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空間與人間(一)

時間‧空間與人間
台北書房中的向陽。(謝三泰攝)

台灣的新詩發展,從1920年代算起迄今已近百年,百年來各個世代的詩人和他們的詩作,共同蘊蔚了一方特屬於台灣的詩的蒼穹,眾星閃爍,各有各的光點;在不同的年代中,詩人以作品彰顯他們自身的位置,書寫他們內在的情意志,傳布他們和歷史賽跑、和時代競走的美學信念和創造。

在這座星空下,作為一個出現於1970年代的寫詩者,我個人在詩創作上的表現,相形之下是卑微的。儘管13歲時我背誦並抄寫屈原的《離騷》,幼稚地發願,要以一生來成就詩人之夢,並在其後顛躓半生,寫了一些作品;老來自我檢視,甚感汗顏,自知漫漫長路,仍需上下求索。

 
 

我出生於1950年代台灣的中部山村,鄉民多務農,以作山、作林、作茶、作田為業,六歲時父母在小村街上開設「凍頂茶行」,半爿賣茶、半爿賣書。從小學三年級之後,我大量閱讀店內販售的書籍,無分古今、中外與雅俗,因而提早開啟了我閱讀與接觸文學的視窗。國小畢業時,店中所賣之書已無法滿足我的閱讀慾望,轉而以閱讀書目、劃撥購買方式,向台北市重慶南路眾多書店、出版社郵購新書,以文史哲三類為主要範圍。年少時的閱讀經驗,多少奠定了其後讓我走上文學創作之路的基礎。

從1950到1960年代的台灣,百廢待舉,是典型的農業經濟社會,但在政治上則是國民黨一黨威權統治的年代,舉凡憲法賦予人民的自由盡遭限制,言論、著作及出版之自由當然遭到剝奪,更無論集會及結社自由了。因此,從小學到高中,我所接受的教育就是黨國教育,熟知於中國而盲視於立足的台灣。直到大學之後,半因閱讀範圍的駁雜,有機會接觸禁書,半因有意識的詩創作與發表,而開始質疑我所接受的黨國教育內容,並逐步走回生身的土地,認真思考我的詩和土地、人民與社會的關係。

1973年9月,我從貧脊的山村來到台北,進入中國文化學院日文組就讀。大三時我已擁有粗淺的日文閱讀能力,在圖書館中接觸到日治年代的台灣新文學雜誌,讀到追風、楊華的詩,賴和、楊逵的小說,方才知道日治時期的台灣自有一個新文學傳統,而非僅止於「五四文學」的傳統;其後繼續閱讀,又發現早在1930年代的台灣,就有左翼作家鼓吹「台灣話文」,要在日文和中文的細縫中寫出台灣人的語言……。這些「發現」,都讓當時仍相信黨國神話的我受到震撼,因而對我的詩創作和這塊土地歷史的關係有所反省。

正是在這雙重的省思下,我以嚴肅的心情面對我的書寫。1975年9月,我被大學詩友推為華岡詩社社長,也同使展開比較有系統的詩創作與發表;1977年4月,我出版了第一本詩集《銀杏的仰望》,初步展現了我當時的創作成果和省思。

嚴格地說,《銀杏的仰望》只是一個年輕寫詩者學步的初階,但其中有兩輯作品則相對鮮明地昭示了我對當年台灣詩壇與政治正確的「反動」:一是違逆當時現代主義反格律、反韻律主流的「十行詩」,另一則是違逆當時國語運動不准說、寫方言禁忌的「方言詩」書寫。

對當時年輕的我來說,「十行詩」有我少年時期迷戀《離騷》,其後接續《詩經》、古詩、唐詩、宋詞、元曲的印記。從閱讀與背誦中國古典詩詞的經驗中建立起來的素樸詩學,提醒我,當年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中國現代詩」反格律、反韻律的「現代主義」主流未必為是,因而執意反其道而行,去實驗一個在形式上有所約束、在語言上錘鍊音韻的新的現代詩。從寫於1974年的第一首〈聽雨〉開始,直到1984完成的〈觀念〉,前後約十年,共得72首,最後統整為《十行集》出版,標誌了我與同年代詩人較不一樣的特色。

「方言詩」置於1970年代的語文情境中,則是更大膽的「反動」,那是一個只能稱為「方言詩」的政治環境,台語受到禁錮,非獨文學創作,就是流行歌、布袋戲亦然,更無庸說大眾媒體(在文學為副刊、文學雜誌)。當年我寫台語詩,一開頭的思維其實相當單純,就是「想藉詩來代父親說話,來探詢父親的生命」,以我的喉舌說父祖的語言,以我的筆寫父祖的詩,因此雖然面對詩稿不為主流媒體刊登、幾乎無處發表,依然樂此不疲;雖然接獲政治警告,也依然無所畏懼。這一系列的台語詩,從1976年在《笠》詩刊發表的《家譜:血親篇》,到1985年發表的〈在公佈欄下腳〉,合共36首,集為《土地的歌》出版,也標誌了我與同年代詩人相異的詩風。

對我來說,十行詩和台語詩是我在詩的路途上的第一階段探索,如鳥之雙翼,缺一而不可。十行詩延續的是來自中文的文化傳統,台語詩則試圖追溯並深化台灣的語言與文化傳統,連同台灣土地的認同──在我年輕時期的詩的探索道路上,這兩者都是滋養與灌溉我的文學生命的要素。

我的詩探索的第二個階段,與1985年赴美國愛荷華大學參加「國際寫作計畫」(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有關。當年9~11月與來自不同國家作家接觸的經驗,讓我開始思考作為一個台灣詩人(而非單一詩人)的特色為何的課題。我決定以「四季」為主題,以在台灣民間仍屬季節辨識符號的24節氣來寫詩,表現「台灣這個大洋中的島嶼,所能奉獻給世界的獨特的風土色彩」,並表現1980年代台灣的多重形貌。1986年,以《四季》為名的詩集在台灣出版,其後分別被翻譯成英文(陶忘機譯,全書)、日(三木直大譯,部分)、瑞典文(馬悅然譯,單篇),多少說明了這個探索我的詩與台灣風土之關聯的嘗試是可行的。

我的四季詩,基本上是前階段十行詩和台語詩創作的融會與轉化。收在《四季》的24首節氣詩作,每首均為兩段各十行,維持著我對格律形式的偏愛,題材則延續《土地的歌》,以台灣的風物、自然、環境、都市、社會、政治……為對象,或歌詠、或鋪排、或反諷、或直陳,來寫1980年代的台灣土地的歌。如果說,十行詩和台語詩是我對文化和土地的探索,四季詩就是我對台灣的歲月(時間)容顏的刻繪。其中有著時間、空間和人間在我的詩中映照出來的影像。(1)

(第三屆全球華文作家論壇於10月22日舉行)

(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