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像裡可能有1 人、特寫

記張健

文海

今早一打開FB,就看到張健兄猝然去世的消息,令人悲痛。

我和張健有過一面之緣。2009年,我在法國巴黎高等美術學院,放映電影《我們》及講座。會後,一位壯碩、剃著平頭的男人,走過來和我打招呼,「我是張健。」我當然認識他,在著名的紀錄片《中槍》中,8964那天,時任天安門廣場學生纠察隊總指揮的他,被流彈擊中右大腿。隨後,為了逃避抓捕,他在中國大陸隱姓埋名12年。直到2001年,才亡命法國,並獲政治庇護。

2012年,在我與崔衛平的訪談中,我談到了這次難忘的會面。「2009年,在巴黎高等美術學院放映的時候,張健去了,他說,你知道嗎?我們在海外的這些人都是基督徒。必須給自己找個理由,要不然太荒唐了,在海外從事這樣虛無縹緲的事業。當年哈維爾分析捷克的處境,也談到怎麽可能在兩大集團之間,在核彈頭對準下,實現民主、獨立呢?我們必須將自己的作為,放到更大的範圍裏去思考,如同『來自遠方的拷問』。我們交談,惺惺相惜;我們擁抱告別,互道保重。」摘自:《放逐的凝視 ── 見證中國獨立紀錄片》(時代為我們加冕 —─ 崔衛平對話聞海)

他那句:「我們在海外的這些人都是基督徒。」其中的我們,指的是在海外從事爭取中國民主運動的流亡人士。為何這句話令我難忘?因為,彼時正在創作《我們》
https://youtu.be/B3clc3Zk-Kc
、《西方去此不遠》https://youtu.be/maIh3aKdTI4
兩部紀錄片的我,正處於如何呈現和表達政治與宗教的糾結之中。

2010年,製作《西方去此不遠》後,我寫下了頗有些精神分析的話語。

「我曾寫過一篇文章《一個中國紀錄片人的獨白:從自然主義到心理現實主義》,其中寫到:『《喧嘩的塵土》(2004)https://youtu.be/HhNjZ3zeTt8和《夢遊》(2006)https://youtu.be/BYerBjsOyfg分別探討中國普通人的生活以及藝術家的處境。它們的主題是幻滅和虛無,那些人終其一生,都被意欲牢牢控制。當這兩部作品完成之後,我突然意識到這兩種情緒已經深入到我的生活了,如同一塊黑簾,橫掛在我的命運之上,我顫抖不已。

在經歷了幻滅和虛無之後,我對現實是失望和絕望的。這其實是極權國家內知識分子普遍的情緒。米其尼克曾引用瓦特的話:在斯大林統治之下的國家裏,知識分子應該如何去做?這個問題只有一個答案,這是一個莎士比亞式的答案“他們應當去死!』。我現在能理解這句話,因為在這樣的處境裏,只要你參與公共事務,就會有參與共謀的焦慮以及一種道德折磨,因為很多行為與你內心的良知是相悖的。除非你將自己變成橡皮人,這無異於自殺。』

就在這時,我母親帶我去了『居士林』─― 在家居士們共修的地方。讓我感觸特別深的是,它就在離《喧嘩的塵土》中那個麻將館僅僅幾百米的地方,是一個六層樓。它混同於一片灰蒙蒙的樓宇中,外表和周圍任何一座城市建築都沒有什麽不同,它的周邊是喧鬧的集貿市場,但進到裏面妳卻會感受到一種澄明的氛圍。來到這裏的人百分之八十是婦女和中老年人,大部分只受過小學或初中教育。他們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教徒,他們與宗教(佛教)親近,是把它當作一種教育:如何作為一個人活著。

這是一個窮人和病人幫助窮人和病人的場所。他們組成助念團,身體力行對於垂危者和死者的關懷。從他們的儀式和一些行為的細節當中,我看到他們對待生與死的態度,都有一種同樣的平靜,從中又透露出佛所說的『慈悲』。我對這些人特殊的身份並沒有太大的興趣,我把他們當作普通人,因為在他們親近佛之前,具備的都是一些雖然各有不同,但又非常普遍的人生經驗。他們的行為在我看來,是這個社會普通的老百姓自發的,用自己的方法追求和維持道德底線的努力。在和他們一起體驗過幻滅和虛無之後,這種努力尤其讓我感動。

他們的努力又觸動我去想另一個問題:人生如此黑暗、絕望,但為何人類社會仍綿延至今,而且必將如同大河一般繼續綿延下去?下部影片將貫穿我對這個問題的考察和思索。沒有這種思考,對當代中國社會的考察就不完整。」

就是在這樣的心態和環境下我開始拍攝新的影片。從2006年至今,近三年的時間,同時拍攝《我們》和《西方去此不遠》。

2006年我己信仰佛教,作為一名佛教徒拍自己所信仰的宗教,作品會陷入成“宣傳品”嗎?我如何處理信仰和作品的關系?最後的作品呈現了猶豫的痕跡,為何?

在影片中了果法師和助念團的描寫是為了說明人們對宗教的依念。對形而上的精神追求是人類得以長綿下去的底蘊;是人類的一種本能需要。我那時對佛教的皈依源於我在《喧嘩的塵土》中所呈現對「道德上的病人」的反思。我的那篇文章亦可以稱為「我的病歷單」。佛教強調個人的道德操守,讓我這樣的「病人」有了一種自我癥療的入手處。

令人吊詭的是,先於《我們》拍攝的《西方去此不遠》卻只有在《我們》成片後,才有了剪輯的可能。為何?因為拍攝《西方去此不遠》時,當代佛教的現狀讓我困惑,個人操守與公民積極介入,建設社會的行動之間產生了「悖論」。我那一廂情願的認識出問題了,現階段佛教的處境的確不妙。

一則;了果法師傾個人全力修建舍利塔,是一個象徵。它道出了宗教是人類的需求,是眾望所歸,是現今佛教界興旺的表象。與了果法師個人的努力相對比的是,被黨所管轄的的當今佛教成了修廟的代名詞。現今各地都在新修寺廟,而且有些的寺廟修得很富麗堂皇,與當地的經濟和民生境況相距甚遠。各地大多數把寺廟當作旅遊景點,收門票,賺香火錢。其實真正的宗教自由還是受限制的。1999年鎮壓「法輪功」、以及歷年來對「家庭教會」、佛教、道教等宗教團體的頻繁打擊,讓人們借助宗教來對抗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的努力破滅了。在公開場所探討宗教等意識形態是不可能的。所以雖然基督教,佛教的信眾有上億的人,但在公共政治領域仍然是「沈默的大多數」。

其實對於修寺廟的行為,佛教界也是有不同的聲音。2006年我去南華寺,見到佛源老和尚,他對與我同行的印空法師要修廟的事情就很反感。因為修行沒必要太注意表象的東西,這樣反倒是不符合佛法的。他當時用的是禪宗的「棒喝」。真的是用拐杖去打一再請求修廟的印空法師。我第一次看到了,我概念之外的佛教徒的形象。以前我一直認為法師,都是笑瞇瞇的和事佬,其實不是這樣的。傳統中國為什麽會讓佛教中的大乘紮下根來,而且在中國大地巍巍光大,並且發展出本土的宗教禪宗,是佛教太適合這片土地了。千年來佛教一直是光明正大的在這片土地上傳播,對中國的政治、文化、精神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1949年以後到今天,佛教卻一直是受到壓制。雖然1976年後,毛澤東的黑暗統治結束,但「黨文化」還是一直以來占統治地位,任何與之探討和爭論的意識形態,都是不可能公開進行的。經濟時代無非是將「毛澤東時代」所拆掉的廟宇開始修復,但大多數是簡易的、粗糙的、急於求成的、好大喜功的工程,是當地旅遊局利用人們求善的心理,大做買賣的場地。在1999年時我就聽朋友講現在只有修廟是最好的買賣,因為每天可以能收很多香火錢。當時不信,只覺得這樣很邪惡。

二則:由於在公共場所無法對佛教的理論展開探討,人們只有在黑暗裏自己摸索。因此也讓很多邪知邪見有了可乘之機,很多人將佛教弄成了迷信。和社會上的情況一樣,很多佛教徒深陷於迷惘和不知所措之中。了果法師就常常感嘆佛教界的復雜和名聞利養的習氣很重。對助念團描寫表達了我對她們行為的贊揚和懷疑。贊揚是因為我覺得她們是「行動者」,宗教是人類的根本需要,但我又覺得在極權社會裏,她們的行動又充滿了悖論。美好的行動卻被「黨文化」所扭曲,有時覺得佛教的現實真正成了文革”被批判打倒時,扣上的「麻痹人們的精神鴉片」。

所謂的個人操守在如今的現實環境下,也是有著討論的餘地的。「個人的內心操守和他的外界遭遇是無法分開的。」內心操守不在乎生活世界中發生了什麽,一味保持內心獨立,其實並不是有自信,而恰恰是對自己取得別人對自己的尊重毫無自信。一個人之所以從公共生活內退縮到內心操守,那不是因為他不需要他者的承認,而是因為知道自己無法成功的得到他者的承認。被羞辱者不反抗羞辱,反而把羞辱內化為一種正面價值,這其實是在用另一種形式向羞辱者屈服,根本沒有實現什麽所謂的內心獨立。所謂的內心操守不過是心甘情願地聽任別人「把羞辱變成一種訓練(假)聖人的工具」。(徐賁《通往尊嚴的公共生活:全球正義和公民認同》P284)

這種種的行為,讓佛教徒被誤認為是「犬儒主義者」、是「逃避者」、是「影子」。但其實不是這樣的。我在做《我們》時,佛家的情懷和對生命的認識和鼓勵,也讓我擔起自己無法回避的責任,勇敢的面對命運賦予的任務。佛陀的教誨是讓我得以有勇氣將影片展現出來的力量源泉,《我們》沒有胎死腹中。

佛教徒從來都是入世的,在傳統中國大乘佛教就傳揚人要有「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的浩然正氣。在現實世界中,生發出一種哈維爾所說的「來自於遠方的拷問」式的,對人生終極命運的思考和承擔。《西方去此不遠》中,紹雲法師講述他的師傅虛雲法師的命運,不正是一位佛教徒對「黨文化」的抗爭嗎?紹雲法師的堅持和堅信的努力不也是一種對政治迫害的反抗嗎?佛教徒在“最黑暗的時代”中從來沒有放棄他們的抗爭。佛教的理論從來不是逃避的、幸災樂禍的、它講的是承擔、是犧牲和奉獻。

我猶豫的風格裏,是我對作為當下佛教徒的一種「羞愧」;不是對佛法的懷疑,是對我在這個處境中的「犬儒」行為的不適。

這讓有些人認為我拍得不夠。因為我先前的影片都是那麽的激烈,他們說這片子不過癮。是的,這影片沒有先前影片的肯定和直接。我考慮了很長時間,但還是如實的呈現了我現在的心理狀態,我無法回避我的局限性。我最終將影片處理的很平淡,則是基於我的宗教體驗,那是一種很私密的,對自己很強烈但對於外人卻不是很能分享的感覺。如同禪宗裏面的開悟,需要自己的身體力行,師傅也幫不了忙。我個人在拍到最後的下雪鏡頭時(它也是我影片的結尾鏡頭),那時我就有一切都空了的感覺。「白茫茫大地真乾凈」正好呼應了影片的主題——西方凈土的概念。

今天看來,我知道我現在面臨著我的創作的分水嶺。我先前創作的很多固有的手法有非常大的局限性。因此這影片應是我的轉折時期的片子,是我耗盡創作上第一口氣後,尋求”第二口氣”的間歇。』

我和張健都屬於上個世紀70年代出生。雖然信仰不同的宗教,但那種在中國處境下精神的困惑、糾結、以及對拯救的嚮往,是心心相通的。近期,讀張彥《中國的靈魂 ─— 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其中的王怡,也和我們同齡。看他從維權律師、法學教授、公共知識份子轉向基督徒,再到創辦「秋雨聖約」教會,成為牧師。最近,因為在教會的社會行動觸犯中共當局,王怡被以「煽動顛覆政權罪」被捕。張健也在2011年成為基督教福音教派傳道人,同時從事民運,為平反六四做見證。他們可以說是中國最優秀的知識人和勇敢的政治行動者,他們的努力就是要在古老的極權的國家,進行一場心靈層面的革命和政治上的改革,拯救這個國家,讓它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度,信奉普世價值觀的世界。

我後來又有多次去巴黎,再也沒有和張健兄見面,但他的Fb上的信息和文章,是經常能看到的,也覺得我們會再次相見。

世事無常。張健突然就離開了我們,但從他信奉的基督教來看,他是回到上帝的身邊,他一定能通過去往天堂的窄門,他的事蹟也一定能在這個世界流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