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逝世引发“和平理性非暴力”大讨论

刘晓波逝世引发“和平理性非暴力”大讨论

刘晓波如果天上有知,一定为他逝世后中国民主运动出现的新局面感到高兴。由他的逝世引发的一场有关“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大讨论,正在海外中国民运和维权人士中展开,讨论未必有一致的结论,但会为中国的民运与维权运动开拓新的思路。

*这场讨论,其实在去年11月29日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民运人士彭明猝死在中国监狱中便已开始。人们认定彭明,死于中共的谋杀,因为中共害怕彭明的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推翻中共专制政权的理念。在追思彭明的活动中,有人提出应对彭明的革命思想予以重新审视。

刘晓波的逝世,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讨论再度引发,而且推向深入。海外中国民运人士,除了极少数人,人们对刘晓波为中国民主事业献身的精神,并无异议,但许多人对集中体现他“和平理性非暴力”理念的那句话“我没有敌人”,却不表认同,或不能理解。刘晓波是被他不当作敌人的中共谋杀致死,是那样的残忍。而被刘晓波不当作敌人的中共杀死的中国人,在刘晓波之前,已经有数以千万计,包括夹边沟饿死的右派,包括被枪毙还要她的家人付子弹费的林昭,包括被割开喉管的张志新,包括被吊死的李旺阳,包括一个健康身躯被折磨成恶液质状态的曹顺利,包括在强拆中碾死在推土机履带下的拆迁户;尤其是,28年前的6月4日,那些不是敌人的人,开着坦克、端着冲锋枪,在北京大街上杀死了数千名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中共政权从来没有因为刘晓波没有把他们当成敌人而对刘晓波和那些惨死的人有丝毫的宽容和怜悯。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意境深远,充满崇高的宗教情怀,问题在于,“崇高”对于除了掠夺、杀戮和维护永远的掠夺和杀戮权,什么也不懂的中共,有用吗?“我没有敌人”,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听懂了,于是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中共一个字也没有听懂,于是把刘晓波关进监狱,一直把他关死。

刘晓波无疑是中国的曼德拉、甘地,但曼德拉的“和平理性非暴力”遇到的是有民主意识的南非白人总统德克勒克,甘地面对的是已经实现了民主宪政的英国殖民者,他们都有良知、有底线,所以曼德拉和甘地成功了;而刘晓波面对的,是丧尽天良、毫无底线的中共,所以刘晓波不会成功,只有死亡。

在这场讨论中,“和平理性非暴力”仍占据着理论高地,告诉人们:如今是热兵器时代,不是陈胜吴广那个拿一把锄头、一把梭镖就可以起事的冷兵器时代,人们手中一杆枪、一门炮都没有,如何反抗得了有数百万军队、武警的中共。这理由足够充分。但讨论本身告诉人们:“和平理性非暴力”尽管理由充分,却不可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不可阻碍人们在推翻中共极权专制的斗争中,拓展新的思路、提出新的理论、采取多样的方式。当年,中国的89民运失败了,苏联、东欧的民运却成功了:苏联成功于叶尔钦站在坦克上振臂一呼,红军的大炮轰击了苏维埃大厦;罗马尼亚成功于民众把独裁者齐塞斯库夫妇抓起来立即处决。苏联、东欧的民众没有机枪大炮,没有在热兵器下流血,也应属于“和平理性非暴力”。

不知道八年多的牢狱致晚期肝癌的刘晓波,至死也未获中共允许出国治疗,也没有满足他卑微的愿望给他挚爱的妻子刘霞以自由,他是否对自己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和“我没有敌人”,有新的思考,赋予新的含义?不过人们相信,刘晓波至少会欢迎他逝世引发的这场讨论,并且听取人们对他的质疑,因为他是一位哲人,是一位思索者。

法广RFI 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 2017/7/24

 

劉曉波頭七 波士頓華埠放「空椅子」悼念

劉曉波頭七 波士頓華埠放「空椅子」悼念

追悼劉曉波,在美波士頓華埠天安門紀念碑上下擺放鮮花、白燭,還有照片、書稿等物品。記者劉晨懿之/攝影
 

劉曉波「頭七」悼念會19日早晨在波士頓華埠牌樓旁天安門紀念碑旁舉辦。

這個「全球公祭劉曉波活動」波士頓站是由自由劉曉波工作組及劉曉波先生追思會(籌)共同發起。現場組織者以擺放空椅子(象徵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上的空椅子)、默哀和三鞠躬,以及豎舉三指(寓意抗爭、自由、希望)等方式進行悼念。

同時主辦方代表、劉曉波在波士頓的好友貝嶺現場朗誦了劉曉波寫給妻子的數首詩。貝嶺談及劉曉波與波城因緣時表示,劉曉波曾於1993年訪問波士頓,赴哈佛大學演講,並與時任哈佛大學教授的杜維明會談。其妻劉霞也曾在波城住過兩個星期。目前自己的寓所還有許多劉曉波當年未帶回中國的書物。

參與追悼會者還討論計畫為劉曉波另立紀念牌,並在其逝世百日之時在華埠或哈佛大學再舉辦一次紀念活動。

劉曉波「頭七」悼念會19日早晨在波士頓華埠牌樓旁天安門紀念碑旁舉辦。現場組織者擺...
劉曉波「頭七」悼念會,19日早晨在波士頓華埠牌樓天安門紀念碑旁舉辦。現場組織者擺放空椅子象徵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記者劉晨懿之/攝影
聯合報/2017/7/20

劉曉波全球公祭活動 719同步展開

劉曉波全球公祭活動 719同步展開

【全球同步公祭劉曉波 · 台灣 · 花蓮 · 2017年7月19日】

空椅子 · 太平洋

 
(中央社台北18日電)7月19日是已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頭七」,「自由劉曉波工作組」發起北京時間19日晚間8時全球同步舉行「因抗爭,得自由-全球公祭劉曉波活動」。中共當局目前嚴控防堵相關活動。

此外,有大陸異議人士17日突破封鎖到大連老虎灘海邊祭拜劉曉波,影片傳出後,兩人都已被國保人員找上門。

 
自由劉曉波工作組17日在網路上公布公祭步驟,一、擺放空椅子(象徵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上的空椅子);二、默哀,三鞠躬;三、豎舉三指(寓意抗爭、自由、希望)。

自由劉曉波工作組籲請全球民眾在同一時間,到就近的海邊、河邊同步追思、合照,並加標籤#withliuxiaobo,上傳到twitter、facebook、微信、微博等社交媒體,以紀念劉曉波被獨裁者海葬。

包括劉曉波遺孀劉霞在內的近親,自從15日劉曉波告別式後,至今仍無法與外界聯絡,劉霞也沒回到北京住處。大陸流亡海外人士都認為,這是中共要嚴防劉曉波的頭七紀念活動。

綜合大陸海外流亡人士於網路社群發布的消息,包括胡佳等大陸知名異議人士,相繼傳出被限制行動自由,嚴防他們在19日有任何舉動。不少人被當地國保請去「喝茶」,並被警告明天不得有「過份言行」。

大陸異議人士姜建軍、王承剛17日突破封鎖到大連老虎灘海邊祭拜劉曉波,影片傳出後,兩人都已被國保人員找上門。

根據美國之音報導,媒體前往大連,試圖尋找劉曉波家屬海葬地點,抵達老虎灘游艇碼頭,又到棒槌島旅遊景區。當地導遊表示,棒槌島景區的游艇從今年夏天開始就不准出海,不知是否與劉曉波有關。

中央社 2016/7/19

文海/獻辭

獻  辭

文  海

文海攝

7月19日,你頭七的日子
命運把我派遣到
意大利斯佩基亞(Specchia)的海邊
一把空椅
一張報紙
我祭奠被黑幫挫骨揚灰的你

2008年我第一次拜會先生
我們聊天、品茶、喝酒、涮火鍋
鄰桌圍坐著一群青年
其中有看守你的國保
他喊你「劉叔叔」

那年的北京
你認為是最寬鬆的時期
人們也還不知道空氣中有霧霾
深秋的夜晚只是冷
我們告別,互道再見
殊不知 

不再相見

後來
那天的拍攝、採訪
成了「曉波被捕前最後的訪談」
現在
是你最後的訪談

今天在遙遠的異鄉海邊
天氣陰鬱
迷茫而空洞
只有我
一個來自中國的放逐者
踽踽獨行

我想起林昭
被虐殺後
軍警去她家索要五分錢的子彈費
而宣告「我沒有敵人」的你
是被挫骨揚灰
緊盯著我們的
1984老大哥
在肆無忌憚地笑

先生 
被挫骨揚灰是什麼滋味?
只有你瞭解 
你知道的很

明天我的電影《凶年之畔》
將在這座被稱為「義大利瑰寶」
矗立千年的海濱古城上映
觀眾將在電影的時空裡
度過生命的三小時
這讓我感到很有壓力

如果電影不呈現真實
如果電影不是人民的吶喊
如果電影不能自我拯救
那我如何能坦誠地與觀眾的目光相遇

那電影不過是羞恥的印跡

一把空椅
一張報紙
在孕育西方文明的亞德里亞海濱
我祭奠被黑幫挫骨揚灰的你

但我知道
全世界的海是連在一起的
此刻
灰飛煙滅於大連海域
了無痕跡的你
就坐在那把空椅上
浮現在那張報紙上
不曾死去

(2017年7月19日 於意大利斯佩基亞海邊)

意大利斯佩基亞《兇年之畔》放映場上的空椅子 文海攝

意大利斯佩基亞《兇年之畔》放映場上的空椅子 文海攝

後記:2008年11月,我有幸去拜訪劉曉波先生。沒想到,僅僅幾天後他因參與《零八憲章》被捕,後來被判十一年。期間他榮獲諾貝爾和平奬。但今年6月,被關押九年後,突然傳出他罹患肝癌的消息。全世界的正義人士開始呼籲,希望能營救他出國治療。但不幸,卻眼睜睜的看到極權黑幫泠血拒絕病人最後的希望──攜妻子、妻弟出國治病,死也要死在西方的請求。直至,劉晓波死後,迅速的將他挫骨揚灰,海葬的全過程。

2016年,我在台灣出版的《放逐的凝視──見證中國獨立紀錄片》(由傾向出版),記錄了當年去拜訪劉曉波的故事。

對於劉曉波我並不陌生。大學時期,有一年去蘭州旅行,在火車上,我看到同座大學生手上有一本封面黑色的《審美與人的自由》,借閱後,我很快就被劉曉波激揚的文風打動。但那時我認為他和臺灣的李敖一樣,是反傳統的文人。到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一篇〈抓住劉曉波的黑手〉的報刊文章,讓他幾乎成為最有名氣的中國人,但從此之後,他就從這個國度的公共視野裡消失了。
在我拍攝紀錄片《我們》時,主要人物張超群來北京,就想去拜訪他,打了電話,才知道他在軟禁狀態下,見面不便,我們只好作罷。現在,郝建邀我前去,真是絕好的機會。郝建提議除了採訪,也可以準備幾個關心的話題。一天下午,我們開車到海淀區玉淵潭,一棟寫著「七賢村」藍色牌樓的老式樓房。他家樓下有一個崗亭,專門用來看管劉曉波,因週末所以警察不在。郝建說,今天運氣不錯,如果警察在的話,還真要費些口舌才能進入他家。我心裡犯嘀咕,我也拍攝過一些所謂的「敏感人物」,比如李銳,但也就只是需要去門衛處登記,專門設置崗亭,還是第一次見到。
到了五樓,劉曉波開門讓我們進去,他夫人劉霞也在家。家不大,客廳裡是滿牆的書,也兼做工作間。在靠窗的書桌上放著兩臺電腦,都開著機。他說在我們來之前,他正在網上看新聞,那天重要的爆炸性消息是捷克著名小說家米蘭‧昆德拉在流亡前,給前捷克安全部門寫了悔過書等等。我們就坐在沙發上隨意聊著這方面的話題,他的大意是:不要對自己做過的事心存僥倖,總會有地方將你記錄在案。另外,捷克安全部門的檔案也不能全信,它本身就是製造謊言的機器。他又說,網路真是偉大的發明,他指指電腦螢幕:「這是唯一和外界聯繫的平臺了,雖然隨時會斷線。」
實際上,劉曉波生活在玻璃屋裡。警方在他家樓下設了一個崗亭,但凡有重要的國事,就會有人在對面房子,架上望遠鏡,監視他屋裡的動靜;出門總會有車跟蹤;也常常莫名奇妙被請去一個陌生的旅遊區度假,原因是阻止某位重要的外國領導人來拜訪他。記得當時拍攝時的心情,和窗外漸漸暗下來的天空一樣,恐懼緊緊揪著我的心口,聽覺異常敏捷,時刻擔心有人敲門。於是,我在心裡默唸著觀世音菩薩佛號,祈請拍攝順利。
這是一種「做賊」的感覺,我已經十分厭煩這樣的拍攝處境。之前《我們》在拍攝、剪輯期間,都是處於這樣的狀態。我曾經將影片資料拷貝在好幾個硬碟,放在不同的朋友家。每次轉移地點時,深怕被人跟蹤,得像諜戰片裡的情節一樣要換車,不只是我,那些拍攝獨立紀錄片的朋友們,多少都經歷過這些。手機號經常換;沒有固定的住址,固定的工作單位;我們和家人、朋友聊工作時,總是支支吾吾;甚至不讓合作夥伴知道影片最終的想法,生怕對方將這些信息洩露出去。我們在自己的祖國,鬼鬼祟祟地生活,為尚未完成的影片謹慎地活著。
我們自小所受教育和人生經歷,讓我們對自己所從事的行業,沒有太大信心。我們太明白,任何一個小小的失誤,就可能讓我們的影片夭折。我們沒有採訪證、拍攝許可證,職業不明,按法律規定屬於盲流或無業人員(我的朋友張長富在北京電影學院畢業後,就漂在北京,住在地下室裡。一天被居委會強制去辦暫住證,一年交一百人民幣。但收據上卻寫著「處理垃圾費」,這讓他很傷心,後來移民去了印尼);我們的影片不會公開發行,工作多年,作品眾多,但無法出版,碩果纍纍,卻沒有一部正規出版物證明自己是這方面的行家;我們拿著機器,總會遇見異樣的眼光,用懷疑態度盤問我們。我們大多數影片反映的是邊緣人的處境,邊緣的生活,這其實就是我們自己生活的反照,我們這些獨立的「地下」導演們。
而眼前這位著名的獨立作家、異議人士、民主鬥士,他的處境居然和我們一樣。他本可以有更大的空間、擁有更多的讀者、對這個國家有更多正面影響,但他現在就枯坐在這個房間。我想起金斯堡的一句詩:
「他們毀了這一代最傑出的頭腦。」
一種說不出的深深的悲哀在我心裡瀰漫開來。
劉曉波接著說,明年是1989的二十周年,有一個朋友寄來一段視頻,將要放到網上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於是他放映給我們看,背景音樂是崔健的〈一無所有〉,場景是當時他在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砸槍。當時,有學生將一枝步槍交給他,他慌了,他知道一旦被軍方發現他們有槍,或者有人開槍,無疑都會給軍方提供血洗天安門廣場的口實。他就將槍搶過來砸在欄杆上,虎口都砸出血了。他淡淡地說:「現在就是該幹什麼就幹什麼,全部都是公開的,沒有秘密。」接著,他指著放在書桌上那個像手雷一樣造型的獨立中文筆會獎杯說道:「這是家裡唯一的武器。這傢伙太重了,還真能幹倒一個人。」他總是很和氣,沒有一絲架子,說話磕磕巴巴,彷彿每一句話都經過深思熟慮後才道出。沒有那些所謂名人的「圓滑」,他們對任何一個問題,都對答如流,口才便給。劉曉波就是一個普通人,也不是什麼「黑手」,他寫的文章有濃烈的自我懺悔意識,是一個謙卑的人。
採訪完後,我們一塊下樓去吃火鍋。剛坐下,嘻嘻哈哈來了五、六個年輕人,其中有一個人和他打招呼,喊「劉叔叔好」,然後就坐到另張餐桌。打招呼的小伙子就是看管劉曉波的警察,是從農村出來的。看來,他和這些警察處得不錯。「都是普通人,他們也僅僅是為了一口飯罷了。」劉曉波說。
採訪劉曉波後半個月,我到義大利羅馬大學放映我的影片及辦講座。12月9日,放映完《我們》後,有人提問:「現在北京有三百多名知識分子簽名參與的事件,你知道嗎?你的影片是否涉及了這些人?」對於他們的提問,我感到茫然。回到北京後,才知道劉曉波在12月8日,聯合一些公共知識分子發起簽署《零八憲章》運動。就在當天,他被公安拘捕了。我看著這則新聞,心想,我們可能是他被捕前的最後採訪者,他當時可沒有透露一點消息呀!但他終於走出去了,那個我以為永遠定格的處境──枯坐在電腦前的劉曉波,終被一個意氣風發行動者的形象取代了。

摘錄自《放逐的凝視-──見證中國獨立紀錄片》

以上引自文海臉書/2017/7/19

 

目睹一場死亡之後,你可記得,劉曉波是誰?

目睹一場死亡之後,你可記得,劉曉波是誰?

端傳媒記者 戚振宇 特約撰稿人 趙思樂 維諾

28年前的歸國決定,改變了這個文藝學博士的一生。他從廣場上的溫和派,變為「沒有敵人」的國家敵人。最終,在被禁錮的死亡裏,留下不朽的自由靈魂。


2010年12月10日,挪威諾貝爾委員會舉行隆重儀式,把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頒獎會場內掛上了劉曉波的巨型照片。 攝:Odd Andersen /AFP/Getty Images
2010年12月10日,挪威諾貝爾委員會舉行隆重儀式,把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頒獎會場內掛上了劉曉波的巨型照片。 攝:Odd Andersen /AFP/Getty Images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生前的最後時間,時刻都處於中國當局的精密控制下。

官方在6月7日通報,劉曉波因「右上腹痛伴發熱兩週」而保外就醫,在瀋陽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被確診爲肝癌晚期至終末期,7月13日,劉曉波確認逝世。一個多月以來,他急轉直下的病情,只由該醫院官網通報,而在醫院附近等待的朋友、仰慕者、紀念者,都在警察與便衣的嚴格隔離之下,無從見到他或者劉霞,無從知曉他的病房、他逝世的具體時間,更毫無告別的機會。

這位八十年代以「黑馬」姿態成名的文藝學博士、作家、著名的異議者,曾劇烈攪動並影響了一整個時代。在2010年時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他被廣泛視爲中國版的曼德拉、甘地、昂山素姬——這些人都帶領自己的國家從專制走向民主、從隔離走向開放,他們也從國家的敵人,變爲國家的英雄。

然而,劉曉波的處境完全不同。他後半生和國家政權正面博弈、交鋒的過程,像極了一個隱喻——自劉曉波攪動的八十年代以來,他對面的執政者迅速強壯,最終碾壓過一切反對的聲音,最終舉國無聲。直到全世界人,目睹他一點一點,寂靜的死亡。

不自由的死亡,永久凝固下自由的靈魂,也激發起一片肅殺之中的哀婉長鳴。他生前的一切努力與不幸遭遇,都變成了歷史的神聖遺產。

劉霞為丈夫劉曉波所拍攝的一幅照片,相中劉曉波的肩頭坐著醜娃娃。
劉霞為丈夫劉曉波所拍攝的一幅照片,相中劉曉波的肩頭坐着醜娃娃。劉霞作品

從「文壇黑馬」到「幕後黑手」

一切回到最初。1955年12月28日,劉曉波出生在吉林長春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母都在大學工作。在1960年代初接受完小學教育以後,他的整個青春期都與不間斷的政治運動勾連:隨父母下鄉,當過知青,做過工人,直到1977年恢復高考,他考入了吉林大學中文系。

1980年代開啟的改革篇章,深刻地影響與刺激了年輕躁動的劉曉波。1982年,劉曉波大學畢業後決定離開吉林,去往那個有「四五運動」和西單民主牆,也同時有天安門和紫禁城的北京。

劉曉波來到北京師範大學攻讀中文系碩士,他在這裏經歷整個1980年代,親睹民間與學界的思想解放,體會保守與改革的激烈交鋒,並成為其中的弄潮兒,獲得「文壇黑馬」的稱號,譽滿天下,謗亦隨之。

無論是在1986年「新時期十年文學討論會」上,劉曉波那場「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的語驚四座,還是在此後出版《選擇的批判──與李澤厚對話》引發的劇烈爭鳴,都像是1989年的前兆和預言。

劉曉波親歷了「鄧胡趙(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三架馬車」時代,也目睹了鄧小平如何拆散自己親手打造的改革馬車。

劉曉波在1995年3月5日接受傳媒訪問。
年輕時的劉曉波,獲得過「文壇黑馬」的稱號,譽滿天下,謗亦隨之。攝:Will Burgess/Reuters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的突然逝世,直接引發了北京大學生與市民走上街頭。在悼念胡耀邦的活動中,人們的訴求也逐漸轉變成了要求政府處理腐敗、控制通脹等現實問題。

彼時劉曉波正在哥倫比亞大學擔任訪問學者。離開中國沒有多久的他很快作出判斷:胡耀邦之死必將引發新一輪的民主訴求。

他隨即聯繫胡平、陳軍、貝嶺等民運人士,發表了《改革建言》,要求重新審查在「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的相關問題,並提出了修改憲法、廢除四項基本原則(編註:其內容為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等五項訴求。

之後,他們又在胡耀邦追悼會當天發表了《致中國大學生的公開信》,建議大學生鞏固已有的組織聯繫、出版自己的刊物、保持與政府與校方的對話等。

這兩份文件都輾轉傳到了北京,並被張貼在北大三角地等處,產生了轟動效應,而劉曉波等人也因此被當局視為天安門事件的「幕後黑手」。

無論是哪個層次上的反叛,都將或直接或間接地構成對專制制度和官方意識形態的批判。這樣我怎麼能面對國內前所未有的學運而逍遙海外呢?既然不能不關切,既然按捺不住,就應該實實在在做點具體事。就是回國看看,也比在大洋彼岸坐而論道要過癮得多。

劉曉波,1989年4月

4月26日,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發表了措辭極為嚴厲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指「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人們悼念胡耀邦的心情煽動製造事端,「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

但這篇本意想恐嚇示威人士的嚴厲警告,卻激發了更多人走上街頭。北京的校園內迅速貼滿了譴責社論的大字報,甚至連平時不大關心政治的市民也被這篇社論激怒。4月27日,支持學生的人群擠滿了北京的街道,人數之多,前所未有。

面對國內學生運動的風起雲湧,劉曉波再也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他提前結束了在美國的訪學計劃,決定回國。這個決定,改變了他的一生。

「『六四』是墳墓,埋葬了34歲的我」

多年之後,開車送劉曉波去機場的好友杜念中(前台灣蘋果日報社社長)回憶,劉曉波當時忽而興奮地高談闊論,忽而沉默陷入沉思,「他直說要和學生在一起,但更具體的卻說不上來。在機場和他揮別時,我隱隱覺得曉波已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回到北京後,劉曉波和學生領袖的溝通並不順利。他不主張以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方式實現民主,認為民主的實驗要「從一個學生小組,一個學生自治團體,一份民辦刊物,甚至一個家庭的民主化做起」。但對於當時熱情澎湃的學生來說,這些想法過於温和,因此鮮有人買賬。

儘管我們的肩膀還很柔嫩,儘管死亡對我們來說還顯得過於沉重,但是,我們去了,我們不得不去了。歷史這樣要求我們!唯有真實的苦難,才能驅除羅曼蒂克的幻想苦難。唯有克服苦難的壯烈的悲劇,才能幫助我們承受殘酷的命運。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才能挽救一個萎靡而自私的民族。

「五·一三」絕食宣言

5月13日,北京13所高校300多名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上絕食。同一天,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了劉曉波、吾爾開希、周舵等人召開座談會,明確提出希望在兩天後蘇共總書記戈巴卓夫(Mikhail Gorbachev)訪華之前,學生們能夠撤離廣場。作為談判條件,劉曉波等人則要求當局改正「四二六」社論論調,肯定這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當時代表政府談判的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復顯然不敢答應這些條件,最後談判沒有達成任何結果。

廣場上的氣氛愈來愈緊張。劉曉波多次勸說學生返回校園,從推進校園民主開始做起,但學生們卻以「黑馬變成綿羊了」、「膽小鬼,滾下去」的呼聲回應。灰心喪氣、身心俱疲的劉曉波,一度產生了放棄參與運動、回到美國的想法。但最終,他被學生的赤誠和廣場的氣氛留住了,理性終究不敵情感,他決定留下,誓言要與廣場上的學生們同生共死。

「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時候,曉波一直和我們在一起,絕食進行到第二天,他說,大家放心,按照國際慣例,絕食到72個小時,任何政府都會站出來和絕食者對話。大家聽了,開始盼望72個小時的到來」,劉曉波的學生王小山日後寫道:「終於,72個小時到了,政府方面毫無動靜,曉波開始鬱悶,說:連南非這樣的國家也不至於這樣啊。——要知道,當時的南非和現在不同,那個時候,曼德拉還在監獄裏。又過了兩天,曉波又樂觀起來,說,北京上百萬人站出來了,遊行聲援,這會政府該出來了吧,不然也太說不過去了。」

5月17日,最高權力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會議,討論是否要在北京實施戒嚴。當時的五名常委意見不一,最後由鄧小平決定,實施戒嚴。三天之後,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了戒嚴令,戒嚴軍隊開始陸續進入北京。

和「四二六」社論一樣,戒嚴令非但沒有阻嚇住憤怒的學生和市民,反而將運動進一步推向了全社會。「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在北京宣布戒嚴後成立,大量學生和市民上街截堵軍車,戒嚴軍隊遲遲進不了城,城內則到處都是遊行的人群。

高層領導人沒有再出來講話,也不再有警察阻攔遊行,甚至連長安街的交通秩序都要靠市民和學生來維持。當年 BBC 駐北京記者麥傑斯事後分析,「中共高層出現了激烈的爭論,對於鄧小平來說,動用軍隊鎮壓示威者,很難在領導層中統一意見。鄧用了相當長的時間才使那些必要的勢力『聽話』。……直到六四開槍鎮壓前的兩、三天,中共高層才終於在這一點達成一致。」

劉曉波(左二)曾於1989年4月26日由美國返回中國參與八九民運,於6月6日被北京政府拘捕入獄。
1989年6月2日,「四君子」參與絕食行動,左二為劉曉波。圖片來源:支聯會

 

與此同時,廣場也陷入膠着狀態,學生們為下一步的行動策略爭論不休。不少人認為,這樣僵持下去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應該主動撤離,但主張堅守廣場的學生始終佔上風。

既然勸不退學生,就只有讓温和派主導局面,才能避免事件進一步激化。當時的學運領袖王丹事後回憶說:「廣場上秩序太亂,需要有温和的力量控制廣場。而廣場上誰激進誰成為主導。我們計劃用100個知識分子,4個人、4個人一批的上,逐漸的這些知識分子通過絕食這種方式佔據廣場的主導。」

第一,我們沒有敵人,不要讓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們的智慧和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第二,我們都需要反省,中國的落伍人人有責;第三,我們首先是公民;第四我們不是尋找死亡,我們是尋找真的生命。

「六·二」絕食宣言

6月2日,包括劉曉波、侯德健、周舵、高新在內的「四君子」來到廣場,開始絕食。但還沒有等到他們完成這場為期三天的絕食,最高層已經下定決心,不惜開槍殺人,也要將學生清出廣場,重新控制首都。

6月4日凌晨,坦克、機槍和鮮血結束了廣場上的喧囂,也結束了整個八十年代的寬鬆氛圍,北京城、乃至全國都瀰漫着恐懼與憤恨。

劉曉波的一生也在那一晚被改寫。多年之後,他在談到「六四」時說:「它是我靈魂中一道無法癒合的傷口,歲月不但無法抹去它,反而更加鮮淋。我的生命彷彿永遠停滯在這段時間中,它是墳墓,埋葬了34歲的我,誕生了不知自己為何物的我。」

「不合時宜」的懺悔者

6月6日,劉曉波在北京被捕,隨後被送往以關押政治犯出名的秦城監獄,單獨監禁。

相比於像李旺陽這樣籍籍無名的運動參與者,中共當局對於知識精英和學運領袖的處理寬大許多。高新、周舵都在一年內相繼獲釋,侯德健則被驅逐出境,而李旺陽當年則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而被判入獄13年。

想獲得輕判並非沒有代價,重獲自由的條件是向當局認罪,寫下「悔過書」。雖然劉曉波在寫「悔過書」之前內心非常掙扎,但最終他還是寫了。「沒有什麼比自由更可貴。違心又怎麼樣,在中國不是人人都在虛偽中生存嗎?」

1991年1月26日,法庭在劉曉波被羈押一年多後開庭,他被判「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罪成,但因「能認罪悔罪,並有重大立功表現(組織學生撤離天安門廣場)」,被免於刑事處分。當庭獲釋的劉曉波極為驚詫和極度狂喜,一出審判庭大門,他便旁若無人地跳起來,打了個響指,大叫道:「老子又贏了!」

然而出獄之後,劉曉波一直心事重重,「各種問號折磨着我,儘管在表面上我的生活是平靜的,但內心深處的掙扎一刻也未停止過。而最根本的問題是:我是否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面對自己,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負責?」

帶着這種掙扎,劉曉波在1992年寫下他的「懺悔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學生領袖和知識精英的虛榮心、自我膨脹、宗派糾紛等等。作家査建英寫道,在所有的「六四」學運領袖中,可能只有劉曉波寫下了這樣的懺悔,「他把自己也放在聚光燈下嚴厲審視,分析自己的複雜動機:道德激情、機會主義、對榮耀和影響力的渴望。」

在秦城監獄,我寫了悔罪書,在出賣了個人尊嚴的同時,也出賣了『六四』亡靈的血。出獄後,我還有個不大不小的臭名,得到過多方的關懷。而那些普通的死難者呢?那些已經失去生活能力的傷殘者呢?那些至今仍在牢獄之中的無名者呢?他們得到過什麼?

劉曉波,《末日倖存者的獨白》

這本書出版後引起極大爭議,一些人將它視為真誠的懺悔,是劉曉波為自己的良心和罪惡負責;但另一些人認為,這不過是他又一次地自我形象塑造,並且是在幫助官方「抹黑」學運領袖和知識精英。

但這場風波很快就平息了,在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之後,中國向着權貴資本主義一路狂奔:自由知識分子群體被迅速邊緣化,人們不再談論哲學、美學、主體性,取而代之的是愛國主義、拜金主義和利己主義。

「我就是要嫁給那個『國家敵人』」

劉曉波顯得與這個時代格格不入。他依舊發表各種文章,又連同民運人士發起聯署,或是向全國人大提交建議……這些努力非但沒有任何成效,還為他引來了牢獄。

1996年,李登輝當選為台灣民主化後的首屆總統,台海局勢劍拔弩張。劉曉波聯合民運人士發表《雙十宣言》,呼籲國共兩黨回歸民主基礎解決兩岸問題,被處勞教三年。

當時,劉霞是劉曉波的同居女友,但中國規定只有直系親屬才有探視權。為了能與劉曉波見面,劉霞找遍各個部門申請與獄中的他結婚:「我就是要嫁給那個『國家的敵人』。」種種輾轉審批之後,公安部下達了一紙紅頭文件,批准兩人結婚。

劉霞和劉曉波的結婚證書是在勞教所裏領的。那一天,勞教所與婚姻登記處聯絡好,派一名攝影師來給他們拍雙人證件照,然後現場辦證。弔詭的是,拍照當場,相機的快門怎麼也無法按下,攝影師說多年來從未遇見這樣的狀況。最後,劉霞從包裏掏出了自己和劉曉波的單人證件照,將兩張照片拼在一起,貼在結婚證上。兩人結為合法夫妻。

這張史無前例的結婚證,彷彿他們婚姻的讖語:終成眷屬,卻難在同一屋檐下。

從此,劉霞開始了「有名份」的奔波。

劉曉波和劉霞。
劉曉波和妻子劉霞。網上圖片

 

劉曉波被關押在遠離北京的大連勞教所,瘦弱的劉霞每月拎着大包小包的食品和書籍,擠上1990年代悶熱、緩慢的火車,奔波兩千公里接近他。每一回,劉曉波都數着——他勞教3年,劉霞來了38趟,前18趟他們都見不上面,她放下東西又孤零零地返回。

1999年10月,劉曉波勞教期滿獲釋。此後,他依舊保持着批評政權的異議者角色,但在異議光譜中相對温和。他最常用的行動方式是撰寫各種公開信和建議書,並邀請民眾聯署。到了互聯網時代,組織聯署變得十分便利,不像以前往往需要籌備一個月。他曾激情洋溢地讚美互聯網給人權運動帶來的好處:「民間人權運動已經超越精英化階段,而走向平民化、普及化。」

2000年,在劉曉波的幫助下,「六四」死難者家屬丁子霖、張先玲等人共同發起了「天安門母親」運動。他孜孜不倦地協助「天安門母親」整理資料,撰寫、修改聲明,協調安排諸多事務,成為了她們最忠實可靠的同行者。到2004年,「天安門母親」運動收集了126位死難母親的名單,並在當年舉行了有40名天安門母親參加的集體悼念活動。這場運動持續至今,在世界範圍內都具有顯著的道德影響力。

2003年,他接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對團隊成員提出「與其高調宣言,不如踏實做事」的勸誡。在他擔任會長的四年裏,筆會由之前的流亡作家為主,擴展到大陸境內的會員數量也大大增加。不少人曾將獨立中文筆會視作異議知識分子的大本營,甚至有在野黨雛形,不過劉曉波在會長就職時強調:「本筆會不是政治組織,除了維護言論自由、創作自由和反對言論迫害、文字獄之外,再無任何政治性的目的與訴求。」

這段時間,劉曉波和劉霞度過了一段相對平靜的歲月。儘管一直受到嚴密的監控,但他沒再出入監獄。寫文章、辦筆會,逐漸有了一小圈關照他的朋友,總請他和劉霞喝個小酒。

那大概是劉霞最幸福的時光。夫妻兩人習慣性地晚睡,過了中午才起床,下午出門跟朋友們吃晚飯,盡興而歸,就差不多晚上十點了。他們一天的工作才剛開始,劉曉波在客廳兼書房裏泡壺濃茶,開始寫作,或是跟朋友談點什麼事情。劉霞則走進小小的畫室,開一瓶紅酒,就着輕音樂,看看自己的攝影新作,寫詩、畫畫。兩人都延宕到凌晨四五點才上床睡覺。

劉霞珍惜這樣的時光,直到《零八憲章》的出現,像漸近的警鐘,提示着這段相對安穩的日子或要走到盡頭。但劉霞比誰都清楚,這不是自己應該或者能夠阻止的。

中國異見人士劉曉波和妻子劉霞。
劉曉波和妻子劉霞。攝 : EyePress News

《零八憲章》4024個字,平均每個字判刑1天

2008年是中國的多事之年。

3月14日,拉薩爆發激烈的漢藏民族衝突,當局隨即派重兵入城維持秩序,這些舉動引發國際社會對西藏人權問題的普遍擔憂;4月,正在世界各地進行的中國奧運聖火傳遞活動遭遇西藏支持者的抗議甚至搶奪,進而引發中國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爆發;5月12日,四川發生8.2級大地震,近9萬人死亡,官方和民間的救援力量紛紛湧入災區合作,「公民社會元年」之稱由此而來;8月8日,精心籌備的北京奧運會開幕;10月,在奧運前夕因堅持曝光中國人權問題而入獄的行動者胡佳,獲歐洲議會頒發的人權獎項——薩哈羅夫獎。

中國政府為奧運向國際社會作出改善人權狀況的承諾,一邊勉力履行,一邊則用「不應將奧運政治化」抵擋國際社會對其人權狀況的問責,顯得踉踉蹌蹌。

劉曉波和他的同伴們希望抓住這一個「公民社會元年」,又因奧運進一步打開國門的時機,再次宣示主張。為了照顧當局在奧運期間在乎的國際形象,他們等過了奧運,警方對民間的嚴密維穩稍有鬆弛之後,開始緊鑼密鼓地為一個叫做《零八憲章》的文本徵集簽名。

零八憲章

《零八憲章》是為了紀念《世界人權宣言》發表60週年,受捷克斯洛伐克反體制運動的象徵性文件七七憲章(Charta 77)啟發,由張祖樺負責起草、劉曉波等人修改並由303位各界人士首批簽署的一份宣言,內容除了提出促進中國民主化進程、改善人權狀況外,更提出以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來解決兩岸問題及各民族問題。《零八憲章》分「前言」、「我們的基本理念」、「我們的基本主張」和「結語」等四部分,主要內容是闡述自由、人權、民主、憲政等概念,主張修改憲法、實行分權制衡,實現立法民主,司法獨立,主張結社、集會、言論、宗教自由,宣言共提出6點理念與19點的主張。(資料來自維基百科,百科內容以 CC BY-SA 3.0 授權)他們最終決定在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誕生六十週年的12月10日發布《零八憲章》。

12月7日,劉曉波去看望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重病在床的丈夫蔣培坤,他興奮地向蔣培坤講述《零八憲章》的修訂過程,還有收集簽名的一波三折。離開時,劉曉波對丁子霖說,《零八憲章》的工作將告一段落,接下來要着力為天安門母親團體申請諾貝爾和平獎。

12月8日晚上9點多,劉曉波家樓下逐漸聚集起許多警察。晚上11點左右,十多名警察敲開劉曉波的家門,在他面前舉起一張涉嫌罪名欄為空白的拘留通知書。劉曉波被帶走,警察在他家查抄了整整一夜。

劉曉波的海外同伴得知消息,第二天便通過互聯網公布了《零八憲章》文本,以及第一批303人簽署者名單,比原計劃提前一天開始了聯署的公開徵集階段。

視頻拍攝於2008年12月6日,於劉曉波起草《零八憲章》的前兩天,由其好朋友於劉的家中拍攝,這視頻是劉曉波在被拘捕前的最後片段。
2008年12月6日,劉曉波被捕前夕,其好朋友於劉的家中拍攝的視頻片段。圖:EYEPRESS NEWS / EYEPRESS

 

因這位中國異議知識分子中的標竿人物時隔近十年第四度被捕,《零八憲章》迅速點燃輿論。不僅《零八憲章》的第一批簽署者們積極為劉曉波呼籲,大量普通網友也在當時審查尚不十分嚴密的國內互聯網用各種方式轉帖《零八憲章》文本。聯署組織者公布的郵箱在黑客攻擊和假冒不斷的情況下,仍在第一個月內就徵集到超過八千個簽名,創下1989年之後聯署行動之最。

儘管《零八憲章》聯合體制內外改革力量的本意最終沒能實現,但第一批303人名單仍然涵蓋當時大多數富有名望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以及多年來湧現出的中青年民間力量。

《零八憲章》發布後,簽署者紛紛受到警方施壓,僅十日內就有約60人遭遇傳訊和監控,但除劉曉波外無一被捕。正因如此,很多人樂觀地推測,過了天安門事件二十週年的敏感日子,劉曉波興許就會被放出來。

2009年的6月4日過去了,什麼都沒有發生。20天後,新華社發出消息,稱劉曉波因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正式逮捕,這是劉曉波被捕半年多來官方發布的第一條正式消息。

人們開始主要分成兩種意見:一種仍認為劉曉波可能在某一天以「取保候審」的方式低調獲釋,這是中國官方終結小型維穩案件的常見方式;另一種則調整了預期,猜測劉曉波可能會被判刑三到五年。按照中國法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刑期一般為5年以下。

在所有參與預測劉曉波案結局的人中,劉霞總是最悲觀的一個,她的猜測是10年。

最終的結果是11年,4015天。《零八憲章》全長4024個字,一個字差不多就是一天刑期。這在胡温上台以來的寬鬆氛圍中,是讓人瞠目結舌的重刑,官方通過這個刑期,對民間亮出的底牌給予了強硬回應,而非和解促成政治轉型。

劉霞則說:那我就當作他是被判了1年吧。她再一次,獨自踏上了奔波路。

在劉曉波被捕後的2009年,民間力量無論是否參與《零八憲章》,都受到一系列的打壓,比如傳知行、益仁平和愛知行都遭到政府部門騷擾,公盟更受税案重創;多名川震豆腐渣校舍揭露者被逮捕;李和平、江天勇等維權律師不是被吊銷執照就是實際失去代理案件能力。

但抗爭者們也沒有因此陷入低潮,他們甚至因此相互識別,形成了鬆散的異議共同體。人們在網上驕傲地宣布自己剛發了郵件參加《零八憲章》聯署,又分享各自因此被約談的經歷。劉曉波宣判時,推特中文圈滿屏飄起象徵支持他的黃絲帶。

那是一種奇異的氛圍,民間帶有悲憤的情緒,但又對志同道合者的顯現充滿興奮。這種氛圍也傳遞到了劉霞,前來看望她、陪她談笑的友人絡繹不絕。

「一顆子彈飛了二十八年」

2010年1月,劉曉波被重判後,國際筆會美國分會提名他為當年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隨後,捷克前總統、《七七憲章》發起人哈維爾,也與達賴喇嘛等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一道,聯名支持劉曉波當選。

10月8日,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決定,將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劉曉波,以「表彰他為爭取和維護中國基本人權所進行的長期的、非暴力的努力」。諾委會特別強調,人權與和平之間有着緊密的聯繫,人權是諾貝爾在遺囑中所提出的「各國間友愛」的先決條件。

2010年12月10日,諾貝爾委員會主席亞格蘭向著一張空凳,將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當時在囚中的劉曉波,以表彰他長期爭取維護中國人權的努力。這時全場起立,鼓掌接近一分鐘。全體嘉賓三度起立鼓掌。
2010年12月10日,諾貝爾委員會主席亞格蘭向着一張空凳,將諾貝爾和平獎授予當時仍在囚的劉曉波,以「表彰他為爭取和維護中國基本人權所進行的長期的、非暴力的努力」。攝:Heiko Junge / pool / AFP

 

兩天後,劉曉波與劉霞在監獄見面。得知這個消息,他失聲痛哭,「這個獎首先是給『六四』亡靈的。」

「六四」始終是劉曉波靈魂中無法癒合的傷口。在2003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寫道:「是14年前的那個血腥黎明,讓我懂得了自己的淺薄和自負,懂得了愛的柔性温暖和內在力量,並開始嘗試着去體驗真實生存的厚重——活着的罪惡和對亡靈的敬畏——為自己1970年代的淺薄和1980年代的狂傲而深感羞愧。現在,回頭仔細檢視才發現,我的整個青春期生長於文化沙漠之中,我所賴以寫作的文化滋養,除了仇恨、暴力、狂妄,就是說謊、無賴、犬儒,這些黨文化的毒素餵養了整整幾代人,我便是其中之一……清除靈魂中的毒素,甚至需要終生的掙扎。」

正因着這種誠實和自省,在歷經多年精神打壓和身體監禁後,劉曉波非但沒有被打垮,反而在持之不停的思考中變得愈加温和和謙卑。

2009年12月23日,入獄前夕,他寫下了《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

「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撫摸我的每寸皮膚,温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這篇陳述,在12月10日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上,由挪威女演員、導演麗芙·烏曼(Liv Ullmann)向全世界朗讀。當天,劉曉波的所有直系親屬都被禁止出國,沒有人能代他領取獎章和證書,諾貝爾委員會主席亞格蘭在演講完畢後,將獎章和證書放在了一張空椅子上,全場來賓三度起立,報以長達50秒的掌聲。

然而,這張空椅子永遠等不來劉曉波了。

網上流傳德國和美國專家會診劉曉波影片,兩位專家向在場的劉霞解說劉曉波病情並向其安慰。
劉曉波重病期間,網上流傳德國和美國專家會診劉曉波的影片。網上截圖

 

7月13日傍晚,即劉曉波被確診為肝癌晚期的第51天,他在瀋陽的醫院裏去世。遺體在警察保護下被秘密運往殯儀館,家人繼續受到嚴密監控。

2000年1月,劉曉波在給好友廖亦武的信中寫道:「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權利,必須有一個道義巨人無私地犧牲。為了爭取到一個『消極自由』(不受權力的任意強制),必須有一種積極抗爭的意志。歷史沒有必然,一個殉難者的出現就會徹底改變一個民族的靈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質。甘地是偶然,哈維爾是偶然,二千年前那個生於馬槽的農家孩子更是偶然。人的提升就是靠這些偶然誕生的個人完成的。」

在他自己成為殉難者的這一晚,北京狂風驟雨、電閃雷鳴,甚至下起了冰雹。

「一顆子彈飛了二十八年」,作家翟明磊在詩句中稱劉曉波是「『六四』死的最後一人」。伴隨着這場舉世目睹的死亡,同時告別的,仿佛是他身後的一整個時代。

以詩句「一顆子彈飛了二十八年」創作的電影海報。
以《洛奇》(Rocky)電影海報為藍本創作的「一顆子彈飛了二十八年」海報。海報作者柯力,原作為英國設計師 Olly Moss。

 

2010年10月12日,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第四天,當時中國最知名的時政論壇 1984BBS 被迫關閉,只留下一個靜態首頁,寫着:「若干年前的好友們,我們終會再見面。」

7月13日晚,1984BBS 在首頁掛上了劉曉波的相片和訃告。
7月13日晚,1984BBS 在首頁掛上了劉曉波的相片和訃告。網頁截圖

 

七年來,這個頁面都沒有再更新。但現在,它掛上了劉曉波的相片和訃告:「昊天不弔,折我赤子。河山改色,日月韜光。」

註:本文部分內容來自趙思樂即將於今年10月由八旗文化在台灣出版的新書《她的征途》(書名暫定),並參考了余杰先生所著的《劉曉波傳》(2012年,台灣,時報出版)、劉曉波先生所著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1992年,台灣,時報文化)和許知遠先生所著的《抗爭者》(2013年,台灣,八旗出版),特此致謝!

端傳媒/2017/7/14

刘晓波“头七”遗孀刘霞“被旅游”去云南

刘晓波“头七”遗孀刘霞“被旅游”去云南

 


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周二晚举行刘晓波追思弥撒,近800人出席 (苹果日报图片)

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周二晚举行刘晓波追思弥撒,近800人出席 (苹果日报图片)

在中国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7月13日因肝癌病逝后的“头七”之日,刘晓波的遗孀刘霞据信在云南“被旅游”。而刘晓波的家人会在家中拜祭,但因被国保严密监视无法去海边。

据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的最新消息,刘霞一名亲属星期三中午表示,刘霞仍在云南“被旅游”,由弟弟刘晖陪同,但两人都不能直接致电北京的亲属,因此不知两人怎样按中国民间习俗拜祭刘晓波的“头七”。

信息中心星期二傍晚获知并对外公布刘霞“被旅游”去了云南的确切消息。刘霞亲属表示,这与刘晓波“头七”有关,当局肯定要在头七过后才会放刘霞回京。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7月18日被外媒问到刘霞情况时重申,刘霞作为中国公民,有关部门会保护她的一切“合法权利”。

据报道,在刘晓波去世后,中国当局大大加强对即时通讯的审查,尤其是微信被屏蔽的关键词组合数量激增,任何有关刘晓波的信息基本上都遭到审查。同时,网民近日在国内使用国外WhatsApp通讯软件时,无法传送相片或视频,怀疑是与当局希望阻止网民发起悼念刘晓波活动有关。另有香港传媒发现,如果手机使用内地SIM卡,即使人在境外也不能传送相片或影片。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表示,不了解相关通讯软件的情况,也没有收到任何相关投诉。

美國之音/2017/7/19

劉霞談劉曉波後事 手書影片曝光

劉霞談劉曉波後事 手書影片曝光

就在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骨灰完成海葬後,網上隨即流傳關於劉曉波遺孀劉霞講述後事...
圖為中國大陸瀋陽當局向港媒播放了海葬儀式片段,並說遺孀劉霞把劉曉波的骨灰撒入大海。圖/擷自香港無線電視台截圖
 

就在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骨灰完成海葬後,網上隨即流傳關於劉曉波遺孀劉霞講述後事安排的影片和手寫文字。劉霞說,劉曉波後事「就是海葬、火化、簡單、從簡」,「花都要白色的」。

劉曉波的長兄劉曉光下午現身瀋陽當局安排的記者會表示,為劉曉波選擇海葬,是劉霞和家人提出的要求。

幾乎與記者會同時,網上傳出疑似中國大陸當局公開關於劉霞的兩則影片。其中一則長約10秒,劉霞拿著白色杯子說:「曉波後事就是海葬、火化,簡單、從簡。」然後影片疑似剪輯跳動,接著播出劉霞說:「然後花都要白色的。」片段並配有中英文字幕。

疑似官方上傳的第二段影片中,發布劉霞寫給有關部門的手書,內容是要求劉曉波後事從快從簡。手書由劉霞和劉霞的弟弟劉暉共同簽名,日期為7月13日,也就是劉曉波過世當天。

網上曝光的劉霞手書內容如下:「有關部門:我是劉曉波妻子劉霞,劉曉波的後事一切從簡,直系親屬參與即可。最好從快,周六火化後即進行海葬,同一天完成更好。請協助安排。謝謝!」

劉曉波13日因肝癌病逝,中國大陸官方安排遺體於15日上午火化,中午將骨灰撒入大海,完成海葬。

劉曉波過世後,海外民運人士多次轉述劉家親屬說,反對海葬。

聯合報/2017/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