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书稿《游侠传奇》)

 

《深圳青年报》《诗歌报》“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

……

青年诗歌运动差不多形成了一派地火,并且分出许多流派。创刊于1985年的《他们》杂志集结起南京、昆明、西安、上海、济南和福州等地的韩东、小君、小海、于小韦、于坚、丁当、王寅、普珉和吕德安等诗人,被认为形成了“他们诗派”。跟《他们》在同一年创刊的《圆明园》集结起北京的黑大春、大仙、刑天、雪迪等诗人,成立圆明园诗社,形成了“圆明园诗派”。据说贵州那儿以黄翔为首也有个诗歌团体,成员们曾经挟着一大捆自印的诗报到北京,冲进诗刊社,展开一面近两米长,半米宽,镶着黄流苏的紫色平绒大旗,旗上八个遒劲的大金字:“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十分骇人,十分了得。贡献流派最多的是四川,有“莽汉主义”、“整体主义”、“非非主义”等多种花样,尤其“非非”,从宣言到理论到杂志,形成更为自觉张扬的自我塑造和推广模式。1986年6月,我收到不知是谁寄给我的一册《非非》创刊号的那天,正有个浙江缙云的诗人(他后来成了一个律师)到我家来。他大为惊奇于这个流派的横空出世,一边翻看杂志,一边喃喃“厉害……厉害……”。他翻看完了,我也抢过来翻看,一面赞叹说“壮观”,一面又想,要是将我投入到目标那么明确、纪律那么严整的诗歌写作流派之中,我一定会受不了。


  八九十年代的部分民间诗刊

……

这年4月,西川为了帮《山西文学》的诗歌编辑、诗人潞潞组当年第八期“诗特辑”的稿子,给我写来了一封信。当时我仍未在正规的刊物上发表过诗作,所以对西川的约稿很重视,抱着希望。《山西文学》的这个“诗特辑”后来并未弄成,不过我跟西川开始了通信。西川是那种在书信里认认真真跟你谈诗的朋友,常常会写来一些长信。跟他通信之前,我从未遇见过那么认真地跟你讨论诗歌话题的人。有一次来信,他在几张抬头印着红色“最高指示”的信笺上告诉我,已经把刚刚油印出来的《麦地之瓮》,他跟海子的诗歌合集寄给我了。在那封信里,西川写道:

我发现,一切优秀的诗作中有三种因素是不可或缺的,这三种因素是①机智(指遣词造句),②智慧(指思维方式),③真理(指思维的结果,我更倾向于有结果的可能,而没有固定的格言式的警句)。北京有一个叫阿海的人,认为你的诗中有强烈的形而上倾向,使你区别于王寅和陆忆敏;我对他说,诗歌的“形而上”恐怕不同于哲学的“形而上”,在哲学中一切是肯定的,在诗歌中则有伸缩性,诗的“形而上”所凭籍的更多是直觉的智慧,是猜测。平时的思考是不可少的,如宋人严羽所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致。”我觉得我们是应在艺术与思想之间做一种调和,使我们的思想不至太显,使我们的艺术不至太空。

阿海即桂敏海,第二年我在西川家跟他见面,成了朋友。而在认识阿海之前,在西川写来的信里,我常常把他跟海子搞混。

西川信里的这些说道,不久被他写进了他自称“西川体”的“艺术自释”或“宣言”(在这一年《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上),后来的一些通信,在这方面的讨论更为多样和深入。并且,我看到,出现了一些倾向性比较一致的诗人,不——当一种倾向性明确起来,具有这种倾向性的一些诗人得以相互认出。两年后我跟西川等人创刊《倾向》,这种诗人和诗人的相互认出是很重要的动因。

 西川和阿海

我的一首写于1984年的十行短诗《远离》,发表在了《新观察》杂志上,这是我的诗作第一次被正式刊用。那是一个更年轻的诗人们的小专辑,发表在一起的还有柏桦、吕德安等人的诗。我不记得是谁将那本《新观察》杂志拿给我的,但记得那个人告诉我马高明编选了这个专辑,并说有十块钱稿酬。这十块钱,我传说中的第一笔稿酬,我至今没有收到。

诗人大仙也开始跟我通信,他在《北京青年报》工作,以本名王俊发他作为体育记者采写的稿子。有一次他来信预告说,丁玲和牛汉主持的《中国》杂志将要发表我的几首诗。没多久,不知是谁从我的《眼眶里的沙瞳仁》里选出的《骑手》等几首诗,就出现在了某期《中国》杂志上。《中国》杂志据说是丁玲复出后想要对抗文艺专制而动了许多脑筋走了许多门路出版的一个“民办公助”的文学期刊,从1986年开始,陆续刊发了几期比“朦胧诗”一代更年轻的诗人们的作品。此外,远在吉林省辽源市的《关东文学》杂志,也在宗仁发的主持下开始刊发“第三代”诗人们的作品。

尽管《中国》等刊物已在择要发表青年诗歌运动中一些诗人的作品,但当时形势,连算是被半推半就地“地上化”了的“朦胧诗”诸人,也还是难以正常发表作品和公开表达其思想观念,更年轻的青年诗歌运动中的诗人们,则更加没机会。压抑带来的窒息感,不能不让诗人们时有夺话语权的冲动而欲爆发。所以,当徐敬亚在《我的邀请》里说“中国诗歌继续流浪……要求公众和社会庄严认识的人,早已漫山遍野而起。权威们无法通过自省懂得并接受上述事实……我欲在《深圳青年报》副刊上举办一次‘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或称‘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流派雏展’……没有宣言可以写宣言,没有主张可以写主张。无体系的,可以筑之!”——这封发自深圳的信,就立即得到了热烈的回应。

    八十年代“漫山遍野而起”的诗人群像

10月底,有一天,孟浪背着双肩背包来我家里,让我看《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我发现陈东东被列在“海上诗群”的名下——而那个“海上诗群”宣言,我这时才第一次读到。黄昏里孟浪走进中南新邨的样子我记得分明:披肩长发,大胡子,仿特种兵制服的“兰博衫”和大头皮鞋,孟浪迈出的步武比他的诗句还要坚定、快捷、铿锵。一个正端着畚箕往弄堂口去倒垃圾的老太婆完全被孟浪给吓住了,她收拢脚步站在原地,畚箕举到胸前,两眼迷惘地追随着孟浪,直到他拐进了弄堂底里的18号门洞。我当时就站在门洞上方的一扇窗前,心想我所见的这个画面,倒是可以用作青年诗歌运动的海报。

青年诗歌运动终于有了个喷射的口子,并且,看上去,参与到大展之中也就是参与到创造历史的行列之中。那天晚上,电视里正播一部1979年以后解禁重映的电影《大浪淘沙》,其中一个场景,逃到武汉的土豪讲起上世纪二十年代发生在湖南的农民运动,大声抱怨说:“糟得很!”要是被大踏步的孟浪吓住了的老太婆一流的人物也在读着“诗群大展”,大概不会像我那般开心,而要大声抱怨说:“糟得很”了吧。会有这样的想象,大概我的确把青年诗歌运动跟那场农民运动作了不恰当的类比——那天晚上,我觉得,《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排得满满的“群体大展”上,各个流派分得的一块块挤在一起不留缝隙的版面,太像是一次土改后的瓜分结果了。后来我听说柏桦、孙文波、潘家柱、傅维、向以鲜等人创办一种叫《红旗》的油印诗歌杂志,扉页上印两句诗:“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不禁哂然。

                         诗歌战士孟浪

大展后来被定性为宣言大于作品的呈现。对曾经的青年诗歌运动而言,那是真实情况的呈现。宣言夸张地说出观念和理想,是否说清,是否说对,并不是运动中的诗人们关心的重点。重点在于,说出了就是胜利。而这种艰难的、轻易的胜利,也让这场青年诗歌运动在大展迭现的高潮里退潮……

我没有马上去读孟浪送来的那几份报纸上的诗歌作品,而是颇能体会编者和作者的用心,津津有味看那些宣言。上海方面,除了“海上诗群”(陈东东、默默、刘漫流、天游、王寅、陆忆敏、郁郁、孟浪等人),还有“撒娇派”(京不特、胖山[王依群]、锈容[默默]等人),“主观意象”(吴非),“情绪流”(陈鸣华)和“城市诗”(宋琳、孙小刚、张小波、李彬勇)也参加了大展。被徐敬亚名作“红色幽默”的京不特“撒娇派”宣言最为出彩,引来一方面受到热捧,一方面又遭批判的戏剧效果。而1986年以后京不特的个人经历,更是充满了戏剧性。“城市诗”的那篇题作《实验与主张》的宣言让我注目了很久,因为它更接近我一直感兴趣的诗人、诗歌跟上海这座现代都市的关系问题。孟浪写得语焉不详、我事先并不知情的那篇“海上诗群”宣言,也关涉到这一问题。而在刘漫流后来补充提交给徐敬亚的另一篇“海上诗群”的“自释”里,我同意他开头那句:“上海有那么一些个人……”。刘漫流代言的“自释”,我也是在它发表以后才头一回读到。

来自上海青年诗人的这几篇宣言大概说出了这么个重点:上海的诗歌地理学,在截止于1986年的青年诗歌运动时期,已经作为一个跟现代性写作和美学的现代主义追求捆绑在一起的问题,被上海的年轻诗人们充分地意识。它的独特性在于这并非一种地域、地方意识,而是一种超越地域、地方性,甚至超越民族性和中国性的文明意识和“上海”意识,一种“上海的个人”意识。这的确因为上海这座都市诞生、成形和发展的奇特,这种奇特,在历史、时代、文化和现实的中国语境及全球化语境里都会显得更为奇特。它是否催生了独一无二的奇特诗意呢?

“大展”两年后出版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书影

……

在呈显那场青年诗歌运动的当时状况方面,“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做得极为成功。它喷射出那么多由宣言支撑起门面的五花八门的所谓流派,正好真实地映现了青年诗歌运动的虚张缭乱,让人检阅了如徐敬亚所说的,当时诗歌那“最空前的数量繁荣”。不过,冷静的反省也从热闹处开始了,“大展”后一段日子里我收到的诗人来信里,老是有“水落石出”之类的说法。这个“水”,大概指的是江湖之水吧。对于以流派、诗群、方阵和代际之前浪后浪纷纷扰扰的诗歌江湖,我虽然说不上厌倦(因我未曾真正参与其中),但旁观的兴趣实在已大减。而且,在我看来,八十年代最为常见的那种方式——常常聚在一起的一伙诗人创办一份油印或铅印的诗刊,然后集体为之写诗,集体出道,甚而大行其道,难免不是党的文艺方针的一个哈哈镜里的镜像;尽管它们也为缴械文革语言暴力,消解红色话语系统,颠覆官方言说模式颇多努力,却往往又会形成种种江湖的(是否可以如西川曾评价的那样说——黑社会的?)语言暴力、话语系统和言说模式。

我更相信诗歌写作只能是一个人的事情,无需写作的结盟(也不可能有写作的结盟)。它不是从拟好的宣言和既定的观念出发(或走向它们),而是从自我的出身、经历、体验、认知、性格、情感、兴趣、声调、呼吸、记忆、想象和生命状态朝历史与未来出发,去探险,去如履薄冰地走通诗人的鸟道,哪怕并不能走通……

“群体大展”让你再一次意识到你是在怎样一个当代诗歌的场域里写作。它的意义,有时候却似乎仅只呈现为一份各路诗歌好汉的花名册——十几年后有个化名百晓生的人在互联网上贴出一份当代诗人“一百单八将”的花名册,看上去也仍然是以“诗群大展”为底本的吧——拿着花名册,固然方便了各地青年诗人们声气互通,但是对照着看名字下面的诗作,却也往往就能大概明了这个名字在江湖上会是个什么形象,是否值得交往。这花名册的鉴别功用,于我实在要大于“联络图”。而时常收到的各处寄来的自印诗刊(油印的仍然不少,铅印的也已渐多),也往往起到花名册的作用。

……

一份未发表的宣言草稿

大概是受到“诗歌大展”铺天盖地的宣言的启发,也可能是要抵制那种铺天盖地,有一天孟浪向我出示了一份宣言的复印件。他告诉我这份会以九个诗人的名义发出的东拉西扯的宣言暂时只是一份草稿,还在磋商和修改之中,由于我也被列到这九个诗人里面,所以,孟浪说,就有义务也对它发表意见和动手去增删它。但是我没有宣言的兴趣,当时大概都没有认真阅读过那份草稿,当然就既未说出什么意见更没有动手去增删。后来,此宣言不知为何并未披露、发布,不了了之了。现在,它成了文献或文物,值得抄录在这里:

于坚、杨黎、丁当、胡冬、亚伟诸友:

初稿就由默默和我匆匆拟就了。我们的一位朋友已看过,并在原稿样上将提出了修改意见。希望你们都能在原稿样和这位朋友修改意见的基础上,再动些“手术”,大胆改,另起炉灶亦可,尽量做到能使大家都满意。你们的修改意见或就在此稿样上标出,或另纸说明;尽快寄来。然后默默和我最后统稿。(不要迟于11月5日)

                                                                 孟浪                                                              1986,10,20,凌晨

我就是海市蜃楼

                  ——九个诗人,一种宣言

 

荷马不死,荷马也看到了。

都聚在岸上,都看到了。身后是漫无目的蔓延的大陆。有的人刚挤进来,有的人还在来的路上,有的人才出发不久。路多得好像根本没有路,人多得好像根本没有人。我们就在其中。我们每个人都发现,在这片土地上把我们卷得无影无踪的就是道路。我们终于吐露说出:我就是海市蜃楼。

这不是一个梦。

这是一个寓言。一九八六年,中国的一个秋天,中国的九个青年,分别在不同的地方愿意共同写下了这些文字。和丹麦人基尔凯郭尔不一样,他当时独自埋头写下的后来被叫做哲学著作。

我们写诗。

我们这九个人目前居住的地方,并没有过于特殊的象征意义:昆明、成都、酉阳、西安、天津和上海。也由于很偶然的原因,我们成了在那里生活和写作的诗人,不管我们自己或别人怎样承认或不承认。

这是时代的境况,我们凝神又想了想,觉得情形是这样的。只是因为我们写作,至今仍然没有放弃诗,所以说这些说得像一个梦。

我们的诗,难道就是明晃晃的梦了吗?不,已经很不是了。在我们面前闪烁着奇异光芒的,是一个寓言。

在我们这些人中间,我们中有人说他写诗为了我们中国的梦,有人说他自己则是要粉碎中国梦,大多数人什么也没说。而所有人至今没有放弃诗。在我们坚硬的生命与硕大的世界之间,有一块飞地,那就是诗。激情没有消退,智慧仍在生长。

抽烟喝酒,或者不;打架骂街,或者不;乱谈恋爱,或者不;酷爱古典音乐,或者不;读点佛经,或者不;迷上了瑜伽术,或者不;留长发蓄胡子,或者不;穿戴得漂漂亮亮,或者不。[修改者:可以加上更富于特征的内容]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我们的生存方式,使我们得以与这个世界保持了完整的接触,并介入。这一切也不能不构成我们、就这样构成了我们的诗。

这是一个寓言。

我们听到过链索发出的神秘的声响。

我们读到过早于我们十年拿起笔写作的青年诗人们的优秀诗篇。食指、多多、北岛、芒克、江河,这一连串的名字结成了现代诗史中一连串铿锵作响的重要环节,这小小的一段历史之链艰难地牵动着一些东西,也捆缚了另一些东西。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催生了当代中国的现代艺术。

他们是看到他们自己的诗行中透出的血淤的,他们扭头看到了他们肩膊渐渐渗出的血。这是一个寓言。主要不是中国,是这个世界,太庞大了,太沉重了。

我们知道,他们也是往海边赶的、想走上岸去的人。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知道海市蜃楼是什么。

寓言确确实实是存在的。诗人指示了它的存在,确立了人类与寓言之间的相互位置。进入它!重要的不是进入历史,而是进入寓言。

他们不年轻了。我们也二十好几了,差不多都要二十五岁上下,作为男人,在中国这是个危险的年龄:做儿子已经太老,而做父亲又显得有些年轻,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成为我们自己。

常常是,很多人和我们一样都写诗。很多人和我们不一样。

更多的人,和我们不一样,都不写诗。更多的人和我们一样。

就这样,就在陆地上,在曾经布满兽迹和已经布满建筑群的地方,很多人、更多的人淹没了我们,反过来也一样,我们也淹没了很多人、更多的人。我们孤独了。我们一个个地孤独着。在数也数不清的灭顶之灾面前,“我就是海市蜃楼”的唯一的意义才显示出来。

作为诗人,我们是孤立无援的。作为人,我们看到了千千万万双向我们伸来的手。海市蜃楼,在人们目力最后勉强触及的地方,显示着它千真万确的、难以消逝的存在。

我就是海市蜃楼,不和谁靠得更近,也不和谁离得更远。诗,一望无际。

“我就是海市蜃楼”就是这样一个寓言:道德教条、礼伦禁忌已全部退出你的视野,在你体内涨满和在你体外遍布的只是愿望和行动——那大片大片的沉默。

因为我们面对着一个寓言,换一种说法,我们即将生活在一个寓言之中,我们才感到我们周围的一切都不确定,都无法确定。我们继续是寓言的制作者,继续是寓言的讲述者,继续是寓言的主人公,继续是寓言本身。

这是一个寓言。一百年前,也是八六年,七十岁上过世的瓦格纳在地下安眠了三个年头,凡高和高更在巴黎见面,凡高会去阿尔的,高更会去塔希提岛的;弗洛伊德博士结婚了,他心里也明白他的事业才刚刚开始;壮年汉子尼采绝不相信过了三年他自己竟真的疯了。[修改者:可删?]

一百年前,诗人们在做些什么?那些年轻的和并不年轻的诗人!

他们把那些优秀的诗篇留给了我们,把一个寓言留给了我们。他们都死了。

我们也会一个个地死去的。海市蜃楼不朽。

我们说:白骨们伸懒腰是看不到的。在梦中发生的可以全然不信,但在寓言中发生的没法不相信。

只剩下艺术了,只剩下诗了——对我们来说,只剩下寓言了,对所有活在这个世界的人来说,同样只剩下一个寓言了。人类都朝着同一个方向急匆匆地赶去。

越南战争是一个寓言。五月风暴是一个寓言。登月飞行是一个寓言。中东冲突是一个寓言。非洲饥饿是一个寓言。等等,等等,都是同一个寓言。[修改者:可删?]

显然,我们不打算隐瞒我们是中国的存在主义者巨大空白这个事实。其实,这颗星球上的一部分人类成为存在主义者这一事件包含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悲剧性。我们的悲剧在于,我们感觉到了,我们认为我们是。只有懦弱的人、惧怕走失败的人才会羞于承认和不敢承认这一切。而我们不。

当全世界的科学家们在一个早晨醒来之后突然意识到大家有必要坐在一起讨论诸如全球问题、人类困境的课题时,我们这些诗人在讨论一个寓言。不单单有九个人,有九十个,九百个,九千个,甚至更多;不单单在中国,在阿根廷,在刚果,在瑞士,在新西兰,在葡萄牙,在任何一个地方。[修改者:可删?]

我们和世界上的所有人一起试图推迟漫长的核冬天的到来。我们在秋天里,我们在寓言里。

可以看到,已经看到,确实看到。

我们向任何一个方向望去都能看到海市蜃楼的升起。我们的脚下是不知向哪儿缓慢移动的大陆,手中是诗。

都聚在岸边,都看到了。

荷马不死,荷马也看到了。  

                                        陈东东  丁当  胡冬

                                        李亚伟  刘漫流  杨黎

                                        于坚  默默  孟浪                                                                                                                            

                                        一九八六年十月·中国上海

四十年后的九诗人

[刊发于《诗歌月刊》2016年11期“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纪念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