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物與惡之華

文海

(2009年在法國巴黎高等美術學院講稿)

 (注:2009年10月6日—13日,我非常榮幸成為法國巴黎第14屆蒙特勒伊纪录片电影節嘉賓,電影節放映了我當時的全部電影,包括:《軍訓營記事》、《喧嘩的塵土》、《夢遊》、《我們》;並參加由真實電影節主席、電影製作人杜阿梅主持的大師班,也去巴黎高等美術學院講座交流。 今次借助網路,將講座中所涉及的影片上傳到我YouTube 的频道 ﹝https://m.youtube.com/channel/UCnDbegRP9t7PlCz8rNAG9XA/videos ﹞有興趣的朋友對照文稿和影像,也許可以更好的理解,我在講稿中的反覆強調中國獨立導演「非如此不可」的表現形式。)

承蒙法國巴黎高等美術學院的厚愛,讓我登上如此重要的講臺,與大家分享一位來自中國獨立紀錄片製作者的拍片歷程。

首先我很感謝自己能夠從事這項工作,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在黨化教育下「洗過腦」的人,正是經由拍紀錄片我才得以發現和認識自我,從而走上尋找自己,自我拯救的道路;也認識到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希望自己能夠通過努力拍片成為當下中國歷史的“見證者”。

1996年我從北京電影學院進修後,被招聘到電視臺工作。


有關質量新聞的報導之一(1996 年— 2000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THMi_fglMA

作為一個外省小城市長大的青年,我在電視臺的四年期間得以在全國各地去采訪。祖國的現狀第一次展現在我的面前,我懵懂的心靈每每被現實所震撼,讓我對很多既成現實的觀念產生了懷疑。

有關質量新聞的報導之二《病死雞豈能當燒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cvS8sLr9Ok

當年我在體制內的處境,對很多苦難的事情不會有深入的思考,反倒有一種僥幸逃離的慶幸,而我本能的也習慣於在體制內「潛規則」中生活,還以為自己混的不錯了。但有時一個人孤獨的呆著的時候,也會捫心自問,難道這就是自己離開家鄉追求的生活嗎?也隱隱約約的感覺到自己生活中有著種種不適,彷彿生了病一樣。

「也許我應該要改變我的生活了。」我對自己說。2000年我離開了電視臺。

2002年我拍攝了自己的第一部獨立紀錄片《《軍訓營紀事》In the Military Training Cam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V1PKdkdZmI


我把它當作我的習作,但整個拍攝過程讓我感受到紀錄片的魅力。我拍的這些孩子們在軍訓營裏的生活,老師和學生們以及教官的那種關係,簡直就是我初中生活的搬演!十多年後我彷彿在鏡頭裏,重回到我的少年時代。從製作影片的過程中我第一次從自已的成長背景,從內心出發,開始思考自己怎麽會成為現在的樣子。

《喧嘩的塵土》 Floating Dust (預告片 trailer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RFWp_P6To


我回到我的家鄉去拍攝,這也許是潛意識的尋根之旅。在家鄉那種汙濁、逼仄的環境裏,我捕捉著一幕幕令我震驚的奇遇。但那時我已沒有了在體制內向下俯視的心理優勢,幾年的體制外的獨立生活,讓我能夠深深體會被拍攝對象的感情,對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有很強烈的「感同身受」。我在給製片人的信中說道:我們隨時都可能成為這樣的人,但那是多麽的絕望和無助呀。

影片描述的是一個瘟疫流行的小鎮全景。所謂瘟疫流行是在影片拍攝期間我遭遇到了「非典」。另外,影片中的人物彷彿全生了病一般,一種捷克哈維爾說的「道德上的病人」的群像刻畫。

特別是那位第三次被迫流產的女孩回家的段落,是呈現此形象的最高潮。


放映:喧嘩的塵土 Floating Dust (講座資料之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KB8RX_tpDQ


(注:這個地方可以講這段落是如何拍到的,如「牆上的蒼蠅」;與被拍攝者關係的確立﹝信任如何建立﹞;拍攝前與被拍攝對象交往成為朋友,他們不讓拍攝的就不勉強。 紀錄片說到底乃小川紳介所言:拍攝者與被拍攝者共同營造的世界。)

影片中有很多這樣的殘酷和荒誕的情節。但我並沒有僅僅譴責的將這些普通的中國人,視為單一的「行屍走肉」的形象。所以在影片的最後,我固執的用七分鐘的時間,讓我的拍攝對象說話。

放映:喧嘩的塵土 Floating Dust (講座資料之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seIYCytMVA

我想當他們在談論理想、青春、愛情、江湖、奮鬥以及對社會的認識時,觀眾在凝聽到他們的聲音後,會近一步理解他們。他們不是「行屍走肉」,不是不努力,是現實太殘酷了,是社會和自己的「貪嗔癡慢」共同造就了他們今日的荒唐和絕望。他們的「奮鬥」其實就是這個國家主流媒體所宣傳的價值觀 —─「“要有錢,要不擇手段的搞錢,錢可以擁有一切,沒錢你將死無葬身之地」。

這種我認為是「非如此不可」的剪輯,是產生影片風格的主要靈感。唯此才能表達我對他們的全部的真實認識。創作的風格並非空穴來風,也非「為藝術而藝術」的自娛自樂。它必產生於強烈的生存體驗,和要表達的欲望以及采取的「非如此不可」的表達方式。

《喧嘩的塵土》(全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hNjZ3zeTt8


讓我從自己的家鄉同胞身上看到了我現在的影子和處境。那是很強烈的幻滅感。這是有關於「幻滅」的影片。從前我那種自以為是的精英意識,被剝奪的乾乾凈凈,我已沒有更多的妄想,只能直面無可逃避的命運。

如果說《喧嘩的塵土》中的人物和我在社會中的既定身份還有些差距。那麽接下來的《夢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YerBjsOyfg ) 的人物可就是和我一樣了。我在2001年曾經作為製片人拍攝過,關於邊緣藝術家生活的影片《北京郊區》(全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P_3AhRLMpQ


那部失敗的作品表達的是藝術對社會的抗議和發泄。但那部作品卻本身具有我們想反抗的——「法西斯」、「極權主義」所具有的一切。影片中人物描寫表面概念化;好壞分明,沒有人性的沖突和拷問;自以為是的說教;語言平庸。

拍和自己相近的人物也許是一個陷阱。因為你很難如此的分析解剖自己。

我很幸運遇見了《夢遊》裏的人物,也許是相近的創作理念,他們對我全部的信任,我拍到了隱藏在潛意識裏的真實狀態。

這影片其實在拍攝完前期後,停頓了很長的時間,某種程度上無法下手剪輯,因為素材呈現的是一堆毫無因果關聯的日常狀態。

如何處理這些有點潦倒的藝術家們和藝術的關系,這是剪輯階段最讓我琢磨的問題。

這也是我們生活在極權國家裏的藝術家們思考「藝術何為」的命題。

我那時的想法是來源於我們和詩人魔頭貝貝出遊,拜訪朋友的經歷。那幾天我們非常的快樂,到處會友、喝酒、談論著藝術、宗教的話題。它成為影片的結構的緣起。

放映:魔頭貝貝出遊記(《夢遊》之一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Ps_dmBnXS0

一段落的剪輯完成後,我想可以剪輯整個影片了。我那時的想法是藝術就是在鐵板一塊的生存環境下的「透氣」,是自我放逐之旅,或「夢遊」。

這片段的確立讓我明確整部影片的剪輯方案。那就是脫離傳統的敘述手法,用情緒氛圍構築影片。由此我將影片拍攝的行為藝術和他們拍電影的場景,以及現實生活不加明確界限的交織在一起。後來我認為黑白色調更能強調那種虛無和絕望的情緒,就將整個影片處理為黑白片。

另一段落是影片的第一個鏡頭和最後鏡頭其實是同一個機位拍攝的。機位沒變,人物的造型也沒變化,在經歷了80分鐘後,觀眾卻看到他們如同沒有任何改變的呆立在原地,而影片也即將結束。整個影片如同一個人的夢遊之旅,醒來後一切都彷彿沒有發生。

放映:《夢遊》片頭和片尾(《夢遊》之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xCXakh153Y

現實的殘酷與自身的無力,讓他們仿佛被澆鑄在現實空間裏,一動都不能動,只等著歲月像硫酸般將他們侵蝕,如同賈柯梅蒂的雕像靜靜的呆在原來的地方,歷史遁入「虛無」。

一直到《夢遊》為此,在制作影片時,我一直是個「冷酷的凝視者」。

《夢遊》講座資料(《夢遊》之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HZfj6-QQT0

我認為我能理解拍攝對象,但我卻不會認同他們的行為。直覺的認為人不可以這樣活著。不僅僅是為 活著而活著,「我 不 相 信」。這就是我在《夢遊》結束後,感到自己很疲憊要重新尋找人生意義的原因。也因此我的尋找,讓我在拍攝新的影片時,不能夠僅僅只在一旁凝視,我必須介入進去。

2006年我開始有勇氣,涉足最難也最應該面對的主題——政治和宗教。無法回避的政治是我們每天面對的現實;宗教(《西方去此不遠》全片:https://youtu.be/maIh3aKdTI4)

我這個年齡,要「考慮生死問題了」。

當然創作並非空穴來風。也許是我國的現狀和中歐國家有很大的可比性,我一直以來深受他們的影響。從卡夫卡、穆其爾、昆德拉、克里瑪、寇德卡、哈維爾、米奇尼克、奇斯洛夫斯基、米沃什等 。特別2005年看到崔衛平翻譯的《哈維爾文集》,米奇尼克的《通往公民社會》時,我彷彿有點茅塞頓開的感覺。因此在廟裏遇見《我們》的關鍵人物老殷時,在與他們的交談和創辦“李銳網站”後,我開始有拍攝《我們》 的想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3clc3Zk-Kc

影片最開始的名字為《政治動物》,取自亞里士多德「人是政治性動物」的說法,而且《我們》中的兩位主要人物都提到自己是「政治動物」。也就是說,人應該有在公共領域表達自己的意見和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並通過這些行動形塑自己的人生。從聽從權力指揮”的「群氓」,到承擔責任的公民。因為「我們越限制人的政治特性,人就只剩下動 物性,越被開除出人類共同體」。在公共場所人無法用政治權利展開討論,展現自我,從「建設共同的家園」擔負起責任。那麽,他就會在專制權力的統治下變得無足輕重,對公共事物無能為力。最後對降臨的災難也只能被動的接受。這在我國的歷史上是一次又一次被證實了的。

而我國的歷史是由重重苦難積累而成的。如何看待這苦難的歷史,是中年之際,我無法回避的問題。法斯賓德有一部電影《恐懼吞噬靈魂》,這片名應和著我剪輯《我們》時的心裏感受,我時常作惡夢。《我們》中的人物,經歷的苦難是能夠感同身受的,那一秒、一分、一天、一月乃至數十年的苦難歲月,是要由當事人一點點去承受的。我亦能理解我祖國人民的沈默 — 我們無法強求個人在巨大的恐懼之中,成為勇士和烈士.

恐懼的氛圍扼殺人最寶貴的體驗,「個人體驗」之於人,是最重要的生存體驗。人因為恐懼無法感受個人體驗,亦無法體驗歷史。而沒有歷史感的人 是無根的人,沒有個人體驗的人就是影子。

緬甸民主人士昂山素季說:「極權主義是一種建立在敬畏、恐怖和暴力基礎上的系統。一個長時間生活在這個系統中的人,會不知不覺成為這個系統的一部分。恐懼是陰險的,它很容易使一個人將恐懼當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當作存在的一部分,而成為一種習慣。」

在步入中年,在持續的創作的過程中,我無法回避這個陰影。在這極權體制下我們面臨著這樣的問題 —─ 要麽成為一個「虛無主義者」,自己不拍片了;要嘛被封殺,不讓拍片了;還有,也許可能僥幸的持續拍攝下去。這些都可能是命運的一種。而此時我面臨的是自我抉擇,我將直面它。

最難是在剪輯的時候。因為宗教和政治是人類最應該面對和最難面對,但卻又無法回避的永恒主題。在做《我們》影片時,我時常提醒自己的是,不能成為一部「政宣片」,還是對人的處境的描寫和關注。一個在「當下實驗室」之中,人可能成為的「模樣」,對種種概念和人物抱以複雜而持續性的關注。

由此我大概用了一年時間,七易其稿。乃在尋找一種平衡,不要落入到一種「說教」的窠臼裏。影片中大量的對話交談,言辭激烈;人大多數處於「地下室」或封閉的環境內,極難看到外界的空鏡;有的也是短暫的雨霧天和黑暗街巷 。我欲此呈現中國當下政治知識分子思考、寫作就是行動;而行動也僅僅止於思考和寫作”的處境;以及那種處於「破局」之前的焦慮、徬徨、掙扎以及積累到極限即將爆發前的狀態;還有一種「地下室」人格的描述。

放映:《我們》講座資料之一(地下室的討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5aCEw3c4bA
《我們》講座之三(野火的信仰〉, 此乃陀斯妥也夫斯基《群魔》中沙托夫與史塔斯洛金的交談的翻 本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paaXFIfbMU

對於中國現在的政治狀況的描述。從上世紀90年代獨立電影的誕生時就多有涉及。1993年張元的《天安門》,後來的胡杰的《尋找林昭的靈魂》,《我雖死去》都是經典之作。但張元的作品中更多的是用「隱喻」的手法,作者的觀點隱藏在現實的碎片之下,很難有直接的表達。張元去年和我在葡萄牙紀錄片電影節聊天時,也承認如果今天他還拍攝這樣的題材,他將更直接的表露他的政治觀點。胡杰的電影對政治涉及很深,表達的觀點也很清晰。但他描寫的人都是過去時的人物,已經去世了。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崔衛平,丁東在看了《我們》後,認為此片乃第一部同步描寫當下政治知識分子行動的紀錄片 。

《我們》講座資料之二(《炎黃春秋》雜誌的老人 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Uyajsm8b18

當然我也認為自己和這些作品,有著非常多的局限性。我經常會說自己是個「怪物」,而經由我之手產生的作品是《惡之華》,為何?因為我們仍生活在極權國家裏,非常多的資料看不到,很多必須去採訪的人物和事件也根本沒法拍攝到。《我們》裏很多場景都是在很秘密的狀態下拍攝的,而且至今這影片也只能在小範圍內放映。

我看過日本小川申介的《三里冢》,那裏面的人物不管是施暴的公務員,還是奮力抗爭的農民,都能夠很坦然的在鏡頭前展露自己,這讓我很驚訝。因為這樣的拆遷的慘劇每天都在中國的大地上發生,但我們幾乎無法去拍攝,有的只是偷拍;或根本回避最大的施暴者——政府機構。如李一凡的《淹沒》,當這部記錄千年古城——白帝城,被政府的暴力機器肆意的鏟除和淹沒時,影片對政府的描繪卻是缺失的。

我問過小川的副導演,怎麽能這麽近距離的拍攝警察的暴力行徑。他說:我們日本是民主國家。憲法規定公務員在行使公務的時候是沒有肖像權的。

而在極權國家一切都在秘密進行。我現在能理解意大利導演費里尼充滿感情的在自傳中寫道:感謝民主降臨意大利。如果意大利仍是法西斯專政的話,我不過是里米尼小鎮上的浪蕩子。

我有時非常絕望,因為我的影片總是那麽的灰暗,我也非常羨慕一些西方作者影片中表達的那種詩意的情感。但經過持續的拍片後,我現在沒有當初那樣的絕望了。我想,我們這些獨立紀錄片導演有著自己與生俱來的命運和使命,很多時刻我承認自己只是這些作品借以誕生的工具。中國著名的作家王力雄在新疆,被安全機構陷害後曾經自殺過。後來在監獄裏,在牢獄的牆上他看到了這樣的句子:如果你註定生活在地獄中,那麽你就適宜地獄的生活吧。王力雄說他從中得到了活下去的勇氣。那麽同樣的,我們這一代的獨立紀錄片作者,將在這樣的環境裏活下去,那麽就讓我們成為它的「見證者」吧。

                                                                          聞海       2009年7月於長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