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睹一場死亡之後,你可記得,劉曉波是誰?

目睹一場死亡之後,你可記得,劉曉波是誰?

端傳媒記者 戚振宇 特約撰稿人 趙思樂 維諾

28年前的歸國決定,改變了這個文藝學博士的一生。他從廣場上的溫和派,變為「沒有敵人」的國家敵人。最終,在被禁錮的死亡裏,留下不朽的自由靈魂。


2010年12月10日,挪威諾貝爾委員會舉行隆重儀式,把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頒獎會場內掛上了劉曉波的巨型照片。 攝:Odd Andersen /AFP/Getty Images
2010年12月10日,挪威諾貝爾委員會舉行隆重儀式,把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頒獎會場內掛上了劉曉波的巨型照片。 攝:Odd Andersen /AFP/Getty Images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生前的最後時間,時刻都處於中國當局的精密控制下。

官方在6月7日通報,劉曉波因「右上腹痛伴發熱兩週」而保外就醫,在瀋陽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被確診爲肝癌晚期至終末期,7月13日,劉曉波確認逝世。一個多月以來,他急轉直下的病情,只由該醫院官網通報,而在醫院附近等待的朋友、仰慕者、紀念者,都在警察與便衣的嚴格隔離之下,無從見到他或者劉霞,無從知曉他的病房、他逝世的具體時間,更毫無告別的機會。

這位八十年代以「黑馬」姿態成名的文藝學博士、作家、著名的異議者,曾劇烈攪動並影響了一整個時代。在2010年時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他被廣泛視爲中國版的曼德拉、甘地、昂山素姬——這些人都帶領自己的國家從專制走向民主、從隔離走向開放,他們也從國家的敵人,變爲國家的英雄。

然而,劉曉波的處境完全不同。他後半生和國家政權正面博弈、交鋒的過程,像極了一個隱喻——自劉曉波攪動的八十年代以來,他對面的執政者迅速強壯,最終碾壓過一切反對的聲音,最終舉國無聲。直到全世界人,目睹他一點一點,寂靜的死亡。

不自由的死亡,永久凝固下自由的靈魂,也激發起一片肅殺之中的哀婉長鳴。他生前的一切努力與不幸遭遇,都變成了歷史的神聖遺產。

劉霞為丈夫劉曉波所拍攝的一幅照片,相中劉曉波的肩頭坐著醜娃娃。
劉霞為丈夫劉曉波所拍攝的一幅照片,相中劉曉波的肩頭坐着醜娃娃。劉霞作品

從「文壇黑馬」到「幕後黑手」

一切回到最初。1955年12月28日,劉曉波出生在吉林長春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母都在大學工作。在1960年代初接受完小學教育以後,他的整個青春期都與不間斷的政治運動勾連:隨父母下鄉,當過知青,做過工人,直到1977年恢復高考,他考入了吉林大學中文系。

1980年代開啟的改革篇章,深刻地影響與刺激了年輕躁動的劉曉波。1982年,劉曉波大學畢業後決定離開吉林,去往那個有「四五運動」和西單民主牆,也同時有天安門和紫禁城的北京。

劉曉波來到北京師範大學攻讀中文系碩士,他在這裏經歷整個1980年代,親睹民間與學界的思想解放,體會保守與改革的激烈交鋒,並成為其中的弄潮兒,獲得「文壇黑馬」的稱號,譽滿天下,謗亦隨之。

無論是在1986年「新時期十年文學討論會」上,劉曉波那場「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的語驚四座,還是在此後出版《選擇的批判──與李澤厚對話》引發的劇烈爭鳴,都像是1989年的前兆和預言。

劉曉波親歷了「鄧胡趙(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三架馬車」時代,也目睹了鄧小平如何拆散自己親手打造的改革馬車。

劉曉波在1995年3月5日接受傳媒訪問。
年輕時的劉曉波,獲得過「文壇黑馬」的稱號,譽滿天下,謗亦隨之。攝:Will Burgess/Reuters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的突然逝世,直接引發了北京大學生與市民走上街頭。在悼念胡耀邦的活動中,人們的訴求也逐漸轉變成了要求政府處理腐敗、控制通脹等現實問題。

彼時劉曉波正在哥倫比亞大學擔任訪問學者。離開中國沒有多久的他很快作出判斷:胡耀邦之死必將引發新一輪的民主訴求。

他隨即聯繫胡平、陳軍、貝嶺等民運人士,發表了《改革建言》,要求重新審查在「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的相關問題,並提出了修改憲法、廢除四項基本原則(編註:其內容為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等五項訴求。

之後,他們又在胡耀邦追悼會當天發表了《致中國大學生的公開信》,建議大學生鞏固已有的組織聯繫、出版自己的刊物、保持與政府與校方的對話等。

這兩份文件都輾轉傳到了北京,並被張貼在北大三角地等處,產生了轟動效應,而劉曉波等人也因此被當局視為天安門事件的「幕後黑手」。

無論是哪個層次上的反叛,都將或直接或間接地構成對專制制度和官方意識形態的批判。這樣我怎麼能面對國內前所未有的學運而逍遙海外呢?既然不能不關切,既然按捺不住,就應該實實在在做點具體事。就是回國看看,也比在大洋彼岸坐而論道要過癮得多。

劉曉波,1989年4月

4月26日,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發表了措辭極為嚴厲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指「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人們悼念胡耀邦的心情煽動製造事端,「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

但這篇本意想恐嚇示威人士的嚴厲警告,卻激發了更多人走上街頭。北京的校園內迅速貼滿了譴責社論的大字報,甚至連平時不大關心政治的市民也被這篇社論激怒。4月27日,支持學生的人群擠滿了北京的街道,人數之多,前所未有。

面對國內學生運動的風起雲湧,劉曉波再也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他提前結束了在美國的訪學計劃,決定回國。這個決定,改變了他的一生。

「『六四』是墳墓,埋葬了34歲的我」

多年之後,開車送劉曉波去機場的好友杜念中(前台灣蘋果日報社社長)回憶,劉曉波當時忽而興奮地高談闊論,忽而沉默陷入沉思,「他直說要和學生在一起,但更具體的卻說不上來。在機場和他揮別時,我隱隱覺得曉波已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回到北京後,劉曉波和學生領袖的溝通並不順利。他不主張以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方式實現民主,認為民主的實驗要「從一個學生小組,一個學生自治團體,一份民辦刊物,甚至一個家庭的民主化做起」。但對於當時熱情澎湃的學生來說,這些想法過於温和,因此鮮有人買賬。

儘管我們的肩膀還很柔嫩,儘管死亡對我們來說還顯得過於沉重,但是,我們去了,我們不得不去了。歷史這樣要求我們!唯有真實的苦難,才能驅除羅曼蒂克的幻想苦難。唯有克服苦難的壯烈的悲劇,才能幫助我們承受殘酷的命運。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才能挽救一個萎靡而自私的民族。

「五·一三」絕食宣言

5月13日,北京13所高校300多名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上絕食。同一天,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了劉曉波、吾爾開希、周舵等人召開座談會,明確提出希望在兩天後蘇共總書記戈巴卓夫(Mikhail Gorbachev)訪華之前,學生們能夠撤離廣場。作為談判條件,劉曉波等人則要求當局改正「四二六」社論論調,肯定這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當時代表政府談判的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復顯然不敢答應這些條件,最後談判沒有達成任何結果。

廣場上的氣氛愈來愈緊張。劉曉波多次勸說學生返回校園,從推進校園民主開始做起,但學生們卻以「黑馬變成綿羊了」、「膽小鬼,滾下去」的呼聲回應。灰心喪氣、身心俱疲的劉曉波,一度產生了放棄參與運動、回到美國的想法。但最終,他被學生的赤誠和廣場的氣氛留住了,理性終究不敵情感,他決定留下,誓言要與廣場上的學生們同生共死。

「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時候,曉波一直和我們在一起,絕食進行到第二天,他說,大家放心,按照國際慣例,絕食到72個小時,任何政府都會站出來和絕食者對話。大家聽了,開始盼望72個小時的到來」,劉曉波的學生王小山日後寫道:「終於,72個小時到了,政府方面毫無動靜,曉波開始鬱悶,說:連南非這樣的國家也不至於這樣啊。——要知道,當時的南非和現在不同,那個時候,曼德拉還在監獄裏。又過了兩天,曉波又樂觀起來,說,北京上百萬人站出來了,遊行聲援,這會政府該出來了吧,不然也太說不過去了。」

5月17日,最高權力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會議,討論是否要在北京實施戒嚴。當時的五名常委意見不一,最後由鄧小平決定,實施戒嚴。三天之後,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了戒嚴令,戒嚴軍隊開始陸續進入北京。

和「四二六」社論一樣,戒嚴令非但沒有阻嚇住憤怒的學生和市民,反而將運動進一步推向了全社會。「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在北京宣布戒嚴後成立,大量學生和市民上街截堵軍車,戒嚴軍隊遲遲進不了城,城內則到處都是遊行的人群。

高層領導人沒有再出來講話,也不再有警察阻攔遊行,甚至連長安街的交通秩序都要靠市民和學生來維持。當年 BBC 駐北京記者麥傑斯事後分析,「中共高層出現了激烈的爭論,對於鄧小平來說,動用軍隊鎮壓示威者,很難在領導層中統一意見。鄧用了相當長的時間才使那些必要的勢力『聽話』。……直到六四開槍鎮壓前的兩、三天,中共高層才終於在這一點達成一致。」

劉曉波(左二)曾於1989年4月26日由美國返回中國參與八九民運,於6月6日被北京政府拘捕入獄。
1989年6月2日,「四君子」參與絕食行動,左二為劉曉波。圖片來源:支聯會

 

與此同時,廣場也陷入膠着狀態,學生們為下一步的行動策略爭論不休。不少人認為,這樣僵持下去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應該主動撤離,但主張堅守廣場的學生始終佔上風。

既然勸不退學生,就只有讓温和派主導局面,才能避免事件進一步激化。當時的學運領袖王丹事後回憶說:「廣場上秩序太亂,需要有温和的力量控制廣場。而廣場上誰激進誰成為主導。我們計劃用100個知識分子,4個人、4個人一批的上,逐漸的這些知識分子通過絕食這種方式佔據廣場的主導。」

第一,我們沒有敵人,不要讓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們的智慧和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第二,我們都需要反省,中國的落伍人人有責;第三,我們首先是公民;第四我們不是尋找死亡,我們是尋找真的生命。

「六·二」絕食宣言

6月2日,包括劉曉波、侯德健、周舵、高新在內的「四君子」來到廣場,開始絕食。但還沒有等到他們完成這場為期三天的絕食,最高層已經下定決心,不惜開槍殺人,也要將學生清出廣場,重新控制首都。

6月4日凌晨,坦克、機槍和鮮血結束了廣場上的喧囂,也結束了整個八十年代的寬鬆氛圍,北京城、乃至全國都瀰漫着恐懼與憤恨。

劉曉波的一生也在那一晚被改寫。多年之後,他在談到「六四」時說:「它是我靈魂中一道無法癒合的傷口,歲月不但無法抹去它,反而更加鮮淋。我的生命彷彿永遠停滯在這段時間中,它是墳墓,埋葬了34歲的我,誕生了不知自己為何物的我。」

「不合時宜」的懺悔者

6月6日,劉曉波在北京被捕,隨後被送往以關押政治犯出名的秦城監獄,單獨監禁。

相比於像李旺陽這樣籍籍無名的運動參與者,中共當局對於知識精英和學運領袖的處理寬大許多。高新、周舵都在一年內相繼獲釋,侯德健則被驅逐出境,而李旺陽當年則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而被判入獄13年。

想獲得輕判並非沒有代價,重獲自由的條件是向當局認罪,寫下「悔過書」。雖然劉曉波在寫「悔過書」之前內心非常掙扎,但最終他還是寫了。「沒有什麼比自由更可貴。違心又怎麼樣,在中國不是人人都在虛偽中生存嗎?」

1991年1月26日,法庭在劉曉波被羈押一年多後開庭,他被判「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罪成,但因「能認罪悔罪,並有重大立功表現(組織學生撤離天安門廣場)」,被免於刑事處分。當庭獲釋的劉曉波極為驚詫和極度狂喜,一出審判庭大門,他便旁若無人地跳起來,打了個響指,大叫道:「老子又贏了!」

然而出獄之後,劉曉波一直心事重重,「各種問號折磨着我,儘管在表面上我的生活是平靜的,但內心深處的掙扎一刻也未停止過。而最根本的問題是:我是否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面對自己,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負責?」

帶着這種掙扎,劉曉波在1992年寫下他的「懺悔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學生領袖和知識精英的虛榮心、自我膨脹、宗派糾紛等等。作家査建英寫道,在所有的「六四」學運領袖中,可能只有劉曉波寫下了這樣的懺悔,「他把自己也放在聚光燈下嚴厲審視,分析自己的複雜動機:道德激情、機會主義、對榮耀和影響力的渴望。」

在秦城監獄,我寫了悔罪書,在出賣了個人尊嚴的同時,也出賣了『六四』亡靈的血。出獄後,我還有個不大不小的臭名,得到過多方的關懷。而那些普通的死難者呢?那些已經失去生活能力的傷殘者呢?那些至今仍在牢獄之中的無名者呢?他們得到過什麼?

劉曉波,《末日倖存者的獨白》

這本書出版後引起極大爭議,一些人將它視為真誠的懺悔,是劉曉波為自己的良心和罪惡負責;但另一些人認為,這不過是他又一次地自我形象塑造,並且是在幫助官方「抹黑」學運領袖和知識精英。

但這場風波很快就平息了,在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之後,中國向着權貴資本主義一路狂奔:自由知識分子群體被迅速邊緣化,人們不再談論哲學、美學、主體性,取而代之的是愛國主義、拜金主義和利己主義。

「我就是要嫁給那個『國家敵人』」

劉曉波顯得與這個時代格格不入。他依舊發表各種文章,又連同民運人士發起聯署,或是向全國人大提交建議……這些努力非但沒有任何成效,還為他引來了牢獄。

1996年,李登輝當選為台灣民主化後的首屆總統,台海局勢劍拔弩張。劉曉波聯合民運人士發表《雙十宣言》,呼籲國共兩黨回歸民主基礎解決兩岸問題,被處勞教三年。

當時,劉霞是劉曉波的同居女友,但中國規定只有直系親屬才有探視權。為了能與劉曉波見面,劉霞找遍各個部門申請與獄中的他結婚:「我就是要嫁給那個『國家的敵人』。」種種輾轉審批之後,公安部下達了一紙紅頭文件,批准兩人結婚。

劉霞和劉曉波的結婚證書是在勞教所裏領的。那一天,勞教所與婚姻登記處聯絡好,派一名攝影師來給他們拍雙人證件照,然後現場辦證。弔詭的是,拍照當場,相機的快門怎麼也無法按下,攝影師說多年來從未遇見這樣的狀況。最後,劉霞從包裏掏出了自己和劉曉波的單人證件照,將兩張照片拼在一起,貼在結婚證上。兩人結為合法夫妻。

這張史無前例的結婚證,彷彿他們婚姻的讖語:終成眷屬,卻難在同一屋檐下。

從此,劉霞開始了「有名份」的奔波。

劉曉波和劉霞。
劉曉波和妻子劉霞。網上圖片

 

劉曉波被關押在遠離北京的大連勞教所,瘦弱的劉霞每月拎着大包小包的食品和書籍,擠上1990年代悶熱、緩慢的火車,奔波兩千公里接近他。每一回,劉曉波都數着——他勞教3年,劉霞來了38趟,前18趟他們都見不上面,她放下東西又孤零零地返回。

1999年10月,劉曉波勞教期滿獲釋。此後,他依舊保持着批評政權的異議者角色,但在異議光譜中相對温和。他最常用的行動方式是撰寫各種公開信和建議書,並邀請民眾聯署。到了互聯網時代,組織聯署變得十分便利,不像以前往往需要籌備一個月。他曾激情洋溢地讚美互聯網給人權運動帶來的好處:「民間人權運動已經超越精英化階段,而走向平民化、普及化。」

2000年,在劉曉波的幫助下,「六四」死難者家屬丁子霖、張先玲等人共同發起了「天安門母親」運動。他孜孜不倦地協助「天安門母親」整理資料,撰寫、修改聲明,協調安排諸多事務,成為了她們最忠實可靠的同行者。到2004年,「天安門母親」運動收集了126位死難母親的名單,並在當年舉行了有40名天安門母親參加的集體悼念活動。這場運動持續至今,在世界範圍內都具有顯著的道德影響力。

2003年,他接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對團隊成員提出「與其高調宣言,不如踏實做事」的勸誡。在他擔任會長的四年裏,筆會由之前的流亡作家為主,擴展到大陸境內的會員數量也大大增加。不少人曾將獨立中文筆會視作異議知識分子的大本營,甚至有在野黨雛形,不過劉曉波在會長就職時強調:「本筆會不是政治組織,除了維護言論自由、創作自由和反對言論迫害、文字獄之外,再無任何政治性的目的與訴求。」

這段時間,劉曉波和劉霞度過了一段相對平靜的歲月。儘管一直受到嚴密的監控,但他沒再出入監獄。寫文章、辦筆會,逐漸有了一小圈關照他的朋友,總請他和劉霞喝個小酒。

那大概是劉霞最幸福的時光。夫妻兩人習慣性地晚睡,過了中午才起床,下午出門跟朋友們吃晚飯,盡興而歸,就差不多晚上十點了。他們一天的工作才剛開始,劉曉波在客廳兼書房裏泡壺濃茶,開始寫作,或是跟朋友談點什麼事情。劉霞則走進小小的畫室,開一瓶紅酒,就着輕音樂,看看自己的攝影新作,寫詩、畫畫。兩人都延宕到凌晨四五點才上床睡覺。

劉霞珍惜這樣的時光,直到《零八憲章》的出現,像漸近的警鐘,提示着這段相對安穩的日子或要走到盡頭。但劉霞比誰都清楚,這不是自己應該或者能夠阻止的。

中國異見人士劉曉波和妻子劉霞。
劉曉波和妻子劉霞。攝 : EyePress News

《零八憲章》4024個字,平均每個字判刑1天

2008年是中國的多事之年。

3月14日,拉薩爆發激烈的漢藏民族衝突,當局隨即派重兵入城維持秩序,這些舉動引發國際社會對西藏人權問題的普遍擔憂;4月,正在世界各地進行的中國奧運聖火傳遞活動遭遇西藏支持者的抗議甚至搶奪,進而引發中國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爆發;5月12日,四川發生8.2級大地震,近9萬人死亡,官方和民間的救援力量紛紛湧入災區合作,「公民社會元年」之稱由此而來;8月8日,精心籌備的北京奧運會開幕;10月,在奧運前夕因堅持曝光中國人權問題而入獄的行動者胡佳,獲歐洲議會頒發的人權獎項——薩哈羅夫獎。

中國政府為奧運向國際社會作出改善人權狀況的承諾,一邊勉力履行,一邊則用「不應將奧運政治化」抵擋國際社會對其人權狀況的問責,顯得踉踉蹌蹌。

劉曉波和他的同伴們希望抓住這一個「公民社會元年」,又因奧運進一步打開國門的時機,再次宣示主張。為了照顧當局在奧運期間在乎的國際形象,他們等過了奧運,警方對民間的嚴密維穩稍有鬆弛之後,開始緊鑼密鼓地為一個叫做《零八憲章》的文本徵集簽名。

零八憲章

《零八憲章》是為了紀念《世界人權宣言》發表60週年,受捷克斯洛伐克反體制運動的象徵性文件七七憲章(Charta 77)啟發,由張祖樺負責起草、劉曉波等人修改並由303位各界人士首批簽署的一份宣言,內容除了提出促進中國民主化進程、改善人權狀況外,更提出以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來解決兩岸問題及各民族問題。《零八憲章》分「前言」、「我們的基本理念」、「我們的基本主張」和「結語」等四部分,主要內容是闡述自由、人權、民主、憲政等概念,主張修改憲法、實行分權制衡,實現立法民主,司法獨立,主張結社、集會、言論、宗教自由,宣言共提出6點理念與19點的主張。(資料來自維基百科,百科內容以 CC BY-SA 3.0 授權)他們最終決定在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誕生六十週年的12月10日發布《零八憲章》。

12月7日,劉曉波去看望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重病在床的丈夫蔣培坤,他興奮地向蔣培坤講述《零八憲章》的修訂過程,還有收集簽名的一波三折。離開時,劉曉波對丁子霖說,《零八憲章》的工作將告一段落,接下來要着力為天安門母親團體申請諾貝爾和平獎。

12月8日晚上9點多,劉曉波家樓下逐漸聚集起許多警察。晚上11點左右,十多名警察敲開劉曉波的家門,在他面前舉起一張涉嫌罪名欄為空白的拘留通知書。劉曉波被帶走,警察在他家查抄了整整一夜。

劉曉波的海外同伴得知消息,第二天便通過互聯網公布了《零八憲章》文本,以及第一批303人簽署者名單,比原計劃提前一天開始了聯署的公開徵集階段。

視頻拍攝於2008年12月6日,於劉曉波起草《零八憲章》的前兩天,由其好朋友於劉的家中拍攝,這視頻是劉曉波在被拘捕前的最後片段。
2008年12月6日,劉曉波被捕前夕,其好朋友於劉的家中拍攝的視頻片段。圖:EYEPRESS NEWS / EYEPRESS

 

因這位中國異議知識分子中的標竿人物時隔近十年第四度被捕,《零八憲章》迅速點燃輿論。不僅《零八憲章》的第一批簽署者們積極為劉曉波呼籲,大量普通網友也在當時審查尚不十分嚴密的國內互聯網用各種方式轉帖《零八憲章》文本。聯署組織者公布的郵箱在黑客攻擊和假冒不斷的情況下,仍在第一個月內就徵集到超過八千個簽名,創下1989年之後聯署行動之最。

儘管《零八憲章》聯合體制內外改革力量的本意最終沒能實現,但第一批303人名單仍然涵蓋當時大多數富有名望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以及多年來湧現出的中青年民間力量。

《零八憲章》發布後,簽署者紛紛受到警方施壓,僅十日內就有約60人遭遇傳訊和監控,但除劉曉波外無一被捕。正因如此,很多人樂觀地推測,過了天安門事件二十週年的敏感日子,劉曉波興許就會被放出來。

2009年的6月4日過去了,什麼都沒有發生。20天後,新華社發出消息,稱劉曉波因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正式逮捕,這是劉曉波被捕半年多來官方發布的第一條正式消息。

人們開始主要分成兩種意見:一種仍認為劉曉波可能在某一天以「取保候審」的方式低調獲釋,這是中國官方終結小型維穩案件的常見方式;另一種則調整了預期,猜測劉曉波可能會被判刑三到五年。按照中國法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刑期一般為5年以下。

在所有參與預測劉曉波案結局的人中,劉霞總是最悲觀的一個,她的猜測是10年。

最終的結果是11年,4015天。《零八憲章》全長4024個字,一個字差不多就是一天刑期。這在胡温上台以來的寬鬆氛圍中,是讓人瞠目結舌的重刑,官方通過這個刑期,對民間亮出的底牌給予了強硬回應,而非和解促成政治轉型。

劉霞則說:那我就當作他是被判了1年吧。她再一次,獨自踏上了奔波路。

在劉曉波被捕後的2009年,民間力量無論是否參與《零八憲章》,都受到一系列的打壓,比如傳知行、益仁平和愛知行都遭到政府部門騷擾,公盟更受税案重創;多名川震豆腐渣校舍揭露者被逮捕;李和平、江天勇等維權律師不是被吊銷執照就是實際失去代理案件能力。

但抗爭者們也沒有因此陷入低潮,他們甚至因此相互識別,形成了鬆散的異議共同體。人們在網上驕傲地宣布自己剛發了郵件參加《零八憲章》聯署,又分享各自因此被約談的經歷。劉曉波宣判時,推特中文圈滿屏飄起象徵支持他的黃絲帶。

那是一種奇異的氛圍,民間帶有悲憤的情緒,但又對志同道合者的顯現充滿興奮。這種氛圍也傳遞到了劉霞,前來看望她、陪她談笑的友人絡繹不絕。

「一顆子彈飛了二十八年」

2010年1月,劉曉波被重判後,國際筆會美國分會提名他為當年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隨後,捷克前總統、《七七憲章》發起人哈維爾,也與達賴喇嘛等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一道,聯名支持劉曉波當選。

10月8日,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決定,將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劉曉波,以「表彰他為爭取和維護中國基本人權所進行的長期的、非暴力的努力」。諾委會特別強調,人權與和平之間有着緊密的聯繫,人權是諾貝爾在遺囑中所提出的「各國間友愛」的先決條件。

2010年12月10日,諾貝爾委員會主席亞格蘭向著一張空凳,將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當時在囚中的劉曉波,以表彰他長期爭取維護中國人權的努力。這時全場起立,鼓掌接近一分鐘。全體嘉賓三度起立鼓掌。
2010年12月10日,諾貝爾委員會主席亞格蘭向着一張空凳,將諾貝爾和平獎授予當時仍在囚的劉曉波,以「表彰他為爭取和維護中國基本人權所進行的長期的、非暴力的努力」。攝:Heiko Junge / pool / AFP

 

兩天後,劉曉波與劉霞在監獄見面。得知這個消息,他失聲痛哭,「這個獎首先是給『六四』亡靈的。」

「六四」始終是劉曉波靈魂中無法癒合的傷口。在2003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寫道:「是14年前的那個血腥黎明,讓我懂得了自己的淺薄和自負,懂得了愛的柔性温暖和內在力量,並開始嘗試着去體驗真實生存的厚重——活着的罪惡和對亡靈的敬畏——為自己1970年代的淺薄和1980年代的狂傲而深感羞愧。現在,回頭仔細檢視才發現,我的整個青春期生長於文化沙漠之中,我所賴以寫作的文化滋養,除了仇恨、暴力、狂妄,就是說謊、無賴、犬儒,這些黨文化的毒素餵養了整整幾代人,我便是其中之一……清除靈魂中的毒素,甚至需要終生的掙扎。」

正因着這種誠實和自省,在歷經多年精神打壓和身體監禁後,劉曉波非但沒有被打垮,反而在持之不停的思考中變得愈加温和和謙卑。

2009年12月23日,入獄前夕,他寫下了《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

「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撫摸我的每寸皮膚,温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這篇陳述,在12月10日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上,由挪威女演員、導演麗芙·烏曼(Liv Ullmann)向全世界朗讀。當天,劉曉波的所有直系親屬都被禁止出國,沒有人能代他領取獎章和證書,諾貝爾委員會主席亞格蘭在演講完畢後,將獎章和證書放在了一張空椅子上,全場來賓三度起立,報以長達50秒的掌聲。

然而,這張空椅子永遠等不來劉曉波了。

網上流傳德國和美國專家會診劉曉波影片,兩位專家向在場的劉霞解說劉曉波病情並向其安慰。
劉曉波重病期間,網上流傳德國和美國專家會診劉曉波的影片。網上截圖

 

7月13日傍晚,即劉曉波被確診為肝癌晚期的第51天,他在瀋陽的醫院裏去世。遺體在警察保護下被秘密運往殯儀館,家人繼續受到嚴密監控。

2000年1月,劉曉波在給好友廖亦武的信中寫道:「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權利,必須有一個道義巨人無私地犧牲。為了爭取到一個『消極自由』(不受權力的任意強制),必須有一種積極抗爭的意志。歷史沒有必然,一個殉難者的出現就會徹底改變一個民族的靈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質。甘地是偶然,哈維爾是偶然,二千年前那個生於馬槽的農家孩子更是偶然。人的提升就是靠這些偶然誕生的個人完成的。」

在他自己成為殉難者的這一晚,北京狂風驟雨、電閃雷鳴,甚至下起了冰雹。

「一顆子彈飛了二十八年」,作家翟明磊在詩句中稱劉曉波是「『六四』死的最後一人」。伴隨着這場舉世目睹的死亡,同時告別的,仿佛是他身後的一整個時代。

以詩句「一顆子彈飛了二十八年」創作的電影海報。
以《洛奇》(Rocky)電影海報為藍本創作的「一顆子彈飛了二十八年」海報。海報作者柯力,原作為英國設計師 Olly Moss。

 

2010年10月12日,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第四天,當時中國最知名的時政論壇 1984BBS 被迫關閉,只留下一個靜態首頁,寫着:「若干年前的好友們,我們終會再見面。」

7月13日晚,1984BBS 在首頁掛上了劉曉波的相片和訃告。
7月13日晚,1984BBS 在首頁掛上了劉曉波的相片和訃告。網頁截圖

 

七年來,這個頁面都沒有再更新。但現在,它掛上了劉曉波的相片和訃告:「昊天不弔,折我赤子。河山改色,日月韜光。」

註:本文部分內容來自趙思樂即將於今年10月由八旗文化在台灣出版的新書《她的征途》(書名暫定),並參考了余杰先生所著的《劉曉波傳》(2012年,台灣,時報出版)、劉曉波先生所著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1992年,台灣,時報文化)和許知遠先生所著的《抗爭者》(2013年,台灣,八旗出版),特此致謝!

端傳媒/2017/7/14

刘晓波“头七”遗孀刘霞“被旅游”去云南

刘晓波“头七”遗孀刘霞“被旅游”去云南

 


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周二晚举行刘晓波追思弥撒,近800人出席 (苹果日报图片)

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周二晚举行刘晓波追思弥撒,近800人出席 (苹果日报图片)

在中国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7月13日因肝癌病逝后的“头七”之日,刘晓波的遗孀刘霞据信在云南“被旅游”。而刘晓波的家人会在家中拜祭,但因被国保严密监视无法去海边。

据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的最新消息,刘霞一名亲属星期三中午表示,刘霞仍在云南“被旅游”,由弟弟刘晖陪同,但两人都不能直接致电北京的亲属,因此不知两人怎样按中国民间习俗拜祭刘晓波的“头七”。

信息中心星期二傍晚获知并对外公布刘霞“被旅游”去了云南的确切消息。刘霞亲属表示,这与刘晓波“头七”有关,当局肯定要在头七过后才会放刘霞回京。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7月18日被外媒问到刘霞情况时重申,刘霞作为中国公民,有关部门会保护她的一切“合法权利”。

据报道,在刘晓波去世后,中国当局大大加强对即时通讯的审查,尤其是微信被屏蔽的关键词组合数量激增,任何有关刘晓波的信息基本上都遭到审查。同时,网民近日在国内使用国外WhatsApp通讯软件时,无法传送相片或视频,怀疑是与当局希望阻止网民发起悼念刘晓波活动有关。另有香港传媒发现,如果手机使用内地SIM卡,即使人在境外也不能传送相片或影片。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表示,不了解相关通讯软件的情况,也没有收到任何相关投诉。

美國之音/2017/7/19

劉霞談劉曉波後事 手書影片曝光

劉霞談劉曉波後事 手書影片曝光

就在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骨灰完成海葬後,網上隨即流傳關於劉曉波遺孀劉霞講述後事...
圖為中國大陸瀋陽當局向港媒播放了海葬儀式片段,並說遺孀劉霞把劉曉波的骨灰撒入大海。圖/擷自香港無線電視台截圖
 

就在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骨灰完成海葬後,網上隨即流傳關於劉曉波遺孀劉霞講述後事安排的影片和手寫文字。劉霞說,劉曉波後事「就是海葬、火化、簡單、從簡」,「花都要白色的」。

劉曉波的長兄劉曉光下午現身瀋陽當局安排的記者會表示,為劉曉波選擇海葬,是劉霞和家人提出的要求。

幾乎與記者會同時,網上傳出疑似中國大陸當局公開關於劉霞的兩則影片。其中一則長約10秒,劉霞拿著白色杯子說:「曉波後事就是海葬、火化,簡單、從簡。」然後影片疑似剪輯跳動,接著播出劉霞說:「然後花都要白色的。」片段並配有中英文字幕。

疑似官方上傳的第二段影片中,發布劉霞寫給有關部門的手書,內容是要求劉曉波後事從快從簡。手書由劉霞和劉霞的弟弟劉暉共同簽名,日期為7月13日,也就是劉曉波過世當天。

網上曝光的劉霞手書內容如下:「有關部門:我是劉曉波妻子劉霞,劉曉波的後事一切從簡,直系親屬參與即可。最好從快,周六火化後即進行海葬,同一天完成更好。請協助安排。謝謝!」

劉曉波13日因肝癌病逝,中國大陸官方安排遺體於15日上午火化,中午將骨灰撒入大海,完成海葬。

劉曉波過世後,海外民運人士多次轉述劉家親屬說,反對海葬。

聯合報/2017/7/15

美國之音時事看台:獨立中文作家筆會會長貝嶺談好友劉曉波

美國之音時事看台:獨立中文作家筆會會長貝嶺談好友劉曉波

刘晓波病逝后,多位刘晓波的生前好友表达了惋惜和哀思。我们邀请了刘晓波的好友之一,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贝岭加入我们的节目,向我们介绍了他眼中的刘晓波以及他对于中国未来的民主运动将如何发展的思考。2017年7月15日播出。鏈接網址:

https://www.voachinese.com/a/voaweishi-beiling-20170714/3944946.html

獨家:劉曉波7月5日最後手稿全文披露,送給劉霞的最後禮物

獨家:劉曉波7月5日最後手稿全文披露,送給劉霞的最後禮物

「6月27日,我收到來自曉波的一條語音:『這麼長時間都沒見了,不用擔心我,我這是鐵蛋坯子,這麼多事兒都經過了,這點事兒不算事兒,我一定好好的,堅持到底,為劉霞……』說到『為劉霞』三個字,他忽然哽咽,說不下去。」

 

 

2017年7月5日,在病床上被嚴密監控的劉曉波寫下三頁手稿。這篇手稿,是他給劉霞好友完成的「作業」──給劉霞將要出版的攝影集做序。因為身體虛弱,手稿的字跡並不容易辨認。在官方的病情通報上,這一天,劉曉波「腹水明顯增加、肝功能惡化」。

中國官方通報,劉曉波6月7日因為「右上腹痛伴發熱2周」保外就醫,住進位於瀋陽的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並確診為肝癌晚期至終末期。7月13日,瀋陽市司法局網站公布通知,劉曉波因「多臟器官衰竭」,搶救無效死亡。官方沒有公布確切的死亡時間。在醫院附近等待的朋友、仰慕者、紀念者,除了在猜測中模糊看到殯儀車開出醫院,並沒有任何一點告別的機會。

這篇序言,可能是劉曉波留下的最後長文,也是他留給劉霞的最後禮物。而劉霞的這本攝影集,同樣是以劉曉波命名:她自己起名叫《我陪伴劉曉波的方式》(Accompanying Liu Xiaobo)。

在攝影集的英文版序言中,著名漢學家林培瑞說,書名實在是過謙之詞:「不論在生活還是藝術上,她和曉波都彼此滋養、啟示、激發。『愛令人合二為一』聽起來很陳詞濫調,但在劉霞與曉波的故事裏,它如此真實。劉霞的攝影與曉波的詩在同一個惡魔的陰影中掙扎,又在共同的智慧與靈光中生長。兩人肩並肩面對、體會、憂心忡忡。」

這本兩人最後的合作作品,目前正在同時籌備多語言版本,面世時間待定。

端傳媒獲劉霞好友G授權,公布劉曉波手稿文本及原稿照片如下。手稿背後的故事,也以G的採訪口述方式,隨信附上。


劉霞《我陪伴劉曉波的方式》一書中的作者肖像。

劉曉波最後手稿原文

我的讚美也許是難以饒恕的毒藥:

昏暗的台燈,你送給我的第一台破舊的電腦,也許是奔騰586。

那間簡陋的屋,讓我們常常讓愛的凝視太過擁擠,

你一定讀過我那首描述蝦米(我妻)蠻橫的短詩,她去為我煮粥,要求在360秒內寫出世界上最崩潰的讚美詩。

昏暗的台燈,簡陋的小屋,已經脱皮的茶几,與蝦米蠻橫的命令,融合得如同石頭和星星第一次相遇時的驚詫,天衣無縫的相交。

從此以後,讚美成了我一生的宿命,或者北極熊享受茫茫白雪中冬眠的本能。

一隻鳥又一隻鳥穿過我的目光,抓住一個人的審美後,就將終生在他的生命裏穿行,蝦米的詩出自冰與黑的交匯,如同她的攝影拍下了詩的黑與白。瘋狂與面對苦難的平靜,慘烈的小娃們在胸膛的敞開中向煙幕放散,披着黑紗的木頭人也許來自見證耶穌復活的寡婦,或《麥克白》中的女巫。不,不,都不是,那是蝦米筆下獨一無二的曠野孤枝,是灰暗的地平線中一朵染滿沙塵的白百合──獻給亡靈。

蝦米的畫從第一幅完成,就成了永遠不會完成的命運悲愴。最遺憾的是至今,我仍然未能為蝦米為辦一次《詩·畫·攝影──黑與白的糾纏》的聯展。

冰一樣激烈的愛,黑一樣遙遠的愛,或許,我庸俗而廉價的讚美,才是對這份(在)詩意、畫風和影像的褻瀆,請G原諒。

G:拖了若干天,才有氣力完成你的作業。

2017.7.5

2017年7月5日,已被確診肝癌終末期的劉曉波應劉霞好友之邀,為劉霞即將出版的攝影集《我陪伴劉曉波的方式》親筆寫下的序言,很可能是劉曉波留下最後的文章。當時劉曉波身體虛弱,字跡不易辨認。2017年7月5日,已被確診肝癌終末期的劉曉波應劉霞好友之邀,為劉霞即將出版的攝影集《我陪伴劉曉波的方式》親筆寫下的序言,很可能是劉曉波留下最後的文章。當時劉曉波身體虛弱,字跡不易辨認。
劉曉波親筆信 。
劉曉波親筆信 。
劉曉波親筆信 。
劉曉波親筆信 。
線畫沒有解釋,不需要解釋。從類似卧在病床的角度勾出的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還能怎麼解釋。哀莫哀兮生別離,樂莫樂兮心相惜──從前我以為有古人這兩句話,夠了,現在懂得,有比深淵更深的苦樂。
劉曉波最後日子裏在筆記本上畫的線畫,筆記本上印有Our Story Begins。繪圖:劉曉波

劉霞好友G在接受端傳媒不具名採訪時,披露手稿背後的故事

得知曉波病重後,我不信,我堅持要聽到他的聲音。

6月27日,我收到來自曉波的一條語音:「G啊,這麼長時間都沒見了,不用擔心我,我這是鐵蛋坯子,這麼多事兒都經過了,這點事兒不算事兒,我一定好好的,堅持到底,為劉霞……」

開頭時還是當年一起玩樂時打趣的口氣,說到「為劉霞」三個字,他忽然哽咽,說不下去。

隨後,我收到兩段文字,其中說:「曉波最懷念的時光就是你和劉霞喝得微醺,他在旁邊倒酒,開瓶,伺候著的時光,不知啥時還能有(拳頭+哭)。」

我知道,最後的日子快到了。

我是做編輯的,數年前曾和同行編過一遍劉霞攝影集,我們試圖表現劉霞攝影的幽暗深邃的氣氛(mood),以及勢不可當的力度,我們還特別請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撰寫了長篇導言,讀到的人無不低迴讚歎,可惜這個項目因一些原因擱置。近年再提起時,我們又想,不如等曉波出來時再出,也就兩三年的事兒,別冷落了這個老婆崇拜者──在劉霞的女性朋友圈裏,曉波是個不折不扣的「傻瓜大情種」。文章是老婆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

以我之天真,絕對想不到會等不到那一天。

聽到曉波的聲音,我承認了一切皆有可能。

我找出劉霞攝影集的文件。

我把當年設計的書的樣章發給曉波看。我要讓他看到劉霞的中英文自述、作者像,尤其看到書名。書名是:《我陪伴劉曉波的方式》(Accompanying Liu Xiaobo)。

圖:《我陪伴劉曉波的方式》

 

這個書名是當年劉霞自己起的,是我在電話裏問,她在電話裏脱口而出的。

脱口而出不奇怪,因為劉霞開始攝影,直接緣起就是曉波第二次入獄(據說是勞教,對我來說一回事),那時候迎面而來的問題就是,下面的日子怎麼過。還是弟弟劉暉,給劉霞買了台萊卡相機。貴,貴也買了。從此劉霞開始攝影。開始連焦距都對不好,但一拍就震撼人心。劉霞有首寫給弟弟44歲生日的詩,裏面有一句是「做我的弟弟很辛苦吧」,我一看眼睛就濕。

跟曉波「約稿」是7月2日凌晨。那天夜裏我來回來去看劉霞的照片,之前剛跟設計師討論過如何重新設計這本書。我直接給曉波布置了「作業」,讓他談劉霞的攝影、劉霞的畫、劉霞的詩。

7月3日,我換著法兒重申了一遍「作業」。

我得到了回覆:「抽空給你寫作業呢。」

我不時發點東西「催稿」,我知道接收的人理解。

我發給曉波看的照片不多,只有八張,七張是他看過的,一看再看那種,最後一張是他可能沒看過的,是這次進去後,劉霞拍攝的一組自己用廚房裏的錫箔紙捏出來的靜物中的一幅。說是靜物,卻像風暴一樣狂野,說是風暴,又像化石一樣沉重寧靜。

「孤獨星球」系列。
劉霞拍攝的一組自己用廚房裏的錫箔紙捏出來的靜物中的一幅。劉霞2014年攝影作品

 

從外界反應看,曉波的病情似乎在加速度。

我想到減輕曉波負擔的辦法,建議他用語音口述,我來筆錄。

得到回覆:「老爺說,說話中氣不足,還是慢慢寫吧。」

還不見稿子回,我再發:「自由寫幾句、隨意說幾句,G幫你編輯。」

得到回覆:「他現在說話困難,嘴裏乾,澀(哭符)。」多了個(哭符),一個非凡淡定的人也開始哭了。

我說:「隨便寫,一兩句(哭符)。」

得到回覆:「寫不少了,還準備接著寫呢。」

我回:「了不起,大情種(哭符)。」

……

7月9日,我收到一組照片,一幅線畫和三頁手跡,手跡結尾一句是:「G,拖了若干天,才有氣力完成你的作業。」標記日期是7月5日。

線畫沒有解釋,不需要解釋。從類似卧在病床的角度勾出的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還能怎麼解釋。哀莫哀兮生別離,樂莫樂兮心相惜──從前我以為有古人這兩句話,夠了,現在懂得,有比深淵更深的苦樂。

曉波最後的日子裏,我沒有吝嗇對他的讚美。當年一起玩時都是調侃他,這次不,我認真告訴他,他最高的成就不是反專制,而是反男權,因為專制不過是以百年計的事,而男權是以千年計的事,這其中的深刻關聯懂都沒幾個人懂,不要說做。我讓他挨個數數中國歷史上的人物,只有他超越了男權,成了一個偉大的女性主義者。

據說,曉波聽到我讚美的反應是「羞澀」。

這期間,我的語音和短信大多是給曉波和接收人的,跟劉霞通訊很少。劉霞從未回覆,我也從未等她回覆。我只簡單跟她說:

「蝦米:像一棵樹一樣站立是好的,但你已經太辛苦,有資格趁傻瓜在,躺會兒、渾會兒、撒嬌會兒,成全他做個徹底的老婆迷。這可比做鬥士偉大得多。」

然後,我和另一位劉霞的女友X一道,去我們最喜歡的衣服店,請北京最好的設計師L為劉霞設計了一件美得不行的長紗袍。袍子趕製出來後,寄到另一位女友H處轉交。劉霞那麼挑,送行路上,總得穿得像樣點吧,怕就怕她連這點女人的心思都沒了……

經過這一場,我再不敢說我不相信愛情了。

The Passion of Liu Xiaobo

The Passion of Liu Xiaobo

Perry Link

Liu Xia

 

Liu Xiaobo, mid-2000s

In the late 1960s Mao Zedong, China’s Great Helmsman, encouraged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to confront their teachers and parents, root out “cow ghosts and snake spirits,” and otherwise “make revolution.” In practice, this meant closing China’s schools. In the decades since, many have decried a generation’s loss of education. 

Liu Xiaobo, the 2010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 who was sentenced to eleven years for “inciting subversion” of China’s government, and who died of liver cancer on Thursday, illustrates a different pattern. Liu, born in 1955, was eleven when the schools closed, but he read books anyway, wherever he could find them. With no teachers to tell him what the government wanted him to think about what he read, he began to think for himself—and he loved it. Mao had inadvertently taught him a lesson that ran directly counter to Mao’s own goal of converting children into “little red soldiers.”

But this experience only partly explains Liu’s stout independence. It also seems to have been an inborn trait. If there is a gene for bluntness, Liu likely had it. In the 1980s, while still a graduate student in Chinese literature, he was already known as a “black horse” for denouncing nearly every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 the literary star Wang Meng was politically slippery; “roots-seeking” writers like Han Shaogong were excessively romantic about the value of China’s traditions; even speak-for-the-people heroes like Liu Binyan were too ready to pin hopes on “liberal” Communist leaders like Hu Yaobang. No one was independent enough. “I can sum up what’s wrong with Chinese writers in one sentence,” Liu Xiaobo wrote in 1986. “They can’t write creatively themselves—they simply don’t have the ability—because their very lives don’t belong to them.”

He carried his candor with him when he went abroad. At a conference on Chinese film at the University of Oslo in 1988, he was surprised to learn that European Sinologists couldn’t speak Chinese (they only read it) and were far too naïve in accepting Chinese government statements at face value. “Ninety-eight percent are useless,” he observed (and the conference itself was “agonizingly boring”). From Oslo he went to New York, to Columbia University, where he found it irritating that postcolonial theorists were telling him how it felt to be the subaltern Other. Shouldn’t he be telling them that?

In the spring of 1989, two experiences, the first in New York and the second in Beijing, profoundly altered the course of his thinking and his life. He was just finishing a book, Chinese Politics and China’s Modern Intellectuals, which explored several ways in which Western civilization can be “a tool to critique China.” Now, though, visiting the West, he found that the model was not so clear. Issues like the energy crisi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nuclear weapons, and what he called “the addiction to pleasure and to commercialization” were human problems, not particularly Eastern or Western. Moreover, a visit to New York’s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had brought him an epiphany: no one had solved the spiritual question of “the incompleteness of the individual person.” Even China’s great modern writer Lu Xun, whose fiction was so good at revealing moral callousness, hypocrisy, superstition, and cruelty, could not, in Liu Xiaobo’s view, take the next step and “struggle with the dark.” Lu Xun tried this, in his prose poems, but in the end backed off; he “could not cope with the solitary terror of the grave” and “failed to find any transcendental values to help him continue.”

Chinese Politics had already been sent to its publisher, but Liu decided to add an “Epilogue” anyway, and, with characteristic honesty, used it to undermine the book’s main theme. To be “an authentic person,” he wrote, he would now have to “carry out two critiques simultaneously”: one of China, still using the West as a measuring rod, and another of the West itself, for which he would have to start over, from scratch, and rethink everything. He finished the essay in March 1989, ending it with the words “this epilogue has exhausted me.” 

The next month he boarded an airplane in New York bound for Beijing, not from exhaustion but because he had read about the student demonstrations for democracy in Tiananmen Square and felt a duty to support them. “I hope,” he wrote, “that I’m not the type of person who, standing at the doorway to hell, strikes a heroic pose and then starts frowning with indecision.”

In Beijing, the students’ idealism moved him. He helped them to plan a hunger strike and joined it himself. His approach was non-confrontational, almost Gandhian. In his “June 2nd Hunger Strike Declaration” he wrote that “a democratic society is not built on hatred and enmity; it is built on consultation, debate, and voting…[and on] mutual respect, tolerance, and willingness to compromise.” Less than two days later Liu had an opportunity to put his words into practice. As tanks began rolling toward Tiananmen Square and it was already clear that people in their way were being killed, Liu and his friends Zhou Duo and Hou Dejian negotiated with the attacking military to allow students in Tiananmen Square to exit safely. It is impossible to say how many lives they saved by this compromise, but it was certainly dozens and maybe hundreds.

Afterward, though, Liu made what he later regarded as a “mistake” that he rued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He sought temporary safety in the home of a foreign diplomat. He later heard that others—mostly ordinary citizens—had stayed in the streets to help people who were wounded or were still being shot at. They risked their own lives to offer help, and when the government set punishments for participants in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riot,” these ordinary people were treated more harshly than the student demonstrators. Many received prison sentences of eighteen to twenty years, and some were executed. Liu himself was sent to Qincheng Prison, an elite facility where the political opponents of top leaders are held, and stayed only nineteen months—“deathly bored, but that’s about it.” 

Liu felt haunted by the “lost souls” of Tiananmen, the aggrieved ghosts of students and workers alike whose ages would forever be the same as on the night they died. He wrote that he could hear their plaintive cries—“weak, helpless, heart-rending”—rising from beneath the earth. Each year on the anniversary of the massacre he wrote a poem to honor them. His “final statement” at his trial in December 2009 opens: “June 1989 has been the major turning point in my life.” In October 2010, when his wife Liu Xia brought him the news of his Nobel Peace Prize, she reports that he commented, “This is for the aggrieved ghosts.”

After his release from Qincheng Prison in 1991, Liu was banned from publishing in China and fired from his teaching post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even though students there had always loved his lectures. He began to support himself by writing for magazines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overseas.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in the early 2000s gave a huge boost to circulation of his essays, not only outside China but inside, too, as overseas friends found ways to skirt the government’s Great Firewall and send them back into China. Before 1989, his essays had been mostly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but now he addressed topics in history, politics, and society, revealing a rich erudition. He also began to write poetry. The breadth of topics in his poems and essays can be startling: Confucius, Kant, St. Augustine, farmers in Jiangsu, Olympic athletes, humor in China and Czechoslovakia, pornography and politics, the Internet revolution, Obama’s election, a murdered pupp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Dalai Lama,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and much more. 

Consistent with his adoption of a “no enemies” philosophy after 1989, the fiery tone of his earlier writings now cooled. But his utter candor—his seeming inability not to be candid—did not change. By the middle of the 2000s, Liu Xiaobo was commonly viewed as China’s leading dissident. In the spring of 2008, some of his friends conceived the idea of writing a citizens’ manifesto calling for free elections and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China. They called it “Charter 08,” in conscious admiration of Václav Havel and Czechoslovakia’s “Charter 77.” Liu Xiaobo did not join at first, but in the fall, when the drafting was well underway and momentum was building, he threw his energy into the project. He edited drafts and tried to remove needlessly provocative language that might prevent some people from signing. He then worked hard to solicit signatures—not only from known dissidents but from workers, farmers, state officials, and others willing to gather under the broad tent of asking for a more open and liberal society. The language of the Charter is moderate. Much of it already appears in Chinese and United Nations documents. But a few lines, like “we must abolish the special privilege of one party to monopolize power,” clearly did go beyond what China’s rulers could stomach.

It is clear that Liu’s work on Charter 08 led to his eleven-year prison sentence a year later, and to his Nobel Peace Prize a year after that. At the Nobel banquet in December 2010, a member of the selection committee told me that her group had for years been wanting to find a Chinese winner for their prize and that the previous year’s events “made this finally seem the right time.” Chinese President Hu Jintao and his Politburo were likely annoyed to realize (if ever they did) that their imprisonment of Liu helped pave the way to his award.

It might seem puzzling that an advocate of “no enemies” who actually worked to soften the language of the Charter should have been singled out for punishment during the government’s crackdown. Several of Liu’s colleagues were detained and interrogated, and had their computers confiscated, but only Liu was sent to prison. While it is a standard device in Communist Chinese political engineering to “kill a chicken for the monkeys to see,” the question remains why a pacifist chicken would be their choice. 

Cui Weiping

 

Liu Xiaobo, from the last video that was taken of him, December, 2008

The answer seems to be that the Charter movement was viewed as an unauthorized “organization” of which Liu was the leader. The men who rule China have shown in recent times that they can tolerate tongue-lashings from the populace so long as it comes from isolated individuals. An unauthorized organization, even if moderate, must be crushed. In 2005 Hu Jintao issued a classified report called “Fight a Smokeless Battle: Keep ‘Color Revolutions’ Out of China.” It said people like Nelson Mandela, Lech Wałęsa, and Aung San Suu Kyi are dangerous. If similar movements appear in China, Hu instructed, “the big ones” should be arrested and “the little ones” left alone. In November 2008, when Chinese police learned that people were signing Charter 08, it was officially labeled an attempt to start a “color revolution.” That made Liu Xiaobo a “big one” who needed to be brought down. There are signs that Liu himself understood the mechanism. When he joined the Charter effort he told his friends that, in addition to editing and gathering signatures, he would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harter—in effect, risk being a “big one.”

Why Hu Jintao and his people decided on a sentence of eleven years—not ten, twelve, or some other number—was a mystery at the time and remains so now. Of the many guesses that have been offered, one was that eleven years is 4,018 days and there are 4,024 Chinese characters in Charter 08. Thus: one day for every character you wrote, Mr. Liu, and we’ll waive the final six. (This was a guess, but not a joke. That petty-minded and highly personal kind of thinking is common in elite Chinese politics.)

The combination of Charter 08 and a consequent Nobel Prize seemed, for a time, to open a new alternative for China. Chinese citizens had long been accustomed to the periodic alternations between “more liberal” and “more conservative” tendencies in Communist rule, and had often pinned hopes on one or another high official, but Charter 08 seemed to say that there can be another way to be modern Chinese. 

It was hard to find people who disagreed with the Charter once they read it, and it was precisely this potential for contagion that most worried regime leaders. That was their reason (not their stated reason but their real one) for suppressing the Charter, for imprisoning Liu Xiaobo, and for denouncing his Nobel Peace Prize. Their efforts have been effective: most young Chinese today do not know who Liu Xiaobo is, and older ones who do are well aware of the costs of saying anything about him in public. 

The controls on Chinese society have been tightened during the last few years, under the rule of Xi Jinping—the opposite direction of what Charter 08 called for. This raises the question, “Is the Charter dead? Was the effort in vain?” It is difficult, but my answer would be no. The organization has been crushed but its ideas have not been. The government’s continuing efforts—assiduous, inveterate, nationwide, and very costly—to repress anything that resembles the ideas of Charter 08 is evidence enough that the men who rule are quite aware of its continuing power.

It would have been wonderful to hear Liu Xiaobo himself answer the question. The world was not been allowed to hear one sentence from him since his “Final Statement” at trial in 2009. In June of this year, he was moved to a prison ward in a Shenyang hospital with late-stage liver cancer. He asked for safe passage for himself, his wife, and his brother-in-law to go to Germany or the US so he could receive treatm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fused, saying Liu had already received the best possible medical care and was too weak to travel. He died on July 13.

It is unclear why, in the final weeks of his life, Liu agreed to drop his desire to remain in China despite his consistent rejection of the marginalization that exile inevitably brings; he may have wanted to use his last energies to help his long-suffering wife Liu Xia and her brother Liu Hui get out of China. But his captors’ thinking could not have been clearer: i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medical care and everything to do with preventing Liu Xiaobo from speaking his mind one last time. What were his thoughts during his eight years in prison? What did he foresee for a world in which China’s Communist dictatorship continues to grow? 

Liu Xiaobo has been compared to Nelson Mandela, Václav Havel, and Aung San Suu Kyi, each of whom accepted prison as the price for pursuing more humane governance in their homelands. But Mandela, Havel, and Suu Kyi all lived to see release from the beastly regimes that repressed them, and Liu Xiaobo did not. Does this mean his place in history will fall short of theirs? Is success of a movement necessary in order for its leader to be viewed as heroic?

Perhaps. It may be useful, though, to compare Liu Xiaobo and Xi Jinping. The two were separated in age by only two years. During 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both missed school and were banished to remote places. Xi used the time to begin building a resume that would allow him, riding the coattails of his elite-Communist father, to one day vie for supreme power; Liu used the time to read on his own and learn to think for himself. One mastered the skullduggery and sycophancy that a person needs to rise within a closed bureaucracy; the other learned to challenge received wisdom of every kind, keeping for himself only the ideas that could pass the test of rigorous independent examination. For one of them, value was measured by power and position; for the other, by moral worth. In their final standoff, one “won,” the other “lost.” But two hundred years from now, who will recall the names of the tyrants who sent Mandela, Havel, and Suu Kyi to jail? Will the glint of Liu Xiaobo’s incisive intellect be remembered, or the cardboard mediocrity of Xi’s?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宋鲁郑/观点:三大因素铸就刘晓波悲剧人生

观点:三大因素铸就刘晓波悲剧人生

刘晓波罹患极为凶险的肝癌一经媒体披露,立即引发海外一股震惊、同情、悲愤、示威的声浪。西方主要国家法国、德国、欧洲议会和美国也罕见的一致表达关切。但不管如何,刘晓波的悲剧人生即将以这种谁也想不到的方式落幕。

刘晓波”不合历史时宜”的一生

刘晓波一生有三个关键点。一是1989年学潮即将进入尾声时,他却”不合时宜”从国外返回北京投身其中。当然这并未能对学潮产生多大影响,但由于他和执行戒严的军队谈判,避免了天安门广场的流血,也使得清场和平进行。我们虽然无法说假如没有刘晓波是否就一定会有其他结果,但历史事实是在他的参与下,中国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流的血更少。哪怕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也会意识到刘晓波独特的贡献。

1989年刘晓波的表现有两个特点:”不合时宜”与(温和)理性谈判。这一直体现在随后的两大关键点。

二是2008年发起零八宪章。2008年年底,恰逢西方经济危机达到顶峰,全球经济体系处于最危险的境地。各西方主要国家也都不得不把中国视为抵御危机的最重要力量。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偏偏在这个时候,在这个西方价值观正当性和合法性受到严重冲击和质疑、”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成为流行语时,刘晓波反以西方普世价值为榜样发起零八宪章。这确实匪夷所思。这好比当苏联解体时,有人却号召要向苏联学习一样。所以不出意外的,这场运动根本没有起到推动者想达到的效果。空前的西方经济危机本身就是对零八宪章的某种否定,有求于中国的西方也无法再实质性的支持刘晓波。不过假如他早一年这样做,结果将会有很大不同。”不合时宜”的特点再度体现。尽管一年后刘晓波被重判11年,他仍然发表了《我没有敌人》的演说。其温和理性的特质也同样显现。

当然刘晓波也并非一无所获,判刑后,他被授与诺贝尔和平奖。如果说1989年”六四”事件后,西方授与达赖喇嘛诺贝尔和平奖,哪么2008年经济危机后,又授与了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总之给人的感觉中国出事也好,西方出事也好,最后诺贝尔和平奖就要给一位中国异见人士。说这个奖没有政治性,一切只不过是巧合,恐怕难以服众。

值的一提的是,当刘晓波获得提名时,他的对手(中共)和盟友(海外民运)极其罕见的联手反对。一些异议人士更是向诺贝尔委员会联名上书进行阻挠。刘晓波能让他的对手和盟友都一起反对他,显示他选择的道路是多么的艰难和孤独,这恐怕也算是一种不合时宜吧。

西方主要国家法国、德国、欧洲议会和美国也罕见的一致表达关切西方主要国家法国、德国、欧洲议会和美国也罕见的一致表达关切

 

三是他的人生最终章。假如他患病早一年,哪时的英国还没有退欧,美国也还没有选出特朗普,欧盟依然还能团结。整个西方是很自然的有意愿有能力共同向中国施加压力。但现在退欧后的英国自顾不暇,在欧盟坚决不让步的情况下,只能寻求中国的帮助。欧盟则由于英国的退出而实力大损,并不得不全面防范可能出现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还得和中国联手应对来自美国在自由贸易和气候变化上的挑战。至于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则对人权毫无兴趣,而且由于退出TPP、禁穆令、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等行为已经令自己四面楚歌。此时刘晓波患病,西方的表态不过是走走形式罢了,英国甚至连形式都没有。

可以说,这场病来的也是如此的”不合时宜”。不过即使面临生命的最后关头,刘晓波仍然表现出一如继往的温和。

显然,刘晓波的人生悲剧有其人个因素。在历史的最关键时刻,他都晚了一步。不管是主观上的选择还是客观上的突然发病。

中国的崛起是另一要因

我曾和海外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民运人士交谈过,他说1992年邓小平南巡是海外民运从盛到衰的转折点。这一见解确实非常深刻。中国由此开始的长期高速崛起,令海外民运失去了历史着力点,失去了介入中国历史的能力,没有了舞台,他们自然也开始被边缘化。同时也迫使西方不得不对中国一而再的全方面让步,这自然也包括人权话题。甚至人权沦为西方拿来和中国做交易谋求自己利益的筹码。

我曾也说过,不管中国崛起是历史逆流还是顺流,但毕竟是一个流,任何个人在这个流面前都是渺小的,如果选择对抗,其结果必然是粉身碎骨。正是这个长期持续的历史潮流中,一代代民运凋零,历史舞台对他们就此关上大门。刘晓波的悲剧也是一样。在中国巨大的成功面前,他的诉求和理念是如此的苍白,难以赢得中国主流社会的共鸣,他(们)也没有机会来实践其理想,成为不被理解的历史过客。可以说,哪种1989年自由派振臂一呼应者如云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至少在可见的未来,他们时代已经消失了。哪怕这个时期只是30年,40年,但对于短暂的人生来说,悲剧已是必然的结局。

China, rights狱中的刘晓波未能出席颁奖典礼,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在颁奖台上安排了一把空椅子。

西方的失灵与衰败

应该说导致刘晓波悲剧的最大原因还是西方。刘晓波是西方普世价值的信奉者、追求者、鼓吹者,但西方冷战后的表现却一而再的对他进行釜底抽薪般的打击。两场反恐战争令美国由盛转衰,2008年经济危机令西方的合法性、正当性遭受严重削弱。2011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在西方有选择的介入下变成一场又一场灾难,直到2016年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民粹主义在欧美全面崛起。同时由于种族结构问题,西方也正面临文明的终结。

可以说刘晓波所信奉的东西正在崩塌。这对他的打击之严重可想而知。虽然他的病有家族遗传史,他本人也长期患有肝病,但只要他的信仰有着坚实的基础,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话,是不会恶化的这么快的。对于刘晓波这样的人,个人、家庭利益的损益对他的影响并不是第一位的,精神的打击才更为重要。

对于一个历史人物来说,肉体之死并不是终结,精神和理念之死才是真正的死亡。如果西方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刘晓波死了他也能含笑九泉。但现在则恰恰相反。

可以说,今天刘晓波的人生悲剧,既有他个人的因素,也有中国以自己独创模式成功崛起的原因,更重要的还是西方陷入困境难已自拔给了他以最致命的打击。中国的崛起只不过消除了他当下的舞台,但西方的困境则令其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与憧憬。正如历史所一再揭示的,悲剧不会仅仅是个人的,它往往是时代悲剧的写照。

BBC中文網/2017/7/14

劉曉波——永遠無法領獎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劉曉波——永遠無法領獎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中國著名異見人士、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於2017年7月13日因病去世,終年61歲。

瀋陽市司法局在其門戶網站上確認了這一消息

劉曉波是中國知名作家,曾任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他是中國著名持不同政見者,曾任獨立中文筆會主席,是《零八憲章》的發起者和起草者。

2009年,劉曉波因所謂「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1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

2010年10月,劉曉波因其多年來「推動中國民主化的努力」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主要經歷

劉曉波於1955年12月28日生於吉林長春。曾當過知青,建築工人等。

1977至1982年,他在吉林大學中文系學習,獲學士學位,隨後進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攻讀碩士研究生,獲碩士學位,並在該校中文系任教。1986年在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讀博士學位,多次去北歐和美國講學。

1980年代中期,劉曉波因對李澤厚的批判而名震文壇,被稱為「黑馬」。後因參與天安門六四事件、呼籲為六四平反和要求中國當局進行民主憲政改革而多次被捕。他和侯德建、高新和周舵被稱為”天安門四君子”。

劉曉波(資料圖片)他和侯德建、高新和周舵被稱為「天安門四君子」。

 

1989年他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作訪問學者時,北京發生八九民運,他隨即回國參加六四學生運動。

1989年6月6日,劉曉波因所謂「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捕,同年9月被開除公職。1991年1月獲釋後在北京從事寫作以及參與中國民運活動。

1995年5月至1996年1月被監禁在北京郊區。

1996年至1999年被當局以擾亂社會秩序罪判處勞動教養3年。獲釋後繼續在北京從事自由寫作。

劉曉波的文章抨擊時政,關注民間維權。這使他成為中國當局重點監控的對象,在每年的一些敏感時期,中國當局對劉曉波實施某種程度的軟禁,要求不得外出、訪友,甚至切斷其電話。

2008年,劉曉波發起並起草了《零八憲章》,該憲章在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發表。12月8日,劉曉波因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刑事拘留,12月9日被監視居住。2009年6月23日被當局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正式逮捕。

2009年12月25日,北京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劉曉波有期徒刑11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一審判決書中指控劉曉波在包括BBC等的境外網站上發表”煽動性”文章。劉曉波對判決提出上訴,但2010年2月11日北京高級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2010年5月26日,劉曉波開始在遼寧省盤錦監獄服刑。

劉曉波入獄後,他的妻子劉霞一直生活在軟禁狀態中。但是中國當局從來沒有解釋為什麼要對劉霞採取這種措施。

China, rights劉曉波入獄後,他的妻子劉霞一直被當局軟禁。
獲獎與著作

 

劉曉波曾多次獲獎。其中包括,1990年獲美國《人權觀察》頒發的「海爾曼人權獎」,1996年再次獲得「海爾曼人權獎」。

2004 年獲得無國界記者和法蘭西基金會頒發的2004年度「捍衛言論自由獎」。

2005年獲第十屆香港人權新聞獎大獎。

2009年獲得美國筆會頒發的該年度巴巴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寫作獎。

他的主要作品包括《選擇的批判- 與李澤厚對話》、《審美與人的自由》、《赤身裸體,走向上帝》、《中國當代政治與中國知識分子》、《向良心說謊的民族》、《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單刃毒劍——中國當代民族主義批判》等。

諾貝爾和平獎

China, rights獄中的劉曉波未能出席頒獎典禮,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在頒獎台上安排了一把空椅子。

 

2010年10月8日,諾貝爾基金會宣佈,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他成為首位居住在中國境內的獲得諾貝爾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評選委員會把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劉曉波的理由是,表彰其「在中國為基本人權持久而非暴力的奮鬥」,「縱然身陷刑罰,劉曉波已經成為了方興未艾的中國人權奮鬥的標誌與豐碑。」

劉曉波獲獎後,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表示:「劉曉波是觸犯中國法律而被判刑的罪犯,其所作所為和諾貝爾和平獎宗旨背道而馳。」

當年12月10日,獄中的劉曉波未能出席在奧斯陸舉行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中國當局也不准他的親屬代為領獎。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在頒獎台上安排了一把空椅子。

當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主席托爾比約恩·亞格蘭宣佈,以空椅代表遭監禁的劉曉波、諾貝爾委員會會保留獎狀和獎金,等候劉曉波領取時,全場嘉賓,包括挪威國王和王后,起立鼓掌達一分鐘之久。

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給劉曉波頒獎,導致中國政府遷怒於挪威政府,中國與挪威兩國關係近年來才有所解凍。

獄中罹患絶症

China, rights在劉曉波被監禁期間,香港等地民主派人士一直呼籲中國將他無條件釋放。

 

劉曉波被監禁引起國際社會的強烈反響。國際特赦、人權觀察、無國界記者和國際筆會等組織不斷呼籲中國當局釋放劉曉波。

美國國會曾通過決議案呼籲北京當局立即釋放劉曉波,德國總理默克爾也對劉曉波的審判結果表示震驚。

在他被監禁八年後,2017年6月26日,遼寧省監獄管理局在其網站上公布,劉曉波已被診斷患有肝癌,遼寧省監獄管理局批准其保外就醫。

據悉,現年61歲的劉曉波是今年5月23日被確診為肝癌晚期。

劉曉波保外就醫:中國「妥協」邀德美專家來華會診。

China, rights劉曉波和妻子劉霞在一起。

 

劉曉波因癌症晚期獲保外就醫的消息被海外媒體紛紛報道,但中國官方媒體隻字不提。中國外交部6月26日被問及劉曉波時表示不了解情況。

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對劉曉波保外就醫發表聲明:「委員會對劉曉波出獄感到高興,但同時極其遺憾的是他病重至此中國當局才同意他離開監獄。」

「他是因為言論自由被判刑,本不應該受此牢獄之災。」

該委員會還再次重申,對劉曉波前往挪威的邀請仍然有效。

但是,劉曉波於7月13日在醫院去世。

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永遠失去了親自領獎的機會。

BBC中文網/2017/7/13

諾貝爾得主劉曉波遭中國禁錮到生命最後一刻,今晚病逝

諾貝爾得主劉曉波遭中國禁錮到生命最後一刻,今晚病逝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中國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6日傳出病危消息,10日傳出「病情危重」、「進入積極搶救狀態」。瀋陽市司法局官網今晚證實劉曉波病逝消息,享壽61歲。

  • 劉曉波今日傳出病逝消息,享壽61歲。(歐新社資料照)

    劉曉波今日傳出病逝消息,享壽61歲。(歐新社資料照)

  • 中國瀋陽市司法局官網13日晚間發布劉曉波病亡消息。(圖擷取自瀋陽市司法局網站)

    中國瀋陽市司法局官網13日晚間發布劉曉波病亡消息。(圖擷取自瀋陽市司法局網站)

中國瀋陽市司法局網站13日晚間表示,「經多方救治,劉曉波病情持續惡化,7月10日進入搶救和重症監護狀態。7月13日,因多臟器功能衰竭,經搶救無效死亡。」

劉曉波在5月23日被診斷出罹患肝癌末期,數日後獲准保外就醫,被送往瀋陽的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治療。院方10日發布通報,指劉曉波腹脹加重,引發腹膜炎、血壓下降、急性腎功能不全、不全腸梗阻等問題;磁振造影(MRI)結果顯示,其肝癌病灶增大、門脈廣泛癌栓、肝臟被膜下病灶局部破裂出血、腹腔種植轉移灶增多。

美國和德國專家8日前往瀋陽的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與中國醫療團隊一起會診劉曉波。院方發布新聞稿,指美國和德國專家肯定中國專家的治療方案與措施,「我們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了,你們(中國專家)已經做得非常好。」

但德國駐中國大使館10日晚間卻發表聲明,抗議「某當局」違反德方意願,,對為劉曉波會診的德國醫生進行錄影,而且這些影片似乎被「選擇性」洩漏給中國官方媒體。

中國「凱風網」曾發布較詳細版的影片和文字稿,片中有美、德專家、中國專家組組長毛一雷,在病房與劉曉波、劉霞對話的片段,和會診後開會的影像。在詳細版影片中,德國專家布赫勒(Markus Büchler)表示,據他了解,中國有重症治療條件的轉運醫療專機,他說,「但我們面對的是人道問題,他(劉曉波)想出去。這和醫療沒有關係,這是出於其他的原因。為此,我們願意把他接走。」

2008年,劉曉波在共同起草石破天驚的「零八憲章」中,要求保障基本人權、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後,隨後被捕,憲章特別要求廢除刑法中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2009年他便以該罪名被定罪。2010年,他獲頒諾貝爾和平獎,成為繼南非反種族隔離運動領袖曼德拉、緬甸民運領袖翁山蘇姬之後,第3位獲獎時遭當局監禁的桂冠得主。

自由時報/2017/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