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馬驊

王一梁

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曹雪芹《葬花吟》

流亡作家王一梁(1962.12.18-2021.1.3),今日凌晨两点,在泰国患食道癌病逝,享年58年。其代表作《朋友的智慧》,翻译哈维尔、荣格著作多种。

我對「共產主義村落」的嚮往,最初來源於羅撒。他是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去日本的留學生之一。他告訴我,在日本有個「山岸主義」,是個共產主義的免費村,走進村口,就見一塊牌子上大大地寫著「Free!」
儘管羅撒還曾對我說,有個六十年代的學生領袖,曾在那裡住了一段時間,最後帶著失望的心情寫了一本書《別了,山岸主義》,然而,當聽到老友的夫人說,她的老同學在福州山區,也辦了一個「共產主義村落」時,我還是毫不猶豫地說要去。
老友聽後,笑道:「那不就像坐牢嗎?」
結果我沒去。
次年,老友和我果然就一起坐牢了。
二年後,我從蘇北農場歸來,幾天後,馬驊陪著京不特一起來江灣看我。這是我和京不特十三年後的第一次重逢,使我略感意外的是,首先是馬驊第一個跑過來和我一個大擁抱。
我認識馬驊時,他才是復旦的大二學生。我印象最深的是,不久,復旦「燕園社」話劇團上演馬驊的話劇《真相與虛構》,這可能是馬驊的話劇處女作,上演時,他一副失魂落魄的樣子,徘徊在台前幕後。
演出結束後,我們一起去校外的路邊排檔喝酒。
作為復旦附中的學生,我十三歲時就在那裡混了。我熟悉那裡的一草一木,也熟悉復旦大學的話劇團。
看著驚魂未定的馬驊,整個晚上緊張得甚至於臉都變形了的馬驊,我舉著酒杯說:「別!如果我們不贊美你的話劇,那是因為我們在用莎士比亞的標準。」
突然,馬驊湊到我面前,往我的臉上親吻了一口,撒腿就跑。
這是不可思議的!我拔腳就追,追了幾條大馬路都沒有追上。
1995年夏,孟浪要去美國,我們三個人一起在江灣的路邊排檔喝酒,我不無傷感地對孟浪說:「你走後,我就少了一個喝酒的人了。」
楞不妨(冷不防),馬驊說道:「還有我呢!」
大約一年後,陰差陽錯,馬驊居然就成了我的鄰居。

馬驊在復旦大學有兩個哥們,一個是韓博,一個是高曉濤。我每次見到馬驊,都會同時見到这哥仨。1996年馬驊畢業,韓博考上了復旦新聞系研究生,高曉濤被分配到北京新華社《參考消息》,只有馬驊沒有著落。
我騎著自行車去看他時,他的同室對我說:「別和他說話!」
這是我又一次看到馬驊一付失魂落魄的樣子,他乾笑著,走過我的身旁。
我不和他說話,他也不和我說話。
馬驊是個百分百把自己的情緒寫在臉上的人。我從張廣天的回憶錄中讀到,京不特和他一起去見張廣天時,從頭到尾,馬驊都沒說一句話,這讓我想起俞心焦和馬驊住在我家裡的情景。我出門幾小時後回來,驚訝地發現,在這期間,馬驊和俞心焦居然連一句話都沒有說,兩人一直都在默默地看書。
當馬驊找不到話時,他就絕對沈默,而一旦想說話的時候,他的臉就會變得異常地生動起來。我曾看過馬驊主演的加繆話劇《反抗者》,劇中,他梳著大包頭,抽著雪茄,配上他修長的身材,人模狗樣的,儼然就是一個紳士。《真相與虛構》開場白里,那一段「孩子……」充滿磁性的男中音,就是馬驊自己說的。
一天,在江灣團結飯店的酒樓上,蕭開愚的夫人黃卉說:「啊呀,馬驊,你怎麼長得這麼漂亮。」
馬驊得意地摘下眼鏡,瞪大眼睛。我第一次注意到馬驊的睫毛就像被電燙過一樣,向上捲起,這時候,他的臉上掛著只有從小被人像洋娃娃一樣寵愛著孩子才會有的表情。
自從馬驊成為我的鄰居後,月底將近時,馬驊常會背著一個大雙肩包,一進門就大聲叫道:「借貸,借貸!」隨後,兩人用借貸中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大吃一頓。
應該說,馬驊就是一個壞孩子,正是他第一個告訴了我們虹鎮老街一家髮廊里的秘密。
一個夜晚,在一輪明月的照耀下,我和他正在涼城新村的路邊排檔喝酒,突然,馬驊堅決叫嚷著,馬上就要去按摩。半小時後,馬驊乘著「差頭」(出租車)又回來了。
「怎麼啦?」我問。
「關門了。」馬驊喪氣地說道。
那時候的上海,不僅髮廊妹鳳毛麟角,而且還沒變爛,馬驊所知道的髮廊其實也就這麼一家。那裡有個老闆娘,獨領風騷,帶著二個胖嘟嘟的姑娘替客人按摩,只有遇到老顧客才會全身裹得嚴嚴的,穿著兩條絲襪,自己風情萬種地上陣。
其時,馬驊已當上了韓國「依戀」公司總經理助理。一天,他從公司里帶出三件衣服,送給阿鐘、蕭開愚和我。我選了一件可當外套穿的粗毛衣,沒想到,我在蘇北「上海農場」一穿就穿了一年多,兩個肘關節處都被磨破了,我用線把它們又縫了起來,最後還是沒捨得扔,又把它做成了枕頭,夜夜睡在上面。
2008年3月11日

馬驊在我的眼裡,首先不是他的才氣,也不是他的博聞強記,而是他的搗蛋勁。
我很喜歡孟庭葦的歌,我甚至會一天到晚都聽著她的歌,但有一天馬驊卻對我說:孟庭葦才一米五幾,一臉的憔悴!
我說:「你再說一遍?」
這時候,我揚起了拳頭。
馬驊說:「真的,她在北京的演出,給她打燈光的就是我。」
馬驊掉進瀾滄江後,我從他的生平紀事中知道:是他把周星馳第一個帶到了北大演講。
看來,馬驊當時對我所說的都是真的。
九十年代時,他有個女同學,後來成了電視台明星。在我的印象中,馬驊並沒有女朋友,有時候,看到這位屏幕上的女主持時,馬驊會指指點點說上兩句,好像昨天他們還在一起喝咖啡。
然而,馬驊卻是孤獨的。
在他成為我的鄰居後,在我難得留宿他的住所的一個午夜,我突然被一陣從客廳里傳來的琴聲吵醒。
手兒要拉得緊!……亞細亞的孤兒!
我問:你唱的是什麼?
馬驊說:羅大佑的《侏儒之歌》、《亞細亞的孤兒》。
待我醒來後已是江灣的早晨,馬驊這才安靜地睡去。
2008年3月26日

馬驊曾對我說過他的初戀,那是高考的前夕,天津下了一場大雪。馬驊走出校園後,看到他暗戀著的女同學也走在前面。
他果斷地走了上去。
這時,雪越下越大,他和她並肩走了半個多小時,什麼話也沒說。
我問:後來呢?
馬驊說:後來,到了一個岔路口,我們就分手了。
馬驊當年以天津市高考總分成績第28名考上了上海復旦大學,我一直忘了問,那個女同學的結局呢。
馬驊曾告訴我,他在大學期間,每個月都寄錢給兩個失學兒童,每人一百元。他說,有個一直對他有看法的同學對此拍案驚奇,因為他不相信他會是這樣一個人。
但馬驊就是這樣一個人!
我和馬驊的最後一次見面是一起從江灣走到外灘的。大約走了一個多小時,我們為了一個婚禮四處尋找鮮花。我們窮途末路,竟然一直走到浦東都沒有找到一個花鋪,卻在我們即將到達目的地時,看到了一路鮮花。馬驊驚呼道:把所有的鮮花都買下吧!
那一夜的一束鮮花裡應該有幾枝梔子花,幾枝夜來香,那是馬驊經不起賣花女的誘惑,胡亂地買下來的。
只是這一束鮮花似乎不祥,就這樣,我和馬驊永別了。

在我和馬驊交往的日子里,有一種狂歡色彩。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那可能是中國最好的年代。往往是這樣的:我從江灣出發,在上海漫遊一、二個星期。在這一段日子里,與我一起喝酒的人,也正從一個、兩個發展到一、二十人。直到最後體力不支,糧盡彈絕,這才安靜地回到江灣。
在這支飲酒大軍里,第一個,當然是阿鐘,第二個或許就是馬驊,而最後一站往往是在蕭開愚那裡。
開愚很開心地說:穿過兩個公園,就是我家了。
第一個公園指的是中山公園,第二個指的是開愚當時所住的華東政法大學。
尼採曾經說,真正主宰了我們一生的軌跡可能只有兩個神,一個是酒神狄俄尼索,另一個是日神阿波羅。

在我和馬驊交往的日子,那正是狄俄尼索高照的日子。
當我毫不猶豫地走進監獄,我對警察說:我無所謂,所有的好日子我都度過了。後來,當馬驊真的遠去後,我曾想過,假如那一天,沒有那一杯剛剛喝下去的白酒,也許馬驊會死裡逃生。
在我所有過早地凋零的朋友中,馬驊是其中一個在自己的手藝還沒有真正成熟前就已遠去的詩人。有時候我會想,我應該撫棺哭泣,為我們所有逝去的日子哭泣。
有人說,曾經在瀾滄江裡,最後看到馬驊絕望地舉起了一隻手臂。
兄弟,你對這一生有悔嗎?

「團結」是江灣鎮的一家清真館,那裡除了妙不可言的牛肉面外,還有每盤1元的毛豆、花生、百葉結;最奢侈的是斬牛囊,每盤3元。
那時,上海出的嘉善黃酒已漲到1.29元,可是,「團結」只賣1.50元。啤酒有些貴,「力波」啤酒每瓶2.50元。
我們一般不喝啤酒,只喝黃酒。當客人來時,我只要從抽屜里找到10元錢,就可以帶著朋友上樓了。
「團結」有二層,從木樓梯走上去,樓上可以欣賞到窗外的小河。當馬驊搬到江灣後,小河已填。不過,馬驊應該在他還是學生的時候,就已經是「團結」的一個常客了。
翟明磊在他的《阿童木一代人》里寫道:馬驊曾在「團結」對著木地板小便。我們在「團結」最奢侈的應該是那一次,鄢烈興帶著她的德國老闆,開著奔馳來。我們讓服務員去樓下的菜市場買最好的菜、最新鮮的河鮮,買單時,七、八個人的一桌,也就200多元。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們讓服務員聽阿鐘朗誦詩。這是一首冗長的詩,半小時過去了,阿鐘還在念。
服務員睜著圓圓的眼睛說,他必須下樓乾活了。
這時候,我幫著阿鐘一起按著這個胖小伙子的肩膀說:聽,聽!就要結束了。
哦,詩人。
走過兩個公園就可以見到大詩人蕭開愚了。那時,馬驊也已搬到了公園的附近。有時候,開愚不在,我們就在他的門上留個紙條:「老地方,我們喝著酒等你!」
所謂的老地方,就是跨過蘇州河的一座小橋,華政對面的一個小酒館。酒館上,有一個大平台,除了刮風下雨,無論是春夏秋冬,我們都愛在上面喝酒。
一直喝到月明星稀、東方既白。
一夜,我們靈機一動,發現可以在華政的招待所里留宿,而且,午夜過後,四人房只收半價:20元。
「瘋子王一梁!」
早晨,我、阿鐘、馬驊、米拉正在招待所吃早餐時,黃卉走了進來,劈頭就給了我這麼一句。
可我現在怎麼也想不起來,那一天我們四個人怎麼就竄進了招待所,而且還給開愚的門上留下了一個紙條。
我們一起穿過這個公園、到另一個公園玩時,突然,米拉大聲叫道:「馬驊,你給我停下!」
我悄悄地問馬驊:「怎麼啦?」
馬驊說:「昨夜,我竄到米拉的床上去了。」
那時候,我和阿鐘已經爛醉如泥,沈沈地睡去,不知道那一夜究竟發生了什麼。
米拉是南斯拉夫的留學生。幾年後,米拉作為南斯拉夫最牛的足球隊「紅星隊」的翻譯重歸上海。在徐家匯的建國賓館,已是百分百白領的米拉,熱情地向我展開雙臂,在眾目睽睽之下,我靦腆地擁抱了她。
假如她知道我們共同的好朋友馬驊或許永遠不會歸來了,不知道她會怎麼哭。

後來,又發生了許多事情。
一天,馬驊滿臉興奮地對我說:「他們來找過我啦!」
他們?他們是誰?
我們的老朋友李光光有一天問我:「王一梁,你知道你們為什麼牛嗎?」
我茫然地說:「不知道。」
李光光說:「因為他們盯住你們!」
上海灘人才輩出,李光光就是其中的一個聰明人。他曾經在派出所打過工。大約是九十年代的早期,午夜,阿鐘給了我一盤講鬼故事的磁帶,當我臨出門時,阿鐘詭秘地笑道:「你知道,這盤磁帶是誰的嗎?」
因為懷揣一盤鬼磁帶,面對外面的一片漆黑夜色,其實,這時候,任何話都會使我嚇得魂不附體。
阿鐘說:「這是李光光的。」
我幾乎當場就從自行車上翻到在地。
我開始有些不喜歡馬驊了,因為馬驊的這段話讓我想起了李光光,以及我們所有的八十年代的遭遇。
所謂的他們,其實就是上海安全局。
馬驊失蹤後,京不特對我說:「馬驊多好!當時,你出事的第一天,第一個告訴我的人就是馬驊。」
我其實是胡說八道的,但京不特有時候就會和我這麼較勁,其實我說的是馬驊的虛榮心,就像當時李光光說的那樣:「你們為什麼這麼牛逼?」。
如今,當我回首往事,我會說,假如沒有國家安全局當年對於我們青春的摧殘,我們的一生肯定會更加美好。

2008年3月27日

我一生中有兩個大悲痛,一個是15年前,我的舅舅在堪薩斯城被兩個墨西哥人殺死,另一個就是馬驊的失蹤。
三年前,我剛搬到阿拉米達島,突然,我開始有了強迫症,只要一走進廚房,就會不由自主地想起馬驊。
從佛洛伊德的理論上說,廚房可能就是罪魁禍首,可是我遍找回憶,找不到任何與馬驊有關的蛛絲馬跡。15年前,當我的舅舅死去的噩耗傳來,作為佛洛伊德的一個信徒,我寧願相信,這一次謀殺其實就是一場自殺。可是,我很快就做夢了,夢中的場景,耳光響亮地使我醒了過來。
自從馬驊遠去後,我開始有了一種幻覺:馬驊變成了瀾滄江上的一尊石像,瞪大著眼睛,渾身冷得發抖,望著遠方。
我們的一生是可憐的。
當我認識馬驊的時候,他正是一個意氣風發的大學生。馬驊曾拍著胸脯對我說:「今後的文學史是我寫的!」
而自從馬驊遠去後,我好像也有了一種義務,就是對馬驊的作品做出文學的評價,可是,我卻一直不敢去看馬驊的作品。一天,像往常一樣,井蛙問我,今天聽誰的詩?我說,馬驊的詩吧。
井蛙一直對我說,馬驊最後的詩越來越成熟。但是,當我聽了幾首詩後,開始不同意。
我說:「別像馬拉美一樣,把這個世界的目的看成就是為了誕生一本書!」
不管馬驊寫不寫詩,馬驊在我的心中就是馬驊。
去年,我的大姑父去世了。他酗酒吸煙、口才一流,戴著一頂鴨舌頭帽子,從小就是我的偶像。就在我獲悉這個消息的當晚,我開始做夢了,奇怪的是,在這個夢境里,我的大姑父變成了我的一個童年玩伴,我們幸福地在一起玩耍。
假如夢境就是所有奇跡的見證的話,我想,馬驊應該就是天堂花園裡,和我從小就一起玩大的夥伴。

2008年3月28日

阿拉米達

轉引自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