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棋生:追忆恩师黄顺基先生

追忆恩师黄顺基先生

江棋生

2016年4月17日17时39分,我的恩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黄顺基先生在北京逝世。噩耗传出时,我正在常熟陪护住院治疗吸入性肺炎的百岁老母亲。我未能见先生最后一面,也没有送先生最后一程——我心中的悲憾和隐痛,将注定郁结难散,挥之不去。

先生的遽然仙逝,着实令我深感意外。先生虽年逾九旬,但精神矍铄,行走自如。今年是文革发动50周年,3月21日晚上,我将自己对文革的反思——《说说文革这面镜子》一文发给了先生。3月22日,我启程回老家。在到达家乡的第二天,我便收到了先生发给我的电子邮件,并附有他十万零六千字的一篇超长论文。这里,我想应当如实照录先生的电邮如下,尽管其中有先生对我的过奖和点赞:

棋生:

对文革的认识与评价,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您从切身的经验提出很有参考价值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我也在研究,兹将拙文寄上,请您提出不对的地方,在学术上我们是平等的。您为人的品格是真诚、真实,知无不言,即使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仍然顽强地保持赤子之心,这是我对您一直怀有敬佩之所在。

                                    顺基

                               2016年3月23日

而先生的长文,是一篇专门分析毛泽东政治遗产的学术论文。清明节刚过,我就在电脑上作了认真的初读,并对文中的有些见解形成了自己的商榷意见。我打算5月份返京后即去先生家,与素怀学术平等之心的先生当面交换看法。我真的万万没有想到,收到他电邮仅25天之后,慈和、淡然、睿智的恩师竟驾鹤西去,从此与我天人永隔,不能再聚!

先生在电子邮件中,用“您”来称呼我,这让我觉得很不自在。但是,先生对为人应真诚、真实的肯定和推崇,实在是他一向抱持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我此生决不会相忘的是,28年前的1988年春天,我在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后,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和他初次见面时的情形。当时,他对我的工科背景特别感兴趣,以及对我能通过博士生考试抱有明确的信心,这两条使我印像深刻。然而,令我十分感动且印像最深的是,当我坦言自己的档案中“不干净”,说明有人诬陷我而我不愿违心认可所谓“事实”,因而被北京航空学院取消预备党员资格一事后,先生平和、清晰地对我说:如果你说的是事实,那么,我赞赏你做人要老实的态度。而且说实话,你当年是一名中学生,即便有那样的事情,也真的算不上什么事。你快40岁了,不为世俗潮流所动,还这么有志于读书和科研,这是很难得的。我个人很期待你能来人民大学,和我一起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工作。

博士生导师黄先生的认知,似一袭心灵的春风,使我倍感欣快和气爽,也让我思绪良多,感慨不已——在对待同一件事情上,先生的与人为善和实实在在,与北航张连波、李小峰等政工干部蓄意整人的“左”态,适成云泥之别!事情要从1981年秋天说起。当时,我被录取为北航五系空气动力学专业硕士生后,常熟有位叫王满珍的中年妇人出于可悲的派性,花8分钱邮票将一封诬告信寄到北航。由于我面对指控据实辩解,就被认定为“态度不好”。随后,北航校方以“否定文革”为由,派人到常熟外调,专挖我这个当年的高中生干过的“坏事”,不听、不录对我的客观、公正评价,甚至训斥、威胁坚持实话实说的我的中学校友,更不信我自己所作的多次如实辩诬。尽管如此,1982年4月,五系研究生班党支部还是一致通过了将我的预备党员按期转正的决定。然而,五系党总支采用压下不批准的方式,把我的预备党员资格延长一年。一年之后的1983年4月,五系研究生班党支部再次投票,又一致同意我由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这时,如果依据所谓的党章,北航党委和五系党总支只有一个唯一的选择:要么同意我转正,要么取消我预备党员资格。然而,那些共产党员们视党章为儿戏,既拒不让我转正,也不取消我预备党员资格。于是,从1983年4月到1984年4月,我又当了一年预备党员。累加起来,我一共当了三年预备党员,交了三年党费。从1983年4月开始,我边撰写硕士学位论文,边以中国共产党党章为据,骑着自行车到《人民日报》社、中组部上访,又给刘宾雁、习仲勋寄挂号信,控告北航党委公然违反党章,要求有关部门加以严肃纠正,但都无济于事。到1984年4月,我的研究生学业快结束了,北航终于作出取消我预备党员资格的决定。然而,根据所谓党章,这是完全无效的决定。对这一点,我想前不久于新婚之夜抄写党章的奇葩夫妇,无疑是再清楚不过了。

我在这里插叙这样一个故事,决非因为我要北航现在给我来个“平反”——通过承认上述“决定”之无效,从而于32年之后,给我补办转为正式党员的手续,使我光荣地成为一个具有35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今天,我要从心底里说:这种恶心的“平反”,还是见鬼去吧!我叙说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除了表达对黄先生深深的感恩之情外,还要佐证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官方所谓“否定文革”,只是否定文革的极端形态,而决不是否定权力凌驾于权利、党性高踞于人性之上的一党专政;官方也决不会因“否定文革”,就会把实事求是真当回事,就会喜欢起真诚、真实做人的公民来。

北航之“左”和按潜规则行事,不仅表现在破天荒地让我当了三年中共预备党员一事上,更表现在:当我于1984年春夏报考博士研究生时,竟无情刻薄地对我亮起红灯,不仅不准我报考北航的博士生,也拒不在我领回的中科院力学所报名表上盖章。此外,北航之“左”,还直接导致航天工业部701所的人事部门正式发函,将按分配计划前往报到的我断然拒之门外。对此,我的硕士生导师,中科院学部委员、时任701所所长的庄逢甘教授,也只能徒呼奈何。我的毕业分配被“因故”搁置了8个多月后,由于时任清华大学分校校长和副校长的罗林、裴珉老师的开明和担当,1985年春天,我得以进入该校任教,并担任学校科研科的科长。进而于1988年春天,他俩及谭浩强副校长又大度地同意我报考人民大学的博士生,遂使我此生有幸与黄先生相识、相知,并结下了让我铭记终生的师生情缘。

我至今历历在目的是,1988年初夏,在人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还没有发出之前,黄先生就让我参与《科学革命史》一书的译稿校阅事宜。[1]1988年8月下旬,又派我出席在清华大学举行的“国外科技领域的学术思想对我国青年学生的影响”研讨会,我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文章:简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2]1988年9月上旬入学之后,我又很快与徐辉、何立松、陈振明、欧阳志远、方克等学长学弟一道,参与写作由黄先生领衔著述的书。

在先生和我的师生情缘中,最为难能可贵的,当属我投身八九学潮和民主运动及被当局严厉打压后,他对我的理解、信任和一如既往的期许。1989年5月上旬,我和徐辉当选为北京市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代表;5月下旬,我又被选为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自治会常委,并分管自治会的广播站《北京之音》。尽管先生为此承受了不小的压力,但他平静地对我说:你自己独立判断,按内心意愿行事。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是,1989年6月4日阴云凄布、哀乐四起的上午,我在人民大学校园中路遇先生。他问我:“他们真的开枪杀人了吗?”我说:“是!”,随即,从不骂人的先生怒骂道:“真是法西斯!!”——先生对反人类的六四屠杀之谴责,将永远定格在他一生真实的历史中。在1989年8月的全校恐怖性清查活动中,先生和吴树青的做法迥然不同,他从不压我或劝我违心地认错。三个多月后的1989年9月9日,性格使然、不愿违心认错的我,终于被当局恭送进了位于昌平小汤山的秦城监狱——一座筑有多重高高院墙和森森铁门的特殊监狱。1991年春,我走出监狱回校后,先生毫不含糊地要我着手博士论文的开题准备工作,并安排我与他新招的博士生刘戟锋、高策等会面。然而,1991年六四纪念日刚过,人民大学校方就按既定方案,缺席宣布开除我学籍,并迄今未将开除决定送达我本人,更从未在校园中将其公示。估计又是把它偷偷塞进我的档案袋里去了!而我的档案袋,至今仍被捂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中。

我的博士生学籍被开除之后,先生特意把我叫到他的家中。在师母为我沏上绿茶后,先生动情地对我说:你是我招到的最好的博士研究生之一。今后,你恐怕不会有博士学位了,但是,在我的心目中,你的分量很重。我相信,你今后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潜能和应有的人生价值。当天,先生和师母像对待亲人那样,留我吃了师母下厨做的中午饭。

在1991年之后的岁月和风雨中,我和先生保持着师生间的正常联系。2003年5月我又一次走出监狱之后,我开始将自己的文章发到先生的电子邮箱中。这些年来,除逢年过节我一定打电话问候先生和师母外,2005年6月先生八十大寿庆典前夕,我登门看望了他。2015年6月16日,在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日前夕,我又造访了静园17楼35号先生简朴至极的陋居。我摁下门铃后,88岁的师母开了门,她朗声笑着说:小江,江棋生,热烈欢迎你!先生快步迎前和我握手,然后一起进他的书房落座。师母是江阴人,算是我的半个老乡,她快人快语对我说:你是黄先生招到的很聪明的学生,可惜受打压。先生接着缓缓地、一语中的地说:打压人才,听不得真话,是制度原因。我对先生和师母说:我带来了我的三本书:《看守所杂记》、《一生说真话》和《点燃良知的烛光》,我可没有虚度光阴啊!先生和师母都笑了,先生对我说:你一点也没虚度!而且,你的心态一直都不错。接着,我简单介绍了我的《物理学分立对称性新论》,说它将会在近期公开出版。这时,师母大声对先生说:你站出来为刘合群大夫的研究成果写了文章,现在应当为江棋生的物理学研究成果写文章啊!他敢于挑战杨振宁、李政道,你的学生真不简单哪。先生笑着答道:我不懂啊,要是能懂,我早写了!先生还说:我的物理学知识,还是抗战时期在桂林德智中学读书时,许良英先生教我的。棋生你很清楚,许先生为人耿介,一生屡遭打压啊。那天,先生和师母要留我吃中午饭,我婉谢了。临走时,先生回送我《黄顺基文选》,并在扉页上亲笔签了“江棋生存读  黄顺基  2015年6月16日”。

这样的先生,可亲又可敬。

先生一生中让人敬重的地方,不光是他于1957年32岁时,就公开发表与前苏联学者观点相左的关于形式逻辑的文章;不光是他写出了《大杠杆》、《大动力》、《大协调》和《科学技术哲学导论》等具有突破性创见的著作;也不光是他成为学界公认的“以大尺度的时空跨越对本学科作了如此系统深入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在当代中国,先生尤为让人敬重的地方,是他身上所闪耀的人性光辉,是他的正直和良知。

先生长逝矣,但案头的《黄顺基文选》却直让我觉得,先生就在我的身边!这几天来,我忍不住一再翻阅先生的《文选》,在脑海中不断重温先生的音容笑貌。说来也巧,《文选》第一页上的第一幅彩照,纪录的是先生1988年登泰山的身影。正是那一年,在和我初次见面时,先生像朋友一样,用质朴、亲和的话语,给我的心田送上一片融融暖意。而《文选》第一页上第二幅彩照所映现的,又刚巧是先生1991年伫立于阳光下的莫斯科红场。正是那一年,在我被人民大学开除学籍之后,先生像知音一样,用深情、励志的话语,使我感佩,使我动容。

这样的先生,永远在我心中。

有道是,人生如棋。棋生啊,棋生,平生得此恩师,你可知足?

 

注释:

[1]《科学革命史》为美国I·伯纳德·科恩所著。此书由黄先生的女婿、北航的杨爱华老师组织翻译,于1992年2月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1992年9月29日,杨爱华请竹立家先生将《科学革命史》中译本送交于我,书的封面上印有:校者  黄顺基 江棋生

[2]1988年12月上旬,我将《简评》一文请方励之先生的嫂子、北航的蔡德麟老师送达方先生。1988年12月17日,方励之先生在读过我的上述文章后,写了下面一段话:有引力情况,热力学的一些概念可能不适用,并不是最近才知道的,几十年前的一些教科书中即已讲到。有引力的情况,并非有什么“熵减小定律”,而是局部熵概念失效,就像有引力对能量、密度概念也失效一样。更根本地说,在Planck时间以下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则熵亦失效,因为熵本质是时间箭头。关于这一系(列)问题物理学中的分析,请参见我所引的各种文献。

                                  2016年5月23—25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5月26日播出)

范燕琼:国为牢 民为囚 人间正道步难行(续)

(3)
等到症状稍稍缓解下来后,我才慢慢的离开验证大厅。这时候的
我一心只想赶紧回家休息。然而,就在前往深圳火车站的路上,
想起那么多的国际机构和国际友人,为了让我能够参加这次国际
会议,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使我感到非常难过!再一想,这次
国际笔会大会自己是国内唯一被邀请的作家,这是个多么难得
的机会!又是多么光荣的使命啊!想到这些,感慨万千,于是,
决定再去深圳口岸闯一次关——
这天晚上,我向网络发布这样一条信息:
各位,世界各国笔会都在关注我的安全。明天我将到深圳罗湖
口继续闯关。希望广东和福建等地的网友能到现场声援。谢谢!
[抱拳][抱拳][抱拳]范燕琼18905092926
众所周知,一般人从广州到深圳,大约只需两多小时。可是,
我由于身体欠佳,无论是坐高铁,还是乘地铁,或是打出租车,
每到一处,我都要休息很长一段时间。且常常不顾形象的席地
而坐,把穿在身上的雪白风衣弄得像一块脏兮兮的大抹布。
为此,到深圳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一入住,就发现旅馆外
面有手拿对讲机、甚至手拿电棍的黑保安。第二天早上,天还
没有亮,我的房门外就传来对讲机的咕咕声。于是,我连忙向
家人和一些微信群发布这样的信息:“我的房门口有一群人,
在用对讲机,我可能被他们包围了。”“我一出门,就可能被
控制。”发完微信后,我本能的做了几下深呼吸。
走出房门后发现,刚才还在房间门口的那群人不见了,进入眼帘
的是一个三四十岁手拿对讲机的男人,看上去成熟而老练,他警
惕的看了我一眼,虽然没有对我本人采取任何行动,但他马上用
对讲机告诉了他的同伙。
在柜台处结账时,透过大厅的那道玻璃墙,可以清楚的看到这样
一些情形:门口停了好几辆小车,这其中至少有两辆是出租车,
且每辆小车里的驾驶室均坐着一个人。看上去似乎都是在准备接
客的。由于我高度怀疑这些早早蹲守在旅馆外面的小车与政府有
关联,结完账后,我一边绕道而行,一边在心里暗暗对自己说:
千万不要坐上匪帮的车啊!
来到大马路上,炎热的太阳照的我浑身火辣,恨不得立刻逃离。
但很快就有一辆空的出租车开来,仔细一看,驾驶室里的司机正
目不转睛的盯着我,这使我高度怀疑出租车司机是由警察扮演
的,便毫不犹豫的放弃拦截。就在这时,又开了一辆空的出租
车,定眼一看,司机的神色与前面的那位一模一样,我仍然选
择放弃拦截。不一会儿,又开来一辆空的出租车,这位司机似
乎看也不看我一眼,为此,我认定他不是警察扮演的,便立刻
向其招手致意。
上车后,司机问:“上哪儿?”我说:“到深圳罗湖口岸去香港
。”司机又说“其实你不用去挤地铁就可以直接到香港。我知
道一个秘密通道,马上可以带你去那个地方,而且不需要验
证身份就可以通关,你只要带上护照和身份证到香港机场去
坐飞机就可以了,我只收你二百块钱。”
有时候,人在紧急状态下是会失去理性的。听了司机的这番话,
我居然信以为真,甚至认为这是上帝的安排。连连对司机
说:“太好了!”这时司机又说:“如果你担心警方会卫星定
位你的手机,你就把卡拔出来,扔掉。这样的话,你就更加安
全了。”司机还说:“许多外逃的人都是这样做的。”
听了这番话,我非常激动,完全相信了这位“司机”,便急忙将
手机里的卡拔出来,直接扔出窗口。为了表达谢意,我还友好的
将自己写的书赠送给他。并希望以后还能够联系的到,去专门
感谢他。
开了大约半个小时后,进入到一个地下停车场。里面是一大片
黑乎乎的型号几乎一模一样的黑色越野车。这时候,我突然感到
有些恐惧,头皮也开始发麻,甚至心跳变得十分急促起来。一种
不祥的预兆油然而生……就在这时,我看到一处有亮光的地方,
还看到有两三个人影在那里走动,再仔细一看,还有一位女士坐
在行李包上。这个女人就像是颗定心丸,让我顿时平静了不少。
下车后,“司机”连忙将我的行李箱卸下来,拿上我的二百块钱
,连招呼都不打一个,立刻掉头开走。这时,那个坐在行李包上
的女子,见我一副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便指着其身后的屋子说
:“里面就是买票的地方。”
我走进这个地下停车场里唯一有亮光的屋子一看:里面虽然只有
二三十平米,但却设置好几个售票点,我选择通往香港口岸的售
票点,花了150元买了一张车票。就在填完一张巴掌大的简单表
格后的几分钟就发车了。
大约二十多分钟的车程,就到了一个名叫“深圳湾口岸”,七八
道关卡呈现在眼前。我所乘坐的这辆车的关卡处,很快出现了多
名边防警察,这一情形,使我突然反应过来,禁不住在心里叫起
来:天哪——原来那个出租车司机是个特务!
这时,我猛然想起昨晚自己发布的信息,想到会去深圳罗湖口
岸声援的网民,想着被自己亲手损毁的电话卡……这一切,让
我追悔莫及!
就在我不时地追悔莫及的时候,一次漫长的折腾开始了——
我被三女一男边防警察带到口岸右边拐角处一排平房那,并被
推进其中一间大约十平米的滞留室里。五张座椅和一张腐败不
堪的散发出阵阵霉味的茶几呈现在眼前。那名男边防警察指着
一张四面悬空的黑凳子对我说:“坐下!”
我没有顺从他的指令,一边选择有靠背的皮沙发坐下,一边
强调说:“我年纪大了,而且身体还有多种疾病,比你们当中
的任何人都更有理由坐有靠背的椅子。”话还没有说完,一名
女边防警察就将我身上的背包一把夺过,放在那张茶几,这一
动作,多少激怒了我,可是,我已经无力抗争,只能让他们
嚣张跋扈——。
我要上厕所——被拒绝!
我要拿自己的手机——被拒绝!
我要喝自己随身携带的水——被拒绝!
我想站起来在室内走两步——被强行控制!
天知道,我不过是想去参加一次国际笔会的会议——却成了
一个十足的寸步难行的囚徒!
在近个把钟头的级级上报,又层层下达之后,一名边防警察负
责人在归还我护照的同时,向我口头宣告:“你的出境有可能
危害国家安全,所以你被限制出境!”
就这样,我被再次限制出境。
(4)
离开那间十平米的囚笼后,我在深圳湾口岸的一个僻静处,像
滩泥似的席地而坐,久久不愿离去。并不由自主的反反复复
的回顾着这天上午所发生的一切……

当我再次返回到早上那个上当受骗的打车处时,已经是下午
两点多钟。我借了一位路人的电话——向家人报了平安。就是
这个电话让我得知:从昨晚到现在,均有福州冤民、网民到
家中打听我的情况,且有十几位冤民已经整装待发,准备前
往深圳罗湖口岸做声援,就等我的一个联系方式。可是,这
一切均被那名假冒出租车司机的特务破坏了。这是何等险恶
的机关算尽啊!

就在我打开电脑,准备写这篇文章时,收到一位网名叫“医武
野叟”发来的微信:孑弱之躯,却有着我们没有的精神气质!

对此,我感到十分惭愧!因为,我深深知道自己从来就没有其
所谓的“精神气质”。我所走的每一步,都是被“逼上梁山”!

发来这条微信的仁兄是个有相当造诣的医师,且正帮忙寻求
治疗我疾病的医者,当然,他也一直被动关注我这几天被“
限制出境”的种种遭遇。

对此,我回复道:小时候认为,政治就是官与官的关系。直到
有一天,家里的房子被政府入侵才知道:原来政治其实与每一
个人相关,你问不问政治,政治随时会来问你。比如摆摊设点
,比如强拆暴征。从而,你还会在不知不觉中堕入这样的境地
:捍卫家园有罪,善良有罪,说真话有罪,帮助弱者更有罪!

当然还有:抱团有罪,聚餐有罪,举牌有罪,伸冤有罪,声援
有罪,公示财产有罪,游行示威有罪……,总而言之,言而总
之,只要对官方不利的一切你均有罪。甚至连接个电话你都有
可能被坐牢。

几天前,也就是我被困在深圳的时候,给住在深圳的独立中文
笔会会友郭永丰打了电话,讲述被限制出境的苦恼,并没有让
他出来为我举牌呼吁,他立刻被当局威胁“十年牢”!

诚然,在这个国度里,一切危及官方利益的行为均有罪。其所
谓的国,就是个大监狱,你除了为它效力,你别无选择,并且,
你知道的越多越可怕,你抗争的力度越大越危险,以至一不留
神,你就会从大监狱投进小监狱。

由此可见,国已不国,民亦非民。国为牢,民为囚,人间正道
步难行。呜呼呜呼呜呼呼!

——范燕琼2016-5-11

茉莉:嘲讽,抵抗专制的喜剧精神——谈中国的段子搞笑时代

 

嘲讽,抵抗专制的喜剧精神——谈中国的段子搞笑时代

茉莉(瑞典)

犹如海面上泛起的一丛丛浪花,前不久曝光的巴拿马文件,在中国产生了一种神奇的效果——来自民间的喜剧性狂欢。几十年跟着中共“摸着石头过河”,却不知过什么河的迷糊百姓,突然清醒地大叫起来:“哇哈!原来这条河名叫巴拿马运河!”

茉莉文章插圖一

马克吐温说:“人类只有一种有效的武器,那就是笑。”西方文艺理论把喜剧精神视为弱者与智者对抗困境的手段。在喜剧的诙谐与欢笑之中,充溢着一股生生不息的力量,能够消解社会的僵化、愚昧与刻板。喜剧精神的实质,是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和追求。

在封墙禁言政治高压的大倒退时代,不少中国人被迫成为精彩的段子手。他们在网络上机智地运用片言短语,调侃、挖苦、嘲讽,搞笑,给人带来认识上的顿悟与心领神会的欢愉,这足以证明,赵家政权无法愚弄所有的中国人。

笑话源自不一致的伪善

人们天生就喜欢说笑话。笑话的产生有各种原因,其中有一个“不一致理论”。如果假定的事情与真实情况不一致、出现反常乖謬之时,笑话就像春天的蒲公英一样飞扬起来。

例如,高调反腐的习近平宣扬“打铁还需自身硬”,并教育手下官员说“要管好你的亲戚,不要用权力谋取私利”,而习的姐夫邓家贵,这次却被巴拿马文件揭露在海外隐藏巨额财富。如此惊人的不一致,导致“姐夫”二字瞬间红火。曾几何时,社交媒体里不知“姐夫”是谁的人,立刻就OUT了。

有诗歌才华的段子手深情地吟诵着:“小时候/ 巴拿马是一条宽宽的运河/ 太平洋在这头/ 大西洋在那头/ …… 而现在/ 巴拿马是一堆泄密的文件/ 姐夫在这头/ 小舅子在那头。”有人展示书法对联:“只许姐夫离岸,不许百姓入关。”几乎人人都跃跃欲试,要跟着姐夫去巴拿马实现“中国梦”。

但是,想跟“中国第一好姐夫”走的人却找不到门路,因为姐夫二字业已在网上失踪,作为敏感词而无法搜索了。人们哭泣着到处寻人:“姐夫啊,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防火墙回答:他刚离去他刚离去。”人们还创造了与姐夫发音相近的英文名称“Jeff”,来叙说巴拿马的惊天秘密。

涉及巴拿马的西方权贵名流不是辞职就是道歉,令中国的段子手们鄙夷不屑。他们嘲笑冰岛总理缺乏“三个自信”,竟然不出动坦克,屁大点事儿一天就投降了。英国首相卡梅伦面对危机不会删帖,不会以“嫖娼”和“寻衅滋事”的罪名抓捕反对他的人,这也是被中国网民瞧不起的。

人们啧啧称赞的是:“我们大国领导人展示风范,什么叫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被强烈赞美的还有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琳,她曾建议给每个人建“道德档案”让人民“知耻”。这一次,网友们纷纷传阅她的香港护照影印件,惊叹李公主靓丽的身影,竟然又从瑞士银行飘向巴拿马。昔日薄熙来太太谷开来因离岸公司而杀人的惊悚剧,如今出现了更吸引人的最新版本。

茉莉文章插圖二

由此看来,笑话来源于“不一致”,是由于逻辑上的自相矛盾,表象与本质的不符。当人们发现赵家人极其无耻的伪善与欺骗,认识到当局因巴拿马文件禁网拘人,实际上是一种“封锁式招供”,一片轰然的笑声就无法抑制地爆发出来,赵家人的斑斑劣迹被暴露在阳光下。

思想耗子钻洞,公民意识滋长

手持世袭的宝杖,篡夺了权力的赵家人漫天说谎,装腔作势,让世人把他们当作“大大”神明来敬畏歌颂。被军队的刺刀和警察的棍棒簇拥着,权贵们毫无顾忌地视人民为无知的群氓。

然而,就像一只思想的耗子,来自巴拿马的消息在重重围困的大墙上钻出一个小洞来,使道貌岸然的赵家露出麒麟皮下的马脚。没穿衣服的皇帝成了千古笑谈,不可一世的他们陷入恐慌之中。

一些有思考能力的段子手深入挖掘这个政权的荒唐之处。他们辛辣地嘲笑说:“共产党人死都不怕,就怕公布财产,那是党内最严厉的处罚。”“我深刻理解党媒姓党的重要性了。”“中国政府打虎的结果是,让自己变大老虎。”

喜剧性的寓言创作也在此时大显身手。例如,一个资深段子手讲述猪和驴的有趣故事。一头猪认为自家的院子最好,因为那是它出生的地方。驴子告诉这头猪说,爷爷把钱全存在城里了。见蠢猪还是不以为然,驴子只好叹口气说:“你知道那钱是怎么来的吗?那可是卖猪肉得来的!”

人们因此全明白了,巴拿马揭露的只不过是赵家如山罪行中的一小撮土,集权是腐败的成因,他们的政治就是要夺取财富分配权。于是有人用点睛之笔总结说:“一直以为土共那个镰刀锤子代表农民工人,刚才发现这两件家伙的真实含义——镰刀用来收割民众创造的财富,锤子用来镇压敢反抗的人。”

鲁迅先生说:“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赵家可以封网抓人,但他们无法逃脱喜剧段子射出的犀利之箭,在普天的集体狂欢中,赵家人受到毫不客气的奚落和嘲弄。中国人的公民意识也连同喜剧段子一起悄悄滋长,那是人们通往真实与正义的一条迂回曲折之路。

滑稽表现人的痛苦愤怒与反抗

但妙语如珠的诙谐笑话并非珍珠项链,而是带刺的花冠,有着苦涩的余味。搞笑的冲动往往产生于悲哀的现实生活。当人们遭受权力政治的践踏,面对镇压的残酷与当局的谎言,想到自身所面临的困境,他们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荒诞感,想要吐槽的愿望油然而生。

去年七月的那个黑色星期五,一夜飓风,中国各地的死磕派律师或被秘密抓捕,或遭威胁骚扰。满怀悲愤的段子手写道:“建议以后高考招生的时候,法律系和新闻系招生的老师,负责任地在招生简章上说明:本系优秀人物有坐牢风险,请各位考生在报考之前咨询家长。” “我妈说:天通苑的足浴店都停业了,因为坐成一排泡脚属于聚众活动…。”

今年愚人节时,国内的一个广泛流行的滑稽段子是:“我们跟对了党,天天都是愚人节。”执政党到处展示他们不可理喻的愚昧,这就使传统的喜剧观和悲剧观不再互相排斥。人们既想哭,又想笑,在表面淘气的搞笑中,滑稽与深刻的痛苦相互交融,搞笑段子揭示了许多悲剧无法表现的东西。

茉莉文章插圖三

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说:“极权统治的实质就是消除一切自发的政治生活,把社会中的人分裂成一个个的原子,其目的在于使每个人只能孤立地面对整个制度,从而使人感到形单影只,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

然而,长期遭遇挫折的中国理想主义者,在承受了巨大的焦虑与绝望之后,找到了这种特殊的语言——笑话,一种自我拯救的生存策略。哲学家尼采认为,人因为忍受了极度的痛苦而发笑,“酒神精神”喻示着情绪的发泄。弗洛伊德把梦和玩笑都解释为巨大的精神能量的释放,以及对自我深渊的窥视。玩笑在这时已经不仅是玩笑,而是对社会现实的蔑视、贬斥与反抗。

同样心怀痛苦的中国人,因为对同一事件发出相同的爽朗笑声,表现出同样强烈的关注,于是,他们不再是一个个分裂的原子,而获得了一种命运相关的亲切感。在那个被他们称为“大精神病院”的国家里,这些社会批评家们真正懂得了罪恶与苦难,获得了一种坚定而豁达的人生观,成为自我反省的社会良知。

如孩子扔石头,以嘲弄干预社会

毫无疑问,喜剧搞笑是带有一定的颠覆性,是对现实的挑衅。优秀的段子手其实和政论家一样严肃,只是他们的说理方式特殊。他们讲笑话,像小孩子一样向一潭死水似的社会扔石头,激发出喧嚣而戏谑的声响。

即使在极其严苛的欧洲中世纪,被欺压的底层人民也可以在狂欢节时,尽情嘲讽权贵。这种嘲笑被称为“昙花一现的自由”。但当今中国网络上的段子,虽然常遭删贴,仍然有很多吐槽段子幸存下来。即使是昙花一现,段子手们仍然巧舌如簧乐此不疲,既娱乐自己,也扮演了一个反应人民心声的重要角色。

例如一个段子说:习主席夜半投宿,老妪问门外是谁,习主席报上他那一长串声名显赫的党政军首脑职务。老妪回答说:“我这住不下这么多人!”贪权嗜权之人无法被腐朽的体制所约束,但在公众幽默中往往出乖露丑。近年来,傲慢自负的习主席是受到揶揄较多的一个。

赵家人的品德和智力,也是段子手们的一个拿手的趣味性题材。例如一个故事说,小明总是虚报自己在学校的成绩,父母知道后愁眉不展,小明却抱怨父母,说他们不该去学校,了解真相没好处。爷爷听罢大惊,对小明说:“你是未来国家领导人的材料啊!”

好的笑话大都讲述令人心酸的故事。例如在关于两会的笑话里,有一个记者问大会主持人:现在市场的粮食与蔬菜农药残留物已经严重超标,老百姓还有放心安全的食品吗?大会发言人没好气地回答:“提问也不动动脑子!你以为农药就是真的吗?”又如台湾为什么不禁摩托车的问题,大陆段子手的答案是:“台湾的每一辆摩托车上都坐着一张选票,没有任何一届政府敢限摩。”

喜剧段子就这样,通过一个小小的场景,几句简单的对话,就能使怪诞变得惊人的清晰,令人哑然失笑而又痛心无比。这种无比辛辣的的搞笑是对荒谬社会的抨击。人们对腐败无能的政权的痛恨,经过文字修饰,使其攻击性与娱乐性融合在一起,将憎恨提高到艺术的高度。

幽默发光,一种非暴力策略

当年卓别林在嘲讽独裁者等社会丑陋人物时,他以原始的方式进行挑衅,拽别人的胡子,往别人的汤盆扔鼻涕。这些手法,是当今网络段子手想干而不能干的。但当今段子手同样能娴熟地使用多种讽刺技巧,以妙不可言的笑话掀起理智与非理智交锋的高潮。

茉莉文章插圖四

一些才华横溢的段子手充当了先知和预言家的角色。他们在民间社会搜集趣闻笑料,磨砺其锋芒,创作出很接地气的犀利段子。看起来,来自草根的娱乐文字如同大白话,但却如弗洛伊德所说:“引起悬念的笑话,让人们笑五秒钟之后,再想五秒钟。”

例如,一个有关开倒车的段子:一个男子偷车后不会开,临时学,只学会了倒车,硬是倒着车开了100公里回到家。于是有人说:“这还不算牛的,我老家湖南有个奇人,偷完车后也是不会开,临时学的,只学会倒车,硬是倒车开了65年了。”

幽默总是敌视任何形式的极权,带笑影射的利箭总是准确射向最直接的目标——那是历史上早该死去的独裁僵尸。对这一类段子,人们无法一笑置之。它们不仅阐释问题,而且如利刀割物般的剖析问题。这种令人折服的段子可视为“思想喜剧”。

正因为段子能够介入最尖锐的社会矛盾,因此,在国际非暴力抵抗运动中,“嘲讽”被认为是一种可行策略。这种策略比较容易获得公众支持,有着强大的功能, 可以削弱独裁政府的合法性,以令大众拍案叫绝的手法向专制挑战。

只会使用暴力手段的赵家人,因为恼羞成怒曾拘留过两位搞笑漫画家——上海艺术家戴建勇和广东维权律师葛永喜。但在经过乔装打扮的精妙文字段子面前,智商可疑的赵家人几乎不知所措。

如前所述,在中国网络上遍地风流、令人眼花缭乱的笑话段子,来自人心中的一种高尚的痛苦与绝望,蕴含着深切的人文关怀。面对自由丧失的绝境,拒绝麻木的中国知识分子相信,闪闪发光的幽默可以战胜恐惧。不愿呆在黑暗的旷野里空等戈多,他们以充满智慧的、具有摧毁力的笑声,打开黑屋之窗,唤醒一个民族的自由精神。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6年5月号,发表时有删节。这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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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沫:观看陈家坪纪录片《快乐的哆嗦》有感

莫沫

莫沫简介:

莫沫( Isolda Morillo), 出生于秘鲁,外国媒体驻京记者。曾在美国、法国、古巴和秘鲁、西班牙读大学,攻读美术和电影影视专业。精通英、法、西、中四种语言。定居中国十多年,报道了许多时事新闻,有关社会、政治、文化、电影等题材。

陈家坪副本2

陈家坪简介:

陈家坪,本名陈勇,诗人、批评者、纪录片导演。1970年4月出生于重庆,现居北京。2003年拍摄纪录片《外来人口》,2013年拍摄纪录片《快乐的哆嗦》。1999年采访整理《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2011年出版诗集《吊水浒》,2016年出版《桥与门:北京青年诗会诗人访谈》。2014年发起成立“北京青年诗会”。上苑艺术馆“国际创作计划”2016驻馆艺术家。

 

 

 

提出问题是一个立

——观看陈家坪纪录片《快乐的哆嗦》有感

莫沫

 

  有些哲学家说思考不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知识,而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智慧,而智慧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人对生命的态度,我们对生命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我们对周围世界的责任感。

  陈家坪是一位诗人,是一个生活在北京的知识分子,来自重庆。他通过《快乐的哆嗦》这部30分钟的以口述和采访为表现形式的纪录片向我们提出了当下中国户籍制度的问题。

  陈家坪采访了多位农民工和他们的孩子,他们以受户籍制度影响的当事人的身份在片子中出现,讲述着这个问题对自己生活的影响。一位因为不能在城市里读书的农民工的孩子为了上学不得不多次换学校以至于影响到自己学习成绩。

  片子中出现的当事人提出的不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也不是一个观念性的问题,从审美上这个30分钟的纪录片语言是很简单朴素的。陈家坪的制作团队也很小,他一个人拍摄,另外一位剪辑师做后期剪辑。陈家坪是从2010年到2014年拍摄记录了几个农民工和他们的孩子。他用口述方式的记录手法并不新颖,但这个纪录片的可贵之处是给了这个群体一个发声和受关注的机会。陈家坪的拍摄采访手法简单而直接,但片子中提出的是中国当下重要的社会问题。

  陈家坪在《快乐的哆嗦》 里把自己的声音放在了纪录片中,他的声音扮演着提问题的角色。新闻报道为了新闻公正平衡通常需要采访包括决策者在内的各方。但陈家坪没有把镜头对准他们,片子中他没有采访专家,社会学家或决策者。这个纪录片没有给观众提供答案,陈家坪采访提问的声音和当事人的口述是这个片子的整体内容。 因此我称此纪录片为一个“提出问题的纪录片”。

  离开农村在外地打工给了许多中国农民脱贫的机会,他们应当是“快乐”的,诸如陈家坪的片名所说 。但,他们同时也是“哆嗦”的,因为这个快乐像他们的身份一样蕴含着许多的矛盾。

  自1978年以来,农民适应着经济转型带来的就业机会离开自己家乡在城市中和工业化的基地谋生。我们称这个群体为“农民工”,但是“农民工”本身是一个矛盾的身份,属于这个群体的人们因为户籍制度的迁移限制既不享有工人和城市人口的权益和社会福利,同时也远离了农村的生活环境。这种双重身份以及权益的缺少给这个庞大的群体带来了许多的困难。

  户籍制度带来的种种问题对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并不陌生。在劳动力高度流动的中国社会户籍制度在影响着一亿多人,可见这个受影响的群体之庞大。

  陈家坪的纪录片《快乐的哆嗦》给了当事人一个说出这些矛盾的机会,一个提出自己“问题”的机会。

  纪录电影的功能之一是把焦点指向我们通常视而不见的事情,引起观众的思考。我们居住在城市的居民每天都在接触农民工和外来打工,他们与我们擦肩而过,他们的问题对我们许多人不陌生。

  今天在中国许多人拿着摄像机提出各种社会问题,他们用这种见证方式给社会和决策者提出了许多的问题。这种提出问题的态度,也是一个立场。

  与陈家坪聊天时得知户籍问题并没有直接影响他自己目前的生活,那么他为何要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呢?纪录片中一个农民工孩子讲诉自己从成绩很好最终几乎缀学的悲伤经历,这些采访很直接引起我们思考,唤起我们的同情心。而这个群体的声音为何重要?

  社会并不是无数个独立个体的集合,而是一个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任何一个生命的存在都是有意义的 。改变社会是从提出问题开始,提出问题引发的思考也是得到智慧的途径,而这个智慧不是什么形而上的智慧,它意味着对社会的责任感,对生命尊重的价值观。

  而在当下提出问题的态度本身就是一个立场。

2016年4月28日于北京城

 

任何一个人的存在都是有价

一一访谈教育公平纪录片《快乐的哆嗦》导演陈家坪

 

漠沫:您为什么对教育公平这个题材有兴趣?

家坪:2010年,由许志永发起的随迁子女家长教育公平维权是中国公民运动中最重要的一个活动,许志永也因为这个活动,以及开展公民要求政府官员公开财产活动,而被政府以扰乱公共秩序罪判刑四年,现己服刑两年。是许志永邀请我以拍摄纪录片的方式参与推动教育公平维权活动,而我自己也非常关注中国社会的现实变化,愿意为社会的和平理性转型付出一份心力。

漠沫:您自己有遇到这种问题吗?

家坪:我刚开始拍摄的时候还没结婚,虽然我也是非京籍人员,但没有随迁子女接受教育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户籍制度的问题,而我也是一个户籍制度的受害者,我生活在自己的国家,但我没有迁移的自由。

漠沫:您是诗人,为何选择用影像语言来讲述这个户籍问题?

家坪:我是一个诗人,但我对现实生活中的不公平不自由现象却无能为力。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中国公民,我有参与社会变革的责任和义务。我读过一本法国人写的书《口述史》,就一直想用做口述史的社会学方法投入到社会实践。2003年,我开始对生活在北京的外来人口进行调查,给他们做口述史。在做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我得到朋友的帮助,介绍了一个学生来拍摄我的访谈工作,这使我感受到了影像语言非常直接的力量,最后,我和朋友一起剪辑完成了纪录片《外来人口》。由于我对影像语言的陌生,以及还是一个业余的纪录片工作者,影片完成以后,有几个朋友看过,给了我一些鼓励,就再没有找机会公映了。

拍摄随迁子女家长教育公平活动,首先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一定要完整地纪录这个活动的过程,为历史做一个见证。但我是否能完成这部纪录片,我心里并没有底,一直抱着边实践边学习的态度。

漠沫:您用了多长时间拍摄这个纪录片?

家坪:我拍摄随迁子女家长教育公平维权,一共跟拍了四年多。从家长自发组织起来,到走上街头征集到十多万人的签名,到把签名册无数次递交给北京市教委、国家教育部,最后引起媒体关注,专家学者支持,国务院发布文件,允许学生在就读地正常参加高考。活动看起来是圆满的,最后得到了一个理想的结果。但事实上,全国其他城市的确放开了,而真正存在高考户籍限制问题严重的北、上、广,却各设条件,实质上没有放开。尤其北京,更是变本加利,从幼儿园开始,就以限制孩子入学的办法来限制北京城市人口的增长。

而推动随迁子女家长教育公平维权的许志永被抓起来判了刑,参与过活动的家长也长期受到警察监控,正义的力量被瓦解了。

漠沫: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拍的?

家坪:我从2010年开始拍摄,差不多到2014年结束。但《快乐的哆嗦》这部纪录片,仅仅是随迁子女家长维权活动的一个开端。

漠沫:您的团队很大吗?多少人参与制作?

家坪:我的拍摄完全是我的个人行为,后期剪辑时,我找到一位刚毕业的学生帮助我,完全是义务性地协助我。我们都没有任何经验,一点一点摸索着去做,这个过程经历了无数次的反复工作与自我否定,可以说十分艰难,痛苦不堪。我经常安慰自己,即使我这一辈子完成不了,但这个素材,是有历史意义的。只是我经常觉得愧对还在坐牢的许志永,和无数情同兄弟姐妹的随迁子女家长,他们的委屈,他们的无奈,他们的家庭被人为的离散,无数失学和失常的城市新市民的第二代移民,我不知道他们为这个社会埋下了多少痛恨。我相信我的纪录片能够帮助他们认清自己的历史,在内心里获得安慰,因为任何一个人的存在都是有价值的,都值得关注。

2016年4月28日

消息:陈家坪的作品入选《70后诗人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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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中文笔会会员陈家坪的作品入选《70后诗人选编》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陈家坪的诗歌作品入选2016年3月出版的《70后诗人选编》。其入选作品有《陈家坪》《妈妈》《做贼》《妈妈也是一个女人》《在病中》《致父亲》《二表叔》《幺爷爷》《消息》《剃头匠》《读莎士比亚的人》,这些作品反映了陈家坪的乡村生活背景,以母亲为主题居多。

 

 

《70后诗选编》,雪藏五年的重磅出击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70后”诗歌发轫,至今已历二十余载的磨砺、沉淀与累积,这个于诟病中成长的诗歌群体业已整体步入写作的中年(成熟期),形成了清晰可辨的书写轨迹与美学特征,并为中国现代诗歌贡献了大量的丰富的可资研读的文本案例。基于每一个时代的书写历史都需要进行总结,以满足各种观察、研究和批评的诉求,我们决计着手编选这部《70后诗选编》。

关于更改书名:

原本《70后诗全编》这套书理应在2015年10月出版问世,就在下厂之际,恰逢新广告法颁布,出版社发来紧急通知,要求更改书名,我们只能更改为《70后诗选编》,原排版好的文件全部推翻重新排版,几经周折,拖到今年4月终于出厂,即将在全国发售。

《70后诗选编》是首部70后诗歌大型代际选本。该书大32开,上下两卷,共计1400余页码,收录70位70后代表性诗人与诗作。书名更改并不影响“70后诗全编”的初衷。

《70后诗选编》内容浩实,制作精良。本书采用红白两色双封面,外封精装软包,内封凹面硬壳,特殊工艺印制。

作为中国首部全景式反映、展现70后诗人诗歌群体运动与个体成果的大型代际选本,本书的编选、出版可称一个时代诗歌美学的完整、客观呈现,体现出编者严谨的态度,历史担当、视野与责任感。具有极高的研究、史料与收藏价值。

《70后诗选编》不仅是一个诗歌选本,也是一代人的心灵标本。

 

编 选 说 明

历经五年艰难而漫长的筹备、组稿,反复酌定人选,审阅、遴选、增补作品,《70后诗选编》终得以付梓。期间的挫折不足赘言,但有必要就本书的编选要义向读者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70后”诗歌发轫,至今已历二十余载的磨砺、沉淀与累积,这个于诟病中成长的诗歌群体业已整体步入写作的中年(成熟期),形成了清晰可辨的书写轨迹与美学特征,并为中国现代诗歌贡献了大量的丰富的可资研读的文本案例。基于每一个时代的书写历史都需要进行总结,以满足各种观察、研究和批评的诉求,我们决计着手编选这部《70后诗选编》。我们的初衷和愿望是,通过《70后诗选编》的编选出版,为“70后”这一大浪淘沙式的诗歌运动中“最终上岸”的人提供一个梳理、展示的平台,让这一代书写者为他们的历史做出个人与集体的双重交代。同时通过本书的编纂出版,迫使“70后”这一概念从此退出群体,只留下独立的个体的诗人。

编选这样一部全景式的诗集难度可想而知。首先是标准的确立,我们要给未来呈现什么样的诗人和作品?我们担心的不是偏狭,而是大而全式的面目皆非。因此把选编的尺度限囿于“出生于1970—1979年;最晚在1999年前开始写作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诗歌文本;70后诗歌运动各种形式的发起者、参与者和贡献者;入选作品原则上为2012年前创作”这样粗略的框架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更侧重于文本而不是人名,在具体遴选工作中严格遵循入选诗人与作品必须具备“八、九十年代开始写作并受到关注,具有持续的创作力;曾产生过较大影响,有独特的写作风格、审美追求,或有说服力和建设性的诗歌文本;长期持有独立的写作精神、立场、姿态,对探索诗歌的先锋性与实验性有一定的文本实践;有强大的链接传统的能力;必须具有现代性”等更为苛刻的理念。

但实际上最难权衡的仍然是人选。从一个跨越十年的代际、长达20多年的诗歌流变中甄别、挑拣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诗人与诗作,的确使我们耗费了大量的精力用来讨论甚至争论。要编就一部既体现个体写作实绩与成果,又反映“70后”诗歌整体面貌与情状的史料性选本,岂是假以一句“我们尽力了”就妄图博得各方的宽宥或庇护。我们的编选原则与态度始终很明确,允许甚至不惜忽略、获咎于大多数,但不遗漏一个重要的诗人。

正如历史从来不是公正的,残酷无可避免。对于《70后诗选编》的工作,我们不会幼稚的去希冀一个公允的评判。我们只负责去完成一件事,而这件事本身则意味着诸多缺陷与非议。

尽管名为选编,其实不过一个选本。对于我们的局限,希望在未来有更多的方式可以得到有效的修正与弥补。

                                       编  者

                                     2014年元月

 

《70后诗选编》入选诗人名录 

以姓氏笔画为序

 

广子(25首)

马骅(24首)

马非(13首)

王艾(12首)

王敖(22首)   

太阿(11首)

尹丽川(11首)

白鹤林(14首)

玉上烟(22首)

安石榴(16首)

 

朵渔(22首)

吕叶(16首)

吕约(13首)

刘川(15首)

刘春(17首)

江非(18首)

江雪(13首)

孙磊(15首)

西娃(11首)

宇向(22首)

 

阿翔(19首)

阿尔(9首)

陈家坪(12首)

陈小三(20首)

冷霜(15首)

李海洲(13首)

李小洛(15首)

李郁葱(14首)

巫昂(20首)

沈浩波(18首)

 

宋烈毅(14首)

苏非殊(15首)

苏浅(30首)

苏野(15首)

轩辕轼轲(19首)

余丛(19首)

远人(16首)

张尔(15首)

张永伟(15首)

范倍(18首)

 

拉家渡(16首)

林忠成(14首)

弥赛亚(18首)

牧斯(13首)

青篦(20首)

杨典(18首)

杨勇(15首)

育邦(23首)

周公度(22首)

胡续冬(17首)

 

姜涛(14首)

津渡(27首)

泉子(21首)

赵卡(10首)

凌越(13首)

唐果(20首)

曹五木(14首)

曹疏影(16首)

黄金明(20首)

黄礼孩(22首)

 

梦亦非(13首)

商略(13首)

韩博(16首)

蒋浩(24首)

谢湘南(16首)

槐树(18首)

简单(18首)

潘漠子(3首)

燕窝(18首)

魔头贝贝(15首)

 

编者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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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叶,1970年生于湖南永州。80年代末开始诗歌写作,著有个人诗集《我时代》《三倒拐》;90年代参与创办民刊《锋刃》《诗镜》;发起举办“衡山诗会”。

广子,1970年生于内蒙古鄂尔多斯。主要写作诗歌、随笔。出版诗集《往事书》等,新诗杂志《中文》主编。现居呼和浩特。

赵卡,1971年生于内蒙古包头。1989年开始诗歌、小说、随笔写作。主要作品有《眺望时间消逝》《厌世者说》《砖茶史》等,自印诗集《厌世者说》。现居呼和浩特。

阿翔,1970年生于安徽当涂。1986年开始写作至今。著有《少年诗》《一切流逝完好如初》《一首诗的战栗》,与人编辑《诗篇》民刊。现居深圳。

江棋生访谈录

江棋生/ 蒋亶文

1998年1月23日,上海青年作家蒋亶文专程前往江苏常熟,采访了回乡探亲的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江棋生先生。

 一、“我是一个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

蒋:江先生,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接受我的采访。您在八九民运期间,曾担任过学生对话团的常委,并为此受到过监禁。近年来您又先后参与发起并签署了《汲取血的教训 推进民主和法治进程》呼吁书和《宽容呼吁书》,并在海外发表了多篇有关人权理念的文章,受到了海内外关注及参与中国民主化进程人士的广泛尊敬。我想趁今天这个机会,先请您对所有关心您的人作一个自我介绍。

江:我是66届高中生,江苏常熟是我的故乡。1966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当了两年红卫兵。1968年10月下乡插队,种地,放电影,也宰过猪。1977年恢复高考,我成为北京航空学院77级新生,读了四年本科,专业是空气动力学。毕业后又考上了该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是中国航天专家庄逢甘教授。在获得硕士学位后,我于1985年去清华大学分校教书。三年后的1988年,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自然辨证法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是黄顺基先生。1989年学潮起来后,我被大家选为北京市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常委,当局戒严从而关死对话大门之后,我被选为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自治会常委,分管当时声名远播的人大《北京之音》广播站。

蒋:您就因此后来遭到了当局的监禁?

江:六四镇压以后,当局并没有马上抓我,我不是他们第一批要抓的人。7月2日,当时的人大副校长吴树青找我,要我“说清自己,揭发别人”。我说,那要看我脑筋肯不肯急转弯,要是不肯,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其实,早在5月26日,赵紫阳先生已被赶下台后,吴树青就找过我,他说:“现在谁胜谁负已经解决,谁对谁错只能以后再说,你应该看清形势识时务。”我回答说:“学生起来闹学潮,很计较谁对谁错,对谁胜谁负看得很轻。”8月中旬开始,全校师生搞反思,我的认识和态度很少改变,哲学系博士生组的记录员张斌被迫经常对我的发言作“歪曲”记录,以保护我,但校方还是数次派人提醒和警告我:对你要换地方和换方式了。我说,要换也是没有法子想的。终于,当局觉得不抓我会严重影响他们的清查,因此在1989年的9月9日,把我投入了秦城监狱。

蒋:当时用的是什么罪名呢?

江:是以收容审查的名义把我抓进去的。

蒋:这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呢?

江:对我收容审查不符合他们自己的规定。我是有名有姓的人,没有流窜,没用假名字,根本就不属于收审对象。当局乃是用这种非法手段来方便地迫害八九民运的参加者。

蒋:关了您多久?

江:一年半。直到1991年2月7日才把我放出来。

蒋:有结论吗?

江:在收审超过一年后,他们曾以所谓“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将我逮捕,捕后想要判刑,因为判不上,所以就以“免予起诉”的名义把我放了。出狱之后,我就当起自由撰稿人了。

蒋:所以您就成了我们国内最自由的人之一。

江:对,我属于一部分先自由起来的人,也可以说是国内最自由的人之一。没有上级,独自面对全世界、面对任何人。

蒋:那您以什么心态来面对全世界面对任何人呢?

江:我是以一个首先站起来争取当公民的人的心态来面对世界和中国的,一种独立自由的公民心态。由于中国社会的客观历史进程,使我有了起码的经济自由,有了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空间,这也是很重要的。假如按以前中国的社会环境,象我这样发出独立声音的人,要么像右派那样被送到北大荒,要么去环卫局当工人或去拉煤球。

蒋:那您觉得生存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江: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如果缺乏最基本的经济生存空间的话,精神的独立就很难展开,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做到,像顾准。但绝大多数人做不到,因为这太难了。然而,只要有了一个大体上说得过去的经济自由的话,一小部分人,紧接着会有更多的人就有可能争取到精神独立、精神自由。

蒋:您主要从事哪些方面的研究?

江:我在八九学潮以前,从研究空气动力学转到研究自然辩证法。八九学潮,又使我从研究自然辩证法转向研究人权理念和中国人权状况,研究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演变和弱势群体的命运。我总的想法是,中国怎样才能走上一条非暴力的代价相对小一点的实现社会根本性变革的道路。

蒋:那您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哪几个方面?

江:一个是我对人权理念的认识和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分析。另一个,范围就更广一些,就是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应该怎样启动和进行。第三个,更全面些,就是研究中国社会自我解放问题。

蒋:你所谓的全面,涵盖了哪些方面?

江:涵盖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内、体制外。

蒋:那您觉得您是在从事一项危险的事业吗?

江: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在冲击禁区,恐怕是比较危险的。

蒋:您怕不怕这种危险?

江:我想过,不过我觉得我能够承受。

蒋:您以前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过,您家经常有警察“保护”,看来您的规格不低啊!

江:就说昨天吧,1月22日,我们全家离开北京,就有警车在后头依依“相送”,这个你出钱雇都不可能这么认真,这么尽心尽责的。

蒋:所以在治安不好的情况下,您倒毋需担心安全。

江:是这样。从这件事也可看出,政府把纳税人的钱用得不是地方。我不过是率先行使公民的言论自由权而已,不过是公开说出由于老百姓缺乏人权因而利益受到侵害、尊严受到损伤的真实画面而已。不过,按当局的逻辑,他们动用公安系统中的政治保卫部门来对付我,也是顺理成章的。我宣扬人权批评特权,心仪民主抨击专制,要求透明反对黑箱,追求公正鞭责不公,这不就坏了专制政治的事了么?专制政治保卫处不就要找我茬了么?但是,当局压制和堵死非暴力抗争,只会诱发和促成更多的暴力抗争,北京羊坊店的爆炸案说明了这一点。

蒋: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江:就是去年12月的事,发生在北京羊坊店铁道部信访处。一个老上访户,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那天,他带了一个包去,接待他的一位老大姐有点人性,他就把她支出去了,两分钟后爆炸就发生了,当场连他在内死了仨,两个是接待人员,几个重伤的送到医院后又死了一个。这件事表明,在“正常渠道”上问题久拖不决,就会激化矛盾,就会官逼民反。回到刚才那个话题,那么多警察来看我,大可不必。在民主社会,一介书生,不要说讲了几句话,就是办张报纸,办个电视台,都不会把他给看起来,办糟了违法了再去找他算帐不迟。如果我碰到江泽民,就会建议他,要他大度一点,你姓江,我也姓江,本家人,网开一面么。你不敢大步跨向人权民主,先小步走。小步走,不停步,不也挺好吗?执政党如果能较为主动地走向民主,我是求之不得。但我对此不抱幻想。江泽民现在很注意“形象”,力求显得开明,这总比残暴好。但开明专制还是专制,还应该有一个痛苦的大转折,使执政者真正受到人民的有力约束。

蒋:您指的是法治?

江:变专制为民主,就是变人治为法治。在法治国家,法律主要是约束政府保护公民的。依法治国的本意应该是依法治官。但共产党现在说的依法治国,主要还是依法治民。现在的普法教育,主要是对民众说,你有哪些义务啊,你必须懂法守法啊,基本不讲你有哪些权利,你要提防官吏对你的侵犯。依我看,把官治好了,中国的老百姓是挺本分挺守法的。现在,共产党总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去管治老百姓,把老百姓管苦了,还不让老百姓嚷嚷。你看,把魏京生关了两次,魏京生无非是说了真话实话。现在把他放了,总比关在唐山的监狱里好。但放了人,却又剥夺他居留在国内的权利。魏京生这次是被迫去国的。

蒋:他那么多年来坚持在国内,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江:他应该说是中华民族的一位硬骨头人物。1993年冬天,我在丁子霖老师和许良英先生家里,与他见过两次面。这次他考虑再三,主要是身体有问题,选择了出国,这可以理解。另外,他到国外后,如果运作得好,也有利于在全世界面前展现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风貌。

蒋:现在当局常常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如果你公开批评执政者,就把人赶到国外去。

江:当局是有选择地把一些人放出去,但不许回国,这样来勉力支撑所谓“政治稳定”的局面。

蒋:您为什么不想出去呢?

江:我想,我只要有可能留在国内,就一定要留在国内。中国的事情,归根到底,还是要在国内解决。被迫去国的人已经不少,我又不象魏京生那样吃过那么多苦,我干嘛要出去呢?

蒋:您不怕坐牢?

江:我并不喜欢坐牢。中国的牢尤其不好坐。但我还坐得起牢。1994年六四前夕,我又一次被当局投入拘留所,呆了45天。我要把我对中华民族的责任感见诸行动,但会更理性,不轻易让自己第三次坐牢。

蒋:您的责任感具体如何体现呢?

江:我用一句话概括,我就是一个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我还不能说是一个政治反对派人物,因为我们还没有行使结社的权利。我只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就中国的根本问题提出了不同于当局的政治见解,履行我的社会责任。在平常生活中,我也尽量以我的言行,体现我所领悟到的人权精神。

蒋:除了写作以外,您还做哪些有关人权推进的工作呢?

江:其中一件工作,就是我比较关注六四死难者家属的境况。因为六四镇压,当局残暴地剥夺了数百上千人的生命权,从而给这些人的家庭带去了无以复加的苦难和痛楚。我是幸存者,我想我要给他们一个公民的同情和关心。第二件事,是我也比较关心一些政治犯的家属,因为我自己曾经是政治犯,我知道政治犯被关进监狱后,最痛苦的一件事莫过于和亲人的分离和隔绝,最担心由此而造成的亲人的痛苦有多深。我也是从一个公民的角度来表示自己的爱心。

蒋:在您接触的六四死难者家属里,丁子霖教授大概是有代表性的一个人吧?

江:丁子霖老师是他们中间最突出的代表,以前她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任教。

蒋:您是怎样关心他们的呢?
江:首先是心灵的沟通。对于他们来说,存在着生活的艰辛和困苦,但一般说来还不是主要的。在那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中,他们失去了亲人,又看到当局这么多年来毫无悔罪之意,他们的内心,交织着痛苦和义愤。我出于真诚,去和他们进行沟通和交往,他们是会得到很大安慰的。另外,国外一些朋友,国内一些朋友,出自内心捐了一些款,如果通过我送,我就会及时送到他们手上。这种物质上的关心,虽然不能补他们儿女的生命以万一,但也很珍贵,因为政府不给一分钱。

蒋:当局从来没有表示过吗?
江:没有。名义上、物质上都没有什么表示。

蒋:争取过吗?

江:一直在争取。他们独立地争取,公开地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正是在这个争取的过程中,这个群体成长起来了,他们的权利意识增长起来了。一开始,他们中间有人连捐款都不敢接受,怕政府再加罪。现在他们已经三次联名写信,向人大常委会提出要求,要求重新独立公正地调查六四事件并公布结果;要求按法定程序对亲属作出个案交代,并依法给予赔偿;要求按法定程序追究主要责任者的法律责任。这一个群体,再也不像历代历朝的中国老百姓那样,跪着求官府给予平反,而是开始正义地批判当局,凛然地藐视当局了。我觉得这是中国老百姓公民意识、权利意识成长的一个典范。通过他们,使我在看到中国社会的严重危机和困境的同时,也看到了一幅中国民众从山野村民开始到赵紫阳先生为止的那样一种广泛争取自身权利的壮阔画卷。

 

二、“能生存不等于有生存权”

蒋:您如何评价赵紫阳?

江:赵紫阳是共产党历史上很少见的一个领导人。89年宁可丢官也反对镇压学生运动,决不当千古罪人;被罢免以后不认错,勇敢地为自己辩护。我想这一点彭德怀、胡耀邦都没有做到,他们为了照顾中央的所谓威信而违心地认了错。当然更不必提邓小平了,文革中他给毛泽东写信,肉麻地吹捧林彪,后来又信誓旦旦对毛说:“承认错误,永不翻案”,华国锋接班后,他又上书吹捧华。而赵紫阳光明磊落,敢于为自己辩护,直到现在坚持认为他对,是中央错,邓小平错。他是一个从传统型走向现代型的政治家,会为中国社会的和平演变起到应有的历史作用。

蒋:您是指他在十五大前提交的那封信吧?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那封信是伪造的。

江:百分之百是真的,确实是赵紫阳于9月12日写给十五大的。正是因为那封信,当局又加强了对赵紫阳的监控,使他完全失去了自由。我1月21日上午跟警察说,我说你比一比两个政权,美国的尼克松总统被迫下台后,他还来华访问,全球到处可以走,但贵党前总书记、前中国总理下了台,却连跨出家门都不让,你们自己想一想,哪个政权对自己有信心。所以,连赵紫阳都没有人权,可想而知,偏远地区贫穷的老百姓,当局会尊重他们的人权吗?

蒋:所以我非常同意您在一篇文章里提出的观点,争取首要人权,并不只是图个好死不如赖活。

江:对。有些御用文人说,能生存就叫做有生存权。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要有尊严的生存才叫做有生存权。比如不久前媒体披露过,一位韩国老板要工人下跪,不给她下跪,工人就得丢饭碗。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跪下了,他们能生存了,可他们有生存权吗?在我看来没有,只是能生存,屈辱地生存着。有一个工人没跪下,出厂了,丢了饭碗,可他才是争取生存权,尽管他可能比跪下去的人生存得更艰难。跪下去的人保住了饭碗,但丢掉了尊严。没有了人的尊严,就不像人了,还谈什么人权呢?所以,我认为能生存并不等于有生存权,解决了生存问题,并不等于解决了生存权问题。像刚才提到的,老板雇你打工,但要骂你就骂你,要取笑你就取笑你,只许你说奉承话,不许你说别的话,你倒是能吃饱穿暖,但你有生存权吗?那老板解决了几百号人的生存问题,却严重践踏了那几百号人的生存权。再比如对赵紫阳“生活待遇要好”,就是让他吃好、穿好、住好,但在我看来,他连出门散散步的自由都没有,又哪有生存权呢?

蒋:就是住在一个比较好的监狱里。

江:就是软禁。我认为,所谓生存权,就是我能够自主地选择生存方式,不影响我的尊严,同时不侵犯别人的尊严。

蒋:您以前说过,要把争取生存权和言论自由权结合在一起,这使我想起了您在一篇文章里谈到过的“读禁”、“听禁”和“言禁”问题。

江:当局的“读禁”和“听禁”已经被老百姓冲垮了,所以我们民间的民主力量目前主要是冲击“言禁”。在不断的冲击之下,现在的言禁比起毛泽东掌权时期那样一个无法无天的黑暗时期要乏力多了。但如果拿我认为的言论自由的试金石来检验一下,那基本上还是不自由。

蒋:您说的试金石是什么?

江:所谓的言论自由,就是公民要有在合法、正式出版物上批评政府及其首脑、批评法律、批评社会制度的自由,这就是试金石。言论自由显然不光是说好话的自由、莺歌燕舞的自由。这类自由什么朝代都有。拿试金石来一检验,可知现在言论并不自由,虽然私下发牢骚,已经什么话都可说了。我们必须争取这个自由。言论自由权是公民至关重要的人权,也是中华民族真正有未来、能够长治久安的不可忽缺的重要因素。如果一个政府是民选的,怕什么批评?法律如有免受批评的特权,那怎么修怎么改?社会制度如果批评不得,且不说怎么改变,又如何能够完善?所以,我觉得现在要争取自由的话,恐怕首先还要争取言论自由权。我认为,“我吃故我在”不成立,“我思故我在”还可以,更好的,应当是“我自由故我在”。

蒋: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争取言论自由的切实可行的方式是什么呢?

江:要争取,就要有一点勇气,就是公开说出真话的勇气。有了这点勇气,会找到不少切实可行的方式。胆子大一些的,可以写文章,先力求在国内报刊上发表 。应当说,这方面的空间正在挤出来,正在慢慢扩大。国内报刊目前承受不了的,可以在国际媒体上发表 ,再出口转内销。你要是上了网,那你更是能有所作为。你要是口才不错,也可利用国际媒体的听众热线电话,说说你的真实见解。此外,还有大量准公开、半公开的方式可以运用。比如在大学课堂上、在各种研讨班和培训班上,在各类名目繁多的聚会上,甚至在政协、人大的分组讨论会上,你都可以尝试冲击言禁,争取言论自由。

蒋:现在接受海外媒体的信息,要比以前方便多了,而且几乎没有任何风险,这也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开放的一个标志。

江:我更愿意把这看成是社会自我解放的一个标志。我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呢?因为我有一个基本观点,社会的开放或者说跟以前的不同,主要不是执政者主动让出空间,不是执政者取消了“读禁”、“听禁”,而是由于民间的觉醒,也包括执政队伍中很多人的觉悟,使禁控的力度衰弱了。执政者不是主动退让,而是民间逐步推进把这个空间争取来的。所以我把中国社会的进步,看成是中国社会的自我解放,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从共产党无孔不入的控制下逐步解放出来。这样的描述,我觉得更加符合事实。

蒋:问题是现在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偏向于技术型,思想的东西或者说激进的成分则越来越少。

江:由于当局既尽力维持高压,又大力诱以私欲,再加上国民性上的差异,相比俄罗斯和东欧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在整体上显得不如人意。我期待着有更多的人比我做得好。

蒋:您寄希望于哪一类型的人呢?

江:哪一类型?国内、国外、体制内、体制外,我没有特别的要求。但我首先更希望已有社会名望和国际影响的人,能够更多地服从自己内心良知的召唤,站出来说出心里话、说出真话。

蒋:为什么您更寄希望于他们呢?

江:第一,他们这样做,社会影响大。第二,承担的风险小。你不能要求一个工人首先这样做,一是影响有限,二是当局马上会把他抓起来,风险很大。应该说,我首先寄希望的那些人,他们中间绝大多数还保持着做人的良知,但显然在实践上做得还不够。有人告诉我,有一位88岁的老人说,他要等到90岁时才出来大声说真话。我劝他不要等了。在公开说话这件事上,大家都不要等了,但这些人首先不要等了!腐败的速度在加快,腐败没有等你啊!社会的消极面在泛滥,它没有等你啊!暴力抗争的情绪在激化,它也没有等你啊!所谓等,无非是等别人;等形势变好,就是等别人把好的形势营造出来。可是大家都在等,形势不会变好,只会等糟。还不如自己先做一点事,大家都做一点点,很可能就有一个较好的改变,就有了较好的形势。

蒋:您觉得90年代的知识分子比起80年代来,在争取民主自由方面有什么不同吗?现在大家好象更热衷于经济方面,在精神领域的活跃程度似乎大为减弱了。

江:回想起来,80年代无论邓小平也好,胡耀邦、赵紫阳也好,他们在经济领域中迈的步子并不小,但是为什么80年代的知识分子精神领域中也很活跃呢?我想,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跟我差不多,还对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着经过改善可以强固下去的看法,因此七嘴八舌,热情很高,全方位地为改善出点子。这是一个因素。第二,在镇压“民主墙”,“清污”和“反自由化”等一系列问题上,虽然邓小平逆潮流而动,但是由于胡耀邦和赵紫阳,这类政治运动的力度又大大减轻了,使知识分子看到共产党还的确有所改变,大家于是痴心不改,在精神领域中照样很活跃。

六四一镇压,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半年以后,又发生了共产主义“雪崩”,我想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少数傻瓜和故意装傻者之外,内心都应该明白,这个制度本质上是改善不了的。同时,这个制度又很残酷,当时的镇压很残酷,镇压后的大搜捕也很残酷,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知识分子自然就容易取自保的态度。进入90年代,邓小平进一步明确了他坚持专制的既定立场,江泽民又不会像胡、赵那样敢冒下台的风险去抗争和顶撞,相反还常常偏“左”,以致政治局面更是死气沉沉。在这样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在精神领域中的活跃程度自然就远不及他们在经济领域中的活跃程度。但是,在争取民主自由的理念、道路、方式等方面,则是有了质的飞跃。而且,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难能可贵地坚持利用公开出版物的可能空间,推介自由主义理念,宣扬权利意识,澄清法治观念;有些报刊也顶着压力,尽量增加新闻的自由度和真实性、客观性;不少大学教师在课堂上直抒胸臆,等等。总之,要说知识分子在精神领域中的活动处于低潮,现在也是最低了。

蒋:为什么是最低?难道不可能更低了吗?

江:不可能更低了。第二代强人邓小平死了,共产党不可能再有强人;由于拒绝政治民主化改革,共产党经济改革的不公正性和由此造成的种种积弊正日益使中国陷入困境;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更加明朗了,东欧、前苏联经过历史性巨变后,不是像中国执政者内心希望的那样陷于崩溃,而是走出了低谷,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期,并且开始上升,以一个比较干净、比较透明、比较公正的方式上升。所以,知识分子在精神领域中的自主活动,民间争取公民权利的活动,不可能变得更为沉寂,低也就低到这个程度。相反,在相对不活跃中,还把底部真正筑起来了,夯实了。最近几个月,我们已经看到底部正在抬高,民间的独立声音又逐步多起来了。

三、“拒绝谎言,才有灵魂的生存权;说出真话,才有灵魂的发展权”

蒋:您可以罗列一下这种声音吗?

江:这些声音从十五大前就开始出现了。北京大学商德文教授,给江泽民上书,提出政治民主化改革建议。西安的林牧先生,在十五大前也上了书,同样尖锐地提出了政治改革要求。陕西汉中一家兵工厂的一名技术人员,叫赵常青,他给中共中央和各省省委写了一封公开信,严厉批评了共产主义制度,明确要求当局抛弃共产主义,进行政治民主化改革。福建一位姓林的大夫,也公开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工人冷万宝,也通过上书的方式,谴责社会不公,要求政治民主化。北京画家金橙,去年8月5日上书乔石,提出两个问题,一是要对陈希同绳之以法,二是要加大反腐败力度。至于许良英、丁子霖、蒋培坤、胡绩伟、王若水、吴祖光先生他们,就不用多说了,他们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也是这么做的。还有,北京的徐文立、武汉的秦永敏发出了要求工人组织独立工会的呼吁,北京3501厂的工人,申请游行示威,抗议厂方搞土政策使他们失业。恐怕还有更多类似的事例没有被媒体发现。

蒋:这样一种声音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到了什么程度?

江:这种声音有两个意义。一个当然是冲击言禁。这说明起来冲击言禁的人更多了,大胆地提出不同政见的人更多了。第二,对于工人来说,不仅是冲言禁,尝试成立独立工会,就是冲党禁了,不仅有冲击党禁的意识,而且有所行动。像山西大同煤矿工人李庆喜,在当地张贴要求成立独立工会的传单,但马上被当局抓起来了。

蒋:您觉得这些行为有现实可行性吗?

江:我认为现在冲击党禁还为时尚早。但是,冲击言禁无论如何是不早了。应该有更多的人、越来越多的人敢于站出来拒绝谎言,说出真话。中国老百姓受当局愚弄和蒙骗的事实,对于我们这样岁数的人,历历在目啊!记得上初中、高中的时候,都说台湾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盼着我们去解放。但事实却是我们饿着肚子,人家大腹便便。毛泽东、周恩来不知道台湾人比我们生活得好吗?这就是用谎言来愚民!一个人被泡在谎言里,就难以成其为人。所以,只有拒绝谎言,灵魂才有生存权,但仅此还不够,还要进一步说出真话,灵魂才有发展权。至于冲击党禁,还不切实际,因为风险太大。我们这些持不同政见者自身都还没有结社么。不过,我要着重指出,并非人民没有自由结社的权利。人民有这个权利,只不过在中国,它仅是写在宪法上的一纸空文罢了。由于风险太大,目前可以暂时不行使。但如果有少数极具献身精神的人愿意马上行使这个权利,自己对风险也想得很清楚,且操作上慎之又慎,那恐怕也无可厚非。

蒋: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民主运动,主要还停留在思想启蒙阶段?

江:我认为是处在普遍的思想启蒙和一部分人率先争取和行使基本人权的阶段。在思想启蒙运动中,包括中国文化复兴运动。

蒋:您是什么时候接触到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

江:我和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倡导者的接触比较晚。1997年11月,通过朋友介绍,我和熊晋仁先生见了面。1998年1月,我和俞心焦先生见了面。我读了俞先生的一些文章和熊先生写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宣言》,我对他们的观点基本上都能认同,我认为文化复兴运动具有独到的价值和必要性。

蒋:您是如何理解这场运动的?

江:我是从人性的解放、人的精神追求、人的尊严恢复这个角度来理解文化复兴运动的。根据我的了解,他们还在尝试冲击报禁,因为他们要搞同人办刊。我当时为们担扰,曾经劝他们,要他们考虑风险。他们说,他们想过了,要尝试走出这一步,要付出一些代价。自由要靠争取,不能等别人恩赐。我欣赏他们的勇气和理性的献身精神。无论是台湾的,还是东欧、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都走过这一步。这一步也是必须要走的,总要有人为此付出一点代价。作为民间的抗争,坚持非暴力的和平方式,这是重大的历史性进步。以往在咱们中国,被统治者平时总是忍,忍无可忍,就逼上梁山。现在电视里正在播《水浒》,里面的人物平时就忍,或者装孙子,要不就是找清官,求青天。实在不行了,就杀鸟官,就揭竿起义。这种模式,几千年来循环不已,不是好模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因此,当代民间有识之士开始坚定地采取和平、理性的抗争方式,其意义不可低估。如果这种方式能够逐步成气候,能够逐步得到全社会认可,那么非理性的暴力抗争手段就会逐步式微。许多历史事实表明,造反也好,“革命”也好,给社会带来的实质性进步很有限。

蒋:我们这些经历过80年代“清污”运动的知识分子,内心对于自由和民主有一种需要争取的印象。但现在二十来岁的年轻一代,他们在一个开放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他们的民主意识是不是就淡漠一些呢?

江:他们在一个开放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同时也是在中国社会世俗化、功利化的背景下成长起来,因此他们的民主意识比起我们来,就显得淡漠一些。这可以从北大三角地和民主广场不再是理想主义的净土得到印证。但我相信这些年轻人心中有杆秤,他们内心是认同人权、法治、民主理念的。随着社会不公日益显露和社会危机日益深重,随着更多的年长知识分子摆脱麻木、沉沦和不再逃避、掩藏,这些年轻人是会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的。

蒋:我接触过一些青年白领,我觉得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标准乃至生活模式都非常西化,但对民主、人权理念却相当淡漠,甚至不认为这个社会缺乏民主,因为他们活得很自在。这似乎表明,大概只有三十五岁以上的人才能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骨干力量。

江:我与青年白领交往甚少。如果他们真是那样,我想与我们没有做好应做的事有关。三十五岁以上的人有两件事没有做好,一是自我启蒙做得不够,在人权问题上犯糊涂的人还大有人在。第二就是对三十五岁以下的人启蒙不够。这些年轻的白领,生活自由度不小,但看来他们的西化或现代化,缺乏深度,缺乏厚重。我想,这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对如何在精神上高尚起来、在道义上精纯起来,应当有更多的思考和投入。

蒋:我记得89年的时候,方励之先生曾经讲过这样一个观点,他说希望中国的民主自由建立在中国出现了中产阶级之时。现在中国可以说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中产阶级,那您觉得这些人的民主理念是否明确呢?

江:方先生在89年说这个话,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成熟的民主社会,离不开中产阶级这个大头。假如中国有了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那么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显然会顺利得多。但是,即使没有中产阶级,也并非不能从专制走向民主。在前苏联和东欧,都是先实现了和平的政治变革,然后再在市场规则下培育和生长出中产阶级来的。现在在中国,政治变革还远未完成,但正如你所说,已经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和89年相比,其人数大为增加,文化素质也高了不少。我相信这中间藏龙卧虎,最起码会有一部分人怀着深深的人权、民主理念。但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有它先天的缺陷。它是在官商体制下、在权钱交易的不公正的经济运作中,在市场机制受到很大扭曲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只有一小部分是在体制外顽强地健康地成长起来的,所以成分较为复杂。其中,虽然有人走出了官商,走向了真正的企业家,但还有一些人,在成为中产阶级后,却割不断和专制政治的种种恋情,他们是依赖于、仰仗于旧体制发起来的,他们的致富,既靠真本事,更依赖硬关系。他们对政治大变革,内心是矛盾的、摇摆的。我不能说他们喜爱专制制度,他们心中并不糊涂,他们肯定认同更好的民主制度。但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在行为上会很谨慎,会怯懦,甚至有人还会反对民主化变革。不过,我相信他们中间藏着人才、藏着希望,他们中间的有识之士给出独立的政治表达和政治诉求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蒋:中国其他社会阶层的人权意识和民主诉求又是如何呢?

江:现在,相比知识分子群体,相比中产阶级,反而是城市工人中的一部分,就是生活最为艰辛的那一部分,萌生了并有力地表达他们争取人权的意志。他们纷纷走上街头,抗议社会不公,争取自己的生存权。他们问得好:工厂亏损了,凭什么厂长不下岗,工人下岗?又凭什么有关系的不下岗,有本事的下岗?公司倒闭了,凭什么经理富得流油,职工一贫如洗?现在,全国除了北京,可以说各大城市,以及一些中等城市,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蓝领工人走上街头的态势。我相信中国的工人,中国的老百姓要求并不高,一定是先求爷爷告奶奶,走遍了所有可能的“正当渠道”,才被迫正当地走上街头,冲击不准游行示威的禁区的。迄今为止,当局对未经批准只管上街请愿、静坐的工人,一般均还不敢采取粗暴的镇压的态度。

蒋:毕竟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么。

江:工人早就觉得不是了。他们脑满肠肥,他们一席宴,工人半年粮。再说农民。在80年代,农民生活呈上升趋势。但随着国有企业始终不死不活,官僚机构急剧膨胀和贪污腐败成燎原之势,当局遂不断加大对农民的盘剥力度,致使90年代以来,许多地方农民的生活水平在绝对地下降,有些脱贫不久的农民又重新返贫。近两年,不景气的阴影甚至已经笼罩在苏南乡镇企业的头上。尽管当局实行新闻封锁,但农民对苛政的不满和抗争已是遮掩不住的基本事实,就连大规模的群众性自发骚乱,也已不是个别现象。在这类情况下,当局往往派出军警进行弹压,并严密封锁消息。

总之,效益上不去,腐败下不来,于是就琢磨工人和农民。比如像很好听的“股份制改造”和“股分合作制改造”,实际搞起来,就是以此为名进行变相集资。工人识破了这一点,不愿把手中的辛苦钱、血汗钱交出去供别人花天酒地,于是就受到威胁,就要下岗。不想当股东,竟然连工都打不成,世界上哪有这样的“经济改革”?这不分明是权力运作,在搞强制性运动么?

蒋:中国社会至今还是权本位社会。

江:或者说权钱一体,权钱本位。权和钱互相攀附,就会丧失基本道义,丧失底线伦理。现在是有钱能使官推磨么。这种局面再拖下去,会给中华民族造成极大的伤害。放任社会不公日益加剧,放任官欺民和民互欺,是很不可取的,急功近利、见钱眼开的心态到处泛滥也是不可取的。做人要有伦理底线,也就是要有起码的责任感。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年长的一代,除了管好自己的生活,是不是都应该增强一些社会责任感,考虑一些公共的事情,发扬主动精神,共同寻求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困境的出路。

四、“政治是可以干净起来的”

蒋:您觉得中国的民主运动,从西单民主墙时期至今已经20年了,发展到目前处于什么阶段?
江:西单民主墙,标志着一小部分勇敢的先行者揭开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序幕。在她遭到专制统治者扼杀以后,民主运动以争取公民权利、要求社会公正为主要诉求,继续顽强地、多方位地在各个领域延伸和扩展,直到发展为波澜壮阔的八九学潮和民运。八九民运被血腥镇压之后,中国民运虽然至今难有成规模、有气势的历史表现,但却打下了一个很扎实的基础,在质地上也有了一个根本性的飞跃。为什么这么说?20年来中国民运的积极参加者,其中绝大多数人都义无反顾地成了持不同政见者或潜在的持不同政见者,还想与当局调情或准备受招安的已近乎绝迹;知识分子的多数,工人、农民,甚至离退休干部中的不少人,在内心深处已不再认同目前的社会制度;执政官员内部,也已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一党专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所谓三权分立、宪政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乃是无知或欺世之谈。不适合民主的只是中国的官情,决不是中国的民情。依我看,中国的民主运动在艰难中孕育了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巨大希望,中国民主运动被放大为巨涨落,从而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民主政治的那一天,已经曙光初露了。

蒋:那你认为中国民运当前对当局构成了压力没有?

江:构成了压力,但还不太成气候。

蒋:为什么这样讲?

江:构成压力,因为我们立足国内,但声音是面向全世界的,通过国际媒体的反射后,也是面向全中国的,这个声音不容忽视。而且我们的声音和诉求,日益理性、智慧,贴近百姓、凝聚人心,其作用不可低估;海外流亡人士和团体愈来愈成熟的运作,也明显构成了压力;苏、东巨变之后,中国民运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这也对当局构成了压力;还有一个决不能小看的压力,就是现制度的不公正不合理,正在随时随地制造着新的批判者和抗争者。

蒋:那为什么还不太成气候呢?

江:那就是站出来说出真话的知识分子和工人还不够多,而且在站出来的个别人中,还存在着令人痛心的争名逐利现象,这是一。普通老百姓的非暴力不合作意识和见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这是二。中国持不同政见者还未拿出震撼人心的纲领性意见,这是三。敢于并善于冲击报禁、党禁的人还太少,这是四。潜在的党内民主派的运作,还难以让人寄予太大的希望,这是五。还有海外那一块,让人不是那么有信心。于是就不太成气候了。

蒋:到哪一种情况出现了,才算成气候了呢?

江:当老百姓普遍认为,去见持不同政见者比见政府官员更为体面了,那就成气候了。

蒋:中国民间对持不同政见者这个观念还比较陌生。

江:这是我们做得不够,你不能怪老百姓。以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也很弱小,但后来地下刊物到处冒出来,局面就改观了。现在,共产党的一套固然不值得看,但是值得看的又难以到老百姓手上,我们还有大量的事情要做。

蒋:中国老百姓还是缺乏知情权。

江:对。有人早就说过,开放一个星期电视台,让老百姓全面地看到事情真相,现行制度就悬了。就像一个美国公民说的,“我们的问题都在报纸上,你们的成绩都在报纸上。”你说谁更有自信?这位美国人恐怕还不清楚,“成绩”多半是注了水的。我去过英国,打开电视,首先看到的是案件,是社会的阴暗面,用意在于提醒和警示全社会。因为这是新闻记者的天职,普通老百姓没这个功夫,就靠记者告诉大家,要引起警惕,法律有漏洞,社会不健康,进而通过选票来迫使政府下功夫改善。可咱们这儿呢,打开电视,形势大好,有时撒点胡椒面,来几条不太好的。连送温暖中也有蒙。你送温暖就送呗,还打电话要挑会说话的,就是会拍马屁的。你压了人家一年工资未发,过年了给个一百块钱,还让人家感激涕零,以便上电视播出,这不是在培养奴才吗?还有,当局现在着力宣扬一些过去年代的“模范人物”,但把张志新等人的名字深深地冷冻起来,再也不愿提及。要说中华民族最缺哪一类人,不就是缺张志新这样的无畏的独立的思想者,这一类最体现民族魂、最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实践者吗?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着力播扬人的精神,既要摆脱暴民心态,更要摆脱奴性。我们要提倡公民心态,人格平等心态。

蒋:您将来打算从政吗?

江:我不一定要去从政,当我的教授有什么不好?我现在投身政治,并不是我特别喜欢政治,乐意从政。说实话,上大学时,我的数理化学得很好,以致西单民主墙时期,我足不出校,竟未能前去一睹开创中国民运史的里程碑!对此我深感惭愧和遗憾。还能使我有所安慰的是,当时我已能断定,对魏京生的判刑是以言治罪的继续。而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乃是我希望,在使肮脏的专制政治逐步走向比较干净的民主政治方面,自己能出一点力。我们投身的是民主运动,那就应该有别于以前的任何政治,就不能玩政治,当政客,不能因为政治是肮脏的也进去肮脏一把。与其这样,你还是退出来为好。我记得捷克的哈维尔说过:我就不相信政治一定是肮脏的,只要坦诚的人进去建立和维持好的游戏规则,政治是有可能干净起来的。我也相信这一点,这也是我的一个信念。做人只要真诚,而且把规则立起来,对运作的政治人物加以制约,老百姓又真正有权批评和监督,政治是可以干净起来的。但现在在民运人士中,有些很痛心的现象,少数人以为搞民主政治也可以不择手段,也是可以肮脏的。我认为不能因为目标是好的,就可以不择手段。

蒋:这可能和从事民运的人都是在专制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有关。

江:这的确带来尾巴。但是,我想我们既然意识到这一点,就应该主动消除这根尾巴,提醒自己也提醒别人,在理念上,在行为上甩掉这根尾巴。所以,就我个人而言,我要做一个怀有平常心的持不同政见者。

蒋:您觉得,中国的民运人士之间,是否存在分歧?

江:分歧肯定是存在的。

蒋:那从理念上讲,最根本的分歧在哪里?

江:那就是有少数民运人士,着眼于不择手段地改变政权,换一批人上台。我认为这不可取。我是着眼于变臣民社会为公民社会,变专制规则为民主规则。我反对不择手段,主张和平演变。

蒋:您也许更多的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或许您个人也更甘于扮演一个思想者的角色吧?

江:现在是思想者和实际运作者兼而有之。如果有很好的实践家的话,那我倾向于只当一个思想者。但从现状看,我还是要做一些实际的事。我倒不是从这点上感到分歧,我是反对不择手段。包括有些人提出恐怖主义手段,要暗杀六四屠夫,还有人只想搞武装暴动。我主要不赞成这些。我不反对实际运作,但要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坚持批判性、建设性。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诉诸暴力。

蒋:是否还存在其他理念上的分歧呢?

江:也有。比如有人认为,在中国,只有在共产党及其政府的主导下才能和平地走向民主,我就不能苟同。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势力,肯定是一个阻碍力量,起码是现在,它肯定是不愿意走向宪政民主的。它怎么会是唯一主导中国和平地实现民主化的力量呢?莫非是说,它不肯主导,和平方式走向民主就成泡影?在我看来,它只要被迫地、勉强地顺应民主化潮流,不作困兽犹斗,中国就有可能和平地走向民主。盼望它来主导,无异于痴人说梦。再说共产党也不领情呀,93年12月,他刚公开申明上述观点,当局马上就抓他。为什么会抓?因为他毕竟是独立地自主地发出了声音。共产党害怕自主行为,不能容忍自主行为。童增、鲍戈搞民间对日索赔,又碍什么四项基本原则了?无非是没请示,自己先搞起来了,当局就不会容忍。自主行为,其实是一种公民行为,而不是臣民行为。共产党所能容忍的只是臣民行为。

蒋:那您是如何面对这些分歧的呢?

江:有分歧是难免的。但本着人权理念,我们就不会强求一致,就会宽容地对待别人。不能像文革时那样,我真理在胸,驳得你体无完肤。这不叫行使权利,行使权利是以尊重对方权利为前提的。文革那种“言论自由”是把对方批倒、骂死,还要踏上一只脚才解气。这哪是享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权?那是奉旨造反,实现独裁者意志,而不是行使公民权利。至于在那场奉旨造反的运动中间,抖搂出来不少政权的阴暗面,由此激发了一些人的深思考,那是另外一回事。作为文革的过来人,我对此是有切身体会的。所以,今天当我和普通人交往、和民运人士交往时,我常常提醒自己检验一下自己的人权理念是否已经“溶化在血液中”。

五、“我内心有一种责任感”

蒋:从我看来,中国国内的民运,目前是以北京为中心的。比如您就经常从北京发出自己的声音。

江:北京成为中心,是自然形成的。它本来就是现政权的政治文化中心,商业气氛比较淡。再说各地关心国是的人又喜欢往那儿聚。但是,这个中心的情况并不令人满意,不少人都还在等别人创造时机。我总觉得,北京的知识分子、北京持不同政见者应该先行一步,因为外地等北京情有可原,北京不应该等外地;体制内可以等体制外,而体制外则不应该等体制内。至于我个人,既在北京又在体制外,内心就有一种责任感和紧迫感,常常提醒自己不能再等了。

蒋:这种责任感在最近促使您打算做什么呢?

江:我觉得冲击言禁冲到现阶段,作为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应该系统地提出自己的纲领性意见,不能停留在对某一个或某几个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

蒋:那目前包括您在内,有人在做这项工作吗?
江:有人在做。而且最近已经看到一篇了,是方觉先生写的《中国需要新的转变》。就方觉的观点而言,我是基本认同的。但我认为还可以写得更好些。有了一个完整、系统、成熟的纲领性意见后,中国民主运动就更具凝聚力、影响力和建设性了。要不然,中国的老百姓也好,国际社会也好,看我们这些人只会局部运作,不善把握全局。中共十五大,江泽民还拿出了一份报告,第一部分回顾二十世纪,第二部分阐述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三部分是近中期目标,第四部分谈现在应该怎么做,洋洋洒洒三万字,虽说“两个凡是”的味道很重,但确实还能唬住一些人,文风也比较清新。那么,持不同政见者高明在哪儿呢?你用什么东西来跟他比一比呢?你要说拿不出来,这太不像话了吧?最起码抽屉里应该有了吧。二十世纪就剩最后两年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怎么回顾?江泽民在报告里说了三个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似乎把二十世纪说得顺顺溜溜。那我们怎么说?孙中山好说,下来不见得就是毛泽东了,总不能对蒋介石这个抗日总司令视而不见吧?再下来,蒋经国也该有他的位置吧,不见得就是邓小平。一部中国现代史,决不只是共产党这一条线。那么,我们可以提出不同看法,但要说得客观、公允、简炼,让人心服口服,这不容易。

蒋:写十五大报告确实下了功夫。

江:是啊,我仔细看了。我说很多共产党员也未必认真看,但我仔细看了。这份报告对中国现状的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实早在赵紫阳时期就是这么定的。背离这个阶段就是右,超越这个阶段就是左,可谓左右逢源,什么问题都好装进去。那么,我们对现在的国情怎么定位?社会主义最后阶段?社会主义垂死阶段?勃列日涅夫式停滞阶段?社会全面转型阶段?总之,对当代中国的国情,我们要有一个高度概括的总体把握,这是对自己的挑战,也能让全社会感受到我们的底蕴和气度。另外,从现在出发,中国向何处去?我认为拿出近中期目标并不难,难就难在从现在到这个目标实现之间,我们有哪些治国方略,对现在的社会危机和困境作出描述后,给出根本性的可操作的解决办法。

最后,我还在想,今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对150年来的共产主义运动应该有个了结,对共产主义从幽灵到出世直至逐步销声匿迹的历史过程,我们要有所交待。

蒋:能不能先谈一谈您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看法?

江:大家可能还记得戈尔巴乔夫的心路历程。他先是批判斯大林主义,说列宁主义挺好。后来又开始批判列宁主义,但还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错。最后他当然摒弃了马克思主义。我没读到戈氏新近发表的回忆录,不清楚这是他的策略运作还是的确这样一步一步觉醒的。我知道现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还有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大失败,不是马克思主义有问题,而是“真经被念歪了”。而我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有根本性问题,他的经就是歪的,谁念都不行。

蒋:那您认为马克思主义错在什么地方?

江:我也相信早期资本主义相当丑陋。但马克思认为这个制度本质上不可改善,他认定早期资本主义得了晚期癌症。这是大错特错了。其实早期资本主义得的可能是小儿麻痹症,吃了对路的药,现在很健壮。马克思误诊以后,就开出了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搞计划经济的名为“科学”实为空想的社会主义药方,这又是大错特错了。150年过去了,丧钟已然敲响,但,又是为谁敲响的呢?
蒋:回到您刚才提到的纲领性意见的构思上来。看来它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即一个半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国的二十世纪,目前中国的国情、将来的目标和过渡阶段怎么走。

江:初步看来,需要这五大块。要写出来,需要集思广益,数易其稿。而且它还不能仅适合知识分子的口味,要让高中生、有些知识的工人、农民都看得下去,读得进去。在这份纲领性意见形成过程中,会凝聚一批人,鼓舞一批人,唤起一批人。文章写成并经国际媒体发表后,可能会使国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觉得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还真负责任,不是瞎折腾,还的确有思想、有胆识、有气魄。

蒋:我期待着早日读到你们的这份纲领性意见。

江:谢谢。

蒋:我也感谢您,用这么多时间接受我的采访。

1998年2月 整理

(原载《中国之春》1999年1月号)

 

      

    

 

江棋生

中国持不同政见者、自由撰稿人、物理学学者。

1948年11月出生于江苏常熟,祖籍为福建永定。在家中六名子女中排名老二。1960年-1966年就读于常熟县中。1966年6月-1968年10月,参加文化大革命。后下乡插队、务农做工九年有余。1977年考上北京航空学院,1978年3月-1982年2月,完成空气动力学本科学业,获工科学士学位;1982年2月-1984年7月,师从庄逢甘教授攻读空气动力学硕士学位。1985年-1988年任教于清华大学分校,并去英国当过访问学者。1988年9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师从黄顺基教授攻读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就中国的人权状况和公民非暴力抗争撰写了多篇文章,发表于《北京之春》、《苹果日报》、《开放》、《新世纪》、《观察》、《中国之春》、《民主中国》、《九十年代》等杂志和自由亚洲电台。作者在文章中表达的核心理念是:对中国来说,阶级斗争不是硬道理,唯GDP的经济增长也不是硬道理,人权化即自由化才是真正的硬道理。作者主张,必须有一部分中国人选择不搭便车,冒着风险先自由起来。

六四大屠杀之后,曾经三进班房,所加罪名有点吓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2001年,获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颁发的杰出民主人士奖。2003年获全美学自联自由精神奖和荷兰笔会自由表达奖。

2005年,由香港开放杂志社出版《看守所杂记》。2009年,由华盛顿劳改基金会出版《一生说真话》。2014年,由香港九江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点燃良知的烛光》。

此外,还就物理学三大分立对称性即CPT对称性问题,进行了潜心研究,提出了具有重大挑战意味的全新见解。已经完成的十多篇物理学论文,自2010年9月起,发表于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网站的中国预印本服务系统中。2016年,将在国内出版《物理学分立对称性新论》。

江棋生维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6%A3%8B%E7%94%9F

江棋生文集:http://www.boxun.com/hero/jqsheng

江棋生微博: http://weibo.com/jiangqisheng(已被当局封号)

江棋生物理学论文:http://www.nstl.gov.cn/preprint/

任协华长篇小说《六十二亿恒河沙》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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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大陸訪民而歌,任協華長篇小說《六十二億恆河沙》出版

 

 

 

由著名作家馬建作序,任協華所著長篇小說《六十二億恆河沙》已於近日在美國/台灣兩地同時出版。

 

小說以大陸數量龐大的訪民群體為主角,講述了一群失去家園的人,經由反抗最終獲得希望,重建自由家園的故事。

小說同時以冷峻的筆觸,穿插社會真實事件,刻畫了一個悲慘的、光怪陸離的人間地獄。

和一般小說類型相比,《六十二億恆河沙》風格犀利, 顛覆並批判了專制洗腦文學和犬儒文化,成為抗爭極權壓迫的新起點。

從弱小的生命立場出發,《六十二億恆河沙》開掘底層民眾具有的力量和勇氣,闡述並深化了民主運動的當代含義和緯度。

任協華現為獨立中文筆會獄中作家工作項目成員,世界詩人運動組織成員,寫有長篇小說《世界冰冷之地》、《六十二億恆河沙》,長詩《燕子發瘋》、《長夜行》、《重創》、《顫慄的陸地》及《現代憲政的中國之路》等各類作品。

翟明磊:一个人内心的史诗……

笨重的王者

翟明磊

 

阿钟,老阿钟。别的友人与你神交,而我与你的肉身过从太密。我甚至知道你放屁时的表情,曾被你的爱人模仿再三作为笑谈。

眼前浮现的种种是你在俗世的表情:第一次见到你是《街道》杂志引见,拄拐的你是《街道》的上海地区发行人,结果我发现,一大堆杂志被塞在了床底下。《街道》真是新诗人办的刊物,让一个不利于行的人做发行员,结果可想而知。 繼續閱讀 “翟明磊:一个人内心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