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聞海,在荒涼的集權大地上,捕捉生命的印記

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特約記者劉雨婷

不過是簡約的黑T-shirt搭牛仔褲,卻莫名被他穿出仙風道骨的感覺,炯炯有神的雙眼流露出旺盛的精神與行動力,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聞海(本名黃文海)在映後座談會後也隨興邀了幾位好友一起坐下閒聊,並向服務生要了瓶獨立啤酒,笑稱:「我來台灣都快把獨立啤酒(系列)給喝完了!」

擅長呈現拍攝對象的氛圍,以探詢人類生命處境為拍攝目標,關懷不同狀態下的人們如何行動,是聞海紀錄片作品的特色。今年9月1日在光點台北《在流放地的影像──聞海紀錄片展》中放映的紀錄片《在流放地》,是他甫完成的新作,被中國獨立影像展總監暨藝術家曹愷評論為:「是聞海去國以後的一部懷鄉心靈史⋯⋯不同的時空交錯,覆調性地構架與演繹了一部多聲部的流亡者吟唱。」

在流放地》:碎片拼貼出的流亡者群像

即使我只僅僅剩下一根骨頭

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

──節錄自〈野獸〉(黃翔,1968)

「民主牆」運動推手、引發1978年「北京之春」的中國重要詩人黃翔,站在美國紐約法拉盛朗誦其代表詩作之一〈野獸〉。聞海以一個老邁中國流亡藝術家形象作為新片《在流放地》的開頭,傳達流亡者們內心最深沉的吶喊。

1989年發生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使許多中國知識份子流亡海外,而當時仍屬英國統治下的香港,則成為了流亡者們的中國對口,一路至今。「以前只在書上看過的名字,國內見不到、卻在香港見到了!」自2013年移居香港後,聞海終於能觸到這些在他故土的過往年代中,不可說卻佔有重要一席之地、他所憧憬不已的人們。

然而,一直要到後來因協助艾未未拍攝難民題材紀錄片《人流》,聞海來到土耳其與敘利亞邊境,見證了世界性的流亡人群,加上也陸續記錄了如廖亦武京不特雪迪貝嶺孟浪達賴喇嘛等流亡者們的一些交流片段,他這才開始萌生要完整拍攝這群人的念頭,並於今年完成《在流放地》一片。

「人們可能不一定會喜歡這部片子。」

聞海直言,即便過往他便嘗試以段落來組構故事,但仍會有主角貫穿全片,紀錄片的線性敘事結構清晰。不過,由於此次素材十分豐富,他因而挑戰將《在流放地》處理成碎片拼貼出的人物群像,比如透過把畫面弄得粗糙,讓其詩意化,展現這群流亡者們一種共通的表象。

聞海欽佩不已地表示:「這些(流亡)詩人、藝術家、政治人物,比我們早二十年體會到全球化的一些問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舉國上下無不全力擁抱全球資本主義,以號稱「世界工廠」為傲,卻無人察覺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下,卻可能因政治體制不同而造成問題,甚至是惡化原有毛病,尤其是人權問題。

因此,他在1990年代閱讀到海外雜誌《傾向》所刊載的蘇珊.桑塔格文章之後,啟發相關批判意識的他,不禁為對方批判全球化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感到折服與震撼,「怎麼會有人做這樣子的一個思考呢?」

由流亡作家貝嶺和詩人孟浪等人在海外所創辦的《傾向》雜誌, 2003年為了翻譯捷克劇作家暨政治思想家、發起「七七憲章」的瓦茨拉夫.哈維爾相關著作,而在台轉型、成立了傾向出版社,透過翻譯向中國內部輸入西方人文思想,啟蒙了不少有志青年,包括聞海本人。

「國家提高經濟的初衷是為了什麼?
最終是為了提升人的生存水平吧?
但物質資源其實已能滿足大家,很多貧窮地區卻仍有各種剝削。

聞海的紀錄片作品被部分評論者認為,是對進入全球化後的中國社會階層素描,新片《在流放地》也是他在此大主題下的凝視之一。該片除了包含表象全球地域,拍攝橫跨中國、港台、歐美、中東、印度等地的流亡者們,也記錄下這群擁有超脫當時社會狹隘視野、早先察覺全球化問題並進行獨立思考與批判的人們,其思想與處境。

 在流放地》片中一幕,聞海捕捉到一身黑的艾未未走在寂寥的愛琴海灘,低頭看著地上散落的無數紅得刺眼的敘利亞難民救生衣,不知是在想自己的處境與這些難民沒什麼不同,還是單純悲天憫人,加強了製作出談論難民處境《人流》的念頭呢? 圖:在流放地》劇照,聞海導演提供

「人的生存狀況,一直是我感興趣的東西。」

先一步群眾覺察、逆社會之意孤行而被驅逐的流亡者們,究竟對自己當前的人生處境,抱持著什麼樣的想法呢?

儘管聞海並不認為自己是個流亡者,但在接觸到這群人時,他卻頗能對其處境感同身受,只因他也有類似遭遇──中國政府自2010年開始打壓自己的拍片行動,他最終只好無奈地選擇「自我放逐」到了香港。

直至今日,聞海仍為自己的處境感到忿忿不平,但隨著時間過去,他倒也覺得當前放逐的狀態,其實挺適合自己的個性,「個人有這樣(自我放逐)的傾向,事實也必須把你放在這個位置。」

正因為有這份共感,有別於以往使用傳統直接電影的手法,導演只能是「牆上的蒼蠅」,聞海首次把「自己」這個身分也放進去紀錄片中,雖然並沒有直接出現形象,但透過畫外音的介入,串連起《在流放地》的素材片段,也為這人物群像補上難能可貴的一塊拼圖。

回首拍片心路歷程

回顧聞海這些年來的創作生涯,自從為了使用高檔攝影機器與設備,而從電影圈轉行當上電視台攝影記者,儘管四年來調查深度報導多次拿下新聞獎,勇於挑戰自己的他並不感到滿足。憑藉一股年輕人的衝勁,聞海毅然決然離開電視台,並在2002年推出第一部紀錄片《軍訓營記事》後,正式成為獨立紀錄片導演,就此踏上拍攝旅途。

無論是《喧嘩的塵土》中家鄉沉溺於賭博、無視現實的麻將館群眾,或是《夢遊》裡邊緣藝術家們充滿無力感的生活,聞海皆以精準直接的鏡頭,呈現出社會底層的荒誕,讓他的作品開始受到國際影展的矚目與青睞。

2008年,記錄下欲推行政治改革、行動卻僅止於思考與寫作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我們》,讓聞海的成就更上一層樓,但此時他卻遇上創作瓶頸,更在發表以女性佛教徒生活為主題的《西方去此不遠》以後,陷入被中國政府打壓的危機中。

在自我放逐與機緣巧合下,聞海移居香港,經過一段時間沉澱後,自2016年起、短短不到三年間,不僅出版專書《放逐的凝視—見證中國獨立記錄片》,詳細完整爬梳了近代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與作品,他也陸續發表了凝視勞工運動《凶年之畔》、紀錄女性抗爭者面貌的《喊叫與耳語》,以及今年才剛製作完成、描述流亡者群像的《在流放地》這三部長篇記錄片。

同時,聞海也創立了香港的「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在港台和世界各地舉辦紀錄片影展,尤以邀請55位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放映共50部紀錄片的「決絕—1997年以來的中國獨立紀錄片影展」最為盛大與重要。

2008年,記錄下欲推行政治改革、行動卻僅止於思考與寫作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我們》,讓聞海的成就更上一層樓。影:聞海@YouTube頻道(CC BY-SA 3.0 )

今年(2019年)8月27日至9月7日、在光點台北舉辦的《在流放地的影像──聞海紀錄片展》中,放映了他至今為止七部重要的長篇紀錄片。難得舉辦了自己的回顧影展,回首過往路,聞海首先笑稱在遇上創作瓶頸後,竟過了整整七年才推出下一部片《凶年之畔》,「基本上(作品)隔這麼久,導演就算完蛋了!」

然而,這段時間的空白,並非沒有意義。

「以前在大陸拍片並不特別困難,只要有錢就可以拍。」由於最初都是記錄自己周遭發生的事務,以前的聞海並未特別思考過拍攝的主題,無可避免面臨到題材枯竭的一天。儘管他當時有個「中國黃金時代的十二張面孔」 影像計畫,打算拍攝成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其工人和工廠的面貌,但在缺人、缺錢、被政府打壓的情況下,他只拍了其中四段便宣告放棄,並陷入創作危機中。

「創作是很神祕的,當初想拍的計畫後來沒拍,但經過醞釀沉澱,卻可能可以炒成別種菜」

2011年,聞海接下王兵導演《三姊妹》紀錄片攝影任務,來到雲南一處農村跟拍了兩年,紀錄三位留守兒童如何在缺乏長輩的情況下,相依為命過活,見證中國農村破敗處境。而後2013年他移居香港,體會到何謂自由的創作空間,並對遊行抗爭和公民社會有更深的認識。聞海強調,這兩段經驗不僅讓他拓展了視野,也有了新的體悟,對他後來的創作過程帶來莫大幫助。

「農村已死,他們回不去家園了,只得繼續在城市混。」親眼見證農村僅存大量老人與小孩、收入低得讓人無法溫飽、盛行瘟疫卻無人有能力解決等情況,聞海在蹲點雲南期間,看清了中國農村衰亡破敗的現狀,顛覆他這個都市小孩過往以為的富饒印象。這讓他後來在拍攝《凶年之畔》時,能迅速進入農民工的世界,理解為何他們不敢向老闆爭取勞動權益的悲哀,並紀錄這群龐大的人們就這麼徘徊在城市邊緣,掙扎著生存。

「有時候(導演)能理解主題多深,並不單取決與你所拍的事物,有時候是因為你拍別的題材,反而才更能理解這部片的意義。」

 「我們對於被拍攝者感同身受,這是我們的強項。」聞海難掩自豪地表示。圖:劉雨婷攝

因此,對於自己的拍攝對象常被標籤為是社會邊緣者或失意者,聞海抱持著截然不同的想法:「其實我覺得他們才是主流的人群,但這群人在中國卻是被官方有意無意給遮蔽的群體。」

他不滿地指出,算上子女應有七、八億人口的農民工族群,應為全國十三億人口中的「主流」,但現實卻是,這群人只在春運新聞中曇花一現,平常的時候其相關事情都消失無蹤,彷彿這龐大的群體並不存在於這社會上一般。

「中國是個階級社會,有著圈子文化,我們並非彼此看見。」若不是自己曾在電視台工作過,得以去到各地了解第一線發生的事,聞海無奈感嘆一路生活順遂自己,或許也不會「看見」這些掙扎的人們。

然而,當時身處電視台的他,卻或多或少是帶著一種優越正義的傲慢,以俯視的角度進行拍攝,並無法真正同理拍攝對象,「總想說這些糟糕的事總輪不到自己嘛!」直到自己離開電視台的庇護,還原成獨立的個體,聞海才體會到彼此生活息息相關,其實自己與任何人都一樣,漸漸能對被拍攝者的內心感同身受。

「我比他們幸運的點,在於能透過文字或影片把這份心情表達出來。」

正是這種平等的心態,幫助聞海往後更能理解拍攝對象,就連外貌與氣質,也在不知不覺中與他們越來越像。「有朋友後來見到我,就說:『媽的聞海.你怎麼看起來像送快遞的?』」就連拍攝的工運領袖段毅和前來採訪他的記者也這麼認為,讓聞海笑說當下他真是氣急敗壞。但他正也是因為具備這樣的能力,讓他得以深入拍攝現場與人們的內心世界。

創作理念

新片《在流放地》最後,聞海以孟浪引用哈維爾的「無權力者的權力」作收,告訴人們應以真實的生活來對抗由謊言構築而成的意識形態,不僅闡釋這群流亡者後來仍持續做些什麼的根本理由,也點明了他持續創作的理念。

我會積極看待各種情況底下的人,哪怕是在這樣(艱困)的處境,他們都在做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拍攝的旅途上,聞海紀錄過許多種不同生命狀態的人,有自我覺醒、挺身而出的人,也有劃地自限、陷入膠著的人;有沉溺在自我世界的人們,也有憂國憂民卻難可及的人。但無論是哪一種人,他認為都應用正向的一面,去理解、感受他們內心深處活著的願望。

記錄了中國知識分子行動膠著狀態的《我們》,正巧在零八憲章簽署前完成並推出, 聞海認為這也恰好反映了兩方不同層次的勇氣與作為。圖:《我們》海報,聞海導演提供

「因為老拍社會荒誕黑暗的一面,肯定也有疑問是:『那怎麼大家就這麼活下去了?而且還活得不錯?』」 聞海在意的是在這樣的處境下,人們為何選擇如此行動,背後的理由。

「就是因為絕望,我們才懂希望的可貴嘛!」

聞海詩意地用「在荒涼的極權大地上,捕捉生命的印記」來形容自身創作理念,便是盡自己所能,把握當下去記錄這些努力生活的人的面貌。

「對於未來的預判,我不敢說,但當下若能做點事情,我覺得是好的。」

他以佛教《金剛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來解釋,既然過去已然逝去,未來尚未到來,當下的處境則是自己過去的因果,而自己當下的作為,又是未來的因果。人唯有把握現在,才有希望改變未來或得到回報。

儘管中國國內自由空間日漸緊縮,香港自2015年銅鑼灣事件以來似乎也朝不保夕,但聞海仍對中國的未來抱持樂觀想法,並認同活在當下、盡力做事的重要。

「哈維爾當年曾說:『活在真實中,我改變我自己,改變我周圍的人,最終讓社會發生變化。』所以,誰知道呢?」

後記

不知是黃湯下肚的功勞,抑或本就是個感性之人,聞海在專訪期間十分健談,從片中的人物拍攝細節趣事,到文化哲學理論,但最多還是在講自己的感受。為詩人許立志將工人跳樓自殺比喻成「一顆螺絲釘掉在地上」感到震撼不已,癡迷於少女工人羞澀微笑,不捨一生好事做盡卻自覺無用的中年女工……追根究柢,不過是對人十分感興趣罷了。

而訪問結束後,回到現實話題,聞海第一句便是詢問當天(8/31)香港街頭現況,而在了解已然展開警民對抗後,他當場嘆了口氣,十分擔憂前途未卜的香港。

儘管被當地朋友笑說,他並沒有見識過香港真正自由的情況,但聞海仍視香港為自由的公民社會,以及自己的抗爭遊行啟蒙之地。他笑稱,一開始自己十分迷戀參與其中的感覺,哪裡有遊行就跑去哪裡,或許可能並不知道或不認同對方抗爭訴求,但他仍舊想與他們一起挺身而出,使用公民社會中應有的權利,就像是在「在人類的文明河流岸邊走一走」

面對如今香港面連一息尚存的自由隨時可能收回,聞海自然感到惋惜與不安,但他也從中看到人性的光輝,真切體會到何謂「後生可畏」。他並未失去希望。

儘管他自稱自己只是「在香港留學的心態 」,不一定久居香港,就連是否會拍攝相關紀錄片,也沉思了一會兒才給出可能的答案。但他在閒聊到諸多香港趣事,當時眼神中的光芒,或許證明了,他並不如自己所想的那般,與香港這塊土地如此疏離。

‘轉自財團法人卓越基金會網站 2019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