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書商案播下恐懼的種子,但也催生了反抗

林榮基

林榮基(左)是去年失蹤的五名香港書商之一。在6月的抗議中,他在涉事書店的外面。Isaac Lawrence/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香港——銅鑼灣書店的鐵門被鎖了起來,自從五名香港書商去年失蹤後,這個門就一直鎖著。他們五個人曾經營著這家書店,店裡的書架上擺滿了他們出版的有關中國政治的八卦書刊。

五名書商都被大陸當局拘留了好幾個月,其中有四名已經返回香港。還有一名仍被大陸當局拘留著,他是一名出版商,也是瑞典公民,一年多以前,他在自己泰國的家中被抓到了大陸。

這五名男子的戲劇性失蹤曾在世界各地成為頭條新聞,並在香港引發了恐慌,人們擔心香港享有的高度自治權已受到嚴重損害,這種自治權曾受一份條約保障,正是該條約在1997年使香港主權從英國回歸中國。

總部設在紐約的作家組織美國筆會(PEN America)發佈了一篇有關這五名書商的報告,詳細描述了他們失蹤的情況,並對國際社會在這個問題上有時過於溫和的反應做出批評,在報告的描述中,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中國越來越願意將其專制司法制度的影響擴大到自己的邊界以外。

這份長達70頁的報告還指出,儘管北京在香港和國際上受到了譴責,但中國的做法可能已經達到其預期的效果:出版這種禁書的最大書商現已停業,這家書店曾發行過大量消息來源不明的、有關中國領導人的政治陰謀和私生活的書籍。其他書商,包括那些發行過資料翔實、有關中國政治的權威書籍的出版商,則發現他們越來越難以繼續經營。

缺乏有關失蹤的信息,以及一位返回香港的書商所說的遭受逼供的情況,在香港一度興旺發達的出版界播下了恐懼的種子。在眾多出版商之中,為何僅對這家採取了這種特別的措施?對此中國政府從未給出過解釋。美國筆會的報告問道,這是為了阻止某本書的出版?還是為了迫使這些書商披露他們的信息來源?也許是為了得到書店的客戶名單?或者也許是要讓這家最大的禁書出版商關門?

「這些假定並不是相互排斥的,沒有任何一個假定得到了確認,這造成了不確定的氣氛。」報告說:「要發行關於中國統治者的書,獨立出版商不可能知道如何才能不越界,不變成下一個目標,因為他們不清楚界限在哪裡。唯一確定的反應是不要有任何舉動。」

有幾家售賣這些「政治禁書」的商店,在前來香港旅遊的大陸人中人氣很高,但它們從那時起就關門停業了。香港國際機場據說是這些書籍最大的市場,但那裡很多去年還在賣這些書的書店已經關閉,一些已經換成了間接由中國政府所有的書店。

該報告說,很多發行以中國為重點的政治書籍的香港出版商發現,要找到印刷商比較困難。新世紀出版社發行人鮑朴說,印刷商告訴他,「不管是什麼內容,都不會再印刷他的書。」

「在香港書籍出版和發行的整個週期中佔據主導地位的任何公司,要讓它們同意接受僅僅四五年前還大受歡迎的那種類型的項目,已經變得非常困難,幾乎是不可能的,」香港大學「中國傳媒研究計畫」研究員班志遠(David Bandurski)在一封電郵中寫道。「這並不奇怪,這些變化和這裡的出版社所有權的變化是對應的,那些接手的公司,就這樣說吧,它們和北京很友好。」

美國筆會還把失蹤案與香港和大陸關係的廣泛辯論聯繫了起來。當英國公民李波去年12月下旬在香港的一條街道上失蹤,幾周後在中國大陸出現,很多香港人都感到震驚。包括美國國務院在內的很多方面認為,這似乎是對「一國兩制」原則最嚴重的背離,自1997年以來,這個原則一直是香港與大陸關係的基礎。

現在這裡有了新的恐懼——甚至警報——香港的自主權再次受到威脅。這源於北京對兩個新當選的支持港獨議員的憤怒,他們在上個月的誓言中插入了一個被視為對中國有貶損的詞語。但是,這些所謂「本土派」在9月選舉中取得了成功,美國筆會的報告認為,他們成功當選的部分原因可能是香港公眾對書商案的反應。

「雖然銅鑼灣書商案引發了香港文學和出版界的恐懼,但更廣泛地說,它可能還導致一定程度的不滿,鼓勵更堅定的政治行動主義,」美國筆會的報告說。

《紐約時報》記者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撰

《紐約時報》2016/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