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昭:情人已逝,历史何从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杜拉斯《情人》

第一次看《情人》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还在留学,记得很清楚是在暑假的空档里从加拿大跑回洛杉矶,和另一个人倚在一起看的。那时很没出息,只看清楚了梁家辉的屁股,多年后再看时,已经是坐在了香港的戏院内,女儿倒是没和我倚在一起,因为还未够电影票上规定的18岁,但我已惊觉她超过了影片中那女孩出现在甲板上时的年龄。因此,当30多岁的中国情人过来勾搭那女孩时,我首先是对女孩的性别和年龄的劣势有了敏感到不适的反应。

但很快我就被电影带入到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情境里。梁家辉那丰盈的臀部淡去成为背景,窗外的光影和喧嚣、泥泞的西贡、湄公河、车夫和殖民地的一切日常细节都涌到了前面来。我看到了由一段情感中的权力关系所呈现的历史。

不能不感慨一下历史上曾经有那样一个时期,种族歧视是压倒性的,以致一个未成年的、贫穷的女孩,虽涉世未深但足以养成的种族优越感成了她在这段关系上免受精神创伤(包括性暴力)的保护伞,令她无论如何都相信自己绝不是因为爱上,而只是为了钱。她以及她母亲、兄弟更是宁肯接受她是在做鸡,明白无误地认为这总比让一个白人女孩爱上一个中国男人更有尊严些。

所以,这段感情中,中国情人从一开始就是被动的被牵着走,社会中赋予他的先天优势——性别、年龄以及他押上的财富——都纷纷被消解到失效,他的孱弱无力、他的受伤和最终因为深深爱上而产生的绝望,都被梁家辉演绎得淋漓尽致。

海明威曾说:“要想书写生活,你必须先经历生活。”杜拉斯不是一个概念先行的政治学或社会学家,她是个作家,生活的忠实的体验者,而这也使得她裸呈的历史现实更加客观和有说服力。至于你想从她的文本中得出什么结论,或是想给哪一个理论做脚注,这些不是她很在乎的。

玛格丽特·杜拉斯

当杜拉斯回味这段感情,并有能力认识到那女孩在返回法国的轮船上哭出来,可能是出于爱情的时候,时间已经是60多年后,平权运动和女权主义意识觉醒的辉煌年代,全球化高歌猛进的年代。而当电影院的灯光再度亮起来的时候,又是20多年过去,杜拉斯斯人已逝,「躁动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也已纷纷逝去,时间来到川普就职前夜,曾用未来时态宣告了「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otory)的福山,如今宣告起「已经失败的美国」(the Failed State)。历史来路清晰,去向却有点模糊起来。

懷昭,《獨立作家》專欄作家。翻譯家,香港媒體人出身,曾獲臺灣梁實秋文學奬翻譯奬,在兩岸三地均有著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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