特價乳鴿,熱烈討論那些頭版上出現的名字和不知真假的官場秘辛,自以為那就是充實和體面。一個小姑娘,已經時不時進出省委開會,名字被鄭重其事印在與會人員名單上,去高級餐廳吃巨大的龍蝦刺身,飯後一個官員打電話叫另一個官員來買單,後者帶着厚厚幾疊現金,我眼睜睜看着他數了一百多張。這些場景多經歷幾次,我有時候覺得荒謬,有時候卻又滿足於虛妄。

我迅速適應了單位的話語體系,並且憑藉自己對文字的一丁點天賦熟練使用它。我為省委組織部寫的典型人物報導在報社內頗得好評,傳說中有一篇得到省委書記的批示,領導讓我為忘記什麼特刊寫幾篇讚美共產黨而且必須「文字優美」的散文,我就寫了,篇篇優美,在評報會上獲得加分,好像多拿了三百塊稿費。和某個部門的副主任在電梯裏遇到,她特意拍拍我的肩,說:「小姑娘,幹得不錯。」我很高興,以為自己真的幹得不錯,以為這就是我的前程。那個時候我絲毫沒有意識到,文字自有其靈魂與尊嚴,高華老師寫下的文字,和我所寫下的,會同樣白紙黑字留在歷史裏,只是他的流向大海,我的滋潤爛泥。

我還是喜歡讀書,買了新出的《米沃什詞典》,書裏說「我敬慕過許多人,我一向自認為是一棵彎曲的樹,所以尊敬那些筆直的樹……」。這句話寫得真好,我用紅筆在下面打上着重號。我還讀米沃什(Czeslaw Milosz,波蘭詩人,198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詩,「你最好學會喜歡你的羞恥因為它會跟你在一起。不會走掉即使你改換了國家和姓名。可悲地恥於失敗。恥於供宰割的心。恥於獻媚的熱忱。恥於機巧的偽裝。恥於平原上的土路和被砍倒當柴燒的樹木.…… 你時刻受到恥辱。」然而一轉頭,我又打開電腦,把省委給的通稿改成一篇消息,我所熱愛的文字和我所寫的分屬兩個平行世界,至於我自己,不覺羞恥,熱忱獻媚。

我輕快地越過六四真相、高華、米沃什、楊繼繩,越過和我一樣住在通州的胡佳、金燕,越過那些含混不清的反省與刺痛,自以為只是文學烏托邦的公民。圖:曾立宇 / 端傳媒設計部

後來到了北京,工作單位變成在一家市場化都市報。我還是一個極為文藝的文藝青年,花680塊去看黃磊和袁泉那版《暗戀桃花源》,雲之凡美得不得了,即使在最無情的時候,她也是最美麗的山茶花。我人生最大的惆悵不過是並沒有人對我唱《追尋》,「你是晴空的流雲,你是午夜的流星」,雲之凡說「你看,到處充滿着希望,就像我們兩個一樣,你說,對不對?」我一路滴淚,坐地鐵回通州的家。

在這些纏綿悱惻的情緒之外,另外一個我一點點甦醒過來,也許是因為又讀了《墓碑》和《通往奴役之路》(作者哈耶克引用富蘭克林,「那些願意放棄基本自由來換得少許暫時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也許是一旦抽離那個一切理應如此的場,常識和自尊心總能在強光中掙扎着睜開雙眼。我在寫稿和談話中謹慎地不再使用「建國後」、「三年自然災害」和「毛主席」這些詞語,工作的榮譽感從稿件被省委書記批示,迅猛轉到了能不能在最高法院新聞發布會上逼問發言人對聶樹斌案表態。但一個人總會本能地為自己的生活辯護,有時候想到往事,我急切地說服自己:那又怎麼樣,那只是工作。

我連續幾年去報導全國「兩會」,每天工作十三四個小時,唇邊長泡,額頭有痘,披頭散髮滿臉浮腫的照片不知道怎麼被髮到網上,入選「兩會美女記者」,以前追過我的男同學看到了,給我發短信:「你都胖成這樣了啊。」我氣急敗壞回他:「我只有82斤!」為了採訪某個副部長,我在他的房間外一坐兩個小時,採訪的內容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又採訪到一個高官,好像他的頭銜真能增加我的質量。我一點都不喜歡記者的工作,但敬業也是一種本能,我還不懂得站在工作背後的,是不可逃避的倫理與價值。

很多年以後,還是從米沃什的書中我知道「敬業」自有其複雜曲折,1949年他作為波蘭駐美國外交官回到華沙,參加一個聚會,他們喝酒跳舞,「直到凌晨四點才出門回家。夏天的夜晚很涼,他看到了幾輛滿載着犯人的吉普車。在場的士兵和守衞穿着兩層的軍大衣,而那些囚犯們身穿夾克,凍得渾身哆嗦。那時我明白了我是誰的幫兇」。

有一年我參加了總理發布會,精心打扮,穿正紅色羊毛大衣,戴一對從拉薩買回來的水晶耳環,虛榮地希望鏡頭掃過我,讓父母和追求男看到我體面標緻的樣子。發布會上最後一個問題,忘記是法新社還是路透社的記者問到(註:應為路透社記者),有一個叫胡佳的人正在北京接受審判,他的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一個月之後胡佳被判刑三年零六個月,我在上外媒網站看影評時無意中看到他妻子曾金燕在法庭外的照片,短髮,抱一個小嬰兒,神情憔悴。

有一年「兩會」總理發布會上最後一個問題,忘記是法新社還是路透社的記者問到,有一個叫胡佳的人正在北京接受審判,他的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圖:曾立宇 / 端傳媒設計部

真可憐,我想,出來時孩子都快四歲了。

這就是我當時的所有情緒,出於一種距離遙遠的人道主義憐憫。就是這樣,我輕快地越過六四真相、高華、米沃什、楊繼繩,越過和我一樣住在通州的胡佳、金燕,越過那些含混不清的反省與刺痛,自以為只是文學烏托邦的公民,有些事情我不再一無所知,但跟我全無真正關係。

又過了一年多,我遇到自己的關鍵性瞬間。我和蕭瀚在相識後迅速戀愛,迅速結婚,新世界轟然而來,它是幸福、恐懼與前路茫茫的混雜物,讓我想不清楚愛憎,一如北京的春天。

猶太人不會參加在奧斯維辛的春晚,我也不

最開始,我們只聊文學。陀思妥耶夫斯基,布爾加科夫,沈從文,毛姆。我給他買李洱的《花腔》和諾曼•馬內阿的《論小丑》,他讓我去看布羅茨基《文明的孩子》。我閲讀政治意味濃厚的文學作品,卻很少將其與窗外的青天白日建立聯繫,我和一個在課堂上講六四的大學教師談戀愛,卻沒有意識到這背後可能隱藏的深淵。我們在盛夏的傍晚去後海喝酒,看見光照在水上,卻已迅速敗退,有那麼一段時間,光明和黑暗相安無事,在中間隔離出曖昧不明的陰影,我們就住在那裏。

不可控制地,話題半徑慢慢擴大,文學不再能滿滿填充愛情,因為生活就是如此。他提到劉曉波,我去查了一下,哦,是個詩人,但詩寫得一般。他提到王軍濤,我又去查了一下,哦,辯護律師是張思之,我知道張思之。他提到許志永和滕彪,呀,我知道他們,我是記者,記者總該知道孫志剛案。他重點提到郭玉閃,我就重點查了一下,哦,學經濟學的,參加了兩個 NGO,一個叫傳知行,一個叫公盟,是個胖子。

2009年7月的某一天,我們去吃米斯特披薩,在通州家樂福一樓,對着一家佐丹奴專賣店,我喜歡帶他來吃這家店,因為他們有三十二塊一位的自助沙拉吧。天氣苦熱,商場內空調開得極低,我們懶洋洋吃了一盤子又一盤子水果,把披薩里的芝士拉出長長白絲,熱戀時的話癆綜合症漸漸消退,我們開始享受在一起而不用說一句話的時間,看玻璃門外撐傘經過的姑娘,陽光在每一條裸露的小腿上照出斑駁光影。

他接了個電話,幾分鐘後掛掉後跟我說:許志永被帶走了。

那個時候我不像現在,對「被帶走」這件事已經有一套完整的應答程序:被誰帶走?國保還是派出所警察?有沒有給手續?手續是什麼?傳喚還是拘留?行政拘留還是刑事拘留?罪名是什麼?這個罪最高是判幾年?有沒有提前簽好委託書請好律師?

那個時候我只是呆呆地說:啊……那怎麼辦?

就像後來每一次有朋友「被帶走」,大家開始商量怎麼辦。但其實永遠不會真正找出「怎麼辦」,他們有監獄,我們,(按照我方人員的標準官方答案),只有信念、道義,和愛。這些詞語就像被寫進了手機備忘錄,時不時發出叮鈴巨響,提醒我們不要恐懼,不要被監獄佔據心靈。然而監獄就是監獄,得在眾目睽睽之下上廁所,一週只能洗一次頭,改善伙食才有大白菜熬肥肉,讀不到一本書,不能聽 Leonard Cohen 的 In My Secret Life(滕彪說過,在2011年「被帶走」的兩個多月中,他狂熱愛上對方用來墊盒飯的《新京報》,每天要求警察給自己放愛國宣傳片,因為這樣就可以聽到背景音樂)。

想到這些,我恐懼得要命。

我在庫切的《內心活動》裏看到本雅明的故事。1924年本雅明在意大利遇到拉齊斯,事後他說:「真正的愛情使我變得像我所愛的女人。」拉齊斯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本雅明則是猶太人,拉齊斯說:「愛思考的進步人士,如果他們是明智的,他們的道路將通往莫斯科而不是巴勒斯坦。」本雅明因此沒有移民去巴勒斯坦。

後來本雅明自殺了,我卻不想死。我恐懼蕭瀚甚至自己有一天都會進監獄,但又無計可施。我27歲,好不容易找到一個相愛的男人,總不能為了一種讓人恐懼的可能性就放棄當下愛情。然而我又是個軟弱的人,平生經受的最大肉體痛苦不過是拔智齒,切菜切到手也要落幾滴淚,從來沒有想過,談一場戀愛需要做好這樣奮不顧身的準備。

忘記了後來到底是「怎麼辦」。好像蕭瀚包了一個黑車四處奔波找人在公開信上簽名。好像郭玉閃半夜打來電話,兩個男人羅裏囉嗦聊了五個小時,中途我幾次醒過來,看見窗簾外的黑夜漸漸不那麼黑,又轉頭昏睡過去。再後來,許志永出來了。

許志永來家裏,我用一個小時胡亂做出四五個菜。他吃得挺投入,興高采烈給我們講他的「新公民運動」。2013年,他因為這件事再次進入監獄,這一次他被判了四年。圖:曾立宇 / 端傳媒設計部

他來家裏吃飯。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見面沒多久我就知道,我們有不同氣場,他不像郭玉閃,不會和我們成為親密朋友。但坐在一起嗑瓜子的時候,我還是感覺魔幻:眼前這個人,北京大學法學博士,連任海淀區人大代表,大學教師,上過《時尚先生》和《南方人物週刊》封面,在上訪村住了整整兩個月(這段經歷大概有利於他在監獄中熬下來)。有一次我去最高法院採訪,遇上他帶着訪民站在門口,那是隆冬時分的北京,我用羊絨圍巾遮住整張臉,急匆匆走向温暖的室內。等我參加完一個體面莊重的發布會出來,他還站在那裏,裹一件灰色棉襖,乍眼看過去,也就是訪民的樣子。這樣的人簡直應該入選「感動中國」,卻因為辦了公盟,一個做法律援助的 NGO,莫名其妙進了監獄,再莫名其妙又獲自由。

我做了幾個簡單的菜。我頗能做一些好菜,但我內心默默為朋友劃出等級,郭玉閃和夏霖來家裏,我花上五個小時做剁椒蒸肉,提前一天醃好雞翅,一大早去八里橋市場挑新鮮魚蝦。許志永來家裏,我用一個小時胡亂做出四五個菜,保證他能吃飽。他吃得挺投入,興高采烈給我們講他的「新公民運動」。2013年,他因為這件事再次進入監獄,這一次他被判了四年。但在當時,我對這個「運動」沒有一點好奇心,我只是忍不住在許志永走後和蕭瀚八卦:他現在女朋友是誰啊?他是不是要為反革命事業獻身,不打算結婚啦?

幾年之後,我們參加了許志永的婚禮,在北邊一個美麗的院子裏。烈日炎炎,我和阿潘在滿池荷花邊拍照,幾個小朋友擠擠挨挨抱住我倆的腿,奮力地希望鏡頭拍到他們的小臉蛋。我們沉浸於夏天、蓮葉和自助餐,渾然不知有一桌人不請自來,穿黑色衣服縮在牆角,冷冷觀察這個被陽光照得滾燙的大廳。新人以巴哈伊教教義宣誓的時候,我們在底下竊竊私語開玩笑:許志永運氣挺好,老婆看起來很靠譜,能跟着他吃苦。

誰知道後來她吃的苦一路吃到給他送牢飯,許志永被抓,崔箏剛懷孕,孩子生出來之後,她有一張抱着孩子等候會見的照片在朋友群裏流傳。我在一個深夜裏看到那張照片,孩子養得很好,像他爸爸一樣圓圓腦袋,崔箏則瘦了不少,她茫然望着地板。那個穿短裙的夏日在眼前跳動,荷葉上滾動露珠,新娘塗鮮紅脣膏,我在黑暗中落下淚來。

再回到2009年,10月1日那天我被報社分配去天安門廣場報導晚會。出發前我和小區裏的黑車師傅拿着北京市地圖看了很久,終於在種種限行的重圍中殺出了一條極其複雜的進城路線,在一度甚至上了京沈高速之後,我成功地來到了北京市區——我是說,長安街以外的北京市區,因為整條長安街幾乎都被限行。這個時候的北京完全是一個陌生之地:天藍得可怕,城市安靜地可怕,道路順暢得可怕。我們從南四環開到南二環,路上遇到的車不超過十輛,大部分的店鋪都關着門,路口沒有戴着紅袖章的老大媽,這個城市在舉行慶典的時候,連鴿子和風箏都不允許起飛。

我在下午三點到達金水橋接替同事,他在前一個晚上凌晨三點安檢結束後,坐着小板凳痴痴地等了七個小時。在後面的五個小時裏,我和幾米之外拿着紅綢子黃綢子的大中小學生們面面相覷,我煩躁不安,撐一把遮陽傘,看見前方有人等得太累,躺在長安街上睡起覺來,我羨慕那些睡着的人,他們好像把這個世界隔離在外。晚會結束後,我從天安門走到故宮,因為打不到車又重新穿過天安門走回前門去坐班車,自從去西藏爬了海拔4700米的雪山,我就沒有走過這麼長的路,但讓我挫敗的不是疲憊,而是荒謬和羞辱。

我不要加入一個囚禁我的朋友、又轉頭若無其事燃放焰火的慶典。圖:曾立宇 / 端傳媒設計部

那個晚上讓我想到馬內阿在《論小丑》中描述齊奧賽斯庫的生日:「每年,為了慶祝他的生日這個國家都會組織盛大的活動。那種盛況既莊嚴又庸俗。就連那些組成千米長『人鏈』維持秩序,以防快樂人群擁擠失控的警察也忍不住在竊笑。」我回想那些舞動的彩色綢緞,廣場上巨大的花環,不敢相信自己身處其中,害怕某一張照片會拍下我,拍下我坐在一個曾經流血的廣場上,參加了他們的節日。猶太人不會參加在奧斯維辛舉辦春節聯歡晚會,我也不能如此。

大概就是從那個時刻開始,我決心不再加入他們。我不要加入一個囚禁我的朋友、又轉頭若無其事燃放焰火的慶典。有張老照片裏,當所有人伸出右手向希特勒致敬時,有個男人冷冷注視這一切,收起了自己的右手。我決心收起自己的右手,我有點害怕,但也不那麼害怕,因為那個男人是孤身一人,我卻有愛人和朋友。

端傳媒20174/29

仲維光:推薦閱讀十月革命百年反思專書《致命的列寧》

推薦閱讀十月革命百年反思專書《致命的列寧》

仲維光

為這本書撰稿完全是基於我與孟浪的友誼交往,而這又幾乎可以完全歸因於貝嶺。

我和這本書的主編孟浪的關係要追索到1990年代初期,要追溯到我們共同的思想和政治「傾向」。此中居間的人使我們認識的人就是貝嶺。具體說來是,從1993年貝嶺創辦《傾向》文學人文雜誌,到2001年創立獨立中文作家筆會(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他及另一創辦者孟浪就和我建立了緊密的友誼與合作關係。尤其是在初創獨立筆會時期。因為《傾向》的創刊我只是在貝嶺創刊後作為約稿的物件而認識他們的。而獨立中文筆會則是從貝嶺有創會想法開始,就來找我和我太太還學文商量。我們立即告訴他,一定要辦,辦起來就肯定把那個讓人們想起來就臉紅的、專制的御用機構「中國作家協會」擠出國際筆會,而這就是最大的勝利。此外無論什麼事情發生就都無所謂了。

其後發展果然如此。但是有所料而又未曾所料的是:這個本來是作家和知識份子的鬆散的組織,最後由於受到美國民主基金會的資助而迅速變成了民運組織、小的利益團體,並且發生了余王排郭事件。這樣的大是大非問題,我們當然也就為此遠離它而去。

我真的很感謝那些民運人士,他們居然最後在所謂創會會員上把我們隱去。事實上我對人開玩笑地說:只要是承認這個筆會是貝嶺創辦的筆會,那我的存在就無人能夠否認。因為除了孟浪,無論什麼事情緊接著一定是我和還學文,因為二十年來和他有緊密友誼及合作關係的就是這麼少的幾個人。其二,至於某些人的這個做法,如果我們能夠在當代中國文化和思想史上留下貢獻,那受到嘲笑的就一定是他們;如果我們沒有貢獻,那要這個「虛名」也沒有用,那不過是自欺欺人。所以這些人的這個小動作反而又一次為我的努力增加了動力。

為此,2016年八月,孟浪兄來信說要辦這麼一個十月革命百年的反思專輯,希望我能夠如當初支持《傾向》那樣,提供一篇有分量的文字。所以,真的可以說完全是基於我們多年來的友誼,基於他和貝嶺是依然堅持集中在文字、文學和思想上的努力少有的幾個人,即如當年對貝嶺的《傾向》及創辦獨立中文筆會的努力的支持,我對孟浪說,我一定會鼎力支持。一定要讓你這本書能在風雨飄搖的歲月的路上留下痕跡。

為此,我把原來準備2017年完成的,「德國極權主義研究大師布拉赫及其二十世紀研究」提前到2016年秋天完成。從八月到十一月,可以說壓得我幾乎喘不過氣來,因為寫作過程中又發現了很多新的文獻和問題,但是最終在十一月底完成了初稿,沒有耽誤他的成書。

這篇文字六萬五千字,可以說是我四十多年來對於共產黨問題的研究,最近三十年來對於極權主義研究的又一篇非常有心血之作。我把這篇文字戲稱為,這是我在當代思想史武林習武幾十年,在對共產黨社會清理階段最後練就的「九轉陰陽絕命槍」。這一槍直指共產黨極權主義及其知識精英的命門、防不勝防。而這個絕技,是我私淑德國極權主義研究大師布拉赫二十五年的結果。

對於布拉赫大師,在此我要特別強調,這是一個徹底證明中文知識界堪稱為「瞎了眼的知識界」的一個典型案例。這位去年九月十九日去世的、被譽為戰後德國知識份子的大腦,為德國當代民主文化打下他的烙印,翻轉德國歷史學和思想傳統的著名知識份子,在中文學界中,到我寫這篇文字為止居然是完全陌生的。這本身就是百年來中國知識界問題的一個最嚴重的案例!

由於手中我還沒有這本書,還沒有讀過書中其它的文字,因此在看到圖書上市的消息時,現在只能毛遂自薦。我要對有興趣的讀者說,凡是希望能夠思考百年來中國問題的讀者,我的這篇文字,我以為非常、非常值得您來閱讀並且討論。這篇文字我不會上網,所以希望及需要閱讀的,請您和筆會(http://icpc-chinesepen.org/)聯繫,去買書。

這篇文章,這個文集一定還會讓您看到,思想和信念的產生及發展不會在名利追逐中,而一定是在默默的、孤獨的閱讀中、思索中、積累中和勞作中。

                                    2017.3.30 德國  埃森     

《致命的列寧》:回首共產主義一百年

《致命的列寧》:回首共產主義一百年

美國之音(VOA)2017年3月28日 《時事大家談》節目——

1917年由列寧領導的俄羅斯十月革命即將邁入一百週年。場革命徹底改變了20世紀,也改變了中國的歷史和政治發展。最近一部反思十月革命的新書《致命的列寧》在港台兩地出版,今晚時事大家談的現場討論將為您邀請兩位作者,與您一同回首共產主義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