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慕嫻/習近平和他的政府應向全世界道歉

習近平和他的政府應向全世界道歉

梁慕嫻

在中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個案已迫近六萬宗,死亡人數已超過三千人。病毒在全世界擴散,其速度之快之廣,震驚各國。

加拿大卑詩省的《省報》(The Province) 於2 月5 日,在頭版以紅、黑大字「中國病毒」形容卑詩省的第二宗案例( 2nd China Virus case in BC ),引起中國駐溫哥華總領事佟曉玲的不滿。她既發表聲明又接受CBC電台訪問,指該報標題將新型冠狀病毒稱為「中國病毒」帶有種族主義岐視性質,不專業,不負責任,應予以強烈譴責,並要求該報道歉。

《溫哥華太陽報》(Vancouver Sun)和《省報》總編輯芒羅(Harold Munro)作出回應,解釋該標題不是形容病毒,只是以地理位置說明病毒來源,沒有歧視的成份。這位深具文人修養的謙謙君子,也許為了息事寧人,對標題可能造成華人不安表示了歉意。

筆者認為「中國病毒」這標題,沒有絲毫歧視的成份。一向以來世界各地的許多報刊為了說明病毒來源,讓讀者清楚明白各種病毒的區別,加上地域名字,比如日本肺炎、西班牙流感、德國痳疹、非洲豬瘟等,完全沒有歧視的原意,也沒有國家要求道歉。比起那些學術的、官式的,如世衛命名的(COVID-19)來說,加上地域名稱的更通俗,更易懂,更能普及病毒的知識。

中共政權壓制異己言論由來已久,為了掌控輿論導向,它要求文宣工作統一口徑,所有報刊的內容觀點要與中宣部一致。各報文章要以官媒文章為範本,不得另行操作,否則革職查辦。佟曉玲在國內習慣了這一套,竟要求《省報》統一說法,不讓別人說出病毒的來源地,真是荒謬絶倫之極。

把「中國病毒」標題提升為種族歧視,佟曉玲是小題大做了,用中共慣常的說法,這叫做「上綱上線」。防毒措施與種族歧視的說法應有所區別,不能混為一談。比如一個來自疫區的人要有十四天隔離措施,是為了防疫,不是歧視。不出席華人聚會也是為了防疫,不是歧視。動不動就把事情升級為種族歧視,是中共慣用的武器,用以挑動海外華人的民族情緒,令外國人不敢作出批評,藉此掩飾他們的惡行。所以,人們不要輕易受其蠱惑而上當。

去年12 月有八位醫生最先披露疫情,人們尊稱他們是「吹哨者」。其中武漢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是其一。他在微博群組透露,他所在的醫院從當地華南海鮮批發市場收治了七名感染疑似SARS 病毒的病人。 他只是提醒醫護人員注意防護,公安局卻以造謠者,傳播不實消息為由約談他,並在派出所內要求他簽下「訓誡書」。隨後,李文亮醫生被確診感染新型肺炎,於2 月7 日凌晨離世。

中國政府在武漢病毒出現早期時封銷資訊,壓制言論自由,扼殺民眾知情權。疫情從可控到失控僅僅在二十天內發生,延誤防疫令疫情一發不可收拾。病毒不但在全中國擴散,更不斷向國外傳播,已有二十六個國家確診四百六十七宗病例, 至2 月4日共有超過七十個國家對中國公民實施不同程度的入境管制。新型病毒的傳入重挫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影響人民生活秩序,民心焦慮不安。旅遊業如航空、遊輪停航停泊,不斷傳出確診個案。海外華人中餐館受重創,生意一落千丈。

當此嚴峻時刻,各國藝術家發揮他們的智慧,用諷刺的、嘲弄的、幽黙的技法去表達他們對疫情的感受,計有:

美國《時代雜誌》(Time)戴口罩習近平登上封面:China’s Test。

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地球戴上口罩: How bad will it get。

德國《明鏡》(Der Spiege): Corona Virus made in China。

丹麥《日德蘭郵報》(Jyllands Posten):把中國國旗上的五夥星劃成五個病毒。

荷蘭動漫公司《卡通運動》(The Cartoon Movement):中國班機把病毒帶到全世界去。

更有美國《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刊出文章「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這些作品都表達了西方人對中國政府所作所為的不滿、憤怒甚至厭惡。這不是用一句種族歧視可以概括得了,解決得了的。

鐵一般的事實證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因為中國政府打壓言論自由,鉗制資訊,掩蓋疫情真相,延誤防疫抗疫,以至全世界擴散。真正要向全世界人民道歉的,是正在管治全中國的習近平和他的政府,絕對不能容許他們找出幾個替罪羔羊,把責任推諉給屬下的地方官員而得以缷責。

2020年2 月13 日    ( 本文原刊於台灣《上報》)

《在流放地的影像──聞海電影研究》

《在流放地的影像──聞海電影研究》

1905 國際人權電影節於2019年策劃了「1905 國際人權電影節導演叢書」,《在流放地的影像──聞海電影研究》為本叢書的第一本,本月在台灣由傾向出版社出版。

中國獨立電影從 1989 年之後開始出現,至今有三十年的歷史,期 間,許多重要導演歷經多年摸索和艱苦創作,個人作品多達七、 八部以上,然而這些作品基於中國的政治的現實處境,幾乎無法公開放映。 2019 年始,1905 國際人權電影節與傾向出版社合作,計畫出版一系列的中國獨立紀錄片 DVD,讓更廣大的觀眾可以看到。另外,兩家機構也在 2019 年 9 月與台灣中正大學合辦「中國獨立紀錄片巡迴展」,與台北當代藝術館、光點台北電影院合作擧辦中國獨立紀錄片的放映和講座活動,以持續推廣中國獨立紀錄片。 近期,兩家機構將合作出版「1905 國際人權電影節導演叢書」。此叢書將陸續出版系列中國重要獨立導演的研究文集,如艾曉明、胡杰、聞海、 林鑫、丘炯炯、李凝、于廣義、李一凡等。 該叢書每本預計收錄十至十五萬字,並搭配影片海報、劇照以 及拍攝現場圖片。

作為中國獨立紀錄片重要的導演,聞海的作品以其極具原創風格的影像,完整勾勒了全球化進程中,中國社會最為複雜多變的群體眾生畫像。2019年,在光點台北電影院舉辦了聞海紀錄片影展,放映了他迄今為止的八部作品。經此機緣,1905 國際人權電影節與傾向出版社合作《在流放地的影像──聞海電影研究》一書,收錄了包括中國獨立影像展總監曹愷、法國真實電影節主席Duhamel-Muller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紐約大學電影系教授張真等著名學者、影評人的研究文章,聞海關於創作的演講、訪談,以及完整的創作履歷、電影海報、劇照等,對聞海的創作歷程、作品演進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參考。

「1905 國際人權電影導演叢書」編委會

梁慕嫻/「華為」是私企還是國企

「華為」是私企還是國企

 梁慕嫻

「華為技術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究竟是私企還是國企這個問題,引起很多的討論。筆者認為要判斷華為的性質,必需要從中共的歷史傳統和建黨制度着手作合理推斷,才能有實質的結論。

毛澤東曾總結,有三件武器助他戰勝敵人取得政權,那就是建黨、建軍和統一戰線。其中建黨起着主導性作用。以下且看中共如何建黨:1927年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軍發動「北伐戰爭」,軍隊節節勝利快將到達上海之際,中共組織上海民團三次暴動,意圖搶先奪取上海政權,引發蔣介石於4 月12 日進行清共運動,在全國範圍內捕殺共產黨員,中共遭遇重大的挫敗。中共發動武裝反抗,但所組織的「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均以失敗告終,疲累的軍隊被敵人不斷追擊。毛澤東帶領一支部隊向井崗山前進,打算以山為屏障建立拫據地。可是他怎麼也穩定不了部隊,開小差逃跑的越來越多,出現整個排利用放哨的機會集體逃走的現像。隊伍到達江西省永新縣三灣村時,毛澤東總結了經驗,得出黨的組織在軍隊中並不建全,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這個結論。於是,他對軍隊進行改編,首次提出「支部建在連上」的建黨制度。史稱「三灣改編」。

在軍隊編制中:總、軍、師、旅、團、營、連、排、班,「連」屬於基層部份,黨的支部建在「連」上,就是黨組織要建立在基層單位中直接抓緊戰士,掌握基層士兵的思想動向及作戰意志,並對他們進行思想教育。這次改編後經古田會議決議通過,從此成為中共建黨,建軍的基本原則和制度。有作者說,這就是把黨的組織系統一竿子插到底,直到基層單位去。

毛澤東總結說:「黨的組織,現分連支部、營委、團委、軍委四級。連有支部,班有小組。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摘自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井崗山的鬥爭》)。建在「連」上的黨代表稱支部書記,「連」以上的營、團、軍設黨委書記,「連」以下的排、班則設黨小組。這些書記,領導和掌管軍隊的一切,權力在連長、營長、團長和軍長之上。這樣,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便確立,輕易地把國家軍隊收編為中國共產黨的御用軍隊,創下「黨指揮槍」這一政治原則 。

中共建國之後,沿襲毛澤東的建黨思想,把黨的建設工作放在一切工作之首,強調「黨領導一切」。「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在建黨工作中起着指導作用,在全國範圍內落實。無論是鄉村、工厰車間、街道組織、教科研室、民企國企、大中小學、互聯網企業、法庭等等都建立了黨支部,黨小組。中共規定,只要有三個正式黨員,便可成立黨小組,於是各行各業的各級黨委書記,支部書記充斥全國。

這些書記的權力比政府官員更高更大,無論是村長、經理、董事、校長、法官等等也要聽命於這些書記,甚至法庭也要等候黨委書記的指示。黨的基層組織建立在國家行政基層單位之內,無所不在,滴水不漏。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台後,對建黨工作也抓得很緊,可說是超額繼承了毛澤東的建黨思想。他不但在國內要求所有國企或民企加強建黨工作,把建黨要求寫入公司企業的章程中,也要求在華的外國企業設立黨支部。更瘋狂的是,竟然在外國到處建立黨組織,被揭出在西方國家的大學之內建立黨組織的事件。

他在中共十九大會議上宣稱:「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人民日報》於今年2 月也發表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意見》一文,文中強調「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加強黨的政治建設,必需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完善黨的領導體制,改進黨的領導方式,承擔起執政興國的政治責任。」

中共領導人強調「黨領導一切」的概念,認為只要在機構內建立了黨支部,黨小組,透過機構內黨組織系統的運作,黨便可以領導它,控制它,佔領它,使它為黨所用。現在,正如習近平所說,整個中國的一切都由共產黨所領導,國務院也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領導下運作,各個政府部門的工作只是為了配合、執行黨的政策。

那麼,華為是甚麼情況?華為創立於1987年,很早己經建立了黨委會。有報導說,早在2007年華為黨委會就己下轄三百餘個黨支部,並擁有一萬二千多名黨員。華為黨委書記是周代琪,於1994年加入華為,也是華為常務監事兼首席道德遵從官。(摘自鳯凰網)華為公司始創人兼總裁任正非,中國共產黨員,1978 年入黨,是1982年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黨代表。他於1974年應徵入伍成為基建工程兵,後升為軍官,因而有軍方背景。華為初創時利用軍方背景取得產品專門代理權。過去二十年,華為曾積極參與中共的「金盾工程」,「長城防火牆」,「天網工程」等的建設。

根據上述中共的建黨原則和制度及「黨領導一切」的政策來觀察,華為公司的最高領導人不是任正非,其實是黨委書記周代琪。任正非作為一個黨員,要接受黨的領導。他要過「組織生活」,要參加由黨委書記主持的黨委會會議,聆聽周代琪傳達黨中央的指示,也要向周代琪匯報工作情況,接受批評指導。按中共黨章「個人服從組織」的規定,黨委會會議所作出的決議,無論這些決議是要偷、要騙、還是要做間諜,任正非必需服從而且執行。因此華為不是執行「國家情報法」這麼簡單,而是直接執行黨的全部指令。

華為不是獨立自主的私企,也不是單純意義的國企,正確地說是「黨企」。華為不是中國政府的工具,應該說華為是中國共產黨的工具才準確。中共讓華為員工持有98.9%虛擬股權,實在是把華為化裝打扮成私企,作為向世界擴張的謀略,目的是矇騙世人,使人不加防避,讓他可以為所欲為。在中國,己經沒有真正的私人企業了。

任正非竭力撇清華為與中共的關係,他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訪問時表示,「華為在過去三十年從未為中國政府提供訊息,未來也不會這樣做」。這是說謊,中共黨組織正在華為的心臟裏運作,華為與中共的關係是撇不清的。

有人認為美國政府至今沒有拿出華為與中國情報機關合作的證據,便放鬆了對華為安全問題的警愓,這是非常危險的。美國中央情報局(CIA) 的確非常努力地去找尋證據,早前據英國《泰晤士報》引述消息人士說,美國中央情報局向英國情報單位負責人表示,華為接受中國軍方、國家安全委員會及第三個中國國家情報網絡機構的資金。如果中央情報局找到確鑿的證據固然是大好事,可以促使各國加強警戒。但筆者認為, 這不是事情的根本,事實是,華為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控制的企業,是中共命令那些機構單位向華為提供資金、技術、人材的支援,而不是甚麼華為與他們合作或接受。也許,中央情報局將來會發現更多支援華為的單位。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反對普世價值,實行一黨專政,經常違反承諾,說謊不以為恥的政黨,他也是組織嚴密,黨紀森嚴,行事計劃周全的政治堡壘。 只要相信華為是「黨企」這一「合理推斷」,就會明白,這個厲害的黨組織在華為內部操作,華為不能是自主地與甚麼機關合作,不會是自主地接受甚麼單位的資助,而是共產黨在內部的安排。希望西方各國領袖們斷然拒絕華為這個危險的企業,以保護自己國家的安全和利益。

美國共和黨參議員加拉格(Mike Gallagher)對華為表達質疑:「華為和中興這些公司是中國的全資子公司。這與中國共產黨的起源有關,它是一個有影響力的組織,一個情報組織,一個在中國境內成功發動叛亂的組織。」

深刻地認識中國共產黨,才能準確地判斷中共現在所做的一切。加拉格議員的質疑,已經很接近筆者的結論。

2019年4 月4 日

2019年4 月22 日修訂 ( 本文原刊於台灣《上報》)

梁慕嫻/互聯網下新社運模式

互聯網下新社運模式  

梁慕嫻

香港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發展了兩個多月,出現前所未見的網絡革命效應,其動員群眾的威力,震撼全世界。示威者更榮獲美國《時代》雜誌選為互聯網25名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

互聯網如何影響社會運動這個課題,我一直關注和學習。早於2010年4 月有一位電腦專家向我解釋後,我在文章《從八十後說到劉曉波》(拙著《我與香港地下黨》頁324)中寫下一段文字:「『反高鐵運動』最大的亮點是互聯網深不可測的威力。萬人聚集看不見組織者,領導者,只有Laughing Man 。讓那些專門追捕幕後黑手的專制者們看得傻了眼,不知何解。Laughing Man 是誰? 電腦專家解釋:『日本有電視連續劇〈Ghost in the Shell :Stand Alone Complex – The Laughing Man〉,以美國作家沙林傑(J。 D。 Salinger)的小說:〈The Laughing Man〉作為關鍵元素,講述無法追查源頭的一宗關於Laughing Man的案件。連續劇把沙林傑的Laughing Man 進一步深化為網絡的特質:個體的、自由的創造。於是Laughing Man變得面目模糊, 成為一個意念(Idea)。無數的網民在(Idea)上添磚加瓦,進行再創造,使其改頭換面,最初的Laughing Man 不見了,變成抽象精神的存在,這樣人人都可以是Laughing Man, 成為一個群組的共同意向和行動。網絡世界裏所成就的社會運動己經超出過去一切社會運動的經驗了。』」

然後,於2011年4 月我又在文章《上街的聯想》(拙著:頁128)的「後記」上作了補充:「突尼斯人民自發而迅猛的『苿莉花革命』是一場名副其實的網絡革命,令世人驚歎。事實上,短訊、面書、推特等互聯網平台不單是實用主義的資訊傳播工具,而是自由的像徵。網絡帶着自由的因子,網絡精神就是自由,網絡是自由的武器,不是人類的工具。當一個意念(Idea )在網路上出現了,它就像自由的翅膀,在網絡世界裏無邊無際地飛翔,沒有甚麼東西可以阻擋得了。

意念(Idea)是甚麼?它不應是讓人執行的革命綱領或指令,而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念頭(Idea)。當這個念頭得到網民廣泛共鳴和認同時便迅速地傳播,在傳播過程中,像傳染自由因子一樣,被網民自由地加以改造和創新,最後這個意念經無限創意,比原始的更加完美或更具操作性時,網絡革命便隨時會發生。沒有這創造的過程,不會成功動員千千萬的群眾,這是自由的功效。

網絡革命為甚麼無組織、無領袖?因為一個好的意念在網路上穿行過程中,不單只是傳遞而是得到不斷的變化和改造。意念在改進之中,自由彰顯了,就像動員群眾的發動機,人人都是參加者,組織者,都可以是領袖(或稱召集人),於是等於沒有組織,沒有領袖。違背了自由的原則,就無法興起網絡革命。」

至到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電腦專家作出評論,我在《傘下的思考》一文中有所記述。他說:「互聯網的精神就是個人自由,網民在互聯網上遨遊的時候,是一個具自由意志的個體,獨立的思考,自由的選擇是他們的權利。互聯網時代群眾運動的主要點,並非是否有領袖而是是否有意念( Idea)。人人均可有權提出意念,誰的意念得到足夠的支持,誰就成為帶領運動的領袖,人人均可成為領袖。但支持者必須服從領袖所定出的原則和紀律,是為道義上的責任。而這個充滿生命力的意念在互聯網上傳遞,經網民討論修改補充,使意念更豐富甚至變成面目全非的新意念,這時原來的領袖淡出,新的領袖出現,在意念不斷更新的過程中,可以先後出現不同的領袖。」

電腦專家又說:「『雨傘運動』基本上符合網絡時代群眾運動的規律和原則。最初佔中三子提出『公民抗命』及『佔領中環』兩個意念,得到足夠的支持成為運動的領袖。其後雙學在三子『公民抗命』意念的基礎上修改『佔領中環』為『重奪公民廣場』的新意念,更得到二十多萬人出來佔領的支持,且進而演變成『雨傘運動』而成為新領袖。這是符合網絡運動的規律,並非甚麼『騎劫』、『被邊緣』的問題。後來出現了『行動升級,暴力反抗』、『撤退』和『絕食』三個意念,顯然地,事情的發展說明,只有『撤退』這一意念得到佔領區內區外的大多數支持,而回歸原來三子的『公民抗命』意念,以自首和靜坐被捕結束佔領運動。

雙學修改的只是三子的『佔領中環』部份,並末取代『公民抗命』意念,而『公民抗命』由始至終都得到大多數參與者的支持和堅守,故此三子不會淡出。雙學並未遵守網絡革命原則,承認並尊重三子『公民抗命』的意念,組成由三子與雙學聯合的集體領導,引致運動失敗。三子的意念之一『公民抗命』,經過一個奇妙的旅程而回到原狀,證明這個意念相當正確,始終得到廣泛的支持,值得讚歎。」「不過」他再說:「香港這場網絡運動並不完美,部分網民道德教養很差,文明程度很低,濫用自由破壞網絡遊戲規則。自由的底線應有道德的制約。」

經過多年的思考,我的心得是:

1。網絡社運需要有高質素的網民,有高度的文明修養,有基本民主理念,更是全心追求理想,顧全大局沒有個人野心,沒有個人英雄主義的人,才能成功發起運動。在運動中提出「你不代表我」、「不要大台」、「不要領袖」的說法,是典型的道德淪喪,道義泯滅,突顯其個人野心,破壞運動的表現。

2。網絡社運其實有領袖,只不過是以匿名的,隱蔽的Laughing Man的形態存在。作為網民決定支持一個意念,便應尊重和愛護提出意念的領袖。除非你另有新意念提出,而又得到大多數人支持,否則的話你只能服從領袖的指揮,這是網絡運動的道義原則。

3。通過網絡動員了龐大的支持者後,始終要有大台(即組織)才能發揮集體智慧,有策略地持久作戰,由各個小台組成大台是必需的戰略行為。

4。只要年輕的網民在Laughing Man 內達成自我反省,自我完善,自我創新,這樣,新的民主接棒人便將在網上誕生。

想不到以上的心得,正在這次反修例運動中實踐,令筆者非常興奮。從兩個多月來的經歷所見,網民使用連登討論區及通訊軟件Telegram 等網絡平台發動遊行集會的威力無與倫比,打破港史的記錄,令人驚歎。網民誓死堅守的抗爭意識大大提高,網民的高尚品格:團結、勇敢、犧牲、關愛、寛容,處處顯示出美善的高度品質,令全港有良心的人為之折服。他們的口號:「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不割席、不讉責、不篤灰」,「一個不能少」,「一齊來,一齊走」所顯示的團結精神,感人下淚。他們堅守和平、理性、非暴力,甚至要求行動「優雅」,即使是衝擊行動,也讓人看到他們有原則,有克制,選擇性毀壞,既是不屈不撓,也是熱愛香港感情的表露,感動世人,正如媽媽們,銀髪族們都給予無限的支持。

運動至今仍未平息,雖然我們做了很多極有創意,遍地開花的行動,己得到二百萬各階層人士的支持。但香港工委(中聯辦)及林鄭政府卻不為所動,不作進一步回應,使大家所做的一切變成徒勞無功。他們完全沒有希望緩和局勢,平息民憤的跡像。相反,我看到的卻是,他們正在透過地下黨動員組織群眾部署全面大反撲。這符合他們的性格,就是不能退讓,必須以暴力鎮壓反抗者,直至他們屈服。

我希望大家知道, 現在管治香港的其實不是林鄭政府而是共產黨,林鄭己經差不多放棄了管治香港的責任。香港工委會無所不用其極,設計出比空城計,困獸鬥等陰謀更可恥的鎮壓手法去對付示威者。如何抗爭下去?聯合民主派政黨,公民社會組織,網民代表,發揮更廣泛的集體智慧定出新的策略才能抵抗地下黨的反撲,這是我現在提出的意念(Idea)。

我只是不願看到再有人流血,有人被捕,有人流亡,有人犧牲性命。當中共發動更奸險,更毒辣的反撲行動來臨時,「鳴金收兵」仍然是最聰明,最有智慧,保存實力的唯一選擇。這也是我的另一個(Idea)。

2019年7 月19 日      ( 本文原刊於《立場新聞》)

梁慕嫻/為了戰鬥的紀念

為了戰鬥的紀念

梁慕嫻

今年是北京天安門「六四屠殺」案件的三十週年,人們不但沒有忘記,更在全世界各地精心組織了更大規模,更深意義的活動,令人興奮。

那一年,我五十歲,定居加拿大,已經從組織上脫離了共產黨。1989年4月開始,我不斷關注北京的消息和學生的活動。「六四」那天,我含淚追看電視上的新聞轉播,只見天安門上空烈焰沖天,煙霧瀰漫。載滿解放軍的車隊向着天安門進發,卜卜的槍聲四處響起。學生和市民紛紛走避,人們推着板車上的傷者拼命奔跑。

共產黨殺人了,我驚愕地叫了起來。

這就是我曾經加入過的共產黨,號稱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我曾經引以為榮,認為它是拯救中國的黨。而今,在我面前,這個黨竟然露出猙獰的面目,殘酷的本質。為甚麼?為甚麼我加入了這樣一個滅絶人性的政黨?我責備自己,禁不住號啕大哭,痛苦極了。就在這時,我下身流出血水,血崩了,緊急送去醫院。我的血水與天安門學生、市民的血同一天流出,也許生命之間真有一種天然的聯繫,血水使我與中共一刀而斷不再回頭。我從未寫過我的「六四」,太痛苦了,刻骨銘心的痛苦。

從此以後,每年的「六四」,我必定點燃我自己的燭光,悼念那些未得安息的亡靈。我不斷反省懺悔,讓痛苦化成力量,繼續前行。我學習普世價值的理論,去批判毛澤東思想。我也不會忘記兩位英雄,丁子霖女士和劉曉波先生,他們永遠是激勵我前行的榜樣。

「六四」過後,首都北京完全被置於戒嚴狀態,荷槍實彈的野戰軍士兵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大街小巷一片恐佈。緊接着,中共當局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大搜捕行動,許多人被拘捕,被關押,被立即槍決,也有不少人走上逃亡之路。北京市內也進行氣勢凌厲的清查運動,要人人過關表態「擁護平暴」。中共更用嚴酷的非人道的手段對付受難者家屬,不准拜祭,不准哭。

丁子霖女士當年五十三歲,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獨生子蔣捷連於1989年6 月3 日晚間在北京長安街被中共軍隊槍殺。1990年,丁子霖在朋友的介紹下結識了第一位難友張先玲,她的兒子王楠在6月4 日凌晨於天安門附近南長街南口處遇害。就在這種肅殺悲涼的氣氛中,丁子霖和張先玲忘記了恐懼,鼓足勇氣開始了尋找受難者家屬的歷程。 丁子霖說:「我無法驅除幾乎已成為我生命本身的記憶, 我不能眼看着與我同命運者失去親人而無人過問,無處訴說的痛苦煎熬……我的兒子是為中國的未來而死,我也只有為中國的未來而活着。」

她們根據各方的資訊和各種關係取得線索,一個個地與難屬取得聯繫。一椿樁,一件件血和淚的故事,見證「六四屠殺」的事實。 死難者家屬們相互認識,相互撫慰,相互支撑,結成了以丁子霖為首的「天安門母親」群體。 難屬們已經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她們己經成為一個有着自己尊嚴和訴求的群體。

丁子霖在1994年出版《六四受難者名冊》;2000年出版《生者與死者——為了中國的明天》;2005年,出版《尋找「六四」受難者實錄》。她們總共尋找到186名 死難者名單,為歷史作出有力的見證。今年,「天安門母親」正如過往一樣,發表「祭文暨致中國領導人公開信──哭「六四」大屠殺中罹難的親人和同胞們」,祭文簽名共127 人, 過身的難友已達55 人了。

丁子霖有一句說話令我心靈震撼不已,今生難忘。她說:「我今天活着,能夠從愚昧和沉睡中甦醒過來,這是以我兒子的生命為代價的。我的整個存在,都是兒子生命的延續,這就是犧牲與祭奠的全部意義。」她說出了生與死,生者與死者之間的真諦,也就是生命的意義。這就是促使她覺醒的動力,也促成了我的覺醒。

「六四」前後,最具象徵意義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人權活動家,政治評論瘃,諾具爾和平奬得主劉曉波。他出生於吉林省長春市,吉林大學文學學士,並於北京師範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1989年4 月,三十三歲的劉曉波,中斷了在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的職位,返回北京參加「八九民運」。6 月2 日他聯同候德健、周舵和高新在天安門進行絕食,抗議當局戒嚴,成為天安門絕食四君子之一。我是從這個時候起開始關注劉曉波的一切直至他離世。他是我的學習榜樣,有幾個方面是我永記在心,難以忘懷的。

首先,是他的犧牲精神,他的一生所作出的犠牲是巨大的。他放棄了自己的美學研究,文學評論專業,不去著書立說而專注於危險性極高的政論。「六四」後,澳大利亞駐華參贊駕車載他到領使館門前,再三問他是否要進使館。他說:「不,謝謝。」便下車,放棄逃亡機會結果被捕。後來即使再有機會出國講學,他也選擇回國。他一共坐牢四次,堅決拒絕保外就醫,堅持留守國內。他說:「坐牢是獨裁制度下異見人士應具有的職業道德,是異見人士的必修課,應把監牢坐好。」他進而指出:「為尊嚴和自由而坐牢並非值得四處炫耀的資本,而是異見人士反抗獨裁生涯的一部份,更不應該以坐牢為資本向社會討債,也要避免一坐成名的自我陶醉。」他斬釘截鐵地說:「要下地獄就不能抱怨黑暗… … 獄火的焚燒縱使把我化為灰燼,我也甘心情願。我升天,我入地,全取決於我自己。」可見他早已作出選擇,無怨無悔。

徐友漁認為「思想的徹底性」是劉曉波的主要特徵。是的,他對馬列主義,共產黨的否定是徹底的,他對毛澤東的批評是徹底的,他對自己的懺悔也是徹底的,而對普世價值的追求更是徹底地勇往直前,百折不撓的。然而,我認為劉曉波還有兩個「徹底」是達至令人欽佩的最高境界。一個是對愛國、民族主義的批判,一個是對階級鬥爭的批判。

劉曉波在其著作《單刃毒劍——中國民族主義批判》中指出:「自從中國蒙受鴉片戰爭之辱,愛國主義就一直是最具有社會動員力的道義資源之一,各種社會政治力量的成敗,取決於爭奪這一資源的結果。中共執政後一直有意識地為民眾塑做不同的外敵,把民眾的強烈不滿引向國界之外。愛國被扭曲成愛政權、愛黨、愛領袖。」

1988年,劉曉波路過香港時,接受總編金鐘的訪問。他認為:「全盤西化就是人化,現代化。選擇西化就是要過人的生活。西化與中國制度的分別就是人與非人的區別,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發揮。」被問到在甚麼條件下,中國才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歷史變革?他說:「三百年殖民地。」問者說,那不是十足賣國主義嗎?他說:「我無所謂愛國或叛國,就是要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在《單刃毒劍》一書中,他回憶了這段對話,他說:「我曾經說過一句犯眾怒的話,在今天的民族主義偏執狂佔據話語制高點之時,我不想收回這句話。平心而論,它只不過是中國需要經過長期的西化過程,方能實現現代化的極端表達而已。」他一語到底,沒有和稀泥及調和餘地,這就是對愛國、民族主義最徹底的批判。

劉曉波在法庭上宣讀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是批判中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最有力的武器, 他說:「仇恨會腐食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寛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 … 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鬥爭的哲學』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他最後說:「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這個鏗鏘有力的宣佈,是對中共的階級鬥爭,尋找階級敵人的最徹底的批判。

劉曉波先生的自省能力是難能可貴的。假如看過劉曉波於1992年所著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一定深深地感受到他那種撕心裂肺,痛徹心脾的懺悔,這是我最能與他共鳴之處。所有接受過中共教育,吸吮過狼奶的人,都會感動於他吐出狼奶的勇氣。他寫道:「我永遠無法原諒自己,直到進入墳墓,因為我居然可以用出賣良知來換取自由——悔罪。」他為自己寫過悔罪書而自責,認為是對「六四」死難者的褻瀆。

他分析自己對「八九民運」的複雜動機,有道德激情,有機會主義,有自戀,有對榮耀和影響力的榮心的渴望,他錐心刺骨地懺悔自己的狂妄和軟弱。他不斷地超越自己,由一個粗魯狂傲,直率誇張,愛出風頭的個人主義者,脫胎換骨成為謙虛內斂,思想清晣,言辭從容,對社會有所承擔的人。他翩然重生成為一位有藝術家的敏銳,也有思想家的深邃的民運領袖。劉曉波的懺悔成為民主路上同行者的榜樣,也就是我要學習的地方。

劉曉波是被中共設計陷害而死,他們隱瞞病情,拖延治療,監控殯殮,不准拜祭,不准哭,像對待「天安門母親」一樣。我們千萬不要忘記中共殘酷的本質,把悲憤化為力量,承接天安門的亡靈、逝去的難屬和劉曉波的遺志,繼續向自由、平等、公義、法治等普世價值的最高標準邁進。

2019年5 月30 日

( 本文原刊於台灣上報)

梁慕嫻/關於反修例運動的幾點觀察

關於反修例運動的幾點觀察

梁慕嫻

一、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 訪問,關於逃犯條例修訂一事,他說了非常重要的一句話:「中央政府從未指示香港修例,這次修例是香港政府自己發起的…」。當被問到是否建議放棄修例時,他又非常巧妙地說:「為甚麼要要求香港政府放棄…」這是間接表達了支持修例,中央是樂見其成的。

他的說法證實了筆者在五月撰寫的文章《王志文披甲上陣了,香港人怎麼辦?》中所指出的看法:「修例事件與中美貿易無關,也不是中共中央的命令,最高級別的政治局常委,港澳協調小組組長韓正只是表達了支持…」我認為,現在由劉曉明大使向外國傳媒正式點出真相,是為了把修例事件局限在地方政府範圍內,切割運動向外交層面發展。

二、所謂「香港政府自己發起」一說,我認為指的並非林鄭月娥政府而是地方政府,也就是指由王志文的「香港工委」躲在中聯辦內幕後發起。這一點上,因地下關係,劉大使當然不會,也不應點出。現在應該明白,反修例運動面對的是具有共產黨性格的「香港工委」,它的特點是:

1一定要贏,不容易妥協,強硬到底。

2 心狠手辣,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3 視生命如糞土

4 趕着在7 月1 日向黨獻功。

香港「反送中」運動發展至今,從他們的表現手法和策略可以感受到這種共產黨特質。他們漠視超過一百萬的意民,濫用警權,施放催淚彈,布袋彈,橡膠彈,暴力鎮壓己達臨界點。6 月12 日的開槍,距離開槍殺人只有一步之遙。這是一場直接面對中共地下黨的抗爭,是持久的,艱苦的,需要犠牲的運動。

三、筆者認為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看,就算給她一個豹子膽,林鄭絕對沒有膽量,沒有能力單憑她自己的來發起這場修例程序。王志文召集親共派人士到中聯辦聽訓一事便露出了馬腳,證明他才是修訂事件的始作俑者。林鄭甘心情願做王志文的馬前卒,擔起這件修例工作,民主派要求她下台是上上的策略。她其實己把自己完完全全地賣給共產黨,上了賊船,正開着賊船橫衝直撞,終將把自己撞死。

四、由於這是一場直面陰險,奸狡的地下黨的運動,我們更要講求策略,進退有序,避免無謂的犠牲。更要防止地下黨滲透民主派隊伍,騎劫運動主導權,以及陷害運動的領袖。香港人是可愛的,可敬的。他們勇敢的,不屈的精神令我萬分感動。我相信,只要港人繼續團結一致, 發揮公民社會的力量,共產黨無論如何強大奸險,終會為人民所擊敗。

願上帝施恩的手帶領香港市民取得最後的勝利!

2019年6 月14 日

紀錄片《我們》中英文繁體DVD上市!

紀錄片《我們》中英文繁體DVD上市!

文海

有人說他們是敏感人物,他們說自己是政治動物。

《我們》試圖展現的是一些公民的形象,他們盡最大的努力去改變國家的狀況。他們秉持的理念是:關懷莫過朝中事,袖手難為壁上觀。然而,他們關心的回報是在政治動盪中度過一生,以及遭遇多年的恐嚇和監視。

這部電影呈現了黑暗時代追求自由的危險,以及三代政治活動人士所面臨的嚴峻現實,使我們能夠了解他們的焦慮、希望、絕望,以及最重要的是他們的堅持。

Some describe them as problematic individuals

They describle themselves as creatures of politics

The voices of this film are spoken by cautious citizens doing their utmost to improve the state of their nation. Their ethos is: “Where affairs of state are concerned, we cannot stand still and watch.” And yet their lifetime is spent in political turmoil, periodic intimidation and surveillance. The film illustrates the perils dangers of seeking freedom in a time of darkness in a time when critique requires trans- formation. It portrays the harsh realities faced by three generations of activists – young, middle-aged and elderly – and allows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ir anxieties, hopes, despairs and above all, their persistence。

影評:

從一個關於描繪中國佛教徒的計劃出發(文海通常不認同中國宗教的無序感),《我們》達到了與另外一群人的更進一步、更強烈的相遇:就是說,與持不同政見者。這並不是“蘇維埃”意義上的那種持不同政見,而是無論是否身為共產黨員,所表現出的公民的巨大勇氣,頑強地從政冶層面上為他們國家的未來設想(並不只是在經濟層面)。所有這些人都有面臨壓制、牢獄、被警察所困擾,被禁言之經歷。他們都學會了生存,學會了如何繼續。


這個拍攝計劃最早命名為《他們》。但是文海清楚地知道他對自身的拍攝相比對於「他者」的拍攝是同樣多的。《他們》這個片名會使得與影片中的人物產生出一種過於警惕審慎的異常感。因此在最後剪輯的時候,他們就是「我們」。

影片描寫李銳,這位曾經被定性為「右派」的前部長,以及他那些往後產生自責內疚、於是行動於中國共產黨的改革之中的同僚們。但是影片更對其他人物感興趣,那些普通人,那些默默無聞的人,

那些對於他們來說李銳是一個典範的人們。也許在思想高度上尚有距離,但至少是學習李銳的反抗。這些人必須承受住地下旅館中簡陋的房間,那些如今已經稀有的完整胡同裏陳舊的教堂,食不果腹的退休老人,以及那些過時老套的電腦設備。網站時常遭到禁止,永無休止地要從頭開始。藏匿在地窖中的自我出版書籍。受監視的會議,脆弱的、有時乃至不可思議的計劃,所有這些指向一件事情:別樣地生活,給予這個國家除了金錢之外的另一種命運。最終擺脫一黨統治的樊籬以及宿命論,思考時間與歷史。

固定的鏡頭:或演講或討論於思考期間、於對待事物看法的細微區別中,然而也於令人難以忍受的沈默之中,或者是另外一種思索的沈默——將這可能的自由高置於他們自身之上。這群人盡可能地少走動,卻依然總是受到脅迫,他們在行動中被拍攝(不屈不撓地前進、從一個地點走到另外一個、為了歡迎一位朋友而回到自己家中、拖著行李、在夜晚的北京踱步)。搬家、乘火車、由於缺錢而站著旅行、去一位朋友受到保護的宿舍、勉強地生活下去、牢牢抓住網絡不放。到頭來為的是什麽呢?是不停地講說,不停地思索。遠離意見相左,遠離對於方法方式無休止的責備(像《夢遊》中迷失了的藝術家),而是永遠回歸到這個總結上:“唯有這樣做才行”。

文海謙虛地說他尋找的電影是展現「公民」。這令人肅然起敬的謙遜為他的詩人英雄們的勇氣找到了一種形式。因為這種形式令人們聽到、看到在這個被霓虹燈、被手機、被摩天大廈和被奧運會所裝飾的「當下」中國歷史中一種沈甸甸的分量。這沈思的形式,它夜幕般如詩文,它平靜般如決斷,它寂靜於文字間,這個形式便是電影。」

摘自:《黃文海的個人獨立》

(作者:Marie-PierreDuhamel-Muller(杜阿梅) 法國真實電影節總監、威尼斯國際影展選片人)

文海/記張健

圖像裡可能有1 人、特寫

記張健

文海

今早一打開FB,就看到張健兄猝然去世的消息,令人悲痛。

我和張健有過一面之緣。2009年,我在法國巴黎高等美術學院,放映電影《我們》及講座。會後,一位壯碩、剃著平頭的男人,走過來和我打招呼,「我是張健。」我當然認識他,在著名的紀錄片《中槍》中,8964那天,時任天安門廣場學生纠察隊總指揮的他,被流彈擊中右大腿。隨後,為了逃避抓捕,他在中國大陸隱姓埋名12年。直到2001年,才亡命法國,並獲政治庇護。

2012年,在我與崔衛平的訪談中,我談到了這次難忘的會面。「2009年,在巴黎高等美術學院放映的時候,張健去了,他說,你知道嗎?我們在海外的這些人都是基督徒。必須給自己找個理由,要不然太荒唐了,在海外從事這樣虛無縹緲的事業。當年哈維爾分析捷克的處境,也談到怎麽可能在兩大集團之間,在核彈頭對準下,實現民主、獨立呢?我們必須將自己的作為,放到更大的範圍裏去思考,如同『來自遠方的拷問』。我們交談,惺惺相惜;我們擁抱告別,互道保重。」摘自:《放逐的凝視 ── 見證中國獨立紀錄片》(時代為我們加冕 —─ 崔衛平對話聞海)

他那句:「我們在海外的這些人都是基督徒。」其中的我們,指的是在海外從事爭取中國民主運動的流亡人士。為何這句話令我難忘?因為,彼時正在創作《我們》
https://youtu.be/B3clc3Zk-Kc
、《西方去此不遠》https://youtu.be/maIh3aKdTI4
兩部紀錄片的我,正處於如何呈現和表達政治與宗教的糾結之中。

2010年,製作《西方去此不遠》後,我寫下了頗有些精神分析的話語。

「我曾寫過一篇文章《一個中國紀錄片人的獨白:從自然主義到心理現實主義》,其中寫到:『《喧嘩的塵土》(2004)https://youtu.be/HhNjZ3zeTt8和《夢遊》(2006)https://youtu.be/BYerBjsOyfg分別探討中國普通人的生活以及藝術家的處境。它們的主題是幻滅和虛無,那些人終其一生,都被意欲牢牢控制。當這兩部作品完成之後,我突然意識到這兩種情緒已經深入到我的生活了,如同一塊黑簾,橫掛在我的命運之上,我顫抖不已。

在經歷了幻滅和虛無之後,我對現實是失望和絕望的。這其實是極權國家內知識分子普遍的情緒。米其尼克曾引用瓦特的話:在斯大林統治之下的國家裏,知識分子應該如何去做?這個問題只有一個答案,這是一個莎士比亞式的答案“他們應當去死!』。我現在能理解這句話,因為在這樣的處境裏,只要你參與公共事務,就會有參與共謀的焦慮以及一種道德折磨,因為很多行為與你內心的良知是相悖的。除非你將自己變成橡皮人,這無異於自殺。』

就在這時,我母親帶我去了『居士林』─― 在家居士們共修的地方。讓我感觸特別深的是,它就在離《喧嘩的塵土》中那個麻將館僅僅幾百米的地方,是一個六層樓。它混同於一片灰蒙蒙的樓宇中,外表和周圍任何一座城市建築都沒有什麽不同,它的周邊是喧鬧的集貿市場,但進到裏面妳卻會感受到一種澄明的氛圍。來到這裏的人百分之八十是婦女和中老年人,大部分只受過小學或初中教育。他們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教徒,他們與宗教(佛教)親近,是把它當作一種教育:如何作為一個人活著。

這是一個窮人和病人幫助窮人和病人的場所。他們組成助念團,身體力行對於垂危者和死者的關懷。從他們的儀式和一些行為的細節當中,我看到他們對待生與死的態度,都有一種同樣的平靜,從中又透露出佛所說的『慈悲』。我對這些人特殊的身份並沒有太大的興趣,我把他們當作普通人,因為在他們親近佛之前,具備的都是一些雖然各有不同,但又非常普遍的人生經驗。他們的行為在我看來,是這個社會普通的老百姓自發的,用自己的方法追求和維持道德底線的努力。在和他們一起體驗過幻滅和虛無之後,這種努力尤其讓我感動。

他們的努力又觸動我去想另一個問題:人生如此黑暗、絕望,但為何人類社會仍綿延至今,而且必將如同大河一般繼續綿延下去?下部影片將貫穿我對這個問題的考察和思索。沒有這種思考,對當代中國社會的考察就不完整。」

就是在這樣的心態和環境下我開始拍攝新的影片。從2006年至今,近三年的時間,同時拍攝《我們》和《西方去此不遠》。

2006年我己信仰佛教,作為一名佛教徒拍自己所信仰的宗教,作品會陷入成“宣傳品”嗎?我如何處理信仰和作品的關系?最後的作品呈現了猶豫的痕跡,為何?

在影片中了果法師和助念團的描寫是為了說明人們對宗教的依念。對形而上的精神追求是人類得以長綿下去的底蘊;是人類的一種本能需要。我那時對佛教的皈依源於我在《喧嘩的塵土》中所呈現對「道德上的病人」的反思。我的那篇文章亦可以稱為「我的病歷單」。佛教強調個人的道德操守,讓我這樣的「病人」有了一種自我癥療的入手處。

令人吊詭的是,先於《我們》拍攝的《西方去此不遠》卻只有在《我們》成片後,才有了剪輯的可能。為何?因為拍攝《西方去此不遠》時,當代佛教的現狀讓我困惑,個人操守與公民積極介入,建設社會的行動之間產生了「悖論」。我那一廂情願的認識出問題了,現階段佛教的處境的確不妙。

一則;了果法師傾個人全力修建舍利塔,是一個象徵。它道出了宗教是人類的需求,是眾望所歸,是現今佛教界興旺的表象。與了果法師個人的努力相對比的是,被黨所管轄的的當今佛教成了修廟的代名詞。現今各地都在新修寺廟,而且有些的寺廟修得很富麗堂皇,與當地的經濟和民生境況相距甚遠。各地大多數把寺廟當作旅遊景點,收門票,賺香火錢。其實真正的宗教自由還是受限制的。1999年鎮壓「法輪功」、以及歷年來對「家庭教會」、佛教、道教等宗教團體的頻繁打擊,讓人們借助宗教來對抗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的努力破滅了。在公開場所探討宗教等意識形態是不可能的。所以雖然基督教,佛教的信眾有上億的人,但在公共政治領域仍然是「沈默的大多數」。

其實對於修寺廟的行為,佛教界也是有不同的聲音。2006年我去南華寺,見到佛源老和尚,他對與我同行的印空法師要修廟的事情就很反感。因為修行沒必要太注意表象的東西,這樣反倒是不符合佛法的。他當時用的是禪宗的「棒喝」。真的是用拐杖去打一再請求修廟的印空法師。我第一次看到了,我概念之外的佛教徒的形象。以前我一直認為法師,都是笑瞇瞇的和事佬,其實不是這樣的。傳統中國為什麽會讓佛教中的大乘紮下根來,而且在中國大地巍巍光大,並且發展出本土的宗教禪宗,是佛教太適合這片土地了。千年來佛教一直是光明正大的在這片土地上傳播,對中國的政治、文化、精神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1949年以後到今天,佛教卻一直是受到壓制。雖然1976年後,毛澤東的黑暗統治結束,但「黨文化」還是一直以來占統治地位,任何與之探討和爭論的意識形態,都是不可能公開進行的。經濟時代無非是將「毛澤東時代」所拆掉的廟宇開始修復,但大多數是簡易的、粗糙的、急於求成的、好大喜功的工程,是當地旅遊局利用人們求善的心理,大做買賣的場地。在1999年時我就聽朋友講現在只有修廟是最好的買賣,因為每天可以能收很多香火錢。當時不信,只覺得這樣很邪惡。

二則:由於在公共場所無法對佛教的理論展開探討,人們只有在黑暗裏自己摸索。因此也讓很多邪知邪見有了可乘之機,很多人將佛教弄成了迷信。和社會上的情況一樣,很多佛教徒深陷於迷惘和不知所措之中。了果法師就常常感嘆佛教界的復雜和名聞利養的習氣很重。對助念團描寫表達了我對她們行為的贊揚和懷疑。贊揚是因為我覺得她們是「行動者」,宗教是人類的根本需要,但我又覺得在極權社會裏,她們的行動又充滿了悖論。美好的行動卻被「黨文化」所扭曲,有時覺得佛教的現實真正成了文革”被批判打倒時,扣上的「麻痹人們的精神鴉片」。

所謂的個人操守在如今的現實環境下,也是有著討論的餘地的。「個人的內心操守和他的外界遭遇是無法分開的。」內心操守不在乎生活世界中發生了什麽,一味保持內心獨立,其實並不是有自信,而恰恰是對自己取得別人對自己的尊重毫無自信。一個人之所以從公共生活內退縮到內心操守,那不是因為他不需要他者的承認,而是因為知道自己無法成功的得到他者的承認。被羞辱者不反抗羞辱,反而把羞辱內化為一種正面價值,這其實是在用另一種形式向羞辱者屈服,根本沒有實現什麽所謂的內心獨立。所謂的內心操守不過是心甘情願地聽任別人「把羞辱變成一種訓練(假)聖人的工具」。(徐賁《通往尊嚴的公共生活:全球正義和公民認同》P284)

這種種的行為,讓佛教徒被誤認為是「犬儒主義者」、是「逃避者」、是「影子」。但其實不是這樣的。我在做《我們》時,佛家的情懷和對生命的認識和鼓勵,也讓我擔起自己無法回避的責任,勇敢的面對命運賦予的任務。佛陀的教誨是讓我得以有勇氣將影片展現出來的力量源泉,《我們》沒有胎死腹中。

佛教徒從來都是入世的,在傳統中國大乘佛教就傳揚人要有「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的浩然正氣。在現實世界中,生發出一種哈維爾所說的「來自於遠方的拷問」式的,對人生終極命運的思考和承擔。《西方去此不遠》中,紹雲法師講述他的師傅虛雲法師的命運,不正是一位佛教徒對「黨文化」的抗爭嗎?紹雲法師的堅持和堅信的努力不也是一種對政治迫害的反抗嗎?佛教徒在“最黑暗的時代”中從來沒有放棄他們的抗爭。佛教的理論從來不是逃避的、幸災樂禍的、它講的是承擔、是犧牲和奉獻。

我猶豫的風格裏,是我對作為當下佛教徒的一種「羞愧」;不是對佛法的懷疑,是對我在這個處境中的「犬儒」行為的不適。

這讓有些人認為我拍得不夠。因為我先前的影片都是那麽的激烈,他們說這片子不過癮。是的,這影片沒有先前影片的肯定和直接。我考慮了很長時間,但還是如實的呈現了我現在的心理狀態,我無法回避我的局限性。我最終將影片處理的很平淡,則是基於我的宗教體驗,那是一種很私密的,對自己很強烈但對於外人卻不是很能分享的感覺。如同禪宗裏面的開悟,需要自己的身體力行,師傅也幫不了忙。我個人在拍到最後的下雪鏡頭時(它也是我影片的結尾鏡頭),那時我就有一切都空了的感覺。「白茫茫大地真乾凈」正好呼應了影片的主題——西方凈土的概念。

今天看來,我知道我現在面臨著我的創作的分水嶺。我先前創作的很多固有的手法有非常大的局限性。因此這影片應是我的轉折時期的片子,是我耗盡創作上第一口氣後,尋求”第二口氣”的間歇。』

我和張健都屬於上個世紀70年代出生。雖然信仰不同的宗教,但那種在中國處境下精神的困惑、糾結、以及對拯救的嚮往,是心心相通的。近期,讀張彥《中國的靈魂 ─— 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其中的王怡,也和我們同齡。看他從維權律師、法學教授、公共知識份子轉向基督徒,再到創辦「秋雨聖約」教會,成為牧師。最近,因為在教會的社會行動觸犯中共當局,王怡被以「煽動顛覆政權罪」被捕。張健也在2011年成為基督教福音教派傳道人,同時從事民運,為平反六四做見證。他們可以說是中國最優秀的知識人和勇敢的政治行動者,他們的努力就是要在古老的極權的國家,進行一場心靈層面的革命和政治上的改革,拯救這個國家,讓它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度,信奉普世價值觀的世界。

我後來又有多次去巴黎,再也沒有和張健兄見面,但他的Fb上的信息和文章,是經常能看到的,也覺得我們會再次相見。

世事無常。張健突然就離開了我們,但從他信奉的基督教來看,他是回到上帝的身邊,他一定能通過去往天堂的窄門,他的事蹟也一定能在這個世界流傳下去。

文海/怪物與惡之華

怪物與惡之華

文海

(2009年在法國巴黎高等美術學院講稿)

 (注:2009年10月6日—13日,我非常榮幸成為法國巴黎第14屆蒙特勒伊纪录片电影節嘉賓,電影節放映了我當時的全部電影,包括:《軍訓營記事》、《喧嘩的塵土》、《夢遊》、《我們》;並參加由真實電影節主席、電影製作人杜阿梅主持的大師班,也去巴黎高等美術學院講座交流。 今次借助網路,將講座中所涉及的影片上傳到我YouTube 的频道 ﹝https://m.youtube.com/channel/UCnDbegRP9t7PlCz8rNAG9XA/videos ﹞有興趣的朋友對照文稿和影像,也許可以更好的理解,我在講稿中的反覆強調中國獨立導演「非如此不可」的表現形式。)

承蒙法國巴黎高等美術學院的厚愛,讓我登上如此重要的講臺,與大家分享一位來自中國獨立紀錄片製作者的拍片歷程。

首先我很感謝自己能夠從事這項工作,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在黨化教育下「洗過腦」的人,正是經由拍紀錄片我才得以發現和認識自我,從而走上尋找自己,自我拯救的道路;也認識到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希望自己能夠通過努力拍片成為當下中國歷史的“見證者”。

1996年我從北京電影學院進修後,被招聘到電視臺工作。


有關質量新聞的報導之一(1996 年— 2000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THMi_fglMA

作為一個外省小城市長大的青年,我在電視臺的四年期間得以在全國各地去采訪。祖國的現狀第一次展現在我的面前,我懵懂的心靈每每被現實所震撼,讓我對很多既成現實的觀念產生了懷疑。

有關質量新聞的報導之二《病死雞豈能當燒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cvS8sLr9Ok

當年我在體制內的處境,對很多苦難的事情不會有深入的思考,反倒有一種僥幸逃離的慶幸,而我本能的也習慣於在體制內「潛規則」中生活,還以為自己混的不錯了。但有時一個人孤獨的呆著的時候,也會捫心自問,難道這就是自己離開家鄉追求的生活嗎?也隱隱約約的感覺到自己生活中有著種種不適,彷彿生了病一樣。

「也許我應該要改變我的生活了。」我對自己說。2000年我離開了電視臺。

2002年我拍攝了自己的第一部獨立紀錄片《《軍訓營紀事》In the Military Training Cam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V1PKdkdZmI


我把它當作我的習作,但整個拍攝過程讓我感受到紀錄片的魅力。我拍的這些孩子們在軍訓營裏的生活,老師和學生們以及教官的那種關係,簡直就是我初中生活的搬演!十多年後我彷彿在鏡頭裏,重回到我的少年時代。從製作影片的過程中我第一次從自已的成長背景,從內心出發,開始思考自己怎麽會成為現在的樣子。

《喧嘩的塵土》 Floating Dust (預告片 trailer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RFWp_P6To


我回到我的家鄉去拍攝,這也許是潛意識的尋根之旅。在家鄉那種汙濁、逼仄的環境裏,我捕捉著一幕幕令我震驚的奇遇。但那時我已沒有了在體制內向下俯視的心理優勢,幾年的體制外的獨立生活,讓我能夠深深體會被拍攝對象的感情,對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有很強烈的「感同身受」。我在給製片人的信中說道:我們隨時都可能成為這樣的人,但那是多麽的絕望和無助呀。

影片描述的是一個瘟疫流行的小鎮全景。所謂瘟疫流行是在影片拍攝期間我遭遇到了「非典」。另外,影片中的人物彷彿全生了病一般,一種捷克哈維爾說的「道德上的病人」的群像刻畫。

特別是那位第三次被迫流產的女孩回家的段落,是呈現此形象的最高潮。


放映:喧嘩的塵土 Floating Dust (講座資料之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KB8RX_tpDQ


(注:這個地方可以講這段落是如何拍到的,如「牆上的蒼蠅」;與被拍攝者關係的確立﹝信任如何建立﹞;拍攝前與被拍攝對象交往成為朋友,他們不讓拍攝的就不勉強。 紀錄片說到底乃小川紳介所言:拍攝者與被拍攝者共同營造的世界。)

影片中有很多這樣的殘酷和荒誕的情節。但我並沒有僅僅譴責的將這些普通的中國人,視為單一的「行屍走肉」的形象。所以在影片的最後,我固執的用七分鐘的時間,讓我的拍攝對象說話。

放映:喧嘩的塵土 Floating Dust (講座資料之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seIYCytMVA

我想當他們在談論理想、青春、愛情、江湖、奮鬥以及對社會的認識時,觀眾在凝聽到他們的聲音後,會近一步理解他們。他們不是「行屍走肉」,不是不努力,是現實太殘酷了,是社會和自己的「貪嗔癡慢」共同造就了他們今日的荒唐和絕望。他們的「奮鬥」其實就是這個國家主流媒體所宣傳的價值觀 —─「“要有錢,要不擇手段的搞錢,錢可以擁有一切,沒錢你將死無葬身之地」。

這種我認為是「非如此不可」的剪輯,是產生影片風格的主要靈感。唯此才能表達我對他們的全部的真實認識。創作的風格並非空穴來風,也非「為藝術而藝術」的自娛自樂。它必產生於強烈的生存體驗,和要表達的欲望以及采取的「非如此不可」的表達方式。

《喧嘩的塵土》(全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hNjZ3zeTt8


讓我從自己的家鄉同胞身上看到了我現在的影子和處境。那是很強烈的幻滅感。這是有關於「幻滅」的影片。從前我那種自以為是的精英意識,被剝奪的乾乾凈凈,我已沒有更多的妄想,只能直面無可逃避的命運。

如果說《喧嘩的塵土》中的人物和我在社會中的既定身份還有些差距。那麽接下來的《夢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YerBjsOyfg ) 的人物可就是和我一樣了。我在2001年曾經作為製片人拍攝過,關於邊緣藝術家生活的影片《北京郊區》(全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P_3AhRLMpQ


那部失敗的作品表達的是藝術對社會的抗議和發泄。但那部作品卻本身具有我們想反抗的——「法西斯」、「極權主義」所具有的一切。影片中人物描寫表面概念化;好壞分明,沒有人性的沖突和拷問;自以為是的說教;語言平庸。

拍和自己相近的人物也許是一個陷阱。因為你很難如此的分析解剖自己。

我很幸運遇見了《夢遊》裏的人物,也許是相近的創作理念,他們對我全部的信任,我拍到了隱藏在潛意識裏的真實狀態。

這影片其實在拍攝完前期後,停頓了很長的時間,某種程度上無法下手剪輯,因為素材呈現的是一堆毫無因果關聯的日常狀態。

如何處理這些有點潦倒的藝術家們和藝術的關系,這是剪輯階段最讓我琢磨的問題。

這也是我們生活在極權國家裏的藝術家們思考「藝術何為」的命題。

我那時的想法是來源於我們和詩人魔頭貝貝出遊,拜訪朋友的經歷。那幾天我們非常的快樂,到處會友、喝酒、談論著藝術、宗教的話題。它成為影片的結構的緣起。

放映:魔頭貝貝出遊記(《夢遊》之一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Ps_dmBnXS0

一段落的剪輯完成後,我想可以剪輯整個影片了。我那時的想法是藝術就是在鐵板一塊的生存環境下的「透氣」,是自我放逐之旅,或「夢遊」。

這片段的確立讓我明確整部影片的剪輯方案。那就是脫離傳統的敘述手法,用情緒氛圍構築影片。由此我將影片拍攝的行為藝術和他們拍電影的場景,以及現實生活不加明確界限的交織在一起。後來我認為黑白色調更能強調那種虛無和絕望的情緒,就將整個影片處理為黑白片。

另一段落是影片的第一個鏡頭和最後鏡頭其實是同一個機位拍攝的。機位沒變,人物的造型也沒變化,在經歷了80分鐘後,觀眾卻看到他們如同沒有任何改變的呆立在原地,而影片也即將結束。整個影片如同一個人的夢遊之旅,醒來後一切都彷彿沒有發生。

放映:《夢遊》片頭和片尾(《夢遊》之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xCXakh153Y

現實的殘酷與自身的無力,讓他們仿佛被澆鑄在現實空間裏,一動都不能動,只等著歲月像硫酸般將他們侵蝕,如同賈柯梅蒂的雕像靜靜的呆在原來的地方,歷史遁入「虛無」。

一直到《夢遊》為此,在制作影片時,我一直是個「冷酷的凝視者」。

《夢遊》講座資料(《夢遊》之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HZfj6-QQT0

我認為我能理解拍攝對象,但我卻不會認同他們的行為。直覺的認為人不可以這樣活著。不僅僅是為 活著而活著,「我 不 相 信」。這就是我在《夢遊》結束後,感到自己很疲憊要重新尋找人生意義的原因。也因此我的尋找,讓我在拍攝新的影片時,不能夠僅僅只在一旁凝視,我必須介入進去。

2006年我開始有勇氣,涉足最難也最應該面對的主題——政治和宗教。無法回避的政治是我們每天面對的現實;宗教(《西方去此不遠》全片:https://youtu.be/maIh3aKdTI4)

我這個年齡,要「考慮生死問題了」。

當然創作並非空穴來風。也許是我國的現狀和中歐國家有很大的可比性,我一直以來深受他們的影響。從卡夫卡、穆其爾、昆德拉、克里瑪、寇德卡、哈維爾、米奇尼克、奇斯洛夫斯基、米沃什等 。特別2005年看到崔衛平翻譯的《哈維爾文集》,米奇尼克的《通往公民社會》時,我彷彿有點茅塞頓開的感覺。因此在廟裏遇見《我們》的關鍵人物老殷時,在與他們的交談和創辦“李銳網站”後,我開始有拍攝《我們》 的想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3clc3Zk-Kc

影片最開始的名字為《政治動物》,取自亞里士多德「人是政治性動物」的說法,而且《我們》中的兩位主要人物都提到自己是「政治動物」。也就是說,人應該有在公共領域表達自己的意見和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並通過這些行動形塑自己的人生。從聽從權力指揮”的「群氓」,到承擔責任的公民。因為「我們越限制人的政治特性,人就只剩下動 物性,越被開除出人類共同體」。在公共場所人無法用政治權利展開討論,展現自我,從「建設共同的家園」擔負起責任。那麽,他就會在專制權力的統治下變得無足輕重,對公共事物無能為力。最後對降臨的災難也只能被動的接受。這在我國的歷史上是一次又一次被證實了的。

而我國的歷史是由重重苦難積累而成的。如何看待這苦難的歷史,是中年之際,我無法回避的問題。法斯賓德有一部電影《恐懼吞噬靈魂》,這片名應和著我剪輯《我們》時的心裏感受,我時常作惡夢。《我們》中的人物,經歷的苦難是能夠感同身受的,那一秒、一分、一天、一月乃至數十年的苦難歲月,是要由當事人一點點去承受的。我亦能理解我祖國人民的沈默 — 我們無法強求個人在巨大的恐懼之中,成為勇士和烈士.

恐懼的氛圍扼殺人最寶貴的體驗,「個人體驗」之於人,是最重要的生存體驗。人因為恐懼無法感受個人體驗,亦無法體驗歷史。而沒有歷史感的人 是無根的人,沒有個人體驗的人就是影子。

緬甸民主人士昂山素季說:「極權主義是一種建立在敬畏、恐怖和暴力基礎上的系統。一個長時間生活在這個系統中的人,會不知不覺成為這個系統的一部分。恐懼是陰險的,它很容易使一個人將恐懼當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當作存在的一部分,而成為一種習慣。」

在步入中年,在持續的創作的過程中,我無法回避這個陰影。在這極權體制下我們面臨著這樣的問題 —─ 要麽成為一個「虛無主義者」,自己不拍片了;要嘛被封殺,不讓拍片了;還有,也許可能僥幸的持續拍攝下去。這些都可能是命運的一種。而此時我面臨的是自我抉擇,我將直面它。

最難是在剪輯的時候。因為宗教和政治是人類最應該面對和最難面對,但卻又無法回避的永恒主題。在做《我們》影片時,我時常提醒自己的是,不能成為一部「政宣片」,還是對人的處境的描寫和關注。一個在「當下實驗室」之中,人可能成為的「模樣」,對種種概念和人物抱以複雜而持續性的關注。

由此我大概用了一年時間,七易其稿。乃在尋找一種平衡,不要落入到一種「說教」的窠臼裏。影片中大量的對話交談,言辭激烈;人大多數處於「地下室」或封閉的環境內,極難看到外界的空鏡;有的也是短暫的雨霧天和黑暗街巷 。我欲此呈現中國當下政治知識分子思考、寫作就是行動;而行動也僅僅止於思考和寫作”的處境;以及那種處於「破局」之前的焦慮、徬徨、掙扎以及積累到極限即將爆發前的狀態;還有一種「地下室」人格的描述。

放映:《我們》講座資料之一(地下室的討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5aCEw3c4bA
《我們》講座之三(野火的信仰〉, 此乃陀斯妥也夫斯基《群魔》中沙托夫與史塔斯洛金的交談的翻 本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paaXFIfbMU

對於中國現在的政治狀況的描述。從上世紀90年代獨立電影的誕生時就多有涉及。1993年張元的《天安門》,後來的胡杰的《尋找林昭的靈魂》,《我雖死去》都是經典之作。但張元的作品中更多的是用「隱喻」的手法,作者的觀點隱藏在現實的碎片之下,很難有直接的表達。張元去年和我在葡萄牙紀錄片電影節聊天時,也承認如果今天他還拍攝這樣的題材,他將更直接的表露他的政治觀點。胡杰的電影對政治涉及很深,表達的觀點也很清晰。但他描寫的人都是過去時的人物,已經去世了。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崔衛平,丁東在看了《我們》後,認為此片乃第一部同步描寫當下政治知識分子行動的紀錄片 。

《我們》講座資料之二(《炎黃春秋》雜誌的老人 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Uyajsm8b18

當然我也認為自己和這些作品,有著非常多的局限性。我經常會說自己是個「怪物」,而經由我之手產生的作品是《惡之華》,為何?因為我們仍生活在極權國家裏,非常多的資料看不到,很多必須去採訪的人物和事件也根本沒法拍攝到。《我們》裏很多場景都是在很秘密的狀態下拍攝的,而且至今這影片也只能在小範圍內放映。

我看過日本小川申介的《三里冢》,那裏面的人物不管是施暴的公務員,還是奮力抗爭的農民,都能夠很坦然的在鏡頭前展露自己,這讓我很驚訝。因為這樣的拆遷的慘劇每天都在中國的大地上發生,但我們幾乎無法去拍攝,有的只是偷拍;或根本回避最大的施暴者——政府機構。如李一凡的《淹沒》,當這部記錄千年古城——白帝城,被政府的暴力機器肆意的鏟除和淹沒時,影片對政府的描繪卻是缺失的。

我問過小川的副導演,怎麽能這麽近距離的拍攝警察的暴力行徑。他說:我們日本是民主國家。憲法規定公務員在行使公務的時候是沒有肖像權的。

而在極權國家一切都在秘密進行。我現在能理解意大利導演費里尼充滿感情的在自傳中寫道:感謝民主降臨意大利。如果意大利仍是法西斯專政的話,我不過是里米尼小鎮上的浪蕩子。

我有時非常絕望,因為我的影片總是那麽的灰暗,我也非常羨慕一些西方作者影片中表達的那種詩意的情感。但經過持續的拍片後,我現在沒有當初那樣的絕望了。我想,我們這些獨立紀錄片導演有著自己與生俱來的命運和使命,很多時刻我承認自己只是這些作品借以誕生的工具。中國著名的作家王力雄在新疆,被安全機構陷害後曾經自殺過。後來在監獄裏,在牢獄的牆上他看到了這樣的句子:如果你註定生活在地獄中,那麽你就適宜地獄的生活吧。王力雄說他從中得到了活下去的勇氣。那麽同樣的,我們這一代的獨立紀錄片作者,將在這樣的環境裏活下去,那麽就讓我們成為它的「見證者」吧。

                                                                          聞海       2009年7月於長沙

白夜/緬甸之行第三站彬烏倫(二十二)

緬甸之行第三站彬烏倫(二十二)

白夜

從彬烏倫到仰光的車票是在微信上搞定的。還是一梁在曼德勒發現的那家旅行社的那位華人客服。購買從曼德勒到彬烏倫的車票時,我們互加了微信好友,買彬烏倫到仰光的車票就都通過微信操作了。網絡真是個好東西,更重要的人與人之間的互信。

仰光機場還是很有氣派的,好像是新修的,比曼谷的兩個國際機場都要大。建築高大,設施齊備,但是很多電梯卻不讓使用,機場外面的附屬建築也「此路不通」,好像這就是一個城市的形象工程,實用性則不那麽重要。泰國的機場都小巧實用,很平民化,機場有銷售名牌商品的免稅店,也有平價小店;有價格不菲的咖啡館,也有與外面價格相差無幾的快餐超市。仰光機場則要貴族化得多,可能只有在機場才能見到裝修如此精緻的免稅店,賣零食飲品的商店絲毫不輸於免稅店,商品價格是外面的數倍。我給一梁買了一罐高價啤酒之後,就把身上所有的緬幣換回了17元美金。

進入T2航站樓時,一梁的包被攔了下來,勒令打開檢查。我們的心裏「咯噔」了一下,終究還是沒有混過去——在曼德勒玉石市場淘的那塊原石被掃描到了。

一梁解釋說,這不過是一塊不值錢的石頭,帶回去給孩子玩的,工作人員中有個會說點漢語的年輕女孩轉而問我石頭的價格,我說10000基,一梁的回答卻被她粗暴地打斷了。

緬甸法律的確有規定,遊客在離境時不允許帶原石,但一梁認為這是針對中國人的,以他的美國身份可能會僥幸過關。

女工作人員要看發票,一梁被她囂張的態度激怒了,「沒有!」態度也蠻橫起來。幾個工作人員圍了上來,懂漢語的美女柳眉一橫,沒收!

一梁頓時火冒三丈,開始在入口處大吼大叫。我勸他,不要就不要了,反正又不貴,他牛脾氣上來,哪裏聽得進!衝著安檢人員說,石頭不還給我,今天沒完,我們今天不走了!

另外的工作人員打電話叫來一個幹部模樣的制服男人。他再次詢問了情況並仔細看過一梁的護照,沒有跟他的同事做任何交代,徑直領我們來到行李托運櫃臺,要我們交3美元行李托運費,一梁一梗脖子,沒錢!幹部又轉過身,跟櫃臺說了幾句話,辦事員把石頭包裹好放進一梁的雙肩包,幹部轉過身來向我們表示,一切ok!

他熱情地主動與我們握手,示意我們可以順利登機,並祝我們旅途愉快,立在原地敬禮目送我們走進登機口。

事情的戲劇性轉折令我一時有些發懵,不禁令我設想,如果是我的中國護照會怎樣?

在夜色中回到清邁,飛機快降落時,看到清邁城的璀璨燈火,眼睛突然有點潮濕,人畢竟是感情動物,感謝泰國,感謝清邁接納我們這一對漂泊的旅人。

成稿於泰國清邁

2017年9月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