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香港,放那些关于喧哗中国的纪录片——专访「决绝」影展策展人黄闻海

张劳动

张劳动:这次影展你觉得做的如何?

闻海:让我很遗憾的是感觉还缺少一些导演,可能觉得还差一些更年轻的导演的作品。但是我这个影展今年年已经结尾了。明年不做了。

张劳动:是没有经费还是觉得没有好的片子可以放映了?

闻海:我影展名字是《决绝—1997年以来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回顾》,五十部片子我觉得已经结了。

张劳动:下一步还会有别的影展,可能主题会不一样?

闻海:对的。

「决绝」影展现场

张劳动:北京搞过一次85后的青年导演的影展也不错。

闻海:我们这帮导演如果没有DV,没有盗版碟,没有本土国内电影节,我们什么也搞不了。有盗版碟才开始自学拍电影,DV机器也便宜,制作成本一下就降到很低了。国内电影节,你自己交流,等于是制作和传播全部解决了。独立于官方之外了。你就成了。

每一个行业都是这样,所以你有时候看中国很多事情叫做循环往复,70年代可能是小说,诗歌的大发展,80年代可能是政论啊,90年代可能是当代艺术啊,这个十年,就是本世纪的前十年,中国纪录片是当仁不让的,出那么多好的作品。

但它们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争取自由,开拓公共空间,借助不同的媒介,来做这个事情。他们都面临一个问题,到一定程度以后,触及敏感领域,要么受打压变成更加地下,要么被官方招安,变成官方电影。文学界也是这样,只是现在有流亡文学的传统了。我自己写书嘛,最后一章就是说,结束即是开始。

现在,大量学电影的学生毕业了,“深焦”(注释:专业电影公众号),我在鹿特丹见过他们的人,大多都是在国外受到电影教育,他们通过自己的平台,在学习的过程中,做大量的文章翻译。

张劳动:电影教育越来越好。

闻海:我要做下一个策展,我特别关注这波人,特别是王男柎,今年都是奥斯卡评委了。特别是年轻人,赶紧做,该做什么快做,有时候,运气来了,你准备好了没有?没准备还是跟你没关系。

纪录片导演,毕业于纽约大学,作品曾入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

张劳动:未来还是有希望的?

闻海:太有希望了,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有希望。我们受到的教育让我们害怕,我来香港,我跟做行为艺术的三木很熟悉,他们在香港街头表演行为艺术,我去拍嘛,一看警察过来了,我赶紧就跑了,跑的特别快。我远远的看,警察来了,多可怕啊,我看好像也没事,我就又回来。他们就骂我,跑干嘛,没事,这是公共场所,警察也是执行公务不会打人的。你突然发现,为什么我们害怕?这是受我们的教育,成长期间所经历的事情影响,现在不一样的是,当互联网出现,不借助任何媒体去表达,自己可以写,做自己的行为,录像可以上传网络后,形成一个人的电视台。

一定要告诉年轻人,任何人都不是天才,他一定是认识了自己以后,结合这个时代的转折点,顺势而上,不仅能够改变个人,也可以改变整个世界。改变整个创作环境,或者社会的公共空间。我的影展,没有《放逐的凝视:见证中国独立纪录片 》这本书就不可能有这个影展,影展的导演我不仅是他们的朋友,还一起参加一些影展,后来我变成了有意识的去采访,去他们的家里去见他们。而且我写书也是带有我自己的困惑,有两年时间,帮王兵拍摄《三姊妹》,做摄像。

当年我被限制以后,有两年没有创作的欲望,我曾经想拍有关中国的十二个面孔,黄金时代,后来实现了其中四个,但是没有做完。因为,恐惧吞噬灵魂,没有创作力了。所以,我2013年来香港,正好国内的独立电影节都被叫停了,正好跟陈婉莹(陈婉莹,曾任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总监)一块吃饭,我用了十五分钟,说明了我的意图,她说,闻海我支持你,你应该写这本书。

她当场直接给我支票。我说,那好。我没写过这么长的东西。后来我想,我当仁不让,我是参展导演,以前也帮电影节做志愿者,后来也是评委,独立纪录片界的人我也很熟,然后,我又在香港,敞开写呗。我当时也抱有困惑,我们这些人,十多年间怎么成为了对立面了。因为以前,包括张元、贾樟柯也最多罚款两万块钱,广电总局在管而已。现在却面对安全部门。

其实独立纪录片是1990年前后出现,为什么选1997年,这帮人必然跟他们有不一样的地方,就因为1997年以后,有了DV,有了盗版碟,有了国内的独立影展。90年代初那帮人,人数特别少,7、8个人,而且他们属于官方,是脚踩两只船的。21世纪初,他们全部被排斥在独立纪录片范围之外,他们还在为央视打工,他们跟这十多年中国独立纪录片没有发生关系的,所以,我把他们排除了。从1997年开始,现在稍微名气的导演,都想规模大点,资金介入,又变成限制了。

张劳动:资本的介入,导演拿了钱就不能拍敏感的题材。

闻海:现在的导演比以前的导演还要难,以前什么也不知道,无知者无畏,运气也比较好。一些熟悉中国的西方电影人在国外电影节做主席,现在国外电影节的选片方向往东南亚那些地方倾斜了,曾经他们把DV作品推到戛纳,柏林。

我制片的第一个电影是16毫米胶片,《北京郊区》,花了40万。那时候通县房子600元一平米,贾樟柯的《三峡好人》是DV拍的,索尼190P拍的,世界一流电影节都可以用数字DV了。后来你发现,1997年,1998年世界范围内,崛起的电影导演全都是最先用DV拍摄的一帮人。电影永远是,器材变化了,电影语言变化了。

当年16毫米机器出现,希特勒说攻打波兰时,德国死了36个摄影师,所以拍的都是真的。二战以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也是因为高感光的胶片出现,16毫米的摄影机可以灵活的运用。在意大利废墟上拍,多棒。我们当年用的DV,多么符合当年情况,我的《喧哗的尘土》稍微调一下色,粗颗粒跟片中打麻将的人那种气息,配合的多好。

闻海纪录片《喧哗的尘土》海报

张劳动:《喧哗的尘土》里面很魔幻,买地下六合彩,看天线宝宝,天线宝宝里有密码。

闻海:我一直强调,就是人变了。任何的情况下,都是人在变化。对于我来说,人道主义是基础。 人,还强调回归于个人,你为什么要拍,你自己要做这个事情。任何事情都要回归于自己。人道主义是主轴,别太偏,要不然会变得神神鬼鬼。“决绝”影展中再厉害的导演也就给一个片子放映。尽量的多邀请导演,还有好多导演,第一次来香港,希望更多导演来参与。

这也是我们学习的过程,有这样的机会,我们的研究会,同样的片子在大陆放,观众比较窄,大部分是学生,学电影的人,放映地点也比较偏,在宋庄啊,说话也有所顾忌,香港不是这样,观众从事各方面职业的都有,来的人不一样,交流的问题也不一样。你做事不能跟别人重复。

我们跟张虹(张虹,香港纪录片、独立电影导演,2007年创办华语纪录片节。)的选片不一样,他们是港澳台,三地概念来选。他们有他们的视角。我们有我们特征,而且我们也是作者,有可能会是一种补充。回顾展也是这样。

传播方面,我一般是发脸书,另外,凹凸镜DOC、导筒这样的公众号特别好,我一般写了文章就发给这些公众号,他们同时发,点击率加起来达到两万,这就是种下种子。

我也帮独立纪录片推广,去年在美国古根海姆美术馆的放映,明年会在旧金山美术馆继续。之前古根海姆做关于中国的当代艺术展,“1989年之后的中国与艺术:世界剧场”,没有中国独立纪录片,后来经过艾 未 未、王分策展和争取,古根海姆开辟了一个影展“打开:电影中国”,放映20部中国独立纪录片,持续两个月。观众都时买门票进去的,10美金一张。中国独立纪录片如果出DVD,肯定很好,盗版也会让很多人看到。

「决绝」影展现场,闻海与邱炯炯、张劳动、三木合影

张劳动:2006年前后出过一批中国独立纪录片的盗版碟。

闻海:更早有片商买了中国独立电影,特别孙子,给你重新剪辑,添上个色情标题,比如章明的《巫山云雨》,实际上片子里没有任何色情的东西。应该是正规出版社来发行,像法国的午夜出版社,设计很简单的那种白皮书,但它持续关注一个作家,这种小出版社,特别好。你如果持续去做,那就做出来很重要的东西。国内独立导演是小众,但是中国的小众也不得了。市场挺大的。

我在香港做了三部长片《凶年之畔》《呐喊与耳语》《在流放地》,一部短片《女工》,一本书。我长待香港,但是经常出差,今年待的比较长,因为要做一个片子的后期。今年影展的作者基本都是我接待的。希望多播种,经过宣传推广,多一两个人去做独立纪录片,策展、创作、影评、研究都要起来,这个事情就成了。而且一定要有这个自信,我们是最好的。涉及的广度,深度,题材的敏感度都是有一定高度的。

我为什么要停一下影展呢?现在拍摄的人不够丰富,拍摄的内容不够丰富,导演的成分也不够丰富。需要有重新发现视角的能力。未来中国独立导演也要走出去,用中国经验来拍摄世界的题材,也有它独特的地方,有它的优势。换一个角度,你完全不一样。我现在的香港时期已经结束了,我还是会回大陆拍一些东西。

「决绝」影展现场

凹凸鏡/2018/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