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放地的影像──聞海電影研究》

《在流放地的影像──聞海電影研究》

1905 國際人權電影節於2019年策劃了「1905 國際人權電影節導演叢書」,《在流放地的影像──聞海電影研究》為本叢書的第一本,本月在台灣由傾向出版社出版。

中國獨立電影從 1989 年之後開始出現,至今有三十年的歷史,期 間,許多重要導演歷經多年摸索和艱苦創作,個人作品多達七、 八部以上,然而這些作品基於中國的政治的現實處境,幾乎無法公開放映。 2019 年始,1905 國際人權電影節與傾向出版社合作,計畫出版一系列的中國獨立紀錄片 DVD,讓更廣大的觀眾可以看到。另外,兩家機構也在 2019 年 9 月與台灣中正大學合辦「中國獨立紀錄片巡迴展」,與台北當代藝術館、光點台北電影院合作擧辦中國獨立紀錄片的放映和講座活動,以持續推廣中國獨立紀錄片。 近期,兩家機構將合作出版「1905 國際人權電影節導演叢書」。此叢書將陸續出版系列中國重要獨立導演的研究文集,如艾曉明、胡杰、聞海、 林鑫、丘炯炯、李凝、于廣義、李一凡等。 該叢書每本預計收錄十至十五萬字,並搭配影片海報、劇照以 及拍攝現場圖片。

作為中國獨立紀錄片重要的導演,聞海的作品以其極具原創風格的影像,完整勾勒了全球化進程中,中國社會最為複雜多變的群體眾生畫像。2019年,在光點台北電影院舉辦了聞海紀錄片影展,放映了他迄今為止的八部作品。經此機緣,1905 國際人權電影節與傾向出版社合作《在流放地的影像──聞海電影研究》一書,收錄了包括中國獨立影像展總監曹愷、法國真實電影節主席Duhamel-Muller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紐約大學電影系教授張真等著名學者、影評人的研究文章,聞海關於創作的演講、訪談,以及完整的創作履歷、電影海報、劇照等,對聞海的創作歷程、作品演進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參考。

「1905 國際人權電影導演叢書」編委會

梁慕嫻/誰在管治香港

誰在管治香港

梁慕嫻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早前與商界人士閉門會面時發表的英語講話,被人出賣了。路透社獲得講話錄音,分別於於9 月2 日和12 日公開播出。從2 日的錄音中,我們可以清楚聽到她真情流露,委屈沮喪地哭訴的聲音。講話除暴露了多項中共的底線外,有兩點最為重要:首先,她承認自己已經引起不可原諒的浩劫,令香港陷入政治危機,如果她有選擇的話,第一件事是辭職並深切道歉,乞求原諒。跟着,她宣告有關事件己變成國家安全及主權層次問題,特別是目前中美關係緊張,她能處理危機的空間非常有限。兩段說話表明,她雖然並不戀棧權位,卻有有一種勢力令她不能自主辭職,也不能自主處理香港事務,讓我們確切地知道她的軟弱無力,己經沒有多少管治意志。這也證實她不是一個能夠獨立自主管理香港的特首,只是一個身不由己的傀儡。

可是,林鄭於第二天面對記者和第三天面對鏡頭作電視講話時的語氣和神態,與上述錄音講話比較,令人真有天淵之別,不可同日而語之感。這兩天她回復嚴厲強硬的恣態,再三否認曾向中央辭職,重申留下是她唯一的選擇,不存在希望辭職而不能辭職的矛盾,她可以帶領團隊助香港走出困局,然後又宣佈撤回修訂條例,回復作為特首管治香港的狀態。前後兩者比較,閉門錄音講話是她的真實思想情況,後兩天的表現是受壓力後公開證清問題,為講話錄音暴露出的秘密做出補救的虛偽表演,目的是要顯出她仍然掌權,這大概就是中共對她的要求。林鄭甘願助紂為虐,為虎作倀,不敢辭職。三天內的表現顯示她厚顏無恥,卑鄙拙劣的人格,罪無可恕。

那麼,誰在管治香港?評論員劉細良先生說:香港正由共產黨在背後直接管治。

這是準確的說法,但共產黨如何進行管治?要解答這個問題,先要知道香港存在一個地下黨,即是中國共產黨以地下秘密形式在香港運作的黨組織。中共正在利用發展到全港各個領域的地下黨組織去干涉香港事務。根據許家屯在回憶錄中清楚說明,他的職務對外名義上是「香港新華分社」社長,實際上港澳工作委員會(現為香港工作委員會,即香港工委)書記才是正業,是中國政府駐香港的總管。所以王志民對外名義上是中聯辦主任,實際上香港工委書記才是他的正業。

香港工委不是合法的註冊組織,為了隱瞞,王志民只能以中聯辦主任身份公開活動,需要使用林鄭月娥代替他公開落實一切政策。他除了在「反送中運動」中有兩次按捺不住插手干預,召集親共派人士到中聯辦聽訓之外,香港人至今無法抓到他實在管治香港的線索,評論員多以「北京」、「中央」、「中共」、「港共」或「習近平」等字眼來代替他,是非常無奈的。

揭出全港地下黨員的分佈情況很重要,至目前為止,己經有十位人士公開了他們的地下身份,證實了地下黨的存在。他們是:

司徒華先生在他的回憶錄「大江東去」第二章中承認,他曾加入中共屬下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即共產主義青年團前身),憶述他與地下黨前後關係的演變。

柯其毅先生在回憶錄(Song of the Azalea)中記述了他入團入黨的經過和為黨工作的情況。

宋樹材先生生前的口述回憶文章,刊於拙著《我與香港地下黨 頁62》中,他承認自己在漢華中學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後被黨組織調到「學友中西舞蹈研究社」即「學友社」,在共產黨員葉國華領導下轉正成為共產黨員並開展學生工作。

甘玉珍女士是宋樹材的太太,她的口述回憶文章刊於拙文《我所知道的「青年樂園」》,文中她說自己是在「學友社」文藝組組長葉國華領導下加入共產黨,後被黨組織調去「青年樂園」工作。

劉文成先生的自傳刊於《眾新聞》, 他說「自1952-1953年間工會由國民黨控制變成左派工會後不久,自己便被發展成為中共黨員」。他講述了入黨儀式細節及與黨關係始末。

何銘思先生在口述自傳中透露自己在抗日時期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共幹部。1989年「六四慘案」後公開宣佈退出共產黨,脫黨啟事刊於文匯報。

翟暖暉先生在回憶錄《赤柱囚徒》中承認曾參加新民主主義青年團,雖未有詳述入團經過,卻在書中詳盡憶述「六七暴動」的經歷,對港澳工委多加批評。

羅孚先生未有親自書寫入黨的經過,由他的兒子羅海雷在其著作《我的父親——羅孚》中記述了羅孚是於1948 年在香港入黨,監督人是後來出任第二任香港新華社社長的黃作梅和他的副手吳荻舟。羅孚的黨員身份是保密的,至1967年「六七暴動」時才較為公開。

金堯如先生在回憶錄《香江五十年憶往》中,雖未有詳述他入黨的經過,卻講及他於1947年曾在「中共台灣工作委員會」常委工作,任職宣傳部長。年底黨組織被南京國民黨蔣介石偵悉,下令緝捕。幸而那時共產黨在南京高層深處有人緊急通知我,轉移到香港找中共中央南方局方方書記和喬冦華,於是得以逃離死地。稍後被安排入香港新華社負責新聞宣傳和統一戰線工作。

梁慕嫻女士著有《我與香港地下黨》一書,回憶她加入共青團和共產黨的經過及為黨工作的情況。

觀察這三個多月的運動,讓我痛心地確認了香港工委更正在直接地管治着香港警隊。

特首林鄭宣佈撤回修訂逃犯條例己經毫無意義,關鍵是她堅決拒絶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香港警隊本屬港府治下的隊伍,由香港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屬下的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所管轄。但林鄭在所有的講話中,對警察的執法行為只有稱讚,支持和縱容,沒有提出監督和制衡的需要,這其實是放棄了對警隊的管治。

路透社12 日播出的講話錄音最能說明問題,林鄭在錄音中表示:「政府除了三萬警力甚麼也沒有,必須考慮照顧警方的反應,給予更多的權力,因為他們寡不敵眾,要執法及控制人群極為困難。」盡管各界人士都強烈表達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重要性,她仍然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嚴防死守對警隊的調查,繼續遵照中共「止暴制亂」的政策,強調依法追究違法行為,是戀棧權位放棄管治,把警隊拱手献給中共, 實在罪不容誅。

運動中,警暴層層升級,以警棍,催淚煙,催淚彈,布袋彈,橡膠子彈以至水炮車和真槍實彈,加上黑幫僱傭兵,在 7。21 元朗站,8。31 太子站等處,濫打濫捕製造血腥鎮壓,現在離開槍殺人之舉只有一步之遙矣!他們己經拘捕近二千人,最小的只有十二歲。拘留所新屋嶺或警署內不少人被虐打,性侵,受盡凌辱。香港警察己經變了質,失去情理執法, 人道關懷,失去了人性。警員那種兇狠相,那種欺騙技倆, 處處看到滲滿着共產黨的性格,人神共憤。

 其實,中國公安部早己在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即中聯辦)設立了警務聯絡部。最近,習近平會見澳門特區第五任行政長官賀一誠,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部長趙克志竟然在座。據報,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領導層擴大了,趙克志出任副組長,公安系統在涉港事務將扮演更重角色,進一步證實了我的觀察,黨指揮了槍。

我寄望更多埋伏在警隊和各行各業的地下黨員的覺醒,請他們克服恐懼,勇敢站出來指證:因為地下黨的存在,「一國兩制」是一場騙局。

香港人己經看清政權的本質,成功撤回修例己經不足以解決本質問題。他們將會乘勝追擊,以追求真普選為目標,從根本上還原「一國兩制」的原貎,區議會選舉是另一場戰役。

                                             向勇敢的香港人致敬!!

2019 年 9 月22 日   ( 本文原刊於台灣《上報》)

梁慕嫻/那一刻,我為甚麼狂笑 ?

那一刻,我為甚麼狂笑 ?

梁慕嫻

是的,我竟然狂笑起來,笑甚麼?整整兩個星期,我無法整理我的思緒,複雜,繁亂,多層面,直至我舉筆寫下這段文字。

香港的「反修例運動」延綿兩個多月未見平息,林鄭月娥政府對民間五大訴求置若罔聞,意圖用強硬鎮壓手段去解決民憤。我既擔心這個運動如何走下去,又擔心有更多人受傷,被捕,以至鬧出人命,心境起落跌宕,無法安寧。

那是8 月18日,「溫哥華基督徒守護愛與和平公義團契」在市內一間教堂舉辦「為香港祈禱」祈禱會。我帶着焦慮不安,憂傷沉重的心情,於下午3時到達會場,期望與一批持守公義的傳道人和弟兄姊妹一起,接受由上主賜給的平安。

在教堂一片安靜,平和的氣氛中,我們唱「以馬內利,求降臨」,誦讀詩編139章。然後代禱:為那些因警察黑幫襲擊而身體和心理受傷的人;為那些面對國家的壓迫而在絕望中受苦的人;為那些對無辜者進行野蠻攻擊的人;為那些害怕危險,只關心自己,因而依附權勢和不義的人……我們禱告:我們的救主上帝啊!求祢聆聽我們的祈禱,應允我們的懇求,因為祢是大水滔滔之中的領航者,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唯獨屬祢——父、子和聖靈,從現今直到萬代永遠。最後,神父用溫柔平穩的語調引導分享,提醒大家無論是痛苦、傷心或恐懼都要想到神的同在和安慰。

我心情舒暢了很多,正在享受神賜的平安時,一位負責人宣佈祈禱會結束,請大家離去時注意安全,如果單獨一人,不要離開,留在教堂內等待。我相當錯愕,向門外望去,啊,只見紅彤彤的一片,原來紅旗軍己經殺到,包圍了教堂的正門。他們真厲害,連一個小小的祈禱會也不放過,公然在加拿大踐踏宗教自由。我完全沒有思想準備,非常憤怒,緊抓着助行器的雙手不斷在顫動。精神受了刺激,一股熱氣沖上腦袋,我開始喘氣。不好,我會血壓高,我突然理智地控制情緒,然後步出教會的側門。

出門一看,所有與會者都向左邊沿樓梯而下,避免直面右邊的紅旗軍。我因推着助行器不能走樓梯,只能向右沿着為傷殘人士而設的鈄路走去。右轉後抬頭一看,紅旗軍就在眼前,與我那麼接近只有幾十步之遙。他們約有百人一字排開,舞動紅旗叫喊,我看呆了,一時間掀起了沉重的回憶。這是一幅多麼熟識,多麼觸動心靈的情景啊。走了兩步,我停下,清晰的一句說話在我的腦海中出現:「我以前就像你們這樣——愚蠢」,我想向他們大聲喊出這句話。可是,理智地,我知道,這不適當,於是我突然變成狂笑。幾分鐘的路程上,笑聲持續直至到達停車場。這一笑,也許把扶持着我的三位朋友和一位穿着黃背心的人都嚇了一跳。

這是高度刺激,高度壓抑之下爆發的淒厲的笑聲。是憤怒的笑聲,是譴責愚昧的笑聲,是痛心人性被泯滅的笑聲,也是自我痛苦懺悔的笑聲。

回家之後,我大笑變成大哭,然後,感謝主, 祂賜下給我的平安並沒有離去。

2019年9 月2 日

喧囂的匱乏──關於紀錄片《喧嘩的塵土》

喧囂的匱乏──關於紀錄片《喧嘩的塵土》

蘇七七 (影評人)

7月2日至7月7日,法國馬賽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如期舉行,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聞海以作品《喧嘩的塵土》獲國際競賽單元三大獎項之一,並將在歐洲的一些電視頻道播出。這部作品長111分鐘,曾入選2004年新加坡國際電影節和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近日,聞海已經完成新作《夢遊》。

《喧嘩的塵土》是個電影片名。我在校園裡看到看片廣告時,心想這個片名起得真文學。片子在那天晚上八點準時放映,差不多來了150個觀眾。到了我才知道這是一個紀錄片——片名可真不像。片子從一個小城鎮的麻將館拍起,一張張臉,看牌、摸牌、翻牌,各種表情,但是拍攝的人不強調這裡頭的戲劇性,拍得很平淡。然後是掃地,拖地,然後故事就瀰漫開去了——是的,是「瀰漫」而不是「延展」,因為沒有特別清晰的線索,而有許多無關緊要的細節,整體地表達出,或者描述出一種氣氛。

一開始看這個片子,倒有點厭煩的情緒,擔心它很長。小城鎮的無聊的、麻木的、灰色的生活狀態,對我來說是能引起記憶的共鳴,並且幾乎生出一種生理和心理上的難受。生活沒有目標,沒有秩序,混亂中帶著一種不潔氣息。美好的感情與清明的思想無處搜尋,而有著種種不切實際的暴富願望,種種不關心對方、不負責任的生活關係。

片子的主體關於六合彩,在一種整體的浮躁風氣中,人失去了起碼的理性,而將未來寄託在微茫的概率中。同時,執拗的愚蠢與可笑的迷信開始生長:這些成年人圍著電視看《天線寶寶》,覺得裡頭藏著六合彩的玄機。他們個個口出豪言,表示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人生能有幾回搏」——一個生得豐壯的女人鏗鏘地說,她總是受過中等教育的,怎麼能不明白努力與投機之間的簡單區別呢?面對著這樣的畫面,這樣的話語,真是笑不出來,有一種如此現實的、絕不能輕鬆言笑的荒謬。

片子中的人物面目模糊,看了大半天,辨別出一對男女朋友是主要拍攝對象。女孩子懷孕了,但是男方不願意結婚,因為沒錢,也因為不想要這個孩子。她已經有好幾個月身孕了,家裡人與朋友商議了幾回,但還是沒辦法,最後去流產。這是她第三次流產,剛做完手術就回到家,男朋友讓她回到醫院去,危險期還沒過。她執拗地坐在床邊,被拉起又坐下,被拉起來又坐下。男朋友生氣起來:「你還要怎麼樣,我夠累的了。」

這些事情看著真是難受。女孩子是沒有努力方向的,也不知道珍惜自己,有著最自發的一點自尊和倔強。而男人完全不顧女性的身體健康與情感需要,體帖是有限到讓人齒冷。如果說一個社會出現了結構性的問題,缺失了最起碼的人性關懷的話,那麼女性總是比底層更為底層的承受者。

當影片把人帶進一種真實的氛圍時,它就不顯得漫長了。在一種壓抑的心情中這個紀錄片結束時,我幾乎沒意識到它有近兩個鐘頭之長。退出內容談影片,那它是一個好片子。作為一個紀錄片,它有一種不害怕過分平淡與枯燥的對生活的直面,而且有一種「感同身受」的視角,非常內在的省視,而不是外在的、與己無關的觀照。這也許是最重要的:拍攝者是以一種與對象近乎「重合」的方式來理解對象的,完全沒有「隔」,沒有一種執掌話語權(攝像機)時的優越感與解釋權。從導演的角度來說,他在攝影與剪輯方面表現出了一種接近事物與保持事物的豐富性的能力,而不是疏離的,簡化的。這部紀錄片的主要線索不那麼鮮明,而有很多散漫的場景,但正是這些場景,參與構成了一種難以言傳的氛圍。

這種氛圍實際上是時代性的、整體性的。當它們被真實地描述出來時,就體現出一種自身的深刻性。在一個資源不豐富、機會不均等、文化不被重視的社會,暴發心態是如此普遍。而這種暴發心態,又催生了偏執與愚昧,使勤勉踏實、樸素清新的生活態度受到了極大的傷害。這些人是可笑的,甚至是可鄙的,但又是可悲的。而我們在這一團的灰暗中,看到任何希望,甚至連粗俗的性細節,也更多地不是隱含著健康向上的生命力,而有著猥瑣自大的氣味。

希望不是這個片子的訴求點,人只是跟著本能與命運茫目走動。導演聞海在片子結束後與觀眾有一個交流,他說:「我也是這樣的人。」當然我覺得他不是,因為他還拍了這個片子,還有一種沈重的痛苦感與茫然感被包含在一種極端無聊的生活型態中,但我們與他們有什麼本質不同,我們能把自己拎出來嗎?聞海在電視臺工作了四年,退出體制獨立製片,回到湖南老家去拍了這個紀錄片。而我在看這個片子時,也不停地有一個「老家」在腦海裡與影片對照。這實際上是我們所有人的「老家」,是中國的普遍現狀,這種以巨大希望的形式出現的絕望與幻滅,如果說不是唯一的現狀,那也是混合在現狀里的龐大而深入的病毒。

在看完影片後,我發現它真的是極其「喧嘩」的,麻將聲、電視聲、手機聲,還有人們粗聲大氣的話語聲,幾乎沒有安靜的一刻。粗鄙的慾望與黯敗的現實兩相對照,讓人還能「喧囂」地活著的,好像只是足夠的愚昧與猥瑣。我的用詞如此苛刻,讓我自己非常難受。女孩去做流產時,鄰床婦女生了一個孩子,家人用紅格的小被子給孩子打了個漂亮的蠟燭包,這是片中唯一的、乾淨的亮色。再有什麼還能提供點安慰呢?就是非典來了,人們扎了個稻草人,去「送瘟神」——一群人環著稻草偶人燒香放炮,臉上帶著笑意,不見得深信,卻有著一種類似節慶的快樂。面對著外來的災難,人總有著堅韌簡單的承受力,但是社會發展的不平衡與文化的基層饋缺,卻帶來更內在的災難。

(原文刊於中國《上海文學》雜誌2005年05期)

編註:這部電影將於8月27日晚上九點於台北光點電影院播映。

董冰峰/客往何處去?

客往何處去?

董冰峰(藝術策展人/製作人)

坦白說,在今天嘗試歸納或梳理聞海的獨立電影並非易事。一個是導演的創作仍然處於一種高產的狀態;另外,在過去數年中,聞海的電影創作已經逐漸地表現為一種「之間」的狀態:既在中國大陸之內,又在之外。這裡的意思,不僅僅是說聞海移居香港之後,拍攝和反思中國大陸的社會或政治現實,已經有了相當的距離和「直接性」的矛盾交錯;而是換種角度來說,或者正是緣由這種目前「客居」的「之間」的狀態,更使得聞海的電影創作有了更為寬廣的跨區域的社會政治視角,或可更有力地以獨立電影來進行一種社會批評和介入的行動。

或者無需旁人歸納,聞海已經在專著《放逐的凝視──見證中國獨立紀錄片》書中,巨細無遺地記錄了他視野中和親身經歷的「中國獨立電影」,甚至書中的不少隱密細節,連我都聞所未聞,可見聞海對行動涉足之深和觀察力之細微。所以,聞海的身分既是電影創作者又是寫作者,既是一位融合獨立電影與實驗影像的藝術家,又在具體的中國社會的政治議題中勤力而為。在本次的回顧展中,觀眾應該可以更為清晰和全面的了解到聞海這一多層次的工作形態及其藝術成就。

討論聞海,無疑同時也需要解釋「中國獨立電影」的問題。的確,從1990年代初期在中國興起的獨立製作的這一潮流,對於中國電影與中國當代藝術來說都是意義重大。我的一個看法是,獨立製作強調的個體行為和實踐,已經完全從1980年代的啟蒙的宏大敘事中解放出來;另外,由於其秉承的個體的自主性和「自治」的特質,也使得1990年代,無論在錄像藝術、紀錄片、「獨立電影」,還是吳文光說的更為包容性的「個人的影像方式」等影像實踐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和一種融合,開發出別開生面的新氣象。同時,也由於1990年代在國內許多非官方的藝術和獨立製作都缺乏一種必要的公共渠道來進行交流和展示,也就產生了類似藝術史家巫鴻所說「實驗」的這種藝術類型和藝術機制的一種替代模式。「獨立電影」、「地下電影」都屬於這一時期的典型稱謂和生存狀態。我們看到,無論聞海(尤其是短片《殼》[2006]),還是王兵、趙亮、吳文光、毛晨雨、邱炯炯等1990年代以來的獨立電影人,對於十數年左右的中國當代藝術都有相當的參與度與藝術實驗形態上的貢獻。

我說的「之間」和聞海說的「放逐」,其實本質來說都在形容一種個體生存的生命狀態。這一點在聞海幾乎可以說是全部的電影中非常強有力的表現出來:無論是《夢遊》(2006)中的藝術家、《我們》(2008)中的知識分子,還是《兇年之畔》(2017)中的工人行動者,聞海幾乎完整地勾勒出全球化進程中的中國社會,最為複雜多變的社會群體的眾生畫像,並且其電影以極具原創風格的影像美學與社會題材表達的緊密張力,近距離帶動和極大的感染了作為觀看和思考電影與實驗藝術的受眾。由此,在聞海即將於台北舉行的電影回顧展上更具期待。

                                             2019年

(編註:此文為作者為導演聞海「在流放地的影像──2019中國獨立紀錄片巡迴影展」所寫。)

在流放地的影像──2019中國獨立紀錄片巡迴影展

在流放地的影像──2019中國獨立紀錄片巡迴影展

從8月26日至9月7號連續十二天,台北光點電影院將放映獨立紀錄片導演聞海的七部影片並舉辦一場講座。這是聞海自2009年第14屆巴黎蒙特婁紀錄片電影節舉辦電影個展十年後,首次全面放映他的電影。影展策展人為獨立中文筆會創會人貝嶺,協辦單位有台北當代藝術館、台北光點、永久和平發展協會、1905國際人權電影節、傾向出版社、中文自由作家筆會。此次展映活動,屬於「2019中國獨立紀錄片巡迴影展」項目之一。

活動內容如下:

8/27(二) 藝文廳 19:00《喧嘩的塵土》

8/29(四) 藝文廳 19:00 《西方去此不遠》

8/31(六) 戲院 10:30《兇年之畔》 14:00 藝文廳 講座「作為見證與抗爭的中國獨立紀錄片」

9/1(日) 戲院 10:30《在流放地》(嘉賓貝嶺出席映後交流)

9/3(二) 藝文廳 19:00《喊叫與耳語》

9/5(四) 藝文廳 19:00《夢遊》

9/7(六) 藝文廳 14:00 《我們》並映後交流

                           獨立中文筆會秘書處

梁慕嫻/「華為」是私企還是國企

「華為」是私企還是國企

 梁慕嫻

「華為技術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究竟是私企還是國企這個問題,引起很多的討論。筆者認為要判斷華為的性質,必需要從中共的歷史傳統和建黨制度着手作合理推斷,才能有實質的結論。

毛澤東曾總結,有三件武器助他戰勝敵人取得政權,那就是建黨、建軍和統一戰線。其中建黨起着主導性作用。以下且看中共如何建黨:1927年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軍發動「北伐戰爭」,軍隊節節勝利快將到達上海之際,中共組織上海民團三次暴動,意圖搶先奪取上海政權,引發蔣介石於4 月12 日進行清共運動,在全國範圍內捕殺共產黨員,中共遭遇重大的挫敗。中共發動武裝反抗,但所組織的「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均以失敗告終,疲累的軍隊被敵人不斷追擊。毛澤東帶領一支部隊向井崗山前進,打算以山為屏障建立拫據地。可是他怎麼也穩定不了部隊,開小差逃跑的越來越多,出現整個排利用放哨的機會集體逃走的現像。隊伍到達江西省永新縣三灣村時,毛澤東總結了經驗,得出黨的組織在軍隊中並不建全,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這個結論。於是,他對軍隊進行改編,首次提出「支部建在連上」的建黨制度。史稱「三灣改編」。

在軍隊編制中:總、軍、師、旅、團、營、連、排、班,「連」屬於基層部份,黨的支部建在「連」上,就是黨組織要建立在基層單位中直接抓緊戰士,掌握基層士兵的思想動向及作戰意志,並對他們進行思想教育。這次改編後經古田會議決議通過,從此成為中共建黨,建軍的基本原則和制度。有作者說,這就是把黨的組織系統一竿子插到底,直到基層單位去。

毛澤東總結說:「黨的組織,現分連支部、營委、團委、軍委四級。連有支部,班有小組。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摘自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井崗山的鬥爭》)。建在「連」上的黨代表稱支部書記,「連」以上的營、團、軍設黨委書記,「連」以下的排、班則設黨小組。這些書記,領導和掌管軍隊的一切,權力在連長、營長、團長和軍長之上。這樣,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便確立,輕易地把國家軍隊收編為中國共產黨的御用軍隊,創下「黨指揮槍」這一政治原則 。

中共建國之後,沿襲毛澤東的建黨思想,把黨的建設工作放在一切工作之首,強調「黨領導一切」。「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在建黨工作中起着指導作用,在全國範圍內落實。無論是鄉村、工厰車間、街道組織、教科研室、民企國企、大中小學、互聯網企業、法庭等等都建立了黨支部,黨小組。中共規定,只要有三個正式黨員,便可成立黨小組,於是各行各業的各級黨委書記,支部書記充斥全國。

這些書記的權力比政府官員更高更大,無論是村長、經理、董事、校長、法官等等也要聽命於這些書記,甚至法庭也要等候黨委書記的指示。黨的基層組織建立在國家行政基層單位之內,無所不在,滴水不漏。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台後,對建黨工作也抓得很緊,可說是超額繼承了毛澤東的建黨思想。他不但在國內要求所有國企或民企加強建黨工作,把建黨要求寫入公司企業的章程中,也要求在華的外國企業設立黨支部。更瘋狂的是,竟然在外國到處建立黨組織,被揭出在西方國家的大學之內建立黨組織的事件。

他在中共十九大會議上宣稱:「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人民日報》於今年2 月也發表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意見》一文,文中強調「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加強黨的政治建設,必需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完善黨的領導體制,改進黨的領導方式,承擔起執政興國的政治責任。」

中共領導人強調「黨領導一切」的概念,認為只要在機構內建立了黨支部,黨小組,透過機構內黨組織系統的運作,黨便可以領導它,控制它,佔領它,使它為黨所用。現在,正如習近平所說,整個中國的一切都由共產黨所領導,國務院也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領導下運作,各個政府部門的工作只是為了配合、執行黨的政策。

那麼,華為是甚麼情況?華為創立於1987年,很早己經建立了黨委會。有報導說,早在2007年華為黨委會就己下轄三百餘個黨支部,並擁有一萬二千多名黨員。華為黨委書記是周代琪,於1994年加入華為,也是華為常務監事兼首席道德遵從官。(摘自鳯凰網)華為公司始創人兼總裁任正非,中國共產黨員,1978 年入黨,是1982年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黨代表。他於1974年應徵入伍成為基建工程兵,後升為軍官,因而有軍方背景。華為初創時利用軍方背景取得產品專門代理權。過去二十年,華為曾積極參與中共的「金盾工程」,「長城防火牆」,「天網工程」等的建設。

根據上述中共的建黨原則和制度及「黨領導一切」的政策來觀察,華為公司的最高領導人不是任正非,其實是黨委書記周代琪。任正非作為一個黨員,要接受黨的領導。他要過「組織生活」,要參加由黨委書記主持的黨委會會議,聆聽周代琪傳達黨中央的指示,也要向周代琪匯報工作情況,接受批評指導。按中共黨章「個人服從組織」的規定,黨委會會議所作出的決議,無論這些決議是要偷、要騙、還是要做間諜,任正非必需服從而且執行。因此華為不是執行「國家情報法」這麼簡單,而是直接執行黨的全部指令。

華為不是獨立自主的私企,也不是單純意義的國企,正確地說是「黨企」。華為不是中國政府的工具,應該說華為是中國共產黨的工具才準確。中共讓華為員工持有98.9%虛擬股權,實在是把華為化裝打扮成私企,作為向世界擴張的謀略,目的是矇騙世人,使人不加防避,讓他可以為所欲為。在中國,己經沒有真正的私人企業了。

任正非竭力撇清華為與中共的關係,他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訪問時表示,「華為在過去三十年從未為中國政府提供訊息,未來也不會這樣做」。這是說謊,中共黨組織正在華為的心臟裏運作,華為與中共的關係是撇不清的。

有人認為美國政府至今沒有拿出華為與中國情報機關合作的證據,便放鬆了對華為安全問題的警愓,這是非常危險的。美國中央情報局(CIA) 的確非常努力地去找尋證據,早前據英國《泰晤士報》引述消息人士說,美國中央情報局向英國情報單位負責人表示,華為接受中國軍方、國家安全委員會及第三個中國國家情報網絡機構的資金。如果中央情報局找到確鑿的證據固然是大好事,可以促使各國加強警戒。但筆者認為, 這不是事情的根本,事實是,華為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控制的企業,是中共命令那些機構單位向華為提供資金、技術、人材的支援,而不是甚麼華為與他們合作或接受。也許,中央情報局將來會發現更多支援華為的單位。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反對普世價值,實行一黨專政,經常違反承諾,說謊不以為恥的政黨,他也是組織嚴密,黨紀森嚴,行事計劃周全的政治堡壘。 只要相信華為是「黨企」這一「合理推斷」,就會明白,這個厲害的黨組織在華為內部操作,華為不能是自主地與甚麼機關合作,不會是自主地接受甚麼單位的資助,而是共產黨在內部的安排。希望西方各國領袖們斷然拒絕華為這個危險的企業,以保護自己國家的安全和利益。

美國共和黨參議員加拉格(Mike Gallagher)對華為表達質疑:「華為和中興這些公司是中國的全資子公司。這與中國共產黨的起源有關,它是一個有影響力的組織,一個情報組織,一個在中國境內成功發動叛亂的組織。」

深刻地認識中國共產黨,才能準確地判斷中共現在所做的一切。加拉格議員的質疑,已經很接近筆者的結論。

2019年4 月4 日

2019年4 月22 日修訂 ( 本文原刊於台灣《上報》)

梁慕嫻/互聯網下新社運模式

互聯網下新社運模式  

梁慕嫻

香港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發展了兩個多月,出現前所未見的網絡革命效應,其動員群眾的威力,震撼全世界。示威者更榮獲美國《時代》雜誌選為互聯網25名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

互聯網如何影響社會運動這個課題,我一直關注和學習。早於2010年4 月有一位電腦專家向我解釋後,我在文章《從八十後說到劉曉波》(拙著《我與香港地下黨》頁324)中寫下一段文字:「『反高鐵運動』最大的亮點是互聯網深不可測的威力。萬人聚集看不見組織者,領導者,只有Laughing Man 。讓那些專門追捕幕後黑手的專制者們看得傻了眼,不知何解。Laughing Man 是誰? 電腦專家解釋:『日本有電視連續劇〈Ghost in the Shell :Stand Alone Complex – The Laughing Man〉,以美國作家沙林傑(J。 D。 Salinger)的小說:〈The Laughing Man〉作為關鍵元素,講述無法追查源頭的一宗關於Laughing Man的案件。連續劇把沙林傑的Laughing Man 進一步深化為網絡的特質:個體的、自由的創造。於是Laughing Man變得面目模糊, 成為一個意念(Idea)。無數的網民在(Idea)上添磚加瓦,進行再創造,使其改頭換面,最初的Laughing Man 不見了,變成抽象精神的存在,這樣人人都可以是Laughing Man, 成為一個群組的共同意向和行動。網絡世界裏所成就的社會運動己經超出過去一切社會運動的經驗了。』」

然後,於2011年4 月我又在文章《上街的聯想》(拙著:頁128)的「後記」上作了補充:「突尼斯人民自發而迅猛的『苿莉花革命』是一場名副其實的網絡革命,令世人驚歎。事實上,短訊、面書、推特等互聯網平台不單是實用主義的資訊傳播工具,而是自由的像徵。網絡帶着自由的因子,網絡精神就是自由,網絡是自由的武器,不是人類的工具。當一個意念(Idea )在網路上出現了,它就像自由的翅膀,在網絡世界裏無邊無際地飛翔,沒有甚麼東西可以阻擋得了。

意念(Idea)是甚麼?它不應是讓人執行的革命綱領或指令,而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念頭(Idea)。當這個念頭得到網民廣泛共鳴和認同時便迅速地傳播,在傳播過程中,像傳染自由因子一樣,被網民自由地加以改造和創新,最後這個意念經無限創意,比原始的更加完美或更具操作性時,網絡革命便隨時會發生。沒有這創造的過程,不會成功動員千千萬的群眾,這是自由的功效。

網絡革命為甚麼無組織、無領袖?因為一個好的意念在網路上穿行過程中,不單只是傳遞而是得到不斷的變化和改造。意念在改進之中,自由彰顯了,就像動員群眾的發動機,人人都是參加者,組織者,都可以是領袖(或稱召集人),於是等於沒有組織,沒有領袖。違背了自由的原則,就無法興起網絡革命。」

至到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電腦專家作出評論,我在《傘下的思考》一文中有所記述。他說:「互聯網的精神就是個人自由,網民在互聯網上遨遊的時候,是一個具自由意志的個體,獨立的思考,自由的選擇是他們的權利。互聯網時代群眾運動的主要點,並非是否有領袖而是是否有意念( Idea)。人人均可有權提出意念,誰的意念得到足夠的支持,誰就成為帶領運動的領袖,人人均可成為領袖。但支持者必須服從領袖所定出的原則和紀律,是為道義上的責任。而這個充滿生命力的意念在互聯網上傳遞,經網民討論修改補充,使意念更豐富甚至變成面目全非的新意念,這時原來的領袖淡出,新的領袖出現,在意念不斷更新的過程中,可以先後出現不同的領袖。」

電腦專家又說:「『雨傘運動』基本上符合網絡時代群眾運動的規律和原則。最初佔中三子提出『公民抗命』及『佔領中環』兩個意念,得到足夠的支持成為運動的領袖。其後雙學在三子『公民抗命』意念的基礎上修改『佔領中環』為『重奪公民廣場』的新意念,更得到二十多萬人出來佔領的支持,且進而演變成『雨傘運動』而成為新領袖。這是符合網絡運動的規律,並非甚麼『騎劫』、『被邊緣』的問題。後來出現了『行動升級,暴力反抗』、『撤退』和『絕食』三個意念,顯然地,事情的發展說明,只有『撤退』這一意念得到佔領區內區外的大多數支持,而回歸原來三子的『公民抗命』意念,以自首和靜坐被捕結束佔領運動。

雙學修改的只是三子的『佔領中環』部份,並末取代『公民抗命』意念,而『公民抗命』由始至終都得到大多數參與者的支持和堅守,故此三子不會淡出。雙學並未遵守網絡革命原則,承認並尊重三子『公民抗命』的意念,組成由三子與雙學聯合的集體領導,引致運動失敗。三子的意念之一『公民抗命』,經過一個奇妙的旅程而回到原狀,證明這個意念相當正確,始終得到廣泛的支持,值得讚歎。」「不過」他再說:「香港這場網絡運動並不完美,部分網民道德教養很差,文明程度很低,濫用自由破壞網絡遊戲規則。自由的底線應有道德的制約。」

經過多年的思考,我的心得是:

1。網絡社運需要有高質素的網民,有高度的文明修養,有基本民主理念,更是全心追求理想,顧全大局沒有個人野心,沒有個人英雄主義的人,才能成功發起運動。在運動中提出「你不代表我」、「不要大台」、「不要領袖」的說法,是典型的道德淪喪,道義泯滅,突顯其個人野心,破壞運動的表現。

2。網絡社運其實有領袖,只不過是以匿名的,隱蔽的Laughing Man的形態存在。作為網民決定支持一個意念,便應尊重和愛護提出意念的領袖。除非你另有新意念提出,而又得到大多數人支持,否則的話你只能服從領袖的指揮,這是網絡運動的道義原則。

3。通過網絡動員了龐大的支持者後,始終要有大台(即組織)才能發揮集體智慧,有策略地持久作戰,由各個小台組成大台是必需的戰略行為。

4。只要年輕的網民在Laughing Man 內達成自我反省,自我完善,自我創新,這樣,新的民主接棒人便將在網上誕生。

想不到以上的心得,正在這次反修例運動中實踐,令筆者非常興奮。從兩個多月來的經歷所見,網民使用連登討論區及通訊軟件Telegram 等網絡平台發動遊行集會的威力無與倫比,打破港史的記錄,令人驚歎。網民誓死堅守的抗爭意識大大提高,網民的高尚品格:團結、勇敢、犧牲、關愛、寛容,處處顯示出美善的高度品質,令全港有良心的人為之折服。他們的口號:「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不割席、不讉責、不篤灰」,「一個不能少」,「一齊來,一齊走」所顯示的團結精神,感人下淚。他們堅守和平、理性、非暴力,甚至要求行動「優雅」,即使是衝擊行動,也讓人看到他們有原則,有克制,選擇性毀壞,既是不屈不撓,也是熱愛香港感情的表露,感動世人,正如媽媽們,銀髪族們都給予無限的支持。

運動至今仍未平息,雖然我們做了很多極有創意,遍地開花的行動,己得到二百萬各階層人士的支持。但香港工委(中聯辦)及林鄭政府卻不為所動,不作進一步回應,使大家所做的一切變成徒勞無功。他們完全沒有希望緩和局勢,平息民憤的跡像。相反,我看到的卻是,他們正在透過地下黨動員組織群眾部署全面大反撲。這符合他們的性格,就是不能退讓,必須以暴力鎮壓反抗者,直至他們屈服。

我希望大家知道, 現在管治香港的其實不是林鄭政府而是共產黨,林鄭己經差不多放棄了管治香港的責任。香港工委會無所不用其極,設計出比空城計,困獸鬥等陰謀更可恥的鎮壓手法去對付示威者。如何抗爭下去?聯合民主派政黨,公民社會組織,網民代表,發揮更廣泛的集體智慧定出新的策略才能抵抗地下黨的反撲,這是我現在提出的意念(Idea)。

我只是不願看到再有人流血,有人被捕,有人流亡,有人犧牲性命。當中共發動更奸險,更毒辣的反撲行動來臨時,「鳴金收兵」仍然是最聰明,最有智慧,保存實力的唯一選擇。這也是我的另一個(Idea)。

2019年7 月19 日      ( 本文原刊於《立場新聞》)

梁慕嫻/為了戰鬥的紀念

為了戰鬥的紀念

梁慕嫻

今年是北京天安門「六四屠殺」案件的三十週年,人們不但沒有忘記,更在全世界各地精心組織了更大規模,更深意義的活動,令人興奮。

那一年,我五十歲,定居加拿大,已經從組織上脫離了共產黨。1989年4月開始,我不斷關注北京的消息和學生的活動。「六四」那天,我含淚追看電視上的新聞轉播,只見天安門上空烈焰沖天,煙霧瀰漫。載滿解放軍的車隊向着天安門進發,卜卜的槍聲四處響起。學生和市民紛紛走避,人們推着板車上的傷者拼命奔跑。

共產黨殺人了,我驚愕地叫了起來。

這就是我曾經加入過的共產黨,號稱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我曾經引以為榮,認為它是拯救中國的黨。而今,在我面前,這個黨竟然露出猙獰的面目,殘酷的本質。為甚麼?為甚麼我加入了這樣一個滅絶人性的政黨?我責備自己,禁不住號啕大哭,痛苦極了。就在這時,我下身流出血水,血崩了,緊急送去醫院。我的血水與天安門學生、市民的血同一天流出,也許生命之間真有一種天然的聯繫,血水使我與中共一刀而斷不再回頭。我從未寫過我的「六四」,太痛苦了,刻骨銘心的痛苦。

從此以後,每年的「六四」,我必定點燃我自己的燭光,悼念那些未得安息的亡靈。我不斷反省懺悔,讓痛苦化成力量,繼續前行。我學習普世價值的理論,去批判毛澤東思想。我也不會忘記兩位英雄,丁子霖女士和劉曉波先生,他們永遠是激勵我前行的榜樣。

「六四」過後,首都北京完全被置於戒嚴狀態,荷槍實彈的野戰軍士兵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大街小巷一片恐佈。緊接着,中共當局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大搜捕行動,許多人被拘捕,被關押,被立即槍決,也有不少人走上逃亡之路。北京市內也進行氣勢凌厲的清查運動,要人人過關表態「擁護平暴」。中共更用嚴酷的非人道的手段對付受難者家屬,不准拜祭,不准哭。

丁子霖女士當年五十三歲,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獨生子蔣捷連於1989年6 月3 日晚間在北京長安街被中共軍隊槍殺。1990年,丁子霖在朋友的介紹下結識了第一位難友張先玲,她的兒子王楠在6月4 日凌晨於天安門附近南長街南口處遇害。就在這種肅殺悲涼的氣氛中,丁子霖和張先玲忘記了恐懼,鼓足勇氣開始了尋找受難者家屬的歷程。 丁子霖說:「我無法驅除幾乎已成為我生命本身的記憶, 我不能眼看着與我同命運者失去親人而無人過問,無處訴說的痛苦煎熬……我的兒子是為中國的未來而死,我也只有為中國的未來而活着。」

她們根據各方的資訊和各種關係取得線索,一個個地與難屬取得聯繫。一椿樁,一件件血和淚的故事,見證「六四屠殺」的事實。 死難者家屬們相互認識,相互撫慰,相互支撑,結成了以丁子霖為首的「天安門母親」群體。 難屬們已經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她們己經成為一個有着自己尊嚴和訴求的群體。

丁子霖在1994年出版《六四受難者名冊》;2000年出版《生者與死者——為了中國的明天》;2005年,出版《尋找「六四」受難者實錄》。她們總共尋找到186名 死難者名單,為歷史作出有力的見證。今年,「天安門母親」正如過往一樣,發表「祭文暨致中國領導人公開信──哭「六四」大屠殺中罹難的親人和同胞們」,祭文簽名共127 人, 過身的難友已達55 人了。

丁子霖有一句說話令我心靈震撼不已,今生難忘。她說:「我今天活着,能夠從愚昧和沉睡中甦醒過來,這是以我兒子的生命為代價的。我的整個存在,都是兒子生命的延續,這就是犧牲與祭奠的全部意義。」她說出了生與死,生者與死者之間的真諦,也就是生命的意義。這就是促使她覺醒的動力,也促成了我的覺醒。

「六四」前後,最具象徵意義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人權活動家,政治評論瘃,諾具爾和平奬得主劉曉波。他出生於吉林省長春市,吉林大學文學學士,並於北京師範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1989年4 月,三十三歲的劉曉波,中斷了在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的職位,返回北京參加「八九民運」。6 月2 日他聯同候德健、周舵和高新在天安門進行絕食,抗議當局戒嚴,成為天安門絕食四君子之一。我是從這個時候起開始關注劉曉波的一切直至他離世。他是我的學習榜樣,有幾個方面是我永記在心,難以忘懷的。

首先,是他的犧牲精神,他的一生所作出的犠牲是巨大的。他放棄了自己的美學研究,文學評論專業,不去著書立說而專注於危險性極高的政論。「六四」後,澳大利亞駐華參贊駕車載他到領使館門前,再三問他是否要進使館。他說:「不,謝謝。」便下車,放棄逃亡機會結果被捕。後來即使再有機會出國講學,他也選擇回國。他一共坐牢四次,堅決拒絕保外就醫,堅持留守國內。他說:「坐牢是獨裁制度下異見人士應具有的職業道德,是異見人士的必修課,應把監牢坐好。」他進而指出:「為尊嚴和自由而坐牢並非值得四處炫耀的資本,而是異見人士反抗獨裁生涯的一部份,更不應該以坐牢為資本向社會討債,也要避免一坐成名的自我陶醉。」他斬釘截鐵地說:「要下地獄就不能抱怨黑暗… … 獄火的焚燒縱使把我化為灰燼,我也甘心情願。我升天,我入地,全取決於我自己。」可見他早已作出選擇,無怨無悔。

徐友漁認為「思想的徹底性」是劉曉波的主要特徵。是的,他對馬列主義,共產黨的否定是徹底的,他對毛澤東的批評是徹底的,他對自己的懺悔也是徹底的,而對普世價值的追求更是徹底地勇往直前,百折不撓的。然而,我認為劉曉波還有兩個「徹底」是達至令人欽佩的最高境界。一個是對愛國、民族主義的批判,一個是對階級鬥爭的批判。

劉曉波在其著作《單刃毒劍——中國民族主義批判》中指出:「自從中國蒙受鴉片戰爭之辱,愛國主義就一直是最具有社會動員力的道義資源之一,各種社會政治力量的成敗,取決於爭奪這一資源的結果。中共執政後一直有意識地為民眾塑做不同的外敵,把民眾的強烈不滿引向國界之外。愛國被扭曲成愛政權、愛黨、愛領袖。」

1988年,劉曉波路過香港時,接受總編金鐘的訪問。他認為:「全盤西化就是人化,現代化。選擇西化就是要過人的生活。西化與中國制度的分別就是人與非人的區別,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發揮。」被問到在甚麼條件下,中國才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歷史變革?他說:「三百年殖民地。」問者說,那不是十足賣國主義嗎?他說:「我無所謂愛國或叛國,就是要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在《單刃毒劍》一書中,他回憶了這段對話,他說:「我曾經說過一句犯眾怒的話,在今天的民族主義偏執狂佔據話語制高點之時,我不想收回這句話。平心而論,它只不過是中國需要經過長期的西化過程,方能實現現代化的極端表達而已。」他一語到底,沒有和稀泥及調和餘地,這就是對愛國、民族主義最徹底的批判。

劉曉波在法庭上宣讀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是批判中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最有力的武器, 他說:「仇恨會腐食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寛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 … 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鬥爭的哲學』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他最後說:「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這個鏗鏘有力的宣佈,是對中共的階級鬥爭,尋找階級敵人的最徹底的批判。

劉曉波先生的自省能力是難能可貴的。假如看過劉曉波於1992年所著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一定深深地感受到他那種撕心裂肺,痛徹心脾的懺悔,這是我最能與他共鳴之處。所有接受過中共教育,吸吮過狼奶的人,都會感動於他吐出狼奶的勇氣。他寫道:「我永遠無法原諒自己,直到進入墳墓,因為我居然可以用出賣良知來換取自由——悔罪。」他為自己寫過悔罪書而自責,認為是對「六四」死難者的褻瀆。

他分析自己對「八九民運」的複雜動機,有道德激情,有機會主義,有自戀,有對榮耀和影響力的榮心的渴望,他錐心刺骨地懺悔自己的狂妄和軟弱。他不斷地超越自己,由一個粗魯狂傲,直率誇張,愛出風頭的個人主義者,脫胎換骨成為謙虛內斂,思想清晣,言辭從容,對社會有所承擔的人。他翩然重生成為一位有藝術家的敏銳,也有思想家的深邃的民運領袖。劉曉波的懺悔成為民主路上同行者的榜樣,也就是我要學習的地方。

劉曉波是被中共設計陷害而死,他們隱瞞病情,拖延治療,監控殯殮,不准拜祭,不准哭,像對待「天安門母親」一樣。我們千萬不要忘記中共殘酷的本質,把悲憤化為力量,承接天安門的亡靈、逝去的難屬和劉曉波的遺志,繼續向自由、平等、公義、法治等普世價值的最高標準邁進。

2019年5 月30 日

( 本文原刊於台灣上報)

梁慕嫻/關於反修例運動的幾點觀察

關於反修例運動的幾點觀察

梁慕嫻

一、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 訪問,關於逃犯條例修訂一事,他說了非常重要的一句話:「中央政府從未指示香港修例,這次修例是香港政府自己發起的…」。當被問到是否建議放棄修例時,他又非常巧妙地說:「為甚麼要要求香港政府放棄…」這是間接表達了支持修例,中央是樂見其成的。

他的說法證實了筆者在五月撰寫的文章《王志文披甲上陣了,香港人怎麼辦?》中所指出的看法:「修例事件與中美貿易無關,也不是中共中央的命令,最高級別的政治局常委,港澳協調小組組長韓正只是表達了支持…」我認為,現在由劉曉明大使向外國傳媒正式點出真相,是為了把修例事件局限在地方政府範圍內,切割運動向外交層面發展。

二、所謂「香港政府自己發起」一說,我認為指的並非林鄭月娥政府而是地方政府,也就是指由王志文的「香港工委」躲在中聯辦內幕後發起。這一點上,因地下關係,劉大使當然不會,也不應點出。現在應該明白,反修例運動面對的是具有共產黨性格的「香港工委」,它的特點是:

1一定要贏,不容易妥協,強硬到底。

2 心狠手辣,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3 視生命如糞土

4 趕着在7 月1 日向黨獻功。

香港「反送中」運動發展至今,從他們的表現手法和策略可以感受到這種共產黨特質。他們漠視超過一百萬的意民,濫用警權,施放催淚彈,布袋彈,橡膠彈,暴力鎮壓己達臨界點。6 月12 日的開槍,距離開槍殺人只有一步之遙。這是一場直接面對中共地下黨的抗爭,是持久的,艱苦的,需要犠牲的運動。

三、筆者認為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看,就算給她一個豹子膽,林鄭絕對沒有膽量,沒有能力單憑她自己的來發起這場修例程序。王志文召集親共派人士到中聯辦聽訓一事便露出了馬腳,證明他才是修訂事件的始作俑者。林鄭甘心情願做王志文的馬前卒,擔起這件修例工作,民主派要求她下台是上上的策略。她其實己把自己完完全全地賣給共產黨,上了賊船,正開着賊船橫衝直撞,終將把自己撞死。

四、由於這是一場直面陰險,奸狡的地下黨的運動,我們更要講求策略,進退有序,避免無謂的犠牲。更要防止地下黨滲透民主派隊伍,騎劫運動主導權,以及陷害運動的領袖。香港人是可愛的,可敬的。他們勇敢的,不屈的精神令我萬分感動。我相信,只要港人繼續團結一致, 發揮公民社會的力量,共產黨無論如何強大奸險,終會為人民所擊敗。

願上帝施恩的手帶領香港市民取得最後的勝利!

2019年6 月14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