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薛憶溈:迷人的局外者,在中國以外寫中國

作家薛憶溈:迷人的局外者,在中國以外寫中國

2017年11月17日

薛憶溈為其作品在加拿大受到的矚目心存感激,但卻擔憂他的聲音無法在中國被聽到。

Nick Hag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薛憶溈為其作品在加拿大受到的矚目心存感激,但卻擔憂他的聲音無法在中國被聽到。

蒙特婁——薛憶溈被譽為中國「最迷人的文體家」,然而他在英文讀者中幾乎不為人知。他的2010年書信體小說《白求恩的孩子們》是寫給1939年在中共抗日前線犧牲的加拿大醫生諾爾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的信件。隨著該書英譯本前不久在加拿大出版,他在英語文學界的籍籍無名也將改變。

本書的敘述者是一位流亡加拿大的中國歷史學家,對自己的祖國不再抱有幻想,這與薛憶溈的經歷頗有相似之處。16年前,他獲得「技術移民」簽證,從深圳移居蒙特婁。他的作品在中國仍被廣泛閱讀,他的短篇小說集和散文集被評論家列入亞洲前十名單,但前不久試圖在中國出版《白求恩的孩子們》的經歷,令他對自己的祖國產生了一絲幻滅情緒。

各出版社的編輯相繼拒絕了他。他被告知,《白求恩的孩子們》不能面世,是因為小說敘事者是被逐出中國的,他的態度被認為有損中國聲譽。北京一位編輯提出了一個詳細的計劃對小說進行重新組織,避開其中提到文革和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的部分——這些話題在中國仍然是禁忌。薛憶溈拒絕做出修改,決定在中國之外出版這本書。2014年,中文版《白求恩的孩子們》在台灣出版。

 

這讓53歲的薛憶溈處於一個與眾不同的境地:他在自己的祖國沒有完全被禁,也沒有完全被接受。那些在中國生活、創作爭議題材的作者往往是全部作品都被禁,而那些經常發表作品的作家被懷疑進行了自我審查。幾乎所有出版過作品的作家都屬於中國作家協會,該協會要求其成員承諾忠於共產黨,薛憶溈從來沒加入過作協。在他的全部16部小說和散文以及短篇小說集中,只有三部在中國得到出版。對薛憶溈來說,問題在於,他目前在中國被禁的書都是他心目中自己最重要的作品,包括《白求恩的孩子們》。

美國國家圖書獎(National Book Award)獲得者、《等待》(Waiting)的作者哈金表示,在中國現代文壇,薛憶溈被認為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他獨立於文學圈外,完全是自己一個人。」現居波士頓的哈金還說:「中國的知名作家可能關注宏大的主題,但他們非常孤立,局限在體制裡,不能真正以不同的方式思考。」

自1989年發表文學處女作《遺棄》後,薛憶溈一直在不受約束的自我表達和保持中國讀者群之間遊走。《遺棄》是關於一位業餘哲學家辭去政府工作的卡夫卡式努力。出版首部小說一個月後,他參加了北京和湖南省省會長沙的抗議活動。他在一部名為《1989年12月31日》的中篇小說中記錄了自己對天安門廣場及中國其他地方鎮壓抗議活動的反應,描繪了他的知識分子朋友們的沮喪情緒。該小說曾在台灣和廣州的雜誌上發表。

「它的出版引起了強烈反響,」薛憶溈坐在自己高層公寓的陽台上回憶說。從那裡可以俯瞰蒙特婁的皇家山公園(Mount Royal Park)。「他們從沒找過我,但他們去找了我的朋友們。他們試圖查封發表我作品的那本雜誌。我始終不知道『他們』是誰。有個朋友對我說,我不應該再寫下去了。這是為了我自己好。那些話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有五年的時間,薛憶溈沒有用自己的真名出版過作品。他回到學校,在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獲得了語言學博士學位。那期間,他寫的幾個短篇小說都是用筆名發表的。

薛憶溈的文學生涯在1997年開始恢復,當時他已經在深圳大學找到了一個舒服的職位,教授中國文學。《遺棄》出版時遭到評論家們忽視,但它在台灣獲了一個大獎,北京一位重要評論家稱它是中國最重要的哲學小說之一。不過那時候,他已經決定移居蒙特婁。

「當時,我可以看到中國正在發生什麼,」他說。「在創作的巔峰期,我不得不隱藏自己。甚至在那之後,我和出版社的對話也不太舒服。」

薛憶溈在蒙特婁大學(Université de Montréal)上了一些文學課程。此後,他有了一個格外高產的時期,在那段時間裡,他在祖國的名氣越來越大,但在中國以外的地方,幾乎無人知曉。

「我把自己邊緣化了,」薛憶溈說。「我是自願的。但我依然是中國文壇的一位重要作家。」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的當代中國文化研究教授白睿文(Michael Berry)表示,「薛憶溈想要擺脫中國每天發生的各種變化的刺耳聲音,這是有道理的。在蒙特婁生活的局外人視角能讓他探索中國作家不敢觸碰的觀點。」

一開始,蒙特婁只是薛憶溈可以安全寫作的避風港,後來,這裡成了他的家,他對自己在第二故鄉獲得的公眾關注和獎項感到興奮。4月,他憑藉短篇小說集《深圳人》的英文譯本在蒙特婁的「藍色大都會節」(Blue Metropolis Festival)上獲得「多元化獎」(Diversity Prize)。那本短篇小說集以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的《都柏林人》(Dubliners)為靈感。

薛憶溈長期定居在蒙特婁,所以對自己的英語更自信了,寫起英文來也更加順暢。他改寫了《白求恩的孩子們》英譯本中的許多段落。隨著他的作品在歐洲和北美獲得越來越多的認可,也意味著他有了更多表達自我的機會,他的文學前途一片光明,他將不再依賴於在中國出版作品。不過,他擔心,將來有一天,他的聲音在那裡不再能被聽到。

「在這個物慾橫流的時代,我相信,文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能幫助我的祖國保持良心,」薛憶溈說。

薛憶溈在陽台上打開了一個剛寄到的包裹,他說,他等這個包裹等了25年。裡面是三本新出版的精裝版《空巢》瑞典語譯本,那是他的第四部小說,首次出版是在2014年。

「在我人生的最低谷,」薛憶溈說,「當我被告知不該繼續寫下去的時候,一個朋友對我說,『別擔心,不出25年,你的作品會在斯德哥爾摩出版的。』」

他微微一笑,說道:「我想那一天已經到來了。」

Taras Grescoe是《大上海:中國古代的禁忌、陰謀與頹廢》(Shanghai Grand: Forbidden Love, Intrigue and Decadence in Old China)的作者。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政治笑话2则:不许刘晓波出国治疗和国内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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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问:“为什么不允许刘晓波出国治疗肝癌?“高官:“那是因为没有先例。“记者又问:“那为什么不允许诺奖委员会到中国给刘晓波授奖?“高官又道:“那是因为有先例:苏联保外就医的奥西茨基是被纳粹允许诺奖委员会到他家中受奖。简言之: 无先例的事情我们无法做。有先例的事情当然就更不能做。”
—2—
网友问: “苏联的奥西茨基是第一个在监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1935年获奖时他正在集中营饱受酷刑。纳粹禁止报道及禁止领奖。1936年5月奥西茨基患肺结核。同年11月纳粹允许他保外就医。并特许诺奖委员会在奥西茨基的家中举行授奖仪式。我们共产党是不是应该做得更好一些, 以示区别?”
高官答曰:“怎么可以用纳粹与我们类比?”

专访德国汉学家蒋永学(上):为什么会编辑出版台湾戒严问题文学选集

专访德国汉学家蒋永学(上):为什么会编辑出版台湾戒严问题文学选集

漢學家蔣永學

德文本纪念台湾解严三十周年台湾文学选集的出版,二〇一七年在欧洲出版界和学界都肯定是一个重要事件。为此记者对该书的编译者,汉学家蒋永学先生做了专访。

二〇一七年是台湾宣布解严三十周年。这对华人世界,对亚洲的社会和历史来说都是一个历史性的日期。因为“戒严”和“解严”不仅关系到台湾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且可以说“间接”促发了中国大陆民众对于共产党一党专制的质疑及八九年的事件,“直接”使得在八九年后在大陆陷于全世界的制裁时,力图摆脱孤立、积极发展经济时,借助台湾的资本成为可能。从而拯救了八九年后大陆共产党政府的孤立,以及没有在世界的制裁下经济萎缩。

毫无疑问,“戒严”和“解严”三十周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研究的历史性事件,但是让人们始料未及的是,最早在出版界、学界涉及纪念解严三十周年的却是在德国。汉学家蒋永学先生在进入二〇一七年的第一个星期,就在德国出版了关于台湾解严三十年的纪念文学选集,《戒严——台湾文学选集》。

一位学者对记者说,这本书不仅卷帙相当——四百五十页,选材全面、丰富,而且装帧考究、严肃,他相信,这本书对于希望了解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德国学者及相关人士,在今后数年中都是一本绕不过去的参考文献。为此,记者进一步特别采访了这本书的编译者蒋永学先生(Thilo Diefenbach)。

关于他什么时候决定编选这样一本文集,蒋永学先生对记者说:“我大概三四年前就决定要编辑一本台湾短篇小说集,当时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要选择什么题目作为重点。因为台湾的文学非常丰富,不只是在题材上,而且在数量都非常丰富,比如说,只是在二〇一二年大概就有四千多篇短篇小说问世,谁也看不完,那么如何能够选出最有代表性的呢?”

关于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目,他介绍说:“为此我想,代表性可能不是最合适的选在标准,因为每个文学研究者对于某个作家,或者某个作品的代表性都会有自己看法,为此我最后想到,二〇一七年是解严三十周年,我想我可以借此机会搜集一些跟解严前后,跟台湾民主化有关的文学作品和故事,但是还是有些担心,如果只是这样,书的内容可能还是有些单调,于是我又加了一些不太有政治性的小说,并且请了另外几位汉学家为这本书提供了不同内容的作品。”

对于台湾文学及戒严和解严问题在德国出版界、学界的情况,蒋永学先生说:“就我所知,关于台湾戒严时期的德文作品非常少。德文的台湾的短篇小说集有过两本。第一本是一九八二年问世,第二本是一九八六年出版。为此我们能看出来,这两本书都是在解严之前出版的,已经不能够反映现在台湾的社会和文学情况,而且反映的是台湾六、七十年代的情况。再说两本的视角都比较狭窄,第一本书翻译的基本上都是本土文学和乡土文学,第二本重点是外省作家的作品。这个现象当然和当时的政治局面有直接的关系。两本书当然到现在依然很有价值,读起来很有意思,只是它们无法让德国人了解解严以后的、现在的台湾。”

关于这本书所选内容,他介绍说,“所以我来编辑这本书,尽力介绍二十一世纪的台湾的不同方面、不同作家,里面有老的、有少的,男的、女的,偏蓝的、偏绿的,很有名的,不太有名的,本省人、外省人、汉人、客家人、原住民都有。”

为此关于内容,他进一步介绍说,“其实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因为以前那两本书完全忽视了原住民作家。题材,这本书中选的作品大多数是短篇小说,也有一些散文,有一些是用幽默描写台湾戒严时代的现象,也有一些写的非常悲观、非常黑暗。但是在我的书里第二种是比较少数的。”

在这篇采访的(下),蒋永学先生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谈了他为什么、以及如何编辑了这本书。

 (特约记者:天溢 )

自由亞洲電台/2017/1/27

专访蒋永学(下):台湾问题是理解中国问题、亚洲问题的钥匙

专访蒋永学(下):台湾问题是理解中国问题、亚洲问题的钥匙

汉学家蒋永学先生编译出版的《戒严——台湾文学选集》介绍了在另外一个中文社会中,另外一种文学及华人的情况。

德文版《戒严——台湾文学选集》的新书推介——天溢提供

一九八七年,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蒋经国总统宣布,在七月十五日解除已经实施了三十八年五十六天的戒严法。三十年后,二〇一七年新年伊始,德国学者蒋永学(Thilo Diefenbach)在德国推出了纪念解严三十年,有关戒严和解严问题的德文本台湾文学选集。这本书以杨逵一九四九年的“和平宣言”开始,按照年代顺序收录了黄春明“两万年的历史”、李乔的“告密者”、李潼的“铜像店韩老爹”、王湘琦的“政治白痴”、李启源的“解严年代的爱情”、刘梓洁的“父后七日”等作品,最后以二〇一六年年胡晴舫的“世界”收尾,总共三十篇文字。

一位了解这个领域的文化问题的学者对记者说,这本书不仅填补了德国出版界和学界的一个空白,而且在关于文学、社会、历史和文化问题的了解和研究上也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为此,记者在对蒋永学先生的采访的第二部分,请他谈了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

关于这本书,蒋永学先生首先说:“我书里的第一篇是杨奎先生一九四九年写的‘和平宣言’,正好是在戒严时期的开端写的,国民党还没有彻底溃败到台湾。而最后一篇虽然是二〇一六年发表的,但是里面也出现戒严这两个字,这表明戒严这个题目到现在对台湾人还有影响,还是很有意义的。我想我的书仔细地介绍了台湾解严前后的时代,德文出版界目前还没有类似的介绍作品。”

对于这本书在了解有关中文文学及文化问题上的意义,他说:“中国文学,现在德国翻译过来的大多是非常有名的作家,莫言、苏童等,他们的作品当然反映的是中国社会的情况,但是大家都知道台湾最近几十年的发展是两码事,完全不同,所以我觉得我的这本书跟中国大陆文学区别应该很大。虽然我不是特别了解中国大陆文学的情况,但是我觉得,从内容、可能也从风格、题材上都是很不同的。”

对于戒严、解严、台湾问题和中国问题的联系,他说:“我编辑这本书当然也是要把台湾的情况介绍给德国读者,因为我觉得了解台湾情况的德国人、欧洲人很少。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遗憾,很可惜的事情。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说,不了解台湾的人无法了解中国,也无法了解东亚的情况,无法了解东亚的历史。台湾在东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谁不了解这个角色,谁就无法把握那里的整个局面,不管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的问题,尤其是历史上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德国人应该进一步注意台湾的情况,并且希望我的这本书能够提高德国人对于台湾的注意。”

蒋永学先生说,这本书实际上得到了很多德国和台湾朋友的帮助。对此他说:“我想,我必须衷心感谢所有支持这本书的编译过程的人。首先我要感谢所有那些让我翻译他们作品的台湾作家,他们都对我非常友好,都和乐意并且同意了我的请求。国立台湾文学馆的人士也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还有四位德国汉学家,包惠夫(Wolf Baus)、毕鲁直(Lutz Bieg)、何致瀚(Hans Peter Hoffmann)、马嘉琳(Katharina Markgraf),他们提供了他们所翻译的和编辑的资料。最后我还要感谢很多台湾朋友们,他们给了我很多其它方面帮助和支持。其中特别要提到的是台湾书法家江柏萱,她为我书写了书的封面的书法。没有这么多人的帮助,我的计划无法实现。”

(特约记者:天溢)  

自由亚洲电台/2017/1/30

自己的花園 - 露伊絲.葛綠珂《野鳶尾》

自己的花園 - 露伊絲.葛綠珂《野鳶尾》

陳育虹

露伊絲.葛綠珂(Louise Glück)1943年生於美國紐約市,匈牙利猶太後裔,父親從商。她自幼即喜愛讀詩,十三歲開始寫詩投稿;高中畢業進入莎拉勞倫斯學院及哥倫比亞大學,但因嚴重精神性厭食症輟學就醫,沒有完成學業。其後多年她持續接受心理分析治療,聽從醫師建議把所思所感化成文字,並回哥大上夜間通識課,受教於前輩詩人黎歐妮.亞當斯(Leonie Adams,1899-1988)及史坦利.庫尼茲(Stanley Kunitz,1905-2006)。青春期的特殊經驗,深刻影響了她的創作。

圖◎焯両黃

1968年第一本詩集《第一個孩子》出版,她早熟的文字,疏離的語調,長於表達細膩情感的寫作天分,立即受到關注。1985年《艾奇里斯勝利》獲國家書評人獎,1992年《野鳶尾》獲普立茲文學獎,1999年《新生》得《紐約客雜誌》詩獎,隔年並獲頒耶魯大學博令郡終身成就獎,2014年更以《貞潔之夜》獲國家書獎;累積著作詩集十五本,詩論一部,並曾先後任教於波士頓及愛荷華等多所大學。2003年榮膺美國國家桂冠詩人,2004年應聘耶魯大學駐校作家,教授創作至今,其間八年並擔任「耶魯青年詩人獎」決審。

《野鳶尾》是葛綠珂第七本詩集,是她沉澱多年,以兩個月時間一鼓作氣完成的作品,共五十四首詩。詩中她誠實而無畏地,像精神分析師面對病患,挖掘自我內在的糾結。詩中的「我」,可能是某一株花草,可能是在花園勞作的詩人,祈禱的詩人,也可能是大自然或造物主――比如那一簇簇棉棗兒花,看透了個體生命的卑微,對詩人說:「你為什麼還在乎╱自己的聲音,如果╱是什麼╱幾乎等於什麼都不是」〈棉棗兒〉;而自知「永遠無法花開二度」的紅罌粟,告訴詩人:「我有很多感覺,感覺╱統治我……我開口說話╱因為我已經碎成片片」〈紅罌粟〉。

詩人對生命盛極而衰的焦慮,讓她盼望時間能停頓:「我想停下來,像以往一樣╱靜止,因為世界從來不靜止╱不停在仲夏,而停在第一朵花╱成形之前,一切還沒過去╱那一刻――」〈門口〉;而雖然美好回憶清晰如昔:「那房間一定還在……╱一切還沒褪入空無,褪入現實……╱你臉上幾綹亂髮,濕答答,參差著赭紅╱棉麻褐,銀光閃爍。沉甸甸一整甕白牡丹」〈派斯克島〉,雖然猶在希望無窮的春天,她也預見情愛的必然幻滅:「她的手指冰冷╱沾著春雨╱稀疏的草地冒出紫色番紅花――╱就算在這裡,在這愛的起點╱她的手離開他臉龐,已然╱留下一個分手的意象」〈花園〉。

她對上蒼是有埋怨的:「現在四周只有沉默對我說話……╱當祢離開,祢離開得斷然╱決然,帶走所有可見的生命」〈晚禱〉;而上蒼呢?祂責備:「我怎能幫得了你們如果╱你們的需求各個不同╱日照,陰影,濕暗,乾熱╱你們自己聽聽……╱每個聲音都高喊著╱一些需要,一些必要╱並且藉此不斷╱相互扼殺╱在開闊的原野」〈仲夏〉;祂也提示:「不像植物╱你們的生命不循環╱你們的生命是鳥之飛翔╱始於靜止,終於靜止」〈退隱的風〉。祂點醒詩人:「如果你願意睜開眼╱就會看見我,就會看見╱天堂的空虛╱反映在大地,原野再次╱一無所有一無生息,覆蓋著雪――」〈夏末〉。是的,或許那擁有最後說話權的,正是大自然:「我已經在夏夜對你唱得夠久了╱終究我會贏得你;這世界無法給你同樣╱持久的關注╱你得學會愛我,人得學會愛上╱沉默,和黑暗」〈安眠曲〉。

赤裸裸,不多加修飾,散文化,抒情的句行裡處處是矛盾,魅惑,不安,苦澀,憤懣,甚至嚴苛的質疑,辯論或控訴,抗拒那逼近的昏晦,那終不可免的,沉寂;口吻有時瑣碎家常,謙卑,沮喪,慧黠兼而有之,有時又彷彿神諭,專斷,權威,讓人不寒而慄。詩集中不同的發言者,允許詩人藉多重視角,更全面地從流動觀點表達「我」在花園變遷中的體會,省思,以及對生命的迷惘與領悟。

葛綠珂用字素樸,直白。「對語言的熱情,對文字的敏銳感應,是詩之為詩的標記。最簡單的字,可能蘊含最豐富的意義,最戲劇化的張力……我喜愛小小的,卻能在腦子裡膨脹的詩。」她在《詩的實證與理論》寫。在詩論或詩作中,葛綠珂經常提到voice一字:「Voice意指『思考風格』,這是『文字風格』永遠無法取代的……詩得以流傳,不因其內容,而因其思考風格。」

詩人追求的毋寧是更幽深的詩意,不是詩的表面技巧。而voice,我想,可以譯成「心聲」。

詩人批評家安德魯.江斯頓(Andrew Johnston,1963-)曾說葛綠珂的詩「像幽靈,骨瘦嶙峋一襲黑衫,冷靜,清醒」。的確,詩如其人。早熟,憂鬱症,心理分析治療,失衡的親情,對孤寂的洞察,對內在黑暗的凝注,對存在與消亡的尋探……因為相似的生命履歷,葛綠珂的詩難免不讓人聯想到「告白詩派」的希薇亞.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1963)與安.賽克絲頓(Anne Sexton,1928-1974);詩人學者史岱棻.柏特(Stephen Burt,1971-)甚至認為「普拉斯之外,葛綠珂是少數能把抑鬱和疏離感提升到美學領域的詩人」。但與早逝的兩位前輩相比,葛綠珂應該是更堅韌的。也因為跨過前輩沒跨越的關卡,葛綠珂走得更遠,視野更超脫,心思更透澈。《野鳶尾》裡迴響著的,是葛綠珂冷清的「心聲」,她思想的獨特音樂。她苦心經營的花園,她知道,最多只是一個變質的伊甸;而在無數晨禱晚禱後,她終究得到啟示,以詩安頓了自己。

詩是她抵擋厄運,痛苦與恐懼,找到生命「剎那即永恆」的意義,與之協商而得到救贖的歸依。

葛綠珂的詩,例如早期的《艾奇里斯勝利》,稍後的《牧場》或《亞維諾火山口》等,靈感廣泛取材西方童話,史詩或神話;但《野鳶尾》中提到的花果植物則多出自《聖經》:番紅花,雅各之梯,蘋果,玫瑰,無花果,水仙,雛菊,莢蒾,百合與荊棘,葡萄園……甚至兩個人名,諾亞與約翰,都帶著象徵,架構出一個幾可亂真,同樣也要失去的,伊甸情境。除了這些,詩集中其他的花,比如野芝麻別名「死亡蕁麻」,延齡草別名「三葉花」(表示三位一體?),各自又蘊藏了表層之外的影射。至於野鳶尾:iris,除了是意涵「希望,信仰,勇氣與智慧」的花,它同時也是眼睛瞳孔外圈的虹膜,wild iris因此是不是可能隱喻「狂野的眼色」?林林總總,「她謎樣的語言,吸引讀者參與她的故事,融入,並各自填補其中的留白,」詩評家海倫.范德樂(Helen H. Vendler,1933-)說。葛綠珂的敘述雖不離「我」,但那「抒情我」其實並不陷溺於主觀,也因而柔軟了主╱客體二分的對立。這不斷自我詰辯的《野鳶尾》,彷彿一個洗滌儀典,她創作的分水嶺。

葛綠珂的創作始終源於清明的「內視」。借用詩人自己的說法:詩是她思想風格的完整體現,她發自底層的心聲;而《野鳶尾》主題詩的結語,或許正是這說法最詩意的表達――

自我生命中央噴出

一柱泉湧,鬱鬱的深藍

投影在碧藍海藍

――〈野鳶尾〉

詩人為自己建了一座花園,園裡種上比伊甸更多的花:野芝麻、罌粟、雪花蓮,甚至巫草;園裡,她聆聽幻變的風雨星辰,她祈禱,她記錄著一切,清晨以至夜深,年少以至年老,感知那繁華而迅速的春夏,以及終將到來的秋冬,靜靜的。

並且,她讓我們走進她的花園……

自由副刊/2017/1/25

我的歌是文學嗎?」︰馬世芳譯Bob Dylan獲諾貝爾文學獎謝辭

「我的歌是文學嗎?」︰馬世芳譯Bob Dylan獲諾貝爾文學獎謝辭

 在成為「文學」之前,他的歌都是為了被聽見而創作的。

 

 圖為2012年1月12日,Bob Dylan在美國洛杉磯表演。攝影:Mario Anzuoni/REUTERS

 【編者按】2016年諾貝爾獎頒獎典禮於12月11日周六晚上的斯德哥爾摩音樂廳舉行,席間,Patti Smith在典禮上演唱本屆文學獎得主Bob Dylan的歌曲〈A Hard Rain’s A-Gonna Fall〉,並以這首曲子代領獎項。Bob Dylan雖無出席領獎,但他親書一封公開信向各界致謝,並分享自己獲奬的看法和感言。下文為Bob Dylan的公開信內容翻譯,得譯者馬世芳先生授權轉載。

 各位晚安。在此謹向瑞典學院成員與今晚在座每一位卓越的賓客,致上最誠摯的祝福。

很抱歉,今晚我沒辦法親自到場。但是請相信:我絕對在精神上與各位同在,並且對於獲頒這座聲譽崇高的獎,感到無比光榮。獲頒諾貝爾文學獎是我完全無法想像、更不可能預料的事。

我從小就熟悉許多曾經獲得這門獎項肯定的作家作品,並曾浸淫其中:吉卜林、蕭伯納、湯瑪斯曼、賽珍珠、卡繆、海明威。這些文學巨匠的作品在課堂教授,被全世界圖書館典藏,人們用敬仰的口吻討論傳誦,無不留下深遠的影響。如今我竟也加入了這個行列,心中感觸實在難以言表。

我不清楚那些男男女女是否想過諾貝爾獎的榮耀將會屬於自己,但我猜想全世界任何一個寫書、寫詩、寫劇本的人,都在心底深處偷偷藏著這麼一個夢想。它可能藏得太深,連自己都不知道它的存在。

我想到了莎士比亞,那位偉大的文學家。我估計他把自己當成寫劇本的,腦子裡絕對沒有「他正在創作文學作品」的概念。他的字句是為了舞台演出而寫,必須唸出聲來,而非靜靜閱讀。

從前要是有人跟我說:我有一丁點機會獲得諾貝爾獎,我會以為那就和跑去站在月亮上的機率一樣低。事實上,在我出生那年,以及之後若干年,全世界都沒有人夠資格獲得這項諾貝爾獎。所以至少可以這麼說:我想我算是加入了一個非常珍貴的小團體。(註:迪倫生於1941,1940-1943年諾貝爾文學獎從缺未頒)

我是在巡迴演出半途獲知這個驚喜的消息,我得花上不只幾分鐘的時間消化它。我想到了莎士比亞,那位偉大的文學家。我估計他把自己當成寫劇本的,腦子裡絕對沒有「他正在創作文學作品」的概念。他的字句是為了舞台演出而寫,必須唸出聲來,而非靜靜閱讀。

他寫《哈姆雷特》的時候,我很確定他想的都是些雜七雜八的事:「最適合這些角色的演員是誰?」、「舞台該怎麼設計?」、「我真的要把背景設在丹麥嗎?」,在他心中,創意和野心毫無疑問凌駕一切,但他還有更多瑣碎日常的問題要處理:「資金到位了嗎?」、「觀眾席座位夠不夠?」、「我該到哪兒去弄一顆骷顱頭?」,我敢打賭,莎士比亞最沒在想的就是:「這是文學嗎?」

假如我真敢大膽做夢,或許我會想像自己錄一張唱片,然後在收音機聽到我的歌。在我心目中,那就是最大的大獎了。

在我十幾歲開始寫歌的時候,甚至在我因為自己的能耐而獲得若干聲名之後,我想像那些歌的潛力最多就是:我猜它們會在咖啡店或者酒吧被聽見,或許之後還會來到卡內基音樂廳、倫敦帕拉丁劇院那樣的場所。假如我真敢大膽做夢,或許我會想像自己錄一張唱片,然後在收音機聽到我的歌。在我心目中,那就是最大的大獎了。錄唱片、在收音機聽到你的歌,表示你掌握了廣大的群眾,也表示你或許可以繼續做你決心要做的事。

這麼說吧,我已經做我決心要做的事很多年了。現在我已經錄了好幾十張唱片,走遍世界,唱過幾千場演唱會。但我的歌,是我做的幾乎每件事情賴以維繫的核心。那些歌似乎進入了許多不同的文化,藉此在許多人的生命中備受珍惜,對此我始終心存感激。

每個人都有各自獨立、彼此不同的特質,每個人都是一個小世界。他們能夠更清晰地感知一切:你到底有多真誠,它又如何反映你才華的深度,都會在這時候遭受考驗。

不過有一件事我非說不可。作為一個表演者,我曾為五萬人表演,也曾為五十人表演。老實說:為五十人表演,比為五萬人表演還難。五萬人只有單一的人格,五十人則不然。每個人都有各自獨立、彼此不同的特質,每個人都是一個小世界。他們能夠更清晰地感知一切:你到底有多真誠,它又如何反映你才華的深度,都會在這時候遭受考驗。諾貝爾委員會人數這麼少,尤其對我意義重大,不敢或忘。

不過,就像莎士比亞,我也經常一面殫精竭慮地創作,一面被人生種種瑣碎事物佔據心思:「誰是最適合這些歌的樂手?」、「我挑這間錄音室是正確的嗎?」、「這首歌的曲調對嗎?」有的事情永遠不會變,即使已經過了四百年。

我從來沒有時間自問一句:「我的歌是文學嗎?」

所以,非常感謝瑞典學院,不但花時間思考了這個問題,並且最終提供了如此美好的答案。

祝福各位。

巴布‧迪倫

編註︰更多馬世芳關於Bob Dylan的寫作,可參閱新近由新經典文化出版的《地下鄉愁藍調》十週年增訂版,及部落格 honeypie.org

端傳媒/2016/12/13

 

「精神與大家同在」 巴布狄倫請人代領諾貝爾

「精神與大家同在」 巴布狄倫請人代領諾貝爾 

美國駐瑞典大使

美國駐瑞典大使拉吉代領獎。 法新社

獲頒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民謠歌手巴布狄倫(Bob Dylan),未出席周六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的頒獎典禮,而是請美國駐瑞典大使拉吉(Azita Raji)代為領獎。他請拉吉代為發表的得獎感言中,仍表示「深感榮幸」。法新社報導,狄倫在感言中說:「若曾有人告訴我,我有一絲機會贏得諾貝爾獎,我一定以為那機會就像踏上月球般渺茫。」「很遺憾我無法親自出席,但請明瞭,我的精神絕對與大家同在,對於獲頒此一聲譽卓著的獎項,我深感榮幸。」狄倫也感謝頒獎給他的瑞典學院(Swedish Academy),因為該學院讓他能將自己寫的歌視為文學作品,「我從未想過自問:『我的歌是文學嗎?』」他也說,能與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卡繆(Albert Camus)、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等文豪齊名,同獲諾貝爾文學獎,讓他高興到「言語難以形容」。狄倫因「早已存在的約定」未出席領獎,他的好友、美國「龐克教母」佩蒂史密斯(Patti Smith)在頒獎典禮上表演他的歌曲「A Hard Rain’s A-Gonna Fall」,唱到一半中斷,她向1500名賓客致歉,表示自己「太緊張」。她在全場溫暖掌聲中從頭演唱,完成表演,不少賓客深受感動,起立鼓掌。 (李寧怡/綜合外電報導)蘋果日報/2016/12/11

寻觅雪魂–首届《乌鸦诗歌奖》颁奖词

《北美乌鸦诗社》决定,将2016年度的乌鸦诗歌奖,授予加拿大诗人盛雪女士。
北美乌鸦诗社
社长: 江南
11-28-2016
於加拿大密西沙加

授奖辞:

翻开你的诗集《觅雪魂》之前,我们认为雪有什么魂?最多是孤独地下着,飘着,孤独地被太阳晒成水,入土去养育大地,养育小草,一岁一枯荣,谁也不知道雪姓什么?它的故乡在哪里……

心凝了
觅着雪魂
一个浩白浩白的梦
雪野深深
竟有这
杂沓纷乱的足印
茫茫雪原
载着多少颗慌恐的心
索然回首
…………

如此孤清的太阳
伴着我 也在寻

我们翻开的是一颗慌恐的心,一颗有情有爱的心,一颗从1981年开始就默默地写 ,默默地流泪,默默地自己读给自己听,你凄风孤雨与诗为伴,与民主自由之路为伴,二十七年来不间断地同中共抗争着。1986年友人弄丢你的诗稿,你心痛不眠,你硬是凭着惊人的记忆,复写出五十几首诗文,其实,你就是一个诗痴啊。三十五年过去了,你还在写啊写,我们知道你一直在默默地写,默默地觅,觅一条故乡之路,回家之路,一条正确的道……
今天,我很荣幸地宣布把2016年《乌鸦诗歌奖》颁给你,奖金:一千美元。并祝你笔耕不缀,雪魂依依。

北美乌鸦诗社
社长:江南
11-28-2016
於加拿大多伦多

多多获2016年度墨西哥“新黄金时代诗歌奖”

 

多多获2016年度墨西哥“新黄金时代诗歌奖” 

近日,墨西哥“新黄金时代诗歌奖”(Premio de Poesía Nuevo Siglo de Oro)颁出,本届获奖者为多多,以表彰他“在汉语诗歌语言结构上的穿越性创新”。

本奖项是“诗意多元:在墨西哥城与诗歌相遇——2016年度墨西哥城国际诗歌节”的最重要环节。2014年该奖颁给了印度诗人苏佳塔·巴特,2015年颁给了爱尔兰诗人保罗·穆尔顿。

墨西哥城国际诗歌节由墨西哥文化部、墨西哥市政府、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诗歌圈》文学批评网刊共同主办,今年有120位诗人应邀参加,来自五大洲及墨西哥各地区,历时五天,11月16-20日,分为主会场和多个分会场,最后一天为颁奖典礼和闭幕式朗诵会。

多多答谢词
 
感谢墨西哥文化部,墨西哥市,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诗歌圈》杂志,感谢马里奥·伯爵科斯和阿里·科德隆,感谢所有的诗歌节组织者、所有诗人、我的两位译者,以及在座的所有听众。
今天我是世界文学的受益者,我心中保留有它的地图。
在当今这样一个信息化、商业化时代,严肃文学受到挑战。
我唯一相信的正义即诗性正义。
拉美文学对我和中国诗人都产生过巨大影响。帕斯,巴列霍,博尔赫斯,聂鲁达,帕拉,构成了这个文学传统的一部分,在此,我必须向这些前辈致敬。
1990我在纽约与帕斯等人一起午餐、交谈,在谈到文学传统时,帕斯说:文学传统并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等待我们去继承,而是需要我们去创造。
诗歌不是对现实的直接表现,而是心灵的共鸣和对经验的重构。
一个没有诗意的世界是可怕的,如同没有爱的世界。
谢谢大家。

轉自詩通社  2016-11-26

【劫難文學盧安達篇】阿潑/這個國家因為政黨族群而分裂

 

 

【劫難文學盧安達篇】阿潑/這個國家因為政黨族群而分裂

這個國家因為政黨族群而分裂,想要踩煞車的政府官員或被免職或被殺害,激進派占據所有位置。他們殺得很快,比飛機墜落速度還快。

從四月七日開始,僅僅十一周,差不多有五十萬人被殺,以每小時殺三百人的速率進行。居住在盧安達的圖西人有75%從這世界消失……

盧安達雅瑪塔大屠殺紀念館。圖/取自wikipedia
 

從一架遭擊毀的飛機開始

整件事的起點,是從一架遭擊毀的飛機開始的。1994年4月6日晚,兩枚SAM-16地對空導彈,摧毀了從坦尚尼亞東北城市阿魯沙起飛,準備在盧安達首都吉佳利降落的班機。這不是一個普通的攻擊事件,因為這架飛機上搭載著盧安達與蒲隆地兩國總統。兩人皆是胡圖人。

過往,胡圖人要取得高位並不容易。曾受德國殖民,戰後由比利時接管的兩國,緊緊相依,境內主要由兩個族群組成:占85%的胡圖與僅有15%的圖西人,其中有25%則是胡圖與圖西後代。儘管胡圖屬壓倒性多數,但西方統治者卻讓膚色較白、身形較高,似從北方來的圖西人擁有政治與軍事的優勢。

在圖西人的視角裡,胡圖是無產階級,是下層。即使經過四百多年的文化相融,最終形成共同的習慣和單一語言,但到了二十世紀,因帝國的介入,雙方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的位階,也知道權力資源的差異。這個國家的族群,並不是外界所想像的那樣,有著自古以來的部落紛爭、原始對抗,他們未曾爭鬥,也沒殺戮。近代文明國家給了他們仇恨與歧視的武器,他們才開始敵視彼此。

災難還是解放?

衝突早已埋下。像是1959年,因經濟問題導致胡圖暴動,意外釀成一場百人死傷的悲劇,這事件在胡圖人眼裡是「巨大的解放」,在圖西人的記憶裡卻是災難,有一萬名圖西人選擇遠離家園,而比利時也默許胡圖人取得政權,同時撤離。

就是因為這個背景,讓這架飛機在夜空中炸成一片紅。一直到這飛機爆炸前,兩個族群反反覆覆地爭奪權力,激化種族主義,當圖西人取得統治權力後,對胡圖軍隊與行政部門採謀殺清洗,胡圖則回以報復攻擊,而圖西人又反過來加重軍事鎮壓,簡直是惡性循環。一直到這架飛機如流星劃過黑夜前,已經有過幾場大大小小的殺戮。最嚴重的,則發生在1972年,蒲隆地的那場被激化的大屠殺。

蒲隆地與盧安達相鄰,發生在鄰國的事,也會牽引另一方的變動。像是這邊的政治變化與殺戮,就會引發胡圖人往盧安達逃難,而這些胡圖人又會進入底層,由激進的胡圖種族分子操控。1973年,亦即蒲隆地大屠殺隔年,胡圖人哈比亞利馬納經由軍事政變,取得政權,並實行獨裁統治,在他執政期間,將「多數民族主義」和「胡圖力量」奉為神聖口號,警告性鎮壓與不時強迫移民,並成為重要的手段。儘管七◯年代末期,有將近五十萬圖西人逃難,但七○年到九○年,盧安達內部保持著一定默契:胡圖權貴控制國家和發展基金,圖西保留大量私人經濟控制權。

到了1991年,盧安達已經是個通過多黨制憲法,也能對國際壓力與國內經濟不滿做出回應的國家。外界總想像,像這樣的非洲國家一定是落後蠻荒,但盧安達雖貧窮,人口不多,交通系統良好,某種程度上也有自己的秩序。像這個時候,盧安達擁有一個高度發達、有社團生活,還能夠提出不同政治方案的市民社會,不論是協會、集會、期刊或小冊子到處都是。這個國家曾經有「非洲瑞士」之稱,市容整潔乾淨,還有一個效率不凡的公共行政系統。儘管哈比亞利馬納一黨獨裁,但他仍想辦法讓自己的黨──全國民主革命運動黨(MRND)在選舉中顯得更親善友好。但也因為如此,激進的胡圖人就分化了出來,有了自己的組織派系,並且開始訓練青少年。哈比亞利馬納的態度越來越寬鬆,甚至讓反對黨領袖進入內閣,在坦尚尼亞阿魯沙舉行的國際和平談判中,做出讓步。他們簽署了阿魯沙協議。

與其他蟑螂交談的蟑螂

但這並沒有阻止民間族群衝突的發生。一方稱圖西人與反對黨是「與其他蟑螂交談的蟑螂」,宣稱要根除這些人渣:「1959年,我們所犯的一個致命的錯誤就是讓他們逃走了……他們屬於衣索比亞,而我們將為他們找到一條到達那裡的捷徑:將他們扔進尼亞巴隆哥河……我們必須行動起來。把他們消滅光。」發出這個聲音的激進分子,雖然很快被追查起訴,並逃到國外。但他的聲音已透過錄音帶在全國散布。只是,像這樣煽動種族主義的言論,在盧安達並不稀奇,圖西人一點都沒警戒,也不驚慌。

然而激進分子持續作業著。他們在國外大量購買武器,像是大砍刀還有其他鋒利的農業用具。光1993年底,就從中國進口了超過五十萬把大砍刀,每三個胡圖成年男子就有一把。這不是傳統盧安達工具,也不是用來對抗戰備軍隊的武器,這絕對是惡意的,是為了攻擊非武裝敵人準備的。他們武裝自己,而且唱著歌:

我們是全國民主革命運動聯攻派。我們熱愛和平、統一和發展。我們不進攻,我們是來救人。我們不害怕,我們讓別人怕。我們不讓自己被踩在腳底,相反我們要將別人來踩踏。我們不讓做錯事者胡亂說話。他(哈比亞利馬納)已帶來和平,我們睡得安穩。我們獨立並讓民主貫穿著我們的行為方法。

在這樣一點一滴的騷擾威脅恐嚇中,那架飛機墜落了。很多人認為是胡圖激進派所為,但事實上,胡圖人並無此武器,而且機上的胡圖激進派領袖也喪生。無疑就是圖西愛國陣線策畫行使的了。總統班機遭襲擊的消息,在當晚九點播出,首都出現混亂。十小時後,便展開針對溫和派胡圖人與圖西人的屠殺行動。有人聽到屠殺策畫者說:「他們已經殺了他(哈比利亞馬納),但是許多人將在他之前被埋葬,就跟先墊上一床稻草一樣伺候著他。」

從1994年4月6日至7月中旬的一百天裡,約有50萬-100萬人被殺,約佔當時全...
從1994年4月6日至7月中旬的一百天裡,約有50萬-100萬人被殺,約佔當時全國總人口的20%。圖/取自dailymail
 

殺戮以每小時殺三百人的速率進行

權力的真空,由一個早想要驅走圖西人的軍事將領巴戈所拉補上。他們很快地執行殺戮行動。這個國家因為政黨族群而分裂,國家秩序跟社會種族纏繞在一起。想要踩煞車的政府官員或被免職或被殺害,激進派占據所有位置。他們殺得很快,比飛機墜落速度還快。從四月七日開始,僅僅十一周,差不多有五十萬人被殺,以每小時殺三百人的速率進行。居住在盧安達的圖西人有75%從這世界消失。這是歷史上絕無僅有,最徹底的種族滅絕。殺人並不難,幾把槍幾顆手榴彈,或五十把大砍刀與鋒利農具就夠了。

電影《戰地救援》中,有一幕是圖西人央求外來軍隊:「如果你們不能救我們,拜託你們,掃射我們吧,讓我們死得快一點。」死在那些刀下,太痛苦了。軍隊為難搖搖頭說,他們沒有辦法。當時美國因索馬利亞軍事行動失敗,遭歐洲與第三世界譴責,無意介入,其他國家也被動消極,任殺戮橫行。同樣以盧安達屠殺為主題的電影《盧安達飯店》也有外國人與維安部隊無能為力的特寫,他們沒有辦法解決這國家的問題,他們只能逃避。

電影《盧安達飯店》電影劇照。
電影《盧安達飯店》電影劇照。
 

儘管參與屠殺的,不只男人,還有女人,但就像《盧安達飯店》裡那個勇於救人的飯店經理保羅一樣,也有許多胡圖人並不認同這種行徑。倖存者說,不是每一個人都是壞人,他是一個胡圖人,但他是無害的胡圖人,不是每個人都殺人,「我向他們要食物,他們會給我。」還有些普通人也反對這件事,他們說,為什麼我要反對圖西人?我們住在同個山丘上,我們擁有同樣的房子。他們肯定會為我兒子做的事報復,我的兒子做的給我們帶來羞辱。

日後,一名市長站上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時,針對所受到的威脅作證:「如果我繼續保護人民,我將被殺掉……他們確實朝我開槍,但我沒被子彈打中。他們不讓我在社區中把車子開來開去,如果我開了,他們會在路口堵住我。」

還有撐不住的,像是那位名叫阿克葉蘇的市長。1953年生的他,曾經幫助民主共和運動,因此當上市長。在那架飛機被墜毀,總統被暗殺的日子裡,他在地方議會和陸軍上校幫助下,拒絕激進的監督人員進入。村民本來支持阿克葉蘇,但隨行的警察不過九名,槍七把,人數更多的暴徒殺掉一個傷了另一個,阿克葉蘇還遭到電台譴責,說他正在根除忠實的民兵組織。「局勢變得更嚴峻,而我也抵抗好長一段時間。我有家庭,而我想放棄一切離開。」於是,他出賣了自己的朋友。

在審理法庭中,審判長問:「你是說你簽署了他們的死刑執行令嗎?」

「當然。」阿克葉蘇說。

Jean-Paul Akayesu。圖/取自takepart
Jean-Paul Akayesu。圖/取自takepart
 

不是每個人都配備武器,但每個人都裝著仇恨

一直到四月底,殺戮不斷被整個社會、政府電台、愛國菁英推動著。他們會唱著「讓我們將他們全部根除」這樣的歌。一個處在四散逃跑的圖西人與拿鞭子的胡圖人之間的工人說,「不是每個人都配備武器,但每個人都裝著仇恨。隨時準備將路過的某個圖西人絆倒,對著上氣不接下氣、力氣已經耗盡的可憐人搧耳光。後者筋疲力盡地直挺挺地倒在碎石路上。」

他說:「在他剛要倒下之前,力量加倍的全落在他身上。孩子們……當作玩耍,跟著他們的兄長後面,追趕圖西人,朝他們扔石塊,嘲笑每一個被抓住的圖西人。」

就這樣,那架飛機被擊落之後,數十萬人跟著飛機離開這世界上。在非洲紅色的土,被染得更紅後,拿著大砍刀與鋒利農具的胡圖人被北邊追來的圖西軍隊砍殺,這次上氣不接下氣、筋疲力竭往外逃的,變成了胡圖人。他們死在刀槍下,死在路上,死在難民營裡兇猛的瘧疾裡。屍體層層疊著,生命條條湮滅。被擊毀的飛機,已看不到這一切。什麼都無可挽回。

 

来源:联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