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街舊事──從府前街、本町通到重慶南路

黃開禮、心岱

位於臺北市城中區的重慶南路,在清朝時期,北段稱為府前街,南段稱為文武街;日治時代,這北段與南段改稱為本町通,意思是「最繁華的街道」,當時有銀行、書店、文房四寶、茶莊,一派優雅文氣。而附近的衡陽路稱為榮町通,是集吃喝玩樂於一處的天堂,林立著銀樓、布莊、服飾、南北百貨與餐廳。

重慶南路和衡陽路兩處合併稱為「臺北銀座」,是上流社會人士出入的地方,白天車水馬龍,夜晚燈紅酒綠。

日治時期的一九一一年,臺北連續兩年經歷颱風、水災,據說當時有三千多間街屋倒塌,總督府因此聘請建築師野村一郎規畫,改造臺北銀座市區,於次年開始整建成紅磚巴洛克的連棟風格,本町通道路寬九.三公尺,並設計寬三.三公尺的騎樓,以利人車分流。

日本人依所擬定的臺北都市計畫,於一九一四年完成城牆拆除,並重新規畫道路,於是從各地搭火車來到臺北的人,一定會走經重慶南路。一九一五年,總督府為出版中小學教科書而成立的「臺灣書籍株式會社」,在重慶南路上的門市大樓開張,為「市區改正」的指標案例之一。

同年,日治時期最大的書店「新高堂」落成,是一棟位於重慶南路、衡陽路口三層樓高的仿巴洛克式紅磚建築,從一家兼賣文具的小書店,搖身變成明信片上的臺北地標。它是戰前臺北的書店龍頭,配合總督府的圖書思想審查,獨攬了日本內地圖書、雜誌、地圖的經銷權,更壟斷了公小學校的教科書販售,一九二○年代更大量引進世界各國的書籍。

日治時期書店最早是集中在新起町(今漢中街、長沙街一段附近)一帶,根據《殖民地時代的舊書店》一書描述,當時新起町就有九家書店,如東陽堂、鹿子島、岐阜屋、日臺堂等,此外,臺北銀座的榮町一帶則有文明堂、杉田書店等,加上後期大型書店興起於本町通,在總督府周邊締造了濃厚的書香氣息。漸漸使民眾養成閱讀習慣,也創造了書街的人流。

自一九四五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國民政府在同年十月派員接收臺灣之後,重慶南路的書店開始由國民政府官方或上海人接手,並由賣日文書改為賣中文書。

當時「臺灣書籍株式會社」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接收後,改組成「臺灣書店」。「新高堂」則由當時的臺北市長游彌堅結合臺灣和中國人士成立「東方出版社」接手。另有一家日治時代的「太陽號書店」(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則由「商務印書館」所取代,這家上海來的分店進駐後,很多上海人紛紛接續投資、經營書店,造就了上海幫掌控臺灣文化出版事業的勢力。

上海本來就是國際商埠,養成當地商人靈敏的嗅覺、獨到的眼光、快狠準的手腳,加上具有足夠財力,他們來臺後,很快搶先在緊鄰政治大道旁的街道上購置房產,尤其是最靠近總督府與臺灣銀行的T字兩條街:重慶南路與衡陽路一帶。看準重慶南路上的往來人潮和書報攤商機,他們在此開出一家家書店,成為書街的先鋒;而與重慶南路垂直的衡陽路,更因上海人進駐開銀樓、百貨店,被稱為小上海商圈。

我的老闆薛頌留先生就是第一批隨國民政府遷臺的上海幫生意人。他們原本在上海開設布匹印染工廠,上海淪陷之前,當機立斷結束事業,扶老攜幼,全家十來口渡海到臺北。變賣攜帶的大量黃金後,買下了重慶南路一段六十六號的三層樓房,並登記「國華書店」為事業基地,由薛頌留當董事長,弟弟薛瑜擔任經理。

在百廢待興的光復時期,聚集知識與教育核心的書街,洋溢著臺灣知識分子受到啟蒙的求知光輝。我有幸躬逢其盛,可以說大半生與書街共生、共榮。

一九五○到一九八○年代是重慶南路書街的全盛時期,我當學徒的國華書店,在一九五六年,因業務擴大,更名為「大中國圖書公司」,以出版、銷售綜合圖書為主,成為戰後書街的一哥。取名這個名字,多少象徵了當時投機商人的意識型態。

記得那時書店裡最暢銷的書,是臺大黃大受教授的《世界史大綱》、《中國史大綱》、《中國通史》等。另有《大學入學指導》,當年大學的錄取率大約只有百分之一、二,這本書是年年考生的必備手冊,可見其熱銷的情況。為了節省成本,除了特別的技術性書籍,皆為三十二開本,紙張都是未漂白的再生紙。

最早,書報攤的主人多是大陸撤退來臺的退伍軍人,生活困頓的他們占地為王,搶到一根廊柱,擺些回收的破爛傢伙就做起營生。由於重慶南路是旅客搭火車進臺北城的必經之處,往來人潮多,所以書報攤生意興隆。

於是從重慶南路發源,書報攤像撒豆成兵,迅速的蔓延至懷寧街、衡陽路、博愛路、成都路、峨嵋街、中華路、西寧南路、延平北路、延平南路,成了街道的另類風景,之後,公車售票亭也如此炮製,甚至賣愛國獎券、口香糖等小吃食。

由於書店沒有販賣報紙,書報攤紛紛與派報中心合作,成為最熱騰騰的新聞供應站,清晨上架,午後換晚報,當年有《中央日報》、《徵信新聞》(《中國時報》前身)、《聯合報》、《民生報》、《新生報》等;雜誌有週刊、月刊、中文或英文等;年節則賣日曆、月曆、紅包袋等。顧客買報時會隨手帶上一本雜誌,書報攤就以報紙與雜誌互相帶動、創造業績。報刊畢竟利潤微薄,於是攤子開始擺出風漬書、舊書,又因這些風漬書必須花時間整理清潔,賺頭少,還不如賣新書來得好,因此,出書量少、難與經銷商打交道的小出版社,便與書報攤談寄售(或稱代售),爭取擺「平臺」的曝光率,折扣自然可以溝通,以建立出版社、書報商、讀者三贏的局面。

當時白手創業的文化人都很辛苦,我在書店當小學徒時,即常看到皇冠出版社創辦人平鑫濤先生下班後,騎著生了鏽的破舊腳踏車,到每個書報攤送書籍與雜誌。

當時,書街周遭的書報攤就有兩百多個,盛況比書店更勝一籌,更有多家專做書報攤生意的中盤商,早期有黎明書報社、中期有農學社、後期有日全書報社,後來都成了出版社密集拜訪的通路商。有段時期,連書店門市也必須依靠他們提供暢銷品,厲害者一次可訂下出版社的半數印量去發行,而且不退書。

出版社與書店的結帳,以三個月期票支付,而書報攤可以月結現金,所以到了月底,可以看到騎腳踏車沿街收帳的一人出版社老闆。以打游擊成軍的書報攤突破自由競爭的瓶頸,創造了競爭力的奇蹟。

詩人周夢蝶在武昌街一段五號「明星咖啡館」門口擺設書報攤,比較特別,他沒有賣書報,只陳列文學雜誌以及詩人們的詩集,這裡是作家、學生和讀者經常流連的地方,也因此成為書街最美的文學地標。周夢蝶的書攤從一九五九年開始,持續二十一年,風雨無阻,直到他昏倒被送醫為止。

早期有一些位置夠好的書報攤,只需要銷售幾本刊物,即有豐富的營收與利潤,如《空中英語教室》,當時學英語是全民運動,幾乎人手一冊。國外的英文雜誌如《TIME》、《Newsweek》、《讀者文摘》(中文版、英文版),以及財經雜誌《財訊》也很拉風,文人劉少唐辦的《傳記文學》更是最受佳評的長銷雜誌。

到了一九六七年,政府為了管理,發起路邊書報攤的牌照登記,沒領到牌照的,或遇交通量大的地方,該攤位必須撤除。這一政令當然促使攤主與位置重新洗牌,手腳快或有關係可攀的人都成了既得利益者,每一根廊柱都是財神。

在黨外抗爭的年代,書報攤更是黨外雜誌流通的祕密基地,從一九七九到一九八六年,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有的累積了財富;有的則受牽連,捲入是非而坐牢。

但書報攤所帶動的人潮對書店並沒有關聯,據我觀察,書店與書報攤的讀者完全是兩群消費者,需要不同、思維不同,購買行為也有差異。面對門口書報攤的花樣,向來配合政令、正經八百的書店,只能以「不屑與地攤文化互鬥」的心態自我平衡,畢竟書是知識分子的糧食,不是叫賣的物品,買賣該維持基本禮儀,這是當時書街店家一致遵守的默契與美德。

對當時的讀者而言,逛書街是精神享受。看到喜愛的書、需要的書,即使口袋空空,無法滿載而歸,也不會沮喪,書永遠在那裡等你翻閱,總是讓人心情平靜、意氣風發,精神飽滿、踏實,有著無所求的滿足。

在天時、地利、人和下,當年繁華一時的書街,讓不少出版社、書店、中盤商、書報攤因書致富。只是沒有人想到繁華也有落盡時,二○○○年之後,隨網路興起,顛覆了閱讀習慣,也改變了生活節奏。重慶南路書街從極盛時代的一百多家,目前僅剩十來家,一些老牌書店陸續歇業,具有規模的正中書局、文化書局、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等,不是搬遷就是改建成旅館,僅剩少數幾家大型書店與專門書店堅守本位,在時不我予的大環境下,他們的存在對書街具有標誌性與意義性。

中國時報/2017/6/13

(本文摘自《書街舊事》一書,時報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