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德国汉学家蒋永学(上):为什么会编辑出版台湾戒严问题文学选集

漢學家蔣永學

德文本纪念台湾解严三十周年台湾文学选集的出版,二〇一七年在欧洲出版界和学界都肯定是一个重要事件。为此记者对该书的编译者,汉学家蒋永学先生做了专访。

二〇一七年是台湾宣布解严三十周年。这对华人世界,对亚洲的社会和历史来说都是一个历史性的日期。因为“戒严”和“解严”不仅关系到台湾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且可以说“间接”促发了中国大陆民众对于共产党一党专制的质疑及八九年的事件,“直接”使得在八九年后在大陆陷于全世界的制裁时,力图摆脱孤立、积极发展经济时,借助台湾的资本成为可能。从而拯救了八九年后大陆共产党政府的孤立,以及没有在世界的制裁下经济萎缩。

毫无疑问,“戒严”和“解严”三十周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研究的历史性事件,但是让人们始料未及的是,最早在出版界、学界涉及纪念解严三十周年的却是在德国。汉学家蒋永学先生在进入二〇一七年的第一个星期,就在德国出版了关于台湾解严三十年的纪念文学选集,《戒严——台湾文学选集》。

一位学者对记者说,这本书不仅卷帙相当——四百五十页,选材全面、丰富,而且装帧考究、严肃,他相信,这本书对于希望了解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德国学者及相关人士,在今后数年中都是一本绕不过去的参考文献。为此,记者进一步特别采访了这本书的编译者蒋永学先生(Thilo Diefenbach)。

关于他什么时候决定编选这样一本文集,蒋永学先生对记者说:“我大概三四年前就决定要编辑一本台湾短篇小说集,当时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要选择什么题目作为重点。因为台湾的文学非常丰富,不只是在题材上,而且在数量都非常丰富,比如说,只是在二〇一二年大概就有四千多篇短篇小说问世,谁也看不完,那么如何能够选出最有代表性的呢?”

关于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目,他介绍说:“为此我想,代表性可能不是最合适的选在标准,因为每个文学研究者对于某个作家,或者某个作品的代表性都会有自己看法,为此我最后想到,二〇一七年是解严三十周年,我想我可以借此机会搜集一些跟解严前后,跟台湾民主化有关的文学作品和故事,但是还是有些担心,如果只是这样,书的内容可能还是有些单调,于是我又加了一些不太有政治性的小说,并且请了另外几位汉学家为这本书提供了不同内容的作品。”

对于台湾文学及戒严和解严问题在德国出版界、学界的情况,蒋永学先生说:“就我所知,关于台湾戒严时期的德文作品非常少。德文的台湾的短篇小说集有过两本。第一本是一九八二年问世,第二本是一九八六年出版。为此我们能看出来,这两本书都是在解严之前出版的,已经不能够反映现在台湾的社会和文学情况,而且反映的是台湾六、七十年代的情况。再说两本的视角都比较狭窄,第一本书翻译的基本上都是本土文学和乡土文学,第二本重点是外省作家的作品。这个现象当然和当时的政治局面有直接的关系。两本书当然到现在依然很有价值,读起来很有意思,只是它们无法让德国人了解解严以后的、现在的台湾。”

关于这本书所选内容,他介绍说,“所以我来编辑这本书,尽力介绍二十一世纪的台湾的不同方面、不同作家,里面有老的、有少的,男的、女的,偏蓝的、偏绿的,很有名的,不太有名的,本省人、外省人、汉人、客家人、原住民都有。”

为此关于内容,他进一步介绍说,“其实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因为以前那两本书完全忽视了原住民作家。题材,这本书中选的作品大多数是短篇小说,也有一些散文,有一些是用幽默描写台湾戒严时代的现象,也有一些写的非常悲观、非常黑暗。但是在我的书里第二种是比较少数的。”

在这篇采访的(下),蒋永学先生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谈了他为什么、以及如何编辑了这本书。

 (特约记者:天溢 )

自由亞洲電台/2017/1/27