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海/《存在》與「連儂牆」

《存在》與「連儂牆」

聞海

去年在台北光點電影院、台北當代藝術館放映了我的九部電影,我是每場必到,重新觀看這些作品,彷彿穿越時空隧道。有誰更了解這些影片的拍攝經歷?有誰更了解影片裡的人物故事?有誰更了解創作中的點點滴滴?作為影片的導演,這些影片幾乎承載了我過去二十年的歷程。

《存在》攝影集(共計64幅)的靈感,應該是在那時產生的。作為拼貼素材的照片,是我平時拍攝的,也有些是影片中的劇照,我將它們組合、拼貼,形成一個內在邏輯,並寫下文字故事呼應。我在影片創作時,總要面臨、解決抽象與具象的關係,同樣,最初的拼貼作品,在整體上顯得過於寫實。這時,我想到香港街頭的「連儂牆」,那些抗爭的畫片、紙條,層層疊疊的貼在牆上,風吹雨打,被人撕了又貼,油漆的標語則被反覆塗抹,最後留在牆上的是一片模糊不清、支離破碎的印跡,但我們仍能從中猜測到它當初的模樣,傾聽被壓制的怒號。我也希望,這些拼貼作品,應該是我過去影片留下來的遺痕,逝去時光的追憶。

最後我將圖像噴繪到水彩紙上,邀請香港藝術家Wilson合作。我看過他的繪畫作品,也傾聽過他的音樂,隨意、靈動、即興,都是我最為心儀的藝術品質,他在原圖像上的再創作,打通了具象與抽象之間一條隱秘的通道,使作品更有意味。

       2020年7月14日於香港旺角

劉威良/讀馬建《中國夢》:書中暗黑享樂的官場,彷彿習近平生活的平行世界

讀馬建《中國夢》:書中暗黑享樂的官場,彷彿習近平生活的平行世界

劉威良

馬建所寫中文版的《中國夢》,是在我居住烏來時閱讀完成的。記得當時我翻開此書閱讀時,對中國是一種探索的心情,因為傳說中的文化大革命,在當時台灣國民黨的黨國教育宣傳下,確實讓我很難得知它的真假。過去也看過《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對中國當年令人無法想像的泯滅人性的社會階級鬥爭,印象深刻。而目前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經歷鬥爭過來的人,他的父親曾被批鬥過,也下鄉勞動過。

一些中國的異議份子對習的行徑除了氣憤無奈外,也因對他的文革出身,下手毫無情分、對待政敵或不滿他的人都使用鬥爭的手法,而感到理所當然,甚而對於他殘忍出手,似乎也「無可厚非」,或者說,比較當今世界領導人的邪惡,習的專制獨裁,因習的文革經歷,使當今世界的領袖都無人可以出其右。這樣的情事,因中國某種程度的富強,也讓人著實感到悲哀。

這讓我更想得知這本中國流亡者馬建所寫出的復仇小說,是如何來看經歷文革時期的政治人物,他們的生活日常與其透過書寫而呈現的一種寓言型的寄託。

暗黑享樂的官場

這是本政治小說,內容述說一位中國當紅的高官,在得到權位以後就常常因為生活中的某些情狀,而回想到過去在文革時期所發生的過往,這些常常讓他分不清是過去還是當下。在同一個事件發生的地點,他會回想到當年紅衛兵的他,如何在自己朋友與良心之間征戰,或和他的姐姐如何埋掉他們自己的父母。

當年這位高官身為紅衛兵,跟著共產黨的領導到處和他的夥伴破壞學校與衝去其他人的住家,也讓自己的紅衛兵夥伴破壞自己的家,把家中的書全毀了。而他自己則違逆父母,父母因遭鬥爭,最後一起在家中自殺,書中主角對於父母的死,當下完全沒有愧對的心。之後主人翁昧著良心,平步青雲成功地成為高官,卻也讓長久以來的良知漸漸被自己發現,隨後想要尋求遺忘。

其中有一段描寫這位主人翁高官到紅衛兵夜總會的妓院嫖妓,場景歷歷在目,筆觸生動,讓人有如身入其境。主人翁雖有妻女卻用盡權力到處捻花惹草,荒誕的中國高官情境也是現代版的官場現形記。

如果真有一種可以讓人遺忘的湯,這些做過傷天害理壞事的中國高官,確實一定會想喝。選擇性遺忘而沒有失智,是人的最高境界,書中的主人翁就不斷地尋求選擇性遺忘的解藥。

烏來的寧靜

烏來有一種美,就是它有壯闊的山和自然竄流的溪河,人站在任何一角,都會對大自然感到神乎其技。在烏來,會看到人的渺小,偶然間在烏來內洞散步時,享受著寧靜與清靜的空氣,讓我想把這本翻攪心思的書,好好讀完。讀完此書,在轟然的書中主角精神混亂中,閉合此書,一時之間,我很高興能再回到森林中的安適自在,還有一種說不出的慶幸,還好我人不在中國,也不是中國人,我無須害怕驚嚇。

這本書在中國與香港都買不到,馬建在書中補充說,對中國的讀者,他是個死人。

這本中國政治管轄下的禁書,今(2020)年初在台灣出版了,在台灣是自由文化出版社出版,很符合此書它需要的環境。責任編輯的貝嶺,也是個流亡的中國異議人士。如果台灣不是中華民國,的確馬建是死了。不過,2018年就已出書的《中國夢》,有不少外語已經出版,一直到2020年才有中文版問世,從此廣大的華語世界,有了《中國夢》的中文讀者,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無論如何,馬建就從此不會是個死人,中文書的出版讓馬建復活,絕對值得欣喜。當一個作家我可以想像,用母語寫的文字,卻無法給母語世界的人閱讀分享內心世界的澎湃巨浪,心中遺憾絕對是無可言喻的。

中國夢

這本書一點都不厚,在台灣也還沒有多少人知道,但是它的穿透力卻是很真實地,它讓我看到中國習近平還在世界舞台上耀武揚威,而世界上幾乎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拿他有辦法。即使疫情讓中國的聲名在世界上跌到谷底,但是他利用各種手段扶植世衛的譚德賽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幫他代言,讓他在世衛大會輕鬆地當第一個發言人,稱讚世衛,和譚德賽兩人在世衛唱雙簧。

從某個角度來說,習近平他實現了個人的中國夢。既然是夢,也就無關真實,習近平用他的大外宣,確實讓全世界的人都認為他和世衛是否都活在與真實生活完全相反的平行世界。

真正的中國夢是什麼?在中國的每個社會位階的人都抱著不同的夢,流亡海外的中國人,夢想一定也不同,只是沒有人可以說清楚,也沒有人真正可以實現。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轉引自The News Lens

2020/6/11

梁慕嫻/習近平和他的政府應向全世界道歉

習近平和他的政府應向全世界道歉

梁慕嫻

在中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個案已迫近六萬宗,死亡人數已超過三千人。病毒在全世界擴散,其速度之快之廣,震驚各國。

加拿大卑詩省的《省報》(The Province) 於2 月5 日,在頭版以紅、黑大字「中國病毒」形容卑詩省的第二宗案例( 2nd China Virus case in BC ),引起中國駐溫哥華總領事佟曉玲的不滿。她既發表聲明又接受CBC電台訪問,指該報標題將新型冠狀病毒稱為「中國病毒」帶有種族主義岐視性質,不專業,不負責任,應予以強烈譴責,並要求該報道歉。

《溫哥華太陽報》(Vancouver Sun)和《省報》總編輯芒羅(Harold Munro)作出回應,解釋該標題不是形容病毒,只是以地理位置說明病毒來源,沒有歧視的成份。這位深具文人修養的謙謙君子,也許為了息事寧人,對標題可能造成華人不安表示了歉意。

筆者認為「中國病毒」這標題,沒有絲毫歧視的成份。一向以來世界各地的許多報刊為了說明病毒來源,讓讀者清楚明白各種病毒的區別,加上地域名字,比如日本肺炎、西班牙流感、德國痳疹、非洲豬瘟等,完全沒有歧視的原意,也沒有國家要求道歉。比起那些學術的、官式的,如世衛命名的(COVID-19)來說,加上地域名稱的更通俗,更易懂,更能普及病毒的知識。

中共政權壓制異己言論由來已久,為了掌控輿論導向,它要求文宣工作統一口徑,所有報刊的內容觀點要與中宣部一致。各報文章要以官媒文章為範本,不得另行操作,否則革職查辦。佟曉玲在國內習慣了這一套,竟要求《省報》統一說法,不讓別人說出病毒的來源地,真是荒謬絶倫之極。

把「中國病毒」標題提升為種族歧視,佟曉玲是小題大做了,用中共慣常的說法,這叫做「上綱上線」。防毒措施與種族歧視的說法應有所區別,不能混為一談。比如一個來自疫區的人要有十四天隔離措施,是為了防疫,不是歧視。不出席華人聚會也是為了防疫,不是歧視。動不動就把事情升級為種族歧視,是中共慣用的武器,用以挑動海外華人的民族情緒,令外國人不敢作出批評,藉此掩飾他們的惡行。所以,人們不要輕易受其蠱惑而上當。

去年12 月有八位醫生最先披露疫情,人們尊稱他們是「吹哨者」。其中武漢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是其一。他在微博群組透露,他所在的醫院從當地華南海鮮批發市場收治了七名感染疑似SARS 病毒的病人。 他只是提醒醫護人員注意防護,公安局卻以造謠者,傳播不實消息為由約談他,並在派出所內要求他簽下「訓誡書」。隨後,李文亮醫生被確診感染新型肺炎,於2 月7 日凌晨離世。

中國政府在武漢病毒出現早期時封銷資訊,壓制言論自由,扼殺民眾知情權。疫情從可控到失控僅僅在二十天內發生,延誤防疫令疫情一發不可收拾。病毒不但在全中國擴散,更不斷向國外傳播,已有二十六個國家確診四百六十七宗病例, 至2 月4日共有超過七十個國家對中國公民實施不同程度的入境管制。新型病毒的傳入重挫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影響人民生活秩序,民心焦慮不安。旅遊業如航空、遊輪停航停泊,不斷傳出確診個案。海外華人中餐館受重創,生意一落千丈。

當此嚴峻時刻,各國藝術家發揮他們的智慧,用諷刺的、嘲弄的、幽黙的技法去表達他們對疫情的感受,計有:

美國《時代雜誌》(Time)戴口罩習近平登上封面:China’s Test。

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地球戴上口罩: How bad will it get。

德國《明鏡》(Der Spiege): Corona Virus made in China。

丹麥《日德蘭郵報》(Jyllands Posten):把中國國旗上的五夥星劃成五個病毒。

荷蘭動漫公司《卡通運動》(The Cartoon Movement):中國班機把病毒帶到全世界去。

更有美國《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刊出文章「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這些作品都表達了西方人對中國政府所作所為的不滿、憤怒甚至厭惡。這不是用一句種族歧視可以概括得了,解決得了的。

鐵一般的事實證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因為中國政府打壓言論自由,鉗制資訊,掩蓋疫情真相,延誤防疫抗疫,以至全世界擴散。真正要向全世界人民道歉的,是正在管治全中國的習近平和他的政府,絕對不能容許他們找出幾個替罪羔羊,把責任推諉給屬下的地方官員而得以缷責。

2020年2 月13 日    ( 本文原刊於台灣《上報》)

《在流放地的影像──聞海電影研究》

《在流放地的影像──聞海電影研究》

1905 國際人權電影節於2019年策劃了「1905 國際人權電影節導演叢書」,《在流放地的影像──聞海電影研究》為本叢書的第一本,本月在台灣由傾向出版社出版。

中國獨立電影從 1989 年之後開始出現,至今有三十年的歷史,期 間,許多重要導演歷經多年摸索和艱苦創作,個人作品多達七、 八部以上,然而這些作品基於中國的政治的現實處境,幾乎無法公開放映。 2019 年始,1905 國際人權電影節與傾向出版社合作,計畫出版一系列的中國獨立紀錄片 DVD,讓更廣大的觀眾可以看到。另外,兩家機構也在 2019 年 9 月與台灣中正大學合辦「中國獨立紀錄片巡迴展」,與台北當代藝術館、光點台北電影院合作擧辦中國獨立紀錄片的放映和講座活動,以持續推廣中國獨立紀錄片。 近期,兩家機構將合作出版「1905 國際人權電影節導演叢書」。此叢書將陸續出版系列中國重要獨立導演的研究文集,如艾曉明、胡杰、聞海、 林鑫、丘炯炯、李凝、于廣義、李一凡等。 該叢書每本預計收錄十至十五萬字,並搭配影片海報、劇照以 及拍攝現場圖片。

作為中國獨立紀錄片重要的導演,聞海的作品以其極具原創風格的影像,完整勾勒了全球化進程中,中國社會最為複雜多變的群體眾生畫像。2019年,在光點台北電影院舉辦了聞海紀錄片影展,放映了他迄今為止的八部作品。經此機緣,1905 國際人權電影節與傾向出版社合作《在流放地的影像──聞海電影研究》一書,收錄了包括中國獨立影像展總監曹愷、法國真實電影節主席Duhamel-Muller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紐約大學電影系教授張真等著名學者、影評人的研究文章,聞海關於創作的演講、訪談,以及完整的創作履歷、電影海報、劇照等,對聞海的創作歷程、作品演進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參考。

「1905 國際人權電影導演叢書」編委會

梁慕嫻/「華為」是私企還是國企

「華為」是私企還是國企

 梁慕嫻

「華為技術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究竟是私企還是國企這個問題,引起很多的討論。筆者認為要判斷華為的性質,必需要從中共的歷史傳統和建黨制度着手作合理推斷,才能有實質的結論。

毛澤東曾總結,有三件武器助他戰勝敵人取得政權,那就是建黨、建軍和統一戰線。其中建黨起着主導性作用。以下且看中共如何建黨:1927年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軍發動「北伐戰爭」,軍隊節節勝利快將到達上海之際,中共組織上海民團三次暴動,意圖搶先奪取上海政權,引發蔣介石於4 月12 日進行清共運動,在全國範圍內捕殺共產黨員,中共遭遇重大的挫敗。中共發動武裝反抗,但所組織的「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均以失敗告終,疲累的軍隊被敵人不斷追擊。毛澤東帶領一支部隊向井崗山前進,打算以山為屏障建立拫據地。可是他怎麼也穩定不了部隊,開小差逃跑的越來越多,出現整個排利用放哨的機會集體逃走的現像。隊伍到達江西省永新縣三灣村時,毛澤東總結了經驗,得出黨的組織在軍隊中並不建全,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這個結論。於是,他對軍隊進行改編,首次提出「支部建在連上」的建黨制度。史稱「三灣改編」。

在軍隊編制中:總、軍、師、旅、團、營、連、排、班,「連」屬於基層部份,黨的支部建在「連」上,就是黨組織要建立在基層單位中直接抓緊戰士,掌握基層士兵的思想動向及作戰意志,並對他們進行思想教育。這次改編後經古田會議決議通過,從此成為中共建黨,建軍的基本原則和制度。有作者說,這就是把黨的組織系統一竿子插到底,直到基層單位去。

毛澤東總結說:「黨的組織,現分連支部、營委、團委、軍委四級。連有支部,班有小組。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摘自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井崗山的鬥爭》)。建在「連」上的黨代表稱支部書記,「連」以上的營、團、軍設黨委書記,「連」以下的排、班則設黨小組。這些書記,領導和掌管軍隊的一切,權力在連長、營長、團長和軍長之上。這樣,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便確立,輕易地把國家軍隊收編為中國共產黨的御用軍隊,創下「黨指揮槍」這一政治原則 。

中共建國之後,沿襲毛澤東的建黨思想,把黨的建設工作放在一切工作之首,強調「黨領導一切」。「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在建黨工作中起着指導作用,在全國範圍內落實。無論是鄉村、工厰車間、街道組織、教科研室、民企國企、大中小學、互聯網企業、法庭等等都建立了黨支部,黨小組。中共規定,只要有三個正式黨員,便可成立黨小組,於是各行各業的各級黨委書記,支部書記充斥全國。

這些書記的權力比政府官員更高更大,無論是村長、經理、董事、校長、法官等等也要聽命於這些書記,甚至法庭也要等候黨委書記的指示。黨的基層組織建立在國家行政基層單位之內,無所不在,滴水不漏。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台後,對建黨工作也抓得很緊,可說是超額繼承了毛澤東的建黨思想。他不但在國內要求所有國企或民企加強建黨工作,把建黨要求寫入公司企業的章程中,也要求在華的外國企業設立黨支部。更瘋狂的是,竟然在外國到處建立黨組織,被揭出在西方國家的大學之內建立黨組織的事件。

他在中共十九大會議上宣稱:「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人民日報》於今年2 月也發表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意見》一文,文中強調「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加強黨的政治建設,必需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完善黨的領導體制,改進黨的領導方式,承擔起執政興國的政治責任。」

中共領導人強調「黨領導一切」的概念,認為只要在機構內建立了黨支部,黨小組,透過機構內黨組織系統的運作,黨便可以領導它,控制它,佔領它,使它為黨所用。現在,正如習近平所說,整個中國的一切都由共產黨所領導,國務院也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領導下運作,各個政府部門的工作只是為了配合、執行黨的政策。

那麼,華為是甚麼情況?華為創立於1987年,很早己經建立了黨委會。有報導說,早在2007年華為黨委會就己下轄三百餘個黨支部,並擁有一萬二千多名黨員。華為黨委書記是周代琪,於1994年加入華為,也是華為常務監事兼首席道德遵從官。(摘自鳯凰網)華為公司始創人兼總裁任正非,中國共產黨員,1978 年入黨,是1982年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黨代表。他於1974年應徵入伍成為基建工程兵,後升為軍官,因而有軍方背景。華為初創時利用軍方背景取得產品專門代理權。過去二十年,華為曾積極參與中共的「金盾工程」,「長城防火牆」,「天網工程」等的建設。

根據上述中共的建黨原則和制度及「黨領導一切」的政策來觀察,華為公司的最高領導人不是任正非,其實是黨委書記周代琪。任正非作為一個黨員,要接受黨的領導。他要過「組織生活」,要參加由黨委書記主持的黨委會會議,聆聽周代琪傳達黨中央的指示,也要向周代琪匯報工作情況,接受批評指導。按中共黨章「個人服從組織」的規定,黨委會會議所作出的決議,無論這些決議是要偷、要騙、還是要做間諜,任正非必需服從而且執行。因此華為不是執行「國家情報法」這麼簡單,而是直接執行黨的全部指令。

華為不是獨立自主的私企,也不是單純意義的國企,正確地說是「黨企」。華為不是中國政府的工具,應該說華為是中國共產黨的工具才準確。中共讓華為員工持有98.9%虛擬股權,實在是把華為化裝打扮成私企,作為向世界擴張的謀略,目的是矇騙世人,使人不加防避,讓他可以為所欲為。在中國,己經沒有真正的私人企業了。

任正非竭力撇清華為與中共的關係,他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訪問時表示,「華為在過去三十年從未為中國政府提供訊息,未來也不會這樣做」。這是說謊,中共黨組織正在華為的心臟裏運作,華為與中共的關係是撇不清的。

有人認為美國政府至今沒有拿出華為與中國情報機關合作的證據,便放鬆了對華為安全問題的警愓,這是非常危險的。美國中央情報局(CIA) 的確非常努力地去找尋證據,早前據英國《泰晤士報》引述消息人士說,美國中央情報局向英國情報單位負責人表示,華為接受中國軍方、國家安全委員會及第三個中國國家情報網絡機構的資金。如果中央情報局找到確鑿的證據固然是大好事,可以促使各國加強警戒。但筆者認為, 這不是事情的根本,事實是,華為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控制的企業,是中共命令那些機構單位向華為提供資金、技術、人材的支援,而不是甚麼華為與他們合作或接受。也許,中央情報局將來會發現更多支援華為的單位。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反對普世價值,實行一黨專政,經常違反承諾,說謊不以為恥的政黨,他也是組織嚴密,黨紀森嚴,行事計劃周全的政治堡壘。 只要相信華為是「黨企」這一「合理推斷」,就會明白,這個厲害的黨組織在華為內部操作,華為不能是自主地與甚麼機關合作,不會是自主地接受甚麼單位的資助,而是共產黨在內部的安排。希望西方各國領袖們斷然拒絕華為這個危險的企業,以保護自己國家的安全和利益。

美國共和黨參議員加拉格(Mike Gallagher)對華為表達質疑:「華為和中興這些公司是中國的全資子公司。這與中國共產黨的起源有關,它是一個有影響力的組織,一個情報組織,一個在中國境內成功發動叛亂的組織。」

深刻地認識中國共產黨,才能準確地判斷中共現在所做的一切。加拉格議員的質疑,已經很接近筆者的結論。

2019年4 月4 日

2019年4 月22 日修訂 ( 本文原刊於台灣《上報》)

梁慕嫻/互聯網下新社運模式

互聯網下新社運模式  

梁慕嫻

香港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發展了兩個多月,出現前所未見的網絡革命效應,其動員群眾的威力,震撼全世界。示威者更榮獲美國《時代》雜誌選為互聯網25名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

互聯網如何影響社會運動這個課題,我一直關注和學習。早於2010年4 月有一位電腦專家向我解釋後,我在文章《從八十後說到劉曉波》(拙著《我與香港地下黨》頁324)中寫下一段文字:「『反高鐵運動』最大的亮點是互聯網深不可測的威力。萬人聚集看不見組織者,領導者,只有Laughing Man 。讓那些專門追捕幕後黑手的專制者們看得傻了眼,不知何解。Laughing Man 是誰? 電腦專家解釋:『日本有電視連續劇〈Ghost in the Shell :Stand Alone Complex – The Laughing Man〉,以美國作家沙林傑(J。 D。 Salinger)的小說:〈The Laughing Man〉作為關鍵元素,講述無法追查源頭的一宗關於Laughing Man的案件。連續劇把沙林傑的Laughing Man 進一步深化為網絡的特質:個體的、自由的創造。於是Laughing Man變得面目模糊, 成為一個意念(Idea)。無數的網民在(Idea)上添磚加瓦,進行再創造,使其改頭換面,最初的Laughing Man 不見了,變成抽象精神的存在,這樣人人都可以是Laughing Man, 成為一個群組的共同意向和行動。網絡世界裏所成就的社會運動己經超出過去一切社會運動的經驗了。』」

然後,於2011年4 月我又在文章《上街的聯想》(拙著:頁128)的「後記」上作了補充:「突尼斯人民自發而迅猛的『苿莉花革命』是一場名副其實的網絡革命,令世人驚歎。事實上,短訊、面書、推特等互聯網平台不單是實用主義的資訊傳播工具,而是自由的像徵。網絡帶着自由的因子,網絡精神就是自由,網絡是自由的武器,不是人類的工具。當一個意念(Idea )在網路上出現了,它就像自由的翅膀,在網絡世界裏無邊無際地飛翔,沒有甚麼東西可以阻擋得了。

意念(Idea)是甚麼?它不應是讓人執行的革命綱領或指令,而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念頭(Idea)。當這個念頭得到網民廣泛共鳴和認同時便迅速地傳播,在傳播過程中,像傳染自由因子一樣,被網民自由地加以改造和創新,最後這個意念經無限創意,比原始的更加完美或更具操作性時,網絡革命便隨時會發生。沒有這創造的過程,不會成功動員千千萬的群眾,這是自由的功效。

網絡革命為甚麼無組織、無領袖?因為一個好的意念在網路上穿行過程中,不單只是傳遞而是得到不斷的變化和改造。意念在改進之中,自由彰顯了,就像動員群眾的發動機,人人都是參加者,組織者,都可以是領袖(或稱召集人),於是等於沒有組織,沒有領袖。違背了自由的原則,就無法興起網絡革命。」

至到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電腦專家作出評論,我在《傘下的思考》一文中有所記述。他說:「互聯網的精神就是個人自由,網民在互聯網上遨遊的時候,是一個具自由意志的個體,獨立的思考,自由的選擇是他們的權利。互聯網時代群眾運動的主要點,並非是否有領袖而是是否有意念( Idea)。人人均可有權提出意念,誰的意念得到足夠的支持,誰就成為帶領運動的領袖,人人均可成為領袖。但支持者必須服從領袖所定出的原則和紀律,是為道義上的責任。而這個充滿生命力的意念在互聯網上傳遞,經網民討論修改補充,使意念更豐富甚至變成面目全非的新意念,這時原來的領袖淡出,新的領袖出現,在意念不斷更新的過程中,可以先後出現不同的領袖。」

電腦專家又說:「『雨傘運動』基本上符合網絡時代群眾運動的規律和原則。最初佔中三子提出『公民抗命』及『佔領中環』兩個意念,得到足夠的支持成為運動的領袖。其後雙學在三子『公民抗命』意念的基礎上修改『佔領中環』為『重奪公民廣場』的新意念,更得到二十多萬人出來佔領的支持,且進而演變成『雨傘運動』而成為新領袖。這是符合網絡運動的規律,並非甚麼『騎劫』、『被邊緣』的問題。後來出現了『行動升級,暴力反抗』、『撤退』和『絕食』三個意念,顯然地,事情的發展說明,只有『撤退』這一意念得到佔領區內區外的大多數支持,而回歸原來三子的『公民抗命』意念,以自首和靜坐被捕結束佔領運動。

雙學修改的只是三子的『佔領中環』部份,並末取代『公民抗命』意念,而『公民抗命』由始至終都得到大多數參與者的支持和堅守,故此三子不會淡出。雙學並未遵守網絡革命原則,承認並尊重三子『公民抗命』的意念,組成由三子與雙學聯合的集體領導,引致運動失敗。三子的意念之一『公民抗命』,經過一個奇妙的旅程而回到原狀,證明這個意念相當正確,始終得到廣泛的支持,值得讚歎。」「不過」他再說:「香港這場網絡運動並不完美,部分網民道德教養很差,文明程度很低,濫用自由破壞網絡遊戲規則。自由的底線應有道德的制約。」

經過多年的思考,我的心得是:

1。網絡社運需要有高質素的網民,有高度的文明修養,有基本民主理念,更是全心追求理想,顧全大局沒有個人野心,沒有個人英雄主義的人,才能成功發起運動。在運動中提出「你不代表我」、「不要大台」、「不要領袖」的說法,是典型的道德淪喪,道義泯滅,突顯其個人野心,破壞運動的表現。

2。網絡社運其實有領袖,只不過是以匿名的,隱蔽的Laughing Man的形態存在。作為網民決定支持一個意念,便應尊重和愛護提出意念的領袖。除非你另有新意念提出,而又得到大多數人支持,否則的話你只能服從領袖的指揮,這是網絡運動的道義原則。

3。通過網絡動員了龐大的支持者後,始終要有大台(即組織)才能發揮集體智慧,有策略地持久作戰,由各個小台組成大台是必需的戰略行為。

4。只要年輕的網民在Laughing Man 內達成自我反省,自我完善,自我創新,這樣,新的民主接棒人便將在網上誕生。

想不到以上的心得,正在這次反修例運動中實踐,令筆者非常興奮。從兩個多月來的經歷所見,網民使用連登討論區及通訊軟件Telegram 等網絡平台發動遊行集會的威力無與倫比,打破港史的記錄,令人驚歎。網民誓死堅守的抗爭意識大大提高,網民的高尚品格:團結、勇敢、犧牲、關愛、寛容,處處顯示出美善的高度品質,令全港有良心的人為之折服。他們的口號:「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不割席、不讉責、不篤灰」,「一個不能少」,「一齊來,一齊走」所顯示的團結精神,感人下淚。他們堅守和平、理性、非暴力,甚至要求行動「優雅」,即使是衝擊行動,也讓人看到他們有原則,有克制,選擇性毀壞,既是不屈不撓,也是熱愛香港感情的表露,感動世人,正如媽媽們,銀髪族們都給予無限的支持。

運動至今仍未平息,雖然我們做了很多極有創意,遍地開花的行動,己得到二百萬各階層人士的支持。但香港工委(中聯辦)及林鄭政府卻不為所動,不作進一步回應,使大家所做的一切變成徒勞無功。他們完全沒有希望緩和局勢,平息民憤的跡像。相反,我看到的卻是,他們正在透過地下黨動員組織群眾部署全面大反撲。這符合他們的性格,就是不能退讓,必須以暴力鎮壓反抗者,直至他們屈服。

我希望大家知道, 現在管治香港的其實不是林鄭政府而是共產黨,林鄭己經差不多放棄了管治香港的責任。香港工委會無所不用其極,設計出比空城計,困獸鬥等陰謀更可恥的鎮壓手法去對付示威者。如何抗爭下去?聯合民主派政黨,公民社會組織,網民代表,發揮更廣泛的集體智慧定出新的策略才能抵抗地下黨的反撲,這是我現在提出的意念(Idea)。

我只是不願看到再有人流血,有人被捕,有人流亡,有人犧牲性命。當中共發動更奸險,更毒辣的反撲行動來臨時,「鳴金收兵」仍然是最聰明,最有智慧,保存實力的唯一選擇。這也是我的另一個(Idea)。

2019年7 月19 日      ( 本文原刊於《立場新聞》)

梁慕嫻/為了戰鬥的紀念

為了戰鬥的紀念

梁慕嫻

今年是北京天安門「六四屠殺」案件的三十週年,人們不但沒有忘記,更在全世界各地精心組織了更大規模,更深意義的活動,令人興奮。

那一年,我五十歲,定居加拿大,已經從組織上脫離了共產黨。1989年4月開始,我不斷關注北京的消息和學生的活動。「六四」那天,我含淚追看電視上的新聞轉播,只見天安門上空烈焰沖天,煙霧瀰漫。載滿解放軍的車隊向着天安門進發,卜卜的槍聲四處響起。學生和市民紛紛走避,人們推着板車上的傷者拼命奔跑。

共產黨殺人了,我驚愕地叫了起來。

這就是我曾經加入過的共產黨,號稱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我曾經引以為榮,認為它是拯救中國的黨。而今,在我面前,這個黨竟然露出猙獰的面目,殘酷的本質。為甚麼?為甚麼我加入了這樣一個滅絶人性的政黨?我責備自己,禁不住號啕大哭,痛苦極了。就在這時,我下身流出血水,血崩了,緊急送去醫院。我的血水與天安門學生、市民的血同一天流出,也許生命之間真有一種天然的聯繫,血水使我與中共一刀而斷不再回頭。我從未寫過我的「六四」,太痛苦了,刻骨銘心的痛苦。

從此以後,每年的「六四」,我必定點燃我自己的燭光,悼念那些未得安息的亡靈。我不斷反省懺悔,讓痛苦化成力量,繼續前行。我學習普世價值的理論,去批判毛澤東思想。我也不會忘記兩位英雄,丁子霖女士和劉曉波先生,他們永遠是激勵我前行的榜樣。

「六四」過後,首都北京完全被置於戒嚴狀態,荷槍實彈的野戰軍士兵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大街小巷一片恐佈。緊接着,中共當局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大搜捕行動,許多人被拘捕,被關押,被立即槍決,也有不少人走上逃亡之路。北京市內也進行氣勢凌厲的清查運動,要人人過關表態「擁護平暴」。中共更用嚴酷的非人道的手段對付受難者家屬,不准拜祭,不准哭。

丁子霖女士當年五十三歲,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獨生子蔣捷連於1989年6 月3 日晚間在北京長安街被中共軍隊槍殺。1990年,丁子霖在朋友的介紹下結識了第一位難友張先玲,她的兒子王楠在6月4 日凌晨於天安門附近南長街南口處遇害。就在這種肅殺悲涼的氣氛中,丁子霖和張先玲忘記了恐懼,鼓足勇氣開始了尋找受難者家屬的歷程。 丁子霖說:「我無法驅除幾乎已成為我生命本身的記憶, 我不能眼看着與我同命運者失去親人而無人過問,無處訴說的痛苦煎熬……我的兒子是為中國的未來而死,我也只有為中國的未來而活着。」

她們根據各方的資訊和各種關係取得線索,一個個地與難屬取得聯繫。一椿樁,一件件血和淚的故事,見證「六四屠殺」的事實。 死難者家屬們相互認識,相互撫慰,相互支撑,結成了以丁子霖為首的「天安門母親」群體。 難屬們已經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她們己經成為一個有着自己尊嚴和訴求的群體。

丁子霖在1994年出版《六四受難者名冊》;2000年出版《生者與死者——為了中國的明天》;2005年,出版《尋找「六四」受難者實錄》。她們總共尋找到186名 死難者名單,為歷史作出有力的見證。今年,「天安門母親」正如過往一樣,發表「祭文暨致中國領導人公開信──哭「六四」大屠殺中罹難的親人和同胞們」,祭文簽名共127 人, 過身的難友已達55 人了。

丁子霖有一句說話令我心靈震撼不已,今生難忘。她說:「我今天活着,能夠從愚昧和沉睡中甦醒過來,這是以我兒子的生命為代價的。我的整個存在,都是兒子生命的延續,這就是犧牲與祭奠的全部意義。」她說出了生與死,生者與死者之間的真諦,也就是生命的意義。這就是促使她覺醒的動力,也促成了我的覺醒。

「六四」前後,最具象徵意義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人權活動家,政治評論瘃,諾具爾和平奬得主劉曉波。他出生於吉林省長春市,吉林大學文學學士,並於北京師範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1989年4 月,三十三歲的劉曉波,中斷了在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的職位,返回北京參加「八九民運」。6 月2 日他聯同候德健、周舵和高新在天安門進行絕食,抗議當局戒嚴,成為天安門絕食四君子之一。我是從這個時候起開始關注劉曉波的一切直至他離世。他是我的學習榜樣,有幾個方面是我永記在心,難以忘懷的。

首先,是他的犧牲精神,他的一生所作出的犠牲是巨大的。他放棄了自己的美學研究,文學評論專業,不去著書立說而專注於危險性極高的政論。「六四」後,澳大利亞駐華參贊駕車載他到領使館門前,再三問他是否要進使館。他說:「不,謝謝。」便下車,放棄逃亡機會結果被捕。後來即使再有機會出國講學,他也選擇回國。他一共坐牢四次,堅決拒絕保外就醫,堅持留守國內。他說:「坐牢是獨裁制度下異見人士應具有的職業道德,是異見人士的必修課,應把監牢坐好。」他進而指出:「為尊嚴和自由而坐牢並非值得四處炫耀的資本,而是異見人士反抗獨裁生涯的一部份,更不應該以坐牢為資本向社會討債,也要避免一坐成名的自我陶醉。」他斬釘截鐵地說:「要下地獄就不能抱怨黑暗… … 獄火的焚燒縱使把我化為灰燼,我也甘心情願。我升天,我入地,全取決於我自己。」可見他早已作出選擇,無怨無悔。

徐友漁認為「思想的徹底性」是劉曉波的主要特徵。是的,他對馬列主義,共產黨的否定是徹底的,他對毛澤東的批評是徹底的,他對自己的懺悔也是徹底的,而對普世價值的追求更是徹底地勇往直前,百折不撓的。然而,我認為劉曉波還有兩個「徹底」是達至令人欽佩的最高境界。一個是對愛國、民族主義的批判,一個是對階級鬥爭的批判。

劉曉波在其著作《單刃毒劍——中國民族主義批判》中指出:「自從中國蒙受鴉片戰爭之辱,愛國主義就一直是最具有社會動員力的道義資源之一,各種社會政治力量的成敗,取決於爭奪這一資源的結果。中共執政後一直有意識地為民眾塑做不同的外敵,把民眾的強烈不滿引向國界之外。愛國被扭曲成愛政權、愛黨、愛領袖。」

1988年,劉曉波路過香港時,接受總編金鐘的訪問。他認為:「全盤西化就是人化,現代化。選擇西化就是要過人的生活。西化與中國制度的分別就是人與非人的區別,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發揮。」被問到在甚麼條件下,中國才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歷史變革?他說:「三百年殖民地。」問者說,那不是十足賣國主義嗎?他說:「我無所謂愛國或叛國,就是要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在《單刃毒劍》一書中,他回憶了這段對話,他說:「我曾經說過一句犯眾怒的話,在今天的民族主義偏執狂佔據話語制高點之時,我不想收回這句話。平心而論,它只不過是中國需要經過長期的西化過程,方能實現現代化的極端表達而已。」他一語到底,沒有和稀泥及調和餘地,這就是對愛國、民族主義最徹底的批判。

劉曉波在法庭上宣讀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是批判中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最有力的武器, 他說:「仇恨會腐食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寛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 … 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鬥爭的哲學』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他最後說:「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這個鏗鏘有力的宣佈,是對中共的階級鬥爭,尋找階級敵人的最徹底的批判。

劉曉波先生的自省能力是難能可貴的。假如看過劉曉波於1992年所著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一定深深地感受到他那種撕心裂肺,痛徹心脾的懺悔,這是我最能與他共鳴之處。所有接受過中共教育,吸吮過狼奶的人,都會感動於他吐出狼奶的勇氣。他寫道:「我永遠無法原諒自己,直到進入墳墓,因為我居然可以用出賣良知來換取自由——悔罪。」他為自己寫過悔罪書而自責,認為是對「六四」死難者的褻瀆。

他分析自己對「八九民運」的複雜動機,有道德激情,有機會主義,有自戀,有對榮耀和影響力的榮心的渴望,他錐心刺骨地懺悔自己的狂妄和軟弱。他不斷地超越自己,由一個粗魯狂傲,直率誇張,愛出風頭的個人主義者,脫胎換骨成為謙虛內斂,思想清晣,言辭從容,對社會有所承擔的人。他翩然重生成為一位有藝術家的敏銳,也有思想家的深邃的民運領袖。劉曉波的懺悔成為民主路上同行者的榜樣,也就是我要學習的地方。

劉曉波是被中共設計陷害而死,他們隱瞞病情,拖延治療,監控殯殮,不准拜祭,不准哭,像對待「天安門母親」一樣。我們千萬不要忘記中共殘酷的本質,把悲憤化為力量,承接天安門的亡靈、逝去的難屬和劉曉波的遺志,繼續向自由、平等、公義、法治等普世價值的最高標準邁進。

2019年5 月30 日

( 本文原刊於台灣上報)

梁慕嫻/關於反修例運動的幾點觀察

關於反修例運動的幾點觀察

梁慕嫻

一、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 訪問,關於逃犯條例修訂一事,他說了非常重要的一句話:「中央政府從未指示香港修例,這次修例是香港政府自己發起的…」。當被問到是否建議放棄修例時,他又非常巧妙地說:「為甚麼要要求香港政府放棄…」這是間接表達了支持修例,中央是樂見其成的。

他的說法證實了筆者在五月撰寫的文章《王志文披甲上陣了,香港人怎麼辦?》中所指出的看法:「修例事件與中美貿易無關,也不是中共中央的命令,最高級別的政治局常委,港澳協調小組組長韓正只是表達了支持…」我認為,現在由劉曉明大使向外國傳媒正式點出真相,是為了把修例事件局限在地方政府範圍內,切割運動向外交層面發展。

二、所謂「香港政府自己發起」一說,我認為指的並非林鄭月娥政府而是地方政府,也就是指由王志文的「香港工委」躲在中聯辦內幕後發起。這一點上,因地下關係,劉大使當然不會,也不應點出。現在應該明白,反修例運動面對的是具有共產黨性格的「香港工委」,它的特點是:

1一定要贏,不容易妥協,強硬到底。

2 心狠手辣,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3 視生命如糞土

4 趕着在7 月1 日向黨獻功。

香港「反送中」運動發展至今,從他們的表現手法和策略可以感受到這種共產黨特質。他們漠視超過一百萬的意民,濫用警權,施放催淚彈,布袋彈,橡膠彈,暴力鎮壓己達臨界點。6 月12 日的開槍,距離開槍殺人只有一步之遙。這是一場直接面對中共地下黨的抗爭,是持久的,艱苦的,需要犠牲的運動。

三、筆者認為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看,就算給她一個豹子膽,林鄭絕對沒有膽量,沒有能力單憑她自己的來發起這場修例程序。王志文召集親共派人士到中聯辦聽訓一事便露出了馬腳,證明他才是修訂事件的始作俑者。林鄭甘心情願做王志文的馬前卒,擔起這件修例工作,民主派要求她下台是上上的策略。她其實己把自己完完全全地賣給共產黨,上了賊船,正開着賊船橫衝直撞,終將把自己撞死。

四、由於這是一場直面陰險,奸狡的地下黨的運動,我們更要講求策略,進退有序,避免無謂的犠牲。更要防止地下黨滲透民主派隊伍,騎劫運動主導權,以及陷害運動的領袖。香港人是可愛的,可敬的。他們勇敢的,不屈的精神令我萬分感動。我相信,只要港人繼續團結一致, 發揮公民社會的力量,共產黨無論如何強大奸險,終會為人民所擊敗。

願上帝施恩的手帶領香港市民取得最後的勝利!

2019年6 月14 日

紀錄片《我們》中英文繁體DVD上市!

紀錄片《我們》中英文繁體DVD上市!

文海

有人說他們是敏感人物,他們說自己是政治動物。

《我們》試圖展現的是一些公民的形象,他們盡最大的努力去改變國家的狀況。他們秉持的理念是:關懷莫過朝中事,袖手難為壁上觀。然而,他們關心的回報是在政治動盪中度過一生,以及遭遇多年的恐嚇和監視。

這部電影呈現了黑暗時代追求自由的危險,以及三代政治活動人士所面臨的嚴峻現實,使我們能夠了解他們的焦慮、希望、絕望,以及最重要的是他們的堅持。

Some describe them as problematic individuals

They describle themselves as creatures of politics

The voices of this film are spoken by cautious citizens doing their utmost to improve the state of their nation. Their ethos is: “Where affairs of state are concerned, we cannot stand still and watch.” And yet their lifetime is spent in political turmoil, periodic intimidation and surveillance. The film illustrates the perils dangers of seeking freedom in a time of darkness in a time when critique requires trans- formation. It portrays the harsh realities faced by three generations of activists – young, middle-aged and elderly – and allows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ir anxieties, hopes, despairs and above all, their persistence。

影評:

從一個關於描繪中國佛教徒的計劃出發(文海通常不認同中國宗教的無序感),《我們》達到了與另外一群人的更進一步、更強烈的相遇:就是說,與持不同政見者。這並不是“蘇維埃”意義上的那種持不同政見,而是無論是否身為共產黨員,所表現出的公民的巨大勇氣,頑強地從政冶層面上為他們國家的未來設想(並不只是在經濟層面)。所有這些人都有面臨壓制、牢獄、被警察所困擾,被禁言之經歷。他們都學會了生存,學會了如何繼續。


這個拍攝計劃最早命名為《他們》。但是文海清楚地知道他對自身的拍攝相比對於「他者」的拍攝是同樣多的。《他們》這個片名會使得與影片中的人物產生出一種過於警惕審慎的異常感。因此在最後剪輯的時候,他們就是「我們」。

影片描寫李銳,這位曾經被定性為「右派」的前部長,以及他那些往後產生自責內疚、於是行動於中國共產黨的改革之中的同僚們。但是影片更對其他人物感興趣,那些普通人,那些默默無聞的人,

那些對於他們來說李銳是一個典範的人們。也許在思想高度上尚有距離,但至少是學習李銳的反抗。這些人必須承受住地下旅館中簡陋的房間,那些如今已經稀有的完整胡同裏陳舊的教堂,食不果腹的退休老人,以及那些過時老套的電腦設備。網站時常遭到禁止,永無休止地要從頭開始。藏匿在地窖中的自我出版書籍。受監視的會議,脆弱的、有時乃至不可思議的計劃,所有這些指向一件事情:別樣地生活,給予這個國家除了金錢之外的另一種命運。最終擺脫一黨統治的樊籬以及宿命論,思考時間與歷史。

固定的鏡頭:或演講或討論於思考期間、於對待事物看法的細微區別中,然而也於令人難以忍受的沈默之中,或者是另外一種思索的沈默——將這可能的自由高置於他們自身之上。這群人盡可能地少走動,卻依然總是受到脅迫,他們在行動中被拍攝(不屈不撓地前進、從一個地點走到另外一個、為了歡迎一位朋友而回到自己家中、拖著行李、在夜晚的北京踱步)。搬家、乘火車、由於缺錢而站著旅行、去一位朋友受到保護的宿舍、勉強地生活下去、牢牢抓住網絡不放。到頭來為的是什麽呢?是不停地講說,不停地思索。遠離意見相左,遠離對於方法方式無休止的責備(像《夢遊》中迷失了的藝術家),而是永遠回歸到這個總結上:“唯有這樣做才行”。

文海謙虛地說他尋找的電影是展現「公民」。這令人肅然起敬的謙遜為他的詩人英雄們的勇氣找到了一種形式。因為這種形式令人們聽到、看到在這個被霓虹燈、被手機、被摩天大廈和被奧運會所裝飾的「當下」中國歷史中一種沈甸甸的分量。這沈思的形式,它夜幕般如詩文,它平靜般如決斷,它寂靜於文字間,這個形式便是電影。」

摘自:《黃文海的個人獨立》

(作者:Marie-PierreDuhamel-Muller(杜阿梅) 法國真實電影節總監、威尼斯國際影展選片人)

文海/記張健

圖像裡可能有1 人、特寫

記張健

文海

今早一打開FB,就看到張健兄猝然去世的消息,令人悲痛。

我和張健有過一面之緣。2009年,我在法國巴黎高等美術學院,放映電影《我們》及講座。會後,一位壯碩、剃著平頭的男人,走過來和我打招呼,「我是張健。」我當然認識他,在著名的紀錄片《中槍》中,8964那天,時任天安門廣場學生纠察隊總指揮的他,被流彈擊中右大腿。隨後,為了逃避抓捕,他在中國大陸隱姓埋名12年。直到2001年,才亡命法國,並獲政治庇護。

2012年,在我與崔衛平的訪談中,我談到了這次難忘的會面。「2009年,在巴黎高等美術學院放映的時候,張健去了,他說,你知道嗎?我們在海外的這些人都是基督徒。必須給自己找個理由,要不然太荒唐了,在海外從事這樣虛無縹緲的事業。當年哈維爾分析捷克的處境,也談到怎麽可能在兩大集團之間,在核彈頭對準下,實現民主、獨立呢?我們必須將自己的作為,放到更大的範圍裏去思考,如同『來自遠方的拷問』。我們交談,惺惺相惜;我們擁抱告別,互道保重。」摘自:《放逐的凝視 ── 見證中國獨立紀錄片》(時代為我們加冕 —─ 崔衛平對話聞海)

他那句:「我們在海外的這些人都是基督徒。」其中的我們,指的是在海外從事爭取中國民主運動的流亡人士。為何這句話令我難忘?因為,彼時正在創作《我們》
https://youtu.be/B3clc3Zk-Kc
、《西方去此不遠》https://youtu.be/maIh3aKdTI4
兩部紀錄片的我,正處於如何呈現和表達政治與宗教的糾結之中。

2010年,製作《西方去此不遠》後,我寫下了頗有些精神分析的話語。

「我曾寫過一篇文章《一個中國紀錄片人的獨白:從自然主義到心理現實主義》,其中寫到:『《喧嘩的塵土》(2004)https://youtu.be/HhNjZ3zeTt8和《夢遊》(2006)https://youtu.be/BYerBjsOyfg分別探討中國普通人的生活以及藝術家的處境。它們的主題是幻滅和虛無,那些人終其一生,都被意欲牢牢控制。當這兩部作品完成之後,我突然意識到這兩種情緒已經深入到我的生活了,如同一塊黑簾,橫掛在我的命運之上,我顫抖不已。

在經歷了幻滅和虛無之後,我對現實是失望和絕望的。這其實是極權國家內知識分子普遍的情緒。米其尼克曾引用瓦特的話:在斯大林統治之下的國家裏,知識分子應該如何去做?這個問題只有一個答案,這是一個莎士比亞式的答案“他們應當去死!』。我現在能理解這句話,因為在這樣的處境裏,只要你參與公共事務,就會有參與共謀的焦慮以及一種道德折磨,因為很多行為與你內心的良知是相悖的。除非你將自己變成橡皮人,這無異於自殺。』

就在這時,我母親帶我去了『居士林』─― 在家居士們共修的地方。讓我感觸特別深的是,它就在離《喧嘩的塵土》中那個麻將館僅僅幾百米的地方,是一個六層樓。它混同於一片灰蒙蒙的樓宇中,外表和周圍任何一座城市建築都沒有什麽不同,它的周邊是喧鬧的集貿市場,但進到裏面妳卻會感受到一種澄明的氛圍。來到這裏的人百分之八十是婦女和中老年人,大部分只受過小學或初中教育。他們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教徒,他們與宗教(佛教)親近,是把它當作一種教育:如何作為一個人活著。

這是一個窮人和病人幫助窮人和病人的場所。他們組成助念團,身體力行對於垂危者和死者的關懷。從他們的儀式和一些行為的細節當中,我看到他們對待生與死的態度,都有一種同樣的平靜,從中又透露出佛所說的『慈悲』。我對這些人特殊的身份並沒有太大的興趣,我把他們當作普通人,因為在他們親近佛之前,具備的都是一些雖然各有不同,但又非常普遍的人生經驗。他們的行為在我看來,是這個社會普通的老百姓自發的,用自己的方法追求和維持道德底線的努力。在和他們一起體驗過幻滅和虛無之後,這種努力尤其讓我感動。

他們的努力又觸動我去想另一個問題:人生如此黑暗、絕望,但為何人類社會仍綿延至今,而且必將如同大河一般繼續綿延下去?下部影片將貫穿我對這個問題的考察和思索。沒有這種思考,對當代中國社會的考察就不完整。」

就是在這樣的心態和環境下我開始拍攝新的影片。從2006年至今,近三年的時間,同時拍攝《我們》和《西方去此不遠》。

2006年我己信仰佛教,作為一名佛教徒拍自己所信仰的宗教,作品會陷入成“宣傳品”嗎?我如何處理信仰和作品的關系?最後的作品呈現了猶豫的痕跡,為何?

在影片中了果法師和助念團的描寫是為了說明人們對宗教的依念。對形而上的精神追求是人類得以長綿下去的底蘊;是人類的一種本能需要。我那時對佛教的皈依源於我在《喧嘩的塵土》中所呈現對「道德上的病人」的反思。我的那篇文章亦可以稱為「我的病歷單」。佛教強調個人的道德操守,讓我這樣的「病人」有了一種自我癥療的入手處。

令人吊詭的是,先於《我們》拍攝的《西方去此不遠》卻只有在《我們》成片後,才有了剪輯的可能。為何?因為拍攝《西方去此不遠》時,當代佛教的現狀讓我困惑,個人操守與公民積極介入,建設社會的行動之間產生了「悖論」。我那一廂情願的認識出問題了,現階段佛教的處境的確不妙。

一則;了果法師傾個人全力修建舍利塔,是一個象徵。它道出了宗教是人類的需求,是眾望所歸,是現今佛教界興旺的表象。與了果法師個人的努力相對比的是,被黨所管轄的的當今佛教成了修廟的代名詞。現今各地都在新修寺廟,而且有些的寺廟修得很富麗堂皇,與當地的經濟和民生境況相距甚遠。各地大多數把寺廟當作旅遊景點,收門票,賺香火錢。其實真正的宗教自由還是受限制的。1999年鎮壓「法輪功」、以及歷年來對「家庭教會」、佛教、道教等宗教團體的頻繁打擊,讓人們借助宗教來對抗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的努力破滅了。在公開場所探討宗教等意識形態是不可能的。所以雖然基督教,佛教的信眾有上億的人,但在公共政治領域仍然是「沈默的大多數」。

其實對於修寺廟的行為,佛教界也是有不同的聲音。2006年我去南華寺,見到佛源老和尚,他對與我同行的印空法師要修廟的事情就很反感。因為修行沒必要太注意表象的東西,這樣反倒是不符合佛法的。他當時用的是禪宗的「棒喝」。真的是用拐杖去打一再請求修廟的印空法師。我第一次看到了,我概念之外的佛教徒的形象。以前我一直認為法師,都是笑瞇瞇的和事佬,其實不是這樣的。傳統中國為什麽會讓佛教中的大乘紮下根來,而且在中國大地巍巍光大,並且發展出本土的宗教禪宗,是佛教太適合這片土地了。千年來佛教一直是光明正大的在這片土地上傳播,對中國的政治、文化、精神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1949年以後到今天,佛教卻一直是受到壓制。雖然1976年後,毛澤東的黑暗統治結束,但「黨文化」還是一直以來占統治地位,任何與之探討和爭論的意識形態,都是不可能公開進行的。經濟時代無非是將「毛澤東時代」所拆掉的廟宇開始修復,但大多數是簡易的、粗糙的、急於求成的、好大喜功的工程,是當地旅遊局利用人們求善的心理,大做買賣的場地。在1999年時我就聽朋友講現在只有修廟是最好的買賣,因為每天可以能收很多香火錢。當時不信,只覺得這樣很邪惡。

二則:由於在公共場所無法對佛教的理論展開探討,人們只有在黑暗裏自己摸索。因此也讓很多邪知邪見有了可乘之機,很多人將佛教弄成了迷信。和社會上的情況一樣,很多佛教徒深陷於迷惘和不知所措之中。了果法師就常常感嘆佛教界的復雜和名聞利養的習氣很重。對助念團描寫表達了我對她們行為的贊揚和懷疑。贊揚是因為我覺得她們是「行動者」,宗教是人類的根本需要,但我又覺得在極權社會裏,她們的行動又充滿了悖論。美好的行動卻被「黨文化」所扭曲,有時覺得佛教的現實真正成了文革”被批判打倒時,扣上的「麻痹人們的精神鴉片」。

所謂的個人操守在如今的現實環境下,也是有著討論的餘地的。「個人的內心操守和他的外界遭遇是無法分開的。」內心操守不在乎生活世界中發生了什麽,一味保持內心獨立,其實並不是有自信,而恰恰是對自己取得別人對自己的尊重毫無自信。一個人之所以從公共生活內退縮到內心操守,那不是因為他不需要他者的承認,而是因為知道自己無法成功的得到他者的承認。被羞辱者不反抗羞辱,反而把羞辱內化為一種正面價值,這其實是在用另一種形式向羞辱者屈服,根本沒有實現什麽所謂的內心獨立。所謂的內心操守不過是心甘情願地聽任別人「把羞辱變成一種訓練(假)聖人的工具」。(徐賁《通往尊嚴的公共生活:全球正義和公民認同》P284)

這種種的行為,讓佛教徒被誤認為是「犬儒主義者」、是「逃避者」、是「影子」。但其實不是這樣的。我在做《我們》時,佛家的情懷和對生命的認識和鼓勵,也讓我擔起自己無法回避的責任,勇敢的面對命運賦予的任務。佛陀的教誨是讓我得以有勇氣將影片展現出來的力量源泉,《我們》沒有胎死腹中。

佛教徒從來都是入世的,在傳統中國大乘佛教就傳揚人要有「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的浩然正氣。在現實世界中,生發出一種哈維爾所說的「來自於遠方的拷問」式的,對人生終極命運的思考和承擔。《西方去此不遠》中,紹雲法師講述他的師傅虛雲法師的命運,不正是一位佛教徒對「黨文化」的抗爭嗎?紹雲法師的堅持和堅信的努力不也是一種對政治迫害的反抗嗎?佛教徒在“最黑暗的時代”中從來沒有放棄他們的抗爭。佛教的理論從來不是逃避的、幸災樂禍的、它講的是承擔、是犧牲和奉獻。

我猶豫的風格裏,是我對作為當下佛教徒的一種「羞愧」;不是對佛法的懷疑,是對我在這個處境中的「犬儒」行為的不適。

這讓有些人認為我拍得不夠。因為我先前的影片都是那麽的激烈,他們說這片子不過癮。是的,這影片沒有先前影片的肯定和直接。我考慮了很長時間,但還是如實的呈現了我現在的心理狀態,我無法回避我的局限性。我最終將影片處理的很平淡,則是基於我的宗教體驗,那是一種很私密的,對自己很強烈但對於外人卻不是很能分享的感覺。如同禪宗裏面的開悟,需要自己的身體力行,師傅也幫不了忙。我個人在拍到最後的下雪鏡頭時(它也是我影片的結尾鏡頭),那時我就有一切都空了的感覺。「白茫茫大地真乾凈」正好呼應了影片的主題——西方凈土的概念。

今天看來,我知道我現在面臨著我的創作的分水嶺。我先前創作的很多固有的手法有非常大的局限性。因此這影片應是我的轉折時期的片子,是我耗盡創作上第一口氣後,尋求”第二口氣”的間歇。』

我和張健都屬於上個世紀70年代出生。雖然信仰不同的宗教,但那種在中國處境下精神的困惑、糾結、以及對拯救的嚮往,是心心相通的。近期,讀張彥《中國的靈魂 ─— 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其中的王怡,也和我們同齡。看他從維權律師、法學教授、公共知識份子轉向基督徒,再到創辦「秋雨聖約」教會,成為牧師。最近,因為在教會的社會行動觸犯中共當局,王怡被以「煽動顛覆政權罪」被捕。張健也在2011年成為基督教福音教派傳道人,同時從事民運,為平反六四做見證。他們可以說是中國最優秀的知識人和勇敢的政治行動者,他們的努力就是要在古老的極權的國家,進行一場心靈層面的革命和政治上的改革,拯救這個國家,讓它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度,信奉普世價值觀的世界。

我後來又有多次去巴黎,再也沒有和張健兄見面,但他的Fb上的信息和文章,是經常能看到的,也覺得我們會再次相見。

世事無常。張健突然就離開了我們,但從他信奉的基督教來看,他是回到上帝的身邊,他一定能通過去往天堂的窄門,他的事蹟也一定能在這個世界流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